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生活从改变大脑开始。[1596]

    ——里克·汉森

    二十世纪为我们呈现了科学戏剧化的巨变，无论是从无限大的领域（天体物理学）来说，还是从无限小的领域（量子物理）来说，或者从生活的科学而言，都是如此。然而，还是有一块大陆几乎没有能够得到开发：人类的大脑。近三十年以来，很多研究都专注于此，二十一世纪一定会为我们揭示大脑的复杂秘密，甚至会让我们了解，我们的精神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它与身体之间又是怎样相互呼应的。

    然而，初步的研究成果已经昭示了大脑的神奇变化，而且它直接作用于我们的主观幸福感。因此，我们发现大脑中的某些分子在我们的情感平衡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六十多个神经冲动传送媒介占据了我们的大脑。[1597]这些物质来自氨基酸，通过神经冲动保证神经元之间的交流，促成或者抑制神经冲动的蔓延。一个过于兴奋的神经冲动就会引起另一个神经冲动的无能。每一个大脑叶从中枢系统那里接收电流，负责将其转化为化学信息，而大脑的协调正是取决于这样的转变。神经冲动传送媒介会受到干扰，不平衡的食物、情感的过度或者缺乏睡眠都可能是造成干扰的原因。

    神经生物学家埃里克·布雷弗曼运用脑电活动图进行了大脑电波运行的研究。[1598]自八十年代，哈佛医学院的研究者发明了脑电活动图这一大脑成像技术以来，我们得以审视大脑的多巴胺、乙酰胆碱、伽马氨基丁酸和血清素分泌是否平衡。多巴胺对应的是精力和动机，乙酰胆碱有助于创造力和记忆，伽马氨基丁酸能够让人感到放松，能够带来脾性的稳定，血清素与生活的乐趣、满足的情感甚为相关。在布雷弗曼看来，大脑的这四个神经冲动传送媒介对于我们的行为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因此，一个伽马氨基丁酸分泌平衡的人会趋向于表现出善意与忠诚，他也往往能够以一种相对置之度外的方式应对问题。这一神经冲动传送媒介也与内啡肽的产生相关，而内啡肽是在身体付出努力——无论是运动还是性活动——时释放出来的分子，能够给予欣快的感觉。但是如果伽马氨基丁酸的分泌过度，这个人就会倾向于为他人牺牲自我，并且会依附于他人。相反，如果这一神经冲动传送媒介严重无能，那就会产生某种不稳定的情绪，也会倾向于失去对自我的控制。

    多巴胺大多来自额叶，它可以等同于生活的欲望、动机以及决定力。多巴胺占主导地位时，人就会显得活泼外向，喜欢权力，不过似乎很难接受批评。如果过度，就会引起过于冲动的行为，甚至是暴力行为。

    乙酰胆碱是壁叶制造的，与创造力、直觉、社会性、冒险趣味和记忆密切相关。如果过度，有可能导致极度的利他主义；个体会觉得周围的人都在利用他的服务，甚至会变成妄想狂。然而如果缺乏乙酰胆碱，个体会丧失现实感，失去集中精力的能力。

    血清素存在于身体的缝隙中，一直到小肠，它与生活的快乐、乐观主义、满意、安宁、睡眠等等都有关系，与大脑两个半球的协调也相关。如果过度，就会引起神经质，会缺少自信：个体遭到一点点批评就会觉得自己被冒犯，因此“想到自己给他人带来不快，有一种接近病态的恐慌”。而倘若缺少血清素，个体就会觉得遭到亲友的抛弃，会自我封闭。抑郁就是血清素缺乏所造成的一种常见症候。

    除了神经冲动传送媒介之外，大脑还受到激素的影响，这是内分泌腺体分泌的物质，例如垂体、甲状腺、肾上腺和生殖系统的腺体等。激素也有可能是胰腺制造的，胰腺可以分泌胰岛素，或是丘脑制造的，丘脑可以分泌催产素等等，这些我们都将在下文中有所提及。

    腺体或是器官释放了激素后，激素进入血液，激素通常来说会与蛋白质结合，后者能够控制它们的反应，从而保证大多数生理功能的正常运转，例如细胞代谢、性成长或是对抗紧张的身体反应等等。总之，就像一把钥匙找到了正确的锁芯一样，激素应当在与之相对应的接收器中留存下来，处于其目标器官中，这样就可以帮助人体适应环境或者帮助人体面对得到呈现的需求。

    在主观幸福感和正面的情感中扮演重要作用的激素有催产素等，催产素是丘脑综合制造的，在性高潮、分娩或哺乳时能够得到释放。这种多肽物质在我们对他人的信任中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能够促进同情、慷慨等情感，产生帮助的欲望。催产素同样能够减少我们在社会环境中体会到的紧张感和焦虑感。[1599]

    激素系统通过反馈效应来自我控制，反馈效应会鼓励或抑制激素的生产。但是激素分泌经常会受到紧张的干扰，干扰素会损害、阻碍或者改变激素的反应，引起机体运转的有害后果。提到这类有害物质，除了我们已经有所了解的汞和铅以外，还有在我们周边环境中，很多塑料物质所含有的双酚A和酞酸盐，还有用于制作防腐剂的对羟基苯甲酸酯类物质，这类物质在某些化妆品、工业食品以及制药中经常会使用到。

    在最近得到很大进展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另一个与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的因素：即一个谓之为“5-羟基色胺”的基因的长度，该基因决定了负责血清素传递的分子的制造，我们在前文中看到过，血清素是有利于乐观主义、生活乐趣和安宁感的神经冲动传送媒介。这一基因的长度根据不同个体而有所不同，对于我们的情绪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美国，一项基于两千五百七十四人的研究才揭示了这一点，如果该基因速率小，它所提供的神经冲动传送就少，主体就更容易对令人紧张的事件产生反应，与此相反，如果该基因速率大，主体就更容易记住正面的事件。[1600]

    因而，我们的情感生活深受我们大脑，同时也深受我们身体分泌的化学物质的影响。这一切都对我们幸福或者不幸的倾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叔本华在他的时代里已经预感到的，虽然那时还没有任何知识体系能够揭示生命有机体的化学运转。但是倘若说我们能够感觉到神经递质或激素在我们的情绪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科学研究却表明，我们可以作用于它们，渐渐改变我们的习惯和行为。因此，最近发现，我们具有令人惊讶的神经可塑性：随着经历的增加，我们通过制造新的神经元和新的神经元连接在不停地改变自己的大脑。

    一方面可以看到，我们幸福与否的倾向受到我们所继承的基因的影响，受到机体化学分泌物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发现，这一切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我们的倾向可以得到改变，可以通过改变我们摄入的食物、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来实现，当代科学彻底地推翻了所谓的基因决定论。当然，我们的基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能否得到幸福，但是它并不能够完全决定。基因在很大程度上建立起了我们的情感结构，但是我们能够作用于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灵魂状态。而这些，早在三百五十年前，一个荷兰的犹太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就已经理解并且有所解释，我们将在本书的最后对其有所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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