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就徽州人而言，由于植根于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有活力的历史之上，他们的很多行为方式，都带着很深的历史烙印，带有习俗、文化、环境和地理的影子。而之后的大背景呢，是统一的中华大文化。

    一

    在徽州生活那么久，我也算是一个徽州人吧。对于徽州人，我几乎能从人群中一下子挑出他们。在徽州人身上，真是有一种独特的味道。尽管他们不引人注目，那么低调内敛，但他们身上一直残留着一种独特的气质。你只有曾经生活在徽州，才会对这种独特的气质异常熟悉，就如同我们熟悉徽州山野里氤氲的气息一样。实际上不仅仅是徽州人，任何一个地方的人，他们都会带有那个地方的烙印，带有那个地方的气味，而且随时随地都散发着“信息”。只不过徽州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人口流动的原因，气息似乎更统一一点，也更完整一点，这也更容易让人去感知这种整体风格。

    徽州人大多是貌不惊人，有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身材以及五官。他们很少有剑拔弩张、英气逼人的时候，他们看起来总是貌似平和，貌似谦逊，甚至有点“猥琐”；他们是很深刻地懂得温良谦恭的，也懂得道德、敬畏以及距离的关系。他们可以恭恭敬敬，也可以以礼相待，但在这些行动中总是无形地保持着距离；徽州人很少结伙抱团，集体意识较差，在更多的时候总是特立独行；他们一般来说是不太具有进攻性的，总是被动地防御，很少主动地去进攻别人；他们通常是不善言谈的，很少见到有徽州人夸夸其谈、胡天海地、言过其实的。他们做的永远比说的多，想的永远比做的多。但外表的谦逊并不能代表骨子里的提防和倨傲，徽州人总是在外部毫无抵抗的同时用内心偷偷地打量你，发掘出你的弱点，揣测如何与你相处。他们的心永远是敏感的，也是丰富的。这也是徽州文化积淀的心理前提。

    因为徽州人一直是比较低调的，也就比较难以了解。那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崇山峻岭之中，交通不便，身影不露。人们对于那浓重的方言也无法懂得，对于他们的文化以及生活习俗也不甚明白。我曾接触过一些南下的老同志，他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就由组织安排到徽州地方工作，但他们在徽州生活了几十年后，仍是感觉自己身处异乡。他们共同的感觉是：真是搞不懂徽州人！他们的不懂，不只是听不懂徽州人说的话，更是不了解徽州人的处事原则以及心理状态。他们感到与这个地方，与这些当地人，心理上总是隔了一层——看似薄薄一张纸，其实却是厚厚的墙板！

    日常生活往往代表生活的本质。了解一个地方的人，首先必须了解这个地方的日常生活。因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表现在日常生活里，不论一个人如何卓越，他的感觉和思维方式总是与他的经验有密切联系，与他的生活环境以及文化传统有关。除此之外，还有经济行为、家庭活动、宗法活动等，它们像齿轮一样互相啮合在一起，而在这些齿轮的缝隙中，往往会养成人的性格。在我的感觉中，徽州人是很有心计的，他们很少将自己的心思暴露在外，大都在内心里很清晰，有着自己清清楚楚的“小九九”。这些心思可能是关于家族多年规划的，也可能是关于自己人生走向的，或者是一些提不上台面的隐忍追求。徽州人是很固执的，他们很少能听进别人的意见，大多是一些目标异常坚定、毅力非常强、韧性非常好、行动非常小心而又异常执拗的人。他们的家庭观念很重，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能吃苦耐劳。他们的虚荣心是在成家立业光宗耀祖方面，他们很少跟外人谈论自己的私人生活，让别人看到的也只是有关自己的一团祥瑞景象。他们一直低调处事，走到哪里，都不太愿意成为焦点人物，总是甘当配角，逃避公众的视线。他们更习惯于充当幕后的操盘手，而不是在前台抛头露面。在跟外界交往时，他们一直怀有警惕，警惕得如一头山野里的黄麂。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长期接触到的环境而产生的感悟，财富不仅仅是烫手的，同时又是危险的。同样，外面的世界是精彩的，但外面的世界也是危险的。一般来说，徽州人是很在乎经济利益的，很在乎锱铢得失。这可能与徽商的传统有关，他们的发迹大多是由辛勤和节省而得到的，很少有发不义之财的。在政治上，他们一般不是很在行，只是靠勤勉和小心赢得口碑和地位；他们永远不是大玩家的那种，绝没有玩乾坤于股掌之中的王者之气，只是累于政治、累于关系，永远只是做官做得很沉重的刀笔之吏。

