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呀，您时时事事都把群众的冷暖挂在心上，大至农业生产，小至柴米油盐，事无巨细，件件都管，真是救穷人脱苦海的大救星啊！

    毛泽东的心永远和群众的心连在一起。无论是繁忙之中还是休息之时，或是站在地图前指挥千军万马之际，或是在静静的夜晚伏案疾书，毛泽东想的是人民，说的是人民，做的还是为人民，他心里装的全是人民、人民……

    在延安，毛泽东经常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深入到群众当中去，体察民情，关心他们的疾苦，为他们的生产、生活制定出一系列措施，为他们排忧解难。杨家岭附近的群众差不多都认识他。

    1939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我跟随毛泽东散步来到延河边，几个农民正在地里播种。毛泽东放慢了脚步，哈下腰去抓了一把土，放在手里仔细地攥着，看着。待农民们干到地头时，他走上前去，亲热地和他们打招呼，问他们种的是什么？他们说种的是苞谷。毛泽东又问从哪里选来的种子？他们说从去年的苞谷中选出来的。

    毛泽东掏出一支烟吸上，微笑着问：“种多少地？打多少粮？”农民们见毛泽东衣着朴素，和蔼可亲，又这样详细询问他们的生产，非常高兴，放下手中的种子和工具，纷纷围过来，拉开了话匣子，七嘴八舌地回答着。“种地不少，山地多，平地少。山地都种谷子，脱出的小米人吃，剩下的谷草喂牲口。谷子怕旱，如果雨水充足，打回的粮食除交公粮外，我们吃不完。如果天旱，山地收不回多少粮食，只能靠山下边的地，打回的粮食仅够口粮。”

    毛泽东听后点点头，又问：“有优良品种没有？地里都施什么肥？”

    农民们说：“没有优良品种，地里上猪粪、牛粪、驴粪，掺和在一起施到地里。”

    毛泽东说：“粪上得很好，没有优良品种不行，你们到边区政府找农业厅长高自立要，他会给你们的。另外种地要倒茬，不倒茬不行，一般情况两年要换一次。”

    毛泽东刚讲完，一位年龄较大的老农走上前，拉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大兄弟，你讲的话在理，一定是种地的老把式了，我回去后按你说的办。”

    我在一旁插嘴说：“大爷，这是毛主席。”

    “什么？毛主席？他就是毛主席？”这位老农倒退了两步吃惊地结结巴巴地问。其他几位农民也都睁大了眼睛望着毛泽东，嘴唇颤抖着，嗫嚅着，望着，望着，眼窝里涌出了泪水。

    这位老农抹了把眼睛，走上前一步，感慨地说：“毛主席呀，您的心和咱庄稼汉的心贴在了一块儿呀。”

    夏季的一天晚饭后，毛泽东带我到附近的农民家串门。我们来到一户农舍，这家的孩子认识毛泽东，见我们一进院门，就在院子里高兴地喊起来：“毛主席来啦！毛主席来啦！”

    孩子的父亲急忙从屋里奔出来，和毛泽东亲热地打着招呼。毛泽东和他席地而坐，在院子里拉开了家常。毛泽东亲切地问：“这一带有多少户人家？种多少地？养几头牲口？有多少头猪？有母猪没有？养多少只鸡？”

    农民说：“这一带有十几户人家，几乎家家都饲养点啥。一般人家最少养一头猪，最多的养三十多头；养鸡最少五六只，最多二十来只。以前不敢多养，人少卖不出去，现在行了，鸡蛋、猪肉有多少卖多少，猪肉能卖一角钱一斤，鸡蛋一角钱十斤。家家都有副业收入，少则一年十几元，多则六十多元，够零花钱了。大牲畜不是每家都有，有的养马，有的养牛，有的养驴，基本上两户用一台车、一付犁。地都种在山坡上，如果风调雨顺，能把粮食全收回来。”

    毛泽东听完，赞许地点点头，说：“要搞好养殖业，得选些优良品种。饲养上还要注意卫生，猪和鸡不能进窑洞，那样人容易得传染病，猪和鸡也容易得传染病。”

