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步浩见主席红光满面、喜笑颜开，便几大步赶到主席面前，紧紧地握着主席的手说：“可把我们想死了，延安的老百姓日日夜夜为主席的安全担心，今天总算把主席盼回来了。”

    主席对秘书说：“你要招呼他吃好，他是受苦人，延安人民对革命贡献很大，男女老幼都有贡献。杨劳动英雄年纪大了，衣服不好，你给杨劳动英雄换套新的。”

    一代伟人毛泽东，在他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结交了许多声名显赫的朋友，有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更有国外的一些名人。如：斯诺、安娜·路易·斯特朗、白求恩大夫、蒙哥马利元帅、基辛格博士、尼克松总统、西哈努克亲王等。

    同时，毛泽东也有不少工农朋友。延安的一位普通农民——杨步浩便是其中之一。

    29年前，笔者与两位同志赴延安收集创作素材。汽车在黄土高原的公路上颠簸，同车的一位延安干部很健谈，得知我们要去延安采访，便热情地向我们介绍很多有关延安的故事。我们第一次听说了杨步浩这个名字。

    他说杨步浩是一个极普通的农民，可是这位农民却是毛泽东的亲密朋友。他建议我们去寻访杨步浩。

    到延安后我们便多方打听，几经周折，终于在一间窑洞里找到了这位农民。

    原来，杨步浩完全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他没有高大的身材，也没有洪亮的嗓音，更没有文艺作品中陕北农民那种粗犷豪放的气质。当时他虽然只有50多岁，但已满脸皱纹。他头上顶着陕北农民特有的“羊肚儿”毛巾，白毛巾已变成灰色。身穿打了补丁的说不清原来是什么颜色的中山装，裤子上也有补丁，裤脚管卷了两卷，露出一截黑乎乎的小腿，脚踩一双露趾的布鞋，完全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老实巴交的农民伯伯。

    当我们说明来意后，他很高兴，连忙转身到里间的破木箱里翻出一个布包，捧过来轻轻地放在桌上，他慢慢地将外面的一层破旧布解开，又出现第二层包布，这块布要好一点，似乎还有三成新。他再小心翼翼地解开，露出了一只玻璃小镜框，三张4英寸大小的照片装在里边。他双手捧到我们面前，我接过来一看，中间一张是毛主席与杨步浩在一间接待室的长沙发上的合影，两人正在亲切交谈。他说这是1952年去北京探望毛主席时，记者给照的。另一张是主席和他站着照的，那是1961年，第二次上北京看望主席时留下的纪念。还有一张是杨步浩在天安门前的留影。杨步浩接着说，主席接见过我三次，一次在延安，两次在北京。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他与毛泽东之间的传奇式友情。

    1941年前后，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日本侵略者对我根据地实行大扫荡，国民党反动派也对我抗日敌后根据地经济封锁，解放区军民面临极度困难。针对这种形势，党中央毛主席发出“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广大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王震将军指挥的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开垦荒地种粮食，将荒凉的南泥湾建设成“陕北的小江南”。中央领导人每人也开一块地种庄稼，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任弼时等中央领导都与警卫员一起开荒，在自己的“责任地”上种上了玉米、高粱等农作物。

    延安的农民在广大干部的带领下，全身心地投入了大生产运动。当时延安农民一边开荒种地，一边唱着自己编的歌谣：“多开荒地多种粮，种了粮食交公粮，支援八路打东洋，呼儿嗨哟打东洋。”

    在这场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了一批劳动英雄，杨步浩便是其中之一。杨步浩因其开荒多、打粮多、公粮交得多，被评为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他在参加边区劳模大会时，听首长说：“我们党中央、毛主席也和大家一样，不但自己参加生产，还要完成自己的一份公粮，每年也要交一担（约合400斤）。”杨步浩听了非常感动，他想，中央首长每天工作那样忙，现在还要像我们农民这样种地交公粮，那多辛苦呀！他便到首长那里去要求说：“主席每天工作那么忙，这每年一担的公粮由我代交了行不行？”得到首长同意后，他便回家将新打的粮食搬出来，留下少数口粮后，其余尽数装上了大车，赶着骡子上了县城。

    首长见他拉来这么多粮食，问他干什么，他说我代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刘少奇、任弼时5位党中央领导交公粮。

