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信，就是假的。
一
不知是由于人类掌握了自然的缘故，还是自然仍在嘲弄人类，近十几年来，自然界的气候像人类发明的政治一样，多变而又反复无常。
正值早春，两天前还飘过一阵小雪，水坑还结着薄冰，本应是春寒料峭，但吹了一天一夜的西南风，突然像吹跑了两三个月的时光，一下子进入了懒洋洋的、只想睡觉不想干活儿的春困季节。骤冷骤热，人们不敢脱掉棉衣，万一老天一变脸，再来场大冻，就会得感冒。
太阳似乎已经得了感冒，并且正在发着高烧。它抖着通红的大脸，早早地跳出了海面，烧干周身的雾气，向着高空升腾。
城市的东郊，靠近海岸的地方，一座规模巨大的化工联合企业正进入最后的安装试车阶段。工地上的节奏，紧张而又紊乱。有的地方人喊车鸣，人为地制造热烈的气氛；有的地方却停工待料，工人们安闲地、慢腾腾地干着自己想干的事。经济的规律比地球的旋转还要难以驾驭。工厂的成长比历史的进程还要缓慢。在综合车间五十米高的大平台上，几个年轻的装配工上班后干了还不到一个小时的活儿，就又想歇一会儿了。一个蓄着小胡子，不论春夏秋冬和刮风下雨，总是戴着一副变色眼镜的小伙子，打了个哈欠，伸了伸懒腰。那神情仿佛他不是刚上班，而是几天几夜没下火线了。他用一种玩世不恭的口吻说：“哎，我说头儿，歇一会儿吧！”
被称做头儿的人，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精明强悍，干活儿的动作洒脱、漂亮。他有一张鹫鹰似的好斗而又难以对付的面孔。眼睛里老是闪出一种对什么都睥睨不屑的神情。他扫了一眼小胡子，嘴角只轻轻一动，吐出来的声音却又响又硬：“‘业余华侨’，你还有良心吗？打上班来你还屁活儿没干，小组天天替你背黑锅，你可别踩着鼻子够脸！”
“金城，得了吧！你们给我背黑锅，我给谁背？我们少干点，就给国家少浪费点。”“业余华侨”并不害怕他的首领，嘻嘻哈哈地抽出一支烟叼在自己嘴上，又抽出一支朝着金城一抬下巴：“张嘴！”扬手一甩，那支烟不偏不歪正扔进金城的嘴里。金城双唇把烟咬住了。
“业余华侨”点着烟吸了一口，一本正经地说：“告诉你，咱们干的这个活儿很可能还得返工，全部推倒重来。”
“谁说的？”
“我还没说完哪。咱们安装的这些设备全是按烧油设计的，现在又发现油不多了，还得改成烧煤的！”
“他妈的，早干什么去了！”小伙子们都停下了手里的活计。
“咱们倒霉就倒在瞎折腾上了。当头儿的脑袋一热，一会儿这，一会儿那，穷折腾，折腾穷，越折腾越穷！”
金城把手里的工具使劲往平台上一摔，当的一声，半天空像炸了一颗雷，铁架子一阵摇晃。他紧绷着脸发布了命令：“歇一会儿！”
工人们找来了木板和草袋子，有的躺下，有的坐着，有的半躺半卧靠在木板上。有的眯起了眼，有的抽起了烟，全都舒舒服服地就了位。在这半天空的平台上，他们就这样躺上一天，也不会被人发觉。工地上只有一个人看得见他们，那就是开百米吊车的司机。他居高临下，见装配工们都躺倒了，便拉掉了电闸，头往后椅背上一靠，也闭上了眼。
舒舒服服的装配工们，海阔天空地聊起来了。话题随着他们活泼多变的思想，像一匹脱缰的马，在思想的原野上任意驰骋。
“听说又不让跳舞了……”
“不会吧，金城，前一段时间不是还叫你们这些团委委员要带头学会跳舞吗？”
金城眯着眼抽烟不搭腔。
“听说省团委要下个文件，不许跳舞，不许穿喇叭裤，不许留长头发。”
“省里的头头正事不会干，干这些闲事倒有能耐。一会儿说要普及跳舞，青年团的干部必须首先学会，一会儿又下令禁止。一会儿说要推广喇叭裤，百货公司橱窗里搞样品展览，贴出通知说谁要做喇叭裤可以当天交货，一会儿又说谁要穿喇叭裤就要挨批评！朝令夕改，一会儿一个章程。”
“你们还是应该跟我学，头头说东，我偏说西；他要说好，你就往坏处想；他不叫你干的你偏干，他不叫你说的你偏说。我并不喜欢戴大眼镜，可是现在头头见了戴大眼镜的打心眼儿里腻烦，所以我故意买了一副戴上。我并不认为穿上喇叭裤就漂亮，可是现在头头讨厌喇叭裤，所以我就做了一条穿上。”“业余华侨”摇头晃脑，非常得意。
“你这叫吃饱了撑的！”有个小伙子呲了他一句。
“你们听说了吗，咱们给安装的这个厂从国外买来的设备都不是最好的，而是一些次货。打桩机都是破旧不堪的，重新涂了一层漆又卖给了我们，还不如我们自己的打桩机好！”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人又转了话题。大家借这个题目又发起了牢骚。
“化工局提出来了，全套设备都要日本货。连电线杆子、瓷瓶子、坛坛罐罐都要进口。日本人也不愿意生产这些破破烂烂，就叫台湾和南朝鲜干。”
“他妈的，我们为什么当这个大头？”
“现在只要沾上个洋字，就什么都是好的。还好，外国没有卖爸爸的，不然咱们这些头头非得一人买一个洋爸爸回来不可！”“业余华侨”的嘴里总有新名词儿。他很为自己的口才得意。
“哎，那不是咱们的团委书记？”有人站起身在平台上撒尿，指着楼下叫了一声。
金城欠起了身子，锐利的目光盯住地面上坐在一块谈话的两个人。
平台上的装配工继续着他们的议论。他们骂天骂地骂领导，没有他们不骂的。这一下，话题又转到地面上正在谈话的那个姑娘和小伙子身上了。
“听说王廷律他爸爸也是个高干。”
“屁！你瞧他那份德性，高干子弟有这样的？要说他是高干子弟，顶多也就跟我一样，是个‘业余高干子弟’。”
“你别狗眼看人低，王廷律肯定有来头。要不然凤兆丽一脚把咱们金头儿给蹬了，这么快就和姓王的那小子好上了！”
“你别脏心烂肺，人家王廷律也是团委委员，两个人这是研究工作。”
“金城也是团委委员，怎不找他来研究？”
“金城能跟王廷律比？人家是大学生，现在大学生多吃香，哪个女的不想往高攀！”
金城噌地站起来，眼里闪着凶光，死死地盯住自己的伙伴们：“告诉你们，我和凤兆丽以前从来没有过那回事，谁要是再拿这件事寻开心，可别怪我不客气！”
金城说完把手指放进嘴里，冲着吊车司机响亮地吹了个口哨。司机立刻启动闸把，吊车的钩头挂着一个安装用的铁笼子，飞快地落到平台上。金城跳进笼子，又吹了声口哨，打了个手势。铁笼子载着金城像直升机一样，忽上忽下，颤颤悠悠，越过平台，越过车间的屋顶和像山岭一样高高低低的厂房和设备，在凤兆丽和王廷律的身边突然降落，把两个人吓了一跳！
王廷律从表面上看是个老实甚至有些窝囊的小伙子。他盯住金城：“你怎么能这样干？这是违反操作规程的，吊车万一出点毛病，就会造成大事故！”
金城不理他，只是用锥子般的目光盯住凤兆丽。
凤兆丽似乎已经猜到了一点儿金城发火的原因，但是她不动声色，大大方方地说：“我们正要去找你。青年民意测验的结果已经出来了，百分之六十的青年对实现四化信心不足，主要原因就是对领导缺乏信心。你看我们怎样针对这次民意测验开展一次团的活动？”
金城仍旧不开口，只是死死地盯住凤兆丽的眼睛。凤兆丽努力控制着自己，不让自己的脸色发红，不让自己眼睛里带出怒气。她那双乌黑而细长的眼睛也盯住金城。不管什么样的小伙子，碰上这双眼睛都不敢做非分之想。她口气变得冷淡了：“金城同志，你哑巴了，还是刚才坐飞机出风头把舌头咬断了？”
这下轮到金城脸红了。他从凤兆丽身上掉开眼光，但是心里的怒气并没有减退。他说：“开展什么活动？是不是请王廷律给大伙儿讲一课，讲讲老干部如何劳苦功高，如何为了四化呕心沥血，给青年们打打气！”他扫了一眼红头涨脑的王廷律，从哪一方面讲王廷律都不是他的对手。他嘴角一撇，尖刻地说：“听说你爸爸也是高干，你完全可以讲讲你爸爸。”
金城听很多人讲王廷律姓他妈妈的姓，说明他没有爸爸，却故意叫这个板，就是要王廷律的难看。王廷律看看他，却一言不发。
凤兆丽把话接过来：“刚才我们两个也正商量这件事。现在老年人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看不惯，年轻人对老同志也有一肚皮情绪。十几年来，年老的和年轻的经历了几个回合：对老干部一律打倒，对受迫害的老干部又一律无比尊敬和无比信任，现在对他们又不那么尊敬和不那么信任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对自己的领导，特别是对高级领导干部缺乏了解。他们好在哪儿我们不知道，他们哪儿不行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离我们太远。我有个想法，能不能请省委的领导到工地来和我们青年开个座谈会，过个团日，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也好借此机会了解一下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和生活情况，加深相互的了解，增加相互的信任。你们说怎么样？”
金城冷冷一笑。他无论如何也琢磨不透眼前这个姑娘的心气。她一会儿比谁都更老练、更成熟，一会儿又比谁都更单纯、更幼稚。论长相，在全安装公司的姑娘中可能她要算最秀气、最大方的了。平时的穿衣打扮，要数她最朴素、最不合时，可是有一个星期天，金城在公园里看到了凤兆丽，他简直惊呆了。凤兆丽那天的打扮可以说是全公园最时髦、最漂亮的一个。而且她的表情仍旧是那么自然、那么大方。她对他简直是一个谜，从那天起他也就真的迷上她了，但他从不敢对她靠近一步。
“你们为什么都不说话？”凤兆丽又催问了一句。
金城说：“你纯粹是想入非非。省委书记会跟你一块过团日？你恐怕连他们的面都见不到。”
“我有关系，走点小后门儿。”凤兆丽抿嘴笑了笑，“没办法，在不能击鼓、不能拦轿的现代化时代，想见领导人就得走关系。我舅舅落实政策后叫他回省委调研室，他原是工业经济系毕业的大学生，可他不干，一定要开汽车。现在他给省委车书记开车。他好像跟我说过，车书记就很不错。我们先去找我舅舅打听一下情况怎么样？”
王廷律站起来：“我认为搞这种活动没什么意义，要去你们去，反正我不去。”
一听说王廷律不去，金城倒来了劲头。他对凤兆丽说：“行，我跟你去。”
二
省委书记车篷宽的秘书刘亚，拿着一沓开会通知去收发室。路过汽车库看见司机曾淮正在擦车，他拐了个弯凑过去。刘亚没有马上打招呼。他望着曾淮专心擦车的样子，心里总不免有一种惋惜之感。曾淮当过他的“司令”，当时是省委机关最大的一派造反队的头头。刘亚深知，无论是胆识才学，还是组织指挥能力，曾淮都有过人之处，决不是等闲之辈。可是这次落实政策又回到省委，他坚决不上楼，一定要当工人，而且还就得给车篷宽开车。真是个怪人。看他的长相更怪，刚过四十岁，头发全白了；看衣着，是个地地道道的工人；看脸相，又白又细，睿智而文静，俨然是个专家、博士之流的人物。粗细、文野、雅俗全都集于他一身，但是又不大协调。他的脸上老是挂着一种挺自然的微笑，极其平易近人，眉宇间却似乎又有一股傲气。这真是个不容易琢磨透的人。
难道他就真想开一辈子汽车？看见曾淮保养汽车的这份精细劲，刘亚禁不住又想劝他上楼，但到底忍住了。他知道一提这个问题，曾淮只是笑而不答，任别人磨破嘴皮子也不行。他改口说：“老曾，歇一会儿吧，汽车毕竟是汽车，它为人服务，不是人为它服务，用得着一天擦好几遍吗？”
曾淮停住手，抬起头冲着秘书笑了笑。他的眼睛并没有看刘亚手里的通知单，却问：“要开会？”
刘亚心事重重：“老头儿下决心了，下周召开各局、公司和大厂的行政一把手会议，公开提出企业之间要竞争，开展市场经营。你等着看吧，这个会一结束，在全国的经济界又得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你把一吨重的石块投进大海，也不会掀起多大的波浪；可是你把一块砖头扔进一潭死水，却会引起好多波澜。”曾淮眼里有一道光，但一闪即逝，“再不走这一步，不光是我们省，全国的经济也是一盘死棋。我们走进了死胡同，越走路越窄，不改就过不下去了。”
“走这一步国家的经济也许活了，可是他本人要承担什么后果却很难预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他本人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刘亚不能不多想，在我们国家里秘书的命运，往往是和首长的命运连在一起的。前些年车篷宽倒台的时候，刘亚就被遣送回农村监督劳动。直到车篷宽恢复工作以后，他亲自到刘亚的原籍，把他又接了回来。
其实刘亚也不是多虑，前面刚有一场风波，还没完事呢！两年以前，全国人民刚喝完了庆功酒，酒后人人都有一副好脾气，对祖国，对党，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人民正沉浸在十个大庆、十个鞍钢等等美好的憧憬里。车篷宽却把刘亚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忧心忡忡地说：“这时候大家都热，我们需要冷，要把真相告诉群众，要打开群众的眼界，要让大家知道外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许愿容易还愿难。人民不能再经受第二次欺骗、第二次失望了。人心一失，将不可收拾！”
车篷宽给中央领导又是写信，又是打报告，主张打开门户，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济管理办法。他要求省委召开常委会讨论他的计划。他想在自己的省里首先引进外国技术，打开局面。这使稳健而忠厚的省委第一书记潘景川非常作难。潘景川过去是车篷宽的助手，因为他老实、平庸，像鸭子一样温厚，一生谨慎，善于忍耐，宁肯让别人说自己无能，也决不让锋芒压过别人。所以很早以前他就被提到车篷宽的前面了。他对车篷宽是尊敬的、钦佩的，甚至认为车篷宽的主张也很有道理。但他的心里却非常明白，决不能按车篷宽的主意办，这样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只能由中央下决心，省委无权决策，应该等待。潘景川又不愿意当面否定车篷宽的计划，他不善于争论。对付车篷宽最好的办法就是拖。他拖住时间，迟迟不召开常委会。他这样一拖，车篷宽心里也就知道他的态度了。车篷宽也决不愿意使第一书记为难。他不再催促召开常委会，利用自己在省委分管工业的权力就先干起来了。
大门一开可就关不上了。外国的技术、设备，甚至连外国人的思想和生活习惯也一起灌进来了，就像又掀起了一阵“洋务运动”。这个省一干，别的省也干。中国这么大，什么人物都有。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受骗的、赔钱的、不要廉耻的种种事情都发生了。如果说打开门户有好处的话，功劳不知道记在谁的账上，可是所有的罪过都栽在车篷宽身上。当车篷宽听到了自己的同胞那些丢人现眼的事，也异常愤怒。这种愤怒倒是冲淡了他对因此而挨骂的不满。他虽然也是身居要职的老干部，但到底是书生出身（他是清华大学毕业以后才到重庆给周恩来同志做技术参谋，兼做对国民党技术人员的统战工作），有时难免犯点书生气。他对那些搞外贸工作、搞技术工作的干部估价太高了。一想到这一点，他似乎是甘愿承担一切责难。
“鞭打快牛！”——刘亚担心的是他并不记取这一教训。
曾淮问：“常委开会讨论过了吗？”
刘亚摇摇头：“老头儿现在改变了策略，他估计常委们开会也不会同意的事，就干脆不在常委会上提出来。他自己召开会议布置下去，让下边先干起来再说。”
曾淮不再说话，又拿起棉纱轻轻地擦起汽车来。
首长的秘书、司机等工作人员，背后是不该议论首长的。可是不管首长是好、是坏，真正背后不遭到一点议论的，几乎没有。
刘亚说：“老曾，我有预感，车书记这次搞工业产品的自由市场，搞企业间的竞争，所受到的非议要比打开门户引进国外的技术和经验还要大，因为这牵涉到整个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
曾淮不看刘亚，像是自言自语：“车书记是决心要搞经济改革，而且是想利用自己的权力，在我们这个省内先搞起来。经济上的竞争，必然要带来政治上的竞争。经济体制的改革，不可避免要使一部分人权力增加，一部分人权力缩小，这就会涉及到各种利害关系。按车书记的设想，组织现代化的大生产，进行科学的经济管理，就要求有具备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专家来当领导。可是我们的领导大多数都缺乏专业知识，是凭资格占据领导岗位的。要搬动他们是容易的吗？这是权力的再分配，也就是物质利益和特权的再分配。阻力一定会非常大，斗争的尖锐性也就可想而知了。不管老头儿自己意识到没有，他实际上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头羊。可是他能走多远？会不会做因搞改革而牺牲的替罪羊？……”曾淮猛然咬住话头，他看见有两个人，手里捏着会客单朝自己走来。
“老舅。”姑娘眼尖，老远就甜生生地喊了他一声。
曾淮认出了来者，他笑着答了一声：“兆丽，家里有什么事吗？”他的眼光却不易觉察地盯住了兆丽身后的年轻人。
“家里没有什么事，找您来是为了公事。来，”凤兆丽把金城介绍给曾淮，“这是我们团委委员金城同志。”
金城不笑也不点头，目光审视着省委大院，脸上那种睥睨不屑的神情更强烈了。
曾淮却笑了，冲着金城点点头。金城的脸色他很熟悉，他了解这种年轻人。十几年前红卫兵小将第一次冲进省委机关的时候，大多数都是带着这样一副脸色。
金城扫了一眼站在旁边的刘亚。根据刘亚的神色和打扮，他断定这一定是省委机关的干部，就用一种带着讥刺嘲讽味道的语气说：“这儿真是楼大院深门槛高，找个省委开车的就得等上一刻钟，填表登记，还得过两道门岗，就甭说要想见到省委头头会有多难了！”
凤兆丽赶紧把话接过来：“老舅，我们能不能见一见省委领导？”
