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未知数的折磨与发现快乐

    我不知道世人对我怎样看，不过我只是觉得自己好像是在海滨玩耍的一个孩子，为一会儿拾着一块光滑的卵石，一会儿发现一个美丽的贝壳而感到高兴……

    ——牛顿

    人生在世，只是为了各种需要。有人需要行善，有人需要使坏；有人需要安宁，有人需要刺激；有人需要虚荣，有人需要小利；有人需要搏斗，有人需要无聊；有人需要索取，有人需要奉献。

    但是人们首先需要的，是弄清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有的人活了几十年，也未必清楚这一点。有一个叫裘宗沪的人，从小爱好数学，但求当一个埋在数字堆里的研究人员。大学毕业后，他如愿以偿地进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但是到他四十多岁时，他才发现他需要的是……是什么呢？

    这件事，说简单了，别人恐怕不理解，或者觉得不可思议。还是让我们先跟着裘宗沪的踪迹到香山一游，然后再追循裘宗沪的意识，到他的心灵里观看一番连绵的远山消融在烈日下，只剩下蓝灰色的剪影，恰似一面巨大的、残缺的反光镜，把阳光反射到香山这边来。一个黝黑的男孩，披头盖脸地淌着汗，活像一根正在溶化的巧克力冰棍。一对肥胖、甜蜜的老夫妇，用汗津津的胳膊互相搀扶着，像是两粒粘在一起的奶糖。

    偏有十几个中学生，对那炙人的阳光毫无察觉，在香山脚下做起了算题。一个宽肩膀的学生双膝跪着，双手撑在地上，伸长脖子看着算题。他无疑已经跪了很久了。他那蓝短裤的腰上，可笑地露出了一截白衬裤。他那汗湿的脊背，闪烁着思想的艰苦。一个胖学生抱着两腿坐在地上，把脸夹在满是灰土的膝盖里——显然，这双膝盖也跪过一阵了。大概因为他双眉紧皱着吧，他那大颗大颗的汗珠，执拗地积聚在眉毛上，也不往下掉。

    “哦——！”“做出来喽——！”“冲呀——！”几个首先做完算题的学生，向山上跑去了。

    响起了一阵飞快的脚步声，抑或只是老师自己的心跳声？

    他，裘宗沪老师这样地得意，一时竟闹不清他听见的是什么。

    于是他独个儿笑了。他的笑是奇特的：皱紧眉头，晃着脑袋，大嘴长时间地咧着，近视眼在镜片后天真地、得意地眨着。他不由想起了他的第一个学生。两年前部分中学生座谈他写的那本《趣味数学三百题》时，他发现这学生的思维很有独到之处：“你的父母是搞数学的吧？”“不，爸爸是服务员，妈妈是工人。”那么说，这学生的一切是独立思考的结果了？这可是块搞数学的材料！学生的家在城东，而裘宗沪的家在城西。但是在一个礼拜天，裘宗沪开始了从西到东横贯全北京城的冬季自行车运动。而不久，那学生也开始了从东到西、顶风冒沙的夜间跋涉。“裘老师在家吗？”“还没回来。你请坐吧。”裘宗沪的爱人薏好奇地望着这个“沙漠来客”。学生则默默地在一只方凳上正襟危坐。“你这么坐着太累了，坐到椅子上来吧！”“不了。”学生目不斜视地依然笔挺地坐在方凳上。三个半小时过去了，愣没动过窝儿，真像一尊小佛啊！

    慢慢地，裘宗沪家的方凳上、椅子上、床沿上，像变戏法似地坐满了闻名而来的“小佛”。薏屈起双腿，缩在床中间仅有一席之地上，弄不明白究竟裘宗沪像朝圣者，还是学生们像朝圣者。但有一点是明白的：这间三代同堂的小屋成了数学圣地。而裘宗沪这个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专门研究人员，竟兼干起中学生数学竞赛和数学普及的辅导工作，当了北京市数学会的副秘书长了。人生往往因一些寓必然于偶然的机缘而变得不可思议。裘宗沪从来以为研究数学是他的笫一需要。但他怎么会想到，在他四十多岁的时候，他的生活里会出现一个住在城东的学生。而他的人生道路也随即发生喜剧性的变化，乃至他在四十三岁的年龄上，竟带着一批和少年裘宗沪有着共同志向的学生，在香山搞起了夏令营。