    在主人的相邀下，我跟着毛泽东进了屋。毛泽东站在窗前望着光秃秃的山，很有感触地说：“山坡上有这么多人家，可是没有一棵树，要植树造林啊！”最后一句话语气很重。

    我跟着毛泽东离开了这位农民家。夕阳已经西下，火红的晚霞染红了半边天，那一排排错落有致的窑洞沐浴在晚霞里，都涂上了金，别有一番景致。我很兴奋，跟在毛泽东身边蹦蹦跳跳地走着。毛泽东见我这调皮的样子笑了，说：“都二十多岁了。走路也不老实，像个孩子。”

    我偷偷地吐了下舌头。

    毛泽东沉思片刻后，认真地说：“这十几户农民有一定的代表性，生活不富裕，我们要帮助他们。我们的战士来自五湖四海，要把家乡中的农业和养殖业的好经验传授给他们，还要在他们当中举办家庭识字班，晚上派去战士教他们，一天晚上学一个小时就行。”

    听着毛泽东的谆谆教导，望着他那被晚霞染红的面颊，崇高的敬意油然而生。毛主席呀，您时时事事都把群众的冷暖挂在心上，大至农业生产，小至柴米油盐，事无巨细，件件都管，真是救穷人脱苦海的大救星啊！

    回去后，我把毛泽东的指示汇报给有关部门。他们根据主席的指示制定出相应的措施：抽出有文化的战士帮助农民举办识字班，教他们学习文化；派有生产经验的战士到农民当中去，传授先进的养殖方法；并组织机关人员和当地农民上山植树。两年后我离开延安时，坡坡岭岭上都栽满了小树苗，光秃秃的山穿上了绿衣。

    秋天的一个傍晚，我跟毛泽东出去散步，信步走出了沟口。只见坡上、坡下种的谷子都已经成熟了，沉甸甸的谷穗羞涩地低垂着头，微启娇唇，要去亲吻养育自己的大地。阵阵秋风拂过送来缕缕清香，那是庄稼成熟的香气，沁人心脾。我被这丰收的景色陶醉了，毛泽东也解开了外衣的扣子，深深地呼吸着。他自言自语地说：“这个年头不错嘛，农民们又有饱饭吃了。”

    我没有吱声，心想，主席呀，您的大脑怎么总想问题呢？不是生产就是农民，这么好的秋景也不能分散一下你的精力，放松一下吧。

    突然，毛泽东问我：“泽民，你说说，农民问题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

    “是……是……”我赶紧集中精力，憋了半天，吭哧出一句，“是不是土地问题？”

    “对，是土地问题。”毛泽东微笑着作了肯定，然后又说，“这个问题和中国革命是连在一起的。实行统一战线后，我们进行减租减息，农民们得到了实惠。以前土地都在地主手里，农民要种点地，种点好地，得花很多钱。减租减息后，我们有明文规定，农民种地是要交一些钱，但是不准地主土豪们多要钱。这样，地主们也就无话可说了，社会尚能安定，大家共同抗战，而广大农民能种上地了，也能种上好地了。农民积极性上来了，纷纷要求参军参战。”

    毛泽东刚讲完，一个陕北大汉挑着一担甜瓜走过来，边走边吆喝：“卖甜瓜啦！又甜又脆的甜瓜啦！”

    毛泽东目送卖瓜的大汉走远后，问我：“泽民，你在家种过甜瓜吗？”

    “跟大人学着种过。”

    “怎么个种法？”

    “我小时候在家跟老王头学的。他种的瓜又香又甜，特别好吃。冬天把高粱秸十五个捆成一捆，扎紧后用铡刀铡成一段一段的，丢进茅炕里泡着，等到来年春天种瓜时，先把地刨好坑，从厕所里把高粱秸子捞出来运到地里，一个坑一段，再把每段高粱秸切个口，瓜子放入口内，培上土即可。这样种瓜不怕旱，长成的瓜特别甜。”

    毛泽东笑着说：“我还没有听说这样种瓜呢，你把这种方法传授给陕北农民吧。”

    我们往前走了一会儿，毛泽东又问：“泽民，你说说，为什么一些地方要种甜瓜和西瓜呢？”