曾淮既不为金城尖刻的话发怒，也不为外甥女提出的问题感到奇怪，仍然笑嘻嘻地问：“你们想见哪个省委领导？”
兆丽说：“哪个都行。哪个肯见我们，哪个容易见，就见哪个。”
曾淮不笑了，开始仔细地打量着兆丽，间或也扫一眼金城。
金城心里猜测着：“下面他一定还会打着官腔问，你们找省委领导有什么事呀？先跟我讲讲吧，我替你们先反映一下。就好像他不是给省委书记玩儿轮子（方向盘）的，而是省委书记的秘书一样。”他要不是怕得罪兆丽，还会说出一些更难听的话来。因为他一见曾淮那副不伦不类的长相和打扮，心里就起反感，明明是个开车的工人，却装出一种斯斯文文的干部模样。
曾淮并没有提出金城心里想的那个问题。他扫了一眼刘亚，很随便地说：“这很容易，你们安装公司不是正在化工联合企业施工吗？只要定个时间，叫书记到工地看你们也行，把你们请到书记的办公室也行。但是你们总得有个打算，到底想解决什么问题？想见谁？是想见省委第一书记潘景川同志，还是想见管工业的书记车篷宽同志，还是想见管农业的书记田笑同志？”
兆丽说：“如果我们可以选择的话，当然是想和车书记谈一谈。我们在下边听说，车书记还能解决问题。潘书记嘛……”她突然不往下说了。
刘亚问：“这么说你就是安装公司的那位女团委书记了。你们搞的民意测验结果出来了没有？”
这下轮到凤兆丽和金城惊讶了：“你怎么知道的？”
“车书记叫我打听一下你们测验的结果，然后向他汇报。”
凤兆丽把通过民意测验反映出来的问题，一个一个仔细讲给刘亚听。刘亚飞快地往小本子上记着。
曾淮又专心致志地擦起他的车来。但是从他偶尔抬起眼睛瞟一下兆丽和金城的目光来看，他的耳朵对于兆丽的话一个字都没有漏掉。金城也感觉到，只要曾淮的目光一瞟他，他周身就像被电焊弧光烧着了一样。这个人的眼睛真厉害，像个能摄人魂魄的无底洞，谁碰上这样的眼光都会掉进去。
等兆丽讲完，刘亚又问她对车书记还有什么要求。兆丽笑着说：“要问的问题很多，等见了面再说吧。”刘亚又转向金城：“你还有什么意见？”
金城不客气地说：“请省委的领导多管点正事，别尽管那些不让跳舞、不叫穿喇叭裤的小事。”
刘亚记下了他们的意见，热情地说：“我一定把你们反映的情况和意见汇报给车书记。但是最近他恐怕抽不出时间见你们，因为下星期车书记要主持一个会议，会期是七天。这两天他要为会议做准备。等会议一结束，我就提醒他安排时间见你们。”
金城抽抽鼻子：“闹了半天只是给我们个热火罐抱，赚傻小子。这个会散了，还有下一个会，头头还有不开会的。我早就知道，想见头头没那么容易。就是想跟公司一个小经理反映点情况，还得过好几道关，更不用说想见省委书记了。其实我们也是没病找病，见不见书记还不是一个样！”
刘亚脸色很不好看，但他极力控制着。
凤兆丽也觉得很不好意思，但又不便在这儿说金城，以免触发了他的牛性子，使他扔出更难听的话来。她除去团委的工作在身，还有一股强烈的好奇心，促使她十分想见一见车篷宽，就抱歉似的对刘亚笑笑：“我们等您的消息，或者您定好了时间告诉我舅舅也行。”
“好的。”刘亚也点头一笑。
“有这工夫真不如在家里躺一会儿。”金城又甩了一句。
凤兆丽脸色一红：“金城，你今天怎么啦？是我们自己要来，不是人家请我们来的。这是我们的工作。”
一见姑娘的脸色要变，金城不吭声了。其实刚才他的火气有一半是由兆丽的态度引起的。这个领导着几千青年人的团委书记，是个柔中有刚、绵里藏针的姑娘，在小青年当中说话可是占分量的。就连一些嘎杂子、琉璃球儿，也不敢轻易拿她起哄耍笑。可是今天她对省委干部的态度过分亲热，甚至可以叫人怀疑到是有意讨好，是千方百计想见省委头头。其实他们想见省委头头不是为了说好听的，而是提意见。任何一个能获得她的好感和尊敬的男人，都会引起金城的愤怒和憎恨。这是他自己意识不到，情不自禁流露的。而能制止他这种感情爆发的最好的清醒剂，又是兆丽的目光。
曾淮还是那副笑模悠悠的样子，说：“小伙子，在这个世界上不光你一个人存着一肚子肝火。有人所以不发作，是因为他的智慧足能熄灭怒火。只有无知和浅薄的人，才认为他最有权利可以无缘无故地向任何人发一顿脾气。”
金城憋了一大口气。他觉得自己从哪个方面都治不住眼前这个人，只能嘲笑他为当官的开汽车这个职业。但是得罪了这个凤兆丽的亲娘舅，将来对他和兆丽的关系往新的方面发展很为不利。金城心里暗暗憋气，没有再吭声。他还很少吃这样的亏。
兆丽趁机告辞：“舅，我们走了。”
“你不能稍微再留一会儿吗，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兆丽看看金城：“那你先回去吧。”
没办法，金城一扭身走了。刘亚也到收发室去发开会通知。
兆丽盯住曾淮的满头白发，语气中带点撒娇：“舅，你回到省委上班一年多了，也不到我们家去。”
曾淮只笑不搭腔。
“舅，你为什么不给自己落实政策，非要给车书记开汽车呢？”
“听说你每天夜里都在偷偷地写小说，你到这儿是猎奇找材料来的吧？”
兆丽脸红了：“什么都瞒不过你。不过我那是只写给自己看的。”
“说假话。世界上没有一个作家希望他的作品只有一个读者，那就是他自己。我们的现实是这么错综复杂，多灾多难，凡是有责任感、有良心的作家，都不应该逃避现实。中国现在是女作家驰骋文坛，对于一个民族来讲，这种现象是可喜呢，还是可悲呢？我还说不准。但你要是想写车篷宽，一定会一鸣惊人。”
“我可不想惊人。”
“不想惊人的作家是没有出息的。”
“我不是作家！”
“可你想当作家。”
兆丽红着脸躲开了舅舅的目光：“你给我讲一讲关于车篷宽的事好吗？”
“行倒是行，不过我得先看你的作品，看看你是什么水平，配不配听我的故事。”曾淮含笑的目光盯住兆丽，有意逗着外甥女，将正经话用玩笑的口吻说出来，“不过今天不行了，你那个保镖还在门外等着你呢。”
“保镖，什么保镖？”兆丽一愣。
“就是那个叫金城的粗小子。他是看上你了，看他那个没出息的样子，当眼睛瞧你的时候，真恨不得一口把你吞下去。”
兆丽只是朦朦胧胧有这种感觉，有时觉得金城的眼光里有一种发烫的东西。但是舅舅才第一次见他，刚说了几句话，就观察得这么细，这么准，真叫她惊奇。谈起这件事，反而不像谈起写作那样使她觉得难为情和不好意思。她大大方方地说：“金城可不像你挖苦的那样浅薄和无知。”
“你喜欢他吗？”
“没想过，今后可能也不会想这件事。但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感到讨厌他。”
“你们两个的气质完全不一样。不过有他做你的保镖，我和你妈妈对你的安全就完全可以放心了，任何一个小流氓也不敢靠近你。”
“舅舅！”兆丽不高兴地斜了曾淮一眼。
曾淮亲切地扶住了外甥女的肩头：“好了，这么长时间没见到你，本应留你吃了晚饭再走，可是不能让金城在门外等一个多小时呀，怎么办？”
“你真的认为他会在门外等我？”
“一定的！”
“那我就在你这儿吃了晚饭再走。”
曾淮惊奇地看看外甥女，领着她走了。
三
曾淮能做一手好菜。凤兆丽看着舅舅煎炒烹炸，自得其乐的样子，又一次深深地感到了好奇。这位舅舅似乎是无所不能的，五行八作全能来两下子。曾淮的爱人还没有回来，兆丽在外间屋洗菜切肉，给他当下手。
有人敲门：“老曾同志！”
“请进。”兆丽开了门，看见门口站着一个老人，须发灰白，身材矮小而瘦弱，文质彬彬。他不肯进屋，又问了一句：“老曾同志不在家？”老人的声音温和而柔弱，但是兆丽听得很清楚。普通话里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兆丽去的地方不多，听不出老人到底是哪里人，也看不出他究竟有多大年岁。
曾淮听见说话声急忙从厨房里走出来：“哎呀，车书记，请进！”凤兆丽大吃一惊：他就是车书记？车书记就是这样一个貌不惊人的小老头儿？
“谢谢，我不进屋了。我想问你今天晚上出去吗？”
“您想要车？走，我马上去。”曾淮说着就解掉围裙，披上衣服。
“不，不，”车篷宽拦住了他，客气地说，“如果你不出去，我想借你的自行车骑一骑。”
“哎呀，这……”曾淮作了难，“您想到哪儿去，我开车送您去。”
“谢谢，用不着。我去办点私事，看一个老朋友。”
“我这辆自行车太旧了，铃铛不响，闸也不灵，万一出点事，我可负不起责任。司机的责任就是给您开车，您何必那么客气，放着汽车不用，非要借自行车骑呢？”
车篷宽态度还是那么温和，语调还是那么客气，声音也还是那么柔软，主意却还是那么坚定：“老曾同志，我骑车是很小心的，决不会出事，也不会撞坏你的自行车。”
曾淮知道，多说也没有用，他就把自行车推出来，交给车篷宽。车篷宽接过车把，笑着点点头：“谢谢你，打搅了。”
曾淮把车篷宽送到大门口，看见车篷宽的老伴儿也推着一辆小轱辘的坤车在大门口外边等着呢！
车篷宽对曾淮摆摆手：“请回去吧，你还有客人呢。”说完翻身骑上自行车，和老伴儿并排着缓缓地向前骑去，一边骑还一边说着什么。
曾淮望着他们的背影，愣了一会儿，突然转身回家对兆丽说：“你要肚子饿了就先吃，不饿就等你舅母回来一块吃，不要等我。”
他说完转身走进另一个门口，很快就推出一辆自行车，飞身上车，朝着车篷宽夫妇去的方向尾随而去。
凤兆丽心里突然一惊，怦怦地跳起来。舅舅跟上去干什么？
曾淮在凤兆丽的眼里是个古怪、倔犟的人，是个为了报复对手能够卧薪尝胆的人。前几年，她好像影影绰绰听妈妈讲起过关于舅舅的事。曾淮一九六四年大学毕业分配到省委调研室，雄心勃勃，一年半的时间，写了两本小册子，还在一个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四篇经济学和哲学方面的论文。一九六六年他跟着车篷宽的工作组到大学搞“社教”。车篷宽是全国第一批被中央“文革”公开点名批判，四处游斗，然后被撤职的大学工作组的组长之一。据说就是因为曾淮告密，工作组撤销以后，曾淮回到省委就挑头组织了造反队，第一个把潘景川和车篷宽拉上了批判大会。以后曾淮又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坐了三年牢，在省劳改农场劳动了四年。起初，兆丽妈妈担心曾淮的性子倔，闹不好会自杀。可是曾淮不仅没有寻死，这几年反而向犯人学会了一套好拳脚，据说动起手来三四个小伙子不能靠近他。还学会了开汽车，取得了大型货卡车以下的各种汽车的驾驶执照。这次重回省委，不当干部，非要给车篷宽开车。兆丽几次听妈妈讲，曾淮可能是不怀好心！兆丽想，舅舅是聪明人，难道会干出像古人那种行刺暗杀的傻事？可是妈妈的多心也不是没有根据，他可以制造车祸，他身上有功夫，自己不会出事，坐车的人却可以致命！
想到这儿，凤兆丽心里发冷，身上打颤，她才发现自己刚才出来时身上没有披外衣。太阳已经下去了，天气有点凉了。她想，她也应该借辆自行车跟上去。可是舅舅叫她看家呀！她正要转身回屋，突然从旁边一座房子的后面钻出一个人：“兆丽！”
凤兆丽着实吓了一跳，定睛一看，竟是金城：“啊，你真的还等在这儿？”
金城的脸色很难看，腔调里也带着刺儿：“我怕你进了省委大楼就把工地给忘了。干脆叫你舅舅把你调到省委来，给哪位书记当个女秘书算啦！”
凤兆丽的嘴也不是饶人的，但一想到金城为了等自己在门外边站了很长时间了，心就软了，说：“你快回家吧，我舅舅留我吃完饭再走，你就别等了。”
“你舅舅刚才不是走了吗？”
“他是跟着车书记去了，他还没有吃饭，叫我给他看家。”
“车书记？”
“就是刚才骑自行车的那个老头儿。”
金城摇摇头：“我不信。省委书记还用骑自行车？”
“信不信由你。你是走，还是进来和我一起吃饭？”
金城想了想，赌气地说：“我也不进去，我也不走，还在这儿等！”说完他眼睁睁地望着兆丽。
兆丽来了气：“好吧，请便。我今天不回去啦！”
“我劝你别赌气，赌气你赌不过我，我可以在这儿站一宿，你信吗？”
兆丽心软了，金城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她为什么要对他这样呢？她是害怕，害怕这种关系的结局，当她看不到终点，没有十全把握的时候，在这种事情上是不能轻易再往前迈步的。她的心又硬起来，试探地说：“金城，我劝你以后别再这样，你还不了解我。与其将来我们变成互相瞧不起的仇人，不如永远做个好朋友。”
一听这话金城反而更大胆、更热烈了：“不，我喜欢你的性格，我从小就佩服刚强的人，瞧不起窝囊包。”
见金城误解了自己的意思，此时又无法向他解释清楚，就叹了口气：“唉，你呀！……”
兆丽眼里闪过一丝难言的痛苦，突然扭身进屋去了。
金城也怔住了，猜不清凤兆丽此举是羞，还是恼。
四
老伴儿比车篷宽年轻几岁，身体也比他好。她自己在外边靠近快车道的地方骑，让车篷宽在里边靠着便道骑，有什么情况自己在外边先看到，随时可以提醒丈夫，保他不会出事。这老两口是去看他们的老朋友——省机械局局长孙长恕。
车篷宽骑了一会儿，发现路走错了，对老伴儿说：“剑秋，我们拐弯太早了，走这条路绕远。”
王剑秋说：“你就跟我走吧。时间还早，你要是每天骑这么一趟车也是个锻炼。”
车篷宽不再说话，高高兴兴地跟着老伴儿往前骑，渐渐来到了市里最繁华的地区。在一个十字路口，王剑秋停住车，眼睛死死地盯住迎面最显眼的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上面画着两只日本精工牌手表。这是一块日本广告牌。王剑秋偷眼瞧瞧老伴儿，车篷宽双眼也盯住了广告牌，而且眼睛眯起来，右手的手指开始敲打自行车的车把。王剑秋心想：“他动心了！”
车篷宽果然说话了：“这一带最繁华，这个地方又最招人眼，却给日本人竖起了一块大广告。我们自己的广告呢？你们机械局的广告呢？难道都挂到厕所里去了？为什么这一路上你们一块广告也没有？”
王剑秋嘴角动了动，那表情仿佛在说，你先别着急，叫你着急的事还在后边哪！可是话到嘴边说出来却是这样的：“老车，难道今天你没看报纸？我们省的报纸用了一个整版，给外国人登广告。我挂了个电话向报社打听了一下，外国人登一版广告给报社二十万美元。报社为了赚钱，就忘了自己是哪国人啦！这就是你这位书记的主张，把门户打开，按经济规律办事，大家都围绕着钱打主意。”
车篷宽警觉地看了看老伴儿，没有做声。
天完全黑了。大街上的各种路灯、霓虹灯和商品招牌全亮了。两个人没有上车。王剑秋推着自行车在前边走，走到一个门脸跟前停下来。车篷宽抬头一看，是日本人开设的精工牌手表修理部。车篷宽脸上的气色本来就不大好，现在更难看了。过去中国人买了外国手表，总担心坏了不好修理，零件配不上，现在不用愁了，外国人把修理部设到中国的大街上来了。
王剑秋知道丈夫动气了，继续火上浇油：“不光是日本一家，西德奔驰的修理车也在我们这里满街跑。他们卖给我们的奔驰车在什么地方抛了锚，打个电话，修理车就来了。我们局的鼓风机厂进口了美国电子计算机，美国人提出每三个月来检修一次。国际资产阶级跑到我们家里来了，再这样下去怎么行？国民经济一调整，我们局本来就吃不饱，很多厂都没活儿干，再叫外国人把买卖抢了去，我们还干什么去？”
车篷宽态度温和而口气尖刻地说：“你们去喝西北风！”
“我们不能喝西北风。”王剑秋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牡丹牌香烟，抽出一支递给丈夫：“抽支烟吧。”丈夫惊奇地看看她，还是把烟接过去。王剑秋给他点着了烟。平时她是绝对不许车篷宽抽烟的，而且禁止家里买烟和存烟，来了客人也不拿烟招待。她就是用这种强制的办法迫使丈夫戒烟。但是车篷宽遇上了激动的事，还得抽上一两支，那都是王剑秋不在跟前的时候。今天王剑秋竟然在口袋里藏了一盒烟，主动让他抽烟，真是够稀罕了！老两口推着车，拐进了一个街心公园。
王剑秋等丈夫吸了一口烟，才说：“老车，决定吧。”
“决定什么？”
“不许外国人在我们省做广告，不许外国人在我们这里设推销部、修理部。必须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尽量取缔外国货。四十多年前，我们作为学生第一次参加革命行动，不就是举着小旗子游行，抵制日货吗……”
“抵制了半个多世纪，到现在也没有把日货抵制住。你要是买了块日本手表，坏了找不到地方修理，你也会有意见。”
“我不戴外国表，我们家里不用外国电视，不用外国录音机。”
车篷宽笑了：“副局长同志，你的爱国热情可嘉。不过你不能要求群众也都像你一样，为了维护你那个机械局的利益，宁用自己的次货，不用外国的好货。”灯光下他看见老伴儿突然变颜变色，面带怒容，赶紧一摆手，“别着急，当然中国货不一定就次，外国货不一定就好！”车篷宽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沉吟了一会儿，接着说：“唯一的办法就是用经济的手段打退经济的进攻，用我们的技术打垮他们的技术，用我们的产品打败他们的产品。就让他们来做广告，就让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大吹大擂，就让他们到我们国家来办服务部，他搞你也搞嘛！有本事你就能代替他。你的产品比他的好，比他的便宜，你就能把他顶回去！要善于动脑筋，想办法，展开竞争。在国内要竞争，在国际市场上也要竞争。外国人无孔不入，他们有推销术，我们要有对策，要研究市场。下周省里要开会，叫你们的老孙来吧……”
王剑秋上去一把将车篷宽吸了一半的香烟从丈夫手里夺过来，扔到脚底下一脚踩灭了，生气地说：“这么说，你的主意是不能变了？”
车篷宽不着急，继续说：“你们的思想要开阔一点，机械产品前途大得很。西德的机械产品出口占百分之五十五，日本也差不多。我们国内的市场很大，还要开拓国际市场。只要你搞得好，就不怕没任务。香港招商局要在深圳办个小型轧钢厂，在国内招标。你们局光设备就向人家要八百五十万元，还不负责成套。上海要一千万元。负责成套，生意叫人家抢走了。你们的机械厂闲着，轧钢机的买卖却叫别人揽走了，这样的机械局还不喝西北风！今天报纸上登了一条消息，上海到大连要建一条集装箱航线，我劝你们赶快动脑子，集装箱运到码头要用起重机、专用汽车等等。要提前动手，主动派人去联系，不能在家里等着。”
