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的呼唤

    我认识他才几天？或者说，我知道世上有他这么一个人才几天？

    列车飞驰着。树木、田野、山峰、一切，都向后闪去。惟有他的影子却执拗地固定在我的眼前。他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吧？我确实还没和他谈完呢！但是北京来的电报把我催上了北去的列车。上车前我满头大汗地给他拨电话：“喂喂！”

    “喂喂！”几天前，我看到《文汇报》上的一篇报道：《一个工程师的苦恼》。天哪，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苦恼呢？有人要攻关，有人却有权设置障碍；有人要奉献，有人却有权不让你奉献！我感觉着力的抵消和生的呼唤，我找他去！

    2.残忍的采访

    “陈祥祯同志在家吗？”

    “我就是。”他像根竹竿似的矗在我的眼前。枯黄的长脸，凹陷的大眼，黑白夹杂的头发全都竖立着，好像一丛疯长的干草似的。这没有油水的头发和他床上油腻的枕巾之间，似乎有着什么内在的联系。不过我一时还没悟过来。因为屋里那股气味——天热而不开窗造成的气味，使我顾不上初次见面的礼节，几步走到窗前推开了窗子。

    “听说你病了？”我一边插着插销。

    “病了。”他那冷漠中隐隐地有点惶恐。

    我不禁用眼睛飞快地给屋子做了一次“扫描”，一条旧被面从天花板上挂下来，徒劳地想挡住箱子杂物。一块旧木板一头搁在床上，一头搁在椅子上。板下有一只小板凳，板上放着资料、纸张、钢笔。床头的地上和床底下，都码着一袋一袋的资料。

    “你坐在小板凳上工作很累的啊！”

    “也坐不长。营养水平有限。四十几岁的人工作到十点就顶不住了。只好睡。可是一脑子都是干不完的事，所以我睡上四五小时总会醒过采。一醒脑子就开始转。我两三点钟再爬起来干，到天亮时又顶不住了，再眯一会儿。”他依然透着冷漠，我开始怀疑我贸然找他是否合乎时宜？

    “报纸写我一次，我遭到的非议就多一次。1980年10月，《文汇报》有个记者组织了一篇稿子，叫《中国有人才，只怕墙里开花墙外香》。文章中有一句提到了我。我们厂长说；陈祥祯，这篇稿子我猜是你自己写的，是你写好了叫人签个名发表的！唉，这件事搞得满城风雨，厂里还把这个记者叫去查问，搞得他压力好大！所以你可别写我。”

    “我不是非要写你。我也不是专为你而来的。我是想为你这样的中年知识分子说说话。”

    他垂着头。我从他脸上肌肉的抽动中，似乎感到了一颗心的颤动。

    他打开一袋材料——电报、通知、盖着公章的证明这一切，可以有凭有据地为他的遭遇作证。科学家的精细啊！默默的忍耐中孕育着积压多久的反抗力啊！

    我们一口气谬，了八小时，我这才想起他是个病人，而我却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他进行了疲劳轰炸似的残忍的采访。身高一米八左右的他什么也没吃啊！这时他也想起还有一个民生问题没解决：吃饭。他从什么筒里掏出一些和他的手同样枯黄的饼干。表带在他干瘪的手腕上晃荡着，晃荡着……

    3.他微笑了两三年

    “又来麻烦你们了。”陈祥祯走到镀膜组门口，“现在你们有时间吧？”他笑得那么尴尬，甚至那么痛苦！人在无求于人的时候，心情开朗，思想活跃，谈笑自如；人在有求于人的时候，心情压抑，思想拘谨，浑身不自在。陈祥祯此时为了能做出微笑这个表情，肩膀也耸起采了，背也弓起来了，思想也变形了，精神也扭曲了！

    他心里简直想哭！镀膜组的同志们尽管全力帮他干活，可是人家上班干计划里的活，午休时给他干私活，他心里好受？他成了一个干私活的人了？我国显微镜质量差，首先就是因为镜头的清晰度差。一台成本两百来元的显微镜，出口只能卖几十元！上面喊：给我质量！下面喊：给我手段！要是有测试镜头清晰度的星点板，那就有了提高质量的手段了。可是陈祥祯所在的上海光学仪器厂的有关领导，偏偏不同意把试制星点板列入计划：

