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线女

    我从1938年夏天开始到香港学习粤剧艺术，1939年春登上香港的粤剧舞台。在日本侵华期间我除了三年零八个月离开香港到抗战后方演出，抗战胜利后我便在香港定居了。应该说我是在香港粤剧舞台成长，在香港影坛上得到培养并取得成就的。1951年我在《一代天骄》一剧中创造的“女腔”也是在香港观众的赞赏及认定下而形成的，所以我深知是香港的土地、观众、老师、同仁、朋友哺育我成长，使我在粤剧艺术上迈出了成功的坚定的步履。

    随着艺术的逐渐成熟，我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观：我认为艺术应以追求真、善、美为宗旨，也应以塑造真、善、美的舞台艺术形象为自己毕生的追求。1952年，在马师曾和薛觉先两位前辈的支持下，我主办了“真善美”粤剧团，要求编导演、唱腔音乐、舞台设计等都应在排演前做好准备工作，当时我力求探索让继承和创新的粤剧艺术能展现在舞台上。在一些同仁们的合力协助下“真善美”剧团第一年排演了《蝴蝶夫人》，演出当时很轰动；第二年排演了《清宫恨史》和《昭君出塞》，对这些剧目当时的观众反映都很强烈，有的保留至今。但是由于当时的种种原因所限，我感到创办剧团心力交瘁，我深感客观上没有能够给我创造和提高艺术的条件。这种艺术上的追求与向往是不能仅以丰富的票房价值来作弥补的，我希望客观上能有更好的创作条件，让我在艺术上有更大的提高和发展。

    1955年12月14日我怀着中国人挺直了腰的自豪感毅然不顾一切地奔回祖国的怀抱。我感到自己的艺术宗旨和追求有了一个外在的好环境，在祖国这广阔的艺术大舞台上，我下大决心，放下明星、红伶的“架子”，投入广东省粤剧团的工作，与剧团的演员同事一起住、食、练功，一切都从零开始。

    直到今天，几十年来我的艺术不断在进步，在发展；做人的观点、立场也逐步更明确更高。所有这一切成绩的取得，是与新中国的国家领导人、省市各级领导对我的培养、关怀分不开的，有关领导为我创造了许多条件，特别是广大观众对我的支持与爱护，使我能在艺海中尽情遨游。

    在国家领导人中我最先接触的是周总理，那还是回祖国前的1955年的国庆节，当时我们香港代表团被邀请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那天周总理亲临北京饭店欢迎观光团。总理见到我像招呼朋友似的问道：“你是从香港来的？”我答道：“是！我叫红线女。”总理亲切地微笑着说：“啊，知道了，欢迎你们回来看看，多看看。”宴会席间，总理向大家一一祝酒，当总理来到我们的席前时又对我说：“欢迎你到各地去看看。”周总理的言谈是那样的平易近人。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给我的感觉像是我的长辈、老师、朋友，我深感新中国的领导人是非常爱护艺术工作者，爱护每一个子民的。

    以后我有幸接触到毛泽东主席、刘少奇、邓小平、陈毅、贺龙、董必武、邓颖超、陶铸、胡耀邦、李富春、蔡畅、李先念……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国家领导人对于广东粤剧发展，对于文艺工作者都是很关怀的。

    回国以后，我学习的第一本书就是毛泽东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不断的学习中我接触到文艺“为谁服务，如何服务”的问题。毛主席指出文艺工作不应停留在永远都在唱“小放牛”，不要老是让人看“人手足刀尺”一类的东西。毛主席特别提到“文艺工作者应该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感到了这个要求的分量，明确了自己的责任。我时时扪心自问自己是否已经做到了？至今仍在追求，仍在力求达到，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符合时代的要求，有助于人民，有益于观众。这就首先要严格要求自己，不仅努力学习文学艺术，更要学习社会，学习世界……提高自己各方面的修养。

    我不仅能学习到毛主席的著作，更有幸多次见到毛主席，亲聆他老人家的教导。

    记得第一次毛主席到广州中山纪念堂看我们的演出，我们事前一无所知。开场了，突然大堂发出了如雷的掌声和人们激动的欢呼声。我马上意识到这种热烈的气氛是为什么？毛主席看了我演出的《昭君出塞》。演出结束了，毛主席站在他的座位前向我们频频招手。

