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

    梵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伟大之处，不在于说教，而在于他对世俗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心理分析和理性批判。这种救赎方法和哲学思考模式，除了学者和宗教家之外，还有谁敢去领教？美国电影界恐怕也只剩下伍迪·艾伦了。

    看完伍迪·艾伦的影片《迷失决胜分》（Match Point），我回家立刻到书房中去找那本破旧不堪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名著《罪与罚》的英译本，寻遍未获，只好等到第二天匆匆去书店买了另一个新译本，于是迫不及待地找到该书第一部最后一章（第八章）仔细阅读：故事的主角拉斯科尼科夫闯进那个开当铺的老女人公寓，用斧头把她杀了，刚从她颈上抢了钱包，不巧她妹妹突然回来，于是又把她劈死了，前者是预谋，后者是偶然，不得不灭口。

    这一段“经典”故事也是《迷失决胜分》的关键，影片中的这段情节直接引自小说中的这一章。伍迪·艾伦真的了不起，非但不掩饰他的“抄袭”行为，而且在片子开始不久就暴露用心，让男主角睡在床上看《罪与罚》！一个平庸的网球教练竟然喜欢听歌剧和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真有点匪夷所思，也是这部出色电影惟一不合情理的细节，让我特别喜欢。当然故事已经完全改头换面，发生在当今的英国上流社会，而19世纪的《罪与罚》，也变成了21世纪的情与欲、阶级和身份、一男和两女之间的纠纷。

    伍迪·艾伦对俄国小说的向往早在他的一部旧片《爱与死》（Love and Deatj，1975）中展露无遗，但表现的是他一贯的反讽和自嘲，伍迪在片中演一个俄国知识分子，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但行动起来却笨手笨脚，这是他早期影片的特色。他和戴安基顿相恋以后，珠联璧合，在影片中的自我形象也开始潇洒起来，虽然穿着依然不修边幅，但显然赢得她的芳心，在《安妮·霍尔》（Annie Hal）一片中更大谈文学和电影，俨然以纽约知识分子自居。后来和戴安基顿分手，爱上美雅法罗，于是又把这个新欢变成自己影片的女主角，故事范围广，美雅演得也的确出色，但知识的气息却相对减少了。近年来他的作风又有所改变，虽娶了一个比他年轻三十岁的韩国娇妻，但岁月不饶人，已经无法自任主角，这部《迷失决胜分》就是他从幕前功成身退，专职作编导的作品，而且故事也从纽约搬到伦敦。

    喜欢伍迪·艾伦的美国观众，也往往是典型的东部知识分子，看他在影片中大谈哲学、文学或其他电影经典，边笑边点头，觉得这是一种很有趣的知识游戏。香港观众呢？我不得而知，至少也有少数“伍迪迷”吧，否则此片不会在香港电影节演出后立刻在商业影院上演，我看的那一场院内也有数十位观众。但既迷伍迪又迷俄国小说的人，恐怕绝无仅有，我偏偏算是其中之一，倒不是故意附庸风雅，而是因为我本来就喜欢各种经典，而看到在影片中引经据典的场面和机会，也愈来愈少了。

    现在好莱坞大片的趋势只是在复制和重拍，拍来拍去，耗资越来越多，却越来越倒胃口，看完《联业特工队》三集后，再看《迷失决胜分》（我实在不喜欢这个不伦不类的译名），真有点喜出望外。更令我佩服的是：伍迪在片中照样向不少经典名片致敬，包括乔治·史蒂芬斯(George Stevens)导演的《郎心如铁》（A Place in the Sun，1951），两部片子故事如一辙，剧情也是叙述一个登徒子（蒙哥马利·克里夫）如何为了娶富家女（伊丽莎白·泰莱），而把穷家女情妇（莎莉云德丝）淹死，而且故事是改编自德莱赛（T.Dreiser）的名著。又有网上影评家认为伍迪在此片中学新潮导演夏布洛（Claude Chabrol），我认为学的是另一位名匠路易·马卢（Louis Male），我刚刚重看他死前的那部作品《烈火情人》（Damage，1993），觉得震撼万分，也是一个欲情和死亡的故事，发生在伦敦的上流社会，此二片无论在气势、美工和场景调度上，都有不少相似之处。