    你抽空弄弄吧！

    于是陈祥祯天天中午去求人——求人家也抽点空，于是他向多少人献上了痛苦的微笑！他微笑了两三年，星点板才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的空白。“我厂需要星点板已火烧眉毛！”“我厂的星点板紧张到这种程度：把一块星点板敲成几块，分给几个工人使用！”“我厂的师傅太宝贝星点板，自己藏了起来，这样我们的星点板更不够用了！”宁波光学仪器厂根据陈祥祯传授的方法，于1979年11月试制了第一批星点板。几角钱的成本，可卖三十元一块：“陈祥祯，你给了我们一棵摇钱树啊！”

    11月份，宁波不仅是星点板试制成功的日子，也是桔子满市的日子。上海光学仪器厂的厂长在全厂三千人大会上。第一次揭示了桔子和星点板的“暖昧关系”：“有的人在外面名气很响，帮人家解决了不少问题，很卖力，在自己厂里不肯做事。他在外面为啥这样卖力？因为他吃了人家的桔子！所以把科研成果给人家了！”

    陈祥祯不过是根据厂方的合同在工作。“光仪厂”自己不愿生产星点板，等到外厂把星点板变成摇钱树了，又好像是抢了自己的生意，损伤了自己的面子。于是非要让“有的人”来承担责任，于是厂长便立于不败之地，显示着领导万能！

    学生要考试，工程师要考核，那么领导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当呢？是不是无能的人一旦有了权都可以变成万能了呢？

    不，这样的人是不能征服科学家的心的。正像歌德说的：

    对于不理解的东西你是无法占有的。

    4.风把门吹上了

    星期天清晨，我刚走到陈祥祯家的楼下，就见他一手端着一簸箕垃圾，一手拎着一只菜篮。里边六七只空瓶晃荡着。他看着我的时候，就像看着一棵树、一垛墙似的毫无表情。才过了三天，他就不认识我了！“老陈！”我笑着。

    他的眼神变得亲切起来，大概记起了长谈八小时的友谊。

    但他那亲切之中又明显地有着一种惶恐。他的身体的各个部件都开始动了起来：似乎想把簸箕放下，抑或把篮子放下？抑或转过身来陪我上他家，把那一簸箕垃圾再端回他住的五楼？

    这个知识分子！“你去买油盐酱醋吧！我今天是找你爱人。”

    他获得大赦似的走了。

    我走进他家：“你是鲍正芬同志吗？”

    啊——快吃点早饭吧！什么？吃了？唉，你看看我们这个家，就靠这一个礼拜回来收拾一次！你看看我这身衣服，我又得收拾，又得起油锅，只好什么破穿什么了！你再看我这个破包！

    我回家单程就快五十公里，一星期回家一次。我总是在厂里买点菜带回来，那菜一路上总是打翻在包里，还用什么好包？她一边说一边“啪、啪”地打着那油污的旧包，好像逼着那包表态似的。她一口气就把“家丑”逐一坦露在我的眼前，毫无陈祥祯式的惶恐。

    他们的儿子才十多岁，偏偏陈祥祯老出差。他一走，鲍正芬每星期得赶回家两三次为儿子准备饭食。菜场清晨五点半开秤，她六点十分必须离家去赶班车。所以在五点半之前，她自己梳洗完毕，再把早饭做好；然后在远远不到五点半的时候就赶到菜场排在队伍的前头，才能保证早点买好菜赶回家。儿子一个人经常不好好吃饭，所以牙跟老人一样，连肉都嚼不动。

    鲍正芬从菜场买肉丸子，还得重新剁碎了，再捏成丸子，然后再煮。有一回，她煮好一砂锅桂圆和一砂锅汤，特意放在地上最显眼的部位，然后叫醒儿子：上学前一定要打开砂锅盖，否则东西全得闷坏了。但是等她下次回家，啊，那两砂锅东西还在原地放着！甭说打开锅盖，儿子压根儿就忘了吃！再一闻，全馊了！