    “这还不容易，甜瓜和西瓜好吃呀。”我刚要顺嘴说出这句话，忽然觉得不对劲，主席是在有意考我呢，急忙把这句话咽了下去。我搜肠刮肚想了一会儿，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比如我们延安种西瓜就少，而1938年秋我去武汉路过河南，那地方西瓜就特别多，这大概是习惯吧。我们国家地域辽阔，有热带、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什么地方种什么东西都是根据气候而定的，这是规律。这种规律加习惯，是不是就决定了一方土地产一方的庄稼、水果呢？

    毛泽东笑了，高兴地说：“不错，学会动脑筋了。我们陕北就习惯种小米……”

    听见主席的夸奖，我喜滋滋的，急忙插话：“对，咱们枣园产枣还产大白梨呢，从发展角度看，种点儿粮食够吃的就行了，其余的都种经济作物。”

    “不行，陕北人口越来越多，那样会没有饭吃的。应该先以粮为纲。”毛泽东更正着。

    我羞愧地低下了头，为自己想问题片面肤浅而懊悔。

    毛泽东似乎没有察觉我的表情变化，话锋一转说：“我们国家很大，有先进的地区，也有落后的地区，先进之地要教育影响落后之地。我们刚来延安时，厨房的同志给我做猪下水吃，我问他们从哪里弄来的？他们说，这里的农民杀猪不要头脑下水，送给了我们。以后他们见猪下水好吃，再也不扔了。这件事儿说明一个问题，一个地方的落后陋习，强迫他们改是不行的，只有引导影响，他们见你的先进就跟着学，自然而然地就把那种陋习扔掉了。”

    一个小小的甜瓜竟引起一个领袖如此的话题和议论，多么令人感动和沉思啊！我在毛泽东身边那几年，他总是这样，谈话的核心离不开农民和战士。

    回去后，我按着毛泽东的指示去办，把家乡种甜瓜的方法传授给陕北农民。但是陕北和东北土质不一样，苞米秸和高粱秸又不相同，而且陕北厕所缺水，浸泡不过来苞米秸，没能成功。

    1939年春天，就是我们开展大生产的第一年。大家把种子都播进了地里，可是到了五月份还没有下一场雨，大地旱得厉害，大部分小苗没有出土，出土的小苗也都枯萎着身子，蔫蔫巴巴的。陕北的黄土高原最怕旱，如果旱，到秋天就意味着颗粒不收啊。农民们一个个心急如焚，我们望着刚开荒的地也急得抓耳挠腮。

    一天傍晚，毛泽东带着我们几个分别到自己的责任田里松土。毛泽东一边松土一边望着山上的地说：“天这么旱，山上的地就更旱了，快下一场透雨吧。”

    这天夜晚天真的阴了起来，黑云一层压一层，乌云密布，到了后半夜竟下起了小雨。开始雨丝细如牛毛，落地无声，后来渐渐下大，雨丝变成了雨点，“淅淅沥沥”地响着，到最后雨点变大变急，成了大雨，“哗哗”地下着。

    正在桌前煤油灯下工作的毛泽东隐隐约约听见了屋外的雨声，放下了笔，侧耳细听，仿佛在听一首优美动听的音乐，欣慰的笑容挂在了他的脸上。雨下大后，他索性离开了桌子来到了门口，把门推开看外边的大雨。站岗的警卫员以为主席有急事，忙走过来问。毛泽东摇摇头，用手指指天上下的大雨笑了。第二天听这位警卫员说，主席看下雨那个高兴的样子，简直像个孩子。

    这场雨下了大半天大半夜，翌日下午才停，喝足了水的大地湿润润的，枯萎的小苗有了精神，舒展着嫩绿的枝叶，而那些发了芽的种子也都破土而出，从地底拱出了嫩嫩的小脑袋。雨过天晴后，人们都从窑洞里走出来，到地里转呀，看呀，赞美这场及时雨。

    晚饭后，毛泽东走出窑洞，高兴地对我说：“这场雨下得好，不知山上下透了没有。走，到前面看看去。”