    杨步浩的先进事迹很快在延安传扬开了。毛泽东听说此事后，派人去请杨步浩。

    杨步浩心情既激动又紧张。他想，俺只是开大会时看见主席台上挂的毛泽东画像，而现在却要见到毛主席本人了！听说主席个子高大、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但他毕竟是领袖呀！而俺只是个普通农民，又没文化，俺见到主席说什么好呢？

    就这样，杨步浩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被带到杨家岭中央首长住地。

    警卫员通报以后，主席从窑洞里迎了出来。

    出现在杨步浩眼前的领袖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这是一位身材高大，留一头长发，穿一身破旧的军装，裤子上还打着两块大补丁的中年人。这哪是领袖呀，分明像个农民嘛，只是他那充满智慧的大眼睛和清瘦的脸庞使人相信这是一位读书人。读书人微笑着问杨步浩：“你就是杨劳动英雄？”说着就伸出一双大手握住杨步浩那粗糙干瘦的手，把杨步浩拉进了窑洞。主席的窑洞里陈设非常简单，靠里一张木板床，床上铺着土白布床单，已经有两三个补丁，但洗得很干净。左边墙下摆着两把木头高椅和一只茶几，看来是专供接待客人的，靠门边的窗前是一张大桌子，桌前一把带扶手的大木椅，桌上堆满各种书籍、报纸、文件和纸张，桌子当中放着一只砚台，砚台上搁着一支毛笔，旁边立着一盏油灯，一只破碗里堆满许多烟头，有洋烟，也有延安的土烟。右边的墙上贴着一张大地图，上面画着大大小小的许多红块块，还有不少红的和黑的箭头。一只大火盆放在桌边，里边烧着几块红彤彤的木炭，使窑洞里暖烘烘的。主席把杨步浩请到茶几边的一把木椅上坐下，叫警卫员给倒了碗热开水让杨步浩捧着，主席在另一把木椅上坐下后，先问了杨步浩的年龄，又问娶媳妇没有，几问几答后，杨步浩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了。主席笑着说：“听说你帮我完成了公粮，你为什么要帮我交啊！”杨步浩略沉思一下说：“说来话就长了，我民国17年跟着俺爹从横山县逃荒到延安。我们父子二人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手上只有一根棍子、一只破篮，一直在延安各地讨饭，经常靠树皮、草根、野菜过日子。我爹在这饥寒交迫中饿死了。那时地主豪绅到处造谣说‘共产党来了你们都不得活’。后来共产党果然来了，解放了延安，马上就打土豪，分田地、分牛羊。穷人都翻了身，我也分到了土地和绵羊，还分了一头小毛驴和一间窑洞，从此我才有了家。共产党没到延安时，延安是一片荒山野岭，穷人挨饿受冻，现在呢？现在是‘荒山变成米粮川，人人有吃又有穿’，现在我们翻了身，应当穿衣不忘种棉人，吃饭不忘种田人，翻身不忘共产党，翻身不忘大救星。”

    杨步浩喝了口水，又接着说：“现在主席工作这样忙，还要每年完成一担公粮，我实在过意不去。我每年帮主席完成公粮，完全是应该的，主席可以多吃点口粮，身体健康，好干革命、打鬼子。”

    这一席话说得主席哈哈大笑。

    主席说：“好，好，你说得我很高兴。”

    谈完后，主席与这位农民共进午餐。饭桌上，主席又问杨步浩是否入党了。杨步浩告诉主席说：“我和我老婆都是1936年入了党，在党已经五年了。”主席又问杨步浩：“你对我有没有意见，请你给我提提意见。”杨步浩连声说：“没有、没有，主席太好了，延安老乡都说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呢！”

    此后的几年，杨步浩一直代党中央的几位主席、副主席交公粮，直到主席离开陕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国共两党决定在重庆和谈。

