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变形，当然不能怪罪于宋明理学本身。真正的罪魁祸首应该是那些别有用心的统治者，还有我们自身理解力上的局限。也许，对于既没有宗教背景，也缺少形而上思维习惯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思想的偏差已经变得习以为常了。任何一种源头清澈的思想，在这片土地上，都会变形扭曲地生长。

    一

    在婺源，一直在想的，是婺源人朱熹。

    其实，婺源只能算是朱熹的老家。朱熹的生平很简单，他出生在武夷，6岁到14岁时，随父亲朱松来徽州府（今安徽歙县）读书。父亲去世以后，朱熹又随母亲回到武夷山。在此之后，朱熹科举中第，在外当了几年小官，又在朝中待了几十天后，便重归武夷。从此之后，他一直就住在武夷那个地方，间或出外讲学授业，直至终老武夷，魂散九曲。

    但朱熹对自己的家乡一直怀有强烈的情感。朱熹曾经两次到婺源，一次是1150年，当时朱熹刚刚20岁，才考中进士，荣归故里。看见家乡如此美丽，朱熹不由得诗兴大发：“郁郁层峦夹岸青，春溪流水去无声。烟波一棹知何处，鹈鸠两山相对鸣。”除此之外，朱熹写婺源的还有一首诗比较有名，那是朱熹有一次回婺源省亲，经过县城北门朱绯堂的时候，看到幽静而美丽的景色，禁不住吟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1176年，朱熹第二次回婺源省亲。这时候的朱熹自以为已经参透了天地之“理”，由一个白面书生成为真正的“大儒”了。其时，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沉沉新秋夜，凉月满荆扉。露泫凝余彩，川明澄素晖。中林竹树明，疏星河汉稀。此夕情无限，故园何日归。”绝大多数书中，人们都解释这首诗是他对故乡的思念和缅怀。我以为，这时候的朱熹关切的，已不仅仅是现实的家，还有精神上的家园。这首诗表现的，应该是他对人生终极意义的疑问。

    婺源人一直以朱熹为骄傲。在婺源，留有许多有关朱熹的传说和遗迹。在婺源的“文公阙”里，有一口古井，据《婺源县志》记载，当年朱熹父亲朱松出生的时候，井里面气涌如虹，经久不散。朱熹出世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这口井更是紫气贯天，不绝如缕。当地人于是给它命名为“虹井”。在婺源南部的九老芙蓉山，至今还有朱熹祖母的坟墓。据说，朱熹曾在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年）的时候回乡扫墓，当时亲手栽了24棵杉树。从此之后，九老芙蓉山也被称为“文公山”了。经过800年的风风雨雨，现在还剩下16棵参天杉树，被称为“江南杉王群”。

    除了婺源，在徽州的其他地方，也有很多有关朱熹的遗迹。我曾去过歙县的紫阳书院，当年，朱熹就曾在这里读书。而在黟县西递村的敬爱堂，正中壁板上悬挂着的一个巨大的带有象形意味的“孝”字，据说也是出自朱熹之手。除此之外，在徽州的很多书院里，都供奉着朱熹的画像或雕像。

    除了两次去婺源外，朱熹还曾专程来徽州讲学。可以想象的是，朱熹的谆谆告诫，肯定会让徽州的学子受益匪浅。朱熹说：“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朱熹还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须教无疑”，甚至提出“大疑则大进”。但我一直担心的是，当时的徽州人能真正地懂得他的教义吗？一个如此深邃的人，他的学问和想法，以及他的心路历程绝非一般人所能明白。于是，在沟通过程中，误解必定不可避免。就如同婺源乡亲在朱熹祭奠祖母之后，竟在朱熹栽下的24棵杉树上大做文章，说24棵杉树代表着“二十四孝”。这样的解释与朱熹的思想完全南辕北辙。他们捕捉不到朱熹的灵魂，只是捕风捉影异想天开。这一切，不免让人啼笑皆非。

