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杨

    多年来，我一直想找到我的出生地——“通海”的来由。我对我的亲人和朋友们多次提及通海，一提到通海，水的意象就立即在我的眼前呈现，通海，一个通向海洋的地方呵。很难想象云南高原上竟然有这么一个与“海”相通的小城。从真实的水的形态与色彩来说，通海是指古城北面有一个杞麓湖，它的水从湖东的“落水洞”，秘密通过地下河，流入曲江和盘溪镇的三江口，与南盘江汇合，进入珠江，最后流向真正的大海——南太平洋。杞麓湖也因此成了珠江源头的一个重要湖泊。它清澈的湖水，把云南南方土地上的气息、激情和精神，带入了更宏阔的空间，进行更富有史诗性的漂泊和组合，由此开启了海洋对我们脚下这块土地的认证史：高原上的一个小古城与海洋世界的精神联系。

    但是，这不是“通海”的真正含意。它的最具精神高度和历史厚度的含意，是隐藏在一条路上和一段历史的记忆里。这是一条古驿道，名叫“通海城路”，它的雏形最早出现在东汉时期，到了唐代，它的地位已经非同小可，成为南下交趾（今越南），北入滇中，再入巴蜀，西与缅甸、印度相连的交通动脉，通海即是这条交通动脉上的枢纽之地，因此，人们便以通海命名这条古驿道。这些在《新唐书·地理志》和《蛮书》中有明确的记载。现在的云南人对这条古驿道已经有点淡漠了，一方面缘于1910年滇越铁路开通之后，通海的交通优势逐渐失去；另一方面缘于人们对它的误解，许多人望文生义，认为它仅仅是通海古城里的某一条街、某一条道，从而掩盖了它作为云南古代交通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地理概念的灿烂光辉。其实，当我们重新注视这条古驿道时，会发现它的魅力和力量，这魅力和力量足以改变我们对滇南历史的许多认识。

    “通海城路”自古是一条“官马大道”，它与滇西北的“茶马大道”和“博南古道”不尽相同，它不仅是一条“商道”，而且是一条重要的“官道”。早在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就在今天的越南北部设置“交趾郡”（今越南河内）、“九真郡”（今越南清化）、“日南郡”（今越南广治）。同时在云南设置“益州郡”。当时，西汉的统治力量是从沿海到达“交趾郡”，又通过“交趾郡”到达“益州郡”，再通过“益州郡”来实现对云南和巴蜀的统治。唐朝初期，继隋朝之后仍在今天的越南河内一带设置“安南都护府”。唐王朝的统治力量从“安南都护府”经过“通海城路”，到达“拓东城”（今昆明），从而紧紧地控制了云南，巩固了云南的统一。同时，通过“通海城路”也沟通了印、缅与“安南都护府”的联系。在南诏时代，无论是南诏国与唐王朝关系“亲密”时期，还是南诏国为了摆脱唐王朝的直接统治而发生“天宝战争”的年代，“通海城路”都是由安南进入云南的重要门户，唐王朝与南诏国之间的许多重要联系，更是通过“安南都护府”和“通海城路”来实现。特别是在“天宝战争”中，王知进率领的一路唐兵，也是从安南出发，经“通海城路”征讨南诏国。这场战争以唐王朝彻底失败而告终。南诏国因此迅速崛起，他们从大理洱海一带出发，乘势东扩，完全控制了“通海城路”所属的东南全境。为了巩固它的统治势力，南诏国在新开辟的疆土上建立了“拓东城”和“通海郡”。这两个同时出现的城市，寄托了南诏国“远大”的政治理想，一个表明它还要继续向东拓展，一个显示它要让自己的势力通达海上的意思。这个政治理想很快得以实现，从唐大中十二年至唐咸通七年（公元858年至公元866年），南诏国的统治者率领号称十万之众的官兵，以“通海”为前沿据点，侵扰并占据唐王朝的“安南都护府”达八年之久。“通海”就在这个时期，迅速成长为滇南地区最早的城市，中国南方最边远的城市。

    作为一条黄金商道的“通海城路”，在云南历史上也辉煌了数百年。宋代大理国时期，这里已兴起纺织、铜器制造等手工业。明代在这里戍兵屯田，大批江南军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使纺织、制革、马具等手工生产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清代，这里成为棉布生产和交易的中心。其他，诸如制作和经营酱油、糕点、咸菜、黄烟、中药、皮件、五金、银饰等商号有五百余家。财神庙一带商号林立，江西、四川、广东、广西等省的商人，在这里设立了会馆。特别是清代后期，每日进出通海的马帮达到两千多匹，个旧销往内地的大锡、从越南进口的洋货、内地销往国外的土特产品等等，都通过“通海城路”，并在通海集散。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城内太和街一带，大、小马店无数。昆明有的货物，这里应有尽有。甚至在昆明买不到的东西，在这里也可以买到。

    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通海古城风貌，从外部形态来看，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明朝初年的建造者们先有构思和蓝图，然后再把想象中的图画变成现实中的城池。它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市民，是一群江南士族，从明朝洪武十五年（1382年）开始，陆续来到这里，目的是开发云南边疆。那时他们的记忆深处是园林和典籍，是骈文歌赋和琴棋书画，他们开发边城的方式，是用他们富有的儒气，熏染着通海古城。这种熏染过程是缓慢而非常有效的，两百多年之后，通海古城已是云南一座非常有名的“边地儒城”。

    现在显而易见的是城内的私家花园、书阁、文庙，以及这些建筑物的细部：亭台、水榭、长廊、庭院、枋柱、花桩、盆景、诗词、匾联、木雕、壁画、古琴、碑林、古池等等。我们正走入他们的生活，他们也正准备回答我们的提问，关于时间、关于事件、关于技术、关于文学、关于命运的提问，而我们的提问始终在一种力量中旋转，这种力量，就是这里的儒风。它一直滋养着这座古城，滋养着古城人民的心灵。古城自古有自己的传统节日，明清时期通海就有一条“花街”。那时每年农历正月十六的晚上，古城的主要街道上，当街的人家，都要在自家的门头和铺面上，挂起各式各样大红灯笼和千奇百怪的走马灯。在灯笼和走马灯上写下充满文采、神韵和机智的诗文和谜语。灯下，摆上精心培植出来的“通海剑兰”、“通海花桩盆景”等幽香、灿烂的花卉。无论白天黑夜、远望近观，街道两旁都呈现出灯花相映、五光十色、迷人炫目的景象，男女老少都陶醉在自己创造的艺术盛宴里。后来，这个节日被强行中断，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恢复、重现。通海当代教育家、诗人杨千成先生说：“赶一趟花街，染一身春色；迎千里贵宾，增千种豪情。”这其实是人与自然“合一”所产生的新奇的、超自然的非凡活力。古城里的万事万物因而能从世俗的本质生活中，回到艺术的奇异、色调之变幻、跳动之中，使艺术成了这座古城的精神特征，成了一种对传统美学的日常归纳、想象和表现方式。我想，这就是我的出生地通海的精神内涵。

    （原载于《南方周末》2010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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