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桥

    我深信不论中文不论英文，文词清淡可读最是关键。然后是说故事的本领。年轻的时候我效颦，很高眉，认定文章须学、须识、须情。岁数大了渐渐看出“故事”才是文章的命脉。有了学问有了见识有了真情，没有说故事的本领文章活不下去。阅世一深，处处是“事”，顺手一拈，尽得风流，那是境界！我读遍毛姆的作品，“我”字摆进去的都好看；没有“我”字的长篇短篇都逊色。

    丁尼生1869年12月22日写给诗人作家贝湼特的信，内容大致是，谢谢贝湼特的乐谱和诗评，说不是每一只鸟都会唱出这样好听的歌。

    上星期英国朋友替我找到丁尼生三本诗集，1827年、1830年和1833年的初版，著名书籍装帧家利维耶旧皮装帧，深绿烫金色花纹，三本合装在黑皮金字书盒中。每本诗集里都珍存一封丁尼生真迹手札，第一本里的那封写给厄特里教士，说星期天晚上起程去多佛尔，星期一上午10点45分过多佛尔海峡，暂时避开不去巴黎，怕遇上骚乱，转往布鲁塞尔。其中有一封是1869年6月12日写的，巴黎正在举行大选，群众上街游行争取共和政体。我听说厄特里一生爱山，到处游山看山，跟丁尼生结伴去过瑞士玩了一个月，山上路人看到诗人跪在地上，俯身观赏野花丛中一只蜻蜓，高声大叫说他隔着蜻蜓的双翼看得到花的颜色，一朵阿尔卑斯山玫瑰。

    夹在第二本里的那封信写给替丁尼生出书的出版社，短短一句话，吩咐出版社让厄特里教士随便挑走诗人的书，要多少给多少。签名底下日期是1869年12月2日。第三本里珍存的是同年12月22日的信，写给诗人作家贝湼特，也很短，谢谢贝湼特的乐谱和诗评，说不是每一只鸟都会唱出这样好听的歌。这三封手札里，写给厄特里的那封连信封都保存了，贴着一个便士邮票，教士地址在Streatham Common，我旅居英伦那几年住过那一区附近，搭火车天天经过，是个老乡镇，绿荫怡人，整天懒洋洋，连火车站月台上的鸟胆子好像都比别处的鸟大，不避人。奇怪，1827年那本丁尼生昆仲诗集书后贴了一张对折手稿，写明是丁尼生没有发表过的诗，共五节。字迹纤秀，英国朋友说不像丁尼生笔迹，我看也不像。这三本书里夹着的三封手札《丁尼生书信集》里都收录，那五节未发表的诗倒是待考了，要慢慢翻查丁尼生传记材料，也许拼得出头绪。

    我今年六十八，猎书猎字猎句猎了大半辈子，偶然猎得这样一盒老书几页旧信，依然高兴得不得了。小时候家里大人带我去一家破庙探望一位江浙老和尚，都说老和尚相术高明，随便批两句吓得倒一众信徒。那天他摸摸我的头说：“十七岁出外漂泊，二十三岁与字与书结缘，一生不渝，旁的枝枝叶叶尽是造化，不必多说！”大人们半信半疑，半喜半忧，溜到嘴边的一句话只好吞下肚子里去：“靠字靠书，这孩子将来愁不愁衣食？”罗素说他两岁那年家中大人教他读诗，对着一堆客人他背得出丁尼生的两行诗。我是抗日婴儿，生下来逃难逃不停，拖到六岁才背得出那首“床前明月光”。总之过完十七岁生日，我真的漂洋到台湾读书，毕了业颠颠簸簸住过许多陌生的地方，没有一天离开过字与书。二十三岁在新加坡牛车水一家破旧阴暗的书店里淘到一函线装《梦溪笔谈》，我高兴得两眼泛泪，“是宋版书吗？”朋友吓一跳。“是清末民初的版本。”我说。多年后在伦敦买到第一本狄更斯残破的初版我也想哭。

    庙里老和尚不点破我也推算得出此生毫不长进。惟其不长进，这几十年里我才摸不着天多高地多厚地写得出几十本书：心中学问越小，笔下胆子越大。美国幽默作家罗伯特·本奇利说，他写作写了十五年才发现他根本毫无写作天分：“可惜我已经太有名了，没办法封笔。”他家三代人都出了作家，孙子彼得写《大白鲨》拍成电影红得不得了。老本奇利当过演员也写过戏剧评论，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给《生活》杂志和《纽约客》写剧评叫好又叫座。我连改行写剧评都太晚了，当演员也休想，太老了。只好尽量守本分，拼命看书拼命玩书也拼命丢书：看不下去的书越来越多；看得下去的书大半是老书。老书已然好玩，配上老装帧老得典雅老得气派，那是玩不厌的。乔伊斯《尤利西斯》1930年巴黎莎士比亚书店印得大方，水蓝色封面反白字，怕弄脏，英国旧书商替我找装帧店做了个布面书盒贴一块烫金字的红皮，妥当极了。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28年翡冷翠出版，1000本里编号330，劳伦斯签名，也供养在后配的书盒里，东京那位旧书商，包了好几层牛皮纸送到我家来。英国有个老前辈，许多年前去法国拜访毛姆，他说毛姆家的藏书又多又整齐又体面，毛姆坐在书房里抽雪茄，皱起眉头说他看书看老了也看累了，远远瞄着一排排的书脊只想偷笑：“都安好，心里踏实！”