    朱子的确是晦涩难懂的。即使是在自己的老家，朱熹也变得面目模糊，彻底异化——伟大的思想是最容易被世俗歪曲的——大众最善于变形，善于臆度，善于扭曲。于是，在婺源人乃至徽州人眼中，朱熹变得高高在上，变得不食人间烟火，仿佛成了一个身披皂衣、手执拂尘的老道，古板木讷，虚情假意，就像丢弃在杂草丛生、蛛网密布的废弃庙宇中的一具木偶。

    二

    一个与清丽的徽州有着血脉联系，并且一直居于神秀武夷的人，怎么会是一个迂执而腐朽、呆板而木讷的学究呢？当然不会。天地澄明，所造就的人必然明澈，这是谁也懂得的道理。

    对于朱熹，我想，最好的路径就是从他的文章、诗词以及其他一切散发着思想火花的地方去感悟他。

    一个人，能写出“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等闲识得春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样绝妙的佳句，必定是一个内心生动的人，一个率性的人，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一个有着大境界的人。

    首先，这个人肯定是不平凡的。少年时期的朱熹有着很重的书生气，对待人生，有着强烈的浪漫色彩。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诗中读出。朱熹23岁那年写过一首诗《过武夷作》：“弄舟缘碧涧，栖集灵峰阿。夏木纷已成，流泉注惊波。云阙启苍茫，高城郁嵯峨。眷言羽衣子，俯仰日婆娑。不学飞仙术，累累丘冢多。”一个具有大胸襟的人，早年必定是有着浪漫的情怀，朱熹也不例外。也许正是这种理想主义的情怀，造就了朱熹后来强烈的思辨能力和悲天悯人的思想，以及强烈的责任感。

    关于朱熹的性格，能表明的还有《宋史》所记载的朱熹与宋孝宗的一番谈话。当时朱熹被推荐给宋孝宗，面对皇帝，朱熹肯定想以自己独树一帜的思想来打动皇帝，于是便有了一番惊世骇俗的表白：“大学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虽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尝随事以观其理，即理以应事。是以举措之间动涉疑惑，听纳之际未负蔽欺，平致之效所以未著。”可以看出，朱熹的表白充满一股英气，有点急吼吼的味道，也充满着自以为是的傲气。史书并没有记载皇帝当时的感觉，但可以猜测的是，被“一介布衣”的朱熹开门见山地指出自己的致命弱点，宋孝宗当然会不太高兴。也许“性格决定命运”吧，这样的性格，哪里能容于小心谨慎的官场呢？这也就决定了朱熹必定会以一种民间思想者的身份度过自己寂寞的一生。

    关于朱子学说，我很难用简洁的语言加以表述，实际上，也没有必要。他的全部学说，可以概括为对“理气”和“心性”的悟道，并以此来规范社会的行为。理气论即是现在之宇宙论和形而上学，而心性论则是由宇宙论形而上落实到人生哲学的具体化。值得特别指出的一点是，朱熹的这种思维方式，与当时农业社会的简单、狭隘以及故步自封的普遍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最起码，朱熹认识到了这个世界有着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并要求遵循规律来办事。这样的想法，对于一直故步自封、亦步亦趋的中国文化来说，就像思维方式上的一道闪电，有着振聋发聩的醒世作用。

    我一直认为，朱熹的思想，对于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也许正是从程朱理学开始，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系统哲学，那是一种系统的形而上，一种富有逻辑性的深入思考。而以前的孔孟，包括老庄以及诸子百家，侧重的是一种对人生的看法，稍稍带点思辨的色彩，便转向伦理了，普遍缺少的是细密严谨的思辨体系……关于这一点，我不想说得太多，我想说的是，一个沉湎于形而上冥想的人往往都是有着大境界的人。在青山绿水之中，在与天地的对话与交流之中，通过静心和冥想，朱熹显然觉察到某种规律性的东西了，他觉察到了，想表达，更想深入。一个认识到规律的人显然只臣服于规律，臣服于自然以及社会的法则。朱熹就是这样。而他的全部济世思想，就是想遵循这种法则，按照法则去架构自己的理想社会。