    儿子到底是个孩子啊。有一天晚上，他起床上厕所，砰的一下，风把门吹上了。完了！门钥匙在屋里，而且屋里的电视机还开着！爸爸出差了，妈妈离家五十公里，只有找姑妈了，她那儿还有一把钥匙。可是上姑妈家，坐车都得三十分钟。孩子穿着内衣、内裤，趿拉着拖鞋在大街上跑啊！路人奇怪地望着这个半夜长跑的孩子。一个多小时后，孩子取了钥匙又在反方向地往家跑。唉呀，电视不会坏了吧？这台电视机是爸爸、妈妈为我买的呀！他们要是知道我把自己锁在门外，该骂我了！刚才忘了叮嘱姑妈了，叫她可不能说我今晚去过！啊呀，要是电视机烧坏了，那就保不了密了！那怎么办呢？唉！跑不动了，累死了累死了。这下我又要发烧了。发烧我不怕，只要电视机别烧坏！啊啊，街上怎么没人呢？我怕呀……都是那阵风不好，怎么就把门给吹上了呢？

    5.妈妈的叮咛

    鲍正芬离家前，收拾着脏衣服、脏被单，好打成一包拎到厂里去洗——在家没时间啊！

    “妈妈要回厂了。你别忘了吃鸡蛋、肉松。（这孩子，老是一边做功课一边吃饼干就完事！）再不好好吃饭，你更没营养了，牙更要坏了！你吃饭时手要端着碗，坐直丫，别翘椅子！否则连人带碗一起摔到地上！有什么不舒服就吃药，感冒片、克感敏，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可别吃错了！发烧了就找邻居带你上医院看病。（唉，每次老陈出差孩子都要发高烧！）记住，早上起来先看看温度表，冷了穿，热了脱！哦，对了，煎荷包蛋千万别忘了关煤气！烧开水一次烧半壶，否则你冲开水时不小心水泼出来烫掉你一层皮！电视少看！语文不能光靠背，物理、化学要弄通定理。你现在读好书，以后才有出息。（唉，孩子体质太差，又实在舍不得逼他！）一个人过日子，都得靠自己了。你可不能让小朋友知道家里没人啊！否则，万一传到小偷那儿去，门给撬了怎么办？不要和小朋友吵架。人家欺负你，忍一忍就算了。你身体不行，被人打了还不是更吃亏？别以为忍耐是吃亏，其实吃亏就是便宜！（可怜的孩子！那回脖子上让人打开了一条口子！）唉，你也不争气，你要是考上了重点中学，那里都是好学生，谁也不会欺负你了！（可是我不该怪孩子啊！大人没时间管他啊！）啊呀，六点十分了！我得赶车了！”

    6.你算什么东西

    “陈祥祯，总局又让你去北京？这个电报是怎么打来的？你，不了。”

    为什么不要去？我们从国外进口了一批显微镜，质量有问题。总局要陈祥祯在1981年10月底以前赶到北京测试显微镜的镜头。我们必须测试得有凭有据，才能和外商交涉。如果测错了，岂不是丢国家的脸？领导也明知陈祥祯的测试是别人很难取代的，但就是不让他去。好像去北京是出风头似的。

    如果是为了自己，陈祥祯是不想去北京了——何必再去看领导的脸呢？何必又要扔下儿子呢？

    他一出差，一家三口分三处过，经济上的损失不去说了，他儿子因此而受到的损失能弥补吗？为了事业，他把儿子的健康、儿子的学业都搭进去了！以这样的代价却还不能换取放手工作的权利！人们啊，你们可曾想过，当中年人的精力被损耗的时候，他们的下一代—一少年人，也，柏，随同他们的父辈作出了牺牲！当我们面临着干部老化、知识老化的严重问题时，我们却还在糟踏尚未老化的、甚至新生的力量！当一个问题已经出现的时候，我们还在孕育着另一个问题！不能啊！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陈祥祯就是要去测试进口的显微镜。而且他刚巧在星点板的基础上又研制了一种叫点阵栅网的测试工具。如果说星点板可以测度显微镜镜头的成像质量，那么，点阵栅网更进了一步——可以显示出清晰范围的数据，用数据来说话。这回陈祥祯正好可以试一试这个新式武器。

    但是已经10月底了，已经11月3日了，领导就是不让他去。

    4日，总局从北京来长途电话：陈祥祯为什么还不来？

    5日，总局又来加急电报：“局几次去函、去电催陈祥祯同志来京，为何至今还未到，请他立即乘飞机采京。”

    “陈祥祯，你到了北京把这份公函交给总局：你不能代表我们单位。另外还有一份同样的公函，我们直接寄到总局。”

