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怪才

    这是一个发奋成才的年代，这是一个立志享受的年代；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年代，这是一个积习深重的年代；这是一个求才若渴的年代，这是一个瓦相扯皮的年代；这是一个鼓励成名的年代，这是一个嫉贤妒能的年代。各种矛盾的力量彼此排斥义彼此掺和，彼此抗争又彼此依附，形成社会的特定的结构。

    特定？谁说特定？往往束缚人才更增加成才的欲求，压制活力反而形成更大的爆炸力。这种爆破有时是令人愕然的，甚至是叫人莫名其妙的。1981年，在美国的一个图书馆里走进了一个六十七岁的中国人。突然，在图书馆这静静的知识海洋里，这个中国人忘乎所以地大叫了一声“好！”还快活地鼓起掌来。这实在无异于在寂静的海底爆破了一枚水雷。不过他竟然没意识到自己是如何地不合时宜，也许天才往往带有疯狂的色彩？他狂喜地用目光捕捉着那么多减价出售的英文书。他的心颤栗着，激跳着，恨不得一下跳进这书堆里，去感受，去获取！这是世界人民的智慧啊，把它们拿来吧，拿来吧，买它四五百本书，运回祖国。

    回国？一个安分守己的、循规蹈矩的人，在中国是很容易生存，很容易获得友爱和安宁的。但是像林俊卿这种充满活力的、不安定的性格，是否不太合乎国情？否则他怎么从1965年起就被冷落了？这次来美国探亲，美国的朋友们在费城的一个医药中心给他搞到了房子，让他开嗓音保健所。北美保险公司东亚经济总裁积极赞助他：“他是咽音练声体系的专家……在美国，林大夫这样的人才是寻求不到的。他将造福美国社会……”国音乐博，士、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更是大力宣传他：“……我相信他的成就必定伟大，因为一个医学科学家同时具有第一流的音乐天赋是稀有的巧合。林大夫的不平凡的经验将对美国声乐界极有利。”

    林俊卿到底是干什么的？“林先生，”1946年，一位美国朋友在上海对他说，“你有三种本事：画画、歌唱和行医。我给你支付去美国的路费，介绍你到好莱坞去画画，工资很高。你唱歌和行医的钱归你自己。只要把画画赚的钱给我就行了。”

    林俊卿的画是很卖钱的。40年代宋庆龄为儿童募捐，林俊卿当场画了二十多张漫画，每张卖出几十美元呢！

    这么说，他是个怪才？

    他1940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成为医学博士。可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被当时在上海的意大利着名的音乐指挥梅伯器和男高音歌唱家莫那维他发现了：“林先生，你很有音乐才能！我们来中国，还是第一次发现一个天生的意大利声音，你一定跟我们学唱歌！”林俊卿开始向他们学习意大利传统的“咽音”练声法。为了支付昂贵的学费，他这个内科大夫在行医之余，就跟外科大夫出诊、打针，当他们手术时的助手。几年后，上海的英文报纸惊呼：

    “林大夫这样的嗓音，在我们美国是要用大标题做广告的，这是世界少有的。”他不应该剥夺世界人民欣赏其稀有天才的权利。

    他演唱后观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这一点应对他有所启发吧？

    这里所谓的有所启发，就是希望林俊卿放弃行医，改行歌唱。改行？一个医学博士干吗改行？当时他治好了一个路过中国一病不起的荷兰糖王。“糖王”拥抱着他：“当我的干儿子吧！”

    跟我到印尼去！我送你一个医院，就像给你一块糖那么容易！在那儿，火车开半天还是我的属地。

    可是那样的话，火车开半天也见不到祖国的土地了！不不，类似的事有过几次了，他哪儿也不去！把自己的事业维系在别人的权势上？抛开自己的意志去追随别人？不，他要的是充分地展现作为一个人的力量和才能，展现他同时具有的医学和声乐的才能！1953年，他被邀参加中国艺术团到苏联、波兰、德国、罗马尼亚等国演唱。在罗马尼亚的一次演出中，因为要拍电影，规定一律不能“再来一个”。但是林俊卿演唱《费加罗咏叹调》后，观众欢呼着，一次次地把帽子扔向空中。林俊卿已经谢幕四次了，五次了，六次了，剧场里的欢呼声还是像一阵阵旋风似的把帽子卷向空中。飞舞的帽子像飞舞的信片。莱比锡音乐学院还给艺术团送来一封信，说林俊卿的演唱是世界一流水平的，他的嗓子这么好，应该让他搞嗓音研究工作。

