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退两难之际，樊樊山来信劝齐白石避居北京，卖画自给，他携着简单行李，抱着一试的心情，于5月中旬第二次来到北京。不料进京不到10天，便遇上张勋辫子军复辟之变，他随郭葆生一家躲到天津租界避难。6月返北京，先住郭葆生家，后移居宣武门外法源寺，与同乡杨潜庵同住。
齐白石在琉璃厂南纸店，挂起了卖画刻印润格，但无人知道他的名声，他模仿八大山人简笔画法的作品也与流行的风格相左，生意很是清淡，终日在法源寺里闲着无聊，他写了三首《杂感》诗：
大叶粗枝亦写生，老年一笔费经营。
人谁替我担竿卖，高卧京师听雨声。
禅榻谈经佛火昏，客中无物不消魂。
法源寺里钟声断，落叶如山画掩门。
八月京华霜雪天，稻禾千顷不归田。
人言中将人中鹤，苦立鸡群我欲怜。
当时享誉京师的著名画家陈师曾（名衡恪，江西义宁人），能画大写意花卉，笔致矫健，气魄雄伟，他在南纸店看到齐白石的刻印，十分赞赏，便到法源寺访他。齐白石拿出自己的《借山图卷》请师曾鉴评，师曾即写了一首诗相赠：
昔于刻印知齐君，今复见画如篆文。
束纸丛蚕写行脚，脚底山川生乱云。
齐君印工而画拙，皆有妙处难区分。
但恐世人不识画，能所不能非所闻。
正如论书喜姿媚，无怪退之讥右军。
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
师曾肯定齐白石不同流俗的绘画风格，支持他走自己的路，不取媚于世人。而这，不也正是白石一生所孜孜不倦地追求的画风吗！这样一位名震京华的画师了解他、敬重他、鼓励他，使他十分激动。他紧紧地握着师曾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以后，他引师曾为挚友，经常去他家里玩，一起谈诗论画，成了陈家的常客。
陈师曾的书室取名“槐堂”，里面挂着白石的作品。他逢人便说：“齐白石的借山图，思想新奇，笔墨志趣高雅，不是一般画家所能比。可惜一般人不了解，我们应该特别帮助这位乡下老乡，为他的绘画宣传宣传。”这些都让齐白石深受感动，他离开北京时有诗云：槐堂六月爽如秋，四壁嘉陵可卧游。尘世几能逢此地，出京焉得不回头。
八月中旬的一天下午，齐白石信步沿着弯曲的长街，独自走到城南的游艺园，远观黄昏景色。只见霞光满天，千家万户，炊烟袅袅，别有一番情趣。回到住室后，顾不上吃饭，他信笔画了几幅纪实。其中一幅《北京城南远望写生小稿》上，画了一个门楼，两道浓烟。寥寥几笔，以极概括的笔法，把所见的景物概括地表现出来。然后题记说：“远观晚景，门楼黄瓦红墙乃前清故物也。二浓墨画之烟乃电灯厂炭烟，如浓云斜腾而出，烟外横染乃晚霞也。”注记画意，是他长期养成的习惯，是他观察生活的忠实记录，积累素材的一个办法。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白石对于绘画艺术倾注了何等的心血！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来京两个月了。听说北海的荷塘，莲花怒放，千姿百态，游人如梭。齐白石一大早就乘了车，赶到了那里，放下画具，观赏了半天，选择一处好的角度，精心地画了起来。齐白石画荷花，50岁才起步。试笔的第一幅作品是《荷花翠鸟》。他不满意，嫌花、叶拘滞，梗茎呆板，没有多少的情趣。但毕竟是起步，他也高兴地题了跋：“懊道人画荷过于草率，八大山人亦画此过于太真。余能得其中否？尚未自信……”5年后，面对荷塘，齐白石已能挥洒自如地写生了。
