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通俗音乐（或称流行音乐、轻音乐，即Popular music）是世界音乐生活中最热闹的一个领域。通俗音乐问题也往往是困扰着全世界音乐界的问题。从通俗音乐产生开始，支持和反对它的两种意见就针锋相对地争吵到今天。在中国当代，通俗音乐领域曾是一个森严壁垒的禁区。“黄色歌曲”，“靡靡之音”、“亡党亡国”等帽子迫使通俗音乐在我国沉寂了二三十年。八十年代以后，中国通俗音乐在新的形势下获得了空前蓬勃的发展，井已曲折地经历了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但理论上的探讨和争论都不如它本身在音乐舞台上发展得那么红火，这说明通俗音乐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音乐实践的进展。

    §§§第一节五六十年代的轻音乐

    我国近代历史上的流行音乐，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产生，在三十年代得到发展·这时的代表人物是黎锦晖。四十年代，流行音乐在沦陷区和国统区也得到了延续，代表人物有黎锦光、陈歌辛等人。1949年以后，流行音乐的发展在大陆中断了，流行歌曲一概被认为是“黎派黄色歌曲”。整个五六十年代，流行音乐几乎在舞台上绝迹，只有少量的具有某些流行音乐格调的“轻歌曲”、“轻音乐”在文艺政策较为宽松的时期产生和获得流传，而在文艺政策左倾时则首当其冲地受到批判。

    五六十年代的作曲家大多习惯于创作一些严肃的、正统的音乐，对于“轻音乐”从心理上就感到别扭和反感，并且还存在一种思想负担。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五六十年代可以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通俗音乐”，只能从很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和分析当时的创作实际。

    能够列入“轻歌曲”体裁范围的，一部分是五六十年代广泛传唱的抒情歌曲和幽默歌曲，在本书第一章提到的作品中，如《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草原之夜》、《闺女之歌》、《敖包相会》、《老司机》等均可属于这类。另外，还有一些轻松优美的抒情歌曲如《九九艳阳天》（高如星曲，石言、黄宗江词）等，一些采用边疆少数民族音乐素材创作的歌曲，如《纺织曲》（许瑞禄曲，蔡泽龙词）、《我美丽的故乡》（郑镇玉曲，崔静渊词）、《牧羊歌》（李曦曲，王震之词）等，一些采用“圆舞曲”体裁创作的青年歌曲，如《青年友谊圆舞曲》（天戈曲，江山词）等，具有更为明显的轻歌曲品格。

    属于“轻音乐”体裁范围的作品，一部分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产生的“民族乐队轻音乐“作品，如《喜洋洋》、《幸福年》、《紫竹调》等。另一部分是为西洋“轻音乐队”或独奏乐器编配的作品，如黎锦光为新疆民歌编配的《送我一支玫瑰花》，黎国荃编曲的《青春圆舞曲》，朱友功为青海民歌编配的《花儿与少年》，以及郑镇玉的黑管独奏轻音乐《牧童舞曲》等比较成功。其中尤以《送我一支玫瑰花》流传最广，这首作品给同名的新疆民歌配上了探戈——波列娜舞曲的节奏，旋律与舞蹈性音型的结合较为完美，因而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至今仍是音乐会、舞会上经常听到的曲目。

    在轻音乐创作十分荒寂的五六十年代，音乐理论家李凌写了《轻音乐杂谈》（1958年）、《谈轻音乐艺术》（1960年）、《轻音乐艺术的词、曲和题材》（1961年）等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的论文。*李凌指出：“广大群众的音乐生活，一是欣赏，一是自己弹奏、歌唱；不管是欣赏也好，自己弹奏、歌唱也好，它的对象，主要还是轻音乐……人们需要交响乐、合唱、室内乐、歌剧，也需要明快、爽朗、轻松、活泼、亲切、有趣的音乐作品，因此把轻音乐放在应有的政治地位、艺术地位，使之享有和其他音乐艺术同等的艺术权利，这是应该的，而且是必要的。”李凌的这些正确观点发表于政治气候比较宽松的1961年。但到了政治、艺术上部急剧左倾的1965年，他的观点就成为批判的靶子，李凌被上纲为“以轻代黄”的鼓吹者。轻音乐被等同于黄色音乐，此后以至整个“文化大革命”十年中，轻音乐领域足寸草不生的“死亡地带”。

    §§§第二节八十年代的通俗歌曲大潮

    1976年“文革”结束后的十余年间，我国通俗音乐经历了由空白到大潮滚滚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七十年代末期，这是港台“时代曲”冲击大陆歌坛的时期，也是新时期通俗歌曲起步的阶段。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也粉碎了闭关锁国的封建国策。

