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果他能预知未来

    他哪儿也不想去，哪儿也不如他已经住惯了的那个地方好。虽然当年他来到那儿近乎偶然，就像被风吹起又飘落的一颗种子。不过，今天他已经长成，了一棵几十年的老树，就怕连根带土的给刨出来挪窝了。

    他有多大了？六十？七十？几绺稀疏的白发徒劳地想覆盖那光透的额顶，眼睛是浑沌的——眼黑发灰而眼白呈黄红色。可是他其实才四十七岁！也许，一个人有了一个妻子、几个孩子和一份山区小学老师的工作，就是这样的？

    他那一身远远赶不上“时代新潮流”的衣服，经常受到人们的抨击：“穿这么破干什么？别财迷了！”这使他很苦恼：连穿衣都没有自由！他就愿意穿一成不变的旧制服，别人管得着吗？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喜好么！

    他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别人给他穿什么就是什么。他三岁的时候，每天都在那尼的喊声中醒来。那尼是他家专门带他的一个印尼男佣人。“明！明！”那尼轻轻地喊他。不过他知道他完全不必醒来的。因为那尼不会骂他的，那尼只会抱他，给他穿上漂亮的小衣服。他尽可以这么躺着，就是不睁开眼睛，直到他终于觉得没意思了，想上草地上玩儿了。哦，他家有那么大的花园呢！花园有两道围墙，第一道矮围墙上摆满了花盆。印尼苏拉威西岛望嘉锡市的这所房子，对于他是那么亲切又那么淡远了，使他不明白的是，归侨子女往往比他们的父母更关心他们在国外的财产，或者说，更想去获得，获得什么呢？现在一些青年，更多地考虑获取而更少地考虑付出。他们的胃口真大啊！

    一个月前他去香港探亲，带回了大彩电和录音机。归途上他想着他将给家里人带回怎样的喜悦！他想像着他们那惊喜地瞪大了的眼睛，想像着他们会喋喋不休地夸耀这些当今中国老百姓家里最时髦的玩意儿。但是怎么的，他意料中的快活，只反映在妻子一个人的身上。而孩子们觉得这些算什么？如果他同意他们申请出去，靠着他在印尼的母亲，靠着他在港的弟弟妹妹，他们能得到的岂止是一台彩电？而且，如果当年他压根儿不回国，那么他们早就什么都有了！

    如果当年他能预知未来，如果他能预知他人生路上的坎坎坷坷，他还会这么走过来吧？他还会选择这条人生道路吗？

    人的一生就是由大大小小的抉择联结而成的——小到每时每刻对意志品格的抉择，对坚强和软弱的抉择，大到在一个个人生的交叉路口的抉择。他从甘肃侨联这个十二层楼上的办公室望下去，对面又在兴建一座更高的办公大楼。当年他到兰州的时候，这儿只有两种路——水泥路（雨天路上全是水和泥）和扬灰路（刮风时路上的土全扬了起来），只有一种交通工具——马车。今年上半年他住在大饭店里开省人大会议时，发现怎么那么多的上海人、广东人、浙江人、四川人他知道，这些人的一生都是一部开发大西北的历史，都是一部甘肃发展史。

    他们在人生的交叉路口上，都作了勇敢的抉择。

    甘肃侨联的同志又问他想得怎么样了，同意不同意从山沟里调到兰州主持侨联工作？他觉得他好像什么都想了，又什么都没有想。突然，他听到了什么声音：“哪个学校在开运动会？”

    “什么，运动会？哪有什么声音？”侨联的同志们什么也没听到哇！

    “肯定有个学校在开运动会！你们听，他们在喊‘加油’！‘加油！’”他对校园声音的敏感近乎一种“特异功能”了。

    只有他才听得见的那个声音渐渐响了起来，终于响到常人也能隐约听见了。“是的，哪个学校是在开运动会！”甘肃侨联的同志无不感慨地望着他，他们明白了，他的心只是在学生身上。省侨联这个十二层楼的办公室，对他是没有吸引力的。

    他走出这幢大楼，决定立即去买回平凉的长途汽车票。离开了小学生们，他简直浑身都不舒服，简直不知道该干什么才好了！在香港探亲时，他觉得烦闷已极，只好天天送妹妹的小孩去上小学。可是一走到小学门口，他更觉得烦闷了，更想着他的山区小学了。要不是因为母亲是特意从印尼赶到香港来会他的，他就要提前回来了。他也不要求香港的亲友们理解他，因为他自己也是逐步了解自己的，是通过一次次人生的抉择才了解自己的……

