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徽商就如我们头顶上曾经掠过的雁群一样：虽然宏伟壮观，但对于现今来说，徽商是早已消逝的空谷足音。在徽州，每次想到那些落寞苍凉的徽商，看到那一幢幢曾经雄伟的大屋慢慢变得腐朽，我总是嗅到一股墓穴的味道。

    一

    在渔梁小街上走来走去，见到的，似乎都是老人。

    这是一个看起来极为平常的小镇。破败而寂静，虽然它离歙县县城只有3里路，但感觉相当偏僻。

    我很早就来过这里了，那还是童年的时候。那时的水要比现在清得多，氛围也宁静得多。渔梁当时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童话剧里的场景，神秘而宁静，亲切而温馨。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那条古街，窄窄的，滑滑的。街面全是由青石板铺成的，行走在上面，能听见自己清脆的足音，就像啄木鸟尖喙撞击树干的响声。而在清晨甚至上午，渔梁一直浓雾弥漫，宁静而遥远，像栖于水边的一个千年之梦。

    渔梁的著名，是因为有座古老的坝。渔梁坝横跨新安江，虽说是青石板筑成的，但现在已呈黑色了，那是一种岁月的底色。它建于宋朝，构建之精巧，让人匪夷所思。坝不是完全垒成的，石头与石头之间，都有榫头。正因如此，千年之后仍巍然矗立。坝的存在给渔梁增添了一道美丽的景观，斜阳西照渔舟唱晚时，这坝看起来有别具一格的美，古朴而富有质感。实际上不仅仅是古坝，渔梁的一切都给人这样的感觉。尤其是这里的老人，态度安详，举止沉静，那是岁月磨砺的结果。当然，岁月也磨砺出他们的麻木，他们的知天乐命、屈辱和隐忍。这些都是人生的馈赠。

    如果站在坝上看渔梁，老房子层次分明，像一首古老的歌谣，被分成了很多声部。渔梁的房屋一律是青瓦白墙翘屋檐，沿着山势铺陈下来，到水边突兀地停下，一副惊诧的模样。在白天，渔梁整体的黑色显得特别刺眼，像是一幅刻得很深的版画。而在夜晚，所有的东西都是黑色的，水天一色，一切都天衣无缝地掩埋在未知之中。

    实际上徽州很多东西都是未知，都是空蒙。现在的徽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像是蝉蜕下来的壳。当年，渔梁曾是徽商水路出走的一个重要码头，无数船只栖集在这里。据说，当年渔梁的街道长达2里，远远长于现在的小街，街道两旁布满酒馆、客栈、商店，到处都是徽商、水手、脚夫和往来的客人，妓女在街边招徕，一派繁华兴旺的景象。当年徽州有八景，“渔梁送别”就被列为一景。但它指的不是兴旺，而是在码头送别亲人的悲凉。时人有诗描绘道：“欲落不落晚日黄，归雁写遍遥天长。数声渔笛起何处，孤舟下濑如龙骧。漠漠烟横溪万顷，鸦背斜阳驻余景。扣舷歌断频花风，残酒半销幽梦醒。”在诗中，晚日、归雁、渔笛、孤舟、云烟、鸦背、斜阳、残酒、幽梦等，无一不是在诉说着离别的伤感。断肠人在天涯啊，毕竟，在当时，从商不是阳关道，只是背井离乡的“奈何桥”。

    出生于茶商家庭的胡适曾经描述过徽州人出行的情景。他回忆说，徽州人从前出门远行，送行的人要早上请他吃饭，吃饭之后，大家送他出村。到了桥头，远行的人向送行的道谢作揖后，就上桥了。徽商出门，往往背着一个口袋，里面装着干粮，有时候就是简单的炒米，到一地方，只要向别人要点水喝，就可以聊以充饥。在徽商中还流传着一句话：出门带着三条绳，可以万事不求人。意思是说徽商出门总带着绳索，身背的行囊坏了，或者货物绳子断了，都用得上自备的，必要时还可以用它来上吊……很明显，当时不少徽州人就是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信念投身于商海的。

    我舅公也曾是那长长队伍中的一员：1940年他16岁时，就离开家乡，到金华去打工了。出发前，亲朋好友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并拿祖上和身边的很多事激励他，希望他成就一番事业。他当时暗下决心，一定要出人头地，否则将无颜见江东父老。正是在这样的信念下，舅公在外面的世界里辛辛苦苦积攒着财富。先是在金华给人当伙计，然后辗转杭州。就在他积蓄了一点资金回到金华盘下一爿小店准备实现发家致富愿望时，日本鬼子来了。舅公无奈只好回到家乡歙县，暂时避一避危险。等到抗战胜利，舅公再次下新安来到金华，想一切从头再来。但很快，新中国成立了，公有制实行了，舅公不得不放下了自己的老板梦，回到了家乡，当了一名国营百货公司的小职员。

    舅公一直对自己的人生有着一种不服气的感觉，也耿耿于怀。在他晚年的时候，政策好了，可以勤劳致富了，但舅公却已经老了。老了的舅公每天在县城八眼井附近那个长着高大石榴树的院落里踱步，品咂着人生的命运，时而兀自叹息。

