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芬因公烧伤那么严重，能够活下来，是个罕见的奇迹。你去抓治疗王世芬的工作，作为咱们两个人的点。”

    周总理多次派人询问王世芬的白血球有多少？下颌骨露在外面怎么办？耳朵没有了，听力会不会受影响？唇亡齿寒，嘴唇烧坏了，话还能说得清吗？

    15年前，一位全身被烈火烧得焦黑的北京青年女工，经过医务人员的奋力抢救和精心治疗，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并且能够重新站立、走路、读书和写字了。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烧伤治疗史上的奇迹，是同周恩来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她现在生活得怎样呢？这恐怕是读者所关心的。作为当年曾经采访过这一事件的记者，在周总理逝世8周年的前夕，来到一个普通居民院，再次访问了原北京礼花厂女工王世芬。真令人难以置信，这位失去了左手和右臂的女工，不仅奇迹般健康地生活着，而且当年为了补皮的需要，曾被取过6次皮的头部，重新长出了又黑又长的头发。

    “就在我身体极度虚弱的时候，吴阶平等同志来到我面前，亲切地对我说：‘周总理派我们来看你，希望你和医务人员配合好，早日恢复健康。’”

    王世芬的谈话充满着对往事的深情回忆。她说：“当时，我非常激动。周总理那么忙，还惦记着我这样一个普通女工。我的胃口不好，医务人员按周总理的指示，给我做营养丰富而又可口的饭菜；我身上移植的皮肤不能出汗，医务人员又按周总理的指示，为我在病房里安装了空调器。没有周总理的关心，没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我怎能活到今天？即使能活下来，又怎能像现在这样站起来走路？”

    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68年的冬天。当时，北京礼花厂突然失火，瞬间浓烟滚滚，火海一片。青年女工王世芬被抢救出来后，人们惊呆了：她除了辫根、脚心和腰带保护着的腹部一小块皮肤之外，全身98%都被烧伤，其中三度以上烧伤面积达88%。按照当时一些外国文献的记载，这样特大面积的严重烧伤，是“死亡不可避免”的。

    1968年，是动乱的年代啊。周总理为减少党和人民遭受的损失，日夜操劳，殚精竭虑，而对这位普通青年女工的伤情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注。

    王世芬提到的吴阶平同志，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北京医学院泌尿外科研究所所长。他是当年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泌尿科专家，也是周总理指定的王世芬治疗领导小组负责人。

    这次我访问他的时候，他怀着对周总理无限深情的怀念谈起往事，就像这些事发生在昨天。他说：

    “从50年代起，我就亲自聆听过周总理的多次教导，这对我有着很深的教育。周总理对人民的健康一直非常关心。小至一个病人，大至全国的医药卫生事业，都作过很多指示。所以，他对被烧伤的青年女工王世芬的关心，绝不是偶然的。

    “1969年夏季的一天，周总理刚刚起床，就把我叫去，对我说：‘王世芬因公烧伤那么严重，能够活下来，是个罕见的奇迹。你去抓治疗王世芬的工作，作为咱们两个人的点。’”

    “两天后，我向周总理汇报了对王世芬进行治疗的情况。周总理听得很认真，并不断提出问题，有的连我也答不上来。听完汇报后，周总理当即指出：第一，去访问的记者和其他人太多，这会影响王世芬的休息，要注意保护她；第二，她肢体功能恢复很不容易，要注意加强营养；第三，她有些骨创面还未愈合，要注意避免感染，防止并发症；第四，她全身植上的皮没有汗腺，不能出汗，会影响她的体温调节，要注意解决这个问题。周总理还特别叮咛，在治疗中要运用唯物辩证法，要注意发挥医生和病人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后来，周总理又要我告诉卫生部，把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医学院、北京第二医学院等单位的有关专家都吸收进来，成立一个领导小组。以后，周总理又向我们强调这样两句话，一句是‘凡事预则立’，一句是‘行百里者半九十’。意思是要我们增强预见性，防止功亏一篑。吴阶平同志告诉我，在这之前，周总理已经多次派人去看望过王世芬了，卞志强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中日友好医院工地附近，我访问了副院长卞志强。这位内科主任医师，从1956年开始，就在周总理身边做保健工作。他回忆道：“那是一个阴雨天，我和张佐良等几个医生，奉周总理之命，去看望王世芬。当时，周总理自己已经有了心脏病，但他一点也不顾惜自己的身体，在那样繁忙的工作中，要我们详详细细地把王世芬的病情告诉他。”

