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淘金的热情

    人体靠什么赖以生存？自然啰，靠大脑、心脏、动脉、静脉……但是细胞呢？

    那众多的细胞呢？

    社会靠什么赖以前进？当然哕，靠工人、农民、科学家、艺术家等等。各种杰出人物和知名人士组成了社会的主动脉，跳动着时代的脉搏。但是，那此名不见经传的无名之士呢？他们像细胞一样众多而不被人注意。他们没有耀眼的美和灼人的光。不过，从来微薄能演变为雄厚，渺小能转化成伟大，我们的平常而又平常的人们，始终如一地用他们的脊背，支撑着我们变动的社会。

    有一个人，干了几十年的编辑（细胞有多少，这样的人就有多少）。他扶植过的40年代的作者，早已成了教授；50年代的作者，早已是着名作家；甚至80年代的作者，也已是颇有影响的诗人。一句话，他的作者们浩浩荡荡地汇入了社会的主动脉。而他，依然只是一个勤勤恳恳的编辑，一个肉眼看不见的细胞。

    世上再美的事物，也是带有一分遗憾的。

    有的时候，思念是一种向往，一种饥渴，一种热情的叹息，一种痛苦的寻觅。

    1973年，衡阳一位叫易龙云的诗歌作者，在他获得“解放”的当晚，就给北京发了一封长信。厚厚的信载走了他的沉沉的思念。但是信很快就给退了回来。“查无此人”四个字烧灼着他的心：我的好人啊，我想你啊！

    1976年10月以后，易龙云天天从报纸的文艺副刊、杂志广告和平反消息中，寻觅那个忘不了可又找不到的名字。他查了三百六十天的报纸，又查了三百六十天……是不好找哇！因为易龙云要找的这个人，从来就不是风云人物……晏明啊，你到底在哪里？

    晏明是在列车里？要不昏暗的车厢，怎么一下变得那么明亮？啊，不不，这实在是列车员小莹的错觉罢了。不过此时，小莹望着车厢那窄窄的过道，真觉得她的眼前是一条大道、一片光明。因为她在乘客中认识了一位编辑！“晏明老师！我写了多，少诗都给退了回来。我一直想找一位老师——”“好。这是我单位的地址和北京我家的地址。你以后写了诗就寄给我。你这趟车反正是跑北京的。我在北京欢迎你！”“啊，谢谢！我一定要写出好作品，当女作家！”“小莹，幻想不能代替现实。走写作这条路，是很艰苦的啊！我给你讲讲女作家刘真和茹志鹃的故事吧！”

    列车到一个小站，晏明下车走了，小莹望着他那厚实的身影和那一头白发，她觉得他好像一朵明净的温暖的云，将驮上她驰向诗歌的殿堂……小莹不禁捂着嘴，偷偷地笑我。晏明的心灵也在微笑。其实这种急于上进的青年，他见得多了，但他还是忍不住要微笑。人在一生中，本来也不可能企求老是有特大喜讯。使世界富有生气、使人生更加美丽的，往往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点感受、一点启示、一点欢愉。

    晏明是太理解这些文学青年了。他自己十几岁时，不也老是被退稿吗？那时他把诗寄给报社后，就天天想着自己的诗发表了没有？可他既不敢写信问编辑部，又订不起报纸。只好每天一起床就往街头的报栏跑。可是，没有他的诗，没有。他想自己是太年轻了，应该起一个尽可能显得老成一些的笔名。茅盾、巴金、老舍——对了，就叫“老秃”吧！1940年春，署名“老秃”的诗被选中了。编辑部给他寄来了一堆邮票，算作稿费。

    他把邮票一张一张地铺展开来。啊，他从来没想到邮票竟是这样的美丽！

    但是邮票的美丽实在遮掩不了旧社会的丑恶。晏明每每走到嘉陵江边，面对江流大声朗诵莱蒙托夫的《诗人之死》：

    你们，这蜂拥在宝座前的贪婪的一群，扼杀“自由”、“天才”、“光荣”的屠夫啊！

    你们躲在法律的荫庇下，对你们，公论和正义——一向是噤口无声！晏明的诗，也一行行戳向那黑暗的苍天：

    “伟大的”市长，我向你致敬！

    你让我们听哭泣的音乐，然后和饥饿、死亡接吻。

    ——《致市长》（1947年夏）

    我听见那些拍卖的鼓声和喇叭，我听见那些喝血的刺耳的声音。

    我呼喊，我呼喊，我呼喊：

    贝多芬！捶起你愤怒的钢琴！

    压倒他们！压倒他们！压倒他们！

    《我呼喊》（1947年冬）

    不过，单靠写诗，不仅压不倒那喝血的声音，而且也压不倒自己肚子的叫唤。为了吃饭，更为了志同道合的文学青年都能发表诗作，1941年，晏明和几个朋友自己办起了《诗丛》诗刊。他正在失业，经费么，是没有的。他们四处拉来一些广告，用广告费抵印刷费。当初天天在江边朗诵诗的青年诗人，开始静静地坐在稿件堆旁，审阅、修改，把他的生命之光，融进别人的诗行……