王剑秋叹了口气，调转了车把：“好吧，留着你这本经回家去念吧。”
“咱们不是要去看老孙吗？”
“不去了！”王剑秋又气又恼。这一年多，她一直在老孙和丈夫之间受夹板气。今天本想用开现场会的办法说服丈夫，谁知车篷宽平时对妻子温柔体贴，在他的工作上却不喜欢她插嘴。他已经决定了的事情，妻子劝说也没用。王剑秋深知丈夫的脾性，又无可奈何，只好说：“老孙今天请你去就是要谈这个问题，你们省里领导再不改变政策，我们就无法干下去了。老孙已经给中央写了信，要告你。看来只好让他去告了。”
车篷宽还是那么温文尔雅：“这么说，今天晚上我更应该去看看他了！”
“不行，他的脾气那么暴，最近心脏又很不好，一直上半天班。你又是这么固执，两个人一吵，万一出点事怎么办？走吧，回家去，反正你说不服我，就甭想说服老孙！”王剑秋带头骑上了自行车，车篷宽在后边慢慢地跟上了老伴儿。两个人又缓缓地向回家的路上骑去，但都不再说话了。王剑秋这个急性子的老太太尽管心里老大不痛快，还是没忘记让丈夫在里边骑，自己骑在外边保护着他。
五
凤兆丽意外地接到了省委书记车篷宽的信。她召集团委会，宣读了这封信。
凤兆丽同志：
谢谢你向我反映的情况。
关于化工联合企业建设中的混乱情况，我知道一些。人力、时间、财力的浪费都是很大的，但最大的浪费还不在于工厂的管理，而在于计划的失误，设计的失误。三十年来，我们在经济建设上一条深刻的教训，就是违背经济规律，搞瞎指挥。现在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正在逐步扭转。我们省工业系统很快要开个会，重新制定一些经济政策。赔钱的企业不仅要影响工人的切身利益，赔到一定程度，企业还要垮台。企业要养国家，而不是让国家养企业。新的政策一颁布，估计化工联合企业和你们安装公司都会有所变化。
在引进外国技术和设备方面，确实有很多问题。上当受骗、吃亏赔钱，甚至丧失民族尊严的事情都发生过。但不能因为存在这些问题，就全部否定开放政策。打开门户在历史上的重要贡献，就是使人民打开了眼界，知道了整个世界的实际情况，使中国的社会逐渐变成一个开放的社会，用人民群众的力量阻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大倒退。
对你所反映的青年思想状况，我很感兴趣。应该承认，现在青年人头脑里有一堆没有解决的问题，逼得他们要往深处想。一种可恶的怀疑主义到处蔓延：怀疑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社会制度，甚至怀疑自己的父母。许多人对一切最宝贵、最重要的东西都持怀疑态度。我能不能向你提一个希望呢？你是做团的工作的，自己又是个青年人，应该成为党的出色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我所说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谈心，解疙瘩，交朋友。这远远不够。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在我们的企业里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甚至连它的定义都被曲解了。因此，有些人，特别是年轻人，一听到思想政治工作这几个字就有点反感。其实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渗透到生产和管理中去，把思想政治工作同现代化生产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且还要结合工业的特点，吸收现代科学中合理的成分，如工业工程学、工业心理学、工程心理学、工效学和社会学中那些确实反映了事物客观规律的部分，加以整理，使之成为一门科学。这个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知你有没有兴趣研究它？为了提起你的兴趣，我随便举个例子。生产是生产手段和劳动力的结合。现代工业让工作人员在最适合生理和心理的环境下工作，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效能，减少差错和次品。这就是工程心理学与人机工程研究的内容。比如，不同颜色对人就起不同的影响：红色有温暖感，青色有清凉感。红在生理上起增高血压及加速脉搏跳动的效果，心理上起兴奋作用，但也会引起不安感和神经紧张。青色在生理上起降低血压的作用，心理上起镇静作用，有清洁感，但大面积使用它使人有单调感，因此只能配合其他颜色使用。黄色有增进食欲的作用，适于食堂里用。绿色使人有平稳感，绿色用在工作场合最适宜。天花板在我国习惯用白色，白色反射率高。但在面积大而天花板又低的车间内，一抬头就见白色天花板，会产生一种压抑感。在这种情况下如采用青色，使人产生仿佛在晴空下的广阔感觉。总之有好多东西需要我们，特别是需要你们青年人，去学习和掌握。
希望我们以后经常联系。为了了解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各种人的思想、愿望、情绪、观点，我们应当有一套能够迅速准确地收集群众反映的方法。这样，领导机关在制定一些政策或采取某些措施时，就更有针对性。
对于那个跳舞和穿喇叭裤的问题，我认为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是愚蠢的。我还没有进过八十年代初的跳舞场，所以没有更多的发言权。
向做青年工作的同志们
敬礼！
车篷宽
3月2日
省委书记的信在团干部们中间引起了很大兴趣。在这以前，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曾接到过像省委书记这样高级干部的来信。凤兆丽把信读了一遍，大家首先关心的不是信的内容，甚至信里的很多话都没有听懂；大家都抢着要看省委书记的信是什么样子，用什么纸写的，使的什么笔，省委书记的字写得漂亮不漂亮。说实在的，这伙青年人还真是开了眼界。车书记的信是用铅笔写的，整整写了四页纸，字迹潇洒遒劲。用青年们的话说，叫龙飞凤舞，帅！他们之中还没有一个人能写出这笔字来。除去王廷律似乎不大感兴趣，没有凑过去看信，别的人都仔细地传看了省委书记的亲笔信。好奇心得到了满足以后，他们才议论车书记来信的内容。金城举着信左看右看，他怎么也不能把眼前这笔好字，和他脑子里高级干部的形象统一起来。不知什么时候，他脑子里模模糊糊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干部越老越不读书不写字，顶多在文件上画几个圈儿，还不见得画得圆。差一点的，是粗鲁，顽固，保守，搞特权；好一点的，是有魄力，有干劲儿，敢于决断。但是不管好坏，都是没有多少文化，没有多深的修养，和文雅、才气无缘。这个车篷宽怎么信手一划拉，竟写出一笔这么帅气的好字？而且信里的内容有好多处显示出他的视野很开阔，具有相当深的专业知识。这肯定是车篷宽的亲笔信吗？
“哎，”金城突然一拍大腿，“你们先别这么高兴，这根本不是车书记的亲笔信，这是他的秘书替他写的。”
大家一愣，谁都不愿意相信金城说的话是真的，可是也没有办法证实他的话是错的。
兆丽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金城什么时候都是理直气壮。他抬高了嗓门儿说：“那么大的干部只在文件上写写批示，他怎么会有耐心给我们写这么长的信呢？一定是我们那天到省委去碰到的那个车书记的秘书，把我们提的问题反映给车篷宽，车篷宽听了不往心里去，秘书感到在中间坐了蜡，才以书记的名义给我们写封信，以此打发我们！”
他说得有鼻子有眼，还真把大伙儿给唬住了。
凤兆丽不相信金城的话。虽然她跟车篷宽只在舅舅家里匆匆见过一面，可是她坚信车书记决不会干出像金城说的那种事。她看看始终一言不发的王廷律，问他道：“小王，说说你的看法。”
“我？”王廷律看看凤兆丽，从桌上拿起车篷宽的信，飞快地扫了一眼，又把信放回桌上，低声然而很肯定地说：“这是车书记亲笔写的。”
“你怎么知道？”金城那锥子似的目光又逼上来。这几天凤兆丽对他有点公事公办的冷淡劲儿，他一直怀疑是王廷律捣的鬼。
王廷律红着脸不吭声。
大伙儿也都希望他说出这信的确是车书记亲笔写的理由，便催促他：“廷律，你快说呀，为什么你肯定这是车书记的笔迹？”
“小王，你快说吧！”凤兆丽相信王廷律的话一定是有根据的。
王廷律想了想，终于红着脸慢吞吞地说：“车书记本来打算昨天到咱们这儿来，想见见凤兆丽和团委的干部，可是前天下午突然接到国家经委的电话，昨天一早就坐飞机去北京开会了。这信是在飞机上写了寄回来的，不信你们看，这信封上盖的是北京的邮戳。”
有几个人立刻抢过信封看：“对，是北京的邮戳，没错！”
金城还是不服气：“哎，这些事你怎么知道？”
大家也感到惊奇，一致追问：“对，你是怎么知道的？”
王廷律被问得没有办法，挺生气地说：“他是我爸爸。”
大家一下子全愣住了。王廷律进厂一年多了，这件事竟瞒得这么严实。而且看他穿衣打扮那份窝囊样，哪一点像个省委书记的儿子？
金城却用一种近乎敌视的目光盯住王廷律。他猜想凤兆丽一定早就知道了王廷律是省委书记的儿子，不然这小子刚进厂才一年多，选进团委也不到半年，有他妈的什么能耐，竟一下子就把凤兆丽抢过去了！得找机会教训一下这小子！
凤兆丽招呼大伙儿说：“好吧，我们现在讨论正题。我对信里的有些话，一下子还没琢磨透。请大家发言吧。”
金城尖刻地说：“这有什么好讨论的，书记的儿子在这儿，请他给咱们辅导一下不就行了。”
“你……岂有此理！”王廷律站起身推门走了。
六
人民大会堂二楼一间小会议厅，雅致而富丽。它的位置是在这个巨大建筑的心脏部位，却使人觉得空气新鲜。暖气的热度正合适，既不叫人感到燥热，也没有冷意。怕冷的人穿着棉衣，也不会觉得热；怕热的人只穿件毛衣，也不会觉得冷。嵌在屋顶的莲花喷头子母灯全部打开，给人一种阳光充足的感觉。墙上没有过多的装饰品，只在正中有一个巨大的镜框，里面似有一汪清水，一群长须青虾在游戏。这显然是出自白石老人的手笔。墨绿色的地毯，四周一圈米黄色的大沙发，实用而考究。但国务院几个部委的负责人和来参加会议的部分省市主管工业书记，没有一个躺在后面的大沙发里，全都直着腰板，坐在绛紫色谈判桌两边的软椅子上。这显然是国家领导人经常和外国人谈判的地方。不过今天不像招待外国人那样，杯里早已沏好了茶；而是在会议开始之前，服务员端着茶盘默默走过来，想喝茶水的首长交一角钱，她就给他的杯子里放进一包茶叶。屋里很安静，气氛虽不紧张，可也没有轻松的谈笑声。
会议由国务院D副总理主持。国家冶金设计总院院长吴昭年报告冶金系统今后十年内的引进计划。国家为了要保证这个重点引进项目，不得不削减对其他行业的投资。原来对其他各部和省市已经确定的投资数字需要修改，因此才请这些有关的部委和省市的负责人来参加会议。
吴昭年讲得生动有力，富有感情。看得出来吴昭年的冶金设计总院对这个计划是花了很大心血的。本来是一些枯燥的数字、技术术语和机器设备的名称，在他的报告里却完全变成了立体有声的、活生生有血肉的东西。他在这些高级领导干部面前，也可以说是在掌握中国经济发展命脉的决策人物面前，描绘出了一幅美好而极有吸引力的中国钢铁工业的远景。据他说，如果他的计划能获批准，按他计划里开列的项目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前十年下本钱，后十年就会见成效。到那时，中国不仅会有不止是十个鞍钢，而且钢铁产量就能和我们的人口、我们这么一个大国的尊严相称，从而敢和苏、美抗衡。钢铁呀，这是工业的粮食！人不吃饭不行，发展国民经济没有钢铁也不行。工业要钢铁，农业要钢铁，国防要钢铁，打仗打的也是钢铁呀！一句话，“四化”没有钢铁做后盾，就“化”不起来啊！
随着吴昭年有声有色的描绘，D副总理苍老而威严的脸变得开朗坚定起来。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他的目光像潭水般深沉，闪出一种坚强的自信，慢慢地扫过每个与会者的脸，当他看到车篷宽细眯着眼，右手的手指不停地轻敲着茶杯盖时，便毫不掩饰地笑了。D副总理眼梢边通向雪白鬓角的鱼尾纹颤抖着，他笑得非常慈祥。他知道车篷宽的毛病。这位老弟动心了，他激动了，他是开放政策的积极倡导者，有雄心大志，他听了这样宏大的计划怎能不激动，不全力支持呢！
等到吴昭年讲完，进行讨论的时候，D副总理首先点了车篷宽的将：“老车，你来打头一炮。”
车篷宽摆摆手：“先请别的同志讲吧。”他低下了头，没有敢碰一下D副总理那锋利而兴奋的目光。
有几个同志陆续发言，有的热烈地支持了吴昭年的计划，也有的对削减本行业的投资持保留意见。
D副总理再一次点名请车篷宽表态。老车是搞工业的老手，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可以称得上是个技术权威了。他的态度在这样重要的会上是有一定影响的。
可是车篷宽装做没听见，连头也没抬。
D副总理皱皱眉头，有些不高兴了，这个老弟卖什么关子，拿什么架子呀！
又讨论了一阵，许多人已经看出D副总理是全力支持这个计划的，便都没有多说什么就表示了同意。高级领导层里开会，特别是像这种类似“内阁”的会议，气氛总是冷静的，甚至是僵硬的。远不像下层开会那样热烈、活泼，可以随意争吵和发牢骚。违心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车篷宽始终一言不发，看样子他是不想说什么了。
D副总理急了，第三次点了他的名：“老车，你得表态呀！这不仅关系到咱们国家钢铁工业的发展前景，也涉及到你们省的具体利益，你不说话怎么行？”
“嗯……”车篷宽眼光看着别处，显然是在斟酌措词，沉吟了半天才说：“这个计划要是得以实现，中国人连裤子也穿不上了！”
大家一惊。身材高大的吴昭年先按捺不住，冲着车篷宽一连提了几个为什么。D副总理摆摆手止住了他。老人很恼火，他完全没有想到车篷宽会是这么个态度，会说出这样的话来！D副总理生气地说：“车篷宽同志，你想往回缩啦？两年前不正是你三番五次地给中央和国务院打报告要求引进外国技术吗？我们是穷一点，但是正因为穷，才更要大刀阔斧地干，不然就永远受穷，而且还要受气！钢铁打不上去，经济上不去，说话就不硬。就是搞外交，也得有实力。你说卡特怎么样？他说话顶话，他的钢铁多，有力量。苏联不讲真理，他说话也硬。你生产上不去，讲的都是真理，资本主义也不听你那一套。你不要听到一些闲言碎语就摇摆不定，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去讨好群众。我们这些老头子呕心沥血，拼上老命搞四化，还不是为了民富国强？”
一见D副总理发了脾气，大家都不做声了。车篷宽也有些后悔，不该说那种带有感情色彩的气话，明知道说了也没有用，何苦找这份不痛快。
“大家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没有？”D副总理又一次征询大家的意见。
在座的人没有表示新的异议。
D副总理最后做结论说：“那就这样定了，把这个计划上报中央。先由冶金设计总院和冶金部做好准备工作，等中央批准以后执行。”
但是当这个计划就这样拍板定案后，车篷宽心里一震。他突然抬起头盯住D副总理。D副总理的目光也在盯着他，他赶紧掉开头。可他的心里却在呼喊。他很想大声地劝阻D副总理：“不，D副总理，你不能这样做！你劳苦功高，人民尊敬你，拥护你。你身负重任，有拍板的权力，可是你有没有拍板的能力和足够的智慧？你有指挥战争的经验和知识，在战场上你可以稳操胜券，那是因为你打了几十年仗，死了很多人，流了很多血，你才懂得了战争规律，学会了打仗，当上了将军。可是解放以后呢？不管你是当部长、当省长，还是当副总理，虽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大权，可是你认真地钻研过经济吗？你像学习战争那样努力学习过经济规律和各种科学知识吗？不！你没有钻研，也没有学习。战争学不会就要打败仗，死人流血。现在政权在手，太平天下，你不学习仍然当你的副总理，仍然有权下令，而且一声令下就排山倒海。你知道这会带来什么后果？这些年你的精力都用在一场场政治运动、一次次路线斗争上了。你在权力的更迭中时沉时浮。你并不懂得经济规律，情况不明，却要在重大的经济问题上拍板决策，这多危险。你不愿听听专家的意见。尽管你是为国为民一片好心，可是你一板拍下去，成千上亿的人民币就扔掉了。对你这种大气魄，群众已经害怕了。东扔一把，西丢一把，到头来还不都是老百姓吃苦头！”
