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课套装-蒙田和庄子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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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伟大与光辉的业绩,就是生活和谐。[1655]

    ——蒙田

    吾以无为诚乐矣。[1656]

    ——庄子

    佛家与斯多葛派为了达到智慧之大成所提议的道路是非常艰苦的道路。幸福,内心的平和,安宁都来自欲望的消减或是将其转化为理性的意愿,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这也可能是一条非常漫长的道路:佛家传统解释说,需要几世的修为方可达到“觉悟”之境!由于我们不知道在这数百年的因果之路上,我们究竟走到了哪里,我们也不必然能够受到召唤,以获取最高智慧为目的,使得我们的生活走上相应的正道,所以,我们不妨看看似乎更加可行的另一条幸福之路。这是一条更为平常人的道路,更加倡导生活的简单快乐,却并不放弃智慧的基本准则——以及人应该学会调整自己的欲望来适应世界,而不是做相反的事情。

    的确,古代有一些智者提出的方案没有佛教和斯多葛派的那么激进,他们认为人类的大多数愿望从本质上来说是善良而自然的。就像我们在此之前已经提到过的,亚里士多德和伊壁鸠鲁所宣扬的就是这样一条平和的快乐之路。快感从本质上来说是好的,只是需要通过理性的调节而已,因而至高无上的幸福就可以等同于一种持续的快乐状态。法国十六世纪的一位作家和思想家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就是米歇尔·德·蒙田,他为我们勾勒了一条快乐、简朴,符合我们天性的智慧之路,而他这一思想,我们惊讶地发现与中国道家,尤其是庄子——和老子一样,是中国道家哲学的创立者——的思想不谋而合。

    我们可以简述这种智慧如下:没有什么比生活,比幸福更珍贵的事情了,因此,只要学会热爱生活,学会用正确和灵活的态度,听从自己本性的召唤享受生活就可以了。庄子和蒙田还有一点共同之处:两者都很幽默。这两位怀疑论者嘲笑教义,喜欢讲一些粗鄙的轶事,喜欢嘲笑自命不凡的人,也喜欢自嘲,嘲讽人类。

    蒙田的父亲皮埃尔·埃盖姆是波尔多一个商人的后代,在一五一九年成了蒙田的领主,而蒙田是其祖父买的城堡和领地的名字。蒙田就是一五三三年在蒙田城堡出生的,自此之后一直以蒙田为其氏族之名,终身名作米歇尔·德·蒙田。在蒙田二十一岁的时候,父亲皮埃尔成了波尔多市的市长。蒙田天性活泼可爱,年轻的时候主修法律,后来成为波尔多议会的顾问,就是在那里他结识了艾蒂安·德·拉·波埃西,那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可是在他们相识的五年后这位朋友就过早夭折。三十二岁的时候,他与弗朗索瓦兹·德·拉夏塞涅结婚,育有六个女儿,但却只有一个活了下来:蕾奥诺尔。父亲死后,蒙田继承了蒙田领地,成为蒙田领主。三十八岁的时候,他开始过隐居生活,在城堡里撰写《随笔集》,《随笔集》于九年后的一五八〇年出版。同一年,他去德国和意大利进行了为时十四个月的旅行,旅行回来后成了波尔多市长,那是他不在的时候被缺席选上的。尽管在一五八五年,他又再次被选上市长,他却坚决请辞,将所有时间都用于《随笔集》再版上,一直到一五九二年去世以前,他都埋首于这项工作。

    蒙田看上去非常平静的生活却是在特别动荡、冲突的历史背景中展开的:流行病,饥饿,宗教战争——而这一切也确实对他的思想影响极大。

    蒙田阅读了古代的大部分哲人作品,尤其是斯多葛派,他也经常在作品中有所提及。然而,他却也常常公开说,他觉得自己是无法遵循斯多葛派建议的道路的,在他看来,这条道路过于激进。他还表达了自己对苏格拉底的激赏,只不过他说,如果换作是他,他绝对不会服从极不公正的判决,而是毫不犹豫地逃走:“哪怕法律只是威胁到了我的一根手指头,我立即离开去寻找别的法律,不论在哪儿。”[1657]对于蒙田来说,圣人当然是令人欣赏的,我们也的确需要这样的楷模,从而树立智慧的典范,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够效仿圣人。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想法也在不断改变,就像《随笔集》所展现出来的思想变化一样。《随笔集》是他一生唯一的著作,分成三卷,展现的是他的一生和他对于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社会、人和畜牲、生与死的思考。《随笔集》是用当时的法语写成的,读来不易,尽管蒙田的语言相当有味道。可是这部《随笔集》却是人类智慧的珍宝。