    “晏明老师，您使我想起了我第一次学走路的情景。妈妈说，我刚开始迈开腿，爸爸就用一根又宽又长的带子系在我身上，然后拉住带子的一头，让我摇摇晃晃地走着……”

    辅导刚刚学步的文学青年，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见效。而且必然有一部分人半途而废，而使辅导者的这一部分劳动宣告无效。有些编辑乐于约名作家写稿，又省力，又出活啊！

    出活？可是约年轻人写稿，可以出人啊！当然这需要有沙里淘金的热情。

    60年代。晏明在北京出版社编辑一本《浅谈读诗和写诗》的书。他本来完全可以找一位名诗人来写；他自己已经出版了三本诗集，也写过诗评，更是完全可以写作此书。但是他偏偏物色了当时从北大毕业不久的谢冕当此书的作者。谢冕写好提纲后，出版社把提纲打印了发给北京汽车制造厂和朝阳区文化馆，晏明一家家地征求意见：“请同志们对这个提纲谈谈看法。哪些深了，哪些浅了，大家还需要哪些方面的知识，请毫无保留地提出来。我们会把意见转告作者，一定把这本书写好。”

    书，果然写得很好。只可惜那横扫一切的“革命”把作者的原稿扫个荡然无存。作者惟独把晏明那热情地鼓舞他的信，一直保留了下来。十几年过去了，信纸已经发黄了，变脆，但是信依然完整地珍藏着。已经成为诗歌评论家的谢冕，是把信，把深深的情谊存放在最可靠的地方了——存放在他的心里。

    晏明当编辑几十年，就写了几十年这样的信。如今他已是六十岁的人了，又有高血压病。他每天下班回家，累得吃完饭就睡。往往在半夜又起床写东西，拂晓再睡。于是他的信既有深夜的宁静，又有拂晓的热烈。他给作者写了多少信？那可数不清，不如去数天上的星星。他要写多少信才能培养出一个作者？这更没法说。巴尔扎克说过，一天可以出一个暴发户，但是三年才能培养一个贵族。培养贵族之所以要三年，是因为风度、气质决不是一天能形成的。那么培养一个有修养、有特色的诗人，自然比培养一个“贵族”更要难多了。

    但是“诗人”这项桂冠吸引着多少青年啊！贵州北部山区有一个叫李发模的农民儿子，试着把一首叙事诗寄到《十月》编辑部后，意外地收到了晏明——封又一封长信。“这位编辑和你很熟吧？”贵州的同志们问李发模。我怎么会认识他？我也没给他写过信。“那他对你这么热情！意见又提得这样中肯！你要好好修改，才对得起人家的苦心啊！”

    李发模的叙事诗《雪地上》在《十月》发表后，受到了好评。李发模的诗友——贵州六枝矿的一位青年电工，多么希望自己也能结识这位编辑。于是这位电工也鼓起勇气给晏明寄去了诗，而晏明也给他写了一封封鼓励的信。中国有个民间故事叫《石门开》。谁要喊开了石门，你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

    晏明那心灵的石门，被多少诗歌爱好者喊开了。晏明那精神的宝藏，慷慨地奉献了出来。而他自己，从表面看就像一块静静的山石一样，隐匿在作家辈出的名山大川之间，哪里会引人注意。难怪衡阳那位叫易龙云的诗歌作者，翻了两年多的报纸也找不到他了。

    1979年的年初三，易龙云带着孩子们拜年回来，又到值班室翻阅新来的报纸。突然，他在《光明日报》上的《玫瑰花，友谊的花》歌曲上，发现了歌词作者晏明的名字。《光明日报》升起了一片光明，1980年晏明从广西开会回来，特意在衡阳下车看望易龙云等作者。不巧龙云出差去岳阳了。晏明又约龙云在长沙湖南宾馆见面。龙云到长沙已经快夜里十点了。他立刻给晏明挂电话：“明天去看您，今晚不能打扰您的休息了。”“我正等着你呢！”电话那头传来了晏明的声音，“能早一分钟见到你，我就高兴。”