    我跟着毛泽东走出了沟口，迎面碰上几个农民，毛泽东问他们：“山坡和山上的地下透雨没有？”

    他们高兴地说：“山上、山下全下透了。这雨开始下得小，后来越下越大，全渗到地下了，真是难得的及时雨啊！”

    毛泽东听后放心地笑了，带着我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延河边。下雨河水也涨了，往日里垫几块石头就可以过河，如今这几块大石头全被河水淹没了。毛泽东在河边，望着“哗哗”流淌的河水，竟微笑着问我：“泽民，你说这延水河里有鱼吗？”

    我被问愣了，但我知道主席现在心情特别好，为了不破坏他的兴致，朝过来的一个老农请教：“大爷，您说这河里有鱼吗？”

    毛泽东也走过去，和这位老农攀谈起来，从河水里有没有鱼谈到这场大雨，又谈到地里的庄稼，预测秋后的收成。

    望着谈兴正浓的毛泽东我感慨万端。如果有人问毛泽东的性格有什么特点？我认为他的情绪变化与人民生活紧紧连在一起：民乐，他亦乐；民喜，他亦喜。

    有人说逢旱必涝，1939年的延安正迎合了这句话。秋天下了一场大暴雨，山洪暴发，滚滚的洪水咆哮着从山上直冲下来。洪水来自三个方向，一是枣园，二是安寨，三是榆林，其中安寨和榆林较重，冲跑了猪羊，冲塌了房屋，三股水流在宝塔山脚下汇合，几分钟工夫就房倒屋塌，连南门外的露天大戏台都给冲跑了。洪水到来之前，边区政府拉响了警报，组织群众疏散。有的人不相信洪水能来得这么快，先往家里跑，可是途中眼睁睁地望着自家的房舍被洪水冲塌，只好含泪折回。

    毛泽东从我们参谋和边区政府那里得知洪水的情况，立即放下手中的笔，给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挂电话，指示他：组织所有人力，抓紧抢险救灾，一定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

    林伯渠按着毛泽东的指示，带领人马奔往灾区。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毛泽东心急如焚。他停止了手中的笔，坐在那里一根接一根地吸烟。他坐不住了，双眉紧锁，倒背双手在地上来回地踱着。他在屋里待不住了，来到窑洞门外的小坪场上，遥望远处的灾区……

    两个小时后，凶猛的洪水下去了，林伯渠给毛泽东打来了电话，告诉他没有淹死一个人！毛泽东深深地舒了一口长气，坐回桌前。接着他又不断地询问救灾工作。

    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关怀下，在边区政府的指挥下，救灾工作快速地进行着，倒塌的房屋很快修好，救济粮及时发下，灾民们搬进了新居，有的热泪盈眶，有的感动地说：“还是边区政府好呀！毛主席好！”

    宋代著名作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一文中写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语成了流传千古的佳句。然而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在各代名人英雄的史册里，我认为能达到此境界的唯有共产党，唯有毛泽东。

    1939年秋，党中央决定在杨家岭沟下修建大礼堂，木料从劳山运来，石头就地取材，从附近招来一些民工，在杨家岭的山上放炮采石。采石场离毛泽东住的窑洞很近，仅一沟之隔，大声说话都能听到，放炮崩石震得窗户框子直响。为了不影响毛泽东的休息和工作，采石民工根据毛泽东的作息时间，每天上午10时上工，晚8时收工，放炮时间在下午3时以后。

    一天晚上，太阳落山了，黑色的天幕已经抖开，将要徐徐落下，山坡上朦朦胧胧的。我跟着毛泽东来到了采石工地。已是十月天气，很凉了，阵阵山风袭来使人感到寒意。民工们刚刚收工，三三两两地坐在一起唠嗑。毛泽东走过去，和几个围在一起的民工亲热地打着招呼。民工们见健步走来一位身材魁梧面带微笑而又慈祥的中年人，感到可亲，热情地把毛泽东让到他们中间。毛泽东席地而坐，和民工们拉开了家常。