    2.金戒指

    他小时候多少次地问父母：中国在哪儿？父母都说不上来。

    因为他们也是生在印尼的。有一天，他的同学拉了他就跑：

    “华明，快去看，看中国！中国在那儿。”中国怎么跑印尼来了？

    哦，新中国成立了！在这儿设立了领事馆。啊，这就是中国的国旗！有一颗、二颗、三颗、四颗、五颗星呢！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1952年，十八岁的郑华明和哥哥一起踏上了罗湖桥，又到了天津上学。

    “秧歌舞来跳法多，跳来跳去就一个，你也跳来我也跳，大家跳呀跳一跳！”华侨学生跳集体舞，跳乌克兰舞，把窝头切成片烤热后涂上家里带来的黄油，就着一人一碗的水煮西红柿白菜吃。“看你把窝头片烤成炭了！还傻吃呢！哈哈哈！”“你刚才扭秧歌老是踩错点，还傻跳呢！哈哈哈哈哈！”“同学们！”一个穿着灰色干部服的领导又来看他们了：“生活还习惯吗？”“习惯！”大伙像大合唱似的。快活的心境往往使说话像唱歌一样好听。“有什么要求吗？”“没要求！”大家“唱”得更来劲了。

    “没有困难？”“没困难！”“歌声”更高昂了。

    “不可能没困难。”那位灰色干部服的领导也笑得像个快活的学生似的，“你们在国外的生活都比这儿好得多，现在国家还困难，困难很多啊！我们只能尽可能让大家过得好一点。”

    不，郑华明觉得在这儿过得那么好呢！物质的多少并不能决定生活的好坏。其实，人一旦得到了温暖、体谅，感到了舒畅、充实，物质的东西便都在其次了，便都真正地不足道了。

    因此，当1953年大西北要人时，他连续报名三次，一次不成再报一次！“华明，去大西北苦啊！”“这有什么好怕的？我有政府呢！”

    他相信政府会给他安排好一切，所以他也把一切都托付给政府。当他和一群青年学生从天津坐火车到西安，然后从西安爬上卡车，在12月的大风天里要行驶到六百公里外的平凉的时候，他都没有感到一点畏惧——他有政府呢！

    每个人都得在人生的交叉路口进行一次次的抉择。当我们评价谁勇敢谁怯懦、谁忘我谁自私的时候，我们是否先分析一下勇敢和忘我是怎么孕育的？怯懦和自私又是怎么造成的？

    郑华明是勇敢的。他在卡车上还在引吭高歌：“我们怀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贡献出无穷的宝藏。”不过，往他的嘴里猛灌的风沙很快就把他的歌声堵塞住了。倒是一些不期的声音正此起彼伏——有人给颠得哇哇地吐了，有人裹着被子还冻得直哭。

    等他们行驶六百公里终于到了平凉，在煤油灯下一看，更是又哭又笑了——人人的脸上都冻得一块块青紫，落了一层层土，谁也不认得谁了，谁也不比别人更丑一点或是更美一点。

    大西北以它的大风沙一时吹散了、掩埋了这些青年的歌声。他们很快又面对一次抉择了——只有少数人才能留在平凉，大部分人得分到各县的山区小学。所谓平凉市，尚且只有一条土路，那么县里呢？山里呢？

    这些日子里，郑华明是显得最轻松的。他是华侨，组织上当然会照顾他留在平凉罗。不，他轻松不是因为他可以得到照顾，而是因为他不需要得到照顾。他还要带头到山区，这样分配工作不是就好做了？他觉得这确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既然能从印尼到天津、从天津到平凉，那么，他怎么就不能从平凉到山村？他回到祖国，就是为了要跟共产党走的么。他在印尼的时候就老爱唱：“……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力量，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不过父母不知道共产党到底好不好。他临行前父母特意订做了一只刻着他的名字的金戒指给他，让他在每封家信上都用这只戒指盖上图章，这样，父母才能相信这封信确实是他写的，而不是别人冒充他的笔迹向他们作宣传的。他把盖上这只金戒指印章的信一封封地寄到印尼，他的一个弟弟三个妹妹都被他说得动心了，继而又动身了——动身来到了中国。那么金戒指呢？他干脆在抗美援朝时捐献给了国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啊，你激发了多少人的信念、热情、忠贞和牺牲精神！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啊，你怎么会具有这样的力量啊！

    3.海上有路吗

    人，下决心容易，难的是实践他的决心。灵台县什字小学的一切实在是超乎了｛，九岁的郑华明的想像力了。

    这所小学其实是一座破庙。土墙、土地，一个个学生也好像都浸到土堆里蘸过了似的。郑华明一走进教室，一股搅拌着葱味、蒜味、汗味和土味的、又经过发酵酿制而成的陈年朽味，使他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但是，他立刻感到憋闷和恶心，生存的本能又使他深深地吸进一口这种怪味气体，就好像他吞下了一大口污水似的。

