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87年6月

    据1983年的调查，中年知识分子的死亡率是老年人的两倍多，近年又有增长趋势。

    1986年，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有五十八名科技人员去世，其中二十三名是中年知识分子。

    1987年头四个月，中科院有七位着名中年科学家去世。他们是：张广厚、钟家庆、董泽清、曾庆丰、熊尧、赵世富、冯喜昌。

    1987年头七个月，北京航空学院有七名中年知识分子去世。

    武汉大学近三年来死亡人数中，百分之四十为中年教师。

    1955年毕业的北京大学物理系一个班七十七名学生中，已经去世十三人。

    当然还有……从1982年蒋筑英、罗健夫中年早逝，算算五年过去了，不知有多少中年知识分子悄没声息地像蒲公英一样地飘走了……

    1987年6月11日

    刚刚手术后的病人被搬回309病房的七号病床上。床栏照例挂一个牌。上写：宋蓉。女。三十九岁。肠梗阻。

    天！如果仅仅是肠梗阻，那简直幸福死了！

    只有蓉的丈夫M还充塞着希望。像一只充足了气的轮胎，硬挺挺的。

    我走到七号病床前。蓉那张原先光洁喷红如布娃娃一般的脸，灰白了。一条惨白的橡皮膏，固定了塞进鼻子的氧气管。

    粘贴着输液管的手，通电般地抖动。M按着她的手：“开完了刀，就好了。”

    蓉，只能用泪水来说话。M轻抚着她的额头，轻轻地抚摸着。好像，他俩只是现在，一直给掩埋着的感情部分才突现出来。以前顾不上。在家里吃饭也要听英语。两个智能机器人或许都没来得及输进爱情的程序？现在才有时间互相对望着。一个眼里流着泪，一个心里滴着血。

    我突然想起，M和蓉这班学生插队时，有一回M休假回京，笑着——会在脸上跃动起来、流淌起来的欢快的笑。他说他们“插青”常吃拔丝窝头。拔丝窝头？什——么呀！懒得做饭就是了。蒸一锅窝头吃几天。霉了，掰开来一丝一丝都粘着，省下做饭的时间，收工后可以读书。M一讲起拔丝窝头总是那么快活，好像赚了什么外快似的。

    插队那些年，他们究竟吞进多少霉烂食物中的黄曲霉素？

    那时候大家都不懂黄曲霉素和恶性肿瘤的关系。何况死上一些知识青年、知识分子，极左路线贯彻起来更加畅通。

    现在，拔丝窝头的时代过去了。蓉的床头柜上堆着那么多面包，像个面包码头。蓉滴水不进，M准备面包复面包地度日了。我给M带去吃的。他像见了毒药般地直摆手：“我不弄吃的。你别加重我的负担，你把东西全拎回去！”就是说，除了面包，其他决吃不下，决不想吃，决无时间吃。

    6月14日

    “她通了。”M在病房外告诉我。那就是说，蓉还未被肿瘤堵住的肠，接通了。接不通，就一无办法了。接通了，至少可以开始喝流汁，可以吃药，可以乱投医。或许出现奇迹呢？或许真如M从一开始就断言的：“她这种病，哪怕一百个人只有一个人能活下去，这一个就是她！”

    “她一通，我就饿了。”M说。右手下意识地按着肚子。

    我提醒他，他自己不能垮。这世界上除了蓉之外，至少还有一个珏珏，他们的八岁的儿子。

    珏珏五岁那年蓉就被派去美国深造了。初春我去这个只有两个男子汉的家。珏珏给我拉手风琴，《啤酒桶波尔卡》等等。小小的光脚丫伸在两只破凉鞋里，顺着节拍一颠一颠的。

    冰凉的手风琴贴到他的冰凉的小肚皮上。他那长裤老往下掉，裤腰掉到肚脐下面，便也很知道分寸似的，不再继续掉了。裤裆裂开了很大的口子，用缝棉被的粗白线胡乱缠着——这又是珏珏自己的作业。“我工作的压力大，我只好给他加压力。”M溢起那跃动的、流动的、欢快的笑。