    蒙田对于死亡的态度就是其思想变化的一个极佳的例子。受到西塞罗的启发[1658],他为《随笔集》第一卷的第二十章起了这样的标题:“探讨哲学就是学习死亡”。并完美地阐述了斯多葛派的哲学思想:与粗人不同,“我们的脑袋里就只想着死亡的事儿”,这样我们就习惯了死亡,而不至于在死亡降临的时候感到害怕。但是,在他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时,第三卷第十二章中,他忏悔道,他觉得或许还是像他所观察到的那些农民一样,不要有任何关于死亡的想法最好。死亡到头来就只是生活的“尽头”、“终点”,而不是生活的“目的”和“目标”。总而言之,生活太珍贵了,因此除了生活本身,我们什么也不值得想。

    蒙田欣赏苏格拉底,同样也欣赏基督,只是他觉得福音书中的理想太高了:他觉得自己无法献出他的一生、他的所有,也无法一直对他人的痛苦抱有同情。他只追求自己能够抵达的智慧,在他自身的能力范围之内。“我不是一个哲学家,”他写道,“痛苦依据它们大小不同,令我多多少少感到压迫。”[1659]他力求躲避烦恼,无谓的争论,微妙、复杂的形势。他努力不去想那些令他恼火的事情,倒不是借此化解烦恼,而是通过享受生活具体而微的快乐,尽量只想着让他感到快活的事情。

    无论在其私生活还是职业生活中,蒙田都很好地践行了这种平常的智慧。在政治上,他采取妥协的态度,避免针锋相对,认为他的责任更多在于做出适时的安排,而不是勾勒伟大的计划,或是颠覆事物原有的秩序。在私人生活方面,也和在政治上一样,他觉得有一点是一定的:应该避免动荡的、扰乱精神的感情,因为这些感情会带来超出界限的幻灭,导致极端的行为。

    如果说蒙田宣扬的是一条简朴有限的道路,那是因为他追寻的是自己力所能及的一种智慧,也就是说是符合他——蒙田原本模样——符合他天性的一种智慧。也许这一点就是蒙田思想中最为独特,同时也最为深刻的一点。因为他认为,不仅仅是古代这些大智慧的过高理想难以企及,而且教义的程式化,将之作为所有人都适用的责任也是不合适的。但是,蒙田觉得每个个体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幸福之路,根据自己的本性、自己的特点、自己的敏感所在、自己的身体状况、自己的能力和弱点、自己的向往和梦想。蒙田对于古代这些伟大哲学流派的教条主义的批评,应该是受了希腊怀疑主义的影响,尤其是皮浪的怀疑主义。在《随笔集》中最长,同时也是结构最为精巧的一章,《雷蒙·塞邦赞》[1660]中,他陈述了自己对于人类理性是否能够达到普遍真理的怀疑,他怀疑人类理性是否能够达到上帝之言,或者解开自然之谜。