    水！他想喝水！水愈少愈是叫人想喝啊！这里的农民要从五六里外担一担水，来回走上两小时山路！学生们都是五六个孩子一起用半脸盆的水洗脸，而且谁也不用毛巾，就用两只手捧着水往脸上抹一抹。至于肥皂，他们连见都没见过。郑华明刚到学校用肥皂洗脸的时候，学生们远远地站着光看那肥皂了：“老师拿着块什么？”“大概是硷。”“跟硷不一样。”“兴许是洋硷，外国人用的。”“哦，洋硷！”“老师干吗要把脸洗那么干净？”“就是，我才不愿意洗干净呢！洗干净了，亲戚们就不认得我了，就该说：这是谁家的娃？”

    这些被重重高山与外界隔绝了的孩子啊！这些被贫困和落后这两座大山压迫得麻木了的孩子啊！

    和郑华明一起分配到什字小学的一个上海老师有一台收音机，这件事立刻成了全村议论的中心：“老师有一个匣子，约摸是把一个娃娃装进去了，一整天的都在那匣子里唱歌说话呢！”老师的宿舍也因此而像插秧似的站满了学生。这些腼腆的、拘泥的孩子们被这个“匣子”迷得如痴如醉，功课也不做了，让他们回教室也不回了。“谁再这么站着，不去做作业，就把谁塞进这只匣子，让他天天在里边一直唱歌！”学生们的阵脚开始乱了——你往我身后躲，我往你身后躲，然后，大家挤着叫着夺门而逃。

    这些天真的孩子，这些可怜的孩子啊！

    “郑老师，你是外国人吧？”

    “不，我是华侨。”

    “华侨？”

    “我是中国人。我爷爷在旧社会活不下去了，跑到了印尼。我呢，新中国一成立又从印尼回采了。”

    “印尼在哪儿？”

    “远了，要过一个海。”

    “海很大很大吗？”

    “大，天连水，水连天啊！”

    “那么，海上有路吗？”

    “海上没有路。”

    “不信！没有路你怎么能回来呢？”

    “我坐船。”

    “船很大吗？”

    “很大。”

    “不信！船很大，怎么能浮在水面上呢？”

    郑华明觉得他是怎么也回答不完这些问题的。孩子们知道的太少了，这使他讲课很困难。

    “同学们，看这道算术题：火车每小时开——”

    “老师！”

    “怎么了？”

    “见过火车吗？”

    “见过。”

    “你坐过火车吗？”

    “坐过。”

    这下教室里不得了了：“老师！老师！你给我们讲讲吧！什么叫火车？”“讲！讲！”

    讲吧，这一节课又不能按计划上完了，不讲吧，孩子们都在想着火车究竟是什么样的，没心思做算术题了—这些饥渴的孩子，这些好学的孩子啊！

    学生们一般都得走十几里山路来上学。星期一来的时候，每人都用一个布兜装着连皮带土的大葱、萝卜、辣椒、蒜头、馍馍，然后一口蒜一口冷馍、或是一口辣椒一口冷馍地吃上三天。

    到星期三晚上再回家取一袋干粮。学校里没灯。学生们每人用一只墨水瓶盛上煤油，又用棉花搓个芯插在瓶里点上“灯”做功课。这里因为交通不便，煤运不进来。在零下十度的教室里上课、自习，学生们的脸都冻紫了、冻裂了、破了、烂了。学生们如果没有相当的吃苦精神，早就半途辍学，回到家里的热炕上了。

    但是，他们那一张张冻坏了的小脸，凑着一个个墨水瓶做的灯，他们那一双双冻得龟裂了的手，艰难地捏住笔一个字一个字写着，好像对冻、对苦、对难，并无什么知觉似的，好像觉得上学就是应该这么冻、这么苦、这么难似的。这里一个高小毕业生有多了不起啊！哪个孩子高小毕业了，他所在的那个村就派上几个吹唢呐的，再牵上一匹马来接他回村。一路上唢呐高奏，真像办结婚喜事呢！这是喜事啊！村里有了识文断字的人了，有了可以当会计的人了！

    了不起的小学毕业生啊！尤其了不起的小学老师啊！

    一天，一个学生站在郑华明的宿舍门口，磨磨蹭蹭的，又想走，又不想走。怎么了？他眼泪都掉下来了。

    好吧，郑华明只好跟他上他的家去。郑华明不是不想去他家，他实在怕太惊动了家长——他一去，全家人都围着他转，递烟、沏茶、砸核桃的。可是他不去吧，学生家长不高兴—是不是老师不喜欢自己的娃啦？是不是自己那娃在学校不出息啦？家长只要能把老师请到家，那真觉得在全村都显着光彩呢！

