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

    印度诗人泰戈尔1916年在致异国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对广袤的世界充满着思乡之情。”所谓故乡，无非那里有载记着我们熟悉的故事的器物景致，历久而弥新；有我们敬重的亲友师长的身影足迹，虽逝而永在。在这个意义上，印度最是我思念的“故乡”。

    从西天取经说起

    “西天取经”是我们自幼就熟知的故事；上印度文学课才知孙悟空脱胎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努曼。与热衷“少林功夫”不相干，1990年代初，研究明代异端思想家李贽时，我寄情李氏所宗心学的源头禅宗的始祖、在中土首倡“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天竺僧人菩提达摩；在广州的闹市步行街“上下九”，伫立在纪念达摩东渡的“西来初地”牌坊和“西来古岸”的碑刻之前，徜徉在“西来庵”(今名华林寺)，不禁浮想联翩。

    我虽不是佛教徒，也念诵“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的《金刚经》，冥想那“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的)祗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师徒讨论佛法的盛况。我知道，恰如著名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的论文集《惯于争鸣的印度人》第八章“中国与印度”所说，在公元第一千纪期间，中印互动的并非只有宗教和古已有之的商贸，还有数学、天文学、医学、建筑学等等，更有双方破除自我中心而向外看的世界观改变。

    不过，我仍想有机会时参加印度及尼泊尔的佛教“朝圣”(文化寻根)之旅，在释迦牟尼悟道成佛的菩提伽耶，瞻仰巍峨的金刚宝座塔(大觉寺)，拜谒释迦牟尼的诞生地蓝毗尼园(Lumbini)、第一次跟五比丘宣讲佛法的鹿野苑，以及他的涅槃之地拘尸那罗。遥想菩提伽耶，既是印度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阿育王成长的地方，也是今日印度国父圣雄甘地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之地。

    而倡导众生平等的佛教，在印度本土虽被印度教教义部分吸收，早已衰落，仍是低种姓的印度人争取平权的社会政治武器。“贱民”出身的著名学者、印度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安贝德卡(Ambedkar)博士，曾于1956年带领数千追随者改信佛教，抗议种姓制度的惯性存在。

    据多次访印的郭宇宽先生介绍，安贝德卡博士在印度独立后被任命为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席，今天被称作印度的宪法之父，作为平等理想的偶像，在印度的每一个村庄都能看到他的塑像(9月15日在孟买访问印度科技学院，看到会议室主席台上方并排挂着三人的画像，居中的甘地和左侧的尼赫鲁我认识，右边穿西装打领带戴黑框眼镜的是谁呢？有同伴告诉我，他就是贱民出身的那位“印度宪法之父”)。

    朝佛之旅当然不能不去那烂陀寺。那里是“唐僧”玄奘师从戒贤法师、悟道并说法多年的地方。另一位如今鲜为人知的大唐“三藏法师”义净也在那烂陀寺学习十余年。玄奘是从北方穿越沙漠经帕米尔高原入印，而义净是在玄奘逝世六年后坐船出海，经苏门答腊到东印和中印参访、修学，游历了三十多个国家，历时二十五年，取回经、律、论四百余部。他们殊途同归的，是对智慧与真理的不懈求索。

    对“舍身求法”的人该心存敬意

    我们可以是无神论者，不信仰有神论者的教义，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对于那些“舍身求法”的人总该心存敬意。“求法”当然也包括求法之弘扬，如佛教的“普渡众生”。我在写《李贽传》时，专门写了一节他与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的三次会晤。目空古今的李贽对人赞叹利玛窦是“一极标致人，中极玲珑，外极朴实”，称赞他的汉语作品《交友论》定义“友者，乃第二我也”，“其言甚奇，亦甚当”。

    这个出身名门的意大利人，奉父命进了神学院，为求法传道到印度南部、阿拉伯河东岸的果阿，在那里的耶稣会亚洲传教中心修习四年，然后奉派进中国，由澳门而端州(肇庆)而韶州、南昌、南京，而获准定居北京；通过自鸣钟、三棱镜、日晷等实物将机械、物理、天文等当时最先进的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他主持绘制《山海舆地全图》，让中国士大夫认识了世界之大；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由李之藻笔录《同文算指》(数学)、《浑盖通宪图说》(天文学)等等。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用《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李约瑟的话说，是“两大文明之间联系的最高范例”；用他病逝后，明廷首辅叶向高的话说，是“勿论其他事，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破例在中国的京师)赐葬地矣！”利玛窦和其他传教士的墓碑先后被义和团和红卫兵毁坏，1978年10月重修。1993年我曾寻访到阜成门外北京市委党校内的“耶稣会士利公之墓”，写下《小园无径久徘徊》的凭吊之文。今年是利玛窦逝世四百周年，上海复旦大学5月11日以“文明对话与全球挑战”为题举办国际论坛，有学者介绍了徐光启与利玛窦的“文明互动”。我则有一个心愿，就是到利玛窦当年修学的果阿邦去看看。我知道果阿的教堂和修道院是世界文化遗产，其仁慈耶稣大教堂是亚洲最主要的基督教朝圣地之一，但我并非基督徒。我知道那块地方，自1498年达·伽马初临，直到1961年12月，印度部队武力夺回果阿等三块葡属飞地的主权，数百年那里都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但我对葡萄牙风情并无特殊好感，就是想寻访利玛窦的遗踪……