    他在开篇首先嘲笑了人类妄图窃取自然中心地位的野心,他认为我们人身上没有任何一点可以证明我们比别的动物要来得高贵,说到底这一切不过是我们的骄傲之心所致:“认为我们要优于其他动物,这并非出自真正严谨的逻辑推理,而是处于接近疯狂的骄傲和固执。”[1661]了解并且喜爱动物的人可以兴奋地发现,《雷蒙·塞邦赞》中,蒙田花了好几页的篇幅论述动物的敏锐、记忆、感情,还有动物的智力、善良和智慧。接着,他又攻击了理论知识和科学,他观察到,从幸福的角度来说,这些所谓的理论和科学根本没有什么用处:“在我这一生中,我见过生活过得比大学校长聪明和幸福的工匠和农夫何止百人,我宁可做这样的人。”[1662]再接下去,他试图论证人类理性根本无法理解上帝,理解世界,理解真实和善。蒙田承认自己是有信仰的,他相信上帝,但他相信这一信仰只能是每个人自己在内心的神性升华的结果。但是哲学家们形而上的描述或是经院神学中关于上帝的描述都只是些无用的词语,只是我们人类的能力或是情感对于这一“无法理解的力量”的投射而已。

    而那些试图描述自然法则的哲学家也是一样:世界总是在躲避我们的理解,也的确没有一个哲学体系能够道出它的复杂与和谐。因此,如果说伟大的思想家们在上帝、世界、真与善的问题上总是自相矛盾,蒙田观察到,这就是因为人类的理性根本无法理解这些。

    那么,我们应该就此放弃思考、放弃哲学的思辨吗?不,因为蒙田同时也拒绝像皮浪一样,将自己圈定在一种绝对怀疑论的小圈子里。在他看来,应该在教条主义和怀疑主义之间寻求平衡,马塞尔·孔什在其《蒙田或幸福意识》一文中说得很好:“怀疑论者就是在事物本身的问题上自欺欺人,不管是什么,都不表达其存在。而教条主义呢,则必须尝试着判断,过一种拥有智慧的生活。我们不能做怀疑论者,因为我们总是会形成自己的意见,并且毫不犹豫地表达出来;我们也不能做教条主义者,因为我们不能断定自己说的都是真的,我们说的只是在某时某刻,在自己看来,看上去是真的。”[1663]

    因而蒙田对古代哲学家的指责,并非是他们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正相反,他们的想法对于我们来说尤为珍贵,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考——他指责的是我们将他们的想法打扮成绝对真理的样子。然而我们不能只从自己或是我们生活中的偶然出发来思考这个世界,或者思考上帝。这就是为什么哲学家永远不可能完全确定,他只能够传递“私己的信念”。换句话说,一种哲学首先表达的是在历史的某一个确定的时刻,一个人的所见、所感和所想。一个悲观的人产出的哲学必然带有悲观主义的烙印,而一个乐观主义者也必然对这世界,对人抱有乐观的想法。

    一个骗子才会致力于将自己的哲学,将他对于人、世界和上帝的看法树立为普遍的体系。早在康德之前,蒙田已经判了形而上学的死刑。这样我们就非常清楚《随笔集》的目的之所在:表达一种鲜活的、灵巧的思想,随着日常生活的经验而变化,它是主观的,与所有教条主义的野心唱反调。从这点上来说,蒙田也许应该算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思想家,尼采在这个问题上是正确的:“应该多一点像蒙田随笔这样的东西,那才是尘世生活真正的快乐。”

    受到苏格拉底那句著名的告白——“我最知道的一点,就是我什么也不知道”——的影响,蒙田将“我知道什么”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且选择了天平作为标记,象征着平衡,不要那么快下判断。我们应该知道,事物有“千百种构造,千百张面孔”[1664],他努力想要增加看待事物的视角,调整自己的目光,试着站在别人的角度想。正因为这样,他如此喜欢观察、倾听和旅游。他的游历,他与文化人以及各种完全不同的人的相遇只能够让他更加坚信自己的相对主义:不同的人看到的,或者经历的事物会完全不同。我们的价值对于自己来说自然是好的,但是对于别人也同样正确吗?这之于不同的民族也是一样的道理。

    蒙田深深为西方人对待新大陆印第安人的态度所震惊。不仅仅是他们为了让印第安人屈服所使用的暴力,也包括他们对于印第安人的风俗、习惯、信仰和利益所表现出来的蔑视和倨傲的态度。尽管蒙田本人是基督徒,但是他认为宗教只是一种文化的表达,和语言或生活方式是一样的。“我们完全依照自己的方式,通过自己的双手接受宗教,这和其他宗教得到接受的方式没什么分别……在另一个地区,另一些人,用相似的许诺和威胁,可以使我们沿着同样的道路信仰另一个完全对立的宗教。我们做了基督徒,可我们同样也可以做佩里戈尔人或日耳曼人。”[1665]