    然而伍迪的新片最吸引我的地方还是《罪与罚》。犯了罪杀了人，是否应该受到惩罚？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伍迪·艾伦自有不同的说法，且容我略作一番比较。

    伍迪在另一部作品《Crimes and Misdemeanors》（犯罪与过失，1989）中已经开始探讨罪与罚的问题，故事的一条主线也是一个医生谋杀情妇，但事后没有受到法律制裁。《迷失决胜分》如法炮制，但片中并无插科打诨的场面，而且剧情环环相扣，十分严肃。

    “迷”片中的男主角是个网球教练，却在网球场上认识一个英国富家子弟，从此攀上荣华富贵，与富家子之妹结婚，却又对他朋友的未婚妻发生欲情，这个出身低贱的美国情妇和他打得火热后怀了孕，步步紧逼，要暴露真相，逼他离婚，于是他想出一个谋杀情妇的办法，灵感即得自陀翁的小说。他带了猎枪，借故走进情妇所住的那幢公寓的老女房东屋里，先把她杀了——这一段完全抄自《罪与罚》，只是所用的凶器不同而已——然而再把刚进门的情妇也一枪打死，造成一个谋财害命的假象，伍迪的手法聪明之处在于把原作中的“偶然”变成预谋的一部分，如此才可以嫁祸于人而脱身。

    在陀翁小说中的那个当铺婆的弱智妹妹完全是无谓的牺牲品，而在伍迪影片中反宾为主，“偶然”成了必然，但仍然保持了小说中另一个偶然的因素：陀翁在小说紧要关头，当调查步步进逼接近真相时，却安排了另一个狂人假认罪，真正的凶手反而得到解脱的场面。

    然后在伍迪的影片中，这个陀翁小说的偶然因素却成了《决胜分》的主题：一个人命运中的幸与不幸，是否就在于这个“Match Point”（赛点）？像打网球一样。在影片中，杀人的男主角从出租婆手中拿下来的戒指（小说中是颈上的钱包）成了最关键的证物，他最后的一掷，没有把戒指丢到河里，却落在河畔被另一个吸毒者捡去了，此人刚好又因谋财害命而被杀，这一个偶合扭转了主角一生的命运，令他可以逍遥于法网之外。

    伍迪在片子开头以旁白方式大谈所谓“幸运”的哲学问题，我却在陀翁小说中遍寻不获，即使有，也不会把这种偶合式的幸与不幸，作为人生意义的真谛。如果你看过《罪与罚》，你就知道这第一部结尾的谋杀高潮只是全书情节的开始，后面还有五百多页描述拉斯科尼科夫的种种遭遇和良心上的谴责。心灵上的犯罪，才是陀翁小说的内在意涵，人世间的律法只不过是“理性”制度的表征，终极的赎罪不在坐监，而在于个人良心和上帝的沟通，但这个过程更艰苦，因为陀翁信仰的俄国正教的教义更注重修炼，俗世只不过是一个“磨练场”，而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求得救赎。

    然而陀翁小说伟大之处，不在于说教，而在于他对世俗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心理分析和理性批判，而且刻画得入木三分，精细入微，各个角色几乎可以独立存在，甚至不听原作者的宗教意旨。在这一方面表现得最淋漓尽致的，是他最伟大的一本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罪与罚》只不过是一个“前奏曲”而已。在小说的后半部，拉斯科尼科夫在受尽良心折磨之后终于向警方自首，被贬配到西伯利亚受八年苦刑，这算是一个最轻的惩罚，他最后也从一个自愿随他到西伯利亚的妓女的爱情中得救。记得我初看此书到这个尾声时，早已感动得流下泪来。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种救赎方法和哲学思考模式，除了学者和宗教家之外，还有谁敢去领教？美国电影界恐怕也只剩下伍迪·艾伦了。《迷失决胜分》的结尾颇为隐晦，表面上男主角得了“胜分”，但此后他是否可以无忧无虑地活下去？我看绝不尽然，因为影片中最后的一个镜头，已经呈现出一种无奈，其实指涉的就是一种道德困境——男主角今后的一生，将被困在一个表面上看似幸福的婚姻然而却万劫不复，永远得不到救赎。在这个资本主义的世俗社会，结局也只好如此。

    （原载于《南方周末》2010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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