    历史就像幽灵，只有相信，他们才会存在。对于今天的渔梁来说，现在的情景就像是水面上的波光，而当年的热闹和繁荣早就沉于水里了。它们就像水底的淤泥一样，跟水草纠缠在一起，只有游来游去的鱼偶尔才能撞击一下，惊醒一片昔日的春花秋月。

    二

    一个初次走进徽州的外地人肯定会大吃一惊——那么多富庶大宅，竟然藏在这偏僻的东南山区。单就那一个个村落的规模、环境，所注重的风水和水口，那种浑于天然的整体布局，就不是一般的财力所能达到的。比较有名的是黟县宏村，当初在建造之时，据说首期资金就在百万两白银以上。而在徽州，原先与宏村相媲美，甚至比宏村更考究的村落还有许多。在徽州的古村落中，大宅鳞次栉比，祠堂雄伟壮观，牌坊高矗入云。更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深宅大院，竟那样别有洞天：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精美的“三雕”、家具、陈设、书画，还有很多价值连城的宝物。

    这的确是曾经富庶的地方，那富，不是一般的占有，而是富甲天下，是笑傲江湖，是殷实海内外的。记得初次接触徽商历史的时候，翻开厚厚的典册，从那些正史、野史字里行间读到的东西，真是令我大吃一惊，我从没想到徽商在历史上竟然是那样的辉煌。以乾隆时为例，在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白银，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七千万两。徽商之富，令乾隆皇帝都发出“富哉商乎，朕不及也”的感叹。就商业繁荣来说，在当时的社会里，徽商仿佛是“一枝独秀”，或者“独占鳌头”，他们比晋商更富，人数也更多。他们的光亮，似乎真的是可以照亮全中国。在明代，最大的徽商已拥有百万巨资，超过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大船东勒迈尔的实力；在清代，徽商的商业资本已激增至千万两之巨，其经营的资本额，已达到了当时商业的巅峰。

    徽商辉煌的前提是，随着财富与文明的积累，传统的农业社会开始松动，一些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以抑制不住的方式悄然出现。明中期之后，中国东南部经济快速发展，城镇日趋繁荣，传统的经济状态发生了一些变动，其标志是以贩运奢侈品和土特产品为社会上层集团服务的商业向贩运日用百货、面向庶民的商业转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徽商异军突起，登上了经济的大舞台，叱咤商业风云。从明朝中叶的完全兴盛开始，徽商的发达一直持续了300多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奇迹。

    我一直相信历史和人生的宿命意义。

    这个世界的因与果，绝对不是那种简单的一一对应，当中必定掺杂着许多复杂、不可捉摸的因素。

    这正如人健康状况的神秘性一样。一切历史事件，尤其是大事件，都不可避免地难以诠释。

    对于徽商的成因，专家学者众说纷纭。有很多人认为徽州的地理和自然环境是徽商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徽州靠近东南发达地区，致富的机会多，人众田少，有着发展经济的局限性，因此就被迫走向山外的广阔空间。这是最主要的。另外古徽州相对薄弱的封建思想基础也是从商的有利因素。徽州“山高皇帝远”，封建专制的控制比较薄弱。

    这就使得徽州人有着相对务实和超脱的意识，而意识，往往是行动的先觉条件——这样的解释都是对的。但我一直觉得在这样的过程中有着偶然性的作用。以上的条件在很多地区都存在，为什么崛起的偏偏是徽商呢？在必然性中，必然有相当多的偶然成分，带着神秘和宿命，让人无法解释。就这样，地处偏隅的徽州以谁也无法解释得清的原因，成为天下财富的摇篮。

    当年徽商的足迹遍布全中国。而从徽州外出的线路主要有四条：一是东进杭州，入上海、苏州、扬州、南京，渗透苏浙全境；二是抢滩芜湖，控制横贯东西的长江商道和淮河两岸，进而入湘、入蜀、入云贵；三是北上，通过大运河往来于京、晋、冀、鲁、豫之间，并远涉西北、东北等地；四是西挺江西，沿东南进闽、粤，有的还以此为跳板，扬帆入海从事海外贸易。

    在这些线路当中，最普遍的是东进杭州，然后渗透江浙。从徽州到浙江的主要道路有两条：一条是以新安江为路线，走水路，沿着新安江到达浙江建德、淳安，然后到达杭州，然后再转到苏州、上海；另一条则是走陆路，即所谓“徽杭古道”，翻山越岭，从现在的绩溪县伏岭乡境内，到达浙江的临安县（今临安市），然后再走向浙江的其他地区。徽州人走出家门之后，一般来说，先是经营徽州本地生产的茶叶、木材和文房四宝，而后贩卖外地的粮食、棉布、丝绸、瓷器等，然后再是“奇货无所不居”。