    难道这是监督使用？难道我们每一个人不都应该成为生活积极的参与者，成为生活的主人吗？为什么要把拚命工作的人交给这种人管呢？为什么要把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人才，交给这种人去挥霍呢？难道任意糟踏别人的能力、别人的感情才是权力的标志吗？难道这样摧残人的精神不正是破坏四化建设的行为吗？

    难道中国还不够落后吗？

    不不！不能让中国再落后下去了，也不能再让别人欺负我们了。陈祥桢用点阵栅网测出了进口的显微镜有一半是次品。真是知识就是力量啊！外商代表一看陈祥祯用点阵栅网拍的照片和显示的数据，当场承认他们是把库存的淘汰产品卖给我们了。

    他又对陈祥祯说：“这照片能不能送给我？”“对不起，我手头只有这一套。”“那让我把照片拍下来吧。”“不，拍不清楚的。”

    外商代表一下就看出这照片用了文献上还没有报道过的工具，立刻就明白了这种工具的价值。但是他不会想到这又是陈祥祯以多少痛苦的微笑换来的！不过，这下陈祥祯的单位该有所触动了吧？

    无动于衷。点阵栅网无法进一步研制、推广，陈祥祯也实在无法忍受了：“厂长，我要求调动工作。”“你算什么东西？你有啥了不起？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们不放！”

    是的，如果把陈祥祯放走，别的单位用了他，让他出成绩了，人家就会说你这个厂领导不会用人；让人才外流了。只有让陈祥祯在本单位枯死，才能证明领导的英明：你算什么东西？

    7.我还忍耐干什么

    陈祥祯躺在床上，望着繁星密布的夜空：星空多像一块巨大的星点板啊！星点板又怎么样？我还和别人一起研制了我国第一代二万倍电子显微镜、第一台电子束加工机，编译了日、俄、英、德四种文字的二十二篇文献。可是，“你算什么东西？”

    不，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由某一个人说了算的，得看你给社会创造了多少价值！厂长同志，我舍不得花精力和你对骂。你利用权势压人算不得英雄！要比的话，你把厂搞好，我把科研成果搞出来，一年以后见分晓！你敢和我竞赛吗？明天就把这层意思给你写封公开信！

    我本来一直忍着，怎么不讲理我都忍着！去年9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来函要我撰写仪器仪表方面的有关条目，公函还附了一份国务院机械工业委员会的文件，要求有关单位支持这项工作。一位厂领导又是问我：这个任务是怎么下来的？好像是我走后门似的！可我连机械工业委员会在哪都不知道！前年年底，中国科学院通过一机部发来公函，让我搞光学衍射仪。公函发来后石沉大海，我又只能干私活，终于用实验装置拍下了我试制的光学衍射仪的照片。去年8月我听说中科院向日本引进了一台光学衍射仪。二百二十万日元一台啊！这一引进，各单位都可能引进的啊！那会有多少外汇流出去！而我国本来是可以制造出来的！就是不让我们干啊！国家受多少损失都无所谓啊！

    我，也忍了。有人滥用手中的权势，我是屈服于这种权势。跟领导把关系搞得太僵了，日子实在难过啊！我的一切——工作啊，工资啊，房子呀，还不是都捏在单位领导的手里？搞僵了，领导更不让我工作了，那我活着还有什么价值？为什么我的命运，那么多人的命运要操纵在个别人的手里呢？为什么单位领导可以有这么大的权力呢？

    我怎么忍耐，厂里也不让我放手工作，那我还忍耐干什么？

    这样下去我将一事无成！你们愈是否定我生存的价值，我愈是要证明我生存的价值！这就像牛顿定律，有一个作用力，必有一个反作用力。是的，工作是我的义务，也是我的权利。我必须获，得这个权利。对了，我应该去找找《文汇报》的记者！

    8.记者访记者

    1980年10月，《文汇报》发了市政协委员顾毓泉的文章《中国有人才，只怕墙里开花墙外香》后，上海光学仪器厂打电话给记者：文章严重失实，请你来厂听取意见！

    工厂不是记者的上级，他自然可以不去。第二天，他的两条裤管被雨水打得透湿，像两层薄膜似地紧裹着双腿。当他拎着水流如注的雨伞突然出现在光仪厂会议室的门口时，会议室里的人惊奇得采了个短暂的静场……“记者同志，你们的文章说陈祥祯是光学方面屈指可数的人才，我们数给你看，我国光学方面有多少所长、教授，轮得到陈祥祯吗？”那么我们正在苦干的中年知识分子何时才数得上呢？这反而使这位记者想认识认识陈祥祯。有一天晚上八点多，他走进陈祥桢家。两人不禁都为对方感动了：啊，记者，你这么晚还来；啊，老陈，你这么晚还没做晚饭？你儿子要饿坏啦！