    他一走进学生家的院子，就见学生家长迎了出来：“娃的校长来啦！”他不是校长，但当地农民不知道怎么才能表达他们对老师的敬重，所以管每个老师都叫校长。他一进屋，这家的院子里、窗口外就全是人。年龄大的或是胆子大的，就进屋恭恭敬敬地招呼一声：“娃的校长来啦！”——其实，他们都是借着打招呼来看看“娃的校长”的模样的。那些年轻的、胆小的就只能趴在窗口看个过瘾了：“这就是娃的校长吗？”“啊哟，那皮肤多嫩呀！”“看人家南方人，到底聪明！这么年轻就有那么多文化了！”

    当一个人深感社会的需要，深得人们的尊重，巴不得把自己的全部热能开发出来、发挥出来的时候，那么，这个人是多么幸福啊！

    幸福的郑华明啊！

    4.结结实实的爱

    郑华明怀着一种难言的甜蜜感走出了天津站。1952年他在这儿上了去西北的火车，一别十多年了，没想到天津变得快叫他不认得了——街道交叉，汽车纵横！不，不对，是他自己变得厉害了。他已经习惯了那抬头就见高山，出门就得爬坡的山村。他望着来回的汽车、自行车，不能不停下来定定神，免得哪一根神经错了位。

    他还是得快走。这儿有和他一起回国的哥哥，有步他们的后尘而来的弟弟、妹妹。如今还有回国观光的他的母亲！母亲要他立即赶来天津一见。“快走！”他对他一手拉着的三岁的儿子说。其实，儿子本来就乖乖地在走，是他自己停下来的。

    “你找谁呀？”妹妹打开了门望着他。怎么，妹妹不认得他了？难道他真变得那么厉害吗？好吧，干脆开个玩笑：我找—他说了他哥哥的名字。

    “哦，你找我哥？这位同志，你等一等，我这就找他回采。”妹妹说着就走了。

    他把儿子塞进澡盆——这儿有自来水，有充足的水，他儿子出生以来都没有这么痛痛快快地洗过澡呢！

    妹妹带着哥哥、妈妈回采了。“这位同志”怎么进屋就给孩子洗澡？又不是自己家里！怎么这样！这……这是华明？华明！

    “这么黑，这么老啊！”母亲的声音在发颤。

    “妈，我就是衣服破旧一点。”

    “你不说，你们西北的情况我也知道。”

    “我又没得病！”

    “不管怎么说，妈也不放心。你调回天津吧，大家也好有个照顾。这次妈来就是为了给你办这事。”

    “妈，我在那儿很好。”

    “你很好？那么你的孩子们呢？看你这小不点儿，那皮肤已经晒得跟你一个色儿了！你怎么不为他们想想？”

    他想起了他那山沟里的家，那间十平方米的真正的土屋——土墙、土顶、土炕。全部家当是一张小写子桌和炕上的一摞箱子。妻子也是山村小学老师，没有时间抱孩子，只好连喂奶都不抱着——怕抱过一次，孩子就老想抱了。三个孩子要都这样，他们还怎么休息、怎么工作？他们白天上班时把房门一锁，就由着孩子们在土炕上、泥地上跌打滚爬了……“好吧，”郑华明望着他那因为洗得干干净净因此都好像突然变得细嫩漂亮了的小儿子，“我回甘肃去对领导说，估计他们是不会不同意的，组织上对华侨一直是很照顾的。”

    郑华明带着儿子下了长途汽车，回到了山村，“孩子，我们到家了！”他以真正的主人的目光检查着在他走后这些天中这儿有没有什么细微的变化。这是他熟悉的土地，这是他熟悉的空气，这！这不是他熟悉的几个学生吗？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知道老师这两天回来。”“我们这两天都到这儿来等你，老没见你从长途车上下来！”“每次长途车，一到，我们总以为你会从车里走出来！”“你不来，我们只好把架子车又空着拉回去！老师，快把行李放架子车上！”

    “我们天天都想，要是郑老师突然提前回来了，那多好！”

    “我们想，郑老师一定惦着我们，说不定哪天一下就走进教室了！”

    “老师，你不在，有的同学作业不好好做，这次测验的成绩下降了！”

    “老师，你这次回来，好好给我们复习啊！”

    山区人的感情，就和那大山一样实实在在啊！

    不知怎地，他想起三年困难时期食堂里蒸的丝糕，那么松松垮垮——掺了太多的水，一拿就碎。不过，多掺点水好歹可以使胃里的空间少一些啊。有一天，他看见他的办公桌上有一把枣。同屋的老师提醒他：“郑老师，这些枣你怎么不收起来？”

    “我以为这是你的。”“不，这是你的学生趁着你不在给你送来的。你快看，他们还在院子里转来转去的，他们就是在看你有没有把枣收起来。收了，他们就高兴了。”