    2002年，我曾经参与过一场“寻访徽商故道”的大型采访活动。活动是从徽州出发，然后下新安，经过浙江兰溪、金华、义乌，再到杭州、上海，然后再走苏州、扬州。这一带，曾是当年徽商活动频繁的地域。沿着这条线路，我们行程有半个多月，走了4000多公里。每到一地，我们尽一切可能寻访到当年徽商遗址，寻访当年的徽州会馆以及散落在当地的徽商。由于时间相去久远，当年的遗址已很难看到，有的也辨不真切。对于当年的具体情形，我们大都只能从讲述者的描绘中去感知雪泥鸿爪，去分辨它依稀的景象。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次走“徽杭古道”所留下的强烈印象。那是一个冬天，风无比凛冽，打在人脸上生疼。车在山脚停下之后，我孤身一人走上了往日的徽商古道。这条蜿蜒的山路显得很落寞，要间隔很长时间，才能看到一两个人。当年，这条古道上每天都有徽州人进进出出，为生存和致富奔走不停。我沿着石级，顺山势蜿蜒而上。石级是由石条嵌入石壁内筑成，石条足有一半凌空而悬，令人心悸目眩。当走到“徽杭古道”的关口时，我已是气喘吁吁，浑身无力。关口在半山腰，是用石头堆积成的一个石隘，上面不知是谁题的字——“江南第一关”。一边是万仞峭壁，另一边则是万丈深渊。往东看，古道弯曲向上伸展，酷似天梯。我知道沿着这条路继续往前走，就是浙江临安县，然后就是杭州。徽州人当年在经过这个关口时，很多都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因为故乡已被抛在身后，而眼前的茫茫山道，极可能就是人生的不归路。那一天，在关口的北风呼啸中，我仿佛听到依稀传来的民谣：“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首民谣，正是徽州人出外经商时悲苦心情的真实写照。

    三

    对于徽商，现在的徽州人，绝大多数是说不出个所以然的；对于曾经活跃在外地的徽商来说，就更是如此了。那一年我们从上海外滩沿江往南浦大桥方向走，走到那个叫“多稼路”的公共汽车停靠站，向右一拐，便感到时光一下子倒退了近百年。那里是一片低矮破旧的房屋，很多人无所事事地坐在狭窄的街面上晒太阳、嗑瓜子、聊天，就连开出租的司机也将车停在拐角处，一伙一伙地打扑克。这条狭窄弯曲的小街就曾经是老徽商栖集的地方。从街名和地址就可以看出：会馆码头街、会馆街、会馆后街……行色匆匆的我们找了一圈后，根本无法确定哪一幢旧房子跟徽商有关，但可以肯定的是此地当年随处都有徽商的足迹。

    当年在上海，徽商可真是惊天动地！清末在上海做生意的徽商，就有好几万人。在上海，他们不仅仅从事棉织业、木材业，还从事着典当行、造船业，甚至海上贸易。同时，徽商中的盐商由于财力雄厚，对上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支持作用。明朝成化年间就有人说：“松（江）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确实道出了实情。在上海地区驰骋了数百年之后，一直到近代，徽商才慢慢地退出。

    但上海还是有一些无形的徽州印迹留传下来。比如现在的上海本帮菜，就有很重的徽菜的影子。当年徽商大兴于上海之时，由于徽商有钱，又喜欢重油重色的家乡菜，一时间，徽菜馆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时，上海还有500多家徽菜馆，有一些还非常有名。比如位于老西门的丹凤楼，据《徽馆琐忆》描述：此楼“千余只座席常常爆满……夜间厨师为次日生意所做的准备工作，从打烊起要忙到东方发白，店伙晚上只睡二三个钟头。为此，灶间里不得不常备一大壶西洋参供店伙饮用”。从这样的记载中，也可见当时徽馆的繁荣。

    对于现在很多文章描述的徽商的经营手段以及发达原因，我很不以为然。那些文字大多是出于政治或宣传的功利，对当年的徽商过于美化，甚至认为当年徽商的财富完全是靠诚信以及辛苦所得来的。这当然不完全是事实。马克思就说过，没有一种财富是靠完全诚实而得来的。徽商同样也是如此。在徽商经营的过程中，勤勉和诚信当然是有的，但同时，不可避免地要运用一些与道德伦理相悖，却可以带来经营效益的方针和策略。对于这样的方式，我们应该以平常心来看待。商业手段与道德原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相融的东西少，并行的东西多，它们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就如铁轨一样平行延伸。两者在理念与方式上所造成的差别是很正常的，完全没有必要把它们硬拧在一起。

    万历《歙书》曾经把徽商的经营方式归纳为五种：一是走贩，二是囤积，三是开张，四是质剂，五是回易。在这当中，走贩，即长途贩运，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徽商把本地的木材、土特产贩运到江浙等地区只是他们的第一步。更多的是，他们还把太湖流域的丝绸，南方的茶叶、棉布运到全国各地；把皖南、闽、浙山区的木材从杭州转运到北方。其次的手段便是囤积。徽商每到一地，当粮食、棉花、蚕丝等农产品大批上市的时候，便乘机压价收购，大批囤积，在市场短缺时再抛出，从中赚取丰厚的利润。清朝咸丰时，黟县人余士鏊经营商业，“其为贾也，术习计然，故善居积”。余士鏊的资本曾在太平天国时期损失殆尽，而他居然又以剩下的50两银子作本，不断地买进卖出，最终重振雄风。明人蔡羽在《辽阳海神传》中曾经描写过徽商程宰囤积致富的故事：正德年间，程宰与其兄长途贩运赴辽阳经商，不幸亏本折利，耗尽了本钱，一时穷困潦倒。后来程宰在辽阳海神的启示下，从事囤积居奇。先是囤积了黄檗、大黄等药材，连本带利共得纹银500余两。然后又是囤积彩缎、粗布。短短的四五年间，程宰就由一个小商人一跃成为腰缠万贯的大富商。