    逛香山也得做题！——是学生们有了做题的习惯，还是他有了出题的癖好？“一千个一被七除等于几？”那回参加小学生数学竞赛的孩子们；一看见一千个一，就像看见只大老虎似地害怕了。但终于又发现一千个一原来和十个一是一样做法。于是快活得像小猴似地跳跃着。后来刊登这道题的《科技报》接到了一百多个电话：兴奋的、怯怯的、瓮声瓮气的、奶声奶气的，这些千差万别的声调、嗓门、音色！语言是门多有意思的艺术啊！那些失去语言能力的人，失去了多少人间乐趣！那回汽车上，一个哑巴默默地把三个两分的硬币递给售票员。售票员熟练地给他一张五分车票和一个一分的硬币。裘宗沪目睹着这幕哑剧，又激起了他那出题的癖好：是的，根据逻辑分析，北京车票的票价比六分少的，只有五分。那么，假设一个人拿着三个硬币给售票员，售票员给他一张车票和一分钱。问：这三个硬币是几分的？那张车票又是多少钱的？

    嘿嘿，现成的一道应用题！

    生活之母无时无刻不在赋予我们智慧的财富，从而使我们的劳动变成…种巨大的享受。有些人对于母亲赐予的一切毫不珍惜地丢弃了，甚至压根儿就没有接过来，而对于一些身外之物却大有非分之想。唉……“裘——老——师——！”嗬，学生们都跑上香山顶了。高耸的树林为经受了烈日考验的人们，张开了巨大的遮阳伞。

    “裘老师，题目我们都做完了。现在可以玩会儿扑克了吧？”

    “可以。可以。”“老师，那两副扑克呢？”“在两个同学的身上。这两个同学的组号加起来是个偶数，他们的年龄加起来也是偶数。那么，他们是哪两个呢？”

    “又得做一道题？”

    嘿嘿，不断地经受未知数的折磨，才能经常地享受到发现的快乐，才能保持着一种探索的、进取的蓬勃精神。

    裘宗沪带着学生在数学王国里漫游，就像一个人带着宾客，参观自己美丽可爱的家那样，感到得意和自信。人哪，往往对物质的欲望，只能满足他一时的需求；而这种对事业的得意和自信，却能充实心灵，滋润生命，派生幸福，延年益寿。

    2.玫瑰色的眼睛和人生的重荷

    香山中学教师办公室的几张写字桌，拼成了这样一张床——随时叫人感觉着它那坚硬的、有棱有角的个性。裘宗沪躺在床上，不由想起了一个外国童话，说一个公主睡在二十床鸭绒褥子上，感到硌得慌。后来发现最后一条褥子下面，有一粒豌豆。嘿嘿，这位公主要是能跟着我的学生们一起爬山、做题，那么她晚上只要能躺下，哪怕是躺在豌豆堆上，也会感到心满意足。

    不过夫又热得出奇。他从没想到“热”这个字还能唱成儿歌：“提手加个九，九上安个钮，底下四个小纠纠。”小莹就爱这么唱着在家门口跳橡皮筋。薏呢，一边让李谷一那甜蜜的歌声冲洗她的疲劳，一边又以殊死的劲头冲洗衣服。她本来是个像一幅油画那样色彩鲜明、生动活泼的姑娘，对艺术有着忘我的挚爱。但是她中学毕业前看了一部苏联斯大林时代的小说，非要像娜塔莎们那样去建设共青城，于是就投奔了工科大学。而现在，经过了能把饭盒压成薄饼，或是把扣子撕下两颗的挤车运动后，每天回到家里也只能一边干点家务活，一边从半导体里选个愿意听的音乐节目了。裘宗沪那瘦小的妈妈更是个巨大的噪音能源。白天人在家又累、又闷，晚上就要把定期存了一天的话，连本带利地倒一倒。“你这个混蛋儿子，你是个聋子呀？你没听见我和薏争了半天了？人家邻居都来了，你连个邻居都不如！”“妈，你们争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我根本没听见。”他像个梦游者似的说着，又低下头去查看英文版、俄文版的中学数学竞赛习题集。必须了解国际中学生的数学水平。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裘宗沪在噪音四起的家庭里挣扎，终于能以他的专注，去中和一切噪音。无穷大的数乘上零总等于零。那么，随便多大的噪音碰上他的专注，总是等于安静。