    毛泽东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毅然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当时解放区的军民、干部都为主席的安全担心，杨步浩也急得天天翘首相望，经常向首长打听主席的情况。一天，突然听说主席要乘飞机回延安了，杨步浩兴奋异常，早早地便到延河边上的宝塔山去等飞机。下午3时多，传来了飞机的“嗡嗡”声，天边一个小黑点渐渐大起来，不一会儿，一架小型军用飞机飞到延安上空。延河边的沙滩上云集了成千上万的干部和军民，他们尽情地欢呼着，跳跃着。飞机绕了个大圈，徐徐降落在延安的临时简易机场上。杨步浩飞奔下山向机场跑去，等他气喘吁吁地跑到，主席一行已经回枣园了。杨步浩连忙回到家里，捉了一只鸡，赶了十多里路跑到枣园（当时中央首长的住地已由杨家岭迁往离城市更远的枣园，主要是为避免轰炸）。警卫员见是主席接见过的杨劳动英雄，便放他进去了。杨步浩见主席红光满面、喜笑颜开，便几大步赶到主席面前，紧紧地握着主席的手说：“可把我们想死了，延安的老百姓日日夜夜为主席的安全担心，今天总算把主席盼回来了。”说着禁不住掉下泪来。主席对杨步浩说：“这次去重庆谈判，党中央是很有把握的，我们有一百万军队，还有一亿解放区人民做我们的后盾，在国统区还有很多民主进步人士及国际上的进步力量，他们是同情、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蒋介石如害了我们谈判代表，全国人民都不答应，国际舆论也不答应。”

    杨步浩要把鸡留下，主席无论如何不肯收，杨步浩只好捧着鸡往外走，当他回头看主席已经回进屋时，便悄悄地走过去把鸡放在主席门口再轻轻地离开了。

    后来他听说主席叫警卫员把鸡送到医院慰问伤员了。

    1952年，杨步浩在西安参加省劳模会，会后省委组织这些劳模集体到北京参观、观礼。在京期间，杨步浩给主席写了封信，向毛主席问好。他9月8日将信寄出，11日主席就派了一位处长来接杨步浩。处长说：“主席请您去。”杨步浩一听很高兴，可是马上又犹豫了：“我什么东西都没带，怎好去见主席呢？”处长说：“不要紧，您尽管去好了。”

    杨步浩被带到主席的住处，在一间会客室里，主席亲切地接见了他，主席向杨步浩了解延安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问得很详细，如：你们乡有多少互助组？有多少羊？多少骡马？乡亲们平时吃什么？有没有受灾？年成好不好？群众对干部有没有意见……杨步浩一一作了回答。毛主席又问杨步浩是否带材料，杨步浩拿出乡干部写的材料，主席看了说：“你说的与材料上写的差不多。”主席又问：“胡宗南占领延安后，你们乡的党员、干部情况怎样？”杨步浩说：“我们乡全体党员和干部没一个自首变节的。现在公债也完成得很好，牛羊骡马也基本恢复了，生活也好起来了。”主席听了连声说好。主席又问：“你们有什么困难？”杨步浩反映说，延安的医疗设备不好，医院、医生都很少，农村里一个乡才一个卫生员，农民生了病没法看医生。主席说：“给你们一些医疗设备。”（后来主席就亲自派了一支医疗队到延安地区巡回医疗，专为农民治病，工作了一整年，然后又特地给延安配置了一批医疗设备）

    谈好后，主席又对杨步浩说：“杨劳动英雄，你过来同我坐一起好不好？”杨步浩立刻过去，与主席并坐在一张长沙发上，只听“咔嚓”一声，记者给拍了张照片。主席留杨步浩吃了晚饭。吃饭时，主席对秘书说：“你要招呼他吃好，他是受苦人，延安人民对革命贡献很大，男女老幼都有贡献。杨劳动英雄年纪大了，衣服不好，你给杨劳动英雄换套新的。”

    晚上，主席又请杨步浩一起看了场戏。

    第二天，杨步浩就穿上了主席送的新棉衣。主席还送了两块华达呢和苏联花布，说是给杨劳动英雄的孩子做新衣服穿。

    杨步浩回到延安后，向延安专署领导汇报了全部经过，然后去做了一面锦旗，装了一袋延安的土产，托专署领导到北京出差时带给主席。后来主席来了信，说礼物收到了，很感谢，谢谢延安老区人民的心意，并寄上40元钱。

    9年之后，1961年9月，杨步浩又给主席写了封信去，满怀深情地说：“毛主席呀，我又想念您老人家哪，我想到北京去看望您，您看行不行啊？”

    不久，主席来了信：“欢迎杨劳动英雄来北京玩玩。”杨步浩捧着主席的信去请示县委领导：“毛主席同意我去北京看望他，你们看行不行啊？”县委领导看了信笑着说：“主席都同意了，我们还有什么意见？”