    全国实行改革、开放和搞活的方针，人们摆脱了束缚多年的精神枷锁，开始了对新的精神生活的追求。

    港台时代曲的涌入是实行开放政策以后对音乐方面的第一个巨大冲击。“十年浩劫”造成了民族文化素质的急剧下降，形成了青年人极度的音乐饥渴。港台歌曲使缺乏文化和艺术素养的年轻一代趋之若鹜。卡式录音机，录音带的引进助长了港台歌曲的传播．台湾歌星邓丽君的歌声风靡了大陆青年。港台歌曲冲击大陆的迅猛势头造成了音乐界许多人的担心和恐慌。有人夸张地称大陆音乐是“邓丽君专政”，有人惊呼“‘黄祸’（指黄色音乐）又要来了！”但港台歌曲的传人在客观上也起了一些好作用：它迫使或启发了大陆的音乐家借鉴流行音乐这一体裁来创作自己的通俗歌曲。

    这时期产生了一些广受欢迎的歌曲，如《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吕远、唐诃曲，秦志钰等词）、《妹妹找哥泪花流》（王酩曲，凯传词），《太阳岛上》（王立平曲，秀田等词）．《美丽的心灵》（金凤浩曲，陈雪帆词）等。当然，这些歌曲都可以归入“抒情歌曲”的类别，但它们确实具有了通俗歌曲的某些品格，属于我国新时期最早的一批通俗歌曲。李谷一、朱逢博、于淑珍、关牧村等歌唱家热情地支持了这批歌曲的出现，并探索了通俗唱法与民族唱法及美声唱法相结合的问题。

    这时，通俗器乐曲创作也产生了一些好的作品，如管弦乐小曲《祝您幸福》（郑路曲）、《花在欢笑》（魏群曲）等。王立平在为纪录片《潜海姑娘》作曲时，谱写了抒情优美的、富于南国风味的旋律，并采用电吉它主奏旋律。这部吸收了通俗音乐手法的电影音乐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是我国通俗音乐园囿里的第一批收获。1979年底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歌曲》杂志联合举办了“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由群众直接投票评选出了十五首优秀歌曲，上面提到的歌曲大部分都被群众选中。这些歌曲吸引了众多的青年人，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抵制港台歌曲中低级、庸俗的那些“时代曲”对青年的影响。但它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对引发我国通俗音乐走向兴旺产生了推动力。

    第二阶段是八十年代前期，我国通俗音乐创作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局面。

    这一时期，我国进入了全面的社会改革和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新阶段。改革带来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社会各阶层群众对音乐生活提出了多层次的需求，人们的审美情趣也发生了迅速的变化。

    大中城市中普遍出现了“音乐茶座”这一欣赏、传播通俗歌曲的园地，出现了舞厅、酒吧这样需要和锻炼歌星的场合。音乐传播手段也发生了重要的变革——音像出版公司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和迅速发展，卡式录音带成为广受人们欢迎的文化商品。群众接受音乐渠道的变化更推动了通俗音乐的蓬勃发展。

    1980-1985年间，通俗歌曲创作进一步走向繁荣，广泛流传的作品不断问世，如《军港之夜》（刘诗召曲，马金星词）、《牡丹之歌》（唐诃、吕远曲，乔羽词）、《牧羊曲》，《大海啊故乡》（均王立平词曲）、《金梭和银梭》（金凤浩曲，李幼容词）、《请到天涯海角来》（徐东蔚曲，郑南词），《知音》（王酩曲、华而实词）、《小草》（王祖皆、张卓娅曲，向彤、何兆华词）等。更年轻的一批歌手如蒋大为．沈小岑、郑绪岚、董文华等升起在中国通俗瞅坛的星空，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一批具有一定专业创作实践的作曲家参与了通俗歌曲的创作队伍，使我国通俗歌曲创作一开始就有了一定的专业水平，上面提及的这些作品，有些接近艺术歌曲，有些接近抒情歌曲，有些接近民歌风格。作曲家们在努力探索着通俗歌曲与艺术歌曲等其他体裁相交融、相结合的路子，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八十年代初期，台湾校园歌曲传入大陆，《龙的传人》、《乡间的小路》、《外婆的澎湖湾》等一批朴实动听的歌曲，给大陆吹来一股清新的风。1984年春节文艺晚会上，香港歌星张明敏等在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演唱，一曲《我的中国心》激动了全国各阶层的听众。这些都对大陆通俗歌曲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在通俗乐曲的创作方面，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较好的作品，如《渔歌》（金友中曲）、《海滩漫步》（司徒抗曲），《凤尾竹》（褚庭贵曲）等。一些根据民歌和创作歌曲改编的轻音乐，如《金瓶似的小山》（李海鹰编曲）、《乌银珊丹》（傅林编曲）、《远飞的大雁》（林述泰编曲）等，也使原民歌获得了艺术上的发展与升华。