    洗衣、购物、粗活，珏珏能胡弄二气了。正夸他，他把杯子放在气压瓶水管下，自己往气压瓶盖上一坐，开水就流到杯里了。—杯水下肚，他蹦上床，继而柜子，继而缝纫机，继而写字桌，继而拔下电视机“头上”的天线当枪使。电视机在这严酷的环境下，居然还可以勉强地显示出图像。

    我走进蓉的309病房。只见珏珏把一只小录音机失手掉在地上了。蓉把眼光投到地上。她发不出声音，连表情都出不来。M看一眼地下，也没有表情，如同显示不出图像的电视屏幕。精神负担太重。物，已经刺激不起反应了。

    总算想起一件可以提神的事。M说他单位真好。单位想到珏珏倒海翻江的，蓉出院回到家里不得休息，正在想办法为他们搞一套两居室呢！

    如果早有一套两居室，如果早些年知识分子的工资不是那么低——我是说：如果？那么，他们可以请一个保姆，蓉出国前那几年，至少可以吃上一些蔬菜。那时，工农兵大学生宋蓉进了北京妇产医院当医生后，很得意地向我介绍经验：把米粒放进蒸锅后，在米中间放上一只小碗，碗里放两毛钱肉末。饭一蒸熟，肉也熟了，饭菜全有了。然后一边吃一边听英语，最省时间。

    饭，既需要花钱，又需要花时间。数学家张广厚今年去世后，同辈数学家杨乐痛切地讲到张广厚的超负荷运转和营养跟不上。但是杨乐自己呢？他每每在下班路上买一毛钱的萝卜、莴笋什么的，凉拌了就是一餐。长期顾不上吃，免疫力下降，各种疾病都是欺软怕硬的。譬如癌症。

    怎么舍得花时间买菜、洗菜、切菜、炒菜，再洗案板、洗炒菜锅、洗碗？我也有过一个月不吃一叶蔬菜的纪录。蓉得肠癌，实在应该想到的啊？她在京时就常腹痛，只吃些消炎药抵挡过去。自己在医院工作都顾不上检查一下。去美国后更舍不得花时间就医，只是一次次地让家里给她寄大包的消炎药。

    对于插过队的蓉，能够把时间用来钻研，这便是最大的想望、乃至奢望了。或许她太珍视这个学习机会？或许她太不珍视她这个人本身？她连一只冰淇淋都没买过。冰淇淋，看一眼都觉得好吃。要是能给珏珏吃上这样的冰淇淋！如果自己在美国攻读还吃冰淇淋，对得起珏珏？对得起谁呀？省下钱，回国时好买上一批医疗器械送给单位，报答派自己赴美深造的妇产医院。

    然而凡事终究都有个限度。

    敬爱的北京妇产医院党委及各位领导：

    我们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中国留学生、访问学者联谊会。贵院派出的留学人员宋蓉最近被诊断为肠癌，并已做了大手术……宋蓉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一位美国博士研究生做了八个月之久但毫无结果的、难度极大的实验，给我们中华民族争了光，争了气。她的实验结果得到美国教授和同事们的肯定和敬佩。有关她学习和工作上的全面情况，她的指导教授会专门给贵院写信。

    我们全体留学人员都把挽救宋蓉的生命的希望，寄托在您们身上了。拜托了。我们在大洋彼岸向您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最真诚的谢意。

    长长的，长长的信后，是满满的、满满的一张八开纸的签名。

    蓉，得到了一名普通知识分子难以得到的医疗条件。

    就是在家休息不好。应该说，M这一家三口住一居室，这在一般老百姓中，也算不错厂。但是我想到北京有多多少少人的房子是大大大大超标准的，想到那些有了一套几居室又搞一套再搞一套的人，于是我一次次地想起“如果”。如果早有两居室，蓉出国后M也可以请一个保姆。那么珏珏有人带，M就不用放弃一次次出差、出国提高业务能力的机会。但是总共一间房，年轻的M和年轻的保姆怎么个住法？

