拉班·扫马的事迹在欧洲文献里有很多记载，可是向来重视历史的中国，元史里面甚至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有时候，一些没什么人听说过的很冷门的书，却可能有着颠覆世界观、冲击既有常识这样的效果。《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就是这样的一本书。
我也是前两年才开始注意到这本书的，之前并没听说过它。它的作者是无名氏，就是说不知道谁写了这本书。作者的国别是伊儿汗国[62]。伊儿汗国即蒙古帝国四大汗国之一，领土包括今天伊朗、伊拉克，以及部分的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属于西亚和中亚的地区。
一个伊儿汗国人，写了这本非常薄的小书《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它真的有什么了不起吗？让我先从解题讲起。
拉班·扫马和马克这两个人是谁呢？说起来可厉害了。今天国际上研究蒙古史、元朝史的学者，常常会拿他们和马可·波罗比较。马可·波罗谁不熟悉？甚至有各种各样的奇闻趣事都是从他名下传出来的。比如中国人直到今天还在猜，说不定意大利面就是马可·波罗把我们的面条带过去才出现的；反过来意大利人会说，是马可·波罗把意大利面带到中国，才有了中国的拉面。总之马可·波罗的事迹人人皆知，他作为一个威尼斯商人从西方跋涉万里到了中国，在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见到了元朝皇帝忽必烈汗，并且在中国游历了很多地方，比如杭州。而拉班·扫马和马克这两位老兄，则被认为是逆向的马可·波罗。他们走了一条和马可·波罗恰好相反的路线，从元大都出发一直走到欧洲，不仅去了意大利，还到了法国，以及当时还属于英国领地的加斯科涅（今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地区），在那里见了英格兰国王。
于是很多历史学家就强调，拉班·扫马是历史上第一个能被确认到达欧洲的中国人。也许之前已经另有中国人到过欧洲，但是在13世纪之前并没有一个中国人的名字被记载下来可以证明这一点，直到拉班·扫马这个与马可·波罗同时代的人被载入史册。但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从来没听说过这位拉班·扫马，为什么我们不称赞他是“中国人的骄傲”“东方的马可·波罗”？在解答这个疑问之前，先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渊源。
这本书的译者是朱炳旭，该中文译本是从英译本转译过来的，原文其实是叙利亚文。原文作者的姓名已不可考，但应该就是拉班·扫马的同代人。很可能拉班·扫马本人写过一个西行日记，记录了他们的所到之处和一路见闻，用的是波斯文，然后伊儿汗国的那位作者将日记撮要翻译出来，删掉了很多内容，但也补充了一些资料，最后完成了这部叙利亚文的底本。后来这本书失传很久，直到1887年3月，叙利亚文的手抄本才被重新发现，又慢慢被翻译为各种语言。中译本以前就有过一个，是香港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罗香林[63]先生参照英译本和日译本翻译的，但那是节译本，内容不全。朱炳旭翻译的是一个比较全的中译本。
回到刚才的问题，既然早在忽必烈时代就有一个有名有姓的中国人从北京出发到达了欧洲，见过罗马教皇，也见过法兰西国王和英格兰国王，那为什么如此风光的一个大人物，我们中国人从来都不知道呢？这要从他的名字说起。
可能很多读者首先都会产生这个疑问：拉班·扫马怎么会是中国人呢？听名字就不像中国人嘛。可是，他的的确确是出生在北京的人，也在北京长大，他的家跟普通的北京人家没什么分别。但他为什么会有一个看起来很怪的名字呢？那是因为他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汉人。根据这本书译者序里的说法，拉班·扫马是畏兀儿人。畏兀儿人和我们今天说的维吾尔人发音非常近似，但两者不是一回事。畏兀儿人其实是回鹘人[64]。书中的另一个人物马克是拉班·扫马的徒弟，有人认为他们两个都是回鹘人，但译者倾向于认为拉班·扫马是畏兀儿人，马克则很可能是蒙古人。但译者的说法还有待考证，因为也有其他学者指出，马克是汪古人[65]。这些中国历史上的外族名称，在今天听来会觉得很混乱。这些外族后来有的彻底被汉化进来，也有的迁移到别的地方。比如汪古人里的一部分后来随着乃蛮部[66]西迁，进入哈萨克斯坦，成为今天哈萨克斯坦最主要的一个部族。
讲到中国历史上的外族，就必须给大家介绍一个近来的学术背景。最近几年中国学术界开始重新讨论到底什么叫作中国，或者到底什么叫作中国人。这个问题往往会牵涉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认知。举个例子，研究清朝历史的学者近年大谈新清史，这主要是由一些美国的汉学家率先提出的概念。这些美国汉学家认为中国过去对清史的研究在材料的掌握上面缺乏全面，太过关注汉文档案，忽略了满文档案，而满文档案里的很多信息是汉文档案无法覆盖的。而他们根据满文档案研究了清帝国在蒙古、西藏、新疆的统治之后，得出一个惊人结论，就是清帝国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汉人王朝。我们当然也知道它不是，但过去我们一直以为，清朝是一个汉化程度非常高的王朝，美国汉学家则指出，其实清朝是一个多民族帝国。那么在这种结论下，今天中国从清朝那里继承下来的版图，还能够被看作传统上的汉人传承吗？这其中牵涉了太多的问题。
又比如最近一两年很多人开始注意到，日本一些有名的学者像杉山正明等人，他们提出元朝也是一次外族对中国的入侵。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把金、辽、契丹、西夏等当成北方蛮夷，以宋为正统，那么到了元朝以及后来的清朝，这些王朝是游牧民族或所谓的外族建立起来的，它们在中国历史上又该怎么算呢？