    “你这个混蛋儿子，是连死了人都不管的。”

    裘宗沪在这种狂轰滥炸下，早已练就一种不解释、不还嘴、不生气、不埋怨的“四不”功夫。他本来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并无特殊的性格。但是从来每个人都是他的性格的创造者——可以下意识的沉沦，也可以有意识的坚强。

    “哼，约你写稿不写，约你写书你也只写了两本！数学所的人偏去搞什么数学讲座、数学竞赛的，自己降格！像这么干下去，这间三代同堂的屋子还得再住五年！”

    唉，多少美好的时间，受尽了日常生话的苦刑。多少三代同堂的家庭，每天都在产生着又似悲剧、又似喜剧的矛盾。于是有些人说：这都是因为中国人不会谈恋爱。荒唐！这大概是那些蹩脚的爱情小说给人造成的印象。那时他和薏爬长城——他正在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劲头谈恋爱。薏上去了，却累得下不来了。瘦小的裘宗沪像骑土一样挽起了薏。尽管他曾经多少次地和她侃侃而谈，可是连手都没握过。这第一次的接触一下子使他们亲近了，抑或是疏远了？活泼泼的她，只是低垂着头。素来健谈的他，也顿时语塞了。为了摆脱这种热辣辣的冷场，他轻轻地哼起了一支歌：“把你那小板凳，放在我身旁，咱们俩坐在一起。我在你眼睛里，看见了太阳，你的眼燃烧我的心！”（墨西哥民歌《小板凳》）她那对大眼睛又抬起来了：数学所的人还会唱爱情歌曲！她还以为学数学的人都像白开水一样地乏味呢。

    爱情给了他灵感，他一下记起了他曾经唱过的各种歌；爱情又给了他勇气，他一下忘了他唱歌是必定跑调的。他自我感觉很好地从小夜曲一直唱到了进行曲。薏那对曾经拒多少人于千里之外的大眼睛，现在对这么聪明又这么傻气的歌者，泛起了爱的微波。而他，则感到自己被罩在一对玫瑰色的眼睛下——当然，眼珠是黑色的，只是他的感觉是玫瑰色的。在这玫瑰色的眼波里，他唱着歌在爱的河流中荡漾……可是现在，薏那娇美的少女风采，已成为人生翻过的一页。他只瞪着失神的大眼睛，木然地搓洗着全家的衣服。小莹要睡了，薏用来当小桌的方凳，就得搬去给女儿垫床板了。每天这个时候，她就开始洗衣，一直忙到深夜，第二天六点又得起身去工厂了。当年那个娇惯的公主哪儿去了？她现在充满了女人温柔的献身精神。这可都是为了保证他啊！

    而他保证谁？保证他的学生们长进。那么他保证了她什么呢？保证给她拥挤的住房、繁重的家务、没工夫说悄悄话的丈夫和谈不上爱情的家庭？

    啊，薏！

    中国人本来就含蓄。在这三代同堂的屋子里，又当着母亲的面，更不敢对妻子有任何爱的流露。但是他再呆气，也是血肉之躯。他的感情和理智多少次地争吵不休。“我要爱她！”感情涨红了脸。

    “你没有权利爱她。”理智面不改色地说。“她是我妻子，你知道不知道？”“妻子又怎么样？谁让你没有房子！”“可我也是人，她也是人哪！难道我们年轻轻的就得把爱情葬送了吗？”

    “这有什么？我们多少家庭都是这样的。”“可她跟着我像守寡！”“那么你花点精力去搞房呀！”“我是这种人吗？”

    “那么你怨谁？胡想一通有什么价值？搞你的算题吧！”

    那么，证明，证明下列命题。“爸爸，明天是我生日，正好又是星期天，你请一天假带我去玩好吗？”小莹没睡着？在她的概念里，爸爸的星期天和星期一是没有区别的。可怜的孩子！可是星期天他得给数学竞赛小组的学生们讲课。“爸爸……爸爸下次陪你玩。”他说得这么没底气。“下次”是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才能有这么个“下次”呢？

    夜深了。一切家常噪音都被浓重的夜色湮没了。只剩下他坐的竹椅咯吱咯吱地响。这张旧竹椅尽管用各种绳子绑了个花里胡哨，用各种算题的废纸塞在竹缝里，但还是响个没完，像个不甘寂寞的嚼舌妇。