    林俊卿，周总理希望你集中力量搞嗓音研究。

    总理的一句话，就使林俊卿这个执着的医学博士决定改行搞声乐了。原来林俊卿也并不执着！不，他改行恰恰是因为执着，因为执着地想最大限度地把自己的才能尽献给祖国。而搞嗓音研究，他有着多么广阔的天地啊！文化部给他输送学生，让他成立上海声乐研究所。总理给他批了一笔钱，让他买仪器，录音机，向国外订购各种参考书……一个人想干点事，国家给你创造各种条件，这只有在中国才行啊！

    可惜啊，也正是在中国，往往太多平均主义而太少英雄主义。什么？太少英雄主义？难道我们各个时期的战斗英雄还少吗？

    可是，为什么要把英雄主义理解得这么狭窄呢？当你在人们的讥讽中搞一项试验，在人们的反对中搞一项研究时，不也同样需要英雄主义吗？

    林俊卿的练声法，是把整个人体作为乐器，用咽部形成管道共鸣，发出金属般响亮的声音，不用麦克风都能演唱。这种咽音练声法在麦克风盛行的现代音乐界，实在是一支异军了。

    “别听林俊卿那一套，他那是怪诞，是杂耍，那算什么音乐！”

    这太不公平了！我林俊卿已经六十七岁了，这次在美国搞独唱会时，大家都站起来向我鼓掌！我自己的嗓音就是我研究的证明！我的练声法也有失败的时候，但每个人都会有失败，为什么对我就这么苛求呢？我锋芒太露？我不懂礼节？我得罪了一些人？但我们是在搞学问啊！

    学问是应该可以和平共处的。难道有了电子琴就不要手风琴了？有了录音机就不要电唱机了？都是为了提高音乐水平么！不要以为承认了这家就否定了那家啊！

    “林俊卿的说法太极端！”其实，任何事业在开始时也难免有些极端。再说一个人要是一味公允，人云亦云，那就永远只能是无所作为的第二流的角色；一个国家如果缺少闯劲，缺少活力，那就很少发展的可能，生存的可能。回国去！“你留在美国吧，你六十七岁还能唱得这么好，我们给你一个乐队，给你灌唱片！”“意大利的传统发声法你发挥得这么好，真意想不到，给我们写书吧！”

    你们国内有些人崇洋思想太重，只相信外国的人才，把外国人过分地提高了！

    就是这样么！宁愿相信别人而不相信自己！自己的成果非要外国人肯定了才能得到承认！我才不信这一套呢！我要提高中国的声乐水平！我跑费城大学图书馆，戴维斯大学图书馆……每到一城，我都像学生似的一头钻进图书馆，其他地方哪儿也不认识。赴个宴会什么的，都得由朋友领着去。当年我在协和医学院上大学时，也这样。上学几年了，还不知道北京哪儿有电影院。为了学好英语，直学得把中文都忘了。50年代写书时，我只会用英文写，写完后自己再译成中文。但语气、语法都不对头，只好请傅雷给我从头至尾改一遍。搞事业，就得有一股钻劲，有一股疯劲！一股能舍弃一切的疯劲！不过，这次我在美国抄录了这么多资料，回国以后能让我发挥作用吧？怎么不能？现在是1981年，祖国不是正在渴求变革吗？快打开窗户吧！把互相制约、互相抵消的空气透出去，让互相竞赛、互相促进的空气吹进来！我相信我不会再像过去的。几年那样被冷落了。人有信仰是多么快活的事啊！《约翰.克利斯朵夫》里有一句话：“信仰只是强者有的。”而强者，只能在和各种艰难困苦的博击中生存。回国去！

    “林先生，你一定要回国，这台录音机请你收下。”“谢谢。可是对不起，录音机我没法带。我抄录了这么多资料，这就够我拿的了。”“这些资料就是你的全部行李？”“哪里！我买了好几百本书，我让图书馆给我分批寄到祖国。”“你在美国有这么多亲戚、朋友，你就什么东西都不带回去？你这个怪才真有点怪！”