    这些作品都具有旋律流畅、节奏清晰、配器手法新颖的特点，特别是将民族乐器（如巴乌、高胡、柳琴、古筝等）引入轻音乐队，与电声乐器与打击乐器相结合，产生了独特的艺术效果。

    第三阶段是1986年以后，通俗音乐形成了汹涌澎湃的大潮，并刮起了强劲的“西北风”。

    1986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献给“国际和平年”的全国百名歌星演唱会，推出了一首以世界和平为主题的通俗歌曲《让世界充满爱》<；郭峰曲，陈哲等词）。接着，几次全国性的通俗歌曲大赛，如“全国青年首届民歌、通俗歌曲大选赛”、“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通俗唱法）”等，将通俗音乐生活推向一个小高潮。在这些大赛中，“通俗唱法”被确定为与“民族唱法”、“美声唱法”相平等和独立的一种唱法，堂而皇之地登上了音乐舞台。此后，各种形式的通俗歌曲的创作、演唱比赛遍及全国各地，深入到各大中学校、工厂、农村和部队。

    《让世界充满爱》写了世界和平这一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题材，表现了蕴藏在每一个热爱和平的人心间的真挚愿望。从艺术方面讲，它具有口语化的歌词，具有亲切动听、易于上口的旋律，具有轻松活泼的节奏，具有朴实自然，不拘形式的演唱方式，具有和谐、适当的电声乐器伴奏，发挥了和声和配器的艺术表现力。在结构方面，它是由三个对比性的段落组成的“组歌”，是一部大型化的通俗歌曲。《让世界充满爱》的成功，再一次证明流行歌曲是可以表现好重大题材的。事实上，与传统音乐和严肃音乐相比，通俗音乐最善于直接表达群众的强烈愿望，最能表现时代的尖锐主题，包括政治性的题材。

    除了谷建芬、王酩等著名的中年作曲家继续投身通俗音乐创作队伍之外，又出现了苏越、郭峰、徐沛东，解承强等年轻的通俗歌曲作家群，并产生了一些自己作词、作曲并兼演唱的歌手，如崔健等。从群众中涌现的歌手和乐手，已经在通俗歌曲的演唱和创作上越来越起着重要作用了。从1986年起，我国通俗歌手开始出而参加世界通俗歌曲比赛并接连获奖，展现了我国通俗音乐走向世界的苗头。

    1986年-1989年间，重要的通俗歌曲有《血染的风采》（苏越曲，陈哲词）、《祈求》（解承强曲，刘志文词）、《父亲》（毕晓世曲，陈小奇词）、《一无所有》（崔健词曲）、《世界需舜热心肠》（谷建芬曲，乔羽词）、《少年壮志不言愁》（雷蕾曲，林汝为词）、《心中的太阳》（李黎夫曲，李文歧词）、《思念》（谷建芬曲，乔羽词），《爱的奉献》（刘诗召曲、黄奇石词）和《苦乐年华》（徐沛东曲，张黎词）等。这些通俗歌曲或追求贴近生活的真实，表现实实在在的心灵倾诉，或表现深沉的民族精神，或追求哲理的思考，共同的特点是都在追求通俗歌曲的民族风格。

    1986年后的两年间，我国通俗歌曲歌坛上刮起了一阵强劲的“西北风”——即以西北地区（特别是陕甘地区）的民间音乐风格谱写的通俗歌曲。这显然与当时“西部电影”、“西部文学”的兴盛有密切的关系。以舞剧《丝路花雨》为先导的西部舞蹈（敦煌舞蹈）率先兴起，继之以西部“新边寨诗群”和西部小说的崛起，再有以《黄土地》等为代表的西部电影的兴盛，形成了西部文艺繁荣的可喜景象。通俗歌曲的“西北风”以《一无所有》、《信天游》（解承强曲，刘志文、侯德健词）等歌曲为风源，接着又产生了《黄土高坡》（苏越曲，陈哲词）、《我热恋的故乡》（徐沛东曲，广征词）、《妹妹曲》（赵季平曲，张艺谋词）、《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徐沛东曲，张黎词）等获得轰动效应的歌曲。这些作品以粗犷，豪放、略带悲凉的音调吸引着听众，展现了黄土高原人坦诚、直率的性格，成为我国通俗歌曲创作中具有独特个性的、彻底摆脱港台歌风的一批作品，它们以巨大的冲击力震荡着通俗歌坛，为中国通俗歌曲的走向成熟开辟了一条路。通俗音乐与中国土生土长的民间音乐相结合，这正是“西北风”的可贵本质。但“西北风”本身却没有能向探层次和高层次发展，出现了相互模仿、大同小异的许多歌曲，相当多的作品缺乏应有的泥土气息，失去了它原先的魅力。随着“西北风”风头过后，又有“南国风”，“东北风”等陆续刮来。通俗音乐与各地民间音乐（特别是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的结合，必将使中国通俗歌曲的独立品格得到加强。

