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里的博大胸怀-周恩来办公室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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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颖超笑着摇摇头:“唉,吃饭你们都不饶过他啊。”

    警卫人员再三劝他休息,可周总理坚持要等前线的一个特急电报。卫士想强迫他去睡一会儿,他突然发火了:“胡闹!你怎么就想不到要为我们的志愿军战士负责?”总理把药喝完,又戴上老花镜,拿起笔说:“我现在还不能休息。”

    办公室,顾名思义,就是处理公事的处所。若按照这个意义来理解,周恩来是世界上拥有办公室最多的人。但是,请千万不要误解,他决不是像现在某些干部那样,以办公室的名义占着许多公房,供自己乃至儿孙私用。说他办公室多,是因为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工作。

    有形的“办公室”,周恩来有四个,卫生间可以称为一个。周恩来是两眼一睁就开始工作的人,但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周恩来起床后一般是先上卫生间,快则半小时,慢则一个多小时,他的职务使他不能让这段时间成为空白,所以,进卫生间时,他总要带上许多报纸和文件。周恩来的秘书们也十分重视这一段时间,他们总要根据各自负责部门的文件,按轻重缓急,安排好次序,先后送进他们戏称的“第一办公室”,请周恩来处理。与此同时,秘书们还要进行口头汇报,周恩来也要将夜里考虑好的一些决定和指示口述给秘书们。在“第一办公室”处理的公务,涉及各个方面,若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是难以想象周恩来超人的办公效率的。

    秘书们送批的文电及汇报,一般是外交和军事排在前,因为这两方面突发性事件多,急情况多,农林系统一般排在后面,除非是发生了特殊情况。有一次汇报,负责农业的秘书对负责外交的秘书打招呼:“喂,你快点啊。今天国务会议上,总理听农林口汇报,基本情况我得先报给他。”于是前几个秘书很快结束汇报,把时间留给农业秘书。这位秘书有些犹豫,因为周恩来正在批阅文件,还不时向机要秘书口述电文,农业秘书要汇报的是粮食、棉花、油料等的产量数字、征购数字、已完成数字、分配数字,这一连串的数字,一般人在一心二用的情况下是绝对记不住的。但周恩来永远是那么忙,农业秘书只好硬着头皮进行汇报。这次汇报,产生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效果:到了国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秘书汇报的数字,给汇报工作的一位副部长纠正了一个念错的数字!事后,这位副部长说:“我们没法跟总理比,那么多数字,我们只能记到纸上,总理全能记在心里。”他哪知道,总理只是早晨听了一次汇报就把这些数字全记住了。

    从“第一办公室”出来,周恩来一般是做5分钟自己编的保健操,用两分种洗漱,然后进入“第二办公室”——餐桌。周恩来吃饭多数是见缝插针,即使在吃饭也不脱离工作。有一个情况足以证明这一点:1981年1月20日,邓颖超把周恩来留下的20多年工作日历交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这是周恩来自1950年1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使用过的日历。翻遍日历,上面一小时接一小时,一天接一天,记的都是各项工作安排,唯独找不到吃饭时间的安排。因此,周恩来难得坐下来与邓颖超一道吃饭,遇到这种时候,秘书们尽量避免去请示汇报。但避免不了的事还是经常发生。

    有一次,有一篇关于农业政策的稿子要见报,定稿时有几处改动,需要周恩来审定。秘书拿着稿子去找周恩来,正碰上他和邓颖超一道吃饭。等一会儿再来?报社又立等发稿。秘书作了难,在门口转磨似的走来走去,忍不住探头向里面看看,恰巧被周恩来看见了。他马上招呼说:“有事就进来嘛!”秘书进退两难,很是尴尬。邓颖超笑着摇摇头:“唉,吃饭你们都不饶过他啊!”秘书脸都红了。周恩来笑着瞟一眼邓颖超,又看看秘书,温和地说:“没关系,你说嘛。”秘书赶紧送过稿件请周恩来审批。

    有人评价周恩来秘书说话的特点是:“开门见山干巴巴,单刀直入赤裸裸。”这是因为周恩来的时间太宝贵,秘书们都形成说短话、快话的习惯,一切客套、寒暄、形容词或不必要的解释都不要,直接明确地说清事情,为周恩来节省一点时间。

