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幢幢大楼从车窗外掠过，从他凝重的眼神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在深深地思考。他驱车巡视前三门大街的住宅楼已经不止一次、两次了，眼前拔地而起的住宅楼并没有使邓小平就此轻松下来。

    邓小平不是建筑师，但他以政治家的深邃眼光向建筑师们提示了一条不增加投资却能扩大面积的新思路。事实上适当降低一点层高，不会给人们的生活造成多少不便，而努力扩大了面积，却使人们拥有了较大的回旋余地。

    他感慨地说：“北京大变样了，我都不认识了。”是啊！北京变大了、变高了，也变得更美了！人民居住和生活的环境变得更好了！

    1978年10月20日是一个金风送爽的日子。在贯通北京城东西的前三门十里长街上，沿街30多幢正在进行紧张装修的高层住宅楼显得格外挺拔，像是庄严列队的士兵在期待着首长的检阅。

    大约上午10时多，由人民大会堂方向从东向西驶来两辆红旗轿车，缓缓停在宣武门东大街16号塔楼前。车门推开，一位身着中山装的老人从车内走出来，等候在楼前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市建委主任赵鹏飞、副主任宋汝棼以及前三门工程指挥部的有关领导兴奋地迎上前去。原来是邓小平来到了前三门大街住宅楼工地。由于邓小平特意向负责同北京市联系视察工作的卫士长张兰逊交代过，不要让地方上戒严，更不能让工地停工，所以楼内正在装修的工人们谁也没有察觉到敬爱的邓小平来到了自己的身边。人们纷纷与邓小平握手问好，邓小平也连连说：“同志们，辛苦了！”

    1978年的邓小平已经74岁了，但他还是以敏捷稳健的步子，一步步登上了楼梯。在场的人无不为邓小平健康的体魄感到欣慰。

    在短短的一个月多一点儿的时间里，邓小平已经三次视察居民住宅楼。9月，他率党政代表团从朝鲜访问归来，先后视察了东北三省、唐山和天津两市。在住宅建筑上，如何增加抗震系数，如何加快建设，一直是邓小平久挂心头的大事。9月19日，邓小平在唐山专程看了新市区的住宅楼，到天津市后，当他听说天津市正在召开基本建设工作会议，顾不上旅途疲劳，当晚就接见了基建工作会议代表，使天津市基建战线的广大职工受到极大的鼓舞。第二天下午，邓小平又视察了天津市黄纬路正在建设中的胜天里住宅小区，看了大板结构的多层住宅楼和建材局的新型建材样品。

    回到北京才一个月，邓小平就视察北京新建前三门居民楼。他拾级登上第三层楼，在市委领导的引导下，先看了一个两居室，又看了一个三居室单元房。他环顾四白落地的一间起居室，问随行的市建委主任赵鹏飞：“房间有多大？”赵回答说：“两居室的大间是14平方米、小间9平方米，三居室的大间是14平方米、中间12平方米、小间9平方米。”邓小平似乎有些遗憾地说：“小了点儿。”邓小平指了指天花板问：“房间有多高？”赵答道：“层高2.9米、净高2.7米。”邓小平又问：“前三门大街都是几层楼？”赵回答说：“塔楼高12层、板楼高8至9层。”接着，邓小平又问到楼房抗震系数，赵鹏飞和宋汝棼两位市建委领导介绍说，前三门大街的住宅楼动工时赶上了唐山地震，在后来的设计上考虑到了按8度设防。邓小平满意地点了点头。他还仔细地看了钢门窗、阳台，并推门看了厨房和卫生间。视察完宣武门东大街16号楼，在场的北京市和前三门工程指挥部领导都期待着得到指示，但邓小平却没有再说什么，就健步走下楼，乘车驶向宣武门西大街新华社对面的4号板楼。

    一幢幢大楼从车窗外掠过，从他凝重的眼神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在深深地思考。他驱车巡视前三门大街的住宅楼已经不止一次、两次了，眼前拔地而起的住宅楼并没有使邓小平就此轻松下来。明摆着的事实是，建设前三门大街这样的住宅楼只是解决北京人民住房难的一个起点。我国城市人均居住面积远远还未达到8平方米的“文明”标准，而同期西方国家人均居住面积大都达到13至25平方米；东欧国家也达到9至23平方米，甚至连战后的朝鲜人民平均居住面积也达到12平方米。多年来，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对人民改善居住条件实在欠账太多！在目前国家财力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使居民住宅建设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更多一些、更美一些呢？