    这些年，徽州大热了。国内外游人大批拥向这里。徽州随着山清水秀的风光，随着粉墙黛瓦的民居，随着民风民俗闻名遐迩。但徽州人还是隐藏在这些热点后面，一直“犹抱琵琶半遮面”，他们像溪水中的一尾尾小鱼一样，潜于水之下。一如既往地淡定，一如既往地从容。人们在很多时候提到了徽商，但徽商只是一个概念，它抽象而遥远，仿佛与眼前的徽州人毫不相干。对于这个概念下的具体个体，对于那些活生生的徽州人，人们却没有直接而具体的概念，一切都是烟雨朦胧。

    当然，就徽州人而言，由于植根于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有活力的历史之中，他们的很多行为方式，都带着很深的历史烙印，带有习俗、文化、环境和地理的影子。而之后的大背景呢，是统一的中华大文化。在这一片星空之下的任何人，他们的性格特征，都是与中国文化紧密相关的，在他们的身上总体呈现着的，必然是中国文化的特质。特殊性永远包含在普遍性之中。明白了这些，对徽州人的认识，就容易找到一个突破口了。

    二

    应该承认，地理环境对性格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点，在徽州似乎特别明显。徽州的山地和丘陵占十分之九，土地贫瘠，群山环绕，交通极不方便。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徽州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山里人的很多特征，比如说在总体性格上比较质朴、内向、固执、有主见、特立独行、执着、耐得住寂寞等。但同时，徽州人也有着山里人狭隘和小气的一面，具体表现为缺乏集体意识、倔强、不随和、难沟通、容易打个人的“小算盘”、气量小、敏感，有时显得斤斤计较、目光短浅等。

    但徽州的山水环境显然有它的特殊性。徽州独有的山水使得这一块地方的灵性远远高于其他地方。在这片土地上，有神奇的黄山，有灵秀的齐云山，有重岚叠翠的大障山。黄山是一朵奇葩，她将徽州的灵秀推向了一个极致。而徽州的水是这块土地上最具有灵性的东西。从表面上看，徽州的河流是宁静的，但她的内在仍是不安分的，是躁动的。徽州的水系是开放的，它一直四向辐射：“北境水阳江、青弋江，西境秋浦河，均流入长江；南境阊江、婺水，南流折入鄱阳湖；东南境马金水流入浙江金兰盆地，联结闽粤之要冲；东境新安江、武强水，东注钱塘、东海。”徽州的水在很大程度上承载了徽州人文上的意义，可以说，它既不仅仅成为徽州人挟资四出的走廊，也不仅仅促使了徽州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发展，同时在更大程度上造就了徽州人与其他山里人不同的开放和灵动的性格。“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当然只是一方面。同样，山可以成就一个地方仁爱的性格，水也可以赋予一个地方智慧。徽州的山水就是这样，它除了给徽州人带来敦厚的一面外，还给徽州人带来了聪明和灵动的一面。自然与人类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着宿命关系的。一等的山水，必然会产生一等的人物。因为这样的灵性哺育，也就比较容易解释为什么徽州会产生朱熹、戴震、胡适、黄宾虹等大师级的人物了。这些人都可以说是集天地之精华而生长的，在他们身上，都有着一股与生俱来的混元浩然之气。吐纳着山川之灵气，孕育于山川之虚谷，当然会一飞冲天了。

    同样，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徽州人在性格上也表现得极其精细。这当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徽州文化中民间艺术异常兴盛，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徽州“三雕”闻名于世，不仅仅是技艺的过硬，同样，承载一个精细工艺的内心也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安静、不浮躁、热爱劳动、心若止水。与其他地方的人相比，徽州凡是需要在技艺和耐心上下功夫的东西总胜人一筹，除了建筑上的“三雕”之外，还有“文房四宝”、工笔画、工整的书法、厨艺以及制茶、制药等等。凡是需要技艺、耐心以及聪明的，徽州人总比别人做得更好。

