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凤英

    说起启功，很多人都会想起遍及全国各地的启功的字。未见其人，先睹其字。启功这些年名气很大，有人称他是“中国当代王羲之”。其实启功的本业不是书法，而是教师。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把他当作大书法家来采访，但启功首先声明他不是一个书法家，而首先是一个教师，然后勉强算是一个画家，书法只是他的业余爱好而已。启功是北师大中文系教授，笔者曾就读于北师大，有幸一睹启功的风采。

    北师大老校长陈垣的绵绵师恩，让启功终生铭记在心

    启功出身清室皇族，1912年出生。其先祖是清代雍正皇帝的第五子弘昼，被封为和亲王。到启功这一代，家道中落。启功1岁丧父，10岁时又失去曾祖父、祖父。因偿还债务，家道已经败落得一贫如洗，以致启功无力求学。在曾祖父门生的帮助下，他才勉强入校学习。

    1933年，21岁的启功笔下的书画文章，已有了佼佼之色。祖父的门生傅增湘拿着启功的作品，找到了当时辅仁大学的校长陈垣。傅增湘回来后，高兴地告诉启功：“陈垣先生说你写作俱佳。”他嘱咐启功去见陈垣，并强调说，要向陈垣先生请教做学问的门径。傅增湘告诉他：找到一个好老师，比找到一个职业还重要，那将终生受用不尽。

    陈垣帮启功找到了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的职业，从此以后，启功就始终没有离开过教育岗位。启功认为，“为人师表”是世上最高尚的事情。北师大校园东门的影壁上，书写着“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八个字。这是北师大校训，亦是书写者启功对“师范”的解释，同时也是他一生的追求。

    家境贫寒的启功，能有在辅仁附中教书这份工作实属不易。虽然他兢兢业业地教书，但最终还是被辞退了。理由很简单，当时的辅仁附中校长认为他中学没有毕业，不具备教中学的资格。工作不到两年就失业，这对初次步入社会的启功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打击。

    幸亏陈垣慧眼识英才，1935年，经陈垣介绍，启功又在辅仁大学美术系担任助教。掌管美术系大权的教育学院院长，又是两年前那位辅仁附中校长。两年后，启功再次被他以“学历不够”为借口解聘，启功又失业了。

    当时北平正值沦陷期，在日伪控制下，物价飞涨。为了生活启功分别在两家人家做家教，辅导他们的孩子准备考小学和中学，以换取微薄的报酬维持全家生活。他闲时集中精力在家中读书，或研究书法绘画。这时他的作品已经在社会上小有名气，间或作画卖画，以补贴家用。

    陈垣得知启功再次被解聘的消息后，坚信启功是个有真才实学的青年，不应被埋没。他再次向启功伸出援助之手，再次安排启功回到辅仁大学。1938年秋季开学后，陈垣聘启功教大学一年级的“普通国文”。这是陈垣亲自掌教的课程，终于再也没有人会解聘他了。要不是陈垣先生的慧眼识才，一而再、再而三地聘用，就不会有今天的大学问家启功。

    启功到辅仁大学教大一国文时，决心如铁，陈垣更是古道热肠，告诉启功应该在教每一课书前，都要准备得非常熟练。启功有幸能到陈垣校长授课的课堂上亲聆教诲，观摩启发式的教学方式，看漂亮实用的板书。后来启功曾感慨地说：“当时师生之友谊，有逾父子。”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了，已入不惑之年的启功，正值事业、学问、艺术的黄金时期。启功身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运动初期，在本校并没什么问题。但是1958年，启功却戏剧性地在中国画院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右派”关系转到北师大后，启功已经被评定的教授职称被取消，薪水也降了一级。那时他的母亲和姑姑刚刚去世，对启功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是极为沉重的打击。

    启功最困难的时候，陈垣一次在琉璃厂，偶然发现有几张明清画卷，他知道这些字画是启功最心爱之物，启功既然把心爱之物都卖掉了，想必经济十分拮据。陈垣当即买下这些画，并派秘书去看启功，带去100元钱。右派分子不能再上讲台，启功下决心，要在艺术和学术上做些贡献。于是，他利用“劳动改造”的业余时间，潜心于学术研究。读书，写文章，集中研究他所喜爱的诗词曲赋及骈文的韵律声调。