    裘宗沪把一本本外文书挪到身后的床上，这才能在小小的桌上铺开稿纸，写上标题：《如何提高解题技巧》。他早就不屑于读这类文章了。但现在却在撰写这类稿件时获得一种满足感。人只需要使他满足的东西。裘宗沪一想到他的读者群——中学生——是个何等可观的数字，就禁不住独自晃着头，得意地笑了。

    忽然，他身后有人说话了：

    “我倒要看看你想把多少书放在我的脚上！”啊，真的，忘了床上还睡着妈呢。“妈，你还没睡着？”“你那竹椅咯吱咯吱的，我怎么睡得着？”

    他无奈地往竹椅上一靠，只觉得感情的长堤正在崩溃—真是一人拚命，全家遭罪啊？那么薏呢？她还在修改小莹作业中的错误。现在家长分担着老师的工作，孩子上几年级，家长也上几年级。家长分担不如我来分担。如果我能多辅导一些学生，那就可以多解放几位家长，让他们腾出时间多睡点觉，多搞点“四化”。要解放家长，要解放所有的家庭，要消灭一切咯吱咯吱的竹椅，搁不下书的桌子，拥挤的住房和又当床、又当桌的方凳！只是我们这一代人恐怕力所不及了。我们数学竞赛小组的学生们，现在的中学生们，将是消灭这一切的勇士。我现在做的是2000年的工作。嘿嘿，这是想起来都叫人感到温暖的。破竹椅又怎样？艰难的生活因为有了明确的目标，就不再是一种重荷……

    3.强刺激的感受和自我的半径

    清早去卧佛寺的时候，金红的太阳，轮廓分明地嵌在蛋青色的天空中，活像咸鸭蛋的蛋黄。而现在，当数学小组的孩子们在卧佛寺玩了半天后，耀眼的白色的阳光融化了整个天空和大地。干渴的学生们慢慢走向山脚下，好像在白色的阳光中浮动。裘宗沪赶紧按人数去买了一兜冰棍。可是，人人都吃上了，怎么他手里还剩下两根呢？他这个数学会的秘书长，在夏令营中每天都得为吃饭、爬山、上车，清点几次人数，而且发现这种应用数学的难度，并不亚于在研究所里钻研尖端数学。譬如现在吧，已知他为十七个学生买了十七根冰棍，可是人人都吃上了，他手里却还余两根。17-17=2？啊，一辆刚发动的公共汽车上有两个人向他招手呢。是两个学生！也不打个招呼就上了车！搞数学的人，有的就是脑子里缺根弦。而裘宗沪则可以从美国影星英格丽，褒曼讲到中国新星刘晓庆。裘宗沪？他的脑子里才经常缺根弦呢。

    去年冬天，他在一家小饭铺吃饭。他边吃边想：怎么办？

    1981年将在美国举行国际中学生数学竞，赛。我国有没有实力参加？科学院让他给方毅同志打份报告。怎么写呢？罗马尼亚、美国、苏联的水平都比我们高。甚至连越南都在我们之上！我们参加竞赛的话，如果排个十几名，丢脸！如果不敢参加，弃权，这难道对我国的数学有任何好处吗？我们的差距是明摆着的。科学讲的是实事求是。参加！让孩子们跟高手较量，往高处看！小王、小刘这些孩子，再过二十年，他们之中将出现新一代陈景润，或者说陈景润们。不，应该说是小王们、小刘们。对，他们的名字将被用作复数！

    裘宗沪从小饭铺出来，又蹬上了车。他着实羡慕当今的孩子们。虽然他自己从小就有志于数学，但1955年考大学时没被录取。为什么？出身大资本家。凡是个性强的孩子，对于首先给他强刺激的感受，是很难淡忘的。淡忘的是政治。后来上了大学，他所在的数学系开跃进大会，学生们上台表大跃进的决心：几年考上副博士，几年写出国际水平的论文，几年超过外国。真是“语言与思想齐飞，壮志与空想一色。”轮到裘宗沪上台了：“我没有雄心壮志，也没想这么远。我保证做到一点：我们数学系篮球队，一年后夺一次全校的篮球冠军。”

    全场哗然。裘宗沪不严肃！从任何方面看都不严肃，就说打篮球，数学系也从未拿过冠军。“只有我说的才有可能做到。”裘宗沪心想。第二天他清晨五点起床，把数学系的篮球队员一个个都叫起来，在篮球场上扫雪、练球。坚持了一年，数学系终于夺得了冠军。