    蒙田不仅仅是指出了价值和宗教的相对性,他走得更远,对于新大陆的印第安人——他在议院曾经遇到过几个可怜的印第安人,他们像稀有动物一样被当作标本展出——对于这些西方人想要“教化”的“野蛮人”,他甚至认为应该是让他们给西方人上一课。他们的“自然”让蒙田感到震惊:当西方人自己原本的风俗习惯渐行渐远,这些男男女女却是那么接近自然,他们简单,天真,真实,因而也是幸福的。蒙田将印第安人与西方人进行了残酷但却正确的比较,欧洲人有钱,但他们却永远处在一种不满足之中,而印第安人却只是听从自己“自然和必需的”需求,就像伊壁鸠鲁说的那样,他们总是很快乐。在谈及巴西人的时候,蒙田观察到,他们“成天都在跳舞”,“他们仍然还处在幸福的分界点上,只欲求自然产生的需求”。[1666]正是在和这些人进行比较的时候,他说,我们能够观察到,尽管我们的宗教、知识、我们的物质条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是我们是多么的“失调”,我们再也没有办法根据自然法则得到幸福。我们一直将自己投射到外部的物质世界中,以此来寻求幸福,然而幸福却只存于我们自己的内心,是我们可以从生活简单的快乐中得到的深层次的满足,可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简单生活的快乐已经毫无价值。

    因而,从此之后,真正重要的事情是认识自己,确切地说,是认识自己的天性:对于我来说,什么才是好的?蒙田自问道。他的哲学展现的是他自己的所见、所感,他在自己身上所观察到的和体验到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的哲学是适合他的,但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的哲学才和我们不无关系:他邀请我们做同样的事情,重新学会从我们的感觉、我们的经验、我们对自己的观察出发思考问题,而不仅仅是从习得的理论(别人的思想),从习惯和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偏见出发思考问题。

    在这一点上,我们触及了蒙田思想最为核心的一点:他的教育理念。他揭露了当时教育者的做法,他们总是想用各种各样的知识“填满孩子们的脑袋”,可是这些知识对于他们的生活根本毫无帮助。真正的教育应该在于教会孩子学会有自己的判断。因为过好生活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学会辨别和判断。判断的形成和对自我的认知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教育者应该教会孩子,从自己出发,从自己的感知和经验出发,形成自己独特的对于事物的判断。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教会孩子共同生活中一些主流的价值,例如诚信,善良,忠实,尊重他人,忍耐。但是应该教会孩子,从自己的所感,从自己看待事物的方式出发衡量这些美德的重要性。教会他认识自己,用一种开放、批判的眼光观察这个世界,这就教会了他形成自己独特的判断,这样他才能够做出适合自己天性的生活选择。总之,教育应该教会人们,为了好好生活而好好思考,这正如我们在前文所提到的那样,是古人所认为的,哲学的主要作用。相比较于当时教育的主要目的,一个“被塞得满满的脑袋”——我们又怎么能不说,今天仍然如此!——蒙田觉得一个“经过很好锻炼的脑袋”更重要。相较于知识的数量,他更看重判断的质量:“应该打探谁知道的更好,而不是谁知道的更多。我们拼命工作,就是为了填满记忆,却让我们的理解力和意识空着。”[1667]

    “我们应该延伸快乐,尽可能地减少悲苦”,[1668]这句话可以用来简述蒙田的生活计划。一个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简单、完全是天性使然的人生计划,但是它提醒我们那些所谓的“文明人”很少依据这样的计划生活,而是倾向于让存在变得复杂和沉重。不是过一种过度的生活,成为永远得不到满足的欲望的奴隶,就是反过来,听凭一种被歪曲的道德或者宗教思想成为自己不堪承受的重负。