    1962年，启功重新登上了讲台，这段时期，他撰写了《古代宋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和《红楼梦札记》等学术专著，在学术上取得了重大成就。

    启功根据多年的研究心得撰写了《诗文声律论稿》。这部著作从1961年开始构思，到“文化大革命”中，经多年的反复推敲和修改，书稿已经有一尺多厚。但是那个时候学者出一本著作谈何容易，书稿放在家里，启功不放心。“文革”中流行工农兵集体创作，他怕被充为公共财产。启功终于想了一个办法：他找来最薄的油纸，晚上在灯下用蝇头小楷抄写，尽量压缩字数，终于完成一部6万字的手抄本，如有紧急情况，随时可以缠在腰上带走。这部《诗文声律论稿》直到1977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

    1971年陈垣去世时，悲恸中的启功撰写了一副挽联：“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刊习作二三册，痛余文字答陶甄！”2000年11月12日，北师大为老校长陈垣举行诞辰120周年纪念时，启功说：“老校长教导我的样子，我现在蘸着眼泪也能画出来。”启功流着眼泪，写下了《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一文，回忆初入辅仁大学教大一国文时陈垣先生对他的“耳提面命”。启功还在《“上大学”》一文中特别强调，“恩师陈垣这个恩字，不是普通恩惠之恩，而是再造我的思想、知识的恩谊之恩！”为感谢陈垣先生对自己的培养并作永久纪念，启功于1988年8月义卖书法绘画作品，以筹集基金为北师大设立“励耘奖学助学基金”。

    此后两年时间里，启功几乎达到了“手不停挥”的创作境界，常常是夜半书写，还捐出1万元作为装裱费。1990年12月，启功书画义展在香港隆重举行，从300多幅作品中选出的100幅字、10幅绘画，被香港热心教育的人士认购一空，加上启功应社会各界需要所写的100件作品的酬金，共筹得人民币163万元。

    当学校建议奖学金以他的名字命名时，启功坚辞，要以陈垣先生的书屋“励耘”名字来命名。他说：“以先师励耘书屋的励耘二字命名，目的在于学习陈垣先生爱国主义思想，继承和发扬陈垣先生辛勤耕耘、严谨治学的精神，奖掖和培养后学，推动教学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与妻子章宝琛的风雨爱情路

    启功20岁时中学毕业，正忙于四处求职，在母亲的包办下，便与从未曾谋面的章宝琛成婚了。她也是满族人，比启功大两岁。章宝琛不通文墨，家境贫寒，她是带着小弟弟一起嫁过来的。自她来到启功家后，任劳任怨，再不要启功操心，使启功对她由“同情”逐渐转化为“爱情”。他们是典型的婚后恋爱，爱情真挚、纯洁、深沉、持久。

    1937年北平沦陷后，启功的生活非常窘迫。一天，启功看见妻子在补一只破了几个洞的袜子，心中一片酸楚，决心多挣点钱，他开始作画卖钱。当他背上画卷准备出门时，出于文人的面子，他又犹豫了。章宝琛理解丈夫，便说：“你只管作画，我上街去卖。”

    一天傍晚，突然下起了大雪，启功从外边回来，见妻子还没回家，便打着伞去街上接她。只见章宝琛坐在小马扎上，全身落满了雪花。启功的泪水顿时夺眶而出。章宝琛挥舞着双手，兴奋地说：“只剩下两幅画没卖了。”1938年6月，日伪政权成立教育局班子，一个同事拉启功去那里工作，遭到启功的严词拒绝。同事不死心，准备说服他的妻子，谁知章宝琛一口回绝：“我们就是饿死，也不给日本鬼子和汉奸做事！”启功感叹连连：“知我者，宝琛也！”启功的母亲1956年病逝时，启功于悲恸中顿悟了妻子为这个家庭日夜操持的功劳，恭恭敬敬地叫她“姐姐”，给她磕一个头，叩谢贤妻的情深义重。