    三

    一个伟大的人物必定是清晰的，但同时，他又有更大的迷茫。

    清晰，是对世界万事万物有着合乎规律的认识，有着异常准确的“智的直觉”；而迷茫，则是那种深入之后的无助。

    对于朱熹来说，这种清晰和迷茫同样也存在着。从朱熹的思想历程来看，他对世界的理解和感悟，同样存在着一个从小清晰到大清晰，最后又重归于迷茫的过程。人与理的关系就如同人与景的关系一样，虽然能够了然，但一切却在“灯火阑珊处”。也许，世界的本质就是这样吧。朱熹毕生都在搭建着很大、很广的思想架构，分类越来越细，思维越来越缜密。但他最终还是失去对思想的控制。朱熹将他所明白的东西讲清楚了吗？一部分清晰了，另一部分则更模糊了。

    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对越来越迷茫的形而上思考，朱熹的思维无法向前了，他只能将自己的学说拐了一个弯，将思想的锋头转向了社会本身，转向了对人性的自省与自律。朱熹在得出“宇宙之间，一是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的结论之后，突然大胆地提出“天理流行，触处皆是；暑往寒来，川流山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之类，无非这理”。就这样，朱熹把伦常纲要提高到万事万物同等规律的地位上。这实际上是一种浅尝辄止的思想后退，前行不了，便后退了。我真的不知道朱熹的思想初衷，这是一种变节吗？或许还是传统伦理的巨大力量，将他又拉回道德律上。

    也正是因为如此，决定了朱子学说在身后的变形，决定了朱子学说在更大程度上必定充当封建道德宪兵的作用。对于朱熹在内的宋明理学来说，或许其初衷是为了探索天地人之间的奥秘，探究天地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借助更多的思考和探索来破除外来宗教带来的仪式感以及诸多宿命色彩的教义。但他们失败了，他们思考和探索的结果，却授人以柄，变形为更大的错误。

    在徽州，这种变形后的朱熹的思想同样对当地习俗有着重大的影响。徽州随处可见的那些“忠、孝、节、义”的牌坊就是这种理解的具体体现。在徽州的棠樾牌坊群附近，有着一个极具特色的清懿祠（女祠）。走进祠堂，扑面而来的是令人窒息的气息，那种对徽州女人身心的摧残，让人不忍卒看。而这一切，都基于对朱熹理学的忠诚和教条。

    这样的变形，当然不能怪罪于宋明理学本身。真正的罪魁祸首应该是那些别有用心的统治者，还有我们自身理解力上的局限。也许，对于既没有宗教背景，也缺少形而上思维习惯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思想的偏差已经变得习以为常了。任何一种源头清澈的思想，在这片土地上，都会变形扭曲地生长。庸常化、恶俗化，甚至彻头彻尾地罪恶化。就像河流，在它的上游，往往是清澈本真的，而流着流着，就变得浑浊恶臭了。而我们往往就一直沐浴在这样浑浊的河流中，我们看不到清澈的源头，忘记了思想的本源。

    四

    在婺源那几天，我一直思考着朱熹“偶像化”的原因。除了朱熹提出的“心性”观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甚至因为朱熹姓氏本身让明王朝大力推崇之外，我想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个民族最推崇的东西，往往是它自身最缺乏的东西。正本清源地说，在朱熹的思想中，一直存在着与中国主流儒学相悖的东西，那就是强烈的内省意识以及精神上的探索和超越能力。对于张载、朱熹以及后来的王阳明来说，我一直觉得他们的思维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说暗合着古希腊的哲学传统，在方式上讲究理性以及缜密思维，在内容上讲究与万事万物规律的沟通。具体地说，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更接近康德的哲学思想。因为他们的思想都有着形而上的基本特征，并且将伦理提高为本体地位，以重建人的哲学。