    怪什么？有什么好怪的？如果要追求物质的享受，那追得上吗？人是欲望最高的动物。蚯蚓吃一辈子泥土，对它来说，天堂就是一块沃土。蚂蚁以筑巢储粮为乐，对它来说，巢居安全、食源丰富便别无他求了。而人，随着眼界的开阔，欲望不断增长，对物质的欲求是水涨船高的。不，给我以知足，给我以超脱吧！不要当物质的奴隶，而要当精神的上帝——把自己创造成为更有才能、更有活力的人！世上是有上帝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上帝！中国啊，多一些活力，多一些上帝吧！

    后路和前途有人忙死，有人闲死。有人多才，有人多心。有人只想变革，有人只想守业。有人拚死前进，有人奋力制止。力量和气量互相拉扯，才气和意气一起消耗。再加上过去政策的不稳定，再加上“文化大革命”……“林先生，不要回国了吧！再来第二次文化革命怎么办？”

    “第一，不会再有文化革命了。第二，万一还有文化革命，那么国家也就亡了，我和国家一起灭亡！”

    “你爱人在‘文化革命’中死了，你现在孤身一人，这儿又给你提供了研究的条件，你还回什么国？人家会笑你的。”

    “人家笑我，我也笑他！”

    有什么好笑的？你觉得近乎可笑的，我偏觉得近乎庄严；你们习惯成自然的，我还觉得可笑呢？美国有些事也真可笑。子女自顾自地过日子了，老人无事可干，无人说话，坐在街上晒太阳。“Hello！Hello！”他们笑着是招呼我？要是我停下来和他们攀谈两句，显然会使他们非常满意的。可我和他们素不相识，嘿，可笑。但是也真可悲！竞争带来淘汰，富足带来空虚。各个社会都有难以克服的弊病啊！像这样的老人，即使每天都能吃牛排又有什么意思呢？当然，这里科学是先进。洛杉矶附近有个地下储存室。有十二个癌症患者知道目前的医学无法挽救他们的生命时，就支付巨额美元，要求把他们冷冻起来，等科学发达到可以医治癌症时，再把他们解冻，起死回生。现在这十二个冷冻人就躺在像巨型热水瓶胆的密封容器内。

    冷冻人！我难道不也是给冷冻了十几年？我们一方面缺乏人才，一方面又冷藏人才。洛杉矶那个储存室算得了什么？我们那些年盖成了一所冷藏人才的超级储存室。1965年声乐研究所就停办了，我只好回到本行——医学。可是医院也不愿要我——我的点子太多。“你这个手指得开刀。”外科大夫们对病人说。“不用开刀，”我这个内科大夫走了过去，“我有办法！”

    在一个因循守旧的社会，一个“不安分”的人是不会受欢迎的。我这个医学博士给分到了一家基层的地段医院，1976年就让退休了。其实，退休不退休都无所谓了，我这个嗓音研究者早已被冷藏了起来，不，连这还不如。冷藏是为了以后还要用的。而我，是被冷落！

    冷落，冷落，我的学生们可没有冷落我。“啊，林先生！真没想到能在美国再见到你！请你一定到我家里住两个月吧！”汪涟欢呼着。50年代时她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因为使用嗓音过多，以致完全失声。人家喊她：“汪涟！”她也发不出一点声来。后来她到我们声乐研究所治疗、练声，嗓音完全恢复，现在还能歌唱。多好的学生！

    “林大夫，搞咽音练声在中国是个创举，而且只有你一人教，你一下子收了百十来个学生，如果练不好怎么办？”1958年，我刚办声乐研究所时，朋友们谁不为我捏——把汗？“你说的是如果练不好怎么办？我想的是怎么把学生们的嗓子练好！”

    “你有这胆子？”

    怎么没有？一个人想干点事业，就得像登山队员攀登珠穆朗玛峰，像救火队员冲上就要烧塌的楼房那样义无返顾！再说我是有方法的，咽音练声法既能治疗声带职业病，又能练好嗓子，使音色灿烂而致远力很强。这是三百年来意大利形成的，我不过使之更有科学根据，更为简明有效。如果唱歌只是以自己的固有的声音来唱，那是在花费自己的本钱；如果能用咽音法来唱，那就是花利息了。有些演员为什么唱坏了嗓子？就是因为方法不对，只花本钱，结果像个荡尽家产的穷光蛋！