    1957年“反右”运动中，潜心习书画的好好先生启功也在劫难逃。回到家来，章宝琛不解地问他怎么会划上了“右派”，启功为宽慰她，不无幽默地说：“我参加过土改，划什么分子都有比例数。这个‘右派’也是有比例的。你想想，咱们是封建家庭，皇室残渣，受的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教育。既然有比例，就有凑数倒霉的，在下就是一个。”妻子学着老校长陈垣的口气劝启功埋头写书，不辍书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章宝琛还卖了首饰，换了钱来给启功买书用。

    正当启功全力以赴在学术上进行冲刺时，1966年“文革”爆发，他再次被迫离开讲台。为了让启功能够专心在家撰写文章，章宝琛天天坐在门口给他望风，一见红卫兵，她就立即咳嗽，启功则马上把纸和笔藏起来。

    1971年，启功接受了为《清史稿》加标点任务，长达7年。20世纪70年代初，章宝琛由于常年的贫困生活积劳成疾，患上黄疸肝炎。1974年，章宝琛病情加重，尽管启功一再对妻子隐瞒她的病情，聪慧的章宝琛却早已从丈夫的神态中看出来。她伤感地说：“启功，我们都结婚43年了，要是能在自己家里住上一天，该多好。”43年了，他们一直借住在亲戚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第二天启功开始打扫房子，他决定马上搬家。傍晚，当他收拾好东西赶到医院时，章宝琛已经病逝。

    妻子走后两个多月，启功搬进了学校分给他的房子，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他怕妻子找不到回家的路，便来到妻子坟头，喃喃地说：“宝琛，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你跟我回家吧。”回到家里，启功炒了妻子最爱吃的几个菜，他不停地给妻子碗里夹菜，当妻子碗里的菜多得往桌上掉时，启功趴在桌上失声痛哭。

    启功一生无儿无女，妻子去世后，他一直过着孤独而清苦的生活。他把卖字画和稿费所得的200多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给了北京师范大学，而自己却住在简陋狭小的房子里。

    妻子在世时，曾和他开玩笑说：“我死后一定有不少人为你介绍对象的，你信不信？”启功笑曰：“老朽如斯，哪会有人又傻又疯这样子做呢？”章宝琛进而逼问：“如果你不信，我俩可以赌下输赢账。”启功颇感意外：“万一你输了，那赌债怎么能生还？”她说：“我自信必赢。”不料这一时戏言果然灵验。

    当章宝琛去世后，启功家中可谓“门庭若市”，不少热心朋友前来给启功介绍女朋友。更有人不经同意便领女方前来“会面”的。这可吓坏了启功，于是他先以幽默自嘲谢客：“何词可答热情洋溢良媒言，但说感情物质金钱生理一无基础，只剩须眉男子相，如此而已而已。”此招仍不能挡驾，他干脆撤掉双人床，换成一张单人床，以此明志，谢绝盈门说客。

    1995年，一位慕名而来的离异女画家登门拜访他，表示要照顾他，陪伴他走完后半生。启功明确告诉她：“没有女人能够取代宝琛在我心目中的位置！”

    女画家不相信，决定用爱心温暖他冰凉的心。女画家每天赶到启功家里，照顾他饮食起居，为他誊写书稿，交流绘画心得。

    4个月后，女画家问启功：“让我留下来照顾你好吗？”

    启功摇摇头：“我心里只有宝琛，再容不下任何一个女人。”

    直到启功90多岁高龄，每年的清明节，他都坚持去墓地“带”妻子回家。他对身边的亲属说：“要是我走了，就把我与宝琛合葬在一起。我们来生还要做夫妻。”他还说：“我们是有难同当，但没能有福同享。因此我的条件越好，心里就越不好受。我只有刻苦一点，心里才平衡一些。”

    启功思念他的亲人。他曾经写过一首诗：“钞币倾来片片真，未亡人用不须焚。一家数米担忧惯，此日摊钱却厌频。酒酽花浓行已老，天高地厚报无门。吟成七字谁相和，付与寒空雁一群。”启功先生动情地说：“我最亲爱的人，我的母亲、姑姑、老师、老伴，他们活着的时候，我没有钱让他们过好日子。现在他们都死了，只留下我一个人，也80多岁了，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言语间，充满对亲人的思念之情。这种思念之情在他的许多诗作中都有体现。像著名的《痛心篇二十首》、《赌赢歌》，是为追悼亡妻而作，可谓字字皆血，读之催人泪下。