    早饭后,周恩来漱着口走进“第三办公室”,漱口水往往是吐在那里的痰盂里。

    这儿才是一般人说的办公室。房间布置得简朴实用。办公室正中靠墙立个自制的木架子,铺着解放前就使用的一块旧毯子。毯子上端放着一尊毛泽东的半身石膏像。两边靠墙全是书架,书架里主要排列着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选集。还有《辞源》、《辞海》等工具书。周恩来的办公桌四面不靠墙,是两面有抽屉的写字台。转椅他坐不惯,换成沙发椅,就是解放初期最多见的那种灯芯绒布面的弹簧座椅。房间里还有一张不带任何抽屉的长条桌(就是会议室里常见的那种老式会议桌),上面铺块绿呢桌布,绕桌每边四张凳子,两头各有一张凳子,共十张硬木凳,周恩来常在这儿召集副总理或部长们谈话、开小会。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总是堆满待审批的文件,只空出座椅前的一小方桌面供他批阅文件用。这一小方桌面上除笔、墨、台历等外,还有三件“宝”,那就是袖套、老花镜和清凉油。

    周恩来走到办公桌前,第一件事就是仔细戴好袖套,那袖套跟工厂工人常用的工作袖套没两样:蓝粗布缝成筒,两边穿上松紧带,这袖套可以保护衣袖,避免磨损或弄脏。他一边戴袖套,一边俯身去看台历上记录的一天活动安排。戴好袖套,他便坐下来,一手架上老花镜,一手去拿文件,“正式”办公就开始了。随着周恩来的办公节奏,秘书们也跟着开始运转,忙碌起来。

    一般情况下,周恩来白天活动安排多,要外出开会、作报告、接待外宾、视察等,所以白天在办公室里坐下来的时间不多,也不会长。这间办公室利用的高峰期是在晚上十点以后。结束了一天的活动,周恩来匆匆赶回西花厅。下了汽车,他一边清嗓一边走进办公室。当年搞地下工作,周恩来用咳声作暗号来叫门,久而久之养成了习惯,进任何门之前,都要条件反射似的清清嗓子。这声音,又成了秘书们上班的讯号,听到它,秘书们就知道周恩来回来了,纷纷往办公室聚集,把周恩来不在时收到的文件、电报、材料等送来批示。

    周恩来有个习惯,看见秘书就要浓茶。为此,邓颖超不止一次地对秘书说:“总理有个脾气你们不知道,他一看见你们秘书啊就兴奋,就控制不住自己;眼前人影一晃,他就静不下来。你们能不能只留值班秘书,有文件的留下来,交代给值班秘书,总理一看人少了,就可以松弛点。”话虽这样说了,却根本无法办到。

    周恩来在这个时间办公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亢奋。这亢奋不是一个人的,它具有一种感染力,弥漫在整个办公室里。办公室里常常听到周恩来急切地问话:“电报什么时候收到的?”“中午。”“为什么现在才送来?”“您一直在忙……”“这是不允许的!我说过多少遍,主席有事要立刻报,有灾情有重大事件要立刻报,不管我是休息还是忙,必须立刻报,为什么拖了半天?”周恩来边说边审批,把电文交还秘书时才放缓语气:“你们不要怕我忙嘛,我能忙过来,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不管我是睡觉还是开会或忙其他什么事,都要立刻报来。”嘴里说着,手里又拿起了一份文件。

    有一次,周恩来看到一份文件的批语不大通顺,便皱起眉头,目光透过老花镜火辣辣地盯住秘书:“这东西你看过没有?”“看过了。”“你看行不行?”“内容还可以,只是文字好像差点,需要调整一下……”“既然知道,为什么不调整好以后再送来?”“这是副总理写的,我不好动。”秘书一脸难色。周恩来把文件退给秘书,拿起另一份文件审批,嘴里还批评着:“你在我这里,就首先要对我负责!不成熟的东西重复看,这是浪费我的时间!”在这种气氛下,谁还敢掉以轻心呢?