    说到这里，他沉默了半晌，然后激动地说：“周总理对别人健康的关心，一向超过了对自己健康的关心。当时正值十年内乱，许多老同志受到迫害，身染重病，周总理多次派我们前往探望。刘少奇同志在京患了重病，周总理让我负责抢救工作，要我每天向他汇报；彭德怀同志和陶铸同志做手术，周总理叫我去看望；陈毅同志生病，周总理作出批示，责成我主持治疗工作。当周总理在人大会堂开会接到我的电话，得知陈毅同志腹部有肿瘤时，他非常焦急，电话里声音都变了，指示我们立即召集有关医生开会研究，赶快采取治疗措施。就在周总理病重得卧床不起时，他还常常把我叫到床前，频频询问‘董老身体如何？’‘叶帅近来好吗？’‘刘帅的病况如何？’……‘你们别光管我，要好好照顾他们。’”他说不下去了，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在结束谈话时，卞志强建议我再访问一下当年同他一道看望过王世芬的中南海门诊部副主任医师张佐良。张佐良告诉我：每隔两三天，周总理就要我们汇报一次有关王世芬的伤势情况，甚至连王世芬一天吃几两饭、体重增加了没有，都问到了。还要我们把她的照片送来，亲自审视。有时周总理批评我们：我不问，你们就不主动跟我说！周总理还特别关照我们：“王世芬的面容烧毁了，你们先别让她照镜子。要慢慢地吹风，使她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以后再给她进行面部整形。”

    烧伤病房医生方承辉、于光曙回忆说，周总理多次派人询问：王世芬的白血球有多少？下颌骨露在外面怎么办？耳朵没有了，听力会不会受影响？唇亡齿寒，嘴唇烧坏了，话还能说得清吗？他们说：“周总理日理万机，对一个普通女工关心得这样具体，对我们医务人员给予很高的评价、很多的鼓励，使我们深受感动，也增强了我们全体医务人员的信心。”

    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有关单位和专家共同努力下，治疗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王世芬身上的死骨被摘除了，骨髓炎得到了控制。不久，骨创面全部愈合，彻底排除了创面败血症的威胁。这使她进入了功能锻炼时期。

    但是，要使肌肉萎缩、关节僵直的王世芬重新站立起来走路，又是一个难关，病人必须经过非常艰苦的锻炼。王世芬曾想，只要能活着，能说话就行，用不着费力地锻炼了。医务人员就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耐心地给她讲明只有坚持锻炼才能恢复肢体功能的道理，促使她自觉地发挥内因作用，勇敢地战胜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周总理挑起了一副多么沉重的担子！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又给他的工作制造了多少困难，在他周围设置了多少陷阱！然而，周总理依然奋不顾身地工作着，斗争着。吴阶平、卞志强、张佐良等同志都谈到，他经常工作到凌晨一两点钟，然后才抱着一大叠文件到卧室去“休息”。而在繁忙的第二天开始之际，有时又忙得只能在去机场的途中吃早饭。就在他面庞日渐瘦削，病情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依然时刻关怀着别人，保护着同志。

    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8年了，他关怀的王世芬，也已经度过了烧伤后的第15个春秋。流逝的岁月，把许多人和事从人们的记忆中带走，但是周恩来同志的伟大形象，他那高贵的品格、忘我的风范、对人民深情的爱，却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这不仅仅是医务人员难忘的回忆，也是周恩来同志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珍贵的精神财富。

    （邵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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