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鲁赫·斯宾诺莎
“比起高尚或者得到救赎，我们宁可幸福。”[1630]帕斯卡尔·布吕克内在其论述当代幸福观的批评论集中写道。在他看来，现代社会对于幸福的追寻自启蒙世纪之初开始，由于西方社会进入现代形态，宗教意义上的天堂中的幸福被尘世的幸福所取代。“人间天堂就是我所在的地方。”的确，我们可以看到伏尔泰在他一七三六年写下的《俗世之人》一诗中就这么写道。
如果说西方的不可知论的确导致了宗教意义的至福被尘世幸福所取代，但我们却不能说幸福是“西方的价值观，从历史意义上来说起源于西方”[1631]，而且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对于尘世幸福的普遍追寻远远早于此。甚至它要早在基督教神学诞生之前，正是基督教神学用彼世的至福取代了尘世的幸福。例如，在据说是世界最早的人类的作品之一，公元前三千年的叙事诗《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已经有这样的表述，认为过度追求不朽是不值得提倡的，而在我们可及范围之内对于尘世幸福的追寻更值得提倡。同样，相较于彼世的幸福，古埃及也更看重尘世的幸福，而在希伯来语的《圣经》中，尘世幸福的概念也得到了极大的肯定。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到，对于尘世的、个体的幸福的追寻在一部分古代的哲学家那里有迹可循：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当然还有斯多葛派。同样，它也存在于伟大的亚洲文明中，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甚至这是佛教教义的精髓。简而言之，如果说帕斯卡尔·布吕克内强调现代社会在幸福的追寻上告别了过去的传统是对的，他却似乎忘记了，在幸福的问题上，基督世界的来临本身也宣告了与过去传统的决裂，因为古代智慧往往宣扬的是对个体的、尘世的幸福的追求。现代社会强调通过人的自我修为日臻完善，并以此取代过去通过禁欲和宽恕来追寻基督意义的神圣性，这的确是一种决裂，但它同时也穿越了两千年的时光，连接上了古代的智慧，同时也连接上东方的智慧。如果说现代对于幸福的追寻与古代对于幸福的追寻之间存在着差别，这种差别却并不关乎对于个体的、眼下的幸福的追寻，而是关乎另外的一点，亦即将个人之利和集体之利分开。
的确，在古代的智者看来，如同东方智慧所揭示的一样，孤独的幸福是不存在的。希腊人所设计的政治和谐要高于个体的平衡，在希腊人看来，如果不积极参与城邦的善事，我们就不可能幸福。斯多葛派也将智者的幸福与其介入政治以及公民责任心联系在一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或佛祖所宣扬的个体幸福也完全被放在一种历史的视野之中，个体与团体、城邦或者共同体无法分离。一方面，这是因为宗教的修行或是哲学都主张共同的努力，主张传递、互助，这一切主要是以团体的方式进行的：佛教的僧伽，斯多葛派的精神指引，伊壁鸠鲁提倡的友情都是如此。另外一方面——尤其是对于希腊人来说——因为集体的利要高于个人的幸福，因此，我们要求每个人都投身于城邦的善事。对此，亚里士多德说得很清楚：“即便个体的善与城邦的利各自有所确认，领会和保护城邦的利都是更为重要的、更为完善的一项任务。”[1632]
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以及法国最初的共和国缔造者们都赞同这个观点。启蒙哲学家称颂的，之后又出现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中的个体幸福，与更为广泛的集体幸福的计划紧密相连。个人幸福感的改善与社会的改善相辅相成。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人们非常相信通过理性、科学、教育和法律能够带来社会的进步。伴随着个体解放和对个体幸福追寻的，是关于自由、平等、博爱、共和的崇高理想，所有人都向往着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尽管各个不同的民族盲目地追求各自的利益，盲目地忙于扩张，最终导致了二十世纪的战争发生。[1633]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集体性的伟大理想也没有就此消失，改变世界的意愿仍然激励着成千上万的人。共产主义者相信有一个理想社会的存在并为此而斗争。从史怀泽医生到皮埃尔神父，社会主义基督教徒们为了改变同类的生存状况而不懈努力，而反文化的嬉皮士们也挥舞着“和平友爱”的横幅。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大众消费和道德革命标志着深层次转折点的出现。在一个深受狂热的消费主义折磨的社会中，对于个体自由的追求无限扩张。越来越多的人只关心自己，在乎如何满足自己的欲望，个体将大多数精力投入在增加自己的物质享受条件和获取所谓的社会成功上。这种新形式的个人主义勾勒出了现代社会内部的深刻转变：个体幸福与集体向善之间的联系不复存在，尤其是在法国。吉尔·利波维茨基在《空虚时代》[1634]9一文中，精妙地分析了第二次个人主义革命。如果说源于第一次革命（现代性的建立）的个体还沉浸于集体主义的伟大理想和对于公共事务的强烈关注中，现代的个人主义却缩减成了某种自我中心主义。每个人追求的都只是自身快感的即时满足，个人的成功或是对个人利益的捍卫。自我中心主义，对他人和世界的漠视成了很多人的生活准则。我们可以在米歇尔·乌勒贝克的小说里找到对于这类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的极佳描写：人物都是麻木不仁的，自私、沮丧、病态，是某种无法感觉到任何快乐的享乐主义的信徒，信奉看破红尘的自我中心主义。这类个人主义者彼此间认证的口令可以是这个：“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我们总是欲求更多地占有，但是对于管理这个世界的唯利是图之原则，我们并非没有意识到其危险性；只是我们认为，为大家服务也无济于事，于是我们任由自己为这些致命的想法所困，超越了我们自身所能控制的范围，这些想法连接上了我们的恐惧和无能，我们只能在一种被动的虚无主义中听从本能欲望的驱使。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遭遇到了人类前所未有的现代困境。
然而，这一类的行为虽然至今仍然占有主导地位，这十几年以来，我们却能够看到，我谓之为“第三次个人主义革命”已经来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及新世纪初开始，的确有些东西发生了改变，不同的现象伴生在一起，个人发展的努力及其民主化、东方的智慧或是作为智慧的哲学等等，而与此同时的还有多元世界主义运动，社会论坛的出现，生态意识的发展，类似微信贷、领英或是愤怒者运动之类的全球范围内团结协作的诸多尝试。这些不同运动的兴起具有启示意义，它意味着我们需要通过个人的修为以及对存在的思考重新评价我们个人生活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通过重新树立伟大的集体理想来重新评价公共生活的意义。
这两个方向的追寻却通常是紧密相连的。一般来说那些完成了自身心理和精神修为的人对于生态等问题更为敏感，也更加积极地投入各种人道主义团体中，参与公民的集体行动等等。那种摒除一切精神修为的、政治的或是人道主义的战士，或是类似于新时代这种只在乎冥思的神秘主义团体都已经过时了。在很多人看来，精神上的修为和对于地球的关注，对个人的思虑与对世界的关注是不可分割的。当然，这种改变还仅限于少部分人。在西方，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仍然大行其道。但是世界各地出现的这种“微弱的信号”却为摧毁性的逻辑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这足以证明，对于个体幸福的追求并不必然与集体的存在和共同利益水火不容。
两者的确应该是并行共生的。在前一章，我们已经看到了个体的幸福是具有感染性的。英国的功利主义思想家宣扬“有益于尽可能多数的幸福最大化”，他们也强调，在一个安全和财产都得不到保证的危险社会里，没有人能够拥有可持续的幸福。只有在人们都感到幸福的社会里，个人才可能拥有可持续的幸福。个人的利益因此存于所有人的幸福中。[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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