    要想增加快乐、减少悲苦,就必须将两个条件结合起来:学会认识自我,学会调整自己的判断,尽可能地辨别什么对自己是最有利的,同时也不伤害到别人。蒙田信奉伊壁鸠鲁,他专注于尽一切可能,让自己幸福(适合自己天性的幸福),品尝生活所赋予的一切美好快乐:骑马、品尝美食、朋友间的交流等等。但是他坚持两点,我们在前文中也已经有所提及:第一是必须认识到自己的幸福,第二是必须用一定的时间来欣赏这份幸福,这样才能尽情地享受幸福,我们对于自己所正在经历的东西必须专注:“我跳舞的时候,就是跳舞;我睡觉的时候,就是睡觉。”[1669]

    在品尝生存快乐的同时,蒙田也尽量避免痛苦。他逃避一切可以躲避的痛苦,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寻求妥协,这样可以让社会生活变得简单,更为可爱,而不是加深分歧,用所谓的基本原则和政治激情让问题恶化。

    在个人生活上,蒙田也有过非常艰难的时刻。面对健康的考验,他和斯多葛派的观点一样,觉得应该有一种接受的智慧,因为他将疾病看作是事物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他提倡听凭自己的身体机制进行自我修复,而不是用自然之外的人和方法来进行治疗。当然,我们必须清楚,那个时代的医学确实不那么可靠……他六个孩子中有五个夭折,“即便不能说毫无遗憾,至少并不为之上火”[1670]。说这话的时候他甚至没有皱起眉头,因为在这点上也一样,他认为孩子的死亡也属于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痛苦也毫无用处。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拒绝一切关于“牺牲”的概念,拒绝分担别人的痛苦。已经有太多的痛苦,他说,不应该再用自己的痛苦去增加别人的痛苦。帮助别人,是的,但不应该损害自己。勇敢地行动,但不能高估自己的力量。

    蒙田的所有智慧可以概述为对于生活,庄严地宣告“是”。了解并接受生活的本质,这样才能最好地享受生活。避免一切可避免的痛苦,充满耐心地承受一切无法避免的考验,但同时继续享受给我们带来愉悦的事物。通过我们经历的事情的质量和强度来弥补生命的短暂。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毫无遗憾地接受死亡。“尤其在此刻,”在《随笔集》的最后,他写道,“我眼看生命的时光无多,我就愈想增加生命的分量。我想靠迅速抓紧时间,去留住稍纵即逝的日子;我想凭时间的有效利用去弥补匆匆流逝的光阴;剩下的生命越是短暂,我越要使之过得丰盈饱满……对于我来说,我热爱生活,我要按照上帝乐于赐予我们的生活的本来模样来培育它。”[1671]

    大约早于蒙田两千年,在中国诞生了一个哲学流派,其思想与我们佩里戈尔智者的思想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这就是道家哲学。关于这个流派的起源,我们可以用两个人物、两本著作来概述:老子,相传是《道德经》的作者;庄子,是用其名字命名的著作《庄子》的作者。

    据传,老子应该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纪到前五世纪,因此应该是孔子的同时代人。他可能做过周朝的守藏室之官,在政治动荡的时候离开了周国,跨越国界时,汉口的通行官让他留下文稿。也许这就是他所撰的《道德经》,意为“道与德”。全书共由八十一章构成,章节短小,韵律讲究,蕴意深刻,诗意盎然,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不过,当代大多数史家认为老子确有其人,不过《道德经》的成书时间很可能在老子之后的几个世纪,作者也有若干。

    庄子据说生活在公元四世纪末,相反,关于他的一切比较确定。传他所著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庄子》属于另一种文学类型,完全能够反映作者的个性:嘲讽,怀疑,滑稽,放纵。因为比《道德经》的篇幅要长很多,作品中穿插了很多故事、趣闻、寓言、逸闻、耐人寻味的对话等等,具有深刻的哲学寓意。仅仅从形式而言,我们也很容易想起蒙田的《随笔集》来,尽管在庄子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他的弟子也可能对《庄子》有所补充。