车篷宽尽管这样想，到底还是克制住了自己，没有再张口。政治斗争的规律，战胜了他的经济规律。权力角逐的教训提醒了他。他带着没有吐出来的一肚子话和一肚子气，心情沉重地走出了人民大会堂。他一刻也没有停留，直接乘车去飞机场。——因为家里还有个会等他回去主持。他坐上飞机，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为即将召开的厂长以上领导干部会议做些准备。他平时有个习惯，路途上、车船中思想最容易集中，是思考问题的好时候。可今天，他坐在飞机里，思想老是往吴昭年的计划上跑。每逢他心烦意乱，或是怒不可遏的时候，他有一个能使自己平静的好办法，就是看小说。他从提包里掏出一本美国的现代小说《金融浊流》，认真看起来。小说写了两个人为了争当美国一家大银行的董事长，怎样不择手段地明争暗斗。他没有看几页，思想就开小差，联想起生活中的人物来了。二十多年前，一位国家领导人到一个工厂去视察，发现这个工厂的厂长对一些生产上的数字倒背如流，领导生产、组织放卫星有非凡的才能。于是这个人很快就被提拔到省委当了工业厅厅长。十年后，由于一场很大的政治运动，他又意外地成了这个省的临时负责人。不久他就提出了一个震动全国，也可以说震动了世界经济界的宏伟计划。他说在他的省里发现了一个特大的油气田，其规模甚至比大庆油田小不了多少。仅天然气一项，不仅能满足本省工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且还有很大的富余，每天可以向首都输送三百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供给首都的工业生产和民用。听了他的报告，国家立刻投资，动员了十几万名职工，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在地下修了一条长达几千公里的天然气输送管道，一直从他的省通到首都。还有数不清的附属工程：加压站、铁路、公路、桥梁、隧道，耗资三亿多元。这位老兄因这场会战打得响，提到中央当了副部长。可是输送管道修好以后，他的省里却根本没有天然气可送。油气田倒是有一个，但甚至连开采的价值都没有。可是从上到下再没有人提这件事。这样一个足以能构成对当事人治罪的大事件，似乎很快就被人们忘记了。但是记录国库开销的大账上没有忘记这件事，参加会战的人不会忘记这件事。老百姓的裤腰带莫名其妙地又紧了一圈，也会思索这件事。可是我们的经济体制，我们的干部制度，注定不会追查这件事情。究竟当初是谁吹牛皮说每天能向首都输送三百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当时他发现特大油气田的根据是什么？造成了这么巨大的损失，他应负什么经济责任，或者法律责任，一概无人问津。所以这个说大话的人一次又一次高升，终于当上了相当于部长级的冶金设计总院的院长！
车篷宽捧着小说，回想起吴昭年这个人奇特的晋升过程，不禁慨叹道：什么时候才能制定法律，让说大话、吹牛皮的人负起巨大的经济责任呢？
车篷宽索性放下了手里的小说。他知道不管多好的小说今天也不能够吸引他了。在会议上，在国家领导人面前，他可以克制自己，或者是装出一副冷漠超然的样子，但是当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怎能不愤怒，不痛苦，不焦虑？他知道自己的脾气，一旦对事物形成了自己的认识，是十分固执的。他在自己将要主持的全省大厂厂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一定会谈起这件事，一定会阐明自己的观点。他立即掏出纸和笔，把自己的思想、自己所焦虑的东西记下来，必要的时候给中央的负责人写信。他的铅笔飞快地在稿纸上移动着——
在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中，看来最重要的还是决策问题，一着不慎，全盘被动。情况不明，匆匆忙忙作出决定，必然要走弯路。瞎指挥使我们吃了多少苦头！孔子说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领导人一句话有着多大的分量！
“文化大革命”损失了有多少？搞三线损失了有多少？“大跃进”损失了又有多少？如果这些钱不丢，中国人目前的生活水平又可比现在提高多少？那将是一种什么状况？难道我是装出悲天悯人的样子讨好群众吗？我们在生产上的巨大浪费还不都要摊到老百姓的身上？人家是生活上极大的浪费，生产上极大的节约；我们却正相反，生产上极大的浪费，生活上极大的节约。历史上因国家加重人民的负担，搞得人民穷困、国家动荡的教训难道还少吗？“四人帮”的倒台，难道仅仅是由于政治因素？国民经济这个基础几乎要崩溃了，他们能不倒台？！
我决不是反对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但是我坚决反对整个儿地从国外买一个中国的钢铁工业进来，买一个现代化进来。实际上这是办不到的！
我们应该认真地总结一下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教训。我们花了大量的外汇，却做了许多得不偿失的买卖。在对外贸易中，我们有些人还缺乏起码的常识……
车篷宽写着写着，突然意识到这不是单纯想记下自己的思想，而是在纸面上和D副总理开展辩论。这些话为什么不在会上当着D副总理的面说出来？方案已经通过，事情已经决定，背后发一阵牢骚，这有什么用？！
他生气地把自己刚写好的两张纸全撕碎了。他的头往后一仰，靠在椅背上，闭住眼，双手捏住了太阳穴。不知是因为飞机颠簸，还是精神作用，他的头剧烈地疼起来。突然一阵心灰意懒，他劝慰自己：算了吧，别着这份急啦。中央的事管不了就不要管嘛，能管好自己省的事就不错了。就怕连自己应该管的事也管不好哪！……
七
曾淮开车去机场接车篷宽。他人还没有回来，可是关于他在北京顶撞D副总理、惹得D副总理发脾气的事却已经在省委机关轰动开了。北京的会一散，D副总理就给省委第一书记潘景川打来电话，追问车篷宽在会上的表态是不是省委讨论的意见。
要是讲心里话，潘景川是同意车篷宽的意见的，但是他在电话里没有这样讲，却对D副总理说车篷宽的意见只代表他个人，省委并未讨论过。这也是实话，车篷宽动身前省委的确没有开会。但是如果潘景川在电话里回答说，他也同意车篷宽的意见，这其实也是他的真心话，那这件事的结果也许是另一个样子了。可是现在他把责任都推到车篷宽一个人身上，车篷宽肩上的压力就增大了。车篷宽的秘书和司机都担心这件事会影响老头儿的情绪。被车篷宽视为很重要的那个全省厂长以上干部会议后天就要开始了，老头儿的决心一动摇，这个会就要砸锅，那就会影响全省的经济形势。要是那样的话，还不如不开，但是再下通知撤销会议已经来不及了。
曾淮心里一直想着这件事。他担心的是通过这件事暴露出来的另外一种令人不安的预兆。D副总理只给潘书记打了电话，只有潘书记知道这件事，为什么这么快就传开了呢？第一书记散布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呢？车篷宽一走下飞机，曾淮就发觉老头儿面色焦黄，神情憔悴。他上前接过车篷宽的提包，顺口问道：“您的身体不舒服？”
“没有，挺好。”车篷宽把提包交给曾淮，还没忘记说了声：“谢谢！”
曾淮拿不准主意要不要把D副总理的电话和省委机关对这件事的议论告诉他。告诉他吧，说这种话显然不符合一个司机的身份；不告诉他吧，老头儿毫无准备，一回到省委里来一个措手不及，要是顶不住，往后一退，不仅影响开会，这个省的工作也就没有指望了，许多想干点事业的人也会失去了主心骨。其实，一个省委书记，或者别的什么级别的干部和副总理的意见不一致，或者是顶撞了副总理，甚至是顶撞了总理、中央主席，又有什么了不得呢？不是说要反对一言堂吗？这不是很正常吗？允许普通老百姓发脾气，也应该允许像总理和副总理这样的大人物发脾气，这也是人之常情嘛。为什么像车篷宽这样一个省的负责人，和副总理唱了几句反调，吃了几句批评，副总理打个电话来问一问，竟在下边引起了这么多的猜测、议论，甚至是恐惧？这哪里是正常的政治生活呢？人们不去议论这件事情本身谁是谁非，却一味猜度这件事情本身之外的后果，真是可怕而又可恶！在这样污染的社会环境里，人和人之间，上级和下级之间，怎么可能有正常的、平等的关系呢？人的创造性、积极性怎么能充分发挥出来呢？
曾淮一阵恼怒，突然下了决心：“我当司机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时候正应该起点作用了。”
他打开车门，让车篷宽先上了车，关好门。他坐在司机的位子上，打着了火，盯住后视镜里车篷宽的脸色，说：“车书记，您在北京说，如果吴昭年的计划得以实现，中国人连裤子也穿不上了。是吗？”
“是的，我是这样说的。”车篷宽淡淡地说，可是他的眼光中却透出了惊异，灰白的眉峰往上耸着，分明在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D副总理打电话给潘书记，询问这话是您个人的意见，还是经过省委讨论过的。”
车篷宽淡淡地一笑：“当然是我个人的意见，他怎么不当面问我？”
曾淮改用一种和省委书记平等的、严肃的语调说：“现在我们还是用战争年代指挥军队的办法，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指挥生产；如果还用这种办法指挥经济的调整和改革，必然要走大弯路。过多少年以后，再来一次调整，纠正现在的错误。”
车篷宽没有说话，只是将身子稍稍向右偏了一点，这样他就可以看清曾淮的侧脸。
曾淮并不需要书记搭腔，他只管说下去：“我们的国家，几十年来实行的这一套经济管理体制，已经根深蒂固，极大地妨碍着改革的步伐。而我认为围绕着改革，最终必然会导致权力的斗争，这样改革的阻力必将更大！”
车篷宽仍然不动声色，但是他在心里点了点头。
“但是，不改革无论如何是混不下去了。西德、日本这些资本主义国家自不必说，就是苏联和东欧各国从五十年代起也先后开始了改革。它们虽然几经反复，但毕竟取得了一些成效。而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改革成果，尤其显著。时代在前进，我们古老的中国怎能例外？我们不改革，就不能前进……”
曾淮意犹未尽，汽车已经开到了省委机关大院门前。他只好说：“回家还是回办公室？”
“不，开出去。找一条宽阔清静的马路，把车速放慢，不要出事。我想听你把高论说完。”
曾淮把车开到了郊外环城公路上，带着歉意说：“我今天可能有点狂妄和不知分寸了。”
“不必客气，请接着讲吧。”
“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当改革和保守的斗争发展到十分尖锐的时候，总有一些主张改革的人做了牺牲品，被撤掉了职务，缓和一下矛盾，但是改革还得进行。政治上的原因对经济改革的关系很大。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坚定性和彻底性，就怕再来一次半途而废！因此，有许多人把眼睛盯在您的身上，对后天要开始的会议寄予很大希望。有人把实行开放政策，说成是您的第一步棋；把后天开始的讨论经济竞争和市场调节的会议，说成是您的第二步棋。但是我也担心，北京的会议会不会对您的决心有影响？”
“谢谢你的关心。”曾淮从镜子里看到车篷宽温和的脸上露出坚强果断的神色，便放心了。车篷宽沉了一会儿说：“相信几项决议，开几次会就能改变几十年来形成的经济体制，是过于天真了。新鞋刚一穿上，脚是肯定要疼一阵的。改革过程中一旦出了问题，反对派就出来反对，阉割改革成果。这时甚至赞成改革的人也会思想迷惑，行动踌躇不前。种种复杂情况我们都要预先估计到。我们的国家好比一只大船，船太大了拐起弯来就不容易。”
曾淮仔细地听着，没有搭腔。心里却说：“这老头儿，老谋深算。”
车篷宽突然转了话题：“老曾，会议期间你就不要开车了，我跟代表们一起活动，用不着小车。你作为我的代表到机械局那个组里去参加讨论，掌握机械局的领导和他们所属公司、厂一级干部的思想状况，随时和我联系。”
曾淮没有马上答声，他猜不准车篷宽这一手是什么意思。他知道机械局问题最多，干部思想混乱，生产上不去。而主要原因是在局领导习惯于用老一套行政办法领导生产，看不惯现在进行的改革。估计在这次会议上要有一场大的争论。机械局局长孙长恕是车篷宽的老朋友，四十年前是重庆船厂的工人，有一次特务要杀害车篷宽，多亏他相救。副局长王剑秋又是车篷宽的夫人。这种复杂关系，谁能拱得动？但曾淮考虑了一下，却意外痛快地说：
“好吧，我可以参加机械局小组的活动，但不影响开车。您什么时候出车，打个招呼就行。”
“不！你什么也不要干，就作为我的代表，去听机械局小组的讨论。”车篷宽严肃地又叮嘱了一句。
“好！”曾淮点点头。
八
晚上，凤兆丽又来到曾淮的家里。她已经几次三番地缠着曾淮，要他把自己和车篷宽的故事讲给她听。她的语气中不仅是出于好奇，还有某种隐隐的不安。曾淮只好答应了她。但是他讲得极其简单，甚至是干巴巴的。因为他害怕她听了自己的故事，会把车篷宽写进小说里。现在的文艺作品往往帮倒忙，把挺好的事情搞坏了。中国有着特殊的国情，作家又往往是太天真，结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尤其是像兆丽这样的青年人搞写作，更使曾淮不能不存有戒心。但他被缠不过，只好用最简单、最枯燥无味的语言讲起来：
“先从一九六六年我被省委抽调到大学工作组说起吧。我当时离开大学还不到两年，对大学的生活很熟悉，也喜欢和学生们一块聊天。因此我经常在系里和同学们泡在一块，学生中间的事情我知道很多。很快就发现有几个学生私下串联，要反工作组。我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工作组长车篷宽。当时车篷宽在师生中间威信很高，论资历有资历，论水平有水平。工作组进校的头一天，学校组织了五千人的欢迎大会，名义是欢迎，实际是出了好几道难题，要给工作组一个下马威。车篷宽毫无准备，站到台上讲了四个小时，中间都没有休息。学生们一下子就服气了。我们心里很清楚，绝大多数师生是支持工作组的，对那几个想反工作组的人很气愤。车篷宽自认为这个工作组是中央决定派去的，他就给中央写了个报告，把那几个学生要反工作组的打算报告了中央。可是几天后，那几个学生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公开贴出大字报，说车篷宽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学生进行打击陷害。车篷宽正要第二次给中央写报告，中央‘文革’来了通知，突然宣布让车篷宽停职检查，并追问学生反工作组的情报是谁提供的。我建议车篷宽向中央报告，就说是我在下边发现的情况，然后向工作组长做了汇报。车篷宽没有那样干，他已经预感到这里面有更复杂的政治背景，自己显然已经钻进了人家设好的圈套。他注定要成为一个政治事件的牺牲品，即便把我推出去，也顶多是增加一个陪斗的，并不能减轻他的责任。他嘱咐我不要犯书生气，保持住沉默。但是，他不把我推出去，他的沉默就等于默认自己的确像中央‘文革’通知里所说的那样，对学生进行了陷害和打击。事情果然和他预料的差不多，他很快在报纸上被点名批判。以他为突破口，发起了全国范围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攻。我们所在的学校，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同情工作组，对车篷宽根本批不起来。于是就把他拉到别的大学里去批判、游斗。我当时对政治斗争缺乏经验，车篷宽被诬陷使我异常愤怒。我们是中央派去的工作组，中央不为我们撑腰，却偏向那几个学生。我还不知道当时我们国家已有好几个中央。不少有着领袖欲的人，正在进行凶狠的权力角逐的准备。我决心查清事实，给中央写报告，替车篷宽喊冤。后来等我真正摸清了情况，却大吃一惊，觉得给中央写报告不仅不顶用，反而会加重车篷宽的罪过。原来想反工作组的那几个学生是通天的，并不是他们自己想反工作组，他们直接听命于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儿。一切全是按江青、陈伯达、康生的指示干的。我借送饭的机会，到车篷宽被隔离的小屋子里，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他。我请示他想把这一内幕公之于众。车篷宽严厉地制止了我。他说：‘风暴已起，很难断定风是从哪儿刮来的，不可妄动，保持沉默。’我可受不了这口气。我们是中央派去的工作组，却正是中央把我们出卖了！车篷宽当了中央‘文革’的垫脚石。我替他抱冤，他却对我说了一句使我终生难忘的话。他说：‘你还年轻，要学会忍耐。忍耐是苦的，但果实是甜的。’
“但我终于没有忍耐住，当工作组宣布解散，我回到省委以后，就扯旗造反了。我记得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不吃就得被吃，做牙齿总比做草料强。那种年代也许真是史无前例。人们眼睛发红了，有一股想摧毁一切的、疯狂的复仇情绪。权力斗争的规则，变成了兽性的规则。弱肉强食，胜者为王。权力的交接，人们关系的颠倒，像走马灯，比万花筒的旋转还快。潘景川、车篷宽都成了走资派，靠边站了。我却转眼间成了全省的主宰。但是，我主持批判大会的时候，从来不叫他们在台上低头弯背，或者是坐飞机。特别是车书记，只要有我在台上当一天造反派的头头，他就不会受到非人的待遇。我造反的目的难道不也有一点是为了自己出口气吗？我废除了陪斗制，批判谁就让他一个人在台上坐着，别的走资派都坐在台下听会。有一次批判潘景川，吴昭年作了个爆炸性发言。他对造反派亮相，对走资派反戈一击，揭发了潘景川六条罪状。每一条都耸人听闻，情节恶劣，性质严重。而且吴昭年的揭发批判有根有叶，说得像实有其事那样。造反派们正红着眼找这样的材料还找不到哪，会场上一下子就乱了。有好几个人蹿到台上要打潘景川，眼看要出事。我心里拿不准，吴昭年揭发出潘景川这么多事情，我为什么平时一点也没听说过？当时群众非常气愤，闹不好就要出乱子。我不敢犹豫，当机立断，立刻宣布散会，让几个人把潘景川保护起来。好多人当场向我提出质问，包括许多和我一派的战友，问我为什么批判会刚到高潮就宣布散会？是不是有意包庇走资派？我无法向他们解释，在那种场合也根本解释不通。我只是感觉吴昭年发言里面有问题。但是我又没有充足的根据能够断定吴这个揭发是假的。我不知道中途宣布散会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散会后又争吵了好半天。等到人们气呼呼地都走了，我一个人坐在大礼堂里想这件事。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突然听到礼堂后面的座位上有响声，我吓了一跳。回头看，在大礼堂最后边的一个角落上，还坐着一个人。他就是车篷宽。他慢慢地朝我走过来。我问他：‘你怎么还不走？’我已经不习惯对他称呼‘您’了。
