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靠心灵而伟大的人

    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

    ——罗曼.罗兰

    英文字母上怎么冒出了一堆烟灰？不，不是一堆，是好多堆烟灰。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了？现在除了一片灰色，什么也看不见了！难道，这就是医生早就警告过的失明？失明原来不是两眼漆黑，而是一片灰暗？那么，《简，爱）中罗切斯特双目失明时感到的是灰暗，而不是黑暗了。我还以为作者写错了呢！我还特意把原文的灰色译成了黑色呢！多险哪！要不是我自己也体验了失明的滋味，那我翻译的《简，爱》就要出大差错了！

    祝庆英近乎快活地吁出了一口气。失明了还快活？可是，在这个瞬间她感受到的确是快活。“文化大革命”前她刚译了半本《简，爱》，全国就掀起了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学习。我们上上下下有着那么多闻风而动的干部，出于各种与人为善或整人为荣的目的，好用中央领导的一句话掀起一阵龙卷风。（如果能把这样的主动性、进攻性用在工作上！）《简，爱》自然也给这阵风卷走了。为什么？（简，爱》不是很出色地描写了心灵美么？什么心灵美？我们要的是阶级斗争！

    这样，直到十几年后的1978年底，祝庆英快五十岁时，才译完了《简.爱》。她的眼睛总算没有失明，只是看书时间一过半小时，眼睛就胀痛，人就想吐。唉，损失了十几年时间，现在想多干点工作，偏偏眼睛和你作对，连纸也和你作对！怎么回事？这页纸怎么也掀不起来！粘住了？怎么粘的？啊，是血！

    “啪！”又一滴！眼睛又出血了。唉，躺一会儿吧！

    除了躺一会儿，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她没结过婚。所以既没有丈夫来爱抚她，也没有孩子来孝顺她。她不结婚可不是因为她孤僻，恰恰是因为她的孩提般纯净的心爱着所有亲友、同志。她把爱情想像得太圣洁了，甚至她三十多岁时，别人向她表达爱情，她仍然不能想像爱情的殿堂里能出现这么世俗的表达方式，她立刻像个女学生似地慌乱了，躲避了，甚至报告了领导。爱情到底是怎样的呢？《简，爱》里有两句小诗：“爱情带着加速的欢跃，给每根血管倾注如潮的生命。”

    祝庆英把全部的挚爱奉献给了她的工作，她即使在疾病、贫困、孤单等等的包围下，仍然感觉着如潮的生命。她的工资是一百一十六元。她每月拿出九十元负担她的亲戚们，还月月拿出十元寄给小时带过她的一位老保姆。“祝庆英，你，你每月十六元怎么过啊……”“我不是过得很好吗？”祝庆英坐在床上，双手撑着床沿，快活地晃着脑袋，两条腿像小姑娘似的来回甩着。

    她是过得很好，只要她还能到上海译文出版社去上班，去从事她最心爱的翻译和校对。尽管，在过街时她就头晕、眼花，因为她的视力承受不住那车水马龙的袭击；尽管，她也不敢看看那梦幻般美丽的天空、云彩，因为过强的光亮会刺激得她呕吐起来。但她却像一个天真的姑娘去会见恋人那样陶醉在幸福里。本来么，一个人可以把精力全部用在她心爱的事业上，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幸福的吗？当然，眼睛不行，上车、过街都危险。可是这有什么？八点半上班，她每天六点就离家，不到七点已经坐在办公室里了，这样不就躲过了上班的高峰时间了？

    一个人要是不爱自己的工作，那么，工作对于他只是一种苦役，而他也只是生活的奴隶。他希望偷闲、敷衍，可正是在这种被动的精神状态下，他的独创性，他的智力和能力也悄悄抛弃了他。我们为什么不去充分地、尽情地享受做人的权利呢？难道主动、进取地工作不是做人的最大的权利吗？一个人来到世界上，难道不应该对这个世界献上一份爱、增添一份美吗？是啊，当工作成为权利，成为乐趣的时候，生活是美好的。即使视力已经很微弱了，祝庆英依然感到天空、云彩、车水马龙都与她同在，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与她同在：生活给予我的是这么多啊这么多车轮？好大的车轮！还有那么多的脚？我摔在大街、中间了？电车的两个前轮像黑乎乎的两只眼睛。搞翻译的怎么可以没有眼睛？贝多芬耳聋了不是照样可以作曲、指挥吗？趁着我还有点视力，多干点……但是领导不让她上班了：这样的视力，不能上街啊！