    庄子出生于楚国,和蒙田一样,在退隐著书之前也曾做过地方的官吏。他还和蒙田一样,非常怀疑能够通过政治行为来改变世界。正是出于同样的怀疑主义,以及对于历史循环往复的认识,他们都认为,更重要的是了解自己,改变自己,而不是改变世界和社会。例如《庄子》里的这一则轶事就很能说明人物的性格:“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1672](庄子在濮河钓鱼,楚王派两位大夫前去见他,他们对庄子说:“(楚王)想用国内的事务劳累您啊!”庄子拿着鱼竿头也不回,说:“我听说楚国有只神龟,死了已经三千年了,国王用锦缎包好放在竹匣中珍藏在宗庙的堂上。这只龟,宁愿死去留下骨头享受尊贵呢,还是情愿活着在烂泥里摇尾巴呢?”两个大夫说:“情愿活着在烂泥里摇尾巴。”庄子说:“请回吧!我要在烂泥里摇尾巴。”)

    庄子与蒙田之间还有一点相似性也颇耐人寻味:道家学说诞生于激烈的政治斗争时期,当时正值战国时期,一直到公元前二二一年中国才得以统一(此后封建王朝一直延续到一九一一年!)。正是在这样混乱的时期,伟大的中国思想家试图为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寻找到答案。如果说孔子建议的是一条传统的礼仪之路,主张政治介入,以求创建完美人格的人和社会;而老子和庄子则主张的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从世界的俗务中隐退,通过观察自然和顺应天性来达到自我的完善。

    当然,儒家哲学也主张自然,认为这是智慧的典范,但是他们看待自然的角度与道家的不同:他们宣扬一种建立在完美、无可动摇的绝对秩序之上的人类智慧,皇帝是该秩序的中心,是尘世间至高无上的典范。而道家眼中的自然则是活生生的,变化的,多样的,表面一片混乱,道家提倡一种通达、灵活、律动、自然的智慧,我们不是要和无可动摇的宇宙秩序保持一致,而是和生活的丰富多彩本身和谐相处。孔子师徒通过建立稳定的道德秩序来发展人类文明,可这恰恰是老子和庄子指责他的地方,老庄和蒙田一样是主张自由的人,应该从文化和习俗这些人造的东西中解脱出来,忠实于自己独特的本性,而我们的本性在于更深的层次上,与无法辨识的、永远处在运动之中的自然和谐相处。

    在描述道家智慧的主要特点之前,我还要就道家的哲学基础和宇宙观说上几句。“道”这个字接近于佛家所说的“法”,有“道路”的意思。但是“道”也有基本原则的意思,即世界的本源,源头,来源。“道”赋予世界万物以秩序,维持世界的和谐。“道”是无法定义的,难以理解。没有一个词、一个概念能够穷尽“道”的意义,就像老子在其诗意的表达中所阐述的那样:

    视之不见,名曰夷;

    听之不闻,名曰希;

    博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唯一。[1673]

    “道”也还明确含有流动的意思,意为自然处在永远的变化中。其可触知的面貌就是太极,世界和我们看到的一样,是一个巨大的有机体,受到普遍的因果关系的支配。任何事物都取决于他者的存在,每一个存在都是这个鲜活的宇宙的一部分,与其他存在紧密相连。中国医学就建立在这种世界观之上,认为宏观与微观彼此呼应。

    宇宙生命的这一永恒流动受到两种完全相反的力量的支配:阴和阳。阳所表达的是雄性的,主动的维度,绽放,分隔,组织,征服。阴则表达的是阴性的,被动的维度,接受,结合,减弱,平息。阳是阳光,是生命的显露,是火,太阳,白日。阴是阴影,是生命的消失/动荡,是寒冷,月亮,黑夜。我们不应当将阴和阳看作针锋相对的力量,而是互为补充,不能分割的两极。两极以过程的形式呈现,任何生命都是充满活力的阴阳运动。