    在对政治的淡漠中，他难能地保持了一种大孩子的天真和真挚。人们往往不珍惜得到的，而遗憾失去的。殊不知在不断遗憾的同时，又在不断地失去了。

    而裘宗沪，以他孩提般的喜悦，珍爱地接过他所得到的使命——数学普及工作。他曾经失去的东西，现在的学生们不会再失去了。他帮助了学生，学生又使他得到了对未来的信念和希望。他的精神土壤变得十分肥沃，而学生们在这精神土壤上，像一棵棵小白杨似的往上蹿着。打开北京市1980年数学竞赛的名单，前十来个孩子都是数学竞赛小组的学生；初中生小刘来了才一年，越级参加高中组比赛，竟得了全市第一。裘宗沪从小希望着的、或是他不敢希望的，他们都有了。他们十几岁上就将参加国际数学竞赛，他们的眼睛从小就将盯着世界第一流的水平。而二十年后，他们将从事世界第一流的研究。他虽然牺牲了自己的数学研究、自己的夙愿，但是，他这个自我，就是能变出几个平方、几个立方来，又怎么抵得上这一批批的小王们、小刘们呢？天已漆黑了。裘宗沪突然发现自行车上好像缺了点什么。

    刚才上小饭铺吃饭前，车上好像有什么东西来着？包！手提包哪去了？丢在小饭铺了？

    “服务员同志，对不起，我刚才把手提包丢在这儿了。”

    “没看见。”“完了，手提包里有明天上人大会堂听首长报告的入场券。万一给坏人捡去”他望着深重的夜幕，从光辉的数学王国，一下子掉进了绝望的深渊。他连车也不敢骑了一免得慌乱之中钻进汽车轮下。他在北风呼啸中，推着车到公安局备了案，又推着车整整走了两小时，好像走向世界末日似地回到了家。“你是不是丢包了？”沙发上一个陌生男子说。“唔。”裘宗沪已经麻木成这样，连陌生男子的出现也毫不奇怪了。大概贾宝玉丢失通灵宝玉也不过如此。但是陌生男子随即递上了裘宗沪的手提包。原来他是位便衣民警，在小饭铺吃饭时拣到了这个包。打开一看，尽是数学爱好者给裘宗沪的信，还有五六十元钱。一个低工资的人为了这五六十元，一夜都会睡不好的。他赶紧按信封上的地址送来了。

    裘宗沪这才猛地想起那笔钱来。他这个六十二元工资的人，倒像个百万富翁似的满不在乎。是么，他毕竟是个富翁了，一个精神富翁！“裘老师，人到齐了。咱们买饭去吧。”哦！——已经从卧佛寺回到香山中学了。学生们三三两两地正说得热闹：“我们数学小组的极大值（年龄最大的）和极小值都在清华。”“我想买本书，可我带的钱只有无穷大分之一。”

    裘宗沪又开始了照例的饭前清点人数。三个一堆，那么是以三为单位。谁能说他做的是简单的数学呢？他同时还在想着另一道题呢：以他这个自我为半径，或者说以他的学识和精力为半径，向外做一个圆周。问：可以发挥多大能量？波及多少学生？

    4.巧克力的启示和永恒的得意

    在清晨的雾气中，远处的青山隐进青天里，只有山上光秃的部分，在云间朦胧可见。疑是仙山琼阁。不过香山中学的校园里则切切实实地响着20世纪70年代的外国歌曲。

    裘宗沪乘着学生们还没醒，着手准备下周给市部分中学生作的数学讲座。

    “裘老师，你怎么还干这个？”一个学生什么时候站在了他的身旁，“这是中学老师也可以干的！”

    好似一阵冷风吹了过来，裘宗：沪的笑容一下冻结在脸上了——中学老师也可以干的？你不正在受着中学老师的教育？我不也是经过了中学老师的培养？我们每个人难道不都应该永志不忘我们的中学老师、小学老师、乃至幼儿园阿姨吗？可是，事情好像不那么简单。不久前我在街上看见我的一个学生迎面走来了。这孩子在数学集训队时，老爱做题到深夜，我老得催他睡，觉。不知他现在能保证睡眠时间吗？可是怎么，他眼睛看着别处，他没看见我？这不可能。两人相向而行么！两点一线么？嗳嗳，怎么回事？他擦身而过，走了。他只装看不见。这为什么？