    红旗轿车在宣武门西大街4号楼前戛然停下。邓小平又登上中单元二层，仔细观看了还散发着油漆味儿的单元式住房。从房间里出来后，在二楼的楼梯间里，邓小平用商量的口气提出了一个对建筑业影响重大的主张：“层高能不能降低一些，把面积搞得大一些？”这时随行的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恐怕父亲说出外行话，随口俏皮地说道：“爸爸你不能因为自己的个子矮。也得让房子变矮。”一句话，把在场的人都逗乐了，邓小平也慈祥地笑了。女儿说的是一句玩笑话，而邓小平却不是随便说的。他是在视察了京、津、唐三市不同类型的住宅楼后，经过深思熟虑向建筑界专家们提出来商榷的。一般说，住房高一些、大一些自然好，而从实际上看，当时的国民经济仍处在艰难的复苏时期，国家哪里掏得起更多的钱去盖“高、大、全”的房子。在场的建筑行家赵鹏飞最清楚，70年代泱泱首都北京市，每年用于城市建设的资金不过几千万元。他这个建委主任的家门口，每天前来要房子的人络绎不绝，弄得他星期天都不敢回家。旁边的建委副主任宋汝棼也清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北京市的住宅建设陡然跌入了低谷，年竣工只有60万平方米上下，住房增长远远跟不上人口增长，1976年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反而比建国才几年的1957年降低了0.34平方米。后来搬进邓小平视察过的宣武门东大街16号的老住户、原五机部五院的一位副院长更清楚，当时他们院几百名从外地干校返城的中高级知识分子都吃了没房子住的苦头，出了“牛棚”又住进了车棚和仓库，而且是各家各户的大儿大女们分性别安排挤在一起住，一直熬了几年。

    在国家财力十分窘迫、房荒严重的非常时期，每多增加1平方米的居住面积，都会给蜗居在斗室陋屋中的人民群众缓解一分燃眉之急。邓小平不是建筑师，但他以政治家的深邃眼光向建筑师们提示了一条不增加投资却能扩大面积的新思路。事实上适当降低一点层高，不会给人们的生活造成多少不便，而努力扩大了面积，却使人们拥有了较大的回旋余地。不久后，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设计了一套新的住宅标准图，室内净高保持为2.53米（此数按国际标准仍属上限）。但它在其他方面同传统标准的住宅设计相比是：每户增加了1.5平方米；卫生间面积也有所增加，里面除了恭桶外，又增加了一个洗手盆和小澡盆；厨房内又配备了一个碗柜和一个吊橱；而每户的预算总造价反而便宜了77元，而且每户都有过堂风。

    盖房子也像拍电影一样是一门遗憾的艺术，高楼大厦一经落成就是一部定型的作品，再改也就难了。更何况像前三门大街成批的住宅楼，是国家挤出一个多亿人民币的投资，北京动用建工局等六个大建筑公司的施工力量，花了三年时间建起来的。但是邓小平在冷静地审视它后，以朴实无华的语言提出：“要请一些会挑毛病的人来提意见，研究一下怎样把住宅楼修得更好些。”

    邓小平无论是视察唐山市新老市区居民住宅、天津市黄纬路居民住宅、北京前三门大街居民住宅，还是后来视察上海市曲阳新村居民住宅、广东省新建居民住宅区，都以对人民群众深深的爱，善意而切实地对新建住宅提出了改进意见。他提出，今后修建住宅楼时，设计力求布局合理，增加使用面积，更多地考虑到住户的方便；当人们对当时“洗澡难”深以为憾时，他提出，要尽可能安装一些淋浴设施，让居民能在家里洗上热水澡；当人们为了摆脱“一间屋子半间炕”、“老少三代同一室”的窘境，而对乔迁新居有点饥不择食时，他提出，要在可能条件下注意室内外装修的美观；当人们对唐山大地震的悲剧仍心有余悸时，他又提出，要多采用轻质建筑材料，冲破我国“秦砖汉瓦”、“肥梁胖柱”式的传统建材格局；他还多次讲，要降低房屋造价，要为今后的住宅商品化打通道路，使中国人民真正实现“居者有其屋”。在邓小平视察的一言一语中，使人们看到了一砖一瓦总关情。邓小平处处都在为人民着想，替人民说话。安居才能乐业嘛！

    1993年，又是一个金秋日。已经89岁高龄的邓小平再一次环游了北京城。他感慨地说：“北京大变样了，我都不认识了。”是啊！北京变大了、变高了，也变得更美了！人民居住和生活的环境变得更好了！

    （赵友来 冯威力 顿长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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