    郑华明抬头望望那两个“忧心忡忡”的学生，捧起了这把枣。“噢！”那两个学生突然一蹦老高地挥着手欢呼了起来，“郑老师收了！”

    郑华明怎么吃得下去？他觉得心里都饱了，被那结结实实的爱塞饱了。

    “郑老师，我爸让我把这个白面馍馍给你。”

    “不，我不饿，你们孩子不经饿，你自己留着吃啊！”

    “不，我爸说了，我们吃菜馍、树叶惯了，娃的校长是从外国回来的，不容易！我们再饿也要给你吃。”

    “孩子，快别说了！你回去代我谢谢你爸爸，这个白面馍馍我不能吃。”

    “我爸说了，我要是不把白面馍馍交给你，他非得打我。”哇！学生哭了。

    郑华明一时慌了手脚。那学生突然又记起了什么：“我爸还让我说……”

    但他哭得喘不上气，说不上话了。

    “别着急，你慢慢说。”

    “我爸还说……全国人民一起度难年么！”

    山区人民帮助他渡过了困难时期，他的孩子们因此才没有太饿着。现在，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去，他就想离开他们，甩开他们的孩子不管了，良心何在呢？他能说：同学们，我这次是采向你们告别的。你们的学习我顾不上了。他说得出这种话吗？他开得了这个口吗？

    郑华明在人生的交叉路口，又一次作了抉择：放弃柏油马路，再上崎岖山路。

    5.大打出手

    人生的艰难，就在于人不能不一次次面对着大大小小的抉择，一次次经受着精神上的纷扰和感情上的翻腾。两个孩子玩跷跷板时，平衡只是转瞬即逝的现象，人们看到的总是这头高那头低或这头低那头高的起伏。人的心绪的平衡同样也只是短暂的。一个个新的考验，一个个意志和品格的考验会排着队向你走来，恶作剧地、挑衅地看你怎么办。

    郑华明无奈地低着头，像个做错了事正在挨训的孩子。他此时是有一些内疚：他怎么可以厌烦起母亲来了？儿子不该对母亲产生这种情绪的。可是，他实在觉得，爱，也有使人烦闷的时候。母亲还在说什么？“你非要把我气死了不行？”唉，他怎么会故意气母亲？他不是一句话都没反驳么？他不是一直听着了吗？

    不过，他实际上一句也没听进去，这又骗得了谁？况且他也没想骗谁。他不想改变自己，只不过他得尊重母亲，而且也明知不能改变母亲，所以干脆一声不吭，由着母亲说去！

    母亲爱他，这是使他感激，也使他苦恼的。“四人帮”被粉碎前，他的三个妹妹一个弟弟相约离开了祖国。“一我们一起走吧！”妹妹哭了。他只好背过身去。他不走，母亲伤了神。1980年，母亲给他办好了继承财产的证明、身份证明，特地到北京给他办理出国手续。可是他和母亲之间，谁也说服不了谁，母亲白费了很多口舌，伤心地回印尼了。现在是1983年初夏了，母亲老啦，行走不便啦，可是“壮心不已”——约他到香港见面，不过这种见面是既甜蜜又苦涩的。除了母亲的天天叨叨、他的天天聆听之外，还有弟妹和众多亲朋的轮番出击。不过对母亲之外的任何人，他都用不着那么毕恭毕敬，他可以像京剧大打出手时的武将那样，身扎长靠，手舞双枪，以一当十地奋战把他团团围住的对方众将士。

    “你在香港有这么多的亲友，只要你来，哪怕你不工作，我们大家每人出一点就可以把你们一家子养起，让你们过得好好的。”“我相信你说这句话的真诚，但是，你妻子同意不同意？亲戚、朋友每个人都有妻子或是丈夫，这些妻子、丈夫都能同意？时间短了好说，一年两年呢？你们心里就不一定舒服了，怎么样？不好说了吧？”

    在这种大打出手中，郑华明毕竟不像京剧里的武将那样可以一手接住飞来的刀，一脚踢开刺来的枪，然后大喊着：“哇呀呀呀呀！”把包围他的人全部打倒。不，他也有挨刀中枪的时候。

    “如果大陆再搞运动怎么办？”

    “中国不可能再搞运动！”

    “你怎么知道？”

    “领导说的。”

    “领导说丫就靠得住？就是中央领导说的，只要明天政策一变，不定哪天又搞运动了！”

    “中国还能再搞运动？搞‘四化’都来不及呢？我们的经济这两年搞得很有起色么，你们也不是不知道。”

    “唉，其实我们有些人也想回去，就怕回去容易出来难。”

    “还没回去呢，又想出来了？”