    现在，单位在为M想办法，同事在为M呼吁——在没有房子分配的情况下调剂出一套两居室，旧的。M，你自己也该去问一问，加快一下进程。否则，你自己不管不顾、不吭一声，时间一长，人疲了，机会就会失去了。

    “不行不行！”M冲我直摆手，如同蓉术后他站在“面包码头”旁，视一切面包之外的食物为“毒药”的神情：“不能为自己的事说话！”

    我刚才听到两居室高涨起来的情绪，一下退潮了。

    为什么不能为自己说话？

    蓉、M这种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自己，和国家利益之间，除了等号，还有什么不等号？

    知识分子令人感佩的克己能力，实在无助于知识分子待遇的改善。

    6月23日

    蓉小姑娘似的套在越来越显肥人的白衣服里，白的肤色，白的床单，若不是那披散的黑发，蓉便和那白墙浑为一体了。

    像一幅高调摄影，像一幅淡墨的素描。

    天太热。蓉把她那白长裤捋了起来，晾着小腿。白洁，柔和，细嫩。我过去怎么从来没有注意到？哦，过去我从来没有见她穿过裙子。直到出国前还是插队时的打扮。两条短辫，一身素衣，一双学生鞋。永远像一个读不完书的学生。

    蓉的一只小腿上绑着纱布。静脉炎。是不是扎针多了？瞎猜，我一点不懂医。

    “可以吃粥了。”蓉说。脸颊竟泛起淡淡的红色，润得肌肤白磁似的。她拿起床头柜上的碗，认真地吃起来。不过，那碗里只有粥汤，并未见一颗米粒。

    “你说，送东西是怎么送的？”蓉问我，怯怯地。她感激这里的医生，总觉得受之太多，想付出一点什么。这丝毫不是世俗意义的送礼。

    我不想让蓉操这份心。弄得不好，倒有世俗之嫌。不如让她保持洁白之身，清清白白而来，清清白白而去。不不，兴许会出现奇迹？她兴许会好呢？不管怎么说，她总归开始吃粥了。

    总归是看着她吃了。11日，M在手术室外知道蓉不是一般的肠梗阻而是癌症复发时，依然毋庸置疑地说：我一定能救活她！现在我们就是要充满信心！

    现在，M被蓉的吃粥鼓舞了起来。他讲故事似的讲起，他那办公室的老杨说敷上蒲公英能治静脉炎。于是老杨发动了一帮娃娃去找——娃娃们更清楚哪儿有蒲公英。

    找来了，老杨发给他们一人一根冰棍。这些冰棍爱好者第二天又来了：还要找蒲公英吗？

    但是蒲公英终于找不到了。根据冰棍爱好者的透露，月坛可能有。M去了，没有。某某小学场地上还有三棵？

    M去了，还是没有。

    M脸上又跃动起、流淌起欢快的笑。虽然再也找不到蒲公英了，但是蒲公英还是给他带来了欢愉。人生所需要的往往并不多，甚至很少。多一些人间温暖，便如大滋大补了一般。

    今天下雨，大滋大补了一般的M，高挽着裤腿。他那光脚套着“文革”时代的塑料凉鞋。他至今还大有“插青”风貌。有，一回，他邻村的“插青”们被迫打，一路逃进了黄河。眼看快游到对岸时，支撑不住了，要淹死了。“毛主席万岁！”“插青”们把仅有的力气用来喊口号。也许精神变物质吧？居然他们都游到了对岸。