    拒绝姓“爱新觉罗”，独创启姓

    启功独创启姓，但他的确是清室皇族后裔，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启功在所有的书画、著作、文章和书信中，从未用过“爱新觉罗”。他诙谐地说：“本人姓启名功字元白，不吃祖宗饭，不当八旗子弟，靠自己的本领谋生。”启功不喜欢人家说他姓爱新觉罗。有人给他写信，爱写“爱新觉罗·启功”收，开始时他只是一笑了之。后来越来越多，启功索性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

    20世纪80年代一些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想以这个家族的名义开一个书画展，邀启功参加。他对这样的名义不感兴趣，于是写了两首诗，题为《族人作书画，犹以姓氏相矜，征书同展，拈此辞之，二首》：

    闻道乌衣燕，新雏话旧家。谁知王逸少，曾不署琅琊。

    半臂残袍袖，何堪共作场。不须呼鲍老，久已自郎当。

    第一首诗的意思是说，即使像王、谢那样的世家望族，也难免要经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桑变化，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以自己的家族为重的，就像王羲之那样，他在署名时，从来不标榜自己是高贵的琅琊王家的后人，但谁又能说他不是“书圣”呢？同样，我们现在写字画画，只应求工求好，何必非要标榜自己是爱新觉罗之后呢。第二首的意思是说，自己就像古时戏剧舞台上的丑角“鲍老”，本来就衣衫褴褛，貌不惊人，郎当已久，怎么能配得上和你们共演这么高雅的戏呢，即使要找捧场的也别找我啊。

    “坚净翁”

    启功为人宽厚，待人以善，性情乐观，幽默诙谐。他有一方古砚，上有铭文曰：“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启功把自己小小的卧室兼书房命名为“坚净居”，自号为“坚净翁”。“坚”、“净”二字，正是启功一生为人的真实写照。启功以他独具的人格魅力——谦和慈祥、淡泊名利、虚怀若谷、包容无际，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因为启功的书法是难得的墨宝，所以赝品就大量出现。有个铺子就是这样“作品”的专卖店。标价不高，有人看了问店主：“是真的吗？”店主也挺痛快：“真的能这价钱吗？”后来启功听说了这件事，亲自来到了这个铺子，仔细地看。大家都认识启功，有人就过来问：“启老，这是您写的吗？”启功微微一笑，说：“比我写得好。”这话虽说没正面回答，可把问题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在场的人全都大笑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启功改口了：“这是我写的。”事后他向别人解释为什么这样说，他说：“人家用我的名字写字是看得起我。再者，他一定是生活困难缺钱，他要是找我来借钱，我不是也得借给他吗？”

    市面上假冒启功名的赝品很多，不少朋友建议追查，他却不同意。有一位年轻人写了一封长信，对这种现象给予批评，并建议启功先生追查。启功先生给这位年轻人回了信，大意说有些假字比启功自己写的还好；而且人生几何，身后如果有人伪造，也无可奈何。他还谈道，如果自己的字都写得和二王、颜、柳或苏、黄、赵、董一样好，作伪也要难上若干倍，其伎俩就容易暴露，自己也可省下诉讼费了。启功这种博大的胸襟和自勉的精神令人敬佩。

    但在原则问题上，启功是一点也不含糊的。他对有人假冒他的书法表现得很超然，然而当他发现有人冒用他的名字进行古书画鉴定，并在赝品上以他的名义题字落款时，他却非常气愤。启功特地将他信任的一个学生召去，让他在报上为其发表声明：从今以后，启功不再为任何个人鉴定字画真伪，不再为任何个人收藏的古字画题签。启功严肃地说：“我对这种行为必须讲话，这与造我的假字不同，这是以我的名义欺诈别人，对这种犯罪行为，我要保留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利。”声明发表后，启功许多朋友都不相信他能做到，因为他们知道启功先生为人随和，好说话。可是启功真的是说到做到了，留下文物鉴定界的一则佳话。