    领导这么照顾我，那么，我每天五点就开始校对！“为了维持你仅有的视力，你满可以什么也不干么！你明明知道你的工作和你的视力成反比啊！”反比？维持？难道生命在于维持？生命在于奉献！不尽地奉献便是不尽地扩充生命。我只要生命的密度，不要生命的长度。我不仅要完成正常人的校对量，我还要超额！“你在家里何必还这么认真？而且你不如多留些视力自己多翻译几本书。你干嘛非到星期天才摘自己的翻译呢？”“我的工作是校对别人的译稿。星期一——星期六是上班时间，我在家当然也得按上班时间工作。”如果做人的信条只是用在有人看见的时候，而当没人看见时便可抛开它，那么，这个信条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么还有什么人格可言呢？难道我们不应该把人格印在每个小时上吗？难道人格不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使你不去图小便宜，不去搞小投机，而去投身大的事业，去获取巨大的快乐？

    啊，一张译稿让风给吹地上了，快拣！啊哟，肋骨撞在椅子扶手上了，好疼啊！“祝庆英，你两根肋骨骨折了！怎么弄的？”“医生，我去拣一张纸，为了省时间，我不想站起来拣。肋骨就撞骨折了……”“你的骨质怎么这么脆？”

    是太脆了，已经几次骨折了。

    厂劳动，让她推一车红色的粉末。这种粉末不能用手捧，否则会使骨头变脆，将来容易骨折。有一次车倒了，粉末撤了一地。她忘却一切地用双手把那危险的粉末一把把地捧回车里。这实在是她一种善良的本能。不，这么说也不准确。她只是觉得做人是要认认真真的——爱，就要爱得认真；干，就要干得认真！

    1980年春，她刚校对完一本小说的译稿，却收到了译者寄来的译后记。要在这本十九万字的小说中找出二十二句引文核对，而这本小说又是倒叙的，前后跳跃，找引文只好把这小说从头再看一遍。可时间只有一天多了！

    可怜她的眼睛啊，疼得就像把眼球按在玻璃板上压滚！她自己也不知怎样才能赶出这个意外的任务。她也不去想这些——就好像她并不去想她一旦失明了怎么办？她终于把引文找出来了一句，两句……二十句，不对，漏了两句了！为了找出这两句，那，还得把这十九万字的小说再看一遍？可是眼睛说什么也不行了！她恶心，头晕，她把剩下的两句写了个字条别在稿上——请校对科的同志帮助找一找引文吧！

    可是，这是我干的工作吗？我的确竭尽了我的所能了吗？

    没经过内心格斗的意志，是微不足道的；没经受过自我牺牲的贡献，是无足轻重的。人格在磨难中趋于完善，心灵在搏击中变得美好。为了找出那遗漏的两句引文，祝庆英又一次投身于十九万英文字母的汪洋大海。眼睛疼啊，眼睛！是啊，这时所需要的勇气，决不亚于投身海里去抢救一个溺水的人。多少人视眼睛此生命还重呢！平凡的工作原来也需要奋不顾身的勇气！

    2.幸福的人和不幸的人

    有思想的人很少用这样的短语：幸福的人和不幸的人……

    ——雨果

    啊——！

    咕咚，咕咚，咕咚……我的头顺着楼梯滚下去，是倒栽下去！完了，完了！楼下像个黑窟窿，地狱之门打开了。真快，下楼时还觉一阵晕眩，一会儿就什么感觉也不会有了。

    怎么还觉着晕？好像，还活着？快睁开左眼，啊，还看得见！

    好了，只要左眼没出事就行了，我还可以校对。右眼好疼啊，啊，粘乎乎的？血，半个脸都是血！右眼摔破了？反正右眼本来就快瞎了。

    谁在那儿哭？你们别哭了，你们再哭我也要哭了。泪水晶亮晶亮的，好刺眼啊！啊，那亮晶晶的是手术灯！我小时候要是能在灯下做功课就好了。那时家里一屋子的人，我只好在胡同里做功课。天实在黑了，就只好收起课本，所以我的基础打得不好。谁知考大学时考上了当时的名牌大学——圣.约翰大学。