“‘我有一句话想跟您说，不知道您敢不敢听我说。’他却已经习惯对我用‘您’来称呼了。自从政治运动把我们的关系做了颠倒，他不再是我的上级，而成了我批判的对象之后，我们两人的眼光就没有相遇过。他有意躲避着我的视线，我也故意回避着他。可是他这次目光却直率地盯住我的眼睛。
“我说：‘什么话，你说吧。’
“‘吴昭年的揭发全是捏造！’他说得很平静，但可以看出来他是抑制了自己的愤怒，‘曾淮同志，我现在是什么身份，处在什么地位，您当然很清楚。我说这句话担着怎样的风险，您心里也很明白。如果群众知道我现在还替潘景川说话，把群众对走资派的批判说成是捏造，我的罪过就比潘景川更严重。但我是个共产党员，我如果不把这句话告诉您，我就永远不能原谅自己，我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您也是个共产党员，是造反派的负责人，我把真实情况告诉您，就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说完，不和我打招呼就转身走了。
“他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袄，双手操在袖筒里，低着头，背有些驼，身体显得更加瘦小枯干。我望着他颤颤巍巍、缓慢地走出大礼堂的背影，眼睛突然潮了。这才是人，是共产党员，是一条汉子！全省委的人谁不知道，论能力，论资格，他都比潘景川强，而职位却排在潘景川之后。可是当潘景川遭到诬陷的时候，车篷宽竟然勇敢地站出来替他说话。我暗自庆幸，毅然决定散会是对的，总算没有惹出大乱子！
“但是乱子毕竟惹下了。第二天我的造反队分成了两大派，而且支持我的一派成了少数派，支持吴昭年的成了多数派。当吴昭年结合进革命领导小组，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时候，我便成了‘五一六’分子被抓了起来。我想跳、想叫、想厮杀，但是终于没跳、没叫，也没有厮杀。是车书记那句话帮了我的忙：忍耐是苦的，但果实是甜的。”
凤兆丽听完不满足，又提出了许多问题，曾淮一律笑而不答。兆丽有点急了，她说：“老舅，实话告诉你吧，我就是想写一写车书记，不拿去公开发表，至少也要在我们团刊上登一登。你知道，现在青年人对未来没有信心，对四化没有信心，就是因为对领导没有信心。既然我们党内还有这样好的高级干部，为什么不好好宣扬一下呢？”
曾淮收起了逗弄孩子的笑容，严肃地说：“以前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现在觉得不能这样干。我们国家的政治情况很复杂，特别是通过这次北京会议，肯定会有人盯着车篷宽。他是老干部中的宝贝，我们要保护他。不能因为一两篇文章，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你一写他，势必要写对立面，让大人物从反面人物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一旦对号入座，岂不要惹出一场是非来。何况我们的政治对文艺又特别敏感，甚至到了神经过敏的程度。中国有出息的、有思想有头脑的作家，一般名声都不好。在他们身后，总跟随着一连串谣言、非议甚至人身攻击。他们根本不是政治棍子们的对手。何况你目前还不成熟，算了，你还是不要写车篷宽，让我们一起好好保护他吧！”
“好吧。”凤兆丽虽然同意舅舅老于世故的分析，但她还不甘心。她无法抑制想歌颂车篷宽的创作欲望，但是想通过舅舅进一步了解他的这条门路算是堵死了。
九
按规定中午吃饭的时间是十一点半。已经到了十一点二十分，钳工班还没有干完活儿。他们今天的任务是在地面上安装一台操作机。从上班以后基本上没闲着，既没有在中间休息一阵，更没有一边干着活儿，一边抽烟、喝水、聊闲天，可以说上班以后就紧忙乎。尽管这样干，定额还不一定能完得成。像一群野马突然被套上了笼头，拴上了缰绳，小伙子们多少年没有像这样干活儿了。他们简直忍受不了！一开始，他们都不说话，赌着气干。干到十一点多钟，肚子饿了，手、眼、腰、腿等几个关键部位都觉得累了。往常不到十一点就早早地收工了，今天到了这个钟点，从班长金城那儿还没露出一点想收摊的意思。小伙子们这口气可再也赌不下去了，一上午没得空说的闲话，在肚子里闷了几个小时，现在全变成牢骚话发出来了。
“业余华侨”在这一群里最见过世面，天神不敢管，地神不敢拿，穿戴时髦，嘴也最尖刻。他觉得这时候骂别人都不解气，就得朝着金城下嘴。县官不如现管，正因为金城这个“现管”对上顶不住，才有今天这种局面。他先拉着长声叹了一口气：“唉——”
这声“唉”等于是开场锣鼓。钳工班的人都知道“业余华侨”这个毛病，支起耳朵听他说些什么。平时人们并不太喜欢他这张嘴，现在倒想听他发发牢骚，骂骂领导，替大伙儿出出心里这口闷气。大伙儿越是这样，“业余华侨”的精神头就越足。在他的精神生活里有一种很重要的享受，就是在他口若悬河瞎吹的时候，得到热心听众的捧场。何况今天还有点打抱不平、为民请命的味道。他先是冲着金城的后背抽抽鼻子，不酸不凉地说：“别看咱们班长五大三粗，气壮如牛，就是对咱们横，对上边可是百依百顺，见困难就抢，见方便就让。”
他一边说，还一边挤鼻子弄眼睛。于是捧场的立刻接上说：“那当然啦，咱们班长是老共青团员嘛。而且到了退团的年龄都不想退，不实现四个现代化，怎么能轻易地离开共青团呢！”
“业余华侨”嘴一撇：“你懂个屁，一退了团不就跟咱们一样成了民主人士啦！像金城也算是咱们公司里的头面人物，应该这边退团，那边入党。忙乎了好几年要是入不了党，那不成了鸭子孵鸡——白忙乎！再说，一变成白牌就没人理了，狗屁不如。你看咱们漂亮的团委书记到下边来，什么时候主动跟咱说过话，不是找金城，就是找王廷律。金城要一退团，再想跟人家书记说句话都难了！”
金城脖子一扭：“假华侨，你想找倒霉呀？”
“业余华侨”嘻嘻一笑：“金城，你别上脸。大伙儿这不是说着玩儿嘛，你还当真的？不说不笑不热闹，这一上午，把大家都给累坏了，说句笑话解解乏你还不让？其实这也是为你好。我们大伙儿苦点累点都不怕，一块帮着你努力，争取让你今年入党，入了党你可得请客啊！”这小子真是骂人不吐核儿，太损了！
金城扔掉工具，一步蹿过去，揪住了“业余华侨”的衣领子。他满脸涨得通红，两道目光一下子能把对方捺到地里去。他咬着后舌根，声音很轻，却是发着狠说：“你再说一句！”
“业余华侨”害怕了。他看看那些热心的听众，希望他们来解围，可是那些捧场的都在旁边看热闹，谁也不上手。他只好自己服软：“金城，你看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这不是跟你闹着玩儿吗？松手，快松手，你不吃逗，咱以后不逗就算了。”
金城松开了手，怒气冲冲地说：“我愿意这么干？哪个王八蛋愿意受这份累呢？咱们不这么拼命，就完不成定额；完不成定额，全组谁也甭想拿奖金。这是我个人的事吗？你他妈的真不知道，还是装三孙子？”
“业余华侨”哭丧着脸：“你没有把话说清楚，我实在不知道。”
“昨天下班的时候我跟全组交代过。”
“昨天下午我请假了，不知道。”“业余华侨”口气一转，“这他妈的是谁出的馊主意？纯粹是耍巴咱们傻小子！”
“省里正在开会，是车书记亲自主持制定的竞争政策。昨天咱们公司经理回来亲自部署的。化工局告了咱们的状，说如果化工联合企业的安装不能按合同保证进度，他们就要把咱们辞退，另请别的安装公司。”
“不让咱们干不是更好，反正到月头得发工资。”
“你想得倒美，赔钱的单位不能发工资，赔到一定程度，就得垮台。”
“国家还能叫我们失业？”
“自己找门路，找不到就改行，修马路，挖地沟，搞城市建设。假华侨，实话告诉你吧，往后再想吊儿郎当，光凭一张嘴混钱混饭吃是不行了！”
“他妈的，他们当官的坐在屋里说句话，政策就变了，受累的还是我们这些当工人的。”“业余华侨”眼珠一转，又有了主意：“金城，事在人为，县官不如现管，咱们组的定额卡得太死，这是谁定的？”
“技术组定的。管咱们组定额的是王廷律。”
“业余华侨”一拍大腿：“你看，我猜着就会有这一手。王廷律不就比咱多上了几年学，他懂个屁！打眼画线，剔槽卧键，刮瓦锉方，哪一样他拿得起来？他凭什么给咱制定定额？这定额定得太高了，叫他来干干看。他这是欺负你，因为你是他的情敌，我们算跟你倒霉啦！”
“你小子嘴里说不出人话！”
“我这说的都是大实话。我们跟着你，吃亏吃老鼻子了。你这个组长就是跟组员能耐大，一沾上跟别人就尿了。我问你，队里发电视机、缝纫机、自行车的票证，我们组轮上过几回？发电影票你哪一次拿回来好票？你当头的不能给小组抢好处，算个什么屌头！有难干的活儿，倒霉的事，别人完不成的定额，都给你干，拿你当大头。你就由着人家耍。”“业余华侨”摸准了金城的性子：他火了你就软，他软了你就硬。这一番话又使金城来了个大憋气。他正要发作，下班的铃声响了。“业余华侨”把工具一扔：“到点啦，管他定额不定额，反正不能不让老子吃饭！”
“对，吃饭啦。”工人们都放下手里的活计，伸伸腰，准备散伙。
金城一看定额还差一块没完成，心里着急。实行定额的头一天就完不成，以后怎么办？这都是刚才假华侨挑逗大家，打了半天嘴仗的缘故。要不然，上午的定额吃饭前肯定可以完成。刚才“业余华侨”那几句话又勾起了他的火气。一看大伙儿不等他下令就想收工，火气更大了，拦住大伙儿，硬邦邦地说：“谁也不许走，今天不干完活儿不吃饭！”
“你连饭都不让人吃？”
“凑合点吧，干完了再吃。”
“这个月的奖金我不要了还不行吗？”
“你不要可以，但是别人还要哪！告诉你，我没写入党申请书，也不想再当这个小组长。谁给我出难题，我也不客气！”大家一看金城红着眼珠子，真是要拼命的样子，便都转身拾起了工具，继续干起来。没有人再说话了，可是大家心里都不痛快，干活儿的效率也不高。时间却过得特别快，半小时以后食堂就没有好菜了。好几个人，一边干活儿，眼睛一边瞄着通向食堂的大道。渐渐地只有从食堂里出来的人，进去的人少了。他们心里叫苦，今天这顿午饭算吃不好了。小伙子们肚子里的火气越憋越大。突然，“业余华侨”看见凤兆丽和王廷律从食堂里端着饭盒走出来，边吃边朝他们走来。心想：这可是冤家路窄，今天要在这小子身上出出气。就挑逗地说：“哎，快看那一对，真他妈的形影不离了。上班在一块，下班在一块，跳舞在一块，连吃饭也分不开了。”
有人热烈地响应：“嘿，他把定额定得这么高，我们连饭都吃不上，他却吃饱喝足了往咱们这儿找乐儿来了！”
凤兆丽老远就喊：“金城，你们怎么还干，连饭都不吃了？”
金城怒气冲冲，不搭理她，连头也不抬。
“业余华侨”怪腔怪调答了话：“吃饭？连吃屁都赶不上热的！”
王廷律老实巴交，看不出眉眼高低，也关切地插上一句：“金师傅，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吃饭？出了什么问题？”
“业余华侨”抢着回答：“王技术员，你看这儿出了什么问题？你琢磨完人，装得倒挺像！也就是我们组长老实，要是换一个别人行吗？”
王廷律仍然看不清阵势，追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你的定额是怎么定的？”
“定额？”
“鼻眼插葱——装象。你要想不叫我们拿奖，不想叫我们好受，要折腾折腾我们，就痛痛快快地直说，别来这套蔫坏损。你爸爸在省里定政策，你在下边搞定额，你们爷俩一使劲，我们在下边就活不成啦！”
王廷律最厌烦别人老把他和父亲连在一起，脸也红了，腔调也变了：“你把话说明白，不要东拉西扯！”
“你的定额不合理，我们不吃饭也完不成！”
王廷律到底是老实人，一听说定额过高，立刻心里感到不安。他放下饭盒：“来，我帮你们一块干。你们认为定额不切合实际，提出来可以考虑修改。”
他这种态度，使“业余华侨”那几个想找事惹气的家伙反而没有气了。“业余华侨”回头对金城说：“你看看，人家技术员还是通情达理的，关键就是你这个组长。你领定额的时候不说话，给多少要多少。”
这一来金城肚里的气更大了。他认为王廷律两头买好。他从口袋里掏出工票，朝王廷律跟前一摔：“那好，你承认定额不符合实际，现在就改过来！”
凡是老实人一定都有他的脾气。王廷律捡起了工票，认真看了看，然后又检查了钳工班一上午的工作量，郑重其事地说：“我一个人没有权力说改就改。制定这定额是有根据的，不是瞎定的。再说事先不是都请你们班组长讨论过吗？你们认为能够完得成才发下来的。哪能一天的定额刚干了半天就修改呢？”
“刚才不是你说定额不符合实际，可以修改吗？”金城的两只眼睛逼上来，“反正都是你的理，天下的好都叫你落了！”
“业余华侨”用劝慰的口气挑逗说：“金城，算啦，人家事先征求过你的意见，你不提，现在后悔也晚了。咱们吃亏认倒霉算啦，胳膊断了往袄袖里褪。”
“话不能这样说，要是定额确实不合理，当然要改。问题是今天的定额不算高。”
“我们到现在还没吃饭，你眼总不瞎吧？”金城一搭上腔，和王廷律接上火，那几个坏小子都退到一边装好人，净等着看热闹。
“那你们一上午都干什么去了？进度并不快。”
“一上午我们也没闲着，不像你这么清闲，跟着姑娘到处窜。”
“请你说话干净点，我在工作时间跟着哪个姑娘窜啦？你用没闲着来要求自己，标准也太低了。没闲着并不能说明定额高。新的管理办法要求生产讲究科学、纪律、效率。”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留着它谈情说爱时用吧！”
“现在就是要讲这一套。”王廷律的□劲儿上来了，“金城同志，你在团委开会的时候多次发牢骚，对国家发展缓慢，对领导不力，对公司管理混乱提了许多意见。现在公司刚要抓一抓，按经济规律管理企业，你又受不了，大嚷大叫。国家不管，你不满意；国家要管，你也不满意，你说该怎么办？原来你们只想过外国人的生活，并不想像外国人那样工作。”
金城总觉得王廷律在心里是怵他的。在他的跟前，王廷律是说不出三句整话的。没想到王廷律被激怒以后，一条条一套套，话里不带脏字，可是很有力量。金城找不到合适的反驳理由，在组员和凤兆丽跟前感到栽了筋斗。他恼羞成怒，破口骂了起来：“你小子别在我跟前卖狗皮膏药，我不是娘儿们，不稀罕你这一套。什么四化呀，管理呀，全是假的，还不是替你爸爸吹喇叭。你爸爸要不是省委书记，你比谁都反动！”
“你，你……”王廷律气得浑身打颤，“你怎么骂人？”
“骂你了，你想怎么样？”金城说着凑过去。工人们一看事情要闹大都慌了。金城眼珠子都红了，要动手。王廷律也被气疯了，同样怒气冲冲地迎过去。
凤兆丽飞快地插在了他们两个中间，怒视着金城：“金城同志，你想干什么？”
“滚开，你管不着！”金城已控制不住自己。
“金城！”凤兆丽两眼冒火，站着不动。
金城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想把她推开。兆丽一使劲推开了他的手。金城脸一红，恶狠狠地说：“怎么，你怕他吃亏，心疼了？想拉偏手？他不就是个省委书记的儿子吗，就值得你这样偏袒？他要是中央书记的儿子，你又怎么样呢？”
“你……下流！”兆丽嘴角打颤，气得说不出话来。
王廷律感到团委书记因为他才受了这样的侮辱，推开兆丽，也嚷起来：“金城，你说这话不觉得可耻吗？”
金城又气又急，又羞又恼。事情已逼到这儿，没有退路了，他抡起拳头朝王廷律打去。凤兆丽冲上一步，举起手里的饭盆一挡，哐！饭盆被打飞，砸在兆丽的头上。有两个小伙子冲上去抱住金城。金城叫喊着，还要冲过去打王廷律。凤兆丽火了，突然叫道：
“你们松手，放开他，叫他打！”
这一声真把金城镇住了。他举起来的拳头，停在了空中。
“你今天可露脸了，真有本事，真是个英雄好汉！”兆丽那挑战的、讥讽的、蔑视的目光刺得金城无地自容。
金城心里醒过来了，觉得自己刚才干了一件混蛋的事，这股邪火是哪儿来的呢？但是他不能马上服软认输，傻呆呆地愣了一会儿，气呼呼地转身就走。
“站住！”凤兆丽像下命令一样，用不容抗拒的口吻喊了一声。金城果然站住了，但没有回头。
凤兆丽扫了一眼大伙儿，说：“今天这场不大不小的事件，除去定额问题，还有别的原因。我知道你们背后喜欢议论男女之间的事，尤其喜欢造一个姑娘的谣。刚才，金城同志当众侮辱了王廷律同志，也侮辱了我，我得当众把话挑明。我和王廷律像和金城一样，都是同志关系，工作关系，没有发展一点私人友谊。到目前为止，我还不曾爱上咱们公司的任何一个人，包括王廷律同志。且不说王廷律同志有没有爱人，对他的情况我一概不知，也不想打听。但是，如果你们硬要给我们造谣，说我是势利眼，追求省委书记的儿子，我也不在乎，而且要追个样子给你们看看。当然王廷律同志同意不同意那是另一回事，他有他的自由。希望你们不要把我逼急了，我们都是同志关系，应该好好相处。现在，你们去吃饭，我去跟食堂讲，给你们重新炒点菜。”
“业余华侨”和那几个坏小子吐吐舌头挤挤眼，拿起饭盒，故意亲热地招呼金城：“金城，走吧，去吃饭。”他们把事情挑起来了，却又装得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
“金城，”凤兆丽在后边又叫了一声，“今天下班后到团委开生活会，讨论你今天的问题！”
“我不去！”金城赌着一口气，只好继续硬充好汉。
“不去可以，你先声明退团！”凤兆丽说完扭头先走了。
一〇