    这里，我想别出心裁地比较一下徽州人与日本人的相同点。我的一个朋友多次去日本，他说徽州的自然地理环境实际上跟日本很像，都没有特别开阔的平原地带，山都不高，袖珍似的，但特别有灵气，特别有味道。虽然由于经济以及社会变化各方面的原因，徽州人整体上与日本人相差比较大，但仍有很多“质”的东西相同。比如他们既“顺服”，又叛逆，表面看起来很随和，其实内心执拗、脾气倔强等。此外，性格敏感、内敛、做事精细、严谨而刻板，包括悭吝等等，都可以说是他们的共同点。这同时也是山民的某些性格，也是封闭性的性格。相比较而言，日本先是受佛教文化影响，后来又受西方理性科学的影响更多一些，强调“本心”和“自然”，也强调做人的“义务”和“责任”，内心的张力似乎更大一些，领悟力、想象力、灵活性以及思维的宽广度都上了一个层次。而徽州人由于受儒学和礼教的影响，离“本心”比较远，更注重社会的纲纲条条，也力求“克己复礼”，似乎更规矩一点，思维上显得拘谨而狭隘，放不开。除此之外，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也造成了区别，比如说环境，日本濒临海边，海洋开放的方式对日本的影响也巨大，等等。

    三

    人的性格，似乎一出生就带有历史的痕迹，就像贴身相连的“胞衣”。徽州人也是如此。徽州人的来源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秦汉时期，由于东南地区推行中原社会管理模式，一些名门望族南下入住徽州，徽州最早的姓氏汪、程、方等诸姓都是在秦汉时迁徙过来的。二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当时的吴国曾对徽州土著进行战争，在徽州一带设立了新都郡。在此前后，中原一批望族也频频迁入徽州，他们当中有的是逃避战乱和纷争，有的则为流连徽州山水，有的则是受任为官。三是隋唐时期，由于历代的开发，江南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一大批北方人继续迁入徽州。

    一个地方往往有人物承载着神灵的角色，徽州也不例外。这个人就是汪华。隋唐时期，徽州出现了土著与移民之间的纷争。隋末，歙县人汪华率兵起义，他接二连三地攻取了歙、宣、杭、睦、婺、饶六州，称霸一方，自称吴王，并于武德四年（621年）归顺大唐。此后，汪华被唐朝授予歙州刺史，总管六州军事，封越国公。在此任上，汪华一统徽州，使原先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得到缓和，人民安居乐业。后来，汪华卒于长安，唐朝谥封他为“忠烈王”。按照他的遗嘱，他的尸体被运送到了歙县安葬，而他的弟子们也定居在徽州。汪华可以说是历史上对徽州影响非常大的一个人，他的出现使徽州历史上移民和土著的积怨消失，各宗族之间开始和平共处、繁衍生息，徽州也变得平稳安定起来。这样的结果对于徽州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因如此，后人立祠崇祀，将汪华奉为“汪公大帝”，或者称为“太阳菩萨”。徽州至今还流传着祭祀汪华的风俗。

    徽州的历史渊源，意味着徽州人出身的不凡，而且比较有历史内蕴。这也就不难解释徽州人为什么在骨子里总暗藏着一丝或有或无的傲气。同时，由于是分批迁入，徽州人大都聚族而居，家族气氛格外浓郁。

    徽州“八大姓”，原先一个姓有一个姓的祖居地，一个姓有一个姓的总祠堂。比如说歙县篁墩为程氏世居，棠樾为鲍氏世居，唐模为许氏世居，江村为江氏世居，潭渡为黄氏世居，黟县西递为胡氏世居，屏山为舒氏世居，绩溪西关为章氏世居，上庄为胡氏世居……这些村庄原先不仅不准杂姓迁入，连外村人婚嫁迎娶，也得绕道而行。