这些学术界出现的挑战会带来很多问题。例如我们向来把岳飞定位为忠臣，因为他坚决抗金。但今天金早就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把岳飞和金人之间定义为民族矛盾，就似乎和我们所谓中华民族大家庭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悖论和冲突。所以说，种种这些发问都会冲击我们关于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人的认识。
回头再看拉班·扫马，我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他所属的那个部族，能不能被视为中国人？
国际上有名的蒙元史专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萧启庆教授有一本著作《九州四海风雅同》，其中提到，元朝把人分为四大民族，但其中的色目人并不是一个民族，而是元朝为统治需要设定的一个族群，这个族群包含的人种非常繁杂，其中就有汪古人。“汪古原为辽金时代居住阴山（大青山）以北之突厥语部族，为金朝扼守边墙因而得名。其人系以唐代回鹘为主体，以后又吸收沙陀及金初释放的回鹘俘虏融合而成。其文化成分‘是以北方草原文化形式为主体，融合汉族文化和西方国家其他民族文化’。汪古人多信奉景教，但因地处草原与农业地区边缘，与中原往来较密。其中原有汉文士人之存在……”就是说元朝的汪古人里出现不少士人。士人是什么意思？就是“已仕或未仕的读书人……凡接受士大夫文化的外族人士亦可视之为士人”。他们和我们传统汉人一样参加科举，也能用汉字写得一手好文章。而拉班·扫马，就是这样的一个汪古人，基本上是半汉化的汪古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到了西方，会被认为是一个中国人。
在元朝，有相当一部分汪古人作为色目人中的一种，融进了中原，是协助蒙古帝国统治整个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族群。因为包括唐兀、畏兀儿、汪古等在内的色目人有一个特点，他们长期处在游牧民族与汉人之间，接受的文化来源非常多样，懂得多种不同的语言，宗教信仰也非常复杂，于是擅长管理社会，便进入官场帮助缺乏定居生活经验的蒙古人进行统治。这些色目人在元朝时已经遍布中国，比如其中一批人就去了广西，后来广西很多姓白的人即是他们的后代。像白崇禧、白先勇父子就是，我们没有人会认为他们不是中国人。同样的，对拉班·扫马也应该用这种角度来分析。
拉班·扫马作为一个色目人，出生在北京。那时北京的民族组成相当复杂，和今天非常汉化的北京很不一样。现在有些老一辈的北京人还记得北京街头的骆驼队，北京怎么会有骆驼呢？那是因为从山西过来的商队都使用骆驼作为运输工具。而中国原本是没有骆驼的，它们是从西域或者更远的地方被带进来的，可见中国北方很早就成为一个民族混杂、文化多元的地区，这种情况在元朝达到了鼎盛。
而在外国人眼中，无论元朝的蒙古人，还是金朝人、西夏人或者辽人，都是中国人。举例为证，香港有个航空公司叫国泰航空，英文是Cathay Pacific，其中的Cathay直译过来就是“契丹”，是外国对中国的另一种称呼[67]。比如俄语里面直到今天都仍然用“契丹”（Kitan）来代表中国。因为在外国人眼里，当时占据整个华北的契丹，当然就是中国。
在萧启庆教授的另一本学术文集《内北国而外中国》里，有一篇文章叫作《蒙元支配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其中提到色目文化当中包括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与南亚文化，但它对中原文化并未产生长远影响。例如在1267年，有一位来自伊利汗国（也就是伊儿汗国）的天文地理学家给元朝朝廷敬献了一个地球仪，并带来地球三分为陆七分为水的概念，“可见元代回回专家确将广博之世界地理知识输入中原。但这些地理知识在中原却未产生广泛影响，……关于蒙古帝国西部，《地理志·西北地附录》所列不过一串地名而已，可见元人对西北所知不多。民间记载亦少新义。显然，中国人的华夏中心世界观，未因蒙元世界帝国的统治而有所改变”。又说：“当时回教世界科技水平领先欧洲，中原所受外来科技影响主要来自回教世界……但是，这些影响颇为零碎而肤浅。当时，中国天文学家虽采用回回天文仪器，却未吸收近东天文学的数学与几何学基础。”
通过萧教授讲的这些现象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中国文化以汉人为主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很难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拉班·扫马的事迹在欧洲文献里有很多记载，可是向来重视历史的中国，元史里面甚至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这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把拉班·扫马当作自己人，外界却都认为他是一个中国人。
（主讲 梁文道）
【Voyager From Xanadu还原中国的马可·波罗】
罗茂锐（Morris Rossabi），著名汉学家，中亚历史尤其是蒙元史专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纽约城市大学历史学特聘教授。
这两个从中国来的人，一个北京人一个山西人，到了波斯，在今天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朝拜景教的总坛，也觐见了景教的主教马·登哈。