    民工们告诉毛泽东，他们当中有延安当地人，也有从附近农村来的，出来时间不长，给边区政府修过银行，大多数时间打窑洞。他们都在边区政府登了记，边区政府记下他们每个人的家庭地址，农忙时让回家种地。民工们乐呵呵地说：“共产党和八路军来了真好，我们有饭吃，有活干，还有零花钱呢，这日子越过越红火。”

    毛泽东笑着问：“你们不错呀，出来干活，家里还有零花钱。你们村子里的人怎样呢？他们也有零花钱吗？”

    民工们说：“平时没有零花钱，秋后卖粮能换回一些钱。有的人家秋后卖猪也能换回一些零花钱。总之家家都能有点儿，有的多些，有的少些。”

    毛泽东又问他们种地情况。

    他们说：“只要天不旱，就能有好收成。自从边区政府成立后，地主不再要粮了，地都是国家的了，如果开荒，政府二三年内什么也不要。这日子越过越稳当，越过越好。”

    毛泽东接着问：“你们村子里的孩子能上学吗？”

    民工们说：“大部分孩子都上学了，只有偏远地方人家少路又远，有的孩子还没能上学。”

    停了片刻，毛泽东指着山坡问：“在这里修大礼堂行吗？山水下来能不能冲坏呢？”

    民工们乐了，说：“这里山水不大，山下的河沟很宽，保险没事。”

    附近的几个年轻民工见毛泽东坐在这儿唠得很热闹，悄悄地说：“这是哪儿来的老爷子，这么会唠嗑，话说得头头是道，还这样关心人，咱们也去看看。”说着围过来。毛泽东身边围了一圈人。

    毛泽东问他们修这个大礼堂干啥？

    他们说：“给毛主席开会用的。毛主席就住在北边山上，站岗的地方就是，只是我们还没有见着他。”

    毛泽东又问：“你们为什么白天不干晚上干呢？”

    一个青年民工说：“你这个老爷子，还不知道呢，毛主席上午休息夜间工作，他可忙了，指挥千军万马打日本鬼子，我们有今天的好日子全靠他了。他太累了，我们希望他能静静地睡一会儿觉，所以他睡觉我们休息，他工作我们干活。盖好大礼堂，好让毛主席给大家开会。”说到这儿，这位青年把话停住了，脸上露出了激动而又自豪的表情。

    天幕完全落下了，一轮明月挂在天上，皎洁的月光碎银般地撒在山坡上，给打出的石头镀上了一层银，好似一个个大圆宝堆积在那里。石堆旁边坐着和毛泽东拉家常的民工，在月光的映照下，他们那被风吹日晒变得黑红的脸庞显得明净、安详。这天上、人间真是一幅美丽宁静的图画呀。

    夜渐渐地深了，民工们还不肯离去，围着毛泽东唠这唠那。一位年轻的民工悄悄地问我：“这老爷子是干什么的？”

    为了毛泽东的安全，我故意说：“他是管盖房子的，没有经验，到这里向你们取经来了。”

    “不对！你说得不对。这老爷子经验多着呢，一唠嗑就知道他是盖房子的行家。”年轻人大声地和我争辩着，急得满面通红。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有几个民工在路上碰见了我，想见毛主席。

    我认真地说：“你们已经见到了，那天晚上和你们唠嗑的那位‘老爷子’就是毛主席啊！”

    “什么？和我们坐在一块儿拉家常的人就是毛主席？”

    “是的，他是毛主席。”

    “哎哟！我的妈呀，和我们唠那么长时间嗑的人竟是毛主席！我怎么没仔细地看看呢？后悔死了。”

    民工们急得直拍大腿。平静一会儿后，他们激动地说：“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毛主席！他是那样慈祥，那样和善，和我们庄稼人一样，他的心和咱庄稼人的心贴在一块儿呀。”

    民工们说不下去了，有的嘴唇嗫嚅着，眼里含着泪水。

    是呀，毛泽东的心永远和群众的心连在一起。无论是繁忙之中还是休息之时，或是站在地图前指挥千军万马之际，或是在静静的夜晚伏案疾书，毛泽东想的是人民，说的是人民，做的还是为人民，他心里装的全是人民、人民……

    （蒋泽民 吕荣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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