    上面谈了八十年代通俗歌曲发展的三个阶段。几经风雨，几经曲折，通俗歌曲已经争得了一席不可忽视的位置，已经成为人民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形成了对我国新时期艺术和音乐的一个强烈的“冲击波”。通俗音乐的重要的文化价值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当然，这还只是通俗音乐的“大潮初动”。好比一场大戏，这才是开场锣鼓，热闹的戏文还在下面呢。

    大潮滚滚，必然泥沙俱下。新时期的通俗音乐在发展中也存在诸多颇为严重的问题。例如，创作和演唱中都还普遍存在着模仿港台歌曲或爵士，摇滚的痕迹，通俗演唱会的管理相当混乱，以捞钱为唯一目的的“走穴”成风；演出质量低下；出版通俗音乐盒带的命运，部分被掌握在一些不懂文化，不懂音乐、只知赚钱的出版商和二道贩子手上，低级庸俗、污七八糟的“通俗音乐”带子充斥市场，秽人耳目；通俗音乐演唱会上过大的音量形成了对听众的噪音污染，正损伤着听众和演员的健康……许多严重的问题，使我国通俗音乐的发展在整体上呈现出宏观失控的局面。这必须引起有关方面的充分重视了。

    §§§第三节小 结

    通俗音乐是二十世纪不可阻挡的世界音乐大潮，没有一个国家、地区可以阻挡它的奔腾。中国今天的通俗音乐又是八十年代我国通俗文艺（通俗文学、娱乐电影等）大潮中的一股劲流。对这股潮流切忌堵截，只宜疏导。

    通俗音乐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勃兴的，它本身也具有商品性。因此，它是诸音乐形态中最为复杂的音乐现象。国外在通俗音乐生活中除了产生一些好的作品和著名的歌星之外，也常常有粗俗、低级的作品问世，甚至伴随着歇斯底里发作、骚乱以至吸毒等社会问题。它是蜂蜜和砒霜的混合物。随着通俗音乐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可能也会出现各种复杂的情况和麻烦的问题。我们对此必须有思想准备。只要我们对它的复杂性有了足够的认识，就有可能做到取其蜂蜜而弃其砒霜，尽量发挥它的积极意义，尽量减少它的消极性，才不至于在问题面前失了方寸或无所措手足。

    通俗歌曲中常常会产生一些对现实和现行政策说三道四的作品，会有一些反映青年人牢骚和不满的作品。这是通俗歌曲的特点，或说是它的长处。生活中有一些这类歌曲是会有好处的，领导人也可以从中察民情，观得失。音乐创作中只准唱颂歌的现象实在是很糟糕的，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反面教训了。通俗音乐最需要政治的民主与宽容。没有了民主与宽容，也就不会有通俗音乐了。

    目前我国通俗音乐的艺术水平普遍太低。歌星的艺术素质太差，创作上也不讲究艺术质量，音响制作上更是粗制滥造。在这方面，应该提倡有更多的专业音乐工作者介入，应当消除专业音乐家对通俗音乐的鄙视。国外那种严肃音乐与流行音乐相互对抗的状况是不足取的，而事实上他们那里这种对抗的状况已在改变中。我们应提倡严肃音乐与通俗音乐的相互尊重、交融、结合和贯通。

    通俗音乐本身是一个蕴含丰富的世界，应该提倡多种风格、面向各种听众层次的通俗音乐的共同繁荣。这就必须广泛吸取艺术营养。世界各国的通俗音乐都带有鲜明的民族风格。要发展中国的通俗音乐，首先就需要将视野伸向民族民间音乐。中国丰富的民间音乐（尤其是各少数民族的音乐）是繁荣我国通俗音乐的宝贵矿藏，从那里有可能产生影响世界的通俗音乐的新品种。

    通俗音乐在世界范围内又存在着广泛交融和趋同的倾向。不能用死板的“民族形式”来框住它。我们应该打开学习、吸取世界各国流行音乐的大视野，以扩大我们通俗音乐的营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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