我们在《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那本书里讲过拉班·扫马的故事，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拉班·扫马是谁，这个问题实际上和某种以汉族为中心的文化习性有关。举例来说，中国的少数民族都知道今年汉族是什么农历年，但是反过来问汉人，今年是藏历什么年，回历什么年，大概知道的人寥寥无几。
不过在那本书里我们并没有展开讲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的具体情况，因为隔着久远的历史，书中给出的信息放到今天已模糊难辨。但我们可以通过Voyager From Xanadu这本书来了解整个西行的过程。
Voyager From Xanadu书名的中文意思是“从仙那度来的旅行家”。仙那度是什么地方呢？这个名称其实是从马可·波罗笔下流传开的，马可·波罗把仙那度描写得太美丽、太璀璨了，仿佛天堂一般，所以它也相当于乌托邦或伊甸园的意思，至今英语里面都常常用到这个词。其实，仙那度是中文“上都”的音译，而上都就是元朝的都城[68]，位于今天北京以北、内蒙古境内的一个地方。现在那里还有元上都遗址，马可·波罗就是在元上都见到了忽必烈。元朝之所以在元大都之外同时设立元上都为首都，是因为蒙古人即使汉化程度很高，也始终保留着某些蒙古文化色彩。他们不耐暑热，又喜射猎，所以到了夏天就搬来上都避暑，在这里，他们可以按照蒙古人的习惯住毡帐和狩猎。而书中提到的那位来自仙那度的旅行家，就是第一个到达欧洲的中国人拉班·扫马。
Voyager From Xanadu的作者罗茂锐，是国际上研究蒙古史的权威。这本书的写作意图是还原拉班·扫马西行的背景，因为《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对这方面的交代是非常不完整的。如同历史上大多数旅行家的游记一样，《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的记述非常简略，今天我们若不借助注解和背景知识的说明，连读懂都困难重重，更不要说得出什么见识。而且不像马可·波罗游记那样有许多神奇的传说和关于风土人情的记载，拉班·扫马关注的只是宗教方面，他的游记看起来几乎就像一本朝圣记录。但也可能如罗茂锐猜测的，拉班·扫马本人的日记里有着更为丰富的内容，却被那位把日记翻译成叙利亚文的译者也即《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的作者，删去了大量与宗教无关的题材。因为这个译者也是一个教士的身份。Voyager From Xanadu这本书则对拉班·扫马和马克的西行记做了大量资料补充，说明了他们西行的整个背景和目的所在。
首先拉班·扫马信的是什么教呢？是所谓景教[69]。景教曾经在中国尤其是唐朝非常盛行，但主要不是在汉人而是色目人中间盛行。景教继承的是聂斯脱利派，后者在以弗所公会议之后被东罗马定为异端，受到迫害和排挤，但也因祸得福，得到了在整个世界扩充的机会。后来景教传播到中国，到处留下遗迹，从长安到泉州都有，在西亚和中亚也有非常庞大的势力。这支最早来到中国的基督宗教，在中国也发展起非常多的教士阶层，拉班·扫马从小就具有虔诚的信仰，后来干脆成为其中的一个神职人员，又吸引了一个年轻人马克跟着他一起修行。马克是山西人，同样也是一个外族人，他应该是汪古人或蒙古人或畏兀儿人，具体是哪个不能确定。
拉班·扫马和马克决心去耶路撒冷朝圣，他们的朝圣之旅，根据罗茂锐参考的其他国家的资料，是得到忽必烈的批准出去的。忽必烈本来就对外来宗教很感兴趣，他曾经嘱咐马可·波罗，让他从罗马带回一百位神父到中国传教。蒙古人本身信仰萨满教[70]，崇拜长生天[71]，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对外来宗教感兴趣？因为他们知道，要统治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疆域，里面有这么多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就得采取宗教宽容政策，同时还需要找到一种有组织的好的宗教，慢慢推崇为国家宗教，以利于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
拉班·扫马他们一路西行，一心一意去朝圣。这两个从中国来的人，一个北京人一个山西人，到了波斯，在今天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朝拜景教的总坛[72]，也觐见了景教的主教马·登哈（Mar Denha）。我们知道很多回民姓马[73]，景教里面也有很多人的名字是以“马”开头的，这个字眼有着宗教尊称的含义。他们也见到了东方教会，这个东方教会的指涉范围大致等同于景教，现在常常叫作东方亚述教会，因为其官方语言是亚兰语。亚兰语又叫作阿拉米语，这种语言是耶稣那个时代所讲的方言[74]。直到今天，景教（东方亚述教会）也没有消失，它仍然存在，只是教徒人数非常少。其中有很多集中在伊朗和伊拉克，我们不要以为那里的人都是伊斯兰教徒。
在拉班·扫马的时代，景教徒在西亚和中亚地区人数不多，但相当有势力，统治那里的蒙古人有很多是景教徒。但蒙古人的领袖可汗越来越回教化。所以在拉班·扫马的游记当中，可以看到蒙古人在打败当地回教徒、征服了那片地区之后，慢慢被同化为回教徒的过程。而在同化的过程中，原本开放的宗教政策逐渐被收紧，景教徒遭到压迫，甚至被屠杀。这种情况和中国历史也有类似，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之后，经过两三代就迅速汉化了。还有北边的金帐汗国[75]在征服俄罗斯地区之后，很快就完全以东正教为正统。这些也恰恰说明，蒙古人一旦统治了外族，若想以很少的人数维持统治的话，他们就要尽快融入当地社会。