    我的脑子里胡想着，嘴里胡说着，以为自己创作了一种欢快气氛，自己也果真笑起来。然后才发现蓉并不笑。蓉的脸色又像粉墙似的煞白了。她那幻觉似的红晕又在消退。

    能唤起她的兴趣、刺激起她的生命力的，只有医学。开春她刚从美国动完手术回国，我去看她。她问我的A病B病C病，叫我吃什么药、看什么病、作什么治疗。我本是来看病人的，不知怎的自己倒被放在病人席上。可她是病人，她是重病人啊！怎么只讲我的病不谈谈她的病呢？讲话也伤神啊，快不要讲了。一旦不讲医，她又蜷缩起来。从医生变回为病人。

    到4月初，我打听到一个专治癌症的中医。托了人，写了条，定了车，带了希望，去了。医生没讲几句，蓉就开始指出医，生说得不对。继而用中国的、美国的各种最新研究成果来论证。活活把个我好不容易找到的医生给“将死了”。哪怕给医生留点面子，哪怕同样的意思说得缓和一点。

    她是医生，任何时候——卜班的时候或是在家的时候，健康的时候或是得病的时候——都只是一个医生。

    凡过分专注于某一领域的人，往往有些偏执。某一领域的特别自信，又往往伴随着另—领域的特别消极。蓉不善家政。

    家里十年如一日地没有添置过什么家具。在建设家庭这个领域里，她是超消极的。这未必不是一种缺陷。但是，对于一个向牛活索取那么少的、生命无多的人，有什么必要去分析她还有什么欠缺？

    她那娃娃脸，瘦得细细的，像颗葵花子。她的身体很轻、很轻了。还会更轻？像蒲公英？

    2.1987年7月

    7月5日蓉又给送回家了。

    我敲着他们家的门。只听—双小拖鞋快速击地的声音。珏珏给我打开门又噼噼啪啪地进屋，转眼就在床上就位厂——上半身躺床上，双腿几乎和身子成直角地搁在墙上，看连环画《三国演义》。谁也无暇顾及这位倒挂君。

    M那神情就如没有看见我，就如我是个肉眼看不见的幽魂。M那变得黄黑黄黑的脸色，又使他看上去像一个被鬼魂追逐的心力交瘁的人。

    怎么丫？

    “我……嘿嘿嘿。”M以为一笑便能遮掩那黄黑色。但一笑，裂出一脸皱纹，枯叶似的。

    原来蓉开始腹痛，夜夜不能入睡。每晚打四次止痛针。蓉教会了M打针。M又从气功师那儿学会了按摩。气功师说，夫妻之间的气是相通的。“M给我按摩，是好一些。”蓉笑着：

    “不过也许是心理作用。”

    “你白天别上班了。”我对M说。自知说了也无用。生活向他压来多少担子，他全担着。用他那想必也黄黑了的肩头。

    7月11日腐乳瓶。瓶上的腐乳商标完好如初，插在瓶里的一束鲜花，早已枯萎。这个家里，没有花瓶，没有工艺品，没有一切与闲适、余裕相关的物品。

    枯萎的花束旁，是枯萎的蓉。她笑了一笑，因为爱我，看见我，她总是这么笑的。只是笑也微弱了，笑也惨淡了。

    惨淡地想起她刚从美国回来时，依靠着大立柜坐在床上。

    一床的书，是她在攻读的书。养好病她还要返回美国去攻下学位的。她就不信攻不下来。那封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信，也讲到蓉手术后一直想着怎么完成她的论文。蓉总觉得多少优秀的同志都没有这种机会出国深造，她知道怎么不辜负这个机会。她坐在一床资料中，真个的淡忘了自己是个刚刚在美国动了大手术的病人。我说要不要带一些杂志给你散散心？她说不用不用。她读书，打字，准备论文，几点几点几点都排满了。