    在北师大校园内，晚辈们爱戴、尊敬启功，见面总爱称他为“博导”。启功便说：“老朽垂垂老矣，一拨就倒、一驳就倒，我是‘拨倒’，不拨‘自倒’矣！”在他被任命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后，有人祝贺说，这是部级呢。启功则诙谐地说：“不急，我不急复不急！”更为幽默风趣的是启功外出讲学时，听到会议主持人常说的“现在请启老作指示”，他接下去的话便是：“指示不敢当。本人是满族，祖先活动在东北，属少数民族，历史上通称胡人。因此在下所讲，全是不折不扣的‘胡言’……”如此见面语，立刻活跃了会场气氛。时常有朋友打电话问候启功的身体情况，他不紧不慢地告诉他们：“已经‘鸟呼’了。”他们不解其意，启功转而哈哈大笑：“只差一点儿就‘乌呼’了。”

    成为大名鼎鼎的书法家后，慕名求字者自然不少，启功则不论尊卑，凡有所请，便欣然从命，不忍拂意。启功作书，不择砚墨，宣纸下垫几张旧报纸，口占诗句，握管直书，珠玑满纸，章法天成。盛名之下的启功很累，但他却始终保持着宽容大度、豁达幽默的处世态度。启功曾笑曰：“我就差公厕没写字了。”

    为人随和的启功，又是一个极认真的人，绝不随声附和。凡是题写公开出版的书刊名或是牌匾时，他必定写简体字。有人做过调查，北京市所有的立交桥中，只有启功题写的“建国门桥”是规范的简体字。启功先生说：“别的桥都是名人题写的，我不够名人资格，所以只能老老实实地按规范字写。”有人问他是不是爱写简体字，他正色道：“这不是爱写不爱写、好看不好看的问题，汉字规范化是国家法律规定的，法律规定的我就得执行。”

    2004年7月26日，是启功92岁寿辰，北京师范大学在该校举办了“启功语言文字研讨会暨新著首发式”。启功坐着轮椅，身着灰色夹克，精神矍铄地出现在现场。等他坐到主席台上时，鲜花已将他拥簇。北师大的学生还为老人献上了花篮与小熊维尼。但启功不爱鲜花独喜维尼熊，抚摸着小熊的他乐得咧嘴哈哈笑，之后双手抱拳在怀向大家施礼，并深情地说：“我无德无才，却招惹这么多的人来祝寿，惭愧和感动的眼泪直往肚子里掉，哪怕活到最后几分钟也要将有限的学知呈现出来给后人。”启功表示，对那些溢美之词他觉得有些对不住，92年的生命似乎有些“蹉跎”。“我要努力活下去，无论是两年还是两天甚至两个小时，我希望还能尽一点心力，让我能够达到你们所说的两成就心满意足了。”

    启功始终保持着宽容大度、豁达幽默的处世态度，这正是他的长寿秘诀。人上了年纪，身体难免会有些不适。由于颈椎病发作，启功被送到医院做牵引，这本是一桩很痛苦的事，可他却躺在床上做了一首《西江月》：“七节颈椎生刺，六斤铁饼拴牢，长绳牵系两三条，头上数根活套。虽不轻松愉快，略同锻炼晨操，《洗冤录》里篇篇瞧，不见这般上吊。”

    有一回，医院给启功下了病危通知书（其实这已不是第一次），他被严格“管制”起来。有人问他的看法，他说：“浑身实难受，满口答无妨。扶得东来西又倒，消息传来贴半张，仔细看，似阎罗置酒，敬候台光。”如此乐观地看待生死，阎王也无可奈何了，于是他又一次“策杖回家转”了。

    1995年11月的一天，10多位北京学界名流汇聚北师大，讨论启功的新著《汉语现象论丛》。大家对这部作品好评如潮。最后，一直正襟危坐、凝神倾听的启功从座位上站起来，准备讲话。他表情认真地说：“我内侄的孩子小的时候，他的一个同学常跟他一块上家里来玩。有时我嫌他们闹，就跟他们说，你们出去玩吧，乖，啊！如此几次，终于有一天，我听见他俩出去，那个孩子边下楼时很有些不解地问，那个老头儿老说我们乖，我们哪儿乖啊？今天上午听了各位的发言，给我的感觉我就像那小孩，我不禁要问一声，我哪儿乖啊？”

    听完最后一句，静静的会场里突然爆发出一阵欢笑，伴随着的是热烈的掌声。故事里包含了谦虚与感谢，表现出风趣与幽默。这就是启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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