    那儿全用英语上课。我听不懂，每天课后查生字，天天开夜车学英语。但是一个十七岁的人夜里不睡，白天就得打瞌睡了。

    那么，不开夜车了，改成每天清晨两点起来读书。终于一个通宵就能看一本英文原着了，可是得了肺结核！

    “为什么不给我分配工作？”“你结核病这么重，必须先休养！”叫我休养？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我也要在这胜利的歌声中加进一分音量。我自己到小学校去教一年级！“祝庆英，你是大学毕业生，你怎么自己跑去教小学了？”“我要工作！”

    这些医生的工作好像带有—种神秘感。他们还在说些什么？

    快给我动手术吧！我自己倒一点不怕。我二十三四岁时就知道会有这一天了。那天我正看原着，看见一只虫爬在英文字母上，赶也赶不走。再看看墙上，也有一只虫。再看看天空，天空也有虫！是白内障？“你的眼睛不宜搞校对了，否则你的眼病发展起来很快，最后会导致失明！”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还有什么比瞎眼更可怕的呢？有。对于我来说，不让我搞心爱的校对，工作，那是比什么都更可怕的！我扔掉了多少眼科医生开的假条？我的近视每年增加二百度，到1959年右眼已经一千四百度了，然后又得了青光眼。

    “睫状体全流出来了，这只右眼不取不行了！”医生动完了手术，用纱布把祝庆英的双眼裹了起来。医生当然不知道这个病人是个在就要失去视力的情况下一年还能校对二百六十五万字的全国“三八”红旗手。他们更不会想到这个病人是明知故犯地失去了一只眼睛的。是的，明知故犯！明明知道她这样工作，将要失去眼睛，而偏要向她的命运挑战！失明的威胁一直像一张命运之网似地想把她笼罩起来。一个软弱的人势必在这张网中失去工作的活力，生命的活力，惟恐触动了这张网，引来失明的痛苦。但是，从来一个人有意志就有自由！地下党员在监狱里照样坚持斗争，“四五”战士在监视下照样大声疾呼；自学青年被耽误后照样考上留学生，那么祝庆英，在失明的威胁下也照样工作，不，是趁着她还有视力时加倍地工作！灾难往往是奋斗的动力，而顺利往往是奋斗的阻碍。世上的事物都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因素，就看你怎么运用。温暖的家庭可以培养出自私的性格，冷酷的环境也可以孕育出热诚的心灵。而且命运之路愈是崎岖，愈是可以造就博大的胸襟！五十岁的祝庆英虚弱地躺在手术台上，但她是宁静的。因为她这个人的心灵早已分散在她为之奋斗、为之牺牲、她校对、她翻译的那一本本外国文艺书籍中了。至于现在躺在手术台上、眼睛被裹上纱布的，在她看来，那只是她的一个象征——今天是一个人的形状，明天可能化作一捧灰，一把土，一朵小花，一丝云彩……“你想吃些什么？”医生问。想吃什么？想吃什么？不知道，不知道！她一想就头疼！连这么一点小事都不能想了？对了，医生说她摔得脑震荡了！想不到她这个多灾多难的人还要来一次震荡！十几年前已经“震荡”了一次了。那天单位里忽然贴满了批她的大字报：“祝庆英——圣.约翰大学埋下的特务！”她是首先被揪的，因为她是“三八”红旗手，工作突出。那十年本来就是个颠倒的、疯狂的世界，一切也不足为奇了。不过这里确也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否则，为什么这几年依然有人嘀嘀咕咕说她出风头呢？出风头？无非是报上发过两篇关于她的小小的报道。“她要积极么！连眼睛都不要了！”（这种话当然不会传到她的耳朵里）请问；哪位愿意不要眼睛？世上的人绝没有不要眼睛的，但是不要心灵的却不乏其人。有些人，在别人难能的牺牲面前无动于衷，而在别人些微的成功前却妒火中烧。我们这个几千年的封建古国，既继承了农民的刻苦、耐劳，也流传着小生产者的狭隘、妒嫉。你整我，我搞你。好容易盼来了搞“四化”的今天，积蓄了十年的精力像火山爆发，但是嫉贤妒能的习惯势力还在起着灭火剂的作用，而且往往人物愈是先进，他周围的灭火器也成比例地增加。“祝庆英，我一定要为你写篇报道。”“不行，不行，你一定不能写我！否则我的日子不好过！”