    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这么苛待自己？

    一味苛待自己，这对吗？这值得赞扬吗？

    今天——7月1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报道又一位中年科学家董泽清早逝，呼吁“知识分子中年早逝的悲剧能早一点打上句号”。董泽清是国内研究马氏决策规划的一号种子。据说他的早逝使这门学科至少要停滞五年。董泽清要是做了人造心脏瓣膜手术，很可能不至于此的。但他自己犹豫了：做这个手术“钱得花几千元，估计也够所里受的。若不做也不知道凭老本能挺几年？”

    于是没有做手术。为他那研究所省下几千元。但是他可以创造的价值，他自身的价值到底值多少？中国知识分子这种令人感佩的悲剧性格，真正地无助于国家的兴盛，无助于民族的腾飞！

    仅仅为厂省几千元！

    今年，1987年5月的大兴安岭火灾，损失了大约五亿元。

    大兴安岭从1964年开发到1986年，二十二年间已经发生了大小森林火灾八百八十一起。1985年夏，着名植物生态学家侯学煜考察大兴安岭后，提出防火设施的经费投资不够、甚至错误报警等等。但是并没有引起真正的重视。1986年又有一批森林学专家到大兴安岭考察，预见到火灾的威胁，提出防火、灭火的建议，也没有引起重视。在5月的森林大火燃烧了近半个月的时候，我从常州电视上看到某炮旅近千人基本上还是赤手空拳地奋战火海。工具呢？社会进化到现在的工具呢？科学发展到现在的工具呢？科学呢？科学家呢？望着这赤手空拳，我哭着——不是因为感动，而是因为痛心。

    每一次事故，出一批英雄。不过，英雄再多也难杜绝事故——如果淡忘了那些提醒火灾威胁的科学家的话。如果按时间顺序排列，他们该是第一批的英雄。

    科学家值多少钱一个？按董泽清的算法，像他这样的研究员抵不上几千元。还有一种算法。云南省1987年的两起森林火灾，牺牲的救火英雄八十人，重伤九十九人，仅抚恤金一项就需要三百万元。如果把这三百万元，如果把大兴安岭5月火灾损失的五亿元，如果在所有一切损失的、报废的钱中，提取一些给科学家投资，或许可以减少科学家的“自然报废”，或许可以赢回多少个几百万、几千万、几万万！

    如果知识分子自己都不把自己放到应有的位置上去认识，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悲哀，也是中国科学文化的悲哀，整个民族的悲哀。

    7月16日蓉的眼神黯淡了，退到了眼睛后面的、很后面的什么地方了。她昨晚吐了。我明白，新接通的肠，又被新增殖的肿瘤堵住了。生的通路堵塞了。蓉靠着的两条花被，那么旧，是不是插队时用过的？当年插队时她自己做制药机，自己制那么多种药丸给农民治病。全国有那么些人写信给她这个赤脚医生求医。“蓉，我翻到—篇关于你在农村行医的报道。”我也是没话找话。当年的事，怕是像一张褪色的照片似的，未必会引起她的兴趣。

    谁知这一句话，竟又使她的眼神回来了，闪烁了——闪烁着泪。嘴角抽动着，一抽一抽的，好容易说出一句：“现在我成了废人了！”

    泪水没过了那抽动的嘴角，无声地。

    “寿命短一些我不怕。我就怕这么躺着不能干事，成了废人。”

    可惜！废人或许能活得滋润。偏偏不愿做废人的，才早早地报废了。

    那束废了的鲜花，还插在无水的腐乳瓶里也无人顾及。

    蓉不是张广厚，不是董泽清。除去“文革”十年，她在这个世界上只活广几年？她还未及做出成就，她的逝去不会像张广厚那样成为一条新闻。张广厚第一次成为新闻人物，是因为他的数学成就；第二次成为新闻人物，是因为他的中年早逝。

    陈景润第一次成为新闻人物，是因为他的哥德巴赫猜想；第二次成为新闻人物，是因为他的病——这个停不下猜想的、走路会撞到树上的数学家，由于用车问题没有落到实处，终于在挤公共汽车时摔成脑震荡，得了帕金森氏综合症，坐上了手推车。