    这样的排他以及警惕的状况，可以说是典型的移民心态和宗族心态。这就不难解释徽州人在更多的时候为什么对于陌生人、陌生事抱有警惕的态度。

    因是逃避战乱兵燹，自然对外人存有很强的戒备心理，凡族人总爱抱成团，这自然形成了徽州较为浓烈的宗族心态。

    在迁入徽州的这些人当中，还有一部分人因为受到佛道思想的影响，有着浓烈的避世心态，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徽州人的性格，造就了他们特立独行的做派，影响着徽州文化。在黟县宏村和西递，很多对联正是这种思想的表现，比如说：“知事少时烦恼少，识人多处是非多。”“养成大拙方是巧，学到如愚乃是贤。”“得山水情其人多寿，饶诗书气有子必贤。”“德从宽处积，福向俭中来。”“静者心多妙，飘然思不群。有花方酌酒，无月不登楼。”“花能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屋小仅能容膝，楼高却可摘星。”“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

    这样的对联，实际上是对人生与世界的一种理解和感悟，以及感悟后自己的人生信条。在经过巨大的恐惧和颠沛之后，当人们来到这青山绿水的桃花源，将一切纷扰和争斗撂在一边，与自然直接面对时，往往就有一种“相看两不厌”的深层沟通和对话。昔日的纷乱和今日的宁静，恍若隔世。这时候就会产生许多心灵感悟，很多对联，就是发自心灵的喟叹。这样的对联，体现的正是徽州人渴望与山水相融的处世心理。

    也可能正是因为直接面对自然就能得到的抚慰，所以徽州自然的美学意义取代了宗教。既然自然与人的关系能使人在更大程度上得到平衡，那么宗教也就显得无关紧要了。这也是为什么徽州寺院相对较少、烟火味相对较淡。

    由于大批移民迁入时间的不同、来源的不一，徽州人在总体上呈现共同性格的同时，也因为地方的不同呈现出一些区别。当地流传甚广的一句话是“黟县蛤蟆歙县狗，祁门猴子翻跟头，休宁蛇，婺源龙，一犁到耪绩溪牛”，说的是徽州各县人性格的区别。这样的说法，如果细细地辨别一番，是有一定道理的。

    四

    我在写作《徽州书院》的时候，许若齐兄打电话给我说：“一定要把徽州书院与东林书院的对比写上，为什么在徽州，出不了东林书院似的读书人呢？”我也有同感，因为徽州人一直似乎是“顺民”，对于政治，他们很少有激越的主张，更愿意与政治保持距离。

    即便是在回避不了的时候，也很难见到他们的血性和胆略。一方面，对于政治，徽州人显然缺乏思想的高度；另一方面，他们更像是采用了商业上的做法，那就是遵循既定的规则，取其利而得其用，从不打算去改变规则，或者自己谋求制定规则。了解了这些，也就明白为什么在明清时期徽州有那么多的书院，又那么重视读书和科举了。

    徽州人似乎更注重的是实利，对于政治的党派以及争斗，他们往往敬而远之。

    他们更愿意潜心读书钻研学问，“学以致用”，以此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或者特立独行，保持着内心的主见。

    商业文化对徽州人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虽然说明清时代的商业状况缺乏足够的竞争，缺乏现代商业的概念，更像是一种民生的事业。但即便如此，那种在长期经营工作中培养出来的对于金钱的敏感和热衷程度，以及金钱对生活浸淫所产生的影响，还是相当巨大的。商业改变了徽州，改变了徽州的生活，也改变了徽州的社会风尚，甚至改变了徽州人。徽州人一直把自己商人的地位称为“朝奉”，这当中内在的根本在于借助这样的名称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

    在徽州，商业的社会风气和习惯无所不在。对于金钱的追逐以及商业活动中捉摸不定的机遇与起伏使得很多徽州人有着强烈的宿命思想，也有着由自卑反弹出的自尊。比如说在西递，几乎家家户户的大门都像是一个“商”字，人要进门，就必须得从“商”字下过。金钱毕竟在社会生活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徽州民居的建筑思想，也可以看出暗藏在徽州人身上的很强烈的聚财心理。徽州民宅大门的朝向都是向北，因为从五行上看，北为水，水象征着财运，表示着聚财；而南方为火，火则不代表财运。徽州人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不爱露富，不张扬，这点从建筑上也可以看出，徽州民居从外部上看总是平淡无奇，但却极其重视内部建设，一些精美异常的石雕、木雕和砖雕都深藏不露，其浮华和精细程度，让人叹为观止。这样的精美物件，只是关起门来独自玩味，这实际上也包含着一种狭隘而阴暗的自尊甚至自虐的心理。