大厂厂长以上领导干部会议已近尾声，就等明天车篷宽给会议作总结了。全省几年来，甚至几十年来形成的各种矛盾，各种复杂的人事关系和社会关系，在这个会上全暴露了出来，明朗化、尖锐化了，这两天甚至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因为政策一变，人事就要变；人事一变，权力也要发生变化。各种势力全盯住了车篷宽，看他怎么作结论。
比这个会早开始几天的全省政工会，硬是叫车篷宽这个会给搅散了。省委各部、委和区、县、局负责政工的领导干部们在自己的会议室里坐不住了，都跑到“竞争会”上来旁听。这样一来，主持省政工会议的省委第一书记潘景川，觉得很尴尬。
潘景川和车篷宽共事几十年，他深知车篷宽为人正派，不会整人，是搞技术的，而不是搞政治的。但他认为，车篷宽表面上很谦虚，实际上瞧不起他，心里是很傲慢的。许多事情不跟他商量，不通过常委会，自作主张。不管他多清高，多正派，他也是个人，他也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他也有人的共同的弱点。他看到自己过去的助手当了第一书记，自己还是个书记，心里能不嫉妒？自己的助手成了中央委员，而自己还是后补中央委员，心里能不生气？老实厚道的潘景川，刚当上第一书记的时候，心里感到不安和惭愧，还像尊重上级一样尊重车篷宽，觉得省里的工作，也的确离不了车篷宽。但是现在，他却再也不能容忍车篷宽老是压住自己一头了。他不能忍受自己老是当个名义上的第一书记，而车篷宽不论是群众威望，还是在全省工作的决策方面，都是实际上的第一把手。他必须改变这种局面！权位——这是一种能改变人的灵魂的酒浆，喝得越多，瘾头越大。即使是老实人，也会受到权力的腐蚀。但是潘景川并没有把政工干部们的心思都估摸透。他们关心“竞争会”，想听车篷宽作结论，有各种各样的动机。有的想听听车书记经济改革的主张，有的担心大权旁落，实权将被具有专业知识的干部掌握；也有一部分人是想去找毛病的。
车篷宽自己统辖的全省工业这一块，对这个会议的看法也不一致。冶金、轻工、纺织、仪表、商业等系统的业务领导干部，给车篷宽叫好！会议刚开到一半，他们就按捺不住，立刻通知自己的单位，组织供销经营班子，举办产品展销会，印样本，登广告，原来的一盘死棋开始活泛了。有的单位只几天的工夫，就由任务吃不饱变成吃不了。
但是机械局、化工局的日子却很不好过。他们的领导几乎用吵架的嗓门儿，在讨论会上咒骂这个会议。特别是机械局下属的一些单位，搞大爷买卖，产品价格高，质量差，还不能执行合同、保证按时交货，只靠行政命令维持着局面。现在一开展竞争，企业的自主权扩大了，订户纷纷到机械局要求退掉合同。哪个单位物美价廉，就到哪个单位去订货。机械局任务本来就不足，再退掉一批合同，日子怎么混？有的企业就得关门。机械局局长孙长恕，本来是在家里歇病假，听到副局长王剑秋的汇报，在家里呆不住了，跑到宾馆来找车篷宽，两人谈了一上午没解决问题。孙长恕又去找潘景川，向第一书记又是诉苦又是告状，还发了一通脾气！
更不用说有的干部凭着多年搞政治斗争养成的敏感，从考虑个人的权力地位这个角度出发，对会议采取的敌视态度了。特别是那些虽然多年占着业务领导的位子，但从五十年代以来就一直领导运动而不领导业务，只懂运动而不懂业务的干部，思想就更复杂。他们惶惶然不可终日，内心里十分忧虑自己未来的命运。
这个会牵动了许多人的神经，上至省委第一书记，下至工厂的厂长。这些被触动的神经线，织成了一张无形的大网，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朝车篷宽罩下来。
当初，车篷宽正是考虑了这种种复杂的因素，才没有拿到常委会上去讨论，只是跟老潘打了一个招呼，就决定召开这样一个会。他为这个会已经做了八个月的调查研究。他研究了外国十几个大中小各种企业的管理办法，研究了许多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经济体制。但他对这个会议将给他自己带来什么政治后果，却没有充足的思想准备。
他主持的这个会议，他在这个会议上制定的一些新的管理办法，将给他这个省的工业建设打开新的局面，给经济带来新的动力，注入新的血液。
也正是这个会议，使他在和一部分人的关系上留下了新的裂痕；从这些裂痕里流出的血，得由他自己吞下去。
明天的闭幕式很可能闭不了幕。他要给大会作结论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很多人都认为车篷宽已经骑虎难下。连车篷宽的“铁杆保皇派”曾淮和刘亚也非常焦急。他们两个经过商量，决定一块去找车篷宽，劝他尽量把关系缓和些，不要使矛盾激化，把事情搞僵。会议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在有些方面可以作些适当的让步。
两个人来到了车篷宽的房间，老头儿正在写什么东西。一见他们进来，放下笔，抬起头说：“老曾同志，请坐。你们有什么事吗？”他对任何人，一向都是十分客气。他神色镇定，看不出有异常的变化。
曾淮控制住自己，故意平平淡淡地说：“没什么大事，有几个情况想向您汇报一下。”
“嗯，好。”车篷宽又转向自己的秘书，“刘亚同志有事吗？”
刘亚不好说是两个人商量好了一块来劝解，对一个秘书来讲那是不合适的。他只好临时编了一个借口，说：“明天您就要给会议作总结了，要不要我给您誊清一下讲稿？”
“不用了。”
车篷宽说得很随便，关心他的秘书心里却很着急。刘亚扫一眼曾淮，也只好自己先退出去了。
车篷宽笑着说：“老曾同志，你讲吧。”
曾淮说：“机械局压力很大，有些单位撤销合同，要把产品拿到外省市去加工。机械局领导很希望省里下道命令，本省的产品一律不许拿到外省去加工，保护本省的利益。”
“这个令不应该下。他的产品质量次、价格高，人家不想跟他打交道，硬要用行政命令的办法逼人家，这不叫保护本省利益，是保护落后。”车篷宽用手指敲着写字台，又加重了语气：“我不管，他垮了台我也不管。人家要退合同，他就应该提高产品质量，改善经营和服务态度。他不在产品上下功夫，却乞求于行政命令，真是本末倒置！企业家的上帝就是市场，用户是生产单位的帝王。可是咱们机械局，把自己当成老爷，把用户当成孙子，这能搞好经营？”
“从全省角度看，这样干我们不是吃亏了？”
“吃点亏就能逼我们的工厂搞上去，提高我们企业的竞争力。如果我们的企业搞得好，物美价廉，服务质量好，外省市也会找我们订货。我们开展市场调节，就是逼着工厂往前赶！”
“可是……”曾淮犹豫了一下，“有些企业吃了亏，自己不想改进工作，却怪罪我们的新经济政策，这怎么办？”
车篷宽突然抬起眼睛，盯住了曾淮：“是啊，你说到根本上来啦。目前重要的问题，就是干部水平跟不上时代的需要。我们需要一大批这样的干部：他们真正懂得经济规律，懂得我们的历史经验，善于用人，又有广泛的知识，了解国内外市场，通晓世界各国情况，能独立判断经济发展的趋向。可惜，这样的干部太少了！我们倒是有一批脑子里一大二空的干部，一看二等三慢的干部。他们像盒子枪一样装着几个保险，只要保着自己不丢掉乌纱帽，就心满意足了。”
谈到干部问题，可能触疼了车篷宽的神经，他的手指敲得写字台桌面咚咚作响，反映出他内心的焦急。曾淮曾看见车书记不得不亲自给局长、经理们用通俗语言讲解经济管理上一些最基本的常识。他们明明不称职，可是你要不让他们占个职位，他们就会吵破天。曾淮突然意识到，自己是来解劝省委书记的，而不是给他火上浇油的。他冷静下来，观察着省委书记的神色，换了一副口吻说：“车书记，对干部问题您也不能太着急，慢慢来吧。几个人改变不了社会，社会却能改变人。”
“我不敢同意你的观点。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改变社会。我们的社会所以是这个状态，也和我们的干部制度有关。干部从上到下都是上级任免制，群众很少有权选举和罢免，没有正常的新陈代谢。就连工资报酬也和干部的工作成果没有多大关系。这就使有主动进取精神的干部，发挥不了作用；而更多的人是考虑怎样保持自己的职位，如何利用它追求更多的特权，决不愿冒风险去搞各种改革。他们要维持现状，吃现成饭，于是经济改革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严重阻力。在这个会议上，我们对这一点了解得更深了。”车篷宽和曾淮谈起心来，而且两个人越谈越深。车篷宽有个特点，很喜欢和有头脑的下级干部谈心，交换思想。通过这种交谈，他能够了解很多情况。
曾淮毕竟不是车篷宽的对手，谈着谈着，彻底缴了械，心里有什么说什么，知道什么讲什么，完全忘记自己来劝解的职责了。其实也用不着他再做什么劝解了，省委书记对自己的处境了解得很透彻，完全用不着别人来提醒。
车篷宽谈着谈着转了话题，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盯住曾淮：“老曾同志，你对机械局的情况摸得比较透了吧？”
“不能说摸透了，只能说掌握了一些表面的情况。”
“还记得你在汽车里跟我说过的一句话吗：有时候人一换，改革就能进行。我认为这句话有道理。”车篷宽温和地笑了。
曾淮突然感到省委书记的神色不对头，似乎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车篷宽又说下去：“曾淮同志，我已经和景川同志打过招呼，想调你到机械局去。当然我们也留点余地，你去了先当副局长，在没有派去局长之前，你负责全面的行政工作……”
不等车篷宽说完，曾淮已经跳起来了：“不，不行。车书记，这步棋不能走。我干得了干不了暂且不说，这样一动，会引起一系列复杂的人事纠纷。”
车篷宽还是那么温和地笑着：“不会的，你去了以后就由你主持工作，没有什么复杂的。孙长恕同志和王剑秋同志决定退休，我已经同意了，很快就办手续，不会妨碍你。因此要求你赶快接工作，这个会一结束你必须去上任。”
“退休？”曾淮十分惊讶，他在下边一点风声没有听到。孙长恕前天在讨论会上还大发脾气，喊着要到中央去告状，怎么会退休呢？他急切地说：“车书记，这步棋您走错了，您怎么能自己拉响导火索，让反对您的势力爆炸呢？”
“这个导火索迟早要拉，这股势力早爆炸比晚爆炸好。从我的好朋友、我的爱人身上开刀，总比从别人身上开刀要顺利些。”
“这样可就使您腹背受敌了，有人要幸灾乐祸。而且不应该先捅孙长恕，这个人依仗自己资格老，是个很不好对付的马蜂窝。”
“不搬走他，你去了以后就无法工作。退休也的确是从他们自己嘴里说出来的，我相信这样对他们个人、对国家都有好处。他们只要别再占着位子挡道，我宁愿再给他们提一级，保留他们应该享受的一切物质利益。”
“难道潘书记会同意您这个决定？”
“不置可否，但也没有反对。特别是对你没有提反对意见，对老孙的退休有些顾虑。”
曾淮不再说话。他心里明白了，车篷宽已经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看来老头儿后边还留着一手，那就是为他自己万一失败后准备的后路。曾淮一时还想不透，车篷宽这样干究竟是利多，还是弊多。他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车篷宽见他不说话，又问：“怎么样？曾淮同志，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上吧，我们面前没有别的路。你到机械局以后把工作搞上去，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你去打了败仗，我们一起受罚！”
曾淮缓慢地说：“车书记，您下了这样的决心，我要是还有一点党性，还有一点中国人的责任感，就不能推辞。但我犹豫的是您这样早就拿出破釜沉舟的劲头，值得不值得？改革才刚刚开始，斗争还在后头，您过早地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甚至是焦头烂额，往后怎么办？”
“你还看不出这阵势？我要是稍微犹豫一下，就全完了。只有拿出勇往直前的劲头，叫他们一看车篷宽要拼老命了，也许才能打开局面。我不咬紧牙顶住，我们那些有作为的干部在下面就更难工作了。”
“我对您这着棋，保留自己的意见。如果不是您已经和潘书记讲过了，我一定劝您收回命令。今天我要跟您讲实话。我所以一定要坚持给您当司机，是经过反复掂量，权衡得失，最后才下了死决心！我和刘亚应该全力协助您，当您的左膀右臂。我的观点是，国家近十年，还得靠您这样的老同志来领导。像我们这一辈人十几年内还轮不上掌实权，更谈不上决策国家的方针大计。我与其在调研室当个无足轻重的说客，还不如借开车的便利条件，随时可以向省委书记进言。如果讲十条意见被您采纳一条，也是一种贡献。万一有个风吹草动，还可以保护您，至少保证您的身边不会出奸细。历次运动，我们的领导人都吃过身边人的亏。我们省现在必须保重点，试想，如果您出点什么事，不在省委书记的位子上了，咱们省一切改革的努力和已经取得的成果，岂不全得付诸东流？”
曾淮这一席真诚的话感动了车篷宽。他站起来在屋子里走了几步，又坐下来对着曾淮说：“谢谢你们对我的这番好意。不过你们的看法却未必妥当，怎么能把赌注全押在我们老头子身上？希望在中青年身上。试想，如果有一批能干的、富有才识和经验的、四十岁左右的干部，站在全省各个重要的领导岗位上，我这个管工业的书记会这么狼狈吗？曾淮同志，你准备一下吧，明天会议一结束，我就陪你到机械局去上任。”
“好吧，我去试一试。我去了以后，摸摸情况，先拿出个方案再请示您。”曾淮总算认真地答应下来了，“不过，您也得给我一个实底，您是不是也准备了退路？如果您一撤走，我可就不好办了。”
“放心吧，我没有退路，也不会撤走。”车篷宽主动伸出手，曾淮使劲握了握。书记的手细长柔软，像个女人的手。
可是，曾淮握过这只手以后，立刻把一副担子，一种很重的责任，接了过去。他的心已经飞到机械局去了。
一一
车篷宽表面上沉稳冷静，内心里却并不平静，甚至相当紧张。任何人都不能超脱时代的局限。更何况地位越高，了解的情况越多，顾虑就越重，胆子就越小。在中国，政治很强，经济很弱，头重脚轻根底浅，任何一个和政治无关的领域里的矛盾和斗争，发展到一定程度，总要被政治抓过去，为它所利用，一变而成为政治上的斗争。这是一种政治泛滥的现象，像瘟疫一样毒害了人们的灵魂，不是三年五载能医治好的。
吃过晚饭，车篷宽在宾馆的院子里溜达，心里还想着明天的总结大会，信步来到宾馆的大门口。他看见宾馆对面的“工人俱乐部”门前贴了一张花花绿绿的海报。他走到近前一看，是舞会的海报，每张票售价两元。他十分惊异，过去举办舞会都是发票，有时还要发请帖，现在怎么卖起票来了，而且票价还这么贵。他走到俱乐部门口，把门的是个流里流气的小伙子，斜叼着烟卷儿，伸手拦住了他：“老大爷，你也想进去跳跳？”
车篷宽心里想，叫这样的人把门多煞风景，岂不影响人家来跳舞的兴致。他扭头正想回宾馆，看见来了几个不三不四的小青年，不买票就想往里进。把门的小伙子眼一瞪，伸出胳膊一挡，嘴里不干不净地骂上了。荤的素的全有，软的硬的全会，连损带挖苦一顿臭骂，把那几个小青年赶走了。车篷宽明白了，现在给舞场把门，还非得找这种神头鬼面的人物不可。他看到门口清静了，就又凑过去。守门的小伙子看他一眼，又搭腔了：“别犹豫了，快点买票进去吧，里边早就开始了。”
车篷宽笑了：“像我这种年纪，还能进舞场？”
“怎么着？越是这种年纪越得赶紧跳，跳一回少一回啦！”
“啊？跳一回少一回？”车篷宽摇摇头，他没有料到小伙子竟说出这么一句话。
小伙子还以为老头子没听明白，又解释了一句：“像你这岁数还能玩儿几年？还不趁着腿脚利索多玩儿几回？”
“票价太贵，一张舞票怎么定这么高的价钱？这是哪儿规定的？”
“嘿嘿，这叫一举两得！”小伙子得意地用手指点着自己的鼻子尖，说：“我们俱乐部自己就可以规定。”
“怎么个一举两得？”
“第一，真正想跳舞的人，你就是十块钱一张票，他也买。那些没有钱又想到舞场上去捣蛋的小流氓，就叫这两块钱给卡住了。”
车篷宽不相信：“真正的流氓就花不起这两块钱？”
小伙子显然是舞场上的行家，很有把握地说：“真正的流氓进去也不怕。任何流氓在舞场上也不敢搞流氓活动。跳舞是个文明的玩意儿，别看男女脸对着脸，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敢搞太下流的小动作？流氓也不敢在这种场合栽跟头，你说是吧？”
“你不是说一举两得吗，那第二呢？”
“唉，这还不懂，第二就是赚钱。按经济规律办事，举办这一次舞会，俱乐部全体职工一个月的奖金就不发愁了。”
“这也叫按经济规律办事？”车篷宽哭笑不得。他突然下了决心，买了一张票进去了：“我倒要看看你们这个经济规律！”
小伙子在后边冲他挤挤眼，嘲讽地小声骂了一句：“老桃毛！”
车篷宽没有听见。他寻着音乐声找到了舞场，轻轻地推开门走进去。跳舞的人的确很多，但舞场布置得不够文雅，红绿色彩用得太多，显得粗俗。乐队更不讲究，大概是哪个工厂的业余演出队，乐手们一边奏着乐，一边挤眉弄眼，摇头晃脑，做出种种俗不可耐的动作。看来他们的确是为了赚钱！乐曲不少是新的，许多是外国圆舞曲。他仔细观察舞场。现在舞场上的气氛和五十年代的舞场大不一样了，舞姿千奇百怪，有许多新花样，摇摆的，旋转的，扭捏作态的，好像谁会跳什么就可以跳什么。场上除去青年人，还有相当一部分中年人。有一个衣着奇特、相貌惊人、舞姿也很新颖的姑娘，格外招人眼目。但是像他这种六十来岁的老头儿却很少见。人家进舞场都是为了跳舞，只有他一个人是站在旁边看。车篷宽感到不自在。他在门口怔怔地站了好半天，引起舞场上的男男女女都用奇怪的目光打量他。车篷宽站在门口进退两难，十分尴尬。他想起安装公司的团委书记找到市委给他提意见，其中有一条就是叫他不要禁止舞会。他拿定主意，已经进来了，就索性看看现在的舞场上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但总不能老是这样显鼻子显眼地在大门口站着。又一支乐曲开始了，他想找个不太惹人注意的角落坐下来。