蒙古人虽然创造了广袤的蒙古帝国，但很快就四分五裂。几个汗国之间相当独立，虽然表面上维持着形式上的礼仪和血缘上的联盟关系，实则彼此征战不断，帝国内部并不和平。比如拉班·扫马去的那个伊儿汗国，它就和旁边的察合台汗国[76]对着干。因为伊儿汗国是支持忽必烈继位的，而察合台汗国支持忽必烈的兄弟阿里不哥[77]来继承蒙古帝国大汗的位子。此外，伊儿汗国和北方的金帐汗国之间有领土纠纷，和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78]不和却又有点打不过。它虎视眈眈想把耶路撒冷圣地以及今天的以色列和黎巴嫩这些地方全部占领下来，可是又三面受敌，无力出兵，于是就想求助外援。向谁求助呢？它想到西欧，并且找到一个说服西欧与它合作的理由，就是它们都有恢复耶路撒冷圣地的意愿。但西欧信奉的是基督教，而伊儿汗国先信奉藏传佛教后改信回教，这怎么办呢？于是伊儿汗国才任命景教徒拉班·扫马作为大使出访欧洲，以表示对基督教的尊敬和钦佩，派他去罗马见教皇，还去了欧洲几个国家，见了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以及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目的是让他劝说欧洲人再来一次十字军东征，与伊儿汗国联手拿下耶路撒冷，然后耶路撒冷归欧洲，伊儿汗国接管其他地方，且保证对基督教徒友好。就这样，才有了拉班·扫马和马克的欧洲行。
Voyager From Xanadu这本书有非常多关于拉班·扫马西行的有趣细节，仔细阅读会发现，这里面有着我们以前不知道的一段历史、我们不知道的一段宗教融合的过程、我们不知道的一个蒙元，以及我们不知道的一个中国。
（主讲 梁文道）
【《1493》哥伦布对中国的影响持续至今】
查尔斯·曼恩（Charles C. Mann），美国多家媒体的特派记者和撰稿人，曾以另一部著作《1491》获美国国家学院传播奖年度最佳书籍。现定居美国马萨诸塞州安默斯特。
其实现在中国饮食里的很多作物都来自遥远的另一个半球，只是我们不知道。
谁都知道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这件事，也有好多作者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意义。《1493》这本书主要谈的是哥伦布对世界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对当今世界，其中也包括对当今中国发挥的作用。作者查尔斯·曼恩认为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世界就已经开始了全球化，即开始了包含自由贸易、自由投资和自由的人员往来在内的今天用以定义什么是全球化的种种现象，虽然当时的规模和现在不能相比。例如美洲的一些产品或矿产，当时就已经风行世界各地了。
《1493》这本书很厚，里面很多事情可能中国读者并不知道。哥伦布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按照他当初的计划，他本想发现印度，然后到中国来和中国进行贸易，没想到去了美洲大陆。不过他对美洲的发现也直接影响到了中国。比如中国历史上使用的银子就和哥伦布有关。
银子来自南美洲的玻利维亚，它是怎么被运到中国的呢？明朝后期政府实行海禁，只有几艘战舰，也没有什么海军，那么靠谁来通过对外贸易把外面的白银运到中国呢？靠的是海盗或者说渔民。海盗自明朝实行海禁之后开始纷起，比如所谓倭寇就是海盗的一种。倭寇并非都是日本人，其中有相当一批是来自福建或广东沿海的渔民，因为政府禁止他们到海上去搞贸易，他们就成了海盗。他们暂居日本，不断地在日本和中国的海岸线之间进行各种各样的贸易，后来又将贸易扩展到东南亚，尤其跟菲律宾之间贸易往来频繁。而菲律宾曾经是西班牙殖民地，还有当时中南美洲地区除了巴西之外基本也都是西班牙殖民地，西班牙人就把玻利维亚等地出产的银子带到了菲律宾。中国的海盗在菲律宾用丝绸、瓷器交换了大量的白银，运回国内海岸，再通过非法活动将这些白银卖到内地，银子就这样进入了中国。
明朝的时候，中国的经济状况出现了问题，通货膨胀严重，纸钞铜币均贬值，而银子这种贵金属代替钞币是非常有效的。明朝皇帝觉得银子是个好东西，于是睁一眼闭一眼未严管海禁，这种海上贸易就变得越来越多了。所以银子能成为中国的货币之一，靠的就是中国的海盗和渔民与菲律宾之间的贸易往来，再往上追溯则是1493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除了银子之外，番薯、辣椒、玉米等农作物也是从美洲大陆传入中国的。番薯的输入尤其是一件值得追踪的历史故事。中国原本没有番薯，也是中国的海盗和渔民在和菲律宾做生意的时候偷偷把番薯秧苗运进中国的。当时菲律宾的西班牙政府出于“专利保护”的考虑，不允许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植物被轻易带到中国，所以拒绝中国的渔民运这类物品，但番薯还是被偷偷地运进来了。当番薯逐渐流传到整个中国之后，就导致了中国社会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因为这种农作物在任何自然条件下都可以轻易生长，因此有效地遏制了饥荒的发生，反过来当饥荒没有了，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人口便开始膨胀，生产力增加，对粮食的需求也在增多。不过即便是在粮食短缺的时候，因为有番薯，这整个循环里人口的出生率和存活率仍可维持在很高的水平。所以中国的不断兴旺发达与番薯有着直接的关系，虽然番薯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今天我们在吃番薯的时候，或者在吃辣椒和玉米的时候，可能想象不到这些东西来自美洲地区，也想象不到它们是借中国海盗和渔民的手流传进来的。其实现在中国饮食里的很多作物都来自遥远的另一个半球，只是我们不知道。所以这本书在我看来好像是为中国人写的，里面那些和我们的现实生活仍发生着直接关系的历史是值得去好好了解的。现在有很多中国学生说讨厌学习历史，但这种活生生的历史难道不是非常有趣吗？
（主讲 杜平）
【ROME：Day One古罗马有建国日吗？】