    在与社会的交往中，特别是在与统治者阶层相处的过程中，徽商也表现出了比其他商帮更多的过人之处。在金钱与权力的交往中，捐赠、依附、奉迎与仰攀自然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徽商也是如此。清时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多次南巡，每次南巡，两淮盐商都全力报效，捐出百万以上巨资来搞接待。有一个故事可以看出徽商对于权力的攀附：乾隆皇帝有一次沿着大运河到了扬州，在参观完瘦西湖后，十分随意地说了一句：要是有个白塔，几乎就是京城的北海了。结果徽州大盐商江春听到了，连夜召集能工巧匠用盐垒出了一个与北京北海一模一样的白塔。等到第二天扬州的地方官再邀乾隆前往瘦西湖游览时，画舫缓缓进入，坐在舱里的乾隆一下子看到了湖边凭空多了一座白塔。这时候的乾隆，除了惊喜感叹之外，对于徽商，可能还会多出三分警惕来。

    由于慷慨，也由于“贾而好儒”的表象，当权者与徽商的心理距离缩短，权力和金钱顺理成章地联姻了。徽商顺利地拿下了最赚钱的买卖，那就是经营盐业。在当时商品经济日趋发展的条件下，由官府直接经营盐的生产与运销的办法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国家为了维护榷盐制度，保证盐利的收入，就必须取得商人的帮助，因此也不得不给商人一些特权和利益。这样的联姻，从本质上来说，是一拍即合的事情。盐商在取得这样的垄断特权之后，更是翻云覆雨，高价卖盐，贱价收盐，垄断专营，从而暴富天下。这样赚来的钱，要比那些做小本生意的同乡多出好多倍，也来得轻松而潇洒。明朝万历年间，时人说：“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清朝时徽人汪交如、汪廷璋父子，汪应庚、江春、鲍志道等都成为“富至千万”的大盐商。这样的行为，虽然归结于投机，但商业规则本身就是讲究利润的，倒也无可厚非。这时候的徽州盐商，就像一头头嗅觉灵敏、凶猛异常的野兽一样，能很快地从制度的漏洞中发现商机并迅速致富。这样的事例，说明徽商对于商机有着非常好的敏感度和把握能力，这同样也是“胜人一筹”的表现。

    四

    关于徽商的特点，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诚信、节俭、贾而好儒”。的确是这样，在文化上，徽商有着一整套的理念；在架构上，徽商普遍带有一种血缘和地缘关系，外出闯荡往往是父带子、兄带弟、亲帮亲、邻帮邻；在经营中，徽商相对注意商业道德，讲究“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仁心为质”；从出身上说，徽商奉行“以儒为体，以贾为用”的信条，追求儒为名高，贾为利厚，儒贾结合、官商互济，因而形成了“贾而好儒、弃儒为贾、亦贾亦儒”的重要特色。

    但我觉得，这些特点都不是徽商成功的关键要素，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道德的普遍要求，是儒道在商业中的体现，也是当时商业文化的普遍特点。只不过因为徽州是“程朱理学”的老家，徽州人在商业活动中的自律更严格一些，比较注重道德行为规范。而且徽商在经商中标榜的“诚”“信”“义”，还可以带来更多的商业利润。作用如此，何乐而不为？于是，徽商在此后的商业活动中，便将这种道德规范自觉化，也广告化了。

    值得一提的是儒学对徽商的影响。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需要一种“内心的观照”。儒学特别重视对知识的探求，比较崇尚理性思维与实践伦理，有着积极的入世态度。这样的方式，与商业活动中所强调和需要的很多东西是一脉相承的。

    实际上徽商真正的特点，或者说在成功当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徽商有比较好的文化功底，在于“练达明敏”。跟其他地方的人相比，徽州人受教育程度较高。因为有文化，徽州人自然在审时度势、运筹决算、进退取舍乃至整个经营活动中胜人一筹。这些知识和教育，可以说是比原材料、资本、劳动力更为重要的东西。文化知识水平同一个人的气质、才干是密切相关的。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力”。在商业行为中，诸如采购、运销、积贮、贩卖，都是需要这种“抽象力”的。

    文化上的先进决定了徽商在先决条件上的优势。除此之外，徽商较早地探索和运用一些较为先进的经济制度和方式，这也有助于他们的竞争。比如说当时徽商中已经出现了“牙商”，即职业经理人的方式，还有股份制、资金委托代理人等经营形式，等等。在商业组织形式上，徽商的所为已有很多与现代商业模式相同了。这种先进而创新的机制，必然使徽商在商机发现以及实际操作上胜人一筹。