    我第二次看见毛主席是在省委礼堂的一个会议大厅。陶铸同志让我坐在毛主席坐的那个小圆桌旁。乐声响起来了，我陪着毛主席跳舞。他的舞步就像踩在音乐点上的随意踏步，很自由也很灵活潇洒。突然，他站住不走和我说话。

    毛主席说：“你从香港回来是对的，人家怎么说你也不要管，人家还想你死呢，你也不要管他，你走你的路，走对了继续努力走。”在刹那间听到毛主席对我讲的这些话，感到毛主席对自己了解得如此细致，受到他有力的鼓励，感到温暖异常。我很自然地道出了感谢主席关心之情，我说：“刚回来，什么也不懂，也会有不适应的地方，请毛主席给我写个座右铭，让我有所依据地努力前进。”毛主席很爽快地答了一句：“好嘛！”

    这天晚上我一直坐在桌子旁听毛主席幽默、风趣、海阔天空地谈着。面对着毛主席这位伟大的人物，我感到他是平易近人的。

    毛主席对天文、地理、历史、文学无所不知，博学多才。毛主席向我讲了许多有关文学艺术的见解。毛主席让我要读中国古代四大名著：《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他说这些名著应该是中国人足以自豪的文学财富。“比如《红楼梦》这部书吧，你一年最少要看两次，里面人物很多，你不要只把它看成是宝黛的爱情故事，也不仅仅是‘荣宁二府’的兴衰史，它反映着当时的社会情况。书中许多人物是非常可爱的。王熙凤这个人物写得活、写得好，但她这个人不可爱，因为她杀死了人，是罪犯。曹雪芹笔下的宝玉、黛玉、晴雯、宝钗、史湘云等都写得很好。”

    毛主席说他非常喜欢《西游记》，他说：“唐僧是最没有出息的，一遇到急难就没了主意，就哭，束手无措。唐僧也有他的优点，立下决心去取经，不惧万难，历尽艰辛终于成功了。孙悟空这个猴子很好，非常机敏，对自己的师傅非常忠心耿耿，但是唐僧不懂得爱惜他，听了闲言就给他念紧箍咒，给他吃了不少苦头，受些冤屈。猪八戒比较狡猾，但有时又很直率，敢直言不讳地说：‘我不干了，我还回高老庄当女婿去了。””

    我第三次见到毛主席，是陶铸同志和曾志大姐带我到广州珠江开阔的江面的一艘游船上去见他。此时主席已经下水畅游了，只见他在水中时而仰游，时而踩水，时而又振臂击水破浪而游，在水中如履平地，控制自如，真似“浪里白条”。当他游近船边看见我们时，很高兴地招手让我也换上游泳衣下水。给我感觉很亲切。

    毛主席游泳上船后，我们一起吃饭。毛主席还是那样健谈。他很爱吃辣椒。他问我：“不吃辣的是不是怕影响歌喉呢？”我说：“这也不一定，湘剧团的演员就不能离开辣椒了，您爱吃辣的，为什么声音还是那么清澈响亮呢？”大家都笑了。我看到菜盘上有苦瓜炒田鸡，我说：“主席，田鸡肉对人是很有益的。”请他吃。毛主席说：“青蛙是益虫，我是不吃的。”我想主席一定是想着保护农作物的问题了。当毛主席知道我晚上还有演出的时候，他就默不作声了，匆匆吃毕就走了。我这个晚上演出的是《焚香记》。

    毛主席非常喜欢民族的东西，喜欢京剧也会唱几段京剧。他看了粤剧《搜书院》后，表示喜欢看，他说他特别喜欢其中搜查书院的一场。对于谢宝这个人物他很赞赏，认为谢宝在镇台面前表现得有理有利有节，终于救了侍婢翠莲，也就是把那个镇台击败了，人物写得很好。他也看过《关汉卿》。

    一次，他看完戏，我送他出戏院大门，我对他说：“主席，您不是答应写一个座右铭给我嘛？”主席好像恍然记起似的说：“好！”第二天，他就派人送来了一封信，并将亲笔书写的鲁迅先生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条幅给我。在信中他写道：“……活着，再活着，更活着，成为人民的红线女。”他信中的这些话一直鼓舞着我，支持着我。“文革”10年的苦日子里，主席的信及亲书的座右铭给我活着的勇气与力量。