    印度籍学者阿玛蒂亚·森

    这么写下去，写个大略也要两万字了，且拣最重要的说几句。

    我最觉亲近也最敬佩的当代经济学家，就是印度籍学者阿玛蒂亚·森。并非因为他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并非他是哈佛大学及剑桥大学教授，曾担任过国际经济学会会长、联合国秘书长的经济顾问等学术或政治职务。我服膺的是他对自由和民主的笃定不移，对穷人福利的拳拳关怀，是真正的“经济学的良心”。

    阿玛蒂亚·森翔实严谨地论证：“事实是显著的：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找到哪里，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生活经验告诉我，他讲的才是实话。福利经济学专著的水准不论，就是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对孔子的解释”，也远比中国的于丹们高明。他指出孔子并不提倡盲目服从，当子路问如何事君时，孔子说应对他讲真话，即使这样会冒犯他(“勿欺也，而犯之”)；他说许多“亚洲价值观”的倡导者，把国家的作用看成家庭作用的延伸，而事实上忠于家庭和服从国家可能发生严重冲突，他以孔子认可“子为父隐”证明之……阿玛蒂亚·森1933年3月出生在泰戈尔创立的国际大学校园内。“阿玛蒂亚”这个名字就是泰戈尔所取。说到泰戈尔这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第一人，这位“世界公民”、真正的“东方之子”，他对中国作家郭沫若、冰心等人有着巨大影响，他对中华民族怀着深厚的情谊，1924年访问中国受到知识界的热烈欢迎。

    泰戈尔不仅是文坛泰斗。南亚专家、北大教授林承节在他的《印度近现史》一书中，专列一章论述“泰戈尔对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的贡献”。而不论是泰戈尔，还是阿玛蒂亚·森，最可贵的不是他们的睿智和优雅，而是他们超越名门贵族的善良，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和关爱。

    他俩都出生于孟加拉湾，在加尔各答生活过。而那里还留有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把一生献给穷苦人的阿尔巴尼亚裔的印度籍修女特蕾莎的身影。2009年10月，诺贝尔基金会评选她为诺奖百余年历史上最受尊崇的三位获奖者之一(另两位是1964年和平奖得主马丁·路德·金、1921年物理学奖得主爱因斯坦)。加尔各答是何等地荣耀，令人景仰，它为世界呈现了三位“伟大的灵魂”！

    甘地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非暴力”反抗信念

    说到“伟大的灵魂”(Great Souled)，在古梵语中其敬辞为Mahatman，人们进而专用“Mahatma”(汉译为“圣雄”)来称谓印度的国父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他带领印度人民争取独立，终于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这样的民族英雄在20世纪非殖民化的浪潮中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涌现；甘地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信念“Satyagraha”，英语译成“Truthforce”，意为“精神的力量”、“追求真理”。

    甘地的“非暴力”反抗信念，既有印度教、耆那教等本土传统信仰成分，也上承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非暴力不合作”的人道主义思想、美国作家梭罗的“公民的不服从”行动理念，而下启美国马丁·路德·金和南非曼德拉等人领导的争取平等权利的社会运动，代表了一种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潮流。

    我们不能以“非暴力反抗”的进步性抹煞一定历史条件下暴力革命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事实上，英国殖民当局对甘地、尼赫鲁等人领导的和平抗议运动一再进行严厉镇压，甘地等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也多次被投入监狱；纵令二战期间印度人民站在反法西斯阵营而非入侵东南亚的日本军队一边作战，为欧亚两个战场作战获胜作出了重大牺牲，英国人仍拒绝“退出印度”，印度人民自发地进行了激烈的反抗，从罢工、罢课到街垒战，一直到1946年2月发生孟买海军大起义之后，印度各族人民强烈的独立愿望才被英国当局于次年2月所承认。“圣雄”甘地也不可能是一个超历史的神明。事实上，他从农民利益出发建设乡村社会的理念，他提倡织土布穿土布抵制英货的行动，与尼赫鲁等精英人物关于工业化、现代化的理念相比，是不合世界潮流的。然而，无论如何，他对真理必胜的信念(印地语格言“唯真理必胜”刻在今日印度国徽上)，对独立自由的不屈追求，是令人钦佩的。

    （原载于《南方周末》2010年11月25日）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