    杨步浩便着手准备礼品。他把延安的各种土产装了10来个小口袋，肩挑手提地上了东去的列车。

    在火车上，杨步浩一人占去6个座位。他把10来个鼓鼓囊囊的小口袋一件件地排列在两张长椅上。

    一会儿，列车员来了。

    “唉呀，老大爷，您怎么一个人占这么多座位？”说着就要帮老大爷把东西放到行李架上去。杨步浩一看急了，马上站起来阻止说：“别动别动，这些东西不能放在上面。”

    “上面不能放，那就放在椅子底下好了。”说着，又要搬动。杨步浩马上又阻止：“不行不行，椅子底下更不能放。”

    “上面不能放，下面也不能放，这是什么东西呀？”列车员不解了。

    杨步浩指着那一只只小口袋说：“这是小米，这是高粱，那是花生，这两袋是芝麻和红枣……”还未等杨步浩说完，列车员烦了：“我当是什么宝贝呢，放地上有什么关系？”说着，又想动手。杨步浩伸手一拦，说：“这是送给毛主席的！”

    列车员愕然了，把杨步浩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这老大爷头上包着脏兮兮的毛巾，上穿一件破旧的棉衣，下穿打了补丁的棉裤，脚边还扎了带子。这完全是一副陕北农民的打扮。难道就这样去见毛主席？列车员满脸的疑惑。

    杨步浩见她不相信，便从怀里摸出一张信纸，说：“你看信，你看信……”

    列车员感到这老大爷可能头脑有点毛病，便连声说：“什么看信看信，不看，不看！”说着转身走开，打算去把列车长叫来处理。

    他们的争执引起了旁边旅客的注意，一位旅客好奇地探过头来看杨步浩手中的信。

    呀！这是毛主席给这老大爷的亲笔信，信末尾那潇洒奔放的签名“毛泽东”三个字，谁都能看出来是毛主席的手迹。他连忙招呼已经走到车厢门口的列车员：“喂，列车员同志，你过来看看。”列车员听见叫，便回转身走过来，那位旅客睁大眼睛看着列车员，用手点点杨步浩手上的信：“是真的，毛主席的亲笔信！”

    列车员半信半疑地接过信一看，眼睛立刻愣住了。毛主席的笔迹全国独一无二，普通老百姓都能认出，这确是毛主席的手迹！她突然醒悟过来，连忙问：“您就是信上说的杨劳动英雄吗？”杨步浩回答：“俺就是。”

    列车员惊喜地连忙伸出双手抓住老大爷的手一阵猛摇：“唉呀，真对不起，您真是去见毛主席的呀！来，我带您到车长那儿去，给您安排个好车厢。”

    列车长把杨步浩安排到软卧车厢里，把那些礼品整整齐齐排列在桌上，一路上茶水饮食等照顾得无微不至。

    北京站到了，列车员们帮杨步浩拎着东西送他出车站，分手时叮嘱说：“杨老大爷，您见到毛主席请代我们向他老人家问声好，别忘了啊！”

    杨步浩出了车站，先找了个小旅馆住下。他想，俺到了北京的消息应先告诉主席一声才好，等主席有空了好来叫俺。

    他见一位服务员走来，便叫住她：“同志，请你给我挂个电话。”“挂哪里？”“挂国务院，找周总理，如总理不在，找陈毅也行。”

    服务员开始也是奇怪，直到看了信才相信了，她连忙向旅馆的支部书记汇报，旅馆领导很快便与国务院群众来访办公室联系上，反映了杨步浩的情况。

    第二天，总理就派了一位秘书，到那小旅馆用小车接杨步浩到国务院招待所住下。国务院办公厅的陈处长三天两头来探望，嘘寒问暖，带杨步浩到北京各处游玩，国庆节又请杨步浩上观礼台观礼，10月初又带杨步浩到十三陵水库参观。陈主任告诉杨步浩说，主席最近很忙，您先在这里住着，等主席有空了，一定会接见您的。

    10月20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了他的农民朋友杨步浩。

    在一间小会客室里，主席与杨步浩并坐在一张长沙发上亲切交谈。

    毛主席仔细地询问了延安人民各方面的情况，当他听到杨步浩说县委带领延安群众在延河上造起了大水坝，使当地的农田得到了灌溉，收成一年比一年好时，主席开心地笑了。又问延安人民现在有什么要求？有什么困难？

    杨步浩低头想了想说：“延安人民现在有三点要求。”

    主席笑着说：“好，你讲吧。”