安德雷亚·卡兰第尼（Andrea Carandini，1937— ），意大利考古学家。
罗马确实是在准确的一天里成立的，这一天很可能是4月21日。
近年有一套卷帙浩繁的历史著作非常受欢迎，很多人都在看，这套书就是《罗马人的故事》，作者是日本作家盐野七生。盐野七生算不上专业的历史学家，但她写出了一本又一本《罗马人的故事》，奇特的是，这套书在各地的图书市场上都很畅销，一时间很多人开始对罗马的历史感到好奇。
盐野七生的书已经有太多人看、太多人说了，但有另一些关于罗马历史的好书因为没有被翻译成中文，所以大家不容易读到。比如这本ROME：Day One就是，不要说翻译成中文了，作者意大利考古学家安德雷亚·卡兰第尼的著作之前也从来没有过英译本，这本是在2011年才被翻译成英文的。尽管如此，他在整个罗马考古学界里却是非常有名的，知名度甚至超出了考古学的圈子，连大众传媒都报道过他。
为什么媒体要报道他呢？理由可以从这本书的书名讲起。ROME：Day One这个书名译成中文是《罗马：第一天》，透过书名，就能看出他做了一件多么有意思但又多么有争议的事情。
有一句谚语：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意思是说像罗马这么辉煌的城市，不可能一天建成。罗马过去叫作“永恒之城”，哪怕今天古罗马城只留下一些废墟，但你站在它的面前，仍会感到震撼，无法想象在上古世界时这座城市的壮丽达到了何等规模。还有另外一句谚语：条条大路通罗马，从中同样可见古罗马人在建筑工程上出类拔萃的天分和能力。
这样一座漂亮的永恒之城，当然不可能是一天建成的。但是安德雷亚·卡兰第尼却要告诉我们，罗马确实是一天建成的。当然，这么讲是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并不是说万神殿[79]、角斗场[80]等一大片建筑是一天建成的，而是说古罗马这个城市有它正式宣布成立的那一天。可是这个说法听上去也很奇怪，因为像古罗马这么一个古老的国家，历史学家都不会说它是哪一天建成的，而一般认为它大约形成于公元前800—前500年之间。这就类似我们的周朝，很难说周朝是哪一天建立的，人们倾向于认为那是一个慢慢形成的过程。像这种上古国家都是如此，没有学者会给出一个准确的成立日期和地点，好像真有一个领袖站出来宣布罗马今天成立了似的。不是这样的。
但安德雷亚·卡兰第尼却做了一个相当大胆的宣称，他居然认为罗马是在公元前750年4月21日这一天建立的。当然他很快补充说，这个日期可以争议，成立年份也可能是在公元前753年、公元前758年、公元前775年或公元前675年，但重点是罗马确实是在准确的一天里成立的，这一天很可能是4月21日。他是怎么晓得的呢？
二三十年前，安德雷亚·卡兰第尼曾率领一支考古队在今天罗马的帕拉蒂尼山挖掘到一段古城墙，他也是因为这件事出的名。帕拉蒂尼山是公认的古罗马起源地之一，而挖出的这段古城墙上面刻有名字，叫作罗穆路斯城墙。罗穆路斯（Romulus）就是传说中古罗马的建国者，他和他的兄弟勒莫斯（Remus）两人是被一头母狼用狼奶养大的。这两兄弟长大之后各有势力，最初他们联合在一起，后来却互相残杀。最终罗穆路斯赢了，成了古罗马的创建人。
安德雷亚·卡兰第尼认为他挖到的这段城墙是罗穆路斯当年修建的第一座城墙。在这段城墙的下面，他还发现一个少女的遗骸，并认为这个少女充当了一场神圣仪式的活人献祭。在上古时代的敬神仪式上，通常会以活人作为牺牲品。此外他又找到五六处同时期的考古遗迹，于是把它们关联起来，得出结论说曾有那么一天，作为历史真实人物的罗穆路斯举行了一连串仪式，把罗马的几个部落联合起来建立了一个城邦共同体。而这一天，就是罗马成立的第一天。
ROME：Day One这本书里并没有多少学术引注，中间还插入了大量的假想和作者自己的推断，并不能算严格的学术著作。所以很多学者认为安德雷亚·卡兰第尼的发现很不靠谱。尽管也有学者认为他的发现给出了事实依据，但那些事实能否串联起来形成这个罗马建成日的学说呢？这就是一个问题。
这本书存在很大争议，但也非常有趣，一看无妨。只是不能全信。看完之后你还可以告诉别人，罗马其实是一天建成的。
（主讲 梁文道）
【Caesar最好的恺撒传记】
梅耶（Christian Meier），生于1929年，德国慕尼黑大学古代历史学教授，欧洲研究古罗马后期历史的权威学者。另著有《古希腊政治的起源》等。
尽管罗马共和国的晚期其实是法律最完善也最讲法治的时期，它还是没能免于灭亡。
公元前49年1月1日，有一支军队来到古罗马城附近，他们面前有一条小河，几乎走路就能涉过。可是过了这条小河之后，历史将发生巨变，于是这支军队停下来，考虑要不要继续前进。这时军队的统帅一咬牙，他下定决心，挥军过河直入罗马。
这就是史上著名的恺撒渡过卢比孔河事件[81]。而渡过卢比孔河（cross the Rubicon），已经变成英语里面的一句常用谚语，用来表示做出一个无可挽回的重大决定。
恺撒之所以渡河攻入罗马，发动这场军事政变，是因为他觉得罗马的元老院待他不公，让他尊严受损。从他渡河这一天起，罗马共和国的历史便结束了，从此罗马进入了一个帝国时代。虽然严格来讲，这时罗马帝国还没有正式成立，但历史公认至少已是诞生前期。
恺撒也因这次行动，成为罗马历史上有名的独裁者。后来皇帝被简称为“Caesar”（恺撒），恺撒不再只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成为一种身份的代名词。中国人习惯于把恺撒叫作“恺撒大帝”，这个称呼其实是错的，因为恺撒终生没有做过皇帝，那时还没有皇帝头衔。恺撒最高做到dictator，就是独裁者，这个词在今天带有非常负面的色彩，但是在当时，它不完全是负面含义。
Caesar这本书很厚，尽管已经出版了三十多年，但至今仍被认为是最全面也是最好看的恺撒传记。它的作者梅耶，是德国古典学界一位赫赫有名的大师级人物。不过要知道，在三十多年前梅耶写下这本书的时候，历史学界已将写伟人传记看作过时之事。学者开始认为一个人物无论再怎么伟大，也不会像我们过去以为的那样真能改变世界的历史进程，于是更加关注底层社会、经济结构这些更为深层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梅耶教授写作的这本书，恰恰是要从一个下层的经济结构推出一个上层的政治状态，由此再来归结恺撒的历史地位。