    有人曾经说，在徽州人的身上，还有着与犹太人很相近的某种特征。比如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很少关心政治、无血性和火性、聪明、理智、见机行事、很少冲动，此外还有比较悭吝的特点等。这也是对的。商业文化对这两者的影响都很大。徽州人与犹太人的起源以及发家过程中的很多相似之处在一定程度上铸造了他们的性格，也使得他们有着很多的类同点。

    由于有钱、勤勉、重实利，同时又比较悭吝，再加上性格上的内敛、不善于沟通，以及中国民间长期以来由传统文化所造就的“仇富”心理，所以在明清时代，普遍的社会意识——对徽州人，尤其是对徽商的看法并不太好。当时一些很有名的话本小说，比如冯梦龙的“三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以及凌濛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包括后来的《儒林外史》等，都有这样的反映。在这些书中，对徽州人以及徽商都有很生动的记载和描绘，而态度大都褒少贬多。这当中最著名的便是《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孙富，文章这样写道：“却说他舟有一少年，姓孙名富字善赉，徽州新安人氏。家资巨万，积祖扬州种盐。”在书中这厮靠着有几个钱，活生生地拆散别人的爱情，硬要霸占杜十娘。徽商中有这样的负面形象，便怎么也高大不起来了。

    不过这些话本着实反映了徽州人在当时社会中的状况。《二刻》第三十七卷中的徽商程采，到辽阳投机倒把，买进卖出发了大财；《初刻》第四卷中徽商程德瑜，至川、陕作客贩货，大得利息。由此可见徽商的足迹遍布中国，“无徽不成镇”，名副其实。

    “二拍”中也写了徽州当地人的故事，如《二刻》第二十八卷，写的是徽州府富商程朝奉饱暖生淫欲，谋街边卖酒妇不得，白吃了一场官司；《初刻》第二卷《姚滴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的故事则比较离奇：徽州府休宁县荪田乡姚氏之女姚滴珠嫁与屯溪潘甲为妻。不久，潘甲出门做生意，滴珠与公婆不和便想回娘家。走的路线是乘船过河。结果被摆渡的扣下，渔利给一个相当有钱的吴大做暗妾，姚滴珠终究立场不大坚定，应允了。婆娘两家却为此大打官司，造成两年之久的悲欢离合。

    这样的故事本身算不上曲折动人，但徽州风情却在作者笔下活灵活现。对于徽州人，在话本里，凌濛初是这样评价的：“徽州人因是专重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归家，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到少的，尽皆轻薄鄙笑，就如读书求名中的中与不中光景一般。是谓实情。”这样的评价，在不经意中，总透露出一股鄙夷味。这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气。那个时代的风气是重文轻利、重仕轻民、重农轻商的。

    正因为时代的风气以及社会的态度，所以徽州人在这种强大文化的压力下自觉渺小，尽管有钱，但在更多的状况下非常自卑。因为自卑，所以性格上也就更狭隘、更内向，也格外要求自尊。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也就不难理解徽商为什么“贾而好儒”了。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徽州人总体上想获得财富积累，害怕风险，也不愿意扩大再生产，只好转为购买土地。商人转化为地主，再以良好的教育培育子弟转入科举从政的道路。这似乎变成了一条固定的道路。对于徽州人来说，“贾”是不得已而为之，“好儒”才是真实的想法。徽州人的“贾而好儒”，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无奈，是一种社会存在决定下的集体意识。

    五

    宗法制度是徽州人性格形成的另一个紧箍咒。在徽州，每一个聚集而居的家族都有一部甚至数部家谱。当一个家族经过数代繁衍，人口压力超过了当地的生态承载能力之后，这个家族的一部分就要开始考虑迁徙，以开拓新的生存空间。这样，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迁徙，大宗派生出小宗，小宗又新派出更小宗，就像大树屡开新枝一样。

    而家谱也因此变得厚重起来，以枝丫方式分为通谱、世谱、总族谱、分族谱、统宗谱、大同宗谱和小宗谱等等，一姓一氏的谱牒往往多达成千上万种。但族人们仍乐此不疲，精心打造。这样的良苦用心，当然源于他们对宗族的重视，对血脉的一往情深。