    “那当然。只有大陆真正稳定了，真正是在搞，四化了，在香港、海外的中国人才敢回去。”我们是让搞运动搞怕了。就说你，在‘文革’中受的罪，想起来都叫人后怕！

    这一枪刺得他好疼啊！他不愿意再提“文革”，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中国人哪个家庭没有波及，哪个人没有受到伤害？哪个地方不得揪出一批？揪了再说么，没靶子也得找靶子么，否则，工作组就是右倾，工作组自己也会挨整。揪别人以保自己，踩别人以抬自己，谁调子高谁革命，谁整人多准干净；在互相践踏声中凯歌高奏，在生气荡尽后乌鸦得意！不顾人民的安危、不顾国家的兴亡，这是真正的卖国啊！郑华明当年为什么挨揪？因为他有一件从印尼带回的皮夹克！有皮夹克的当然是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当然对无产阶级有着阶级恨。郑华明庆幸他在抗美援朝时把金戒指捐献了，要不，这种从理论到理论的上纲可以把他上到哪儿去哟！“别管那套理论！”农民给他递过一袋旱烟，“你该抽就抽，该喝就喝，该吃就吃！”他是一个被罚天天担着粪来回走五十里山路的四类分子。可是农民这家那家的都给他摊大盘的鸡蛋、下喷香的辣油面条。他们自己呢？吃苞谷面！他那小学里有一个学生说了一句：你是走资派。这学生回到家里就挨他爸爸的一顿痛打。“郑老师，他爸爸把他好一顿打！你听说了吗？”学生们一个个悄悄地向他报信。他不敢讲他已经听说了，免得传出去会说他调动家长打击革命小将。再说他所感受到的一切岂是用一两句话能讲得清楚的？从那个学生挨爸爸打以后，学校里再没一个人说他一句，更没人想造他的反。当地只好让外校学生来造反了。在批斗他的会上，外校学生带头喊口号：打倒郑华明！可是怎么的？就好像一块石头扔进河里居然没有溅起水花，会场是死寂的。他抬头一看，全校学生没人举起手臂，没人呼口号！外校学生把他抬起的头又按了下去。他再一次抬起头来；他要看看他的学生们，他的亲爱的学生们……随着时间的流逝，“文革”的——切就渐渐淡忘了，惟有这些不呼口号的学生，这些摊鸡蛋的学生家长是不会淡忘的一日郑华明那浑浊的眼睛里含满了泪水，愈发显得浑浊了。他不希望让别人看到自己的眼泪，他垂下了头，一绺白发——头顶上屈指可数的几绺白发之一，飘落到他的额前了。

    “华明，看你这四十几岁的人老成这样！你革命，可是你自己的命都快革完了！真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你跟你的长辈比一比，你比他们都显老！”

    比？数学经常用“比”这个字，谁比谁多啊，谁比谁快啊。可是他有个学生叫刘丽萍，一直搞不清“比”这个字作何解释。譬如，数学题上写着火车比汽车快，那她就搞不清这是说火车快还是汽车快。刘丽萍留级了。连她父母也说这孩子就是笨。他看着这学生自习时咬着钢笔帽，对着作业本一想就是好半天。她是想学好的么！他终于发现，原来她怎么也搞不清“比”这个字之前的数字大，还是“比”这个字之后的数字大。“丽萍，你不是笨，你有不明白的，要多问啊！你以为问人家，人家更得说你笨了？好糊涂的孩子啊！如果你知道自己不会做这道题，这说明你是真动脑子了。愈是爱动脑筋的孩子愈是爱提问么！”刘丽萍的成绩上去了，刘丽萍考上中学。刘丽萍所在的这个吴家水泉小学，郑华明1979年刚调去时，是全公社成绩最差的。他组织语文老师给学生补语文。他自己连寒暑假也天天给学生补数学，到1982年十六个学校统考时，吴家水泉小学的语文、数学都得了第一。别的学校的老师不信，以为一定是把分数算错了，要求重新查看考卷，查看结果：吴家水泉小学第一！

    他完全不责怪那些要求查看考卷的老师，因为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他的学生们这么争气！他这一生教了多少个刘丽萍？值了！

    英国化学家戴维，科学界高度评价他的三项成就：电解法分离碱金属和碱土金属；确定氯是元素；发明安全灯。但是他说：

    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法拉第！戴维培养了一个法拉第，郑华明培养了一批刘丽萍。刘丽萍自然不如法拉第，但是没有刘丽萍们，哪能产生今天中国的法拉第？谁都会说中国比不上先进国家的科技水平，中国的科学、文化落后了，但是，如果在慷慨激昂地抨击一切之后，又奉行大家这样我为什么不这样的处世哲学，这不过是以愤世嫉俗来掩盖自己的软弱无力、无所作为。