Caesar首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说恺撒是罗马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以往人们在谈起伟大历史人物的时候，总是充满溢美之词，欧洲从文艺复兴开始，就不断有人吹捧恺撒，几乎将他描述为一个全能的人：在战场上是无敌的统帅；对待百姓非常慷慨又宽宏大量；与朋友相处很讲义气；面对敌人非常无情，但有时也会赦免他们。同时恺撒又文采斐然，写出了西方经典历史著作《高卢战记》；还是了不起的政治家；也是让无数贵族妇女心碎的伟大情人，似乎各种男人该有的优良素质都集于恺撒一身。后来干脆有女作家说，光是读恺撒的书，就觉得爱上这个人了。
可是，读完这本梅耶教授的恺撒传记之后你会发现，恺撒并没有那么伟大。比如梅耶考证出来，恺撒所谓的善待百姓，绝大多数都是装出来的。他所谓要改善百姓生活，为此不惜跟元老院翻脸，也是假的。他其实是一个不断追求个人权力的自私的人。但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仍然重要呢？梅耶教授通过研究恺撒及其时代，在书里归结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作“没有出路的危机”。我认为这是一个今天哪怕我们不关心罗马历史也应该去了解的重要观念。
“没有出路的危机”是何意？它指出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宪政共和国之所以到了恺撒这里忽然中断，是因为它本就摇摇欲坠了。为什么会摇摇欲坠呢？作者总结了几点，简单来讲是这样的：
第一，罗马原来只是一个小城邦，后来它不断地成长，可是它的政治架构始终是一个针对城邦规模的设计。比如罗马的元老院，有资格进入元老院的人一直是少数贵族，这就很容易形成少数精英长期垄断政治与经济的局面。到后来，这个不断在扩张的国家，其规模就变得和原来的政治结构很不匹配。
第二，当城邦变成世界帝国的时候，就越来越需要百姓为其做事，比如需要很多士兵去打仗。可是国家能给予百姓的回报非常少，显得很不公平。
第三，当有越来越多的人想往社会高处爬时，这个国家也日益腐败，贿选日益严重。
结果，尽管罗马共和国的晚期其实是法律最完善也最讲法治的时期，它还是没能免于灭亡。
（主讲 梁文道）
【《哈德良回忆录》罗马帝国五贤帝之一的虚拟回忆录】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1903—1987），法国作家，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成长于法国，后来的大部分岁月都在异国度过，晚年定居于美国东北岸荒山岛。1980年被选为法兰西学术院成立以来的第一位女院士。另著有《苦炼》等。
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试图从每个人身上获得一些不属于他的特殊美德，却疏于耕耘他所拥有的品行。
罗马帝国的历史很长，里面出现过很多有名的暴君，如卡里古拉[82]，还有尼禄[83]。但是也出过一些非常有名的贤人皇帝，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史称“五贤帝”[84]的五位前后接续当政的皇帝。
“五贤帝”里面排中间的，也被认为带来了罗马鼎盛时期的那位皇帝，是哈德良。今天去罗马的游客还在游览他留下的遗址，比如现在的万神殿就是哈德良大帝在任时重建的，罗马这座城市至今仍在靠他留下的财产赚钱。英国还有一个哈德良长城[85]，虽然比不上我们的万里长城雄伟，但在西方世界已经很了不起。这道哈德良长城把整个不列颠岛正好切成两半，虽不是严格处在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分界线上，但距离非常接近，所以历史上一直有人认为哈德良长城其实就是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分界。
由于后人还能看到哈德良皇帝留下的种种遗迹，那么关于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一直以来都在引起人们的许多遐想。在这个背景下，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女作家就为他写了一本虚构的回忆录，叫作《哈德良回忆录》。这位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出生于比利时，一直用法语写作，而且她还是第一位入选法兰西学术院的女作家，这个法兰西学术院[86]是一所掌管着法兰西语言纯正性的著名机构。很多人评价尤瑟纳尔的文风与一般女作家不同，比如这本《哈德良回忆录》，它写得那么美，却是一种非常阳刚、非常思辨的少有女性气质的美。
《哈德良回忆录》是作者模拟哈德良的口吻，想象这位皇帝死前在病榻上如何回忆自己的一生，并把它写下来留给他指定的一个隔代继承人马可·奥勒留，为了向当时才十几岁的马可·奥勒留传授治国经验以及他对人生的反省。马可·奥勒留也就是我们中国读者很熟悉的一本书《沉思录》的作者。结果《哈德良回忆录》出版之后迅速红遍全球，到目前为止，光是中文译本就我所知已经有四种。其中第四种最新版本是台湾的陈太乙翻译的，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版本之一，因为把尤瑟纳尔模仿的皇帝的语气给翻译出来了。