    这对通信达二十年的老编辑和老作者，还从未见过面呢！易龙云冒雨匆匆赶往宾馆。他看见宾馆门前的公路边，有一个在雨中伫立着的人影。那人影亲切而又试探地唤着：“龙云吗？”

    龙云几步奔过去。在黑黑的夜幕里，在密密的雨帘中，他只看清了那一头白发，那像云一样平静的白发。

    2.天才和机会

    人在一生中往往会面临几次命运的交叉路口。往往一步之差，就会遗恨终身。50年代初，晏明又面临着一个人生的交叉路口。一条路，是他已经走惯了的，继续当文学编辑；另一条路，是当时北京市文联负责人要调他去文联，让他下厂写诗——专业搞创作。他记得十几岁时，那一堆当作稿费的花花绿绿的邮票曾经为他交织了多少美丽的梦啊，如果我也能当专业诗人！但是编辑工作也需要人啊！

    其实，中国的编辑事业少一个晏明还不是照样进行？可是，最后他服从组织决定和工作需要，还是继续当编辑吧……但是，他多么想深入到工厂去再写出几本诗集啊！

    诗集？对了，他给一位工人编的诗集，车间领导不同意出版，他还得找领导说说。

    “您是车间党支部书记？我是编辑。我希望您能支持我们出版这本诗集。当然，这位同志有缺点，但是我们的工人队伍里能出现这么一位诗人，多不容易！如果把这本诗集拉下来，那就等于把这棵写诗的苗苗掐断了。”

    “您是厂总支书记？我们出这本诗集，也是希望这位工人同志从此更珍惜自己的荣誉。请您相信他吧！”

    晏明为这位工人诗人先后编辑了三本诗集，他还编了李学鳌、温承训的诗集，以及几本北京工人诗选、民歌选等。有的业余作者成了专业诗人，而晏明这位老诗人却只能在业余时间写点诗。契诃夫说过：“医学是我的合法的妻子，而文学——是情妇。”契诃夫自然更钟爱文学。而晏明呢？他心里始终深深地爱着写诗，但是编辑的责任感制约着他，使他在人生的交叉路口上选择了编辑的道路。人和人有着多大的差异啊！有的人视法律为儿戏，玩弄于股掌之间；而有的人视责任为法律，背负于良心之上。

    差不多大部分的工作都会带来一些职业病——这里指的不是生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譬如有的医生，对病人的痛苦似乎冷漠，但是一个人天天接触病痛和死亡，你就很难要求他看见划破手指头都要大呼小叫了。再如有的售票员，天天在车上挤出挤进，乘客又缺少文明教育，你也很难要求这样的售票员时时笑容可掬了。社会要取得和谐，首先要互相体谅；人要获得尊重，更要互相友爱啊！作者们往往容易责怪编辑审稿粗略，埋没人才。可是编辑天天要处理成批的稿件，也难免有所疏忽。再说人才之所以珍贵，也是因为自古以来的聪明之士大都被埋没，少数能成才。一个人能成才，那得天才、勤奋加机会。一个初出茅庐的有写作才能的少年，要是能碰到一位好编辑，那么机会就来了。

    50年代初，晏明从来稿的海洋中，发现北京通县一个叫刘绍棠的初中一年级学生的稿件。这一篇短稿，却像蔚蓝海洋上的一片白帆那样引起了晏明的注意。他感到这片白帆正被一股才气的风吹得鼓鼓的，它将驶向那光辉的彼岸。他开始连连发这个初一学生的小说，并且写信请他进城来玩。这天，一个瘦小的十三岁的红领巾怯怯地走进了编辑部。晏明望着他那垂下的额发和那聪颖的娃娃脸，喜欢得真不知怎么招待他才好。

    刘绍棠因为和晏明通过不少信，也觉得像来到了一位亲戚家里似的。不过这位亲戚毕竟没见过面，所以才思敏捷的刘绍棠，拘束得说不出话采。非得晏明问他一句，他才老实地回答几个字。