    郑华明感到了一种骄傲。他吃过的苦愈多，他能承受的苦愈多，他便愈是感到骄傲！1963年底，他调到蓝家山小学，这所小学因为用水更困难，所以总共只有三个老师。打井吧，没这项款。但是，要扩大教育先得打井。每天课后他带着两个老师打井。打到一丈深以后，从井口往下看去，黑咕窿咚的，别人不敢下了，他下，他双脚踩着井壁，一脚踏稳后，再用另一只脚在井壁上找着踏脚处，他的腿抖动着，每下一级都抖动着，愈往下抖得愈厉害！他也怕呀！他的惧怕也未必亚于井上的人们。但是他再不下，这口井就打不成了！所以在下和不下之间，他只能有一种抉择：下。等到他从井下上来时，身体总是在抖动。“郑校长，看你冷的！”“是冷。”他说。他不愿意让人知道他抖动不是因为冷的，是因为怕的。一丈、两丈、三丈、四丈、五丈。他在井底干活时间一久就眼睛发黑，不能不干一会儿就抬起头看看天空。天空是圆的，和井口一样大。他是不是在“坐井观天”？他是不是眼睛里只剩下这口井了？他1952年回国时的缤纷的理想，现在确乎好像就化成了这一口井了。他现在的最大的心愿就是打出这一口井！他好像已经很少幻想色彩了。他是不是变得和这个黄土高原上的老农一样务实了？但是，当井里终于涌出水来，当学生们不管这刚涌上的水中还混着那么多的泥沙舀起来就喝的时候，他立时又充满了那么多的幻想——他要把这个小学扩充到多少学生，他要拆掉这个作校舍的破庙，他要带着师生学打炕席，赚了钱好打课桌椅，他要用井水种菜、种西红柿……蓝家山小学终于办成了它所在学区的八个学校中最好的学校。

    这是郑华明的骄傲！

    值得骄傲的郑华明啊！

    力量属于坚持到底的人。

    郑华明是有力量的！

    他终于也像京剧中大打出手的武将一样，把守势转为攻势，对那些50年代从香港回到内地，近些年又从内地回到香港的亲友说：“你们也回内地吧！”

    “唉，算啦，我来了香港就不回内地啦！好马不吃回头草啊！”

    “我才是不吃回头草呢！我回国后就不再出去了！”郑华明近乎调皮地笑了。

    酸甜苦辣郑华明笑了。人生是充满了痛苦和欢乐，充满了困难和胜利的。躲避痛苦，也躲开了真正的欢乐；躲避困难，也躲开了真正的胜利。每个人都会走完他的人生，但是有多少人能真正尝到人生酸甜苦辣的各种滋味。

    他想笑。但是他觉得一个人在路上走着独自微笑，给熟人看见了可不好意思！兰州街头他的熟人多了。他大半不认识、不记得他们了——他们是他的学生啊。他印象里的他们永远是他教他们时的样子，永远是山区的小学生，永远不会长大的。可是，他教的第一批小学生最小的也有二十七岁了！在商店里、在长途汽车上、在泾川、在乎凉、在兰州，随时都可能有个“不认识”的青年突然喊他：“郑老师！”1982年，他住在兰州饭店开省归侨侨眷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兰州日报》上公布了先进工作者的名单。报纸一出，十几个年轻人不约而同地找到他住的房间，而郑华明一开门，几乎每次总是问：“同志，你找谁？”他们总是说：“郑老师，你怎么不认得我了？”他们每个人都认为小时候郑老师那么爱自己的，这下突然见到他们一定会那么高兴的。可是，他们都忘了，他们的郑老师又不是光教他们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个班。郑老师这三十来年教过多少学生？再说，他们长个儿啦，长学问啦，长经验啦，长见识啦，而他们的郑老师已经未老先衰，已经有些老眼昏花了。他们觉得他们本是山沟沟里的孩子，现在能在城里干着这样那样的工作，这多亏了他们的郑老师！他们永远都记着他们的郑老师。可是他们不明白，他们的郑老师只能记着他的学生——他教过的全体小学生的总和以及他今后要教的所有的小学生。

    “老师，我是你的学生呀！”

    他们一个个站在门口都这样说。

    啊，是他的学生！他有这么大的学生？他有这么多的学生！还有这么多的苹果呀、糖果呀！嗳，他的床上怎么摆满了礼物？这是什么？“兰州大学”的校徽？哦，这个小学生成大学生了！

    都成大学生了！这些孩子刚上小学时，又认真又死板，以为小学老师是无所不知的天下最了不起的人，一切照搬老师说的、老师写的，就连写字也是老师先写哪一笔，他们也先写哪一笔。