    埃德蒙·威尔逊说，好几位读书品味很高的饱学之士，常常劝他不要低估毛姆的作品，可惜威尔逊始终看扁毛姆，判定他终归是个二流作家。他说英美读书界程度下降了毛姆才那么红：“他的作品确实好看，确实有趣，文词越浅白越见文采，可是他的故事到底是杂志货色，就算题材严肃，情节还是蹩脚得要命。”他说那是毛姆写连载小说媚俗之计，每一期都要制造一些奇情。我是老派人，还是喜欢毛姆。我的文章从来都先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肯定也是威尔逊说的“杂志货色”。我的文词还没有练出毛姆的功力，我很介怀，也很沮丧。我深信不论中文不论英文，文词清淡可读最是关键。然后是说故事的本领。年轻的时候我效颦，很高眉，认定文章须学、须识、须情。岁数大了渐渐看出“故事”才是文章的命脉。有了学问有了见识有了真情，没有说故事的本领文章活不下去。阅世一深，处处是“事”，顺手一拈，尽得风流，那是境界！我读遍毛姆的作品，“我”字摆进去的都好看；没有“我”字的长篇短篇都逊色。“我”不可怕事，总要堂堂正正站得出扛得起才行。

    这当然是偏见。说不定七十岁以后我又生出另一些偏见。到时再说。写作免不了师从也免不了偷艺。大仲马不介意妻子跟朋友私通，还喜欢把情人让给小仲马消受，小仲马忍不住说：“我真腻烦了，老爷子你怎么老把你的老相好让给我睡，新靴子也要我先穿松了你才穿！”大仲马听了说：“那是你的造化，证明你的器官够粗你的脚够细。”大仲马写得出《基度山恩仇记》，小仲马终于也写得出《茶花女》。连出家人悟禅听说都要本源。邱琼山路过山寺，惊见四壁都画满《西厢》：“空门安得有此？”

    “老僧从此悟禅！”

    “从何处悟？”

    “悟处在‘临去秋波那一转’！”三十多年前伦敦旧书商克里斯说埃蒙特·威尔逊这样的人多得很：“毛姆只有一个！”他说他做旧书生意二十多年，走进书店找毛姆的客人多极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有，从来没有人找威尔逊：“丁尼生的老诗集也是，收进一本卖一本，也许是学校里一代一代的学生都要读他的诗。”英国批评界几乎都跟诗人奥登的说法一样，都说丁尼生抒情诗最耐读，叙事诗、史诗都弱。艾略特称赞他是听觉最灵敏的英国诗人，不输弥尔顿，说他韵脚押得尤其精到。桂冠诗人奥斯汀说丁尼生的诗是“客厅诗歌”。我倒深信文学作品赏心之余还要悦目，案头这套诗集摆在客厅里绝不寒碜，每一本都曾经被美国三大藏书家珍藏，贴了印记。一位是Abel Berland，芝加哥著名律师，坐拥世界级藏书室，2001年纽约佳士得拍卖行开专场竞拍藏品。一位是Frederick S.Peck，19世纪生在罗得岛首府普罗维登斯，名门之后，做过官，收藏拜伦遗作出名。还有一位是Harry B.Smith，纽约人，作家，音乐家，珍藏名家手稿信札最多，1914年某一期的《纽约时报》全版写他的藏书室。

    都说电子书快代替纸本书了，我不信。胡适之对张爱玲说：“你要看书可以到哥伦比亚图书馆去，那儿书很多。”用不着真去都闻得到书香了。我不敢想象胡先生说“你要看书可以按计算机，那里头书很多”！那是胡先生穿长袍跟不穿长袍的分别。我在台北见到的胡先生是穿着长袍的胡先生，轻松，潇洒，长袖子一挥几乎看得到他手上卷着一册线装书临风低吟的神情，那时候他是“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身西装当上驻美大使那几年，胡先生多委屈，多倒霉。我情愿一页一页读完一千部纸本书，也不情愿指挥鼠标滑来滑去浏览一万本电子数据。荧屏上扫出一页页电子书我也试过，冷冰冰没有纸感没有纸香没有纸声，扫得出大学问扫不出小情趣，感觉仿佛跟镶在镜框里的巩俐彩照亲吻。旧派人应该做些旧派事才合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要在大陆重编重印我近十五年里的文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居间商议，海外传统纸本书整理成国内一套传统纸本书，我想试试。五十年前我在台南一位老先生家里，看到墙上挂的一副对联：“雨久藏书蠹，风高老屋斜”，句子好，字也好——纸本书即便藏着蠹鱼也甘心，也诗意。都说老头子都倔，电子狂风都吹斜了我的老房子了，书香不书香挑起的事端我倔到底。

    2010年8月28日香港

    编注：此文是董桥先生为将要出版的《董桥文存》而作的序言。

    （原载于《南方周末》2010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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