    在徽州所涌现的无数商人当中，有一个人最具有代表性。在他的身上，不仅体现了徽州人的很多品质，体现徽商的经营特点，也体现了徽州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追求。所以几百年来，他一直是徽州的骄傲和楷模。这个人就是“红顶巨贾”胡雪岩。

    在杭州城东南的元宝街，有一座豪华无比的大宅。这座大宅坐北朝南，占地10亩，建筑面积近6000平方米。进入院内，但见迷宫般的大宅，金雕银砌，亭台楼阁曲折通幽，重楼叠嶂，极得江南园林之妙。这就是当年资产高达3000万两白银、号称“中国第一富商”的胡雪岩的大宅。胡雪岩是绩溪人，跟许多徽州人一样，他很小的时候就单独出门做学徒了。胡雪岩先是到杭州阜康钱庄当学徒，因为勤奋、肯吃苦，慢慢地被擢升为“跑街”，深得店主器重。在胡雪岩身上，集中地体现了徽商的很多特点，那就是聪明、踏实、会抓机遇。有一则故事是这样说的：胡雪岩在钱庄当学徒期间，有一天，看到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在店里晃悠，胡雪岩便上去跟他闲聊，发现这个书生非常有才华，也很有抱负，将来一定有机会做官。因为书生缺上京赴考的盘缠，胡雪岩便偷偷地借出钱庄的500两银子给他。这个书生就是后来的浙江巡抚王有龄，他成为胡雪岩看中的“潜力股”。事情败露后，胡雪岩被赶出钱庄，靠乞讨度日。王有龄很快当上了官并回到杭州，这时候胡雪岩正在街头流浪。王有龄当然不会忘恩负义，便拿出钱财来资助胡雪岩。靠着王有龄的资助，胡雪岩很快在杭州开了属于自己的钱庄。在此基础上，胡雪岩抓住了一个又一个机遇，财富也如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此后四五年中，胡雪岩又跟左宗棠拉上了关系。左宗棠在王有龄之后担任浙江巡抚，带兵在安徽和浙江与太平军殊死决战。胡雪岩出色地完成了在三天之内筹齐十万石粮食的任务，给了左宗棠以极大的支持。之后，胡雪岩又倾囊相助调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平定新疆叛乱。正因为如此，胡雪岩在左宗棠的保举下受到朝廷的嘉奖，被封为布政使，赐红顶戴，紫禁城骑马，赏穿黄马褂。

    胡雪岩有很多故事通过电视剧以及高阳的小说流传甚广，我在这里就不想说得太多了。胡雪岩的起家显然有着某种代表性，那就是勤劳、诚信、节俭、聪敏，具有超前的眼光，能将金钱与权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在生意场上高歌猛进。

    在杭州的胡庆余堂，店堂内高高悬挂着两块巨大的金匾，一为对外的宣言：“真不二价”；另一为对内的警戒：“戒欺”。旁有跋云：“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致欺余，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也可。”“采办务真，修制务精”正是胡雪岩的办店宗旨。我不知道胡雪岩大力提倡这些的初衷，但由诚实和信用所创造的品牌，不仅可以带来好的名声，还可以带来丰厚的利润。这样一举几得的事情，又何乐而不为呢！

    在徽州，正因为胡雪岩在各方面的“完美”，所以他成为每一个奋斗的徽州人的榜样。在胡雪岩身上，闪烁着徽商的双重追求光环：一是成功地占有财富；二是在主流社会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五

    在人们的感觉中，明清时代的徽商就像是一艘硕大无朋的巨轮，乘风破浪，势不可当。但这艘“泰坦尼克”号为什么突然间“触礁沉没”，而且会一下子无影无踪？关于徽商衰落的原因，跟它的兴起一样，曾有各种纷纭的说法。但我想，任何事情的成因都与它自身以及所处的时代有关。每一个主体都暗藏着生长和摧毁的双重力量。徽商同样也不例外。

    2002年我曾在扬州探访过异常壮观的徽商旧址——汪氏小苑。这座小苑占地3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580平方米，存有老屋近百间，横为三路，纵为三进，中轴相贯，两厢相对，有供小孩读书的“春晖室”、长辈起居的“树德堂”，还有正房、耳房、船厅、边廊、浴室、仓库等。在建筑风格上，既有马头墙、青砖黛瓦的徽派风格，又有一些西洋建筑的痕迹，堪称中国古典住宅园林中的精品。这幢大宅是当年的徽商汪竹铭于清末时购地建造的。在大宅里，汪竹铭的后人、时年83岁的汪礼珍打开了话匣，向我们叙述了一个徽州盐商起家、辉煌以及破落的家族故事。这一切，正浓缩了近代徽商的兴衰史。

    汪家原先在徽州，以从事衣装制作及销售为业，19世纪初，为徽州服装名商八大家之一。到了太平天国时，徽州饱受兵燹，汪氏产业付之一炬，汪礼珍时年20岁左右的曾祖父、曾祖母无奈只好来到扬州。与他们一道前来的，还有大批徽州人。当时的扬州，虽说康乾盛世已逝，但徽商仍旧很活跃，扬州城内就有好几个徽宁会馆。一开始，汪礼珍的曾祖父投身到盐号当伙计，含辛茹苦，勤劳致富。到第二代汪竹铭时，鱼跃龙门，已成为扬州晚清盐业史上屈指可数的人物了。