    人，尤其是诗人的感觉，往往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当你喜欢某人时，那么不仅他的优点使他放出光彩，就连他的缺欠也会使他更具特色。现在刘绍棠说不出话来，也使晏明愈发喜不自胜：“神童！神童！”他给编辑们介绍着，又把神童带进“同春园”饭馆，让他尝尝人间的美味，营养营养。后来神童在高中二年级时写了小说《青枝绿叶》，又被选入高二的语文课本。晏明只觉得他的心田也一派青色，长满了青枝绿叶呢！

    小苗需要营养，更需要爱护。50年代初在北京师范求学时就给晏明寄稿、并受到热情帮助的从维熙，后来在小学教书时，愈发显示出作家的素质。但是学校不支持他写作，说是搞“自留地”。

    搞“自留地”？像这样的作者应该提供他生长的园地！“能不能把从维熙调到我们报社来？”“可以考虑。晏明，你写个材料吧。”

    写材料需要附作品。从维熙发在《天津日报》上的那篇小说很好，可手头没有啊！要不，从资料室《天津日报》的合订本中撒下一张？可是，怎么能干这种顽童的勾当？他也只是在十几岁时撕过街头的报纸。那时他刚学着写诗，可又没钱订报。于是每天天色将晚时，他就把报栏的文艺副刊撕下。这个时机必须算得很准——既不能去得太早，使那些想看报的人看不上；又不能去得太晚，免得给别人撕走了。他把报撕下后，把文艺版上的作品一篇篇剪下，贴在一本本旧杂志上，这便是他的藏书和养分了。没有这些养分怕还没有他后来写的那几本诗集呢。现在为了从维熙这个人才，他只好，“重操旧业”了。

    二十几年后，着名作家刘绍棠、从维熙等每每向人介绍：“晏明是我的老师。”而晏明望着这一代中年作家，又望着刚刚崛起的青年诗人，他总是又感受着四十年前的一种激情。那时，在重庆的第一次“诗人节”。二十岁的晏明望着郭沫若、茅盾、阳翰笙、老舍、臧克家、徐迟、王亚平等等，他觉得他的全部词汇都消失了，只感受着“群星灿烂”这四个字的光辉，只想着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化为一个星座。现在他望着文坛群星，激情依然，但想的是怎样使星座更加众多、更加灿烂了。

    “晏明，你怎么支持朦胧体的诗？”我并不喜欢晦涩的诗。诗是精神食粮，总应该让人消化，不要写得太晦涩。不过，青年人在寻找适于表达他们思想感情和生活见解的形式，这是可喜的。不要轻易把一种诗的风格说成是什么体，什么派，是么，社会靠典型支撑，但靠个性而运动。（米.普里什文）没有个性，就没有文学。但是只有个性也成不了人民的作家。

    “年轻人，不要听不进意见。中国的新诗有六十年历史，没有这六十年，也就不会有你的诗。你是赶上好时候啦，你要是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能这么说话吗？社会要爱惜人才，人才也要自爱啊！”晏明诚挚地对有点骄傲的青年诗人说。“千万不要急躁，更不能暴躁，遇事要冷静，假如别人批评你，你先分析一下，不要拒绝一切意见，在任何情况；要冷静，要虚心，不要给人狂妄的印象……”晏明对另一位青年诗人说。

    “您特意来帮助我，来回得赶三小时路，我真是……我接受您的意见……”

    莱辛说得好：“决定人的价值的是追求真理的孜孜不倦的精神。”几十年了，晏明联系了多少作者、作家，创造了多少价值？光是他所编辑的《老作家文集》（集外集）就将在文化的长河里闪现出怎样的光彩！——郭沫若的《雄鸡集》、夏衍的《杂文与政论》、曹禺的《迎春集》、巴人的《遵命集》、臧克家的《杂花集》和《学诗断想》、刘白羽的（文学杂记》、周立波的《文学浅论）、艾芜的《浪花集》、郭小川的《针锋集》、徐迟的《诗与生活》、田间的《海燕颂》等等。“北京出版社的工作做得很细致！”夏衍高兴地说，“我自己也找不全这些作品啊！”

    是啊，这套丛书好像在逝川中打捞起了许多流失的作品。

    当人们欣喜地翻阅一篇一篇本来已经散失的珍品时，编辑的年华却在那一篇一篇之间散失了、逝去了。当人们崇拜作家、称颂诗人时，有几个人会想起那看不见的编辑？当人们争阅又一篇新人新作时，可想过新人是怎样被发现的？当人们赞叹文坛群星时，又可曾想到星光是怎样灿烂的？