    许多中央领导人对广东粤剧，对于我都给予了无尽的关心。

    我有幸见过刘少奇主席3次，他很关心粤剧，关心我的工作与生活。

    董必武主席看过《珠江风雷》这出粤剧现代戏。这出戏着重塑造了我国农村初级社时期一个女生产队长梁甜这个感人的形象。观后董老向陶铸称赞这出戏，并即兴写了一首长诗赞颂这个能在重重矛盾与种种困难面前表现得十分坚韧的农村妇女（只可惜在“文革”中董老的这个条幅失掉了）。

    陈毅副总理几次看过我们的戏。观后他感到很意外而高兴地对我说：“想不到你也能演三娘教子，而且演得那么好。”他看完《李香君》后对我说：“你扮演李香君这个人物，人物处理得很恰当，你的努力没有白费。”

    我也很荣幸地得到过邓小平同志的深切关怀。20世纪60年代时，我们剧团在广东迎宾馆演出《山乡风云》。在中场休息的时间，陶铸书记让我去见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对我说：“你演现代戏，这很好啊！《山乡风云》剧本编得很好，你扮的那个女连长演得不错。我喜欢听川剧，因为我是四川人嘛，但粤剧听起来也非常好听！”我听了这一番话后备受鼓舞。1974年，粤剧团到北京学戏，我参加了一个晚会的演出，清唱“沙家浜”中阿庆嫂的一个唱段，邓小平同志观看了演出。当我演出完毕，来到观众席上与小平同志握手时，他对我说：“你的演唱（清唱）没有伴奏，一定很辛苦吧！要注意身体。”他的话虽不多，但字里话间充满了关心，使我深深地感动。1988年我和青年们到北京演出，其中有我的半场独唱节目。我给邓小平同志写信，诚邀他来看戏。邓小平同志专门让他的秘书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小平同志因为耳朵聋听不见，不能来听你的演唱会。小平同志叫你不要失望，祝你演出成功。”卓琳同志前来看了戏。由这件小事足见邓小平同志对我们文艺工作者的关怀的确是十分细致的。尤其是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可以说是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为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实现党的文艺方针再次指明了方向。邓小平再次强调“文艺工作者应该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明确提出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针。他的祝词是繁荣新时期文化艺术的里程碑。

    我的演艺事业和走的道路，更是与敬爱的周总理及邓颖超大姐的关怀分不开的。

    敬爱的周总理为祖国为人民操碎了心，他生前对广东粤剧的关怀，对我这样一个文艺工作者所给予的教导与爱护，是我用什么语言也难以准确表达的。

    “昆曲是江南兰花，粤剧是南国红豆，都应重视。”这是1956年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对浙江昆剧团和广东粤剧团的同志说的。周总理还说：“前些时候粤剧被一些言论委屈了，现在更应团结一致地把粤剧更大力量地推向前去。”这应该说是对我们整个粤剧工作发展的重要关怀和指示。

    记得1956年，我第一次到北京演出，剧目是《搜书院》。那是在大栅栏的大众剧场，剧场很简陋，暖气不足，很阴冷。总理在剧团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临开场前悄悄来到剧场。后来听说他是自己掏钱买的戏票。周总理看完戏到舞台来看望演职员，他笑容满面地和大家一一握手，一边说着：“你们演得很不错嘛，辛苦你们了！”他还称赞我们的乐队：“广东音乐很好听，12个人的乐队有这个演出水平，值得推广。”当周总理发现演员中没有饰演林伯的演员，马上说：“请他来，请他来。”演林伯的尹伯权来到总理面前，周总理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林伯来了，演得不错！”

    突然，周总理走到我面前问道：“你拍过电影吧？”我回答说：“是的。”总理微微笑了一下说：“看得出来，你唱得不错，你的表演，内心活动很细腻，这是电影演员表演的长处，你使用得很好。可是，你现在是戏曲演员，是在表演舞台艺术，舞台和镜头前的表演要求应该有所不同。舞台表演艺术是夸张的，你要注意用戏曲的表演手段，在舞台上把内心活动表现出来。”我真想不到，周总理第一次看我的舞台表演，就指出了我艺术上需要努力的方向，周总理真是我艺术上的一位好导师。