    汪礼珍的祖父汪竹铭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作为父亲唯一的传人，汪竹铭读书之后一直从事盐务经营。30岁时，汪竹铭买下了当时很有名的盐店老字号“乙和祥”，又在行盐招标中，一举夺得了外江口岸中商机最为活跃的江宁、浦口、六合的食盐专销权，一下发迹起来。谈及此事，汪礼珍老人深有感触地说：“我的曾祖父、祖父创业维艰，生活节俭，终身不赌、不纳妾，几乎不曾有一天享受。”

    然而，一个人根本无法改变一个时代。到了晚年，汪竹铭已明显地感到自己所从事的盐业的艰难，由于社会转型，当时的盐商已明显地在走下坡路。汪竹铭卒于1928年，享年68岁。长子汪泰阶继承了汪竹铭的事业，全面接起盐号，此时的盐业更是风雨飘摇——政弊、官贪、课增、费滥、产减、销绌、枭狂。汪泰阶在扬州盐业的回光返照中疲于奔命，仅仅过了8年，便不堪重负，心力交瘁，于1935年因心肌梗死早逝，时年只有47岁。

    汪泰阶的英年早逝，给汪家笼罩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这时候，汪家决定不再抱着僵死的淮盐业，决心在商海中另觅疆场。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了，扬州沦陷，数百年的“乙和祥”在炮火中轰然倒塌。汪氏家族只好离开了扬州，逃难上海。汪竹铭的二儿子汪泰麟独具慧眼地在上海菜市口、三址坊一带，置了三个弄堂的房地产，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创业。而汪礼珍的父亲汪泰科则来到南京，立志光大汪氏皮货业，在南京的三山街，以前店后厂的方式，兴办了“庚源皮货”。由于经营有方，“庚源”很快成为南京皮货的龙头老大，并被指定为外访或接待的首选服装。但不久，南京被日本鬼子占领，“庚源”的所有财产被日军抢烧一空！汪泰科孑然一身避祸上海，积郁成疾，不满50岁就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排行第四的汪泰弟，最年轻，也最有活力，他所从事的是金融业。抗战前，他是扬州中国银行行长；抗战爆发后，他和他的银行迁至上海。1942年，由黑道中人吴四宝出面，逼他迁银行去重庆，汪泰弟不从。几天后，汪泰弟遭人绑架后撕票。他的死，一直是一个谜……就这样，汪家从一穷二白到兴盛，又从兴盛到衰败，也只是一百年的时间。这一百年就是一个圆，它让汪家起点变成了终点。只剩下一个堂皇破旧的汪氏小苑，昭示着那一段峥嵘岁月。

    扬州汪家的家世有着非常典型的代表性——命运多舛。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前，徽商们根本不是这艘巨轮的驾驭者，只能是随波逐流的船客，财富没有给他们赢得足够的底气，他们的命运不在自己的手里。太多的世事无常让他们无助落寞，苍凉绝望。

    我一直对部分史书上所说的中国“明朝中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持异议。原因在于，我一直觉得资本主义萌芽的实质不应完全表现为现象和苗头，而在于整个社会是否有着支持生长这种东西的思想、力量、制度和规则，在于是否有“资本主义的精神”，即韦伯所说的普遍有助于资本生长的社会思潮，比如认为赚钱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是人生的目的，而不是人生的手段。并且这样的“精神”是与科学兴起、社会进步以及人文思想相配套的。明朝中叶，虽然在商品经济的交换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但在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上层建筑完全不具备支撑这种新兴事物生长的环境和土壤。从制度上说，明王朝只是一个尚未开放的农业社会，缺乏最基本的现代组织；从意识形态上说，包括徽商在内的所有人，没有现代的商品经济意识，都是把财富当作人生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只是考虑有朝一日通过财富来改变自己的人生，而对于从商，一直有着一种浓重的自卑心理。编撰于万历年间的《歙志》就这样评论徽商现象：“成弘之前，民间稚朴少文，甘恬退，重土著，勤穑事，敦愿让，崇节俭。而今则家弦户诵，夤缘进取，流寓五方，轻本重末，舞文珥笔，乘坚策肥。世变江河莫测底止。”显然，这本志书体现的就是一种正统立场上的价值观。

