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尼·狄德罗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来，所谓“幸福的迫切性”，在我们当今的社会中传播甚广，也就是说，对于幸福的追寻渐渐演化成了必须幸福的指令，帕斯卡尔·布吕克内对这一点的揭示很有说服力。幸福的“权利”演变成了幸福的“义务”，然后突然间就成了一种重负。现代人“被判”幸福，而“如果他做不到，他就会责怪自己……也许，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我们因为不幸福而感到不幸……取代救赎和沉沦在宗教意义上的戏剧化的，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与失败的戏剧化”[1637]。
因此，对于幸福的纠结通常会成为幸福的阻碍。首先是因为商品社会无限放大无数虚假的，与消费物品、外表或是社会成功息息相关的幸福承诺。抵抗不住诱惑的人通常会从已经得到满足的欲望走向新的没有得到满足的欲望，因而就会时时产生沮丧的情绪。接着，现代社会那种接近病态的享乐主义通常需要付出昂贵的、禁欲的代价。幸福，就如同以往的至福，它也值得我们付出代价。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曾经指出，新教的改革使得“基督的禁欲和千篇一律的生活走出了修道院，从而得以进入世界的现实生活之中”[1638]。以前的神圣从此借助世俗的法则来书写：僧侣为了得到至福而遵从的清规戒律渐渐演变成另一种束缚——一种每个人为了追求幸福而强迫自己接受的束缚。商人为了致富日以继夜地工作，这就是韦伯所描写的清教徒式的资本家、企业家的超现代形象。还有马拉松运动员的强迫症，所有运动场上忠实勤勉的运动信徒，所有崇尚高水准运动的人（而且，锻炼身体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古人的精神修行）。还有最为简单的，身为父母的某种强迫症，如同耍把戏一般地奔波在职场、孩子、爱好、朋友之间，什么都想要，最终弄得精疲力竭。
最后，美国的研究还清楚地表明，人们感到不幸，通常是因为设置了太高的目标，最终往往达不到……而这一切，正是从想要幸福开始的！这也印证了法国研究者阿兰·埃伦贝格“对于自我的疲倦”的研究。埃伦贝格的研究融合了精神分析史与生活模式社会学，他指出，如今影响到西方人的种种抑郁表现（慢性疲倦，昏昏沉沉，焦虑，紧张，无所适从……）正是在自治与自我完善的双重自我强迫下必须付出的代价。抑郁是真正的“责任病”，是从宗教和社会的托管下解放出来的个体从此后需要回应自我实现的现代指令所表现出来的症候。“一八〇〇年时，”社会学家写道，“一个病态的人通常表现为疯狂、谵妄。到了一九〇〇年，病态则表现为被罪恶感所折磨的窘境，因为想要跨越而变得神经质的状态。而在二〇〇〇年，这种病症则表现为人认为自己负有责任，必须跨越祖辈，逾越顺从和遵循外部规律的准则。抑郁和成瘾是自治的人的正反两面。”[1639]用来解释幸福的现代指令如何令我们变得不幸，可能再也没有比该分析更加精准的了。
但是我们应该因此而放弃对幸福的追求吗？难道，为了成为幸福的人，正确的态度正在于无所期待，无所希冀，无所希望？就听凭生活自己的作用，不为自己规定目标，不设定任何形式的理想？当然，从来不思考所谓幸福的问题，我们也可能很幸福，甚至有时候，这个问题会让存在变得复杂。我有一位巴西朋友就曾经告诉过我，很长时间里，她都无忧无虑，对生活甚为满意。但是有一天，有位也和她一样到法国来生活的朋友问了她这个问题：“你幸福吗？”于是我朋友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突然，我丢失了生活的乐趣，因为这个问题折磨着我！”
同时，正如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所说的那样：“人类刻苦勤勉的终点就是获得幸福。因此才有了艺术创作、科学发明、法律制定以及在我们的爱国者与立法者推动之下的社会变革。”[1640]历史是通过个体或者社会将梦想和乌托邦变为现实来造就的。就是因为人类希冀着更好的生活，为了幸福愿意倾尽一切努力，人类的伟大进步才得以实现。而我们的个人生活同样如此：正因为我们愿意进步，希望能够更加幸福，我们的生活才得以改善，从而生活也才能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满足。但一味纠缠于幸福的得失，或是追求过于完美的幸福也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幸福的艺术就在于不要为自己设置过高的、无法企及的、令人窒息的目标。最好懂得循序渐进的道理，能够设置不同阶段的目标，虽然坚持，但却懂得适时放手，懂得不过于屈从自己的目标，懂得接受失败和生活的磨难。蒙田，还有中国道家的智者就很明白这一点，他们说得也很好：需要用意，但不要刻意努力；对于自己的处境，从来不应该抱有要强迫改变的想法；懂得为与无为的道理。总之，要对幸福存有希望，但懂得灵活、耐心地追求幸福，没有过高的期待，不屈从，永远保持心灵和精神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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