    日子不好过？是么，像祝庆英这样没有家庭、没有健康的妇女，日子本来就是艰难的，但她一直过得很知足。惟独那种习惯势力使她觉得不好过。祝庆英是我国数量颇大的一种知识分子的类型。她尽可以战胜她生活上、身体上的一切困苦，却很难和社会的习惯势力去抗争。啊，如果祝庆英能够理直气壮地说：那两篇报道写的不是事实吗？难道报道我是我的过错吗？难道先进人物都不准宣传吗？如果我们这个大国要等每一个人都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才一起迈出一步，那么我们还有前进的可能吗？

    可惜，祝庆英并没有这样的胆识。她在政治思想上是顺从惯了。那时让她和一批知识分子在野外拉练。不准出声，不准掉队。在朦胧的夜色中她也只剩下朦胧的视力了。她怎样才能辨别前边的人在往哪儿走？有了，前边那人穿着一双白袜子。这往前挪动的两点白色便是她不至掉队的保证。那人因为踢一块石头绕了几步走，祝庆英也盲目地跟着他绕了几步。她近乎感激地（而绝无抗议之心）盯着这双白袜子。她又满怀感情地剪着一个个“忠”字。但是，她是那么“忠”吗？为什么她没有忠诚地把书烧光？而是悄悄地保存了起来。“祝庆英，把你的藏书借我看看吧！”“不行，这是‘四旧’！”“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会中毒？再说，我这个人本来已经是‘四旧’了，还有什么可怕？”“那，你可不能给你的孩子看！唉，你呀，看这些书不好，不好！”“你翻译的、校对的书都在呢？这些‘四旧’你都保存着呢！”“这，这是我的心血！这是……”，这是什么！是她心灵里一块不容侵犯的圣地？是她思想中的一个“独立王国”？她毕竟是个知识分子，她不可能“忠”到完，全失，去自己的思想。“祝庆英，你知道吗，外边在传一个小道消息——”“不，我不知道。”这句话，应该理解为“我不想知道。”她只想信任领导——从单位的领导到国家的领导。她敢于冲破那包围着她的以失明相胁的命运之网，但她不敢在思想的天地里自由飞翔。她像小姑娘似的对人们充满了信任。困难时期，国家动员一些病号退职，祝庆英便去动员她有病的哥哥：“帮助国家解决暂时困难么！而且不是说了吗？几年后经济好转了，还会安排工作的！”但是几年后等采的是“文化革命”，是“臭老九”的命运。祝庆英从此便把哥哥一家的生活费负担了起来。尤其是和年轻人在一起时，她更是把自己的信任赋予这些年轻的心灵。这几年她义务地教着不少学生。有一个姑娘很好学。“好吧，干脆住我家！”每天醒来，祝庆英就用英语唤醒那姑娘，然后帮助她用英语对话。但是有一天祝庆英一进家门愣了！那姑娘把一切好的家具、甚至好的灯罩都搬到姑娘住的那间屋里！“那么，我怎么住？她怎么能这样？真想不到……”

    是，不到！祝庆英像个电子计算机似的忠诚不贰、任劳任怨，身上只要尚有一点电源，便要献出来的。但同时，她也像电子计算机似的盲从、轻信。这是一种幸福，还是一种不幸？算了，我们何必去苛求人呢？马克思不是还说轻信是人类最可原谅的缺点吗？世上像祝庆英这样美丽的心灵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啊！她的心灵这样美，这种美的气息浸润着她的工作、她的朋友、她的整个世界：哦，同志们对我多好啊，领导对我多好啊真的，今天有多少人上病房来看我啊1得有四五十？浪费了这么多人的时间！唉，真是的，你们何必来看我呢？我没什么不幸的，我这只右眼反正就要瞎的，我一点没什么，嘿嘿。啊，我周围有着这么多好同志，我是个多幸福的人啊……