    3.作者和编者

    人，总应该把欢乐、痛苦、委屈等等感觉都体验过了，才能真正地懂得人生。可是，为什么往往是好人受委屈呢？

    “我的信你收到了吧？”晏明坐到一位诗人也是老熟人的身边。提起那封婉转的退稿信，“很抱歉，你的诗没有用上”。

    那位老熟人根本不理晏明。这种明显的冷落把晏明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谁没有自尊心啊？只是有的人更看重自己的自尊，而有的人更体谅别人的自尊。

    晏明伸出头去，希望能看到对方的眼睛：“请你继续支持我们的刊物。”

    而那位诗人、老熟人依然只看着别人，一眼都不看晏明，好像晏明根本不存在。

    “好吧，”晏明的声音一下变得那么衰老，“以后再谈吧。”

    以后对方还会跟他谈话吗？唉，不知道，不知道，晏明其实连自己说丁什么也不知道。他突然觉得自己糊涂了，老了。当编辑就要退稿，退稿就会得罪人，还有骂人的呢！一位编辑，就好像一艘颠簸的小船，满载着知识和力量，送进一个个心灵的港湾。当然，有的港湾你进不去，可这不是你不周到，是港湾的主人心胸太狭小……唉，退掉一篇稿，可能失去一个朋友；不向某人约稿，也可能得罪一个朋友；作者成为名作家，更可以不要你这个编辑朋友啊，我们的默默的编辑。

    作家们可以访问、出国、赴宴会、上电视……那么编辑呢？

    请你们再培养一批作家吧！

    啊，我们的默默的编辑！

    只有在作品被打成毒草时，编辑才和作家一样难逃厄运。十年浩劫中，晏明每次从下放劳动的郊区回到城里，总要路过厂桥那儿的一个编辑部。他始终没看清门口那块牌子上写的到底是什么字。因为他一看这是个编辑部，他的眼睛就好像怕灼伤似的赶紧闭了起来。从此他每次坐车路过这儿，都条件反射似的背过脸去。这就好像一个人明明看见了他那变了心的情人，但又不愿让那失去的爱情再刺伤他的心，晚上回到家里，晏明睡不着。只好拉开灯，看着玻璃缸里的热带鱼慢慢地游动。他在生活中，也蛮可以像热带鱼一样静静地游动，不去思想，不伤精神，不生闲气，不受委屈……而且血压已经这么高了，以后发誓不写诗，不当编辑了……笑话！人家早就不要你当编辑了嘛！还用得着你发誓吗？

    不过，同样一个发誓，内涵却可以截然不同。有的发誓意味着下定决心，而有的发誓则恰恰意味着下不了决心。

    实际上，粉碎“四人帮”之日，就是晏明粉碎誓言之时。

    但他心里那个始终不曾消失的声音，现在愈来愈清晰地响了起来：我爱编辑工作。尽管当编辑得受些委屈。但是编辑工作本来就带有服务员的性质——为作者服务。如果说售票员可能碰卜一些骂人成习的乘客，售货员可能碰上一些蛮不讲理的顾客，那么，编辑为什么就受不得一些委屈呢？日本电器大王松下幸之助有句名言：用户是帝王。那么，对于编辑来说，作者是帝王啊！

    于是晏明又勤勤恳恳地揣着稿件去找作者了。他呼哧呼哧地攀登楼梯，走到三楼就得靠着栏杆喘息一会儿，走到六楼他刚想敲门又缩回手采——让自己先喘上，一会儿吧。否则进门以后喘得说不出话来，不太礼貌吧？

    “啊！老晏！你怎么来了？”“给你送稿采了，想请你稍作些修改。”“唉呀，我可以上编辑部去么！”“我来一趟，你不就可以节省时间了？”

    “可是让你爬六楼——”“嘿，你的时间宝贵啊！”

    晏明又揣着一张编辑部的介绍信找到市委某部门：“一位经常给我们写稿的作家从外地来了，希望你们能介绍一个单间住处。作家写稿，需要安静啊！”“我们领导开会去了。”

    “啊，什么时候回来？”“等一会儿吧。”

    这“，会儿”就等了多久？接着又上一个招待所等了“一会儿”。接着又……总之，几个“一会儿”加在—起就是两天。

    当晏明终于把一位“帝于”带到住处去时，他是那样的轻松愉快，他实在觉得他不过累了“一会儿”。是么，在他漫长的编辑生涯中，这不就是一会儿的工夫吗？

    而他自己，却很难有一会儿写作的工夫。星期天，他泡上一盆衣服，然后才能铺开稿纸，拿起钢笔。他静静地等待着诗意的来临，倾听着灵感的声音。“笃！笃！”这是什么声音？啊，又有人敲门。