    老师要是字体是歪的，他的字体也都是歪的。全班学生的笔迹和班主任的笔迹都差不多，简直像是用复印机复印的。郑华明前的一个老师唱什么歌都跑调，不管什么歌经他一唱，都变成一个调，像念经似的。学生们唱歌也就都唱成一个调，像念经一样的调。郑华明用三四节课好容易教会了他们一支歌，过一天，再让他们唱的时候，他们又回到那个念经调上去了！

    郑华明憋不住地笑了。这些只会模仿小学老师笔迹的、唱歌像念经的孩子们，也成大学生了，出息了。不过在街上可别笑，今天怎么尽想笑！给人看见了算什么！

    “郑老师！”一个年轻人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这使他狼狈不堪。不过那年轻人的眼睛里丝毫没有嘲讽的成分，他大概太惊讶了：“郑老师，你怎么不认识我了？”

    郑华明怎么会认识眼前的这个女同志呢？她说话满是北京味儿。她的穿戴、语言在兰州街头都是突出的。哦，她说她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一个机关里工作，让郑华明到北京去的时候一定住到她的家里。

    他的小学生成了首都的干部了！学生们像长硬了翅膀的小鸟，飞高了，飞远了。只有他，正在走向汽车售票处，去买开往平凉的长途汽车票。他已经是黄土高原上的一棵老树罗！他回国三十年和学生之间形成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就像那纵横交错的老根。要是割断这千丝万缕的感情，那他的生命也就枯萎了。

    他教过的小学生到底有多少？全国每年有多少小学生？埃及一座最人的金字塔用二百多万块巨石砌成，当人们观看这座高一百四十多米的金字塔的时候，往往惊叹地望着它的高耸的塔顶，但是塔底呢？没有巨大的塔底，怎么产生那光辉的塔顶？没有庞大的小学生队伍，怎么会产生庞大的中学生队伍、大学生队伍？怎么会产生尖子、人才？

    我们为什么还存在缺乏人才、埋没人才、人才外流等等问题？原因之一是——无知。郑华明50年代就去开发大西北，到80年代才明确：要开发一个地区，首先要开发这个地区的智力。他愿用生命之油熬出智慧之光。

    50年代他来到中国是以离别父母作代价的；而80年代他要留在中国又将以离别孩子为代价——他的两个孩子要申请出国了。他这个当爸爸的不走，他们就自己走！郑华明再要劝说他们，就要伤了骨肉情了。事实上，已经伤了！50年代他一说爱国，他的三个妹妹一个弟弟都从印尼回到祖国。现在他要是说爱国，有的人还会笑话他。兰州饭店的一个服务员就冷冷地说：“你在国外有福不享，回来干吗？干吗不出去？”——他平白无故地遭这一顿训斥！

    噫吁嘻，爱国难哉！

    如果他带了孩子、妻子一起出去，那么母亲啊，孩子啊就皆大欢喜了，他也不用腹背受压了。如果他不出去，那么这两个孩子他日后还见得着吗？

    郑华明又一次站在人生的交叉路口，他在想什么？

    “同志，我买一张去平凉的长途汽车票。”

    郑华明坐上了长途汽车，消失在我的视线以外了。他的这条线索也暂时中断了。不几天，我在今年10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看到一则与郑华明并无关系的报导，文字不多，现抄录如下：

    6.老华侨如愿以偿

    老华侨黄礼羡，是广东台山县四九区五四大队人，旅美又逾五十春秋。黄老在外勤劳工作，颇有积蓄，现在年过七十了，总想找机会回广东台山县老家办件好事。办啥好事合适？他想，倘能归里办一所学校，为国多育人才，为改变祖国科学文化落后状态出力，岂不很好！1981年初夏，他怀着这个愿望飞回家乡观光。回乡的第二天，便急着到本村五四学校探询办学情况。

    当他了解到群众的生活近年大有改善，子弟要求入学者日众，而眼下的校舍既残旧又不敷需要时，便当场决定捐献美金十一万建校。当年初夏，五四学校破土动工，翌年春季，一座建筑面积二千多平方米。设有十六个教室、一间图书馆、一间实验室和一间师生休息室的三层钢筋水泥结构的新校舍落成了。这时，黄礼羡由美专程飞回主持剪彩庆典。在剪彩会上，他心情激动地致词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兴学育才，为吾久愿。今天平生心愿已遂，实感无限快慰。”

    老华侨以他勤劳工作的积蓄，捐款十一万美金盖学校，确是爱国义举。于是《南方日报》报道，《人民日报》头版转载。我把这则报道剪了下来，久久地看着。但是我的视像里像叠影似的又出现：F那个白发稀疏、眼睛浑浊而年仅四十七岁的郑华明。他回国办了三十多年的山区教育，他所献出的一切该怎样计算，又怎样算得清呢？他的贡献，又该怎样估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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