    快收起你的资料吧！

    终于，到1982年6月19日，《文汇报》记者积一年半的了解，在《文汇报》刊出了《一个工程师的苦恼》。

    我走进《文汇报》社。“你是写《苦恼》的记者同志？”这是一个不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叫画家作画也很难抓住特征的中年人。他和陈祥祯好像有什么相似之处。对了，肤色似曾相识，都给人营养不良的感觉；精神也似曾相识，都有一种内在的力。

    于是我才知道，《苦恼》发表后，他又到厂里去了：“厂长，听说你对人讲，他发他的，我做我的。”“我没有这个印象。”“我可是在你们厂了解了三天情况了〔你还在会上说，要弄弄清楚！这是什么意思？”“我是要弄弄清楚我们领导的问题。我准备在职代会上检查。”

    厂长转变了？

    “他既然说了检查，我首先应该相信他。所以我们关于光仪厂的第二篇报道不点名了，而且准备写上厂长有初步认识。”

    世界上有些品质是很难割裂开来的，譬如热诚和轻信。甚至某种弱点必须是具备了某种优点的人才能拥有的。《苦恼》揭开了激动人心的一幕。但第二篇报道会不会是概念化的最后一幕呢？

    9.不是最后一幕……

    我正在光仪厂“私访”。一个中年知识分子的眼睛在眼镜片后显得那么深不可测：《苦恼》给很多中年知识分子带来了希望。可是第二篇报道好像问题都解决了，还有什么可谈的？

    其实我早预料到了：用不了几天就会有第二篇报道采收场的！

    “不，请你相信，嗯，我相信……”可是我敢说问题一定能得到解决吗？

    “陈祥祯的工作老得出差，接触的人多，为他说话的人也多。如果说他是‘墙里开花墙外香’，那么我们是‘墙里不开花、墙外也不香’。不用我们啊！所以陈祥祯在我们厂里还算是幸运的！”第二个中年知识分子的眼睛里闪烁着热情：“我们厂有三百多知识分子，光工程师就有一百好几十，而且很大部分是像陈祥祯这样四十好几的中年人。”你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工资、房子！知识是有连贯性的，我们回到家谁不想继续看书、钻研？可是，唉，算了，这些还是次要的。知识分子最大的痛苦是不能把知识奉献出来！我们研制新产品需要的零件，往往拖着不给加工，新产品一搞多年，成了胡子产品，成了嫁不出去的老姑娘！我们这么多知识分子成了绑在一起的大闸蟹！想干事业的都想往外调，可是又不放我们！好像非要把我们都塞在单位里，才能说明我厂拥有多少技术力量！反正工资又不用厂长掏腰包！

    把人才当作私有财产！《文汇报》发一篇报道，解决了陈祥桢的问题，他调走了。可是我们呢？我们正当出成果的最佳年龄，眼看一年一年过去了，好像有一只催命鼓在那儿不停地敲打着，叫人心里急啊！只要信任我们，我们什么都能干！

    我不可能写下他们所讲的一切，我只想说，是使人充分发挥才能，还是使人变得无能为力，这是制度是否健全的一个标志。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最重视人的价值的，但有的人只强调一个人对社会的义务，而往往忽视了社会对个人的义务。现在，是时候了……文章写到这儿，我在北京看到了7月4日的《文汇报》发了第三篇有关的报道：《知识分子政策为何不落实——光学仪器厂压抑人才现象严重，个别领导人应纠正错误思想》。好，谁说是最后一幕？高潮刚刚开始！啊，（人民日报》7月3日也转发了有关的消息：《对压制知识分子现象不能熟视无睹》。我不禁想起了那位戴眼镜的知识分子：这第三篇、第四篇报道，你没有预料到吧？你看，多少温暖的目光正在投射到“最佳年龄”的人们身上。请你相信，是的，我相信……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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