    在这样的情形下，可以想象的是，财富本身就像是沙漠里的植物一样，只是偶尔地生长出来，在战乱与动荡面前，这种商业生活本身就像柔弱无比的羔羊一样，任人宰割。

    商人的地位同样也是如此。在明朝初年，已经显示出暴力对财富无常的掠夺了。这当中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沈万山事件了。沈万山是富甲江南的大商人，朱元璋定都南京后，筹募资金准备修筑城墙。沈万山爽快地应承了修筑城墙的三分之一费用，还主动要拿一笔钱来犒赏三军。沈万山的举动让朝野震惊不已，朱元璋没有想到民间的资本力量会如此强大，这种强大就是一种危险啊，朱元璋立即下令要将沈万山斩首。最后的情景是沈万山全部资产被没收，本人被流放到云南。同样，这样的掠夺也发生在许多徽商身上。明清时，朝廷、地方动辄就以“佐国之急”的名义勒索徽商。万历年间，“师征关西，徽州盐商吴仰春输银三十万两”。徽商在各种“捐输”上，多者一次达几百万，少者达数十万。清朝时，歙商江春的“百万之资”被征到了“家屡空”的境地。万历年间，徽商程思山“挟资重洛阳，为汝宁王所吞噬”。以明朝中叶到清朝建立这段时间为例，明朝自万历年开始实行的矿监税，就是对民间资本的大肆掠夺。矿监税肆虐之处，都是徽商辏集之地。特别是朝廷授意的在大江南北“大作奸弊”，多次制造冤假错案，广为株连，许多徽商倾家荡产。天启时，魏忠贤专门派人驻扎歙县，“搜通邑实之户毒而刑之”。这样的行为，很明显是掠夺，更是抢劫。在这样的“快刀”政策之下，徽商又如何能茁壮成长呢？

    除了明目张胆的掠夺，历史上每一次暴力撞击，首当其冲的，还是那些财富堆积的地方。李自成攻克北京之后，“谓徽人多挟重赀，掠之尤酷，死者千人”。徽州巨商汪箕就是丧命于大顺军的刀剑之下。清兵南下，铁蹄马踏，苏浙、湖广惨遭蹂躏，而这些地区又恰恰是徽商最为集中的地区。多铎率兵攻打扬州时，徽商汪文德拿出银30万两，妄图以钱使清兵“勿杀无辜”，结果仍发生了“十日屠城”的惨剧。当时有人评价说：“明末徽人最富厚，遭兵火之余，渐遂萧条，今乃不及前之十一矣！”

    既然外面的世界凶险异常，徽商只好无奈地收拾行囊，踏上了回乡之路。出门的道路很艰辛，回家的路却更沉重。也许只有在偏僻的老家，并且将黄澄澄白花花的资本转换成黑色的土地时，才会让人感到安全和踏实。人，有时对于土地的依附，并不是由衷的，而是身不由己。但家乡就一定是安全的吗？太平天国兴起，曾国藩驻军祁门，自咸丰四年到同治二年，清军与太平军在徽州地域激战次数就达40多次。躲在山坳里的徽商，同样也逃脱不了动荡和毁灭。

    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财富显得如此孱弱，就像一只丧家犬一样，落魄挨打，走投无路。尽管它貌似很强大，实质上却羸弱无比。它就像山野里的蕨草一样，永远长不高，成不了参天大树，它只能是一岁一枯荣，好不容易拼命地开放一个季节，只要寒流一来，它很快就会凋谢，就会枯萎。在我看来，徽州至今所留下的那么多的黛瓦粉墙的老房子，就是那些枯萎的花枝，它们真正的灵魂，早就随着岁月一去不复返了。

    与此同时，徽商“贾而好儒”的负效应也表现出来了。“好儒”使得儒商在经营过程中无法专注，无法一心一意。由于儒学在价值观与追求目标上与商业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它的封建伦理内涵，它的封闭性、凝固性、内省性，在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那种强大的阻滞作用就呈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儒学的价值观与理念已经承载不了财富的积累了，它会让人在面对大量的财富时缺乏坚定的内心力量，形成不了坚定的商业人格。这样的表现是，人在面对巨大的财富时容易恐慌，在落寞时委顿，在失败时缺乏坚韧。一个人迷茫时是不可能坚定地走自己的路的，一种集体的思潮也是如此。当儒学觉得没有力量去掌控财富的时候，它就会自然而然地选择逃避，以一种消极的方式对待财富。徽商大批回乡购田置业，由商人转化为地主就是这种方式的直接体现。在这种思潮的掌控之下，商业资本不向产业、金融方面发展，而是回流到土地。这是一种逃避，更是一种败退。

    正是在这样的情景下，无数徽商转变为地主。这些徽商“摇身一变”之后的目标就是全力培养子弟读书，走科举仕途之路。徽州人明显是懦弱的，他们只会用聪明的脑袋盘算着自己的前程。由于缺乏主体意识，谁也没认真考虑一下个人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没有因为实力的膨胀去尝试着探索一下资本下一步的出路，或者想方设法地改变一下自己的地位与权力。他们从不怀疑自己所处环境的不合理性，就那样死心塌地按照儒学道德的要求，一声不吭地做“顺民”。从这点意义上讲，徽商可以说是兴于“好儒”，同样也是衰于“好儒”。

    反观西方，欧洲因为瓦特发明了蒸汽机，直接开启了工业革命，从而告别了手工业时代；有关资本、财富等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此后，世界列强进入中国。无论是从组织形式、管理模式还是从经营理念上，中国的商业已经远远落后了。有一个事例似乎正好说明了这种落后——当年欧洲诸国的商人在江南经营丝绸，与胡雪岩形成正面竞争，他们用机器生产的绸缎质量更好，价格更便宜。胡雪岩当时采取的是什么办法呢？他不愿改弦易辙，更不甘心屈服，便以徽商最古老也最传统的方式，囤积生丝，垄断居奇，企图迫使外商高价收买。但胡雪岩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也过分相信了传统的办法，各国外商联合拒买胡雪岩囤积之丝。最后，胡雪岩资金链断裂，不得不贱售其丝，遂致破产。一代徽商就这样败得体无完肤，这是技术与资金的失败，更是商业理念与思想的失败。

