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涛

    我时常想，比如非洲的刚果，南美的巴拉圭，或是南太平洋群岛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在他们的历史上，是否也有过孔子这样的先知？是否也曾执迷于“振兴中华”这类的民族集体梦想？而在实现这一梦想的过程中，一旦陷入瓶颈或遭遇挫折，会不会也有学者跳出来论证，就因为那位先知几千年前确立的政治伦理与制度框架太落后，因此，流毒至今，让他们没能过上好日子？

    从这样的视角解读孔子，或可发现，无论是打倒孔家店及批林批孔，或是与之反动的历次国学热潮，背后似乎都潜藏有一种怯懦与推诿的群体心理，透露出巨大的思想惰性与惊人的责任缺失。

    将所有的恶习与罪愆，都赖到孔子头上，我们就为自己当下的不作为找到了逃避的借口，从此高枕无忧心安理得。正如一个无所事事的混小子，在街上看到富二代鲜衣怒马，招摇过市，于是心下愤愤难平，回到家来高声责骂父亲：你怎么活得这么窝囊！

    同样，沉迷于国学热，可能又类似于听信了街头的传言，日夜守在自家灶下掘土挖宝，指望一夜暴富，从此过上不劳而获的生活。这样一场又一场的言语狂欢，只会呈现出无果花处于盛开期的短暂绚烂。热闹与喧嚣过后，捧不到果实，只残留迷梦；没有实质进步，只有虚幻的自我安慰。

    国学热的出现，原因复杂。其中之一可能是，经济高速成长带动信心爆棚，催生了大国角色认同的需要。也有论者刻薄地指出：看看暴发户们是怎样热衷修族谱的，你就理解了，国学，就是族谱的放大版。但我的感觉则是，整体社会埋头发展了三十多年，大家不约而同都想抬起头喘口气，回头看看来路，结果目光一下放远了，落到了孔子和国学身上。

    那么，国学热，到底热什么？是不是黄帝内经跑出来指导我们的健康，也算国学热？有人乐于把目前的国学热比做西方的文艺复兴，有一种弄假成真式的冲动。可是，要知道，当年欧洲的文艺复兴，并不是要恢复光大古老的希腊文明，而是借壳上市，推销当世的创造。无论达·芬奇，抑或米开朗琪罗，都是旧瓶装新酒，所谓复兴，只不过是一张通行证。那么，今天倡导国学，我们的新酒在哪里？它有什么样的芬芳？

    不知道当下的我们，为这个世界做出过什么实质性的贡献。电脑、电视、自行车、洗衣机、冰箱、汽车、火车、飞机，这些须臾不得离开的日常物件，没有哪一样是我们的发明或创造。今天我们也承认了，在这些物质成果的背后，潜藏着巨大的精神能量。因此，我们需要的是扎扎实实地当好学生。这时候，最可怕的，可能就是这样一种按捺不住的狂想：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不用管我们做过什么或没做过什么，反正就该我们在文化上主宰世界了。似乎祭出孔子，涂上国学的八卦油彩，我们就可以周游列国、环行世界当先生去了。

    若干年前，韩国曾引起过我们的深度关注，他们既在文化层面上保持着对孔子与儒学的端正崇敬，同时又顺利完成了国家的全面现代化，这的确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可是，事实上，众多学者和批评家，在观察与思考的方向上，却放弃了大路，选择了胡同。他们不去探究韩国人实现现代化的技术细节，更无视他们为此付出的辛劳和痛苦，而只强调儒的一面，总有一种企图，要把儒论证成为现代化的动力之一。其目的，似乎只在于给自己找到自信，一种狭隘而盲目的自信。

    今天，到孔子的学说中寻找实质性的精神资源，注定是徒劳无功的，而且毫无必要，毫无意义。与当年的韩国一样，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开放社会最一般的问题。没有什么秘密，也无需高深的理论探讨，更不必到远古去寻找任何原典支撑，事实上，想找也找不到。

    在一个封闭社会里，小到随地吐痰、缠足、纳妾、溺婴，大到皇权专制、愚民残民，只要关起门来，我们自己喜欢，那就可以自成一统，打造出自己最适的生活方式。但现在，开放社会让我们认识到了自由与共和等价值的可贵。这种可贵，并不是要满足我们的正义冲动或理念美感。它非常实用，足以给我们带来现实功利。

    这样的认识，在知识阶层或已成为常识，正在向更广大的层面扩展。因此，我们又何需到孔子学说中去寻找对应物？又何需把孔子的学说改头换面，就像一定把蹴鞠说成是现代足球的鼻祖一样？

    在建设开放社会的进程中，我们也不必过于担心民族特质会消失殆尽，正如韩国人一些源自中原大陆的传统并未在一夜之间完全西化一样。注重祖先崇拜，讲究长幼尊卑，坚守家庭价值，追求人际和谐，这些异于西方社会的传统，都是靠民间力量得以延续的。而民间社会的力量，有着非常顽固的保守性。事实证明，这种保守性，比警察、监狱和网络封锁更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因此，我在《我的朋友孔丘》书中，就是试图打造一个健康常态的孔子形象，谢绝无厘头恶搞，也不是要重新向他顶礼膜拜，而更像是一种致敬和告别。还原一个孔子，走近他，充分了解他，然后了无牵挂地远离他。说到底，就是一种撇清关系的努力。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孔子没有义务为我们今天生活的幸福或不幸承担任何责任。在他的时代里，他想要的，他做到了极限。他是那个时代的先锋和异类，极具创造性。胡适先生说过，“儒”字本身，有多重含义，其中之一是用以表达亡国遗民柔逊的人生观。而孔子则把殷商遗民部落性的儒，充实扩大到“以仁为己任”，进而改造为刚毅进取的儒。这可能就是他对中华文明最本真的贡献。那么，今天，无需孔子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是好的，我们自己很清楚。问题只在于行动，像孔子一样去争取，去创造，这才是孔子的核心价值。

    （原载于《南方周末》2010年10月7日）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