    1957年，我随中国青年艺术代表团参加第十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周总理审查了节目之后，还亲自和程砚秋先生一起研究我独唱演出应该穿什么服装比较合适。总理反复提出了民族特色的问题。总理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化艺术越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才越能屹立在世界艺术之林。这次代表团的团长是胡耀邦同志。他对我们这班团员是很关心的。无论是对旅居异国的生活是否习惯，还是工作情况，关怀得都十分细致。当我在东方古典歌唱比赛中获奖后，他给我纪念册上的题字写着“祖国的骄傲”。回国后，在北京的一些学习场合，偶有机会看到胡耀邦时，他仍然记得我这个广东人。1984年，我和上海的李炳淑、童祥苓一起到胡耀邦总书记的办公室，向他汇报各自的一些工作情况。当胡总书记知道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家被扫地出门，他写给我的字条已经失去了。胡耀邦同志关切地马上从书桌中拿过宣纸，即席给我重写了一幅“祖国的骄傲”的条幅。他身上那种永葆青年人朝气的活跃，平易近人的亲切感，没有因地位的转变而改变。他善于联系群众的好习惯给我留下了一次深刻的难忘的印象。

    1958年，我们剧团把田汉同志写的话剧《关汉卿》改编为粤剧演出。马师曾同志扮演关汉卿，我饰演朱帘秀。这个戏当时甚得观众好评。周总理在广州、北京看过我们《关汉卿》的演出，竟达五次之多。他还和我们一起探讨《关汉卿》一剧的结局，应该是喜剧还是悲剧的问题。周总理指出：许多戏曲剧种都移植了《关汉卿》，粤剧的改编是比较成功的。但是最后一场关汉卿被发配到南方，朱帘秀赶来送行，在生离死别的一刻，伯颜的母亲却出来说情，准许朱帘秀随同关汉卿双双南下，这种大团圆的结局是沿袭了中国古典戏曲的套路，但不见得符合历史真实，建议与田汉同志联系一下，能否改成一种悲剧结尾，处理为“蝶分飞”，可能会更符合历史真实。也可以两种结局并存，让剧团和观众自由选择，百花齐放嘛。

    总理的意见很合我的感觉，因为当朱帘秀与关汉卿离别而唱的一首“沉醉东风”时，正是痛苦的死别生离之际，“咫尺天南湖北”，“眼搁着别离泪”，怎么可以哭声未了，却让关、朱二人转涕为喜双双南下呢？当田汉同志听到周总理的意见后，也感到很在理，立即执笔进行剧本的修改，这样演出的效果果然很好，剧情也更动人了。

    1959年周总理第三次观看《关汉卿》是陪同朝鲜金日成主席前往的。观后金日成主席立即邀请我们剧团赴朝鲜演出。在总理的支持下，粤剧《关汉卿》还拍成了舞台艺术电影。我们从朝鲜演出返抵北京，正赶上建国十周年大庆，周总理特别指示我们剧团留在北京过节，为热情的港澳同胞作专场演出，这样的安排显见总理对华侨的心理体察是如此细致入微。

    总理对于人才是很尊重的，特别是对于那些有民族气节的人，有贡献的人，努力工作的人。记得一次周总理邀请我与程砚秋先生的夫人果素英和袁雪芬、夏衍等一起到钓鱼台他临时的家作客，谈话间周总理非常赞赏已故的程砚秋先生，因为他在日军侵华时，宁肯“解甲归田”也不给日本侵略者演戏。当时总理还着重提出培养流派接班人的问题。总理说：艺术流派是产生出现在一个人身上的，但是这个人却是吸收了许多艺术精华而逐渐创造形成的。要一代传一代，更要让后一代超越自己，而后一代得有一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探讨精神，要有毅力，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总理还谈到，要重视编写继承优秀传统的历史剧，做到古为今用，但要“刮垢磨光”使之出新。当谈到王昭君时，周总理说：“王昭君是真的出了塞，而不是半路投了黑水河，舞台虽然不等于历史，但也要尊重历史，做到古为今用，否则就会使观众产生误解。”周总理强调现代戏的创作与演出，指出可以从中国近代史、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大量生活中去汲取养料。编演现代戏要有生活，要充满讴歌英雄人物的热情。不能急于求成，要有“十年磨一剑”精益求精的毅力和勇气。他认为“广州起义”中的陈铁军和周文雍在刑场上举行婚礼就很有传奇性。