    西藏歌舞团的歌手史贤文在50年代就是把本钱荡尽了，说话都成了“猫音”。到我们研究所练了一年半后，她到团里汇报演唱。唱了意大利歌剧、西藏民歌甚至梆子戏，什么都唱了，台下还在喊：“再来一个！”再来了八次，还不行！她会唱的歌、曲都唱遍了，当然还有练声曲，但那不能唱，那只是练声用的。可是：“再来一个！”干脆，把练声曲也唱了！史贤文一直唱到现在！1978年她还去北欧五国巡回演唱呢，啊，“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这是对演员的最大的报偿。我们声乐研究所出去的学生获得了多么丰厚的报偿啊！马玉涛、张映哲、胡松华、罗荣钜、郭颂、董振厚、贾博熙……那回戏曲学校的学员们处于变声期，怕他们倒嗓，我用咽音法给他们练声，他们都闯过了变声这一关。我去了杭州屏风山休养了。因为，嘿嘿，成了先进工作者了。

    “先进，别听他吹！林俊卿只会把人的嗓子练坏！”是有练坏的时候，但更有练好的时候。退一步说，即使我只有一次成功，也应该探讨一下成功的原因吧？也应该从偶然性中找找规律性的东西吧？至少，应该赞成我继续研究下去吧？可是这也不行！

    人们迫于舆论的压力只能偷偷地找我练嗓。中国这么大，为什么只能有一种学派、一种体系呢？如果这样，生活就会像打呵欠一样地乏味了。打呵欠的人多了，慷慨激昂的人就成了怪癖，就陷于孤立。不过，人是可以经受任何责难的，只要他坚信自己是对的，他的精神便是一个不受责难的自由王国。他的精神依然可以扩张开去，延续下去。这些年，多少演员瞒着单位来跟我练声！江苏一位女演员嗓子坏了，单位叫她到上海治声带，她则天天来找我练声，但为了瞒住单位，又天天上医院看病，回去好交账啊！

    一成不变的习惯势力，搞得来找我的人都像搞地下工作似的！我们中国人，有勇气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下冲锋陷阵，为什么不能在流言蜚语、习惯势力下挺身而出呢？我们习惯于统一、服从、不突出、不冒尖，我们的个性呢？我们的创造性、进取心呢？我们的活力呢？我们多少建筑是大同小异的，我们多少服装是大同小异的，我们多少文章是大同小异的，我们多少思想方式是大同小异的。人云亦云成为美德，唯唯诺诺受到宠爱。把开拓视为灾难，把勇气视为笑柄。从来科学的发明，社会的变革，都是由一些敢于幻想、敢于设想、敢于破坏也敢于建设的人带头去闯的。一个积极的社会，应该使人都成为积极的人一积极地设计自己，积极地设计社会，积极地写信……写信？是的，写信！80年代文化部的桌上，堆着一大叠要求恢复声乐研究所的群众来信。人民表达自己的愿望，即使是声乐领域的一个小小的愿望，也只有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的今天啊！1978年中国音协让我到北京讲课。“林大夫，你的胃出血，总得等排除了胃癌的可能后再上京么”“一边讲课一边再检查么！”如果真是胃癌，我更得抓紧时间讲课了！虽然我没有单位，没有明确的身份，但我等这一天，等了十几年啊！我到中央乐团、中央民族乐团、总政歌舞团、空政歌舞团、中央广播电台合唱团……然后又去沈阳、青岛讲课。“林大夫，我来给您印讲义吧！您给我练好了嗓子，我不知怎么感谢您才好，印讲义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您在全国有多少学生？有多少学生我就给您印多少份！”我有多少学生？多少学生？四川、河南、湖北、南京、西安、武汉都请我去讲课呢！甚至我的学生也在教咽音法了。中央乐团花腔女高音孙家馨因为年龄增长，嗓音有些衰退。前些年就是悄悄跟我的一个学生练嗓的。1978年我在京讲课时，每天早上七点到八点给她上课。三个月后她开独唱音乐会。“孙家馨的高音洪亮了，低音通畅了。林俊卿好像还有点道理？”