    除此之外，我觉得程朱理学在思维方式上也极具进攻性。这里的进攻性，是指思维或思想上的探索精神。这样的方式与我们的普遍国民性不一样，与孔孟思想一脉相承下来的思维习惯不一样。对于一贯不太重视人本的中国思想史来说，这样的思想方式有着巨大的意义。我一直以为，朱熹最可贵的并不是他的思想，也不是他的体系，而是他在探索精神和方式上的巨大突破。那种无畏的探索精神以及思想的拓展努力，是永远值得推崇的。

    一个人，只有在思想上有着巨大的探索精神，才会有巨大的思想和心灵空间。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同样也存着一个如何拓展自己的思想和心灵空间的问题。人类文明，只有在深邃而广袤的空间中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在狭窄的河流中，是无法航行文明的巨轮的。

    五

    这个炎热的夏天，我在徽州的村落里游历着。在很多书院里，都能看到朱熹的画像。从画像上看，朱熹目光炯炯，长髯飘飘，一派浩然之气。徽州一直以好儒著称，几百年间，科举人才辈出，可那些人当中，又有几人有着朱熹的强烈探索精神以及广阔的心灵世界呢？绝大多数的求学者，都是为功名死读书，幻想着有朝一日金榜题名一飞冲天。知识的道路被禁锢在一条狭隘的路径中，两边都扎起了坚固的篱笆，既没有蓝天白云，也没有清风皓月。在朱熹曾经求学过的歙县紫阳书院，曾出过明代徽州唯一的状元——唐皋。对于这个人，我实在是没有什么研究兴趣。这样的人是不会有雄才大略的，也不会有广阔的胸怀。他只是那个封闭的、落后的农业王朝的寄生者、维护者以及执行者，是“克隆”而生的木偶人。

    对于朱熹和徽州，我突然产生一个大胆的论断：因为有着徽商，有着朱熹，其实徽州在中国历史文化上的地位还可以再高很多的。因为朱熹和徽商都可以成为改变中国历史的要素，一个从经济上，另外一个从思维方式上。因为到了朱熹的时候，中国思想史已经发展到一个紧要关口，传统的思维方式面临选择和革命，而朱熹所代表的理性和缜密思维完全可以给中国文化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从而影响和改变中国文化的思维习惯，继而发展和改变中国的历史。同样，徽商兴起的时候，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正面临着新的选择，面临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巨大改变。只可惜，朱熹和徽商在节骨眼上都没有促成历史发生巨大改变，中国的走势一如既往地按照自己的惯性保守而缓慢地前行着。历史的变化往往带有宿命的意味，随时都可以发生，也随时可以擦肩而过。天兮，时兮，命兮，运兮，对于这样的错失机遇，怪就怪我们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在历史前进的脚步声中，如果我们仍旧没有准备好，我们还会错失新的机遇。

    2002年夏天，我曾去过武夷山，顺便也参观了隐屏峰下的朱熹故居——“武夷精舍”。从“武夷精舍”登高远望，可以看到秀美的九曲溪在脚下蜿蜒流淌，阴雨的时候，身前左右都是缠绕变幻的云雾；而当天气晴朗的时候，呷着茶坐在门前，可以一直放眼看得很远。朱熹在“武夷精舍”落成之际，很是兴奋，曾一下子写诗12首，我最喜欢的是第三首《隐求斋》，那首诗中有这样几句：“晨窗林影开，夜枕山泉响。隐去复何求，无言道心长。”

    是啊，“隐去复何求，无言道心长”。遵循一个人的思想的确是太难了，那样的情形，就如同走钢丝，一不小心，就会掉落在错误之中。也许朱熹早就明白别人会对他不理解，以及历史会产生的错误吧，一切都是那样的无可奈何，唯有“我思故我在”。

    在婺源，在徽州，我一直胡思乱想。我一直见不到真实的朱熹。我只感觉到一个渐行渐远的影子，听到一个灵魂在边走边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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