这时候，舞场上那位最出众、最受人注意的姑娘，谢绝了好几个邀请她下场的男同志，却走到车篷宽的跟前，大大方方地说：“同志，您肯赏脸陪我跳一会儿吗？”
车篷宽很狼狈，拒绝吧，不礼貌；下场吧，又实在不好意思。他喃喃地说：“哎呀，你们跳的这种摇摆式的舞我不会呀！”
姑娘已经把手伸出来：“那就按您会的舞步跳。”
车篷宽只好扶住了姑娘的腰身：“我有近三十年没跳舞了，腿脚不利索，万一踩了你的脚，请多原谅。”
“没关系，我的脚结实，踩个一下两下没感觉。”说着话两个人就随着音乐移动了脚步。
一个这么漂亮的姑娘，主动邀请一个老头子跳舞，这件事引起了舞场上许多人的好奇。连乐手们也都把眼光转向这一老一少。这是一对奇怪的舞伴。老头儿穿一身普通的毛料中山服，他不像老工人，可也决不像是老干部，因为老干部们想跳舞可以到交际处俱乐部去。那里举办的舞会更高级，更讲究，而且小卖部里还供应高级烟和茶点之类的东西。那个姑娘邀请他时，明明是喊他同志嘛，这就说明她并不认识他。老头儿舞步生疏，但显然以前是跳过舞的。有点儿绅士派头，动作大方。转了一圈，他已和年轻的舞伴配合得相当默契，身姿和脚底下富有韵律感。看样子他还想跳得更潇洒点，更美一点，但是已经力不从心了。
奇怪的是那个姑娘。她不仅长得很美，打扮也极其讲究。她的发式很时髦，又很端庄，并不给人有妖冶轻浮的感觉。天气还有点凉，可她却穿了一身淡青色的纯毛西装。脚上是一双雪白的高跟皮鞋。身上有一股并不强烈但又的确能沁人心脾的香气。这身装束再配上她那匀称的身材，晶亮的秀眼，的确够帅气了。她几乎吸引了舞场上一多半人的目光。但姑娘并不感到拘束，她的神色和谈吐大方、自然、庄重，这倒和她的服装正谐调。很多青年工人都想邀她跳，她不傲气，文静地笑笑，来者不拒。她经常在舞会上出现，可是谁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工作。舞会一散，人们立刻就看不到她了。
他们跳得很和谐，不知不觉跳到外圈人少的地方。
跳了一会儿，好奇的人们也不那么注意他们了。姑娘望着车篷宽的眼睛，说：“车书记，我真没想到您也会来跳舞。”
“嗯？”车篷宽被人认出了自己的身份，感到不自在。他问：“你怎么认识我？”
姑娘笑笑没有回答，却提出了另一个叫车篷宽没有想到的问题：“我明天也要去听您作报告。看来您一切都准备好了，今天晚上出来散散心。”
车篷宽不胜惊讶。他猜测这个姑娘一定是省委哪位干部的孩子。全怪自己荒唐，糊里糊涂地钻进舞场，被她认出来，将来传到省委机关还不知又被歪曲成什么样子。他无心再跳下去了，勉强跟姑娘跳完了这一场，等到乐曲一停，对姑娘说了声：“谢谢！”就离开了她。为了不惹人注意，他没有马上离开舞场，走到旁边的休息厅里休息。
姑娘却不放松他，从后边跟过去：“您刚跳了一会儿就想走吗？”
“我上年纪了，感到累了，吃不消。”车篷宽推脱着。
姑娘的眼睛很机灵地一闪。她显然不相信他的话：“您跳得很好，可我看出来了，您不是为跳舞而来的。您曾经说对八十年代初舞会上的情况没有做过调查，用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跳舞是愚蠢的。您今天是想亲自到舞场上来看看。您对现代舞场的印象怎么样？您还想禁止吗？”
“看样子你是舞场上的老手啦？”
“也算是个老手吧。”姑娘并不掩饰自己对跳舞的兴趣。
“那你怎么看待舞会的呢？”
“我喜欢到舞会上来，两个星期至少要来一次。我到这儿来，是为了精神上放松一下。人不能老是搞得那么紧张。我喜欢打扮得漂漂亮亮，到这里来听听音乐，消遣一下。在舞场上，没有各种复杂的人事纠葛、权力角逐和利害冲突。在这里可以把一切讨厌的政治呀，斗争呀，全都忘掉。总之，我想来轻松一下。”
奇特的姑娘，奇特的想法。但车篷宽相信她的话是真诚的。他问她：“姑娘，你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
姑娘固执地说：“在舞场上，任何人问我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我一律拒绝回答。跳舞就是跳舞，管他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什么出身，什么成分，工资多少，只要他是个人就行，有吸引力就行，或者没有吸引力但并不讨厌，也行。你要一讲是干什么的，就得想起社会，想起种种酸甜苦辣，还有什么心思跳舞？”
“你是个有阅历、经历过坎坷道路的姑娘，这一点可以肯定。”
“我们这一代人，把别人活一百年才能经验过的东西，只用十年的时间就体验过了……”姑娘突然意识到什么，止住了话头。她从椅子上站起来，掉转了话题：“不谈这些东西。特别是在舞场上谈这些玩意儿更不适宜。”她走到柜台前买了一包“大前门”香烟，抽出一支递给车篷宽：“请您吸烟。”
车篷宽没接：“你还会吸烟吗？”
“会吸，但没有瘾，平时不吸。”姑娘说这话，一点没有不好意思的感觉。
“那什么时候才吸呢？”
“和您差不多，在感情冲动的时候，大怒或大快，或者想刺激自己一下的时候，就想吸。”她狡黠地笑笑，又把烟递了过去。“我知道您是被动戒烟派，请吸一支吧，王副局长不会看到的。”
车篷宽越发感到惊异。这个姑娘不仅老练异常，而且对他的情况也知道得很清楚。他又认真打量了姑娘一眼，好像有点眼熟，以前也许见过面，却无论如何想不起来她是谁。平时车篷宽还是很相信自己的记忆力的，今天他的记忆力却开了他的玩笑。他只好接过烟，点着火吸起来。姑娘自己并没有吸烟，冲着车篷宽微微一笑，没打招呼，转身就走了。
车篷宽吸完了一支烟，还不见姑娘回来。他估计姑娘又下场跳舞了，就起身走出了舞厅。在舞厅大门口外面，站着一个身穿蓝色衣裤、穿戴十分朴素的姑娘，似乎是在等什么人。等车篷宽走近了，她回过头来喊了一声：“车书记。”
车篷宽借着门口的灯光仔细一看，才认出这就是和他跳舞的那个姑娘：“是你？”车篷宽大为惊奇，姑娘完全换了一个人，不仅衣服换了，连发型都改过来了。
姑娘这一换装，车篷宽也突然想起来了：“啊，我们见过。你是曾淮同志的亲戚。”
“他是我舅舅，我叫凤兆丽，在安装公司团委工作。现在什么都可以告诉您了。”兆丽说完，不觉笑起来。
“凤兆丽同志，你简直是在变魔术。”车篷宽认真打量眼前这个奇怪的团委书记。
“我每次来参加舞会都是这样。进舞厅之前换上‘晚礼服’，舞会一散场，就又换上这一身‘朝服’。”兆丽口气一转，用迫切的眼光望着车篷宽说，“车书记，我很想跟您谈一谈，有些问题要向您请教一下。不知今天晚上，您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
“好，好吧。宾馆离这儿很近，就到会客室去吧。”
凤兆丽摸摸口袋里的那包“大前门”香烟，暗自笑了。今天晚上不管老头儿谈得多么动感情，有这包香烟就不怕了，可以一根接一根地给他递上去。一定让他敞开谈，想办法触摸到这个高级干部的内心世界。她高高兴兴地跟在车篷宽的后面，进了宾馆的大门。
一二
宾馆的大会议室里坐满了人，还在过道上加了许多椅子。外面的人仍在陆陆续续地往里进。哪来这么多人？
每逢重要的报告，省城的企业和机关都沾点光。他们派来开会的代表都给家里捎了信，听到风声的人都来了。干部们喜欢听车篷宽作报告，何况今天这个报告不一般。省里报社、电台的记者也都闻讯赶来，坐满了前排的位子。
天气也格外好，会议室外面一行行整齐的白杨树已经泛绿。太阳光像金色的细流，穿过树枝洒在大厅的地板上。也可能是由于听会的人太多，坐在大厅里感到闷热，有人打开了玻璃窗。
开会的时间到了。省经委和计委的负责人，陪着车篷宽走进了大厅。省委书记扫了一眼会场，感到情况不对，心里不免一阵恼怒。他穿过大厅时看到许多陌生人，人太多太杂，有些话就不好讲了。他本来想对这些参加会的领导干部们讲得深一点。现在只好随机应变，临时改动措词，甚至改变内容了。真是岂有此理，什么都是缺乏组织性，但他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到会的人不管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都扭头看着这位省委书记。车篷宽还是穿着那身深灰色的中山服，肩上披了一件半旧的棉袄。他身材本来就不高，再加上脊背稍微有点驼，就显得更瘦小了。他的气色也不太好，面皮微微发黄。他走进大厅，给大家第一个感觉是身体消瘦，一副病容。
主持会议的经委主任坐着宣布大会开始。他简单地讲了几句调整工作会议的概况，然后就做了个手势，请省委车书记作报告。
车篷宽站起来，缓慢地说：“不是作报告，只谈点个人意见。没有经过省委讨论，有错误的地方请大家批评。”他停顿了一会儿，开场白说过了，似乎是应该坐下照稿宣读了。但他仍然站着说下去：“同志们，这次请大家来，共同研究一下我们省工业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问题。会议原定开一周，根据大家的要求，又延长了三天。今天是星期日，我占用大家休息的时间来讲点意见，感到很抱歉！”
他这样站着讲，主持会的人感到不安，大家也感到不安。可是他仍然没有要坐下的意思，继续站着往下说：“党中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之后，经过了近两年的经济恢复工作，我省的工、商、交通等各个系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现在似乎是到了一个三岔路口，许多同志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今后我们应该怎么办？……”
经委主任插话：“请车书记坐着讲。”
坐在前边的几个负责同志也都说：“坐下讲吧。”
车篷宽说：“还是站着讲吧，这样可以让大家都能看到我。当然，我这个样子没有什么好看的。但可以提高开会的效率。否则，看不到讲话人的表情，还不如回去听录音，看材料。我这样说后面听得到吗？”
“听得到。”大厅里响起回声。这个会议室不像礼堂，礼堂的地板都有斜坡。这个会议室的地板是平的，前面没有讲台。如果作报告的人坐着讲，坐在后边的人还真是什么也看不见。
车篷宽的声音不高，但是非常清晰，可以使大厅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听清。他那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讲得很有感情，有一股抓人的力量。大厅里非常安静。
他端着大本子，首先一段又一段引用了党的三中全会决议里的话，党的某一个文件里的话，国务院某个领导人的讲话。某某在哪个文件里是怎么说的，某某在哪个会议上是怎么说的。他这一套，就像“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何人，任何会议，任何文章开头总要引用一段马、恩、列、斯语录和“最高指示”一样。他念得滚瓜烂熟，富有感情，有的甚至不看本子，完全是背出来的。大段大段引用的这些“上头精神”，又都和经济调整、和他要报告的内容有关。
大厅里有了轻轻的、不以为然的笑声，也有了交头接耳说话的声音。这个开头使大家有点失望。原来车篷宽也就是这两下子。他也怕了。还没有讲到正题，先举起了一个又一个的盾牌，防备挨打。这就是他几天来苦思苦想研究出来对付反对派的策略？其实不过是个书呆子的策略！我们党的文件那么多，会议材料那么多，领导人那么多，讲话那么多，他得翻多少材料，耗费多少精力，才找到这些适用的“上头精神”。不出事便罢，真要出了事，这些“上头精神”就能保护他吗？闹了半天还是个书生！哪一个运动不是按中央文件精神办的，可哪一个运动不冤屈一批人！文件本身有许多就是朝令夕改，自相矛盾，死文件是保不了活人的！
但是了解车篷宽的人，都表现出会心的微笑。等着吧，等他讲完了中央精神，轮到讲“我们省应该怎么办”，那时候就有听头了，那就要讲他自己的东西了。
车篷宽是敏感的。他看出了不少人对他的失望情绪。他并不着急，放下手里的大本子，说：“我们国家这么大，如果各部门都各行其是，搞自己的土政策，那就乱套了。必须根据中央统一的号令，制定我们自己的政策。”他顺口又背出了一大段领导人的讲话：“现在我们要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不但要普遍采用和发展现代化技术，而且在经济上也要做相应的重大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已开始出现而且将继续出现大量我们所不熟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我们各级领导同志要自觉地认识这些变革的必要性、复杂性、艰巨性，站在斗争前列，大胆细致地去领导。我们开这个调整工作会议，就是要研究我们省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拿出办法，相应地制定我们的新政策……”
接着他对会议作了全面的总结，对会议上制定的政策和取得的成果，作了带着他个人感情色彩的估价。大厅里重新安静下来，这已经开始接触到敏感的问题。全省干部对车篷宽这套改革办法的支持或反对的焦点，今后斗争的焦点，都将是对这次会议的估价。共产党会多，每一个政治事件、政治运动，也无一不是以会议作为开始和结束的，因此，写进党史的也是许多会议，甚至以某个会议标志某个历史阶段的转折点。方针路线，不论其错、对，也是通过会议制定并宣布执行的。车篷宽对这个会议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这次会议对全省今后经济的活跃和发展，无疑会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改革派们听到这儿，有的拼命做记录，有的抬起了眼睛盯住车篷宽。
大厅的气氛有点紧张了。
其实，车篷宽的讲话，这才刚算开始。他讲到了今后的打算，一二三四五，完全不用看讲稿。因为他讲的这些，就是他天天思虑的东西。这些措施，是他几个月来反复考虑制定的行动方案。这一切都装在他的脑子里，不论观点还是材料。更何况他又做过一番准备，他亲手写过的东西，是不会轻易忘掉的。
他的话渐渐急切起来，有时还情不自禁地用手指敲几下桌子。刚才他背诵中央领导同志讲话时那种冷静的神情不见了，显露出他那不甘心等待的迫切心情，他想立刻行动。话语像一股激流，急泻直下：
“……把话说得再明确一点，树立竞争观念，掌握市场，加强经营。现在外国人在国际市场、国内市场和我们竞争，许多外国资本家把买卖做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们要不要和他们竞争呢？当然要竞争，不竞争就完蛋！多少年来，我们习惯搞官办企业，吃大锅饭，躺在国家身上，赔赚国家包干，反正你得给我发工资。积以岁月，已把经济逼上了绝路。这样，工业怎么能够大幅度、高速度地发展呢？人得了直肠癌，肛门不通了，只好在旁边捅个窟窿走大便。这叫正道不通走小道。于是，在经济领域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歪门邪道，怎么办呢？就是要割掉‘直肠癌’，使经济体制健康起来，通畅起来。我们打算在本省创造一个广阔的市场，创造一个竞争局面，把各个企业都摆在国内国外市场竞争的位置上，逼你们去努力，谁不努力谁就垮台。这叫用经济手段进行择优，是政策领导，比行政领导要科学。哪里干不好，产品卖不出去，工人没有奖金，就去包围厂长，包围他几天，憋他几天，他就知道不把工厂经营管理好就得下台！你这个厂长、经理领导无方，竞争不过人家，只好请你去另找饭碗。”他突然离开了话筒，目光在头一排的同志们身上扫过。现在时兴一股戒烟风，坐在车篷宽身边的几个领导同志都戒烟了，而他现在急需要吸一支烟。
坐在第二排的凤兆丽，真想把昨天晚上车书记吸剩下的那小半盒“大前门”扔过去，但她不好意思那样做，就捅捅身边安装公司经理。安装公司经理接过烟盒，自己抽出一支叼在嘴上。不等他让，车篷宽已经看见了，走过去说：“请给我一支烟。”凤兆丽笑了，怕叫省委书记看见她，赶紧低下了头。
车篷宽吸了一口烟，没有走回讲台前，站在通道上说：“我这样讲，不是谁的脑袋一热，拍脑门儿想起来的主意。不，我们在省内十五个企业内已进行了将近一年的试点。胡永方同志，请你站起来。”
大厅中央站起一个又黑又高的中年人。
“大家认识一下，这是富江机床厂的厂长。”车篷宽把那个中年人介绍给大家，然后请他坐下，接着说，“他们厂从去年夏天开始，改进了三种老产品，研制了七种新产品。他们生产的立式多轴半自动车床，转位精度提高了一倍多，比日本、苏联、意大利的好，仅次于美国，一下子打进了国际市场。他们的成本是四万元，到国外卖到十二万三千元。现在他们厂一九八二年的任务都已订满了。去年年底，香港商人要他们厂一种雕刻机，提出要一万二千五百转，胡永方听说德国人在香港卖的有两万转。他就拼命钻研，几个月时间就做出了两万一千转的雕刻机。我去看了，质量很好，超过了香港的样机，香港商人很满意。港商今年就订了一百五十台，明年还要一百五十台。胡永方他靠什么？他靠本事，靠品种，靠质量！外国人肯出那么多的钱，买的是技术，是高精度。要想提高竞争能力，就得把质量、品种、交货期、成套、服务工作、配件供应这六个方面都搞上去，还要把成本降下来。”