    嘿嘿，好像有点道理？音乐学院有些同志向我要了三十本讲义，也在暗中练咽音了。偏见和冷落，只能影响但不能阻挡一种学派的流传，更不能左右它的存亡。练吧！学吧！不管是反对过我的，或是还持有怀疑态度的，只要现在愿意学，我都愿意教！

    不不，我这么说也做不到！前几天一个美国青年找我：“林先生，你都六十七岁了，还唱得这么好！你留在美国吧。我第一个找你学习。我要把我现在支付给大歌剧院音乐老师的丰厚的工资全部给你！”

    不不，对不起，我不能留在美国。“林先生，你回国后万一又不用你，到那时你再想来美国，可就麻烦了！”不，一个人既然下决心，就应该断掉自己的后路！凯撒带领军队进攻时，一上岸就把他所有的船都毁了。这才是大将风度！又想前进，又随时留着一条后路的人，是没有多少进攻力的。再说，我的后路，我的前途，不都在中国吗？

    2.莽牛

    不拘小节的人可能不得人心，处处小心的人可能处处得意；过于自信的人可能欲速不达，安分守己的人可能稳扎稳打。独创带来孤立，平庸带来团结；温暖造就优柔，严酷造就顽强。世上很难有完善的性格，完善的人生。没有志向的人往往一生安宁，充满活力的人往往一生艰辛。我们要搞现代化，偏偏太多平庸安分的成分，而太少顽强自信的分子。不过世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位置。我们还是各就各位吧！

    林俊卿的位置在哪儿呢？

    “请林大夫回国过境时在香港停留几星期给学生讲课。”

    香港清华书院发出了邀请。

    “到香港来吧！我来招待你，给你住房，给你汽车！”林俊卿的一位学生的学生，现在香港某公司的总经理，热切地期待着他的老师的老师的到来。

    “请林大夫到港给我们开大师班！”香港三十七名音乐工作者发出了呼吁。

    林俊卿那富有吸引力的名字，尤其是他那经久不衰的歌唱，几次出现在香港的报纸和电台上。啊，这是他唱的高难度的费加罗咏叹调：“喂！让开点，我这个万事精通的费加罗来了，我忙得不得了……这边叫我做这个，那边叫我做那个，东喊西喊，上喊下喊，到处都是费加罗，费加罗，费加罗的叫唤！”

    急什么呢？一个一个来么！我多么吃香，多么幸运！

    我多么吃香，多么幸运！一个一个来么！我先得回祖国，以后，看看你们能不能到中国来学习？

    现在文化部的负责同志很重视咽音练声法，我多么幸运！

    是啊，以前我不走运，也有我的主观原因。李凌是了解我的，他在《颠扑不灭地追求真理的林俊卿》这篇文章里，说我“一生勤奋的工作，像一头牛，有时像一条太不懂事的牛，东撞西撞，闯了许多不必要的是非”。“他只懂得莽撞地往前冲，废寝忘食地工作，他欠缺处世做人、作战筹事的经验，因之他碰到许多不称心的事情……不得人心……”

    我是得罪了不少人。“你这种唱法，一到四五十岁就唱不了了，你寿命长不了！”“你这样唱法，简直是走向死亡！”唉唉，其实我是对事不对人的，但还是伤了人啦！人家否定我的练声法，可我这种过激的说法不也在否定别人吗？我急于宣传咽音法，我讲话就没个分寸了。不过，如果我能用词准确地说话，那我就不是林俊卿了！我知道我的偏激、莽撞给我带来了多大的麻烦，但非要我改去我的莽撞，那我也不会再有莽牛般的勇气向着地狱之门冲击了——像我这样受尽嘲笑、打击、煎熬而还要搞嗓音研究，实在无异于是走向地狱之门了。不过世上所有的艰难困苦，其实都是似是而非的。只要意志大于艰难困苦，意志就能战胜艰难困苦！我知道议论我的人很多，可是人总是在议论中生活的。事情干得多的人，尤其是干得有特色的人，议论也成比例地增长。我的缺点大家尽可以议论，但是我的咽音法的成就呢？承认自己的缺点需要勇气，承认别人的长处也需要勇气。我们的学术空气、思想空气欠活跃，原因固然很多，但很重要的一条是固步自封，同行相轻。