    3.工作里面寻得了快乐

    科学的探讨研究，其本身就含有至美，其本身给人的愉快就是酬报，所以，我在我的工作里面寻得了快乐。

    ——居里夫人祝老师今天好像有点特别，是的，她有点不自然。她老是用左边的脸对着我！以前她说起话来，总是亲切地望着我，两只眼睛热情地笑着——眼睛？她的眼睛单纯得像孩子，什么也藏不住眼睛？她今天的眼睛怎么有点躲躲闪闪的？她从来不是这样的，是不是她的眼睛……她右眼怎么不动？左眼快活地眨巴着，右眼僵硬地固定着……是个假眼？老师，老师啊，你故意用左边脸对着我，你想把我瞒住，你怕我伤心……我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来了？在你困难的时候，我没在你身边！可是在我困难的时候。那时是困难。她，小张一个青年女工想攻下英语，可没有老师。经人介绍她去找了祝庆英，“好，我来教你。我有最好的英语教学的唱片！”“可是，光有唱片没有课本我听不懂啊！”“不要紧。我先听唱片，一边听一边用英文打字机打下来。这打字稿就是你的课本。我白天上班，晚上都在家。你说吧，你每星期来几个晚上？都星期几来？反正每次在你来之前我就先给你打好一份新的课文。”

    祝庆英不知怎的发出了一声压抑的、热情的叹息。是因为她感觉到她的生命正在扩充到一个年轻的心灵里，还是年轻的人的勃勃生气促进了她的生命？她坐在床上，两手撑着床沿，像小姑娘似地甩动着两条腿。是啊，一颗热情的心是不会衰老的。

    但是一个人若不求进取，他即使还是个孩子，他的生命也开始萎缩了。多可惜啊！有的孩子放了学就在街上打架胡闹。这个穿黄衣服的学生在读的什么英语啊！我怎么听不懂！啊，原来他不会发音，都注上了中文，用中文的音来死读！这还能学好英语？“孩子，我来教你吧！”但是孩子又躺在地上看一本什么小说。一个孩子学起来太寂寞，又不好练会话，你再找个学生，你们一起跟我学。祝庆英按时地上这个孩子家去义务教学了。刚走进胡同，就见一群孩子在玩。其中一个突然喊了声“英语老师来了！”就刷地跑开了。

    祝庆英走到一堵墙边，只见墙边露出了一截黄衣袖。是他！他藏起来厂，他不愿见我！

    这条胡同好长啊！一个人要是没有知识，不能在知识的海洋里去探讨、去研究，那么他的一生，就像这长长的胡同一样漫长而无聊。我小时候学习条件很苦。我现在要是也像这些孩子似的才十几岁，那我可以学多少，真好笑，我现在所能做的，是用业余时间帮助孩子们学好外语。要是孩子不想学，不怕！一个人想干成一件事，本来也不能凭着一时的兴趣或一时的冲动，而是要不计报酬、不计得失地去干！

    不计得失的结果，是祝庆英在家里教着两个班的学生了——初学的和中级的。每堂课前他都给每人复写好一份课前十分钟的考卷。她买了不少纸啊、笔啊的供学生们用占，这对她这个不收一分学费而自己只有十六元生活费的人来说，也是一笔固定的支出，一笔心灵的支出。可是正因为祝庆英对学生们太好了，有的孩子习以为常、不足为奇了，反而不看重、不珍惜这种爱。于是把祝庆英给他们削好的铅笔一支支都摁断了。

    人啊，为什么往往不珍惜已经得到的，不珍惜别人奉献给他们的，而只看重自己获取的？不过，正因为这样，更应该给孩子们以知识，让他们长大后自己去奋斗，去获取，去贡献！

    “今天这堂课，我们来玩英语游戏。你们看，这一张张小纸片上，我画了一只钟，或是一只表，或是别的东西。那一张张小纸条上，我用英文写着钱的数字。现在你们有的当售货员，有的当顾客。顾客到售货员那儿去买东西。注意，都用英语会话。”

    “我买这只钟，多少钱？”“十二元。”那么，那只钟呢？“更贵，十四元五角。”“老师，他夹了一个中文字！”