    宗法制度当然不是徽州的特例。但由于徽州独特的地理以及人文环境，徽州宗法制度较其他地方更为兴旺和完整。在漫长的历史中，对于历经战乱颠沛的徽州人来说，也许只有血脉之亲才能让他们安全，保证同宗民众相互认同，相互帮助和保护。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面对外部入侵，还是协调族内纷争；无论是承担重大建设工程、重大活动，还是遭受自然袭击与灾害；无论是在家务农，还是浪迹他乡经商……都需要宗族力量的支撑。相比较而言，友情显然是缺乏信任的，是远远低于亲情的；至于其他的，就更不值一提了。徽州人宗族血脉的关系体现在诸多的方面，即使出外经商，也是“父携子，兄携弟”。这样的原因是由于那个时代契约关系不稳妥，法律以及相关条文不完善，因此只有依靠血脉关系才能保持自身的稳定和信用。这样长期渗透于徽州人身上的习惯和传统，也从另一方面影响着徽州人的性格。在现在的徽州人身上，仍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意识的残留，比如说对外乡人的不信任，对宗族之外的怀疑；家中大小事很少示于外人，媳妇、女婿永远有着外人的感觉，家族之事，外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长辈对小辈，一直保持着距离和威严。这种宗族之间的联系与庇护的力量是很大的。正是这种宗族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造就了徽州人较强的宗族观念。

    儒学和礼教应该说是对徽州人影响最大的文化。它们使得徽州人在更多的时候表现得亦步亦趋，刻板而规矩。朱熹的思想和学说在徽州既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也渗透到人的行为和骨子里。由于徽州人对“程朱理学”的理解有很大的偏差，将朱子的学说理解死了，进入了“窄门”，这就更加重了徽州人行为和意识的沉重和狭隘。这样的结果必定使人忽略本心，忽略了人性的力量，自我压抑的成分多，自身行为和思想被很多纲纲条条束缚。徽州人很崇尚文化，但绝大多数人对于文化的真正含义理解得似乎并不太透彻，生吞活剥的结果是极容易造成人格的迂腐和执拗。这样完完全全沉耽于“儒”，长久地浸淫在儒的泔水中往往会造成人格的发酵变质，突出的变化在于从“小儒”变成“酸儒”，或者干脆变质为“腐儒”——过分在意一些细枝末节而忽视大局大方向，并且津津乐道执迷不悟的为“酸儒”；入世很深，没有文化的力量和大气，却受到文化负面羁绊的为“小儒”；忽视时空变化，仍执着于陈芝麻烂稻草，因而拥有一颗霉得长毛的心的为“腐儒”。在徽州，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人：他们懂一点文化，但文化并没有使他们聪明，反而让他们变得愚蠢，变得自命不凡；他们很难沟通，没有开放而谦逊的心态，也很难跟上时代的步伐——这些，都可以说是文化负效应的表现。尤其是明清以来的“八股科举”，对徽州的影响甚至说打击几乎是致命的，它使很多徽州读书人变得迂腐而狭隘，在人格上也变得残缺不全。

    这样的社会环境决定了后期的徽州人很难有轻灵之气，既难产生超凡脱俗的陶渊明，也难产生愤世嫉俗的八大山人。在这样的狭隘的思维中，既不会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境，也不会有“梦久不知身是蝶，水清安识我非鱼”的困惑，更不会有“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的洒脱，当然也少了“一览众山小”的情怀。徽州的文化从明清之后因为教育以及徽商的影响，就很少有徽州人“离地三寸”的洒脱和轻灵了，也很难看到大气和从容，他们变得实在而功利，有时候甚至有点势利了。慢慢地，徽州人的整体性格也滑向边缘化、平庸化了。