这本书里有相当多内容是阅历丰富的哈德良皇帝对人的观察。比如作者模仿哈德良的口吻说道：“就我所能察觉到的，他人与我之间的差异实在太微不足道，最终无法算数。所以，我强迫自己的态度尽可能远离哲学家的冷酷优越和恺撒的傲慢自大。最黯淡之人亦透有微光：这个杀人犯笛子吹得有模有样；那个挥鞭将奴隶打得皮开肉绽的工头或许是个孝子；这个傻子愚笨，却跟我分享他最后一块面包。让我们学不到任何东西的人，少之又少。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试图从每个人身上获得一些不属于他的特殊美德，却疏于耕耘他所拥有的品行。”你看这段自白是不是很有趣？这个皇帝懂得以多角度看人，做事非常圆融。
历史上哈德良皇帝最广为人知的一件事是他爱上了一个美少年，在这本书里也作为重点讲到了。哈德良爱慕这个作为同性情人的美少年到了在全帝国遍地为他竖立雕像的程度，后来这个少年不幸溺水身亡，哈德良一直很心痛。
但美少年并不是我读这本书所关注的重心，我关注的是书里如何描述一个皇帝对权力和帝国的看法。在这方面，书里提到哈德良的前任皇帝图拉真大帝，就是把罗马帝国版图扩张到最大范围的那位皇帝。哈德良回忆他晚年攻打波斯，打到最后疲惫至极，“一抵达喀拉塞[87]后就走到海滩，面对波斯湾的暗潮汹涌，席地而坐。那时，他对胜利仍有把握，但是生平第一次，他深受世界之大所胁迫，并生出时不我与，处处受限之感。斗大的泪珠沿着老人布满皱纹的脸颊滚落，而人们原以为他无血无泪。首领统帅已将罗马鹰旗带至未曾探索之岸，却彻悟自己永远无法航行那片魂牵梦萦的海洋：印度，巴克特里亚[88]，让他在千里之外醉心不已的幽黯东方，对他而言，仍然徒具空名，止于梦想。不利的消息频传，迫使他在翌日即刻离开”。然后，尤瑟纳尔笔下的哈德良皇帝想：“于是，每当命运向我说不时，我便忆起某个晚上，遥远的海岸边，那个流泪的老人：或许，那是他第一次正视自己的人生。”从这段文字里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一个世界的征服者，他终于知道世界是不可征服的。
哈德良皇帝则这样提到他自己的伟大愿景，他认为，“罗马不再局限于罗马城中，它必须灭亡，或从此与半个世界旗鼓相当”。为什么呢？因为，“若蛮族终于永远地占领罗马帝国，他们将被迫采用我们某些原则方法，最后终将成我族类”。这就是一个皇帝对世界帝国的野心，罗马作为一个帝国终会消亡，但在另一个意义上，罗马帝国将是永恒的、不朽的。世人将效仿罗马，遵循罗马定下的原则，他们会永远记得罗马。直到今天，很多学者仍然会拿美国跟罗马帝国相比，比如美国的一些政治设计，就是在仿照罗马。从这个意义上讲，的确可以说罗马从未灭亡过。
（主讲 梁文道）
【《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罗马帝国最后的缩影】
斯蒂文·朗西曼（Steven Runciman，1903—2000），出生于贵族世家，精通多国语言，英国著名拜占庭史、中世纪史专家。另著有《十字军史》等。
为什么一个逝去已久的国家，后来有无数人要宣称是它的继承人，或者宣称要重建罗马呢？
也许我们不能准确说出罗马是在哪一天建成的，但是我们可以明确知道这个国家是什么时候灭亡的，那就是1453年5月29日。
假如真像意大利考古学家安德雷亚·卡兰第尼所推断，公元前750年罗马政体诞生，那么这个国家在人类历史上就存在了漫长的2100多年，虽然其间也经历了很多演化。它最初是一个小城邦，后来变成共和国，再后来变成一个庞大的世界帝国，而后又分裂为两半[89]，最后再逐渐缩回成一个小城市。这个缩回去的小城市却不再是原来的那个罗马，它在今天叫作伊斯坦布尔，而在当时，它的名字叫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曾经被认为是真正的罗马，或者说是罗马的一个真正传承。
《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一本经典的历史著作，是研究东罗马帝国也即拜占庭帝国和中世纪史不能不看的一本书。作者斯蒂文·朗西曼可是一个了不得的传奇人物，他可能是最后一代传说中的英式贵族学者了。什么是英式贵族学者呢？来看一下他的生平就知道了。
斯蒂文·朗西曼的确出身贵族家庭，他的爸爸是一个子爵，同时是英国自由党的重要政治家、国会议员。他是家中次子，非常聪明，5岁时就学会了拉丁文和古希腊文，后来就读于名校伊顿公学[90]，与大文豪乔治·奥威尔是同学和挚友，然后又上了剑桥三一学院。他精通多门外语，包括俄语、保加利亚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亚美尼亚语、叙利亚语、希伯来语、格鲁吉亚语。
据说他在剑桥读书时，曾经想拜拜占庭史专家J. B. 伯里[91]为师，但J. B. 伯里已经半隐退，无意再收学生，就故意为难他，给他厚厚一沓保加利亚语文献让他编辑翻译。不料他真的完成了，令J. B. 伯里刮目相看，后来朗西曼也成为J. B. 伯里最得意的门生。20世纪30年代，朗西曼的祖父去世，朗西曼因此得到大笔遗产——这时就见出贵族学者的好处了，他们不缺钱，做学问是凭兴趣，不是为谋生；著书立说是出于爱好，不是为了版税。于是朗西曼辞去职位，开始了游学生涯，后来他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大学教过几年书，其间对十字军史产生兴趣，并成为该领域的权威。
为什么说这个朗西曼传奇呢？因为他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还为我们的末代皇帝溥仪弹奏过钢琴，为埃及国王福亚德讲解过塔罗牌，以及在伊斯坦布尔的佩拉酒店遭到过德军的流弹袭击而受伤，在拉斯维加斯的投币老虎机上中过两次彩。就是这么一个传奇般的人物，他写的《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同样是一本传奇般的书。究竟怎么个传奇，让我们从全书的开头看起：
1400年圣诞节，英王亨利四世在他位于伊森（Eltham）的行宫[92]举行了一次宴会，不仅为了庆祝佳节，更重要的是为了欢迎他的一位特殊贵客——希腊人的皇帝（有时候也被称作罗马人的皇帝）曼努埃尔二世[Manuel Ⅱ Palaiologos（Palaeologus）][93]。后者已经游历了意大利，并曾于巴黎短暂驻留。其间法王查理六世一度将卢浮宫装点一新，以款待这远道的贵宾，连索邦神学院（Sorbonne）的教授们也因能与如此博学多识的帝王会晤交流而感到欢欣不已。