樊樊山对于齐白石的诗评价很高。他知道白石学诗同学画一样，走过了一段艰辛的道路。他最喜欢唐宋诗词名家的作品，尤其是杜甫、苏轼、陆游和辛弃疾的作品读得最多。五出五归后，他无限感慨地说：“身行半天下，虽诗境扩，益知作诗之难。多行路，还须多读书。故造借山吟馆于南狱山下，熟读唐宋诗，不能一刻去手，如渴不能离饮，饥不能离食。然心虽有得，胸横古人，得诗尤难。”齐白石把自己写的诗拿给樊樊山评阅，樊山劝他出集，并写了一篇序文。序中说：“濒生书画，皆力追冬心。今读其诗，远在花之寺僧之上，真寺门嫡派也。”10年后，《借山吟馆诗草》印行时，便以樊山序文为序。
这一年的10月，齐白石回到家，茹家冲寄萍堂已被抢劫一空。他刻了一方印“丁巳劫灰之余”，盖在劫余的书画上。他写诗说：“衰老始知多事苦，乱离翻抱有家忧。相怜只有芙蓉在，冷雨残花照小楼。”自经此次兵灾，百业萧条，他的卖画生涯大受影响，他《题画藤》的诗说：“湘上滔滔好水田，劫余不值一文钱。更谁来买山翁画，百尺藤花锁午烟。”那年他的家乡，遭受兵灾是很惨的。
北京回来后，他原打算筑室山林，潜心作画，平静地度过晚年，不与尘世来往。谁知道这里没有他容身之地。他后悔自己不该回来。但是，这里毕竟是生他养他的故土。父亲已经81岁高龄了，母亲也已75岁，还有妻儿家小。这许许多多骨肉之亲，怎不使他踌躇再三？父亲、母亲看到这里的情况，同他商量了好几次，希望他到北京去。春君也一再催促他速下决心。经过数次反复的商量，他决意离开他无限眷恋的家乡，离开他多年苦心经营的寄萍堂。他在给朋友的诗中有这样两句“借山亦好时多难，欲乞燕台葬画师”，表示了他打算定居北京的想法。
1919年3月初，齐白石乘乱事稍定的机会，悄悄地离开家乡。他曾经多次劝妻子春君携着儿女同他一道到北京。但是，春君舍不得撇下家乡的父老与部分产业，情愿养育儿女，留在家里。
到北京后，齐白石仍然住在法源寺。安顿好了的第三天，他依然在南纸店挂起了润格，卖画刻印。日间朋友们来探望他，或是打听湘中战事，或是谈诗论画。到了夜晚，更深人静，他常常通宵达旦，难以入眠。只要一闭上眼，父母、妻儿的音容笑貌，就会浮现在眼前。幕幕情景，交织在眼前，齐白石披衣挑灯，宁思了片刻，取出诗笺，写下：春园初暖问蜂衙，天半垂藤散紫霞。雷电不行笳鼓震，好花时节上京华。
在思亲、想家中，齐白石度过了郁闷的夏天。中秋那一天，郭葆生接他去小住了三天。在那小小的、洁净的庭院里，郭葆生约了几个朋友，在树荫下摆上小几，放着瓜子、糖果、茶水之类，赏月闲聊。
他们都了解白石的心境。闭口不谈有关中秋或是望月思乡之类的诗、词，以免白石触景生情，感伤怀念。但是，今晚千家万户笑声盈盈，欢度佳节，白石的心哪能不思念数千里外的亲人呢！他想起了苏轼那千古流传的名句：“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他的思绪伴随着飘动的、轻纱般的浮云，飞到了湘江，飞到了那充满奇异色彩的寄萍堂。春君和孩子们也在赏月吗？父亲、母亲他们呢？他不知在座的朋友谈论了什么。他只静静仰首，凝视着明月、白云，什么也不说。那晚，他喝的酒特别多。要不是几位朋友夺了他的杯子，他还要喝。
齐白石不知道自己怎样回到了寺中。反正他执意要回来，谁也留不住。朦胧中好像被几个朋友送了回来。可能是酒精的麻醉作用，这一夜是他近半年来睡得最好的一夜。要不是和尚送信来，他可能要睡到中午。
信是春君来的。他一听说，一跃而起。那工整的笔画，实在太熟悉了。在过去的三十多年岁月里，他闲时教春君识几个字。春君聪颖，好学，几年下来，竟然能写信了。字写得虽不太好，但秀丽、工整，一丝不苟。她告诉白石，给他聘定了一位配室，几天之内，她将携她一同来京，要白石预备下住处，准备成亲。