    传统而原始的徽商们正如木质结构的驳船或舢板一样，经不起冲击。自此之后，茫茫大海中，再也看不到中国的船只，只有那些高大威猛的西洋铁舰，横行驰骋，所向无敌。

    历史上盛极一时的徽商就这样慢慢暗淡了。他们如流星一般，在天宇上划过一道道闪亮的痕迹，然后就归于沉寂。此后他们就存在于山野老林里，在小桥流水人家中，在濒水或不濒水的某个小镇，或者在密密麻麻的家谱中。他们的身影与他们的经历一样归隐了、暗淡了、消失了，只留下那些空荡荡的老房子，散发着一股避世的、腐朽的、诡秘的气味。

    六

    2002年“寻访徽商故道”过程中，我带着好几本黄仁宇的书。黄仁宇是站在“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历史的，因而他有着一种世界的视野。另外，在这些书当中，黄仁宇还有一个独特的视角，那就是以经济为出发点，从经济基础、生产力的角度去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历史的兴亡和更替。黄仁宇认为，农民战争以及动乱实际上都是经济濒临崩溃的一种表现。在那本《中国大历史》的第十七章，黄仁宇在分析中国经济的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法律与组织形式是对资本积累的最大限制。

    实际上，黄仁宇的观点并不算太新颖。在黄之前，就有一些人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但在很多方面并没有将其具体化。黄仁宇的观点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状况是吻合的。徽商的历史同样说明了这一点。虽然坚硬的封建制度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压制，但同样令商品经济发展感到窒息的，还有无所不在的“主流思想和意识”。可以说，在封建时代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王圣思想”，绝对不会给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自由的空间，虽然可能在短时间里会使某一种经济现象繁荣昌盛。

    我从小生长在徽州，对于徽州的很多东西都是耳熟能详，但关于徽商，即使有过那么大的辉煌，在史书上，也难得见到生动的记载，在民间，也少有流传的故事，有的只是纲纲条条，甚至一些略带嘲讽的言辞。徽商的风云历史，就这样尘封于岁月之中了，也像时间遗弃下来的几丝雨滴，微凉着现在的光阴。

    这样的情景，或许归因于历史的记载者不屑一顾，或者他们懒得浪费笔墨？我现在明白了，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在作祟。在他们的意识中，主流的东西才是白昼，而徽商所做的一切，在这样的价值观面前，似乎一直像黑夜一样，自惭形秽，羞于见人。

    明白了这些，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徽商那么“克己复礼”了。不可否认的是，金钱作为一种现象，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直是有着相当力量的。它会不知不觉地改变着社会存在以及意识中的很多东西。尽管徽商力求内敛，一直隐藏在一些文化现象的后面，但金钱还是促成很多事情发生重大改变。徽州文化之所以发达，主要是由于徽商这个金钱的“酵母”。正是因为徽商雄厚的经济实力，才使得很多东西在徽州开出“花”来。比如说“新安画派”“扬州八怪”等。正是因为徽商资本的哄抬，才出现了大热的艺术品市场，才有了名噪一时的艺术家。京剧的兴盛，“徽班进京”的背后，同样是金钱的力量。人们在注意这样的现象时，往往只是注意表面的光华，对于水底的潜流，往往都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我一直存有疑问的是，中国传统的主流意识，为什么要忽视甚至鄙夷金钱的力量呢？金钱与思想一样，都是可以承载很多东西的，也是有着巨大力量的。一个鄙夷金钱的民族，跟一个鄙夷思想的民族一样，一定是短视的，也是无法真正强大起来的。

    现在，徽商就如我们头顶上曾经掠过的雁群一样：虽然宏伟壮观，但对于现今来说，徽商是早已消逝的空谷足音。在徽州，每次想到那些落寞苍凉的徽商，看到那一幢幢曾经雄伟的大屋慢慢变得腐朽，我总是嗅到一股墓穴的味道。当时有一句谚语非常有名：“生在杭州，玩在苏州，葬在徽州。”徽商的大批返乡，从本质意义上来说，都是把徽州当成“墓地”来看待的。从繁华的都市回到偏僻的徽州，实际上也是一种安葬啊，是心灵的深埋。在这里，聆听不到世间的脚步，也感受不到时代的脉搏，更无法呼吸到海洋的气息。安静的徽州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坟场。在这里，徽商可以安居乐业，白天呼吸着新鲜空气，夜晚则透过头顶的天井，一睹满天星光灿烂。这样的情景，是一种遗忘，是一种逃脱，也是一种“安乐死”。

    人生永远是一个圆，有时，终点变成起点，真是一件惨痛的事。在写作此文的过程中，虽然还是初秋，我总不时感到一种彻骨的寒意从心底蔓延上来。我为那段中国历史深深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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