    我的心往下沉着，陷进了一个我不愿看见的污浊的地带，一个人和人之间只是互相利用的地带。是的，他刚考上了大学，觉得用不着我了。没有抱负的人啊，把考上大学当作了最终目标。

    啊，如果儿子突然翻脸不认父亲！

    我觉得自己的心让人掏空了，空虚了的胸部无力地塌陷了，背也驼了。我好像是被私利的风压弯了的一根枯草。

    不！他觉得用不着我了，不等于我就没有用了。如果我把培养青少年的工作弃之不管，也像他那样只顾自己，那我不也跟他一样的自私了吗？“老裘，你不来数学所，都是找你的电话；你一来数学所，又占着电话打个没完。你干得了这么些事吗？”“干一点事情总比不干好。具体干一点也比光是成天讨论如何干好。干工作跟文学创作一样，没有什么公式。一边干一边减少偶然性，增加必然性么。”

    “老裘，你为什么不攻尖端，争取出国？”“搞科普的人也得有水平高一些的，才能深入浅出”。有人说数学所的人搞起小儿科来了，再这么干，影响提职提薪。是啊，有的老师就是因为业余时间参加了我们数学竞赛小组的工作，学校里认为是不务正业，就没给提薪！

    思想啊，像一个个漩涡似的。各种意见、议论在脑海里扩散着、冲撞着。一个漩涡：提职！又一个漩涡：提薪！现在人们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中，面不改色地大谈提职提薪。这里蕴藏的是进步还是危机？50年代的人更多地追求精神，80年代的人更多地追求物质。对精神的追求和对物质的追求都是永无止境的。但是脱离了前者的后者，是虚空、堕落；脱离了后者的前者，是虚假、倒退。我们要以精神追求来实现物质追求。如果人人都能提职提薪，当然皆大欢喜。但毕竟有些工作在不被人理解之前会影响提职提薪。人们往往大谈人才要从青少年培养起，可是培养青少年的人往往被人们看不起。我们多少人渴望着成为人才。可是再伟大的人才，当他还在咿呀学语时，你拿一张十元的钞票交换他手中的一小块巧克力，他是无论如何也不干的。那么，必须有人先告诉这位未来的人才，十元钱大于一块巧克力的价值。难道这是容易的吗？小学老师要教会学生一个“热”字，还要编首歌谣呢。我们数学所搞培养青少年的工作，数学竞赛只是其中的一项，还有讲课、辅导、写书等等。

    当然，我干的事太多、太杂乱了——人家求我，我不好意思推么。结果只好把我的科研推了。怎么办？不过同在数学所也不可能都当陈景润，都去搞哥德巴赫猜想。我现在干的都是我能够做到的炉事，就像当年我提出数学系篮球队要拿全校篮球冠军一样。我们数学会的工作是为了普遍地提高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帮助老师发现更多可培养的苗子。二十年后，当学生们登上科学的荣誉宝座时，当他们在人们的喝彩声中微笑时，让我站在人群里默默地祝福他们吧。

    这就是我所希求的一切了！那么，我为着这一切而努力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考虑到提职、提薪，考虑到人们的肯定和尊重呢？那不就跟孩子们经常需要好话、糖果、奖品、玩具一样地幼稚吗？人类自尊心的堕落啊！我们在彷徨、犹豫、愤世嫉俗的时候，真正的人生就从狭隘的视野里溜走了。我为什么还要像个未成年者那样，在人生的道路上摸索呢？今天的中国需要的不是哪一位领袖，而是每一个采取积极的人生态度的中国人。只要当我们中国人都切实地感到个人和国家的利益密不可分了，我们的祖国就大有希望了。扔掉那些使头脑负担过重的负荷吧！居里夫人说得好：“在科学上重要的是研究出来的‘东西’，不是研究者的‘个人’！”

    裘宗沪笑了。皱紧眉头，晃着脑袋，长时间地咧着大嘴，得意而天真地望着前面——啊，山后的阳光把山辉映得似云像梦。有人说人生似梦。不，这种人可能心灵上长了绿霉了。人生是热烈而切实的，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需要——需要钻研和奉献，需要唱歌和得意，更需要吃苦和吃饭。瞧，学生们都起床了，正敲着饭盒等着我清点人数去吃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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