    第二个特点是严谨、认真。经他手下发的文件,无论引文、数据,甚至每个字,他都亲自查阅核对。有一次,秘书见周恩来整天整夜没合眼,还拿着计算尺核对文件上的数字,忍不住劝他:“别人都算过了,差不多总理就不要再算了……”话没说完,周恩来眉头一皱,抬起头来盯紧秘书:“怎么又讲差不多的话?”秘书尴尬地闭了嘴。周恩来又接着说:“这是多余吗?要我签个字很容易,提笔一画就行。可是事关国计民生、国家的资金、人民的血汗,我是提笔千斤,不敢不慎之又慎!”由于周恩来的严谨,确实避免了许多失误。

    周恩来批阅文件一丝不苟,加上各部门上报的文件水平参差不齐,有时,他在办公桌旁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修改文件。有一次,他放下笔,揉揉发木的手指,望着秘书,发出一声感慨:“唉,我这个总理,简直是一个语文教员,天天在这里改卷子……”这话说得太形象了。

    第三个特点就是忘我。他往往可以连续七八个小时伏案批阅文件,这期间,他处于一种忘我的境界中。超过十小时后,由于疲劳,他就开始大口大口地喝浓茶提神,待到茶也失去效力的时候,他就会突然站起身,围着办公桌边揉眼窝、太阳穴,边快速走动。时而,他还会打开桌上那盒清凉油,抹在额头和太阳穴上。逢到疲劳过度时,周恩来经常会流鼻血。为中国向苏联争取150项援建项目,为抗美援朝,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摆脱三年困难恢复国民经济的发展,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在“文化大革命”中为维持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的运转,周恩来曾多次因劳累过度而大量流鼻血。

    在抗美援朝战争最紧张的阶段,周恩来三天三夜没合眼。夜里,他的鼻子大量出血,血渗出棉球往下淌,堵都堵不住。警卫人员再三劝他休息,可他坚持要等前线的一个特急电报。卫士想强迫他去睡一会儿,他突然发火了:“胡闹!你怎么就想不到要为我们的志愿军战士负责?”由于生气,他的鼻血淌得更凶了,卫士心疼得哭了起来,周恩来抹一下鼻血,口气缓和了下来:“我可能严厉了一些。可你想过没有?我们有千万志愿军战士在朝鲜前线流血牺牲;我流这点鼻血又算得了什么?我现在去休息,耽误了电报,对得起志愿军战士吗?”直至收到前方电报,又签发了复电,周恩来才服药休息。此后,警卫人员再也不敢强迫周恩来去休息了。

    床头要算周恩来的“第四办公室”。周恩来晚年生病后,常在床上办公,起初他是把文件抱到床上,背靠在床头上,两腿一弓,拿起文件,在腿上边看边批示。这样很累人。邓颖超见了心疼,就请木工按自己的设计做了一张小桌子,桌面略带倾斜,桌子刚好能卡在床上。此后,周恩来在床上办公就经常使用这张小桌子。现在,这张小桌子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

    有一天,周恩来连续工作17个小时后,靠在床头继续办公,毫无休息的意思。护士小郑劝他说:“总理,像这些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你不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

    周恩来正在计算什么,他从老花镜的镜框上边看了小郑一眼,一声没吭,接着算,直到算完一组数字,才放下笔,摘下老花镜,揉揉酸胀的眼睛,严肃地说:“你说这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你这么看对吗?关系到亿万人民的吃饭问题,只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民以食为天,我不亲自算一算怎么能知道底细呢?国家遇到困难,不是粮食多得吃不了,我算准确些就可以少一些人挨饿,作为一国总理这不是起码应该做到的吗?”他的语调沉甸甸的:“前一段我们工作没做好,人民遭了难,现在我们不能再出漏洞。我们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有时难免好心办了错事,但为人民服务这颗心可是决不能少了丝毫。你懂这个道理,就能理解我的工作了。”

    听了这话,小郑说不出一句话,她的泪水一涌而出,只是哭着用力点头。“好了,你去睡吧。”总理把药喝完,又戴上老花镜,拿起笔说:“我现在还不能休息。”

    这一夜,周恩来又没有睡……在这样的连续工作中,他的生命渐渐耗尽了。

    (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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