    中年知识分子这些年的待遇是有改善，从实际上的到名义上的。“文革”中我们少培养了一百万人才。据估计，五至十年后，将产生人才荒。这种人才低谷状态将持续到90年代初。

    如果再不能人尽其才，如果还要年年复年年地报废人才，那么人才断层不仅不能幸免，还要提前产生。

    常常看见四十来岁、五十来岁的知识分子，不如六七十岁的人健康。如果构思一篇荒诞小说：有一个国家，老年人身体越来越好，中年人，而且是中年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年业务骨干，早衰、早逝；后来，承上启下的国家的脊梁一根一根折断了。国家断成了两截，一截是老人，一截是小皇帝……又一代知识分子以不可等闲视之的姿态出现了07月12日结束的第十八届国际中学生奥林匹克物理竞赛，中国参赛的五名中学生全部获奖。7月15日结束的第二十八届国际中学生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中国参赛的六名中学生全部获奖。同是7月15日结束的第十九届国际中学生奥林匹克化学竞赛中，中国参赛的中学生获得一块金牌、两块银牌和，一块铜牌。这些中学生，从机会和条件，都比他们的上一代，他们的上一代的上—代，优越得多。不过，他们也会步入中年。

    8月1日蓉又一次被送进医院。

    这次，自然是住进自己的医院。妇产医院的党委书记说了，为了蓉，不要管花多少钱，蓉住这里，是回家，又是来告别。

    护士推着小车进病房给蓉做心电图。我从床边的椅子上让开。蓉误以为我要走，伸出手，指着：“门口还有一个凳子。”她挽留我，挽留病房以外的世界。

    蓉的嘴，勉力呈笑状，但脸部肌肉已经笑不起来了。于是只有嘴游离面部肌肉兀自笑着，一动不动地。如同是雕了一张笑着的嘴，安装到一个笑不出的脸上。

    生比死更需要勇气。

    9月4日“珏珏，乖一点。要不再把你爸爸累病了，怎么办？”

    “爸爸病了也要住妇产医院的，是吧？”珏珏这么一想，有点怕了。

    M单位出动了一辆大面包车，而且竟然出动了满满一车的人去八宝山，去看M的蓉，不是他们单位的蓉。蓉已经像蒲公英一样地飘走了。M单位的人，曾经为蓉寻觅蒲公英，现在寻觅变做蒲公英的蓉。

    我随M单位这群科技知识分子上车。他们四十来岁，五十来岁。怎么男的女的好些个人都穿着一样的十来元钱一条的浅灰色、皱巴巴的长裤？这是最便宜的长裤了。衣着低于大街上的水准。这也正常，因为中年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准低于北京市公布的市民平均水准。这里没有流行色，没有新潮流，没有对比，没有反差。

    望着这一批浅浅的灰白色，我突然想起反差极大的希尔顿饭店1986年在上海公开招聘的盛况。大学生、研究生、讲师，纷纷放弃专业去应考。录取率相当于考研究生。若不是报考年龄有限制，怕是还会有更多的硕士去报考。希尔顿饭店的负责人说：“这么多的研究生来报考希尔顿，这是希尔顿的光荣，中国人的耻辱！”

    知识的贬值。一个国家的荣誉，首先系于两方面人身上。

    一是领导层，一是知识层。知识分子在国家的形象怎样，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形象也往往怎样。

    又一拨知识分子走向蓉的灵堂。哭着。那是她的同学—一代“插青”，现在都四十来岁了，正当中年，当初他们曾经很年轻，很年轻。当初他们中间那个像布娃娃一样的，是扎着两根小辫的赤脚医生蓉。蓉的遗像挂在灵堂正中，依然扎着两根小短辫，依然布娃娃似地笑着。

    她的出国护照上就是这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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