    杨步浩掰着手指头说：“第一，延安人民非常想念毛主席，我们希望主席再回延安一次，乡亲们想看看您老人家。”

    主席笑了：“好，好，以后一定再到延安去看望乡亲们。那第二条呢？”

    杨步浩又说：“延安疾病多，医疗条件不好，农村里生了病得不到治疗。”

    主席问：“延安地区现在有多少医务人员？多少医院？多少病床？”

    杨步浩答不上来。

    主席说：“一定给你们解决！”

    杨步浩接着说：“第三点，延安交通不便，汽车又少，出来看主席一趟真不容易。”

    主席又问：“现在延安有多少汽车？”

    杨步浩又答不上来。

    主席再问：“现在缺多少汽车？”

    杨步浩还是答不上来。

    主席说：“你回去叫陕西省委把延安的医疗情况和交通情况调查清楚，报告中央。中央给你们解决！”

    谈话结束后，主席与这位老农民站在一起拍了照片。主席穿着浅灰色的制服，杨步浩头上扎着白毛巾。

    接见结束后，毛泽东又请杨步浩共进午餐。

    主席的秘书为杨步浩买好车票，送这位农民伯伯上了回延安的列车。

    在软卧车厢里，杨步浩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现在正是国家困难时期，天灾加人祸，给农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饥馑。看得出，连主席都瘦了好多。俺千里迢迢从陕北赶到北京看望主席，实际是担心主席的粮食是否够吃？营养是否充分？陕北的红枣、芝麻、核桃都是补品，这些东西都是乡亲们凑起来的，是代表了延安人民的一点心意。在招待所里就听说主席好几个月不吃肉了。不是没有肉吃，是主席不肯吃，主席硬是要跟老百姓同甘共苦。主席挂心的都是俺农民粮食够不够吃，农业收成好不好，为了让主席高兴，俺当然尽量拣好的说，出来之前，县里领导也关照过，哪些好说，哪些不好说。可主席一定要俺汇报延安人民有什么困难，俺只好临时想了两点，想不到主席那么认真，问我有多少医院，多少医生，多少汽车，我竟一样都说不上来，如果俺出来之前先向省里领导问清一些情况，也不至于这样没用场了。现在主席要我回陕西后向省委汇报，叫省里赶快报个材料，这可是一件大事。俺现在好比戏里的“钦差大臣”，带着“圣旨”回来，这可是关系到延安人民的切身利益，俺一定要尽快见到陕西省委的领导，千万可别误了大事。西安市的陕西省政府俺可从来没进去过，大门口的警卫会放俺这个农民进去吗……

    杨步浩靠在软卧车厢里的沙发上仔细考虑着。啊，有了！俺上北京由于有主席的亲笔信，就到处“逢凶化吉”，俺回来也有法宝！想到这里，他连忙将主席秘书给买的旅行袋打开，掏出装上镜框的主席跟他合照的照片，仔细端详着：这不就行了，俺拿条带子把这照片挂在胸前，到哪儿都会放俺进去。杨步浩充满了信心。

    回到西安后，杨步浩正是用主席与他合照的照片做通行证，很快便见到了省委领导，他向省委汇报了主席接见他的全过程。陕西省委很快将延安地区的医疗和交通情况写了份材料上报中央。

    不久之后，中央便拨下100辆汽车和一批医务人员加上一批医疗设备给陕西省，以供改善延安地区的交通和医疗条件。

    延安地区用这批汽车组建了“延安公路运输公司”。长期以来，这批汽车一直奔驰在延安至西安的黄土高原上。笔者赴延安乘坐的便是这批汽车中的一辆。

    遗憾的是，日理万机的主席始终未能抽出时间实现重返延安的夙愿。延安人民一直盼望着，最后盼来了主席的噩耗。

    1976年9月，中央的“毛泽东治丧委员会”电邀杨步浩上京。这次他是以毛泽东的“生前好友”的身份参加为一代伟人守灵的。

    毛泽东安详地躺在水晶棺里，身上盖着巨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党旗，周围摆满了鲜花。

    杨步浩，这位极普通的农民，与众多中央领导人一起向主席的遗体深深鞠躬，泣不成声。

    数年之后，延安的一次洪水夺去了杨步浩的生命，他追随毛泽东去了。

    领袖毛泽东与农民杨步浩的这段深厚情谊成为延安地区家喻户晓的佳话，世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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