    与儒家的知识精英理论不同,道家不相信任何成体系的知识:道家哲学带有怀疑主义的印记。庄子是最伟大的“解构主义者”之一:早在蒙田之前,他就嘲笑了那些自以为道出真理,彼此之间却意见相左的哲学流派。庄子不认为有唯一的真理存在,他一直强调有必要走出两极的、完全不顾第三条道路可能性的思维方式(事物要么是对要么是错,非此即彼)。在他看来,完全相反,事物可以同时是彼亦是此。这就是为什么,庄子从来不用论证的方式,而是通过循环式的推理,他的起点就在于承认人的视野之间是有差异的,所以他一向喜欢用彼此矛盾的观点来说理。同样,也正因为这样,他喜欢通过边缘人的嘴巴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例如酒鬼,简单的人或是“失去理性的人”,哪怕是用来表达知识精英最为深刻的,或是自相矛盾的真理。

    但是,就像蒙田在后来做的一样,庄子也懂得如何肯定、决断、表达自己的想法。他反对教条主义的肯定,取而代之以说服自我的判断,同时,他也很清楚,哪怕是这些判断,也都是临时的,令人怀疑的。他倒不说“我什么也不知道”,而是说“我知道什么吗”。

    庄子的怀疑主义首先表现在他对语言的解构上:词语根本无法表达现实生活的深刻与丰富,何况这丰富还处在时刻的变化之中。词语使得现实凝固,因为这只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的视角,因此,对于词语我们应该抱有怀疑的态度,了解词语的相对性,甚至抱着一笑了之的态度。最后,庄子虚构了一些荒诞不经的故事就是想告诉我们,没有恒定的理性逻辑存在。在这一点上,他的确早在佛教传入中国和日本之前,已经成了后来禅宗所谓的“公案”的先驱。

    为了不至于跌落在语言约定俗成的使用中,以及随之而来的,知识的、文化的各种固定姿态——能动主义、意志主义,或是相信自然之中人具有某种优越性——中,我们就应该细心观察,相信感觉、经验,虚心地听从生活本身,倾听世界的“神秘韵律”,我们只能通过心,通过直觉与世界相连。因而庄子对工匠特别感兴趣,因为他们能够准确有效地完成工作,却并不需要借助思维:手能够做到智力无法言说的事情。他就举过一个“庖丁”的故事,讲述他如何随着经验的积累,能够游刃有余,带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灵巧完美地解剖一头牛。他在日复一日解牛的过程中,能够完全了解动物的关节所在,可这一知识的获取根本无需借助于词语和概念。[1674]因此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应如此,我们不应当通过理论学习来学会生活,而是通过生活经验的积累,通过身体和精神的锻炼,这样才能获取实践的智慧。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发现,庄子与后来的蒙田在教育的基本观点上也大致相同,蒙田强调人必须顺应天性、自然、生命的激情,教育和习俗却恰恰容易湮灭天性,在两个人看来,也就是湮灭了最重要的东西。

    我们于是抵达了道家智者教诲的中心点:“无为”而治。日常我们接受到的教育是改变世界,心有多大,力有多大,我们可以作用于世界,但老子和庄子却主张一种欢迎,接受,放弃,流动,变化的智慧。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

    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1675]

    ……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1676]

    这并非一种被动,而是松手。这些箴言并不导向宿命,而是告诉我们去观察,要有耐心,要灵活,无论是反应还是行动。不应该“强求”,而是伴随。庄子经常举泳者的例子,水流和波浪无法随着我们的意愿而改变,但是我们能够随波逐流:“与齐俱入,与汩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1677]这则故事让我想起蒙田用过的骑马人的故事,骑马的人要顺着坐骑的起伏。安托瓦纳·贡巴尼翁对此有很好的总结:“这画面讲的是我们与世界的关系,骑马的画面,马,还有位于马上的骑手如何保持平衡,暂时的‘稳态’,稳态,的确是这个词。世界在动,我在动,但我需要找到我在这个世界的稳态。”[1678]庄子很喜欢游泳,但我们毫不怀疑,倘若他是个骑手,他可能也会用到这样的画面,因为我们再也找不到更好的画面,能够表达我们应该如何顺应这个世界永恒的律动。而庄子同时也想告诉我们,所谓有知识的人的偏见,还有“自我”的表达——恐惧,担忧,成功的欲望,比较——使得我们何其不幸,又是如何干扰了生活的正常律动。一旦这些屏障消失,我们就能够以自然的方式调节自我,只要顺应生活和世界本来的潮流就可以了。