春君一片诚意，白石非常感动，忙着托人找房子，后来就在陶然亭附近的龙泉寺隔壁，租下了几间房子。朋友们知道白石要办喜事，帮助筹划，不多时间，桌椅板凳，锅盆碗筷，一一准备停当。一天下午，陈春君带着一位年轻女子赶到北京了。
女子叫胡宝珠，原籍四川丰都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八月十五中秋节。当时才18岁。她父亲名以茂，是篾匠。胡宝珠在湘潭一亲属家当婢女，出落得十分标致。白石一见，满心喜欢。当天傍晚时分，三人一同到了龙泉寺新居，在陈春君的操持下，简单地举行了成亲之事。
春君遂了自己的心愿，总算为自己找到一个代替照料白石的人，心里十分高兴。她待胡宝珠亲如同胞姐妹，精心地照料她、教导她。把齐白石的起居、饮食、生活、作画、刻印等习惯，——详细告诉了她，胡宝珠默默领会，一一照春君教她的去做。
过了立冬，报纸上连篇登载湖南战事再起的消息，春君一听，心急如焚：“这里的事安排停当了，我得早点回去。”
“也好。我同你一道回去，看看家里情况。”齐白石答应着，“这里的事就托付宝珠了，有什么急事，找一下郭葆生他们，我同他们谈一下。”
三四天后，齐白石伴着春君，南下回到湘潭。1920年元旦，白石在自己的故土上，度过了58岁的生日。2月，带着三儿良琨、长孙秉灵到北京上学。当时，良琨和胡宝珠都是19岁。他们同庚，但辈份不同，比起个头来，良琨比宝珠更高一些。临行前，春君特意嘱咐良琨，到了北京之后，一定要尊重婶妈，并且讲了许多有关宝珠为人的事。宝珠也十分尊重、关怀他们。处处以长者的身份，无微不至地照料他们。在这个偏僻的城南小平房里，他们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欢悦的生活。
由于童年苦难生活的煎熬，所以宝珠很成熟、懂事，勤俭地操持着这个家。在齐白石南下的二三月间，她一人住在北京，一步也没有随便离开过家门，整天关在家里做针线活儿，把白石的衣、裤、被、褥拆洗、补裰得整整齐齐。
齐白石同春君临行前，一再嘱她安排好生活，不要太苦了自己，但是，她有她的主意。她知道生活的不易，总把细粮留起来，尤其是大米，北京这地方不多，白石又爱吃，她就省下来。自己跟着邻居，学会了蒸窝头，每天就着青菜、咸菜吃窝头。
生活虽然是清苦的，但她的心充满了欢乐。她到底有了一个家，这颗曾经悬着的心，总算落到了实处。丈夫是个著名的画家，也是穷苦人家出身，为人正直、善良。大妈妈（她对原配陈春君的称呼）深明大义，待她如同姐妹，这些都给她以极大的慰藉。她对现在的一切都感到十分的满意。她唯一的愿望就是通过自己的双手，为白石创造一个尽可能温暖、舒适的家，让他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画他的画，刻他的印。齐白石几次搬家都是在寺庙内，最后一次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全家又搬到西四牌楼迤南三道栅栏六号。这里是居民区，环境比较幽静，白石比较满意，总算把家安顿了下来。
居北京期间，齐白石每年都回湘看望父母妻儿，如他在诗中描述的“燕树冲云都识我，年年黄叶此翁归”。他心悬两地，时时惦念着家乡的一切，怀念曾经拥有的宁静乡居生活。直到1926年，他的父母病逝，又卖了跨车胡同的房子以后，他才在北京稳定下来。当时，宝珠已生四子良迟、五子良已，三子良琨夫妇已在北京定居。他思前想后，刻了一方印：“故乡无此好天恩。”他知道，自己是不可能再回湘潭老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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