    六

    在徽州民间传说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这个人物，一贯以刁钻爱恶作剧著称，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喜剧形象，甚至可以说是正面形象。在徽州，街头巷尾、村头村末一直流传着这个人的故事。每次人们在谈论时，总带着愉快，带着赞许。这个人就是“烂肚宝”。关于“烂肚宝”的故事有很多。比如有个故事说“烂肚宝”跟人打赌，说能让一个漂亮的小媳妇替自己系裤带，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有一天，“烂肚宝”看见那个漂亮的小媳妇从村口沿着木桥出村，“烂肚宝”就手捧十几个鸡蛋走上木桥。两人面对面时，“烂肚宝”一声咳嗽，裤带松了，裤子掉了下来。小媳妇一下子红了脸，进退都不能。“烂肚宝”便嬉皮笑脸地说：“你只有替我系了，我手上捧着鸡蛋呢！”漂亮的小媳妇只好红着个脸，上前去，把“烂肚宝”的裤带系好。

    “烂肚宝”的故事在徽州流传极广，徽州人也极喜爱这个桀骜不驯、幽默油滑的小人物。在市井以及家庭中，每一次讲述都会使听、讲双方乐不可支，脸若莲花。从表面上看，这种放肆与幽默的方式似乎与徽州人的性格很不相像，但实际上，正是因为徽州人在普遍意义上表现出古板和正经，才会使这样截然不同的东西有着生存的气候，也有着生存的土壤，因为所有的力量都有反作用力，而且需要一种排遣方式。徽州人正是普遍缺乏“烂肚宝”的这种“泼皮”精神，所以才会在潜意识里对这种“泼皮”精神格外羡慕。这样的对立方式，就如同保守规矩的英国为什么会产生诸多叛逆者，而德国那么理性、严谨的民族却会产生希特勒这样的自大狂和疯子一样。

    一切事物都有潜在的对立力量。它自身越偏颇，它的对立面也会越偏颇；积蓄的正面能量越大，那种反作用力就越强，爆发力也就越强。与徽州普遍的“温文尔雅”与“顺从”背道而驰的，也有着截然相反的代表人物，那就是方腊（《宋史》说方腊是浙江淳安人，比较肯定的说法是方腊的祖籍为歙县）和汪直。这两个人物都是历史上大逆不道的人。他们的性格，似乎也天生地与徽州普遍的性格不同。汪直“少任侠，及壮，多智略，善施予，以故人宗信之”。而方腊呢，显然是一个天生有反骨的人，他还有着徽州人少有的宗教信仰，并且能运用宗教作为武器来进行反抗。这两个人在绝大多数时表现出来的人格特征以及行为方式都与徽州人很不相同，但他们都是正宗的徽州人。也许正是徽州这种相对挤压也相对平衡的空间，让他们产生特别巨大的反作用力。这样的存在，似乎是一种反证，也是一种强烈的对比。不仅是自然界，在社会关系上，同样也能体现出一些公理的。

    相同的例子还有胡适和陶行知。在胡适身上，既有徽州人严谨勤勉、恪守传统的一面，同时又具备徽州人极缺乏且不具有普遍性的东西，那就是自由主义的思想，通达、智慧的性情以及非常好的大局观。当然，优秀的人格是超越地域限制的，在他们身上，很难看到地域因素的限制。胡适性格的形成源于他开阔的视野、丰富的经历、深厚的学问以及深邃的思考。但仍然可以肯定的是，在他身上，还是体现了徽州人两极的东西，一种明处的顺从和遵循，一种暗处的叛逆和反抗。

    陶行知同样也是徽州的一个特例。陶行知身上那种“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无私情怀以及宗教思想，也是一般徽州人身上难以看到的。陶行知从不算计，甚至能舍弃自己，他表现出的都是熠熠闪光的“大我”。也许，这样的思想与陶行知的经历有关，是他接受的另外一种教育让他拥有了博大的情怀。但仍然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正是由于徽州那种本来清明的东西让他的内心有着非常好的底质，而后来他的思想，正是基于这样的基础之上。

    总而言之，徽州人毕竟是一个广大的群体，它的承载者又是如此复杂，而且时间跨度极大。这让我们对徽州人下定义如此艰难，因此，这样的标签不应贴在一个规定死了的群体上，而是体现为一种无形的心理定式和秩序。这种心理定式和秩序吸纳并放逐着在这块土地上出生的无数人，他们是整体的，也是个人的；是静止的，也是运动的；是可以捉摸的，也是匪夷所思的；是约定俗成的，也是随机变化的。

    让我们正视“徽州人”三个字，也让“徽州人”发扬光大。因为这个群体影像还得由活生生的现代人继续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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