    1961年，我们粤剧院到越南演出归来，在广西南宁参加了一个晚会的演出，我们剧院演出了粤剧《刘胡兰》中的“大庙斥敌”一场戏，由我饰演刘胡兰。观众席中坐着周总理。周总理为我能演出现代戏而感到欣慰，对我进行了一番鼓励，但也直截地指出：“你演刘胡兰的气质还可以，不过你太纤弱了，生活气息也不够，应该到北方去接触接触生活。反映现代题材的戏，是要下工夫搞好的。”

    1963年至1964年间，在总理的支持下，组织批准我到农村体验生活，这对我后来排演现代戏《珠江风雷》很有帮助。省委抓粤剧改革，动员了许多力量创作《山乡风云》，为了演好刘琴这个游击队女连长的角色，我们到驻扎在罗浮山区的部队里去生活，与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体验生活。这个戏公演后观众反映不错，人们称赞我“把一个能文能武”的女游击队长演活了。这个戏总理在广州就看过3次，后来赴京演出时，总理首场就来看了，上演最后一场时，总理又来看了一遍。总共看了5遍！可见周总理多么喜欢《山乡风云》这个戏。

    周总理和邓大姐不仅关心我在政治上、艺术上的进步，对我的生活和家庭也十分关心。1960年的一天，周总理到我家做客，还尝了我母亲烹制的梅干菜扣猪肉。总理称赞我母亲的手艺像梅县的家乡菜一样好，以后总理每见到我总会问：“老妈妈怎么样？”人民的总理爱人民，通过这区区小事足见总理心中装的是对人民的爱，对普通百姓的关怀，这真是人民的好总理啊！邓大姐也造访我家做过客，一进门就响亮地叫着我的名字，拖着我的手走进客厅，看到我母亲的时候还讲了句带点北方味的广州话：“妈妈您好呀！”她很深情地拿出了一个榄仁形的玉戒指送给我母亲。从此，我每次到北京，大姐知道了，都把我接到她的家里去谈心，从生活到工作，从继承粤剧优秀传统到如何发展粤剧都谈到了。邓大姐给我的印象，既是一位杰出的妇女领袖人物，又是那么体察民情的易于接近的老大姐。总理和大姐两次家访，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永远难忘的珍贵的回忆，那一幕幕像家人般亲切温馨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我的身体本来就比较虚弱，回内地后，紧张的工作、学习，再加上繁忙的社会活动，严重的失眠症又使我休息不好，致使我常常容易休克晕倒。邓大姐知道了，牵挂我的健康状况。在一次政协会议闭幕后，特地安排我留在北京治病休养。周总理和邓大姐还专程来看望我，嘱咐我要安心治病，把身体养好。有哪一个国家的总理能这样关怀一个小小的演员呢？又有哪一个国家的演员能得到如此的殊荣？只有伟人周恩来才会做到这样的事。而我决不是唯一有如此感受的人，与我类似的人与事在周总理一生中给予关怀的是数不胜数的，这就是周总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磁力所在。

    铺天盖地的灾难，随着“文革”而来。我这个红线女变成了反革命的“黑线女”，被抄家、揪斗、扫地出门，被剥夺了登上舞台的权利……在劫难中，我想到了周总理的关怀和教导，周总理的为人就是我的精神支柱，我之所以能挺过来，靠的就是一个信念：周总理了解我，人民需要我，总有一天我定能重返舞台！因此，在最惨痛的日子里，我仍不放弃为人民服务的念头，偷偷地练气、练功，在“牛棚”喂鸡时，我假借吆喝鸡来喊嗓子，期盼着重返舞台，追求我视若生命的艺术。

    1971年秋天，周总理亲自点名要我参加一次接待外宾的专场演出，我这才重返心爱的舞台。演出结束后，总理和外宾上台祝贺，我紧紧握住总理的手，刚喊了一声“总理！”眼泪便夺眶而出，再也说不出话来。总理轻轻地说：“好好学习，要经得住考验！”

    我从总理的眼神里得到了鼓励：“要坚强，要挺住，要经得住考验。”