    “你是——”“您是晏明老师吧？我是从贵州六枝矿来的，我就是冒昧给您寄诗的电工。”“啊，是你啊！快坐，快坐！”

    晏明把自己的诗稿推到一边，便开始谈起了艾青的无韵诗，沙鸥的八行体。我国有李白这样的诗仙，杜甫这样的诗圣，自居易这样的诗豪，更有多如繁星的诗人。那么像晏明这样本来就是诗人后来又热心诗歌事业的人，又该怎样称呼呢？就叫诗编辑。一个静静的编辑。

    平静的晏明啊，他的心是不平静的。他每每把各地来的诗迷们送出家门，送出编辑部，送上公共汽车，甚至送上火车后，还要写诗。这样方知作者之甘苦、读者之好恶啊！一粉碎“四人帮”，他就为中央乐团写了清唱剧《刑场上的婚礼》、大合唱《风暴之歌》（歌词）。他的配乐长诗《相思海的传说》发表后，在各地十几家电台广播；他的一组组短诗更是从北京飞向上海、四川、广西、云南、黑龙江……

    我倚着泪浸的墙，血染的砖，亲吻你，亲吻你呵，祖国！

    我抚摸我过早花白的鬓边，呼唤你，呼唤你啊，春天！

    （1980年）

    晏明的诗有着怎样的热情？去问问祖国，问问春天！

    晏明的诗里更跳动着一颗青春的心。不少读者竟以为他是个中青年。“晏明叔叔，您的诗激动着我……”“晏明阿姨，您的诗那么美，使我更热爱祖国……”诗年轻，是因为心年轻。看一个人是否年轻，也有各种角度。年龄，这是一种角度。心灵，这又是一种角度。人在生活里，谁能不遭受一些不公和委屈？但是一颗青春的心，能从坎坷中采撷生活的美；能用自身的微热，为别人铺下一片光明。无怪乎一位着名老作家来信说：“晏明，你是第一流的编辑家。”晏明笑了：老作家同志，你怎么糊涂了？从来只有诗人、作家、作曲家、艺术家……编辑是不能成为家的啊！有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电影家协会，美术家协会，为什么惟独没有编辑家协会呢？为什么？

    艺术家啊，就像一朵朵芳香四溢的玫瑰。但是当人们赞美玫瑰的时候，可想到培育玫瑰的养分？

    是啊，即使是未来的考古学家，恐怕也不能发现80年代的中国，有一个叫晏明的老编辑。不过晏明从一篇篇作者的新作中，从一封封作者的来信中，却得到了人生最难得的报偿：快乐。世上诱人的事物太多。人们对身外之物的追求也无止境。

    但是，富有而不知足的人，仍然像冬天一样空虚；虽无所有而知足的，却可以像秋天一样充实。正是这些充实的人，在把我们社会的精神充实起来，把社会支撑起来。

    晏明同志，读了您的一封封长信，我们就是一首诗不发表，心中也感到安慰。我们这两个有点残疾的工人，在业余创作中遭到打击，您和其他报刊编辑给予了热情的关心……生活对我们似乎并不太亏待。我们这个世界，好人还是很多的。晏明伯伯，从前我没有伯伯的观念。因为我爸爸是老大。那天我看了您的信，想起您的满头白发，就忽然觉得，我有了一位伯伯。在写作上，您给了我鼓励……晏老师，我忍不住捧着您的信照了相。我照相时想着您，因此我才发自内心地微笑了晏明老师，我永远感谢您！

    我这样说，也许会惹您生气。因为您热心帮助我，决不是为了换取我对您的感激……晏明放下这一封封信，多少多少信啊！他走到窗前：啊，天快拂晓了。他赶紧躺下，再睡一会儿。那一封封作者来信，就像一阵阵柔和的春风，为他拂去长年的劳累；那一句句话语，就像一个个深情的乐句，把他送进静谧的梦里。他在梦里又轻轻地背起了他的一首诗：玫瑰花，玫瑰花，此时，在祖国北方边疆的一个角落里，还有一个青年在给他写着长信：“晏明老师，也不知现在是几点了。邻居家的公鸡已经叫了三遍了。而此刻，在远离北京千里之外的边疆，还有一盏灯亮着。灯下，一人爱您而您不认识的青年，正在写下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话：祝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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