    为了更好地阐述“无为”的哲学,老子和庄子一反主流的价值观,认为弱较之于强更具有优势。老子借用水的隐喻阐述了这个想法: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

    弱之胜强,柔之胜刚,

    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是以圣人云:

    “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

    正言相反。[1679]

    另一个经常被用到的形象是孩子,孩子没有任何的行动能力,但是仅仅是其存在本身,足以让大人们为其波本。孩子是家庭的中心。他就是无为而为。所以成熟男人形象并不应该是智者的典范,尽管对于孔子来说是,可老子和庄子却认为孩子才是智者的模样,因此老子写道: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

    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1680]

    而庄子也曾经记述过一则很简短的对话:南伯子葵问乎女偊曰:“子之年长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闻道矣。”

    无为的智慧最终可以达到“超脱”,也就是完全接受生命及其自然法则:生,增长;衰落,死。如果说智者不惧怕死亡,这是因为他将死亡视作生命自然节奏的一部分。因此,在看到自己亲人面临死亡时,他也是这样的态度,有时可能会让周围人感到非常惊讶。

    《庄子》里就讲述过这样的故事: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1681]

    我们当然会想起,蒙田也曾说过,面对五个孩子的死亡,他没有任何“愤怒之感”。两个人都让我们接受生活本来的模样,而不是接受我们想象的,根据我们意愿塑造的所谓生活应该的模样。因此我们也不会感到奇怪,在两个人身上,都有一种学会了热爱生活,打开心扉拥抱生活之后的喜悦。庄子生活在当下和此地,却不因为这个毁了过去或担忧未来,相反,是充分地接受和享受现在的时刻。他的快乐来自无为,他懂得如何在“道”与生活之中化形于无,这样才能与大自然真正和谐地相处。庄子告诉我们。真正的智者应该是一身轻松的,因为他知道如何与这世界快乐的气息融为一体:内保之而外不荡也。他也知道如何与“一切在生与死之前来到的东西”融为一体。真正的智者应该是自由快乐的,与天地共舞,是不朽的。他摆脱了所有“个人的倾向”,“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1682]

    智者之所以快乐,是因为他放弃了一切将他与道的灵气与和谐分隔开来的东西。正是在放弃自我的同时,他成就了完全的自己,成为完整的人。这就是道家智慧的悖论所在:只有在忘却自我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只有在拒绝行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对他人有所影响,在重新成为孩子的同时我们才能够达及智慧,只有在接受自己的弱点时我们才能够变得强大,只有在面向大地时我们才可以发现天,只有全身心地热爱生命,我们才能够平静地接受死亡。

    在这一点上也是一样,我们再次想到了蒙田。蒙田和庄子一样,也热爱生命,快乐地接受命运,只是他的这份接受建立在深层次的宗教信仰上。参照的是上帝还是道,这都无关紧要。马塞尔·孔什本人尽管是个无神论者,但是他关于蒙田的这段话却同样能够适用于庄子,并且指出了这两位怀疑论者快乐幸福的真正源头,两位都真正感受到了生活的神圣:

    我们不应该看向那些施与者。打扰施与者是非常不谨慎的。闭上眼睛。一切都在闪闪发光的绝对太阳不是为我们出现的。就让我们满足于阳光吧,不必去窥视源头何在。真正看向上帝的方式是看向尘世,就像接受馈赠一般接受生活……享乐之中埋藏着真正的谦逊。如果带着谦逊与感谢,享乐的行为才是真正的宽恕。这是完美的宗教行为所在,是与深不可测的,难以理解的,但却无比慷慨的力量——自然,以及自然之源——融为一体,也就是说,真正尊重所享受的一切,是热爱,真正的关注,神秘的意识。[1683]

    而且,我们应该在大笑之中做到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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