    一晃又是几个月过去了。在一次身体检查中，医生发现我的声带上长有“白斑”，很可能是癌前期产物。邓大姐得知后安排我到北京肿瘤医院会诊，排除了癌的可能。

    邓大姐和往常一样，把我接到她的家西花厅，我环视着她家的摆设，和十几年前的一样，变化的只是那些深红色的沙发椅套，已被磨洗得显出粉白的颜色；取暖的煤气，把白白的墙壁都熏成了焦黄色，我感慨地想：这就是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总理的家啊！我和邓大姐共进晚餐，他们的晚餐也是十分简单的，不过是三菜一汤。和邓大姐说话间，总理回来了。邓大姐让我讲讲自己多年来的情况，让总理听听。我说：“让总理先休息休息吧。”总理笑道：“这就是最好的休息！”那天我们谈了许多话题，当谈到粤剧改革时，总理说：“粤剧是要改革的，什么工作都要改革，改得不好再来过，不改就没有新的生命力了。你们粤剧使用的是方言，方言也要文字化，这有助于全国文字的统一。作为戏曲工作者来说，这个责任，应该说是不轻的。当然，这个工作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能完成，有不同的看法，也不要紧，贵在坚持。”

    谁能想到，此时此刻的中国正是政局动荡，乱云飞渡之际，周总理正处在凶险的夹缝中，他此时仍关心着“粤剧改革”，还把这当做“休息”。

    总理毕竟是血肉之躯，集万千忧患于一身，即使是铁打的汉子也会垮的。国难当头，他像母鸡护雏似的保护了大批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然而“四人帮”的明枪暗箭却在他的身心留下了累累伤痕。1973年，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其实已是沉疴在身，脸色很不好，人也明显地消瘦了。我很自然地谈到在报刊上有较长时间没有看到总理的活动了，我和许多朋友都在担心，真害怕总理生病了。总理和大姐相视一笑说道：“没有什么问题，中央让我休息一段时间，现在不就好了吗？”邓大姐又笑着说：“你们关心恩来同志，就像他关心你们一样。现在好了，你可以唱一段给总理听听了。”总理听完我唱后，问起我关于主席曾写座右铭给我的情况，我一一直告。总理说：“某某同志送给我毛主席写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幅字，我认为主席不会单独写这几个字的，肯定是写给谁的东西，追问之下，果然还有主席写给你的一封信呐。”之后，总理又问我想不想取回这个条幅。我说：“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啦。”总理很认真地说：“主席写的东西，我们都必须保存起来，但我可以复制一份让你拿回去，好吗？”“太好了！”我为这意外的收获而喜不自禁，再三向总理道谢，还请求总理给我写几个字留念。总理一字一顿地说：“假如我不死的话，一定会给你写的。”这是我和总理接触中，第一次听到从他嘴里吐出的“死”字，我的心顿时沉重得一下喘不过气来！

    1974年，总理进了医院，我只有通过写信给邓大姐向总理致意问候。一次，我在信中谈到工作中困难不少，但是我逐渐相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后来大姐告诉我说，总理知道健廉（我的本名）也懂得“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句话，很高兴，希望健廉能坚持到底！同时，邓大姐还告诉我，总理在医院还专门看了粤剧青年们到北京演出的录像。总理在病中还惦念着粤剧的发展，关怀着我们，这一切都在激励着我努力工作。

    国庆节前夕，我收到周总理署名的国宴请柬，高兴得不可言状。当周总理出现在宴会厅的门前，我们全体都站起来，看着总理，高兴得眼泪直流，热烈的掌声长达十数分钟不息。宴会间，我拉着杨春霞一起到总理的座位跟前，我紧紧地握着总理的手说：“总理啊，我们可真想您啊！”总理说：“我也真想见见你们。”我知道总理以多强的心力支撑这一个小时的国宴！总理的心里总是系着祖国，系着人民。1975年召开全国四届人大，我作为主席团的一员，又有幸见到周总理。我跑上前向总理问好，十分激动和紧张地问：“总理身体怎样了，好吗？”总理泰然自若地回答我说：“还好，谢谢。”闭幕的那天，邓大姐又把我带到总理跟前，我请总理千万珍重，总理向我点点头，想不到这就是我看到敬爱的周总理的最后一次！

    总理走了，走得那样干净，连骨灰也没有留下一星半点。但总理的英魂却将世世代代充盈着天地，滋润着万物，滋润着南国的红豆。

    光阴荏苒，说风唱雨从艺60年似在弹指一挥间，经历了许多，磨砺了许多，追求了许多，值得回忆的更多，真是思忆添力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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