    “哈，你这不讲上中文了？”“我们重来！”“好好来！”“你店里都有些什么货？”“什么都有，你挑选吧！”“嘻嘻。”你笑什么？“你说什么都有，可是你的货都是祝老师画的。”

    “你买不买？”“买，买！我买几支铅笔！”

    铅笔？现在再也没有人摁断铅笔了。现在学生们一到祝老师家里就热烈地用英语会话。真诚的爱具有这样伟大的力量，它能给人以高尚的慰藉、道德的力量，使无知的心灵苏醒，使贫瘠的思想充实。

    为了不断地使学生们充实，就得不断地使他们感到不足。

    “祝老师，你怎么每次课前考试都出上一道让我们答不出的难题？我觉得好像每张试卷上总有一口陷阱似的。”

    陷阱？也可以这么说。在知识的井里陷得愈深，才能在精神的王国里展翅高飞。精神的王国比一切花园、一切仙境更绚丽多彩。即使祝庆英手术后回到家里，病卧在床上，但她那精神的王国也依然是美丽而变幻的。

    右眼怎么又出血了？大概刚装假眼不习惯？先取出来吧。

    嗯，这样好受些。可是，学生们立刻就要来上课了。我右眼的这个凹陷的窟窿还不把他们吓坏了？对，用胳膊捂着眼睛教课！

    但是这样连左眼也不能看了！反正，让他们读和口译，我一边听一边就可以教他们了。要是什么时候他们可以教我了，那多有意思。80年代的孩子们都变得好学了，国家的风气变啦。小高翻译的作品已经发表了两篇了。小郑都会翻译诗了！“祝老师，你的眼睛不行了，我译的诗你慢慢看吧！”“不，小郑，趁着我一只眼睛还有视力，你多翻译一点作品，我来给你看！”我已经这么多天没看译稿了，我真难受死厂！我每星期天翻译的那本小说也没译完！那本写《简.爱》作者夏绿蒂，勃朗特的四十万字的传记我也一定要翻译出来。我要向读者们献上夏绿蒂那诚挚而认真，性情刚强而感情丰富的心灵，也送上……我叫哥哥代我买的大蛋糕他送去了吧？唉，我摔坏眼睛的那天正好是老保姆八十岁生日，我只好让哥哥代我送蛋糕去，顺便捎去这个月的十元钱。当然，绝不能把我的不幸告诉老保姆。但是，她会怀疑的，因为往常她生日我都去。我能走路了我就去看她。

    对，我用左边的脸对着她，这样她就看不到我的右眼，看不出我的假眼了！嘿嘿。

    祝庆英这小小的计谋瞒得了老眼昏花的保姆，却瞒不了她的学生小张——当年的女工，现在的医学院学生。

    “祝老师，你装了假眼了！”

    “嘿嘿，你真有着医生的眼睛啊！咯咯咯咯……”

    祝庆英近乎调皮地笑着。她还是这么快活！对于一个有所追求的人，什么时候最快活呢？是有所战胜的时候，自我战胜的时候——战胜自己的弱点，例如畏怯、颓丧、软弱……祝庆英在失去一只眼睛的时候，战胜了常人所有的消极情绪，而依然描绘着一个充实的、繁忙的未来，她怎么不快活？人和人之间有着多大的差异啊！无所追求的人在无所事事的时候最快活；着眼于小目标的人在获得小利益的时候最快活。患得患失的人，明明风和日丽偏要自寻烦恼；而不计得失的人，即使身边荆棘丛生也可以昂奋得无所顾忌！是啊，人的思想、感情为什么要被一些不足道的困难，或者哪怕是很足道的困难所支配、所管辖呢？为什么顺利时就快活，困难时就悲观？为什么让自己作这种渺小的感情的俘虏呢？人的力量不正在于去战胜不堪设想的困苦，去展现作为人的最美的境界吗？人的心灵美不正是在这种情景下才能充分地展现出采吗？空谈失去的，只会加倍地失去；等待顺境的，只会愈发地不顺。光想索取的，只能得到一个狭小的自我；而但求奉献的，却能得到一个博大的世界！

    世界多美啊！湛蓝的天空下，金色的秋叶飘落着，轻轻地，默默地，这样静美，又这样伟大。伟大？是的，伟大？无声地献尽每一片秋叶，为了春天的一派葱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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