但是在这位贵客离开英格兰之后，
亨利国王的大法官阿斯克的亚当（Adam of Usk）回忆道：我细细忖量，如此高贵的基督教贵族却被东方的萨拉森人逼迫得走投无路，以致要远赴西方乞援，这是多么可悲。哦，古罗马的荣耀如今何在？
所谓萨拉森人，是中世纪的西欧人对回教徒的一种统称。而这时候罗马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之后，建立了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将选址为首都的那个小城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君士坦丁堡，并打算把这里打造成新罗马。于是，人们就仿照原来的古罗马城，勉强找了七个凸起的地形代表“七丘”[94]，又找了一条小溪代表台伯河[95]，在这里建起了一座宏大而华丽的都城，连行政区划都在模仿以前的罗马。而东罗马帝国也确实一度成为非常伟大的帝国。与旧罗马帝国不同的是，东罗马帝国是一个信仰基督的国家[96]，而且后来逐渐希腊化，官方语言也从拉丁文变成了希腊文，所以后来它的皇帝才会被叫作希腊人的皇帝。到了帝国的晚期，虽然其官方称号仍是“罗马帝国”，但君士坦丁堡已经完全是一座希腊人的城市了。可见这个时候罗马的内涵已经变得多么复杂。
自从过去的老罗马帝国消失之后，历史上曾经有无数人声称要重建罗马的光荣，有无数国家号称自己继承了罗马帝国。而真正能够叫作罗马帝国的传人、继承了罗马帝国法统的其实就是东罗马帝国，直至它1453年行将灭亡前夕都是这样。可是到了这个时候，整个东罗马帝国的领域只剩下一个小城市，就是君士坦丁堡。这座曾经在欧洲历史上最漂亮、最辉煌的都城荒败到只剩下十几万人口，可用兵力只有7000人，其中还包括从威尼斯和热那亚外来的雇佣军。城市有些地方由于太久无人居住，早就破落了，很多城区重新回到村落的状态，而且彼此隔离。过去的皇宫也长出荒草，只有杜鹃在上面啼叫。
在这个伟大帝国走向衰亡的最后几年里，1449年，出来主持残局的最后一任东罗马帝国皇帝，名字也叫君士坦丁。这位末代皇帝，“为人正直清廉，从未做过有辱斯文之事。在处理与其桀骜不驯的兄弟的关系时，他也表现得慷慨仁慈。在帝国臣民眼中，他也是一位亲民宽厚的君主，深受爱戴。因此，当他作为皇帝进入君士坦丁堡时，得到了首都市民发自肺腑的拥护。……君士坦丁用人并无门户之见，他的身边也的确聚集了一批能臣干吏”。
可惜的是，这时帝国已处在夕阳西下的时候，他的对手正守在城外，虎视眈眈准备进攻这座伟大的城市，那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新任苏丹，年仅19岁的穆罕默德二世[97]。穆罕默德二世的生母胡玛哈顿出身低贱，是一名土耳其奴隶，所以穆罕默德从小就经历了各种刻骨的考验。他的性格有时亲切仁慈，有时却猜忌多疑，令人难以捉摸。但是他精明强干，野心勃勃，“在科学、哲学领域颇有造诣，并且广泛涉猎了土耳其、希腊文学作品。除了母语以外，他还熟练掌握了希腊语、阿拉伯语、拉丁语、波斯语甚至希伯来语”，也是一代英主。
于是，一边是处于上升阶段且正达到鼎盛期的帝国的年轻皇帝，一边是伟大帝国走向末日之时勉强出来支撑局面的皇帝，当他们相遇交战，结果可想而知。这场1453年君士坦丁堡围城战在历史上非常有名，有大量的历史记载，而斯蒂文·朗西曼则在详细引注历史资料的同时，用漂亮的文笔像讲故事一样把整个战争过程精彩地呈现出来，其慷慨悲歌般的壮烈让你觉得好像在看电影《魔戒》。你想象一下，只有几千士兵的一座城市，如何对抗十几万人的庞大部队呢？
虽则君士坦丁堡的巨大城墙是很好的防御工事，而且海上有铁链封锁，可阻止敌军从海路侵袭，然而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居然能把奥斯曼的战舰从海里拉到岸上，再利用圆木当滑轮将战舰一直经陆路翻过一座小山拖进君士坦丁堡的内湾金角湾，于是这座城市就再也守不住了。在战斗最后，来自热那亚的将领朱斯提尼亚尼因为负伤而精神崩溃，坚持要求撤退。他从一道小门退往内城，结果使很多士兵以为失守，他们惊慌失措地争相从这道小门蜂拥出逃，导致君士坦丁堡终于被攻克。
而在这最后关头，君士坦丁大帝仍亲自带兵奋战。他手下的一个部将也即他的堂兄弟狄奥菲鲁斯，则高喊着“与其苟且偷生，毋宁以死殉国”，随即消失在混战的人潮中。“君士坦丁此刻深知，他的帝国已然覆灭，而他也不愿苟活于世。他扔掉自己的皇家纹章，与仍在左右的弗朗西斯科、达尔马塔一道，追随狄奥菲鲁斯而去。这是皇帝最后一次露面。”
随后土耳其大军屠戮无数，血流成河，他们甚至无法从遍地尸首当中辨认出哪一具是君士坦丁皇帝。破城的当晚，苏丹入城，“他策马缓缓向圣索菲亚大教堂走去。在教堂大门外，苏丹下马躬身，拾起一捧泥土，从自己头巾上撒下，以示对真主谦逊之意”。他保留了这座教堂，把教堂改建为清真寺。
从攻占君士坦丁堡这一刻开始，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就认为自己继承了罗马，成了罗马人的皇帝。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堡沦陷的消息传遍欧洲，众皆愕然，罗马就这么没有了吗？不。那时俄罗斯正在兴起，因为同样信仰东正教[98]，他们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罗马[99]。
到底谁才是罗马真正的继承人？为了这个问题，历史继续上演了几百年大大小小的征战。为什么一个逝去已久的国家，后来有无数人要宣称是它的继承人，或者宣称要重建罗马呢？这一切的答案，却都在1453年5月29日那一天，随着它最后一个皇帝消失在敌军的人潮之中，永远地被埋没了。
（主讲 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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