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泥

    我给王蒙先生编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刊物比人更长久》，他在文章里回忆了自己与一家文学杂志之间的关系，认为人可以老，可能不在，但刊物仍然年轻，只要不断开拓，与时俱进，以文会友，以文促进，不务虚名，不求速效，实实在在，就会一年年一代代，长远地办下去。

    或许王蒙先生话里有话，因为并非所有刊物都真能比人长久，一家刊物能不能长久，还要看谁来办、谁在办、怎么办、作者怎样、传承如何、环境条件等等，其中任何一个环节薄弱下去，都可能使本来出色的刊物，面目全非、平庸无色。有时候即使只换掉一名主编，也可能让整个刊物转向，或者变得更好，或者从此变糟。过去有多少名刊，就是这么着一个个倒掉的。

    办好刊物，诚非易举。好的自然有，它们各具经验和特色。

    1960年代，大陆“破四旧”时期，金庸先生为了“保藏一些中华文化中值得珍爱的东西”，创办了《明报月刊》。这是以“推广知识与文化交流的非营利刊物”(赚到钱再投进去)，标榜“独立、自由、宽容”，宏扬了本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如今，《明报月刊》已经成为全亚洲最好的知识、文化读物之一。而中国大陆著名的《读书》杂志，它最辉煌的时期，主编算是沈昌文先生，他倡导编家所谓“三无”，即无能、无为、无我。王蒙先生把它理解成“出版家、编辑家只有进入兼收并蓄的‘无’的状态，即无先入为主，无偏见，无过分的派别倾向，无过分的圈子山头(有意或无意的)，无过多的自以为是与过小的鼠目寸光，无太厉害的排他性，无过热的趁机提升自己，即为个人名利积累的动机，才能兼收并蓄，得来好稿子，也才能真正团结住各不相同的作者，才能真正显出一种恢弘，一种思稿若渴，一种思贤若渴的谦虚和真诚，才能具有相当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容纳力——港台的说法叫做磁性”。

    值得一说的是，那时候《读书》的三位女编辑，出身都不怎么样：吴彬是油漆工，贾宝兰是“工农兵学员”，才女赵丽雅(扬之水)则是个卡车司机。就她们几位，领走了好几代读书人，读得津津有味，作出的贡献，应该让那些教授、博士级出身的主编们，汗颜惭愧。

    当然，要使一个刊物长久，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主编爱才，绝对的爱才，不是高高在上，而是放手放权，这个前提是相信每个编辑和记者，把每个编辑和记者当成自己的兄弟加朋友，因为他们才是这份刊物的战士，是他们在打仗，无论胜负是他们付出了血汗的代价，而赢的不是他们而是主编，一个刊物的主编敬重战士的才华，应当超过在乎自己的位置。

    《明报月刊》有口皆碑数十年，在于它追求理念的一脉相承，自金庸而董桥而潘耀明，脉络始终贯通如一；而《读书》一度丢失活泼、自由的文体风格，变得枯燥晦涩，读者人数大降，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在于，主编易人后，观点改变，经脉割断。更不要说那些远不如《读书》知名的刊物的生存境遇了。

    至于垃圾刊物的随生随灭，并不值得惋惜；而垃圾文章的但求速朽，个人的意志亦无法左右。

    延伸来看，报纸、网络、图书、出版社、电视台等一切媒体和文化产品，同样面临着多重的考验，它们都不见得比人更长久，惟有其中好的、出色的优胜者，才能当得起，才能永恒的走进读者的内心世界。

    （原载于《南方周末》2010年10月21日）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