    搞得大家怕议论，怕孤立，怕……怕什么？我就不怕！

    科学的东西本来也不是一蹴而就，一览无余的。得允许有失败，有过程。譬如气功，长期以来真假难辨。现在有关人士测出气功能发放一种受低频涨落调制的远红外电磁波，首次肯定了气功的物质性，为生命科学开辟了新的世界。所以科学是曲径通幽，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其实我的咽音练声法在十几年前就有了“又一村”了。从1957年到1960年，我出版了三本书：《歌唱发音的机能状态》、《歌唱发音不正确的原因及纠正方法》、《歌唱发音的科学基本》。这次去美国，又走访了三十五个图书馆，查阅了声乐尤其是医学的书籍。人活着，天天都应该有所收获，每个阶段都应该有一个新课题。我的兜里总是装着两张纸：一周的计划和一天的计划。或者说，一周的奋斗目标和一天的奋斗目标。我现在研究的，已远远不止是咽音法，而是健康与咽音的关系了。人要有好嗓子，得有个健康的身体；老人要保持好嗓子，还得懂得延寿的科学。回国后我还得去请教一些中医，了解一些治嗓子的药方。我有声乐和医学两种才能，这是我的王牌。我们每个人应该看清自己的特点，否则，拿着一手好牌也不会打呀！只是，要有一手好牌得下一生的工夫啊！我这次在美国探亲怎么过的？

    夸张地说，就是在这三十五个图书馆里过的！这么多书啊！每一本都是一个人一辈子的研究成果！我们为什么不把人家的智慧拿来充实自己，而要去嫉妒呢？

    在美国，我也没停止写书——“四人帮”粉碎以来，我又写了四本书了。但是怎么出版呢？曾经有一家出版社说要出我的书，可我等了一年，他们也没来，我只好把书带出国了。现在香港正在印刷我的书。可是在香港出书，我们的人民买不起啊！

    我的书是要在国内发挥作用的啊！国内还是油印我的讲义，录制我的讲课，可是我的书……我的书便是我的真理，真理是不怕见人的，所以我要继续写书，用书采说话，用书来辩论！要想突破，首先要坚持；要想防御，最好是进攻！安闲能消磨意志，搏击才能生发活力！

    现在我感到充满了活力，因为，因为祖国到了！多好啊！

    “马儿哟，你慢些走哎，慢些走哎，我要把这美丽的景色看个够，看个够……”这支歌是马玉涛唱的。她用咽音法练声，50年代在国际青年联欢节得了金质奖章呢！这是我们中国的啊！

    “林大夫，你还是回到中国来了！”“林大夫，我们都以为你不会回来的呢！”“你为什么还回来呢？”

    为什么？我有着积压了十几年的财富啊！——被潮笑的热忱，被怀疑的才智，被冷落的专长，被压抑的活力！我还有着一个六十七岁的人难以想像的健康！“林大夫，你是个退休的老人了，还——”我老什么？一个人老不老不是以年龄分的，是以精神来区分的！而我的精神，还像一个没经过坎坷的浑身是劲的青年！或者说，仍然像一条不知天高地厚的莽牛！我要把我的财富送到人民手里，我要用我的嗓音把打呵欠的人们再震一震！然后，又会得罪人？我又得经过一番“曲径通幽”？不会了。是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时代——自由的歌唱，自由的思想。马克思好像说过，一个人只有生活在自由的人们中间才会有自由。我会获得搞嗓音研究的自由的。人，只有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工作时，才能成为真正的活生生的人，才能成为一份份活力去组成一个活脱脱、水灵灵、生气勃勃、万木争荣的社会啊！

    啊，美国图书馆把我订购的第一批书寄来了！等这四五百本书都寄来了，我得逐步翻译出来，介绍给我们的人民！当然，这得在写书之余来干。真忙不过来！啊，文化部负责同志托人来看我了。是的，我还要办声乐研究所！噢哈，电台里又在放我唱的《费加罗咏叹调》：喂！让开点，我这个万事精通的费加罗来了。我忙得不得了……这边叫我做这个，那边喊我做那个，东喊西城，上喊下喊，到处都是费加罗，费加罗，费加罗的叫唤！急什么呢？

    不急不行啊！请给我让出一条路，我这个不罢休的林俊卿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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