车篷宽不知不觉连脸上的气色都变好了，表情丰富而生动。虽然外表还是那么温和，文质彬彬，可是胸膛里却蕴涵着一种熊熊燃烧的、像火山熔岩般的感情。大厅里刚才那种不安的、紧张的气氛，被一种昂奋的情绪所代替。不论是支持派，还是反对派，也不论是抱着什么目的来听会的人，都被这种情绪所感染。大厅里鸦雀无声，全部精力集中地捕捉着车书记的每一句话。车篷宽仿佛是一块磁铁，紧紧地吸引着一千多与会者的目光。
“最后一点意见，谈谈干部和学习问题。”车篷宽讲到这个问题，口气放慢了，态度显得冷峻了。这是当前最敏感的一个问题。“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速度问题。速度，也是经济活动的生命。可悲的是，我们掌握着一些经济部门实权的同志，他们完全没有速度的概念。捧铁饭碗年头太长了，他们缺乏一种勇于进取的精神。我们的干部制度本身，似乎也是要求干部们越无能越好。能力弱一点的人，嫉妒能力强的人，尖子和人才受到严重的压抑。但是，经济改革这个巨大杠杆，正在动摇着我们的官僚作风和保守的干部制度。”
大厅里有了轻微的骚动，他的话肯定刺痛了一些人的神经。坐在前排的曾淮和刘亚，相互看看，老头儿一讲开就收不住了。到这种时候，他身上那种学者气质，就完全替代了政治家的冷静的深谋远虑。这时候，他的一切，他的思想、气质、心灵胆魄，全都可以让人触摸得到。他如果再这样离开讲稿任意发挥下去，局面就不可收拾。他的两个左膀右臂替他担心，却又没有办法提醒他。
幸好，车篷宽不知怎么一下子惊悟过来了。他停顿了一下，回到讲台上拿起讲稿：“现代化管理是一门综合的科学，是由许多学科组成的。现代化企业靠个人的感性经验来指导是不行的，要善于学习，学会用科学方法、科学组织和现代化工具进行领导……
“比如说，一个厂长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和能力呢？一个现代化企业的厂长，应具备五个条件：有科学知识，有才能，有经验，有个性，有远见性。讲具体点，就是厂长要有生产、技术、财务、劳动、人事、市场销售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能掌握各种现代化管理的工具、手段和方法，有一整套管理企业的能力。要了解厂内外、国内外本行业的情况，如政府政策、市场变化、新技术发展动向等，掌握全局，有远见地作出决策……”
他无意中提出了自己所欣赏的干部标准，可是厂长中又有多少人能符合他这些条件呢？大厅里交头接耳的议论声又高涨起来。
车篷宽说，省里已经和工业大学协商好，准备办一个企业管理的高级进修班，学三个学期。他又像个教授一样，书生气十足地罗列出进修班里要学的十门必修课和八门选修课，也不管下边有没有人听得懂。
果然，有人递条子上来了。因为主持会的人坐着，他站着，所以最先接到了条子。他展开来，看完以后，抬起头说：“刘亚同志，请你到我的房间里，把床上那堆中文报刊拿来，全拿来！”
刘亚起身出去了。车篷宽继续说：“我来给大家念念这张纸条——”
车篷宽同志：
你是不是认为只有像你这样的人，以前上过大学、现在懂几门外语的人，才配当领导人？你说了这么多条件，就是不要政治条件，不要德的标准。你举出一大堆必修课、选修课，大概都是从国外抄来的吧。看来我们这些不懂外文、心中没有多少墨水的人，只好去另找饭碗啦！
大厅里响起一阵嗡嗡声。主持会的经委主任很紧张，他如果先接到这张纸条，是不会交给省委书记的。
车篷宽说：“这张纸条上的意思很明白。我们一些同志，以为不学无术就可以搞政治，以为搞运动、整人就是政治，以为当个政工干部就是政治条件好，就有德，而有真才实学的人，就一定没有德。可笑又可悲！难道无知能领导现代化？我们国家搞政治的人太多了，搞事业的人太少了。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包括政治本身，都得靠经济来养活。在我们国家，搞经济的对搞政治的，向来不敢轻视；而搞政治的对搞经济的，除了轻视之外，似乎还有一条嫉妒。嫉妒是一种比仇恨还强烈的恶劣情绪。这张纸条就充分地反映了这种情绪。”
他又找安装公司的经理要了一支烟。刘亚回来了，怀里抱着一大摞杂志。
“谢谢。”车篷宽接过杂志，对大家说：“有的同志不止一次向我提过，不懂外文无法学习，特别是不能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懂外文当然更好，我决不认为我粗通几门外国语是一种耻辱，或者是不配当省委书记。但是不懂外文，照样可以学习。你们看——”
车篷宽像个邮局报刊推销员，抱着那一大摞经济技术报刊，离开了讲桌，来到大厅甬道中间，举起一本又一本，向大家作介绍：“同志们，这是《科技导报》、《电子技术》、《工业器材》；这是《先进技术与产品》、《石油开采与加工》、《英国工业》、《日本经济》、《新技术与新产品》、《工业设备与原料》；这本封面很漂亮的是《美国工业导报》；这本是《国外现代化导报》、《英国技术导报》、《澳大利亚工业与技术》、《荷兰贸易导报》、《现代科技》、《美国科学新闻》、《电脑月报》……”他从这边甬道走过去，又从那边甬道走回来。“这些东西都是中文版，都可以看懂。有些还是他们自己印的，目的是为了宣传他们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送上门来的情报。总之，书很多，报刊材料也很多，就看同志们想学不想学。想学的话，自然就会找到学习材料。这些东西就是我自己找来的，有的是从书店里买来的。”车篷宽回到讲台上：“同志们，总之，局面已经打开，形势是有利的。当然我们前面也还会有许多困难，但是世界上哪一个改革者的事业没有遇到困难呢？我对前途是充满信心的。祝愿大家为繁荣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为我们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做出新的成绩。”
会议结束了。有一大批人拥到前边去，有的围住车篷宽，向他请教问题；更多的人是翻看那些经济技术杂志，有的还把杂志的名称记到自己的本子上。
车篷宽作了这样一个总结性发言，就把自己推到了激流之中，看来今后他是不得安生了。
一三
夜很深了。曾淮怕惊动妻子，悄悄从屋里走出来，离开省委机关的后院，来到马路边的一片小树林里。马路上很静，一个行人也见不到，偶尔有汽车驶过，马达声格外刺耳。曾淮躲进树林深处的黑影里。他在黑影里溜达着。走着走着，突然急躁起来，抡起拳头狠命擂打树干。发过一阵疯，接着再溜达。夜风吹得他身上发冷了，就摆开架势打一套少林拳……
曾淮上任三天了。从表面上看不出机械局有异常的变动，但是指挥全局的神经中枢断了，工作基本上停摆了。一个头头一个令，孙长恕下台了，他搞的那一套肯定不行了。全局上上下下的干部群众，眼睛都盯住新来的副局长——实际是局长的曾淮，看他怎样决策，怎样动作。新官上任三把火，曾局长的第一把火要烧哪儿呢？
机械局了解他的人不多，因而同情他的人也不多。孙长恕在机械局当了近二十年的局长，手下有一大帮人，而且这些人都占据着重要职位，有一定的权力。他们都用敌视的眼光盯着曾淮，观察着他的一言一行。
古人有一夜之间愁白了头发的传说。曾淮在监狱里和劳改农场里也把头发熬白了一大半，还剩下几根说黑不黑、说灰不灰的头发，这三天下来也彻底变白了。他不要司机，自己开着吉普车到处跑，想上哪儿就去哪儿。第一天看了两个厂，第二天看了五个厂，第三天看了六个厂。晚上回到家里睡不着觉，躺下起来，起来躺下，真要急疯了！
问题那么多，先解决哪一个呢？他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问自己：“要是车篷宽处在我的地位，会怎么办呢？”曾淮几次憋不住了，想去找省委书记讨教，每次他都是走到半路又折回来。他想：“车篷宽的日子已经很不好过，我如果再去找他诉苦，不会加重他的负担吗？机械局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没活儿干，没饭吃，没奖金，人心惶惶。再加上退货，撤销合同，声誉不佳，思想混乱……目前恐怕首先要把生产抓上去。”
曾淮冲出小树林，悄悄回到家，拿出自己的提包，轻轻锁上门。他的吉普车停在离门口不远的车棚子里。他跳上去打着了火，飞快地驶向机械局。
来到局门口，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喊醒了守门的刘大爷。老人着实被他吓了一大跳，开了门心慌意乱地问：“曾局长，出什么事啦？”
曾淮替老人关好门，笑着说：“什么事也没出。刘大爷，您回屋睡去吧。”
老人嘟嘟囔囔地回到传达室：“还睡什么，盹儿都吓跑了。”
曾淮来到自己的办公室，起草了一个“机械局当月的工作要点”，然后趴在办公桌上睡着了。他睡得很沉、很甜。三天来这是第一次合上眼。
等到上班的铃声把他惊醒，他洗了把脸，对办公室主任发出了他上任以来的第一道命令：“请局属五个公司的经理和局直属大厂的厂长，半小时以后到我这儿来开会。”
也许是由于好奇，是由于对新局长不摸底细的恐惧，经理和厂长们都按时赶来了。
曾淮单刀直入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我没有时间跟大家客气了。你们过去都是老爷，买我们产品的用户是孙子。现在要颠倒过来，用户是老爷，我们是孙子。我们局的买卖做得不景气，产品的声誉不好，再不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倒台，关门大吉。你们回去立刻组织访问团，或者干脆就叫请罪团。你们要亲自带队，挨个去访问用户，赔礼道歉，坏的管修，不合格的给换，因我们的产品质量不好给用户造成的损失要赔偿。千方百计挽回影响，建立我们的信誉。你们回来以后，集中用户的意见，下死决心改进产品质量。一定要用价廉物美的产品夺回市场，垄断市场，至少要垄断我们本省机械产品的市场。要记住，市场是企业家的上帝。经过一阵努力，如果我们省的用户仍到外省市去订购机械产品，那就是我们局的耻辱。”
这就是曾淮的决策。他不是从上到下地整顿班子，改革机构，巩固权力，而是正相反，按照工厂生产流水线的程序，第一道工序要为第二道工序服务，第二道工序要为第三道工序服务。他的想法是先了解市场，根据市场的需求，整顿生产，生产为了市场。然后根据生产的需要，整顿干部队伍和机构。上面一切为了生产，不适应的就改，阻碍生产的就撤，就换！
曾淮在大学里学了四年工业经济，到底没有白学。经过研究，他带着技术处长、计划处长、生产处长去访问各兄弟局。他们第一站先来到轻工业局。他没有按照职务对等的惯例先去找局长，而是直接来到生产处。他的想法是谁掌握情况就找谁。如果找到局长，碰上个一问三不知的老先生，说上一大堆客套话顶什么用？
轻工业局的生产处长，一见机械局局长亲自带着几个处级干部来征求意见，十分感动，诚恳地对机械局的产品提了几条意见。
曾淮把这些意见认真地记下来。然后话题一转，询问轻工业系统在生产上和设备上还有什么困难，存在什么问题，要不要机械局给以帮助。
轻工业系统大部分还是手工操作，设备都比较陈旧。生产处长提了一大堆困难，曾淮把每一个困难都详细地打听清楚记下来。听着听着他的眼睛亮起来，拦住对方的话题：“等等，圆口布鞋的问题我没听明白，外贸部叫你们每年出口一千万双，是这么多吗？外国人也喜欢咱们的圆口布鞋？”
“美国人管它叫‘功夫鞋’，穿在脚上很舒服。他们练功、跑步都喜欢穿这种鞋，上了年岁的人尤其喜欢穿。外国人大都是以谋求自己的健康为生活中心，千方百计想延长自己的寿命，练功跑步的人很多，所以这种布鞋老是脱销。可是我们尽了最大的力量，一年只能生产三百万双。”
“为什么？”
“铸底、绱鞋全靠手工操作。”
“能不能用机械代替？搞条生产线？”曾淮心情急切地问。
“说不好，反正我们局自己搞不了。我们和机械隔着行呢！”
曾淮站起来很诚恳地说：“您能不能带我们去厂里看看？”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人家找到门上，诚心要给解决困难，生产处长欣然应允，扔下手头的工作，坐上了机械局的小面包车。生产处长一看局长亲自开车，十分感动。
他们来到了制鞋厂。参观了一会儿，曾淮悄悄问自己的技术处长：“王总工程师，您看能不能给他们搞点机械化？”
对于一个专搞机械的工程师来说，给制鞋厂搞点机械化设备，当然是件容易的事情。
王总点头同意。机械局生产处长一见有任务可抓，眼睛都红了，对轻工业局的生产处长又是送烟，又是点火，高兴地说：“我们保证用一个月的时间给你们造出绱鞋机和铸底机，让你们今年完成一千万双的出口任务。计划处长，行不行？”
计划处长说：“当然行。”他趁热打铁，立刻向对方说，“明天我们就来订合同。”
曾淮拦住说：“等等。合同可以订，但不要收钱。我们先搞出样机，你们经过使用，满意了再交款；不满意，我们再改进。只要是我们局出的产品，今后保修、保换、保退。”
轻工业局的生产处长眉开眼笑地拉住曾淮的手一再道谢。然后又领他们到另外几个工厂去参观。
餐具厂产品出口任务也很重。他们原想从日本引进一条生产线，需要外汇三百万美元，车篷宽不批，厂里正发愁。机械局王总工程师一听又来了任务，从兜里掏出袖珍计算机低头算了起来。他算了一阵，抬起头来说：“这条生产线我们包了，今年内交货。不要你三百万美元，有一百一十万人民币就可以了。”
看到自行车厂瓦圈打眼儿还是一个一个地打，王总又说：“这太落后了，我给你们搞一个打眼儿机，一下把三十几个眼儿全打完。”
……
在回来的路上，计划处长把心里的小算盘一打，高兴地对曾淮说：“我们这一天就揽了七八百万元的生意。”
曾淮说：“明天去纺织局，轻纺工业大有潜力可挖，可以为我们的机械产品打开一条很好的销路。我准备和省百货大楼商量一下，在楼下借用他们一个厅作为我们机械产品的代销点。百货公司里什么人都去，南来北往的，中国人外国人都有，只要我们的产品打得响，他们是活广告，也会替我们做宣传。生产处通知各厂，在产品质量、品种上要狠下点功夫，今年九月份我们要举办一次大规模的机械产品展销会，向全国发请帖，也向外国人发请帖。一定要把我们的产品打出去！王总，您说行吗？”曾淮手里把着方向盘，眼睛盯住后视镜。
王总拿掉嘴里的香烟，脸上闪过一道兴奋的光芒，点头称赞：“曾局长，办事就得有这种向外开拓的气魄！”
一四
凤兆丽偷着写过好几篇小说，都没有勇气拿出去发表。但是，她根据省委书记车篷宽的事迹写完小说《决策》，却有一股从来没有过的、不可抑制的冲动情绪。她捏着厚厚一沓稿子，就像捏着一团火，恨不得立刻投出去，还抑制不住老想给朋友们念一念。自从车篷宽主持的那个全省经济调整会议结束以后，凤兆丽从自己所在的安装公司的变化，从她听到的工人们的反映，深感车篷宽制定的这一套政策是给经济建设打了一剂强心针，深得民心，大受欢迎。可是也有握着实权的一些大人物，还在从中作梗。这就使凤兆丽觉得像车篷宽这样的领导干部更加宝贵。她是在异常激动的情绪中完成这篇作品的。她怕寄出去浪费时间或者丢失，亲自把稿子送到了省报文艺部。走出报社，她突然想起应该把稿子给车篷宽看一看，听听省委书记的意见。她毕竟是第一次描写这么高级的领导干部形象，很可能有不妥当的地方。她看看表，时针快要指向晚八点了，省委书记已经下班了。她回家拿上草稿，按照王廷律告诉她的地址，乘上了公共汽车。
车篷宽住在离省委机关不远的一片楼房里。这片楼房里住的全是省委和市委机关的干部。部长以上的干部住的是一所样子很别致的小楼，上下只有两层。车篷宽住在楼下，凤兆丽找到门牌号犹豫了一下，便举手敲门。刚敲了两下，就听到里面有一个老太太的声音搭了腔：“谁呀？”没等凤兆丽回答，门已经开了。楼道里点着一个三瓦的荧光灯，光线很暗，老太太又是背对灯光，凤兆丽看不清老人的脸色。老人问：“你找谁？”说着话身子并不躲开，没有邀请凤兆丽进去的意思。
“我找车书记。”
“车书记不在。”老太太不算冷淡，但也决不热情。
“他还没有下班？”
“不，他出差走了。”
看样子老太太马上就要关门。凤兆丽猜不透这位老人是车书记的夫人呢，还是他家保姆？也不知道是车书记真的不在家，还是这位老太太故意推脱，不让她进去？连书记的门都没进就返回去，太窝囊了。她向里边张望，从没有关严的门缝中飘出一阵音乐声，很可能还有人在里面看电视。家里总不会只有这一位老太太，至少王廷律还会在家吧？
老太太见她不说话，一个劲扬起头向里边张望，真的要关门了：“同志，你有什么事情，过几天到省委车书记的办公室去找他。”
“大娘，等等。”一着急，凤兆丽把老百姓的称呼端出来了，“我是省机械安装公司的，叫凤兆丽，和王廷律在一个单位工作。”
“噢，那请进来吧。”老人的口气立刻变得热情了。
王廷律听见说话声，从对面那间屋子里探出头，一见凤兆丽，赶紧迎出来，对老人说：“妈，这是我们公司的团委书记。”转身又对凤兆丽介绍说，“这是我妈。”
兆丽只好按青年人的习惯又改口说：“伯母，您好！”
老人亲切地把她让进会客厅，里面果然有一台不算很大的彩色电视机，屏幕上正放映着《祖国各地》的电视节目。除去王廷律和他的母亲，没有第三个人。看来车书记真的没在家。
凤兆丽晚上突然来访，使王廷律又惊又喜，而且心里怦怦乱跳，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他给兆丽端上一杯茶：“请喝水。”
兆丽急忙点点头：“好，你别忙乎啦。”
老人把一个糖盒又送到她的面前：“吃点糖吧。”
兆丽赶紧站起来：“好，好，您快放下吧，我要吃自己拿。”
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三个人都把目光转向了电视机。凤兆丽是个能够随机应变的姑娘，在任何一个公共场合都不会感到拘束。可是今天晚上，在这个省委书记的家里，在这位曾经当过机械局副局长的老太太跟前，她却感到很不自在。只好人家问一句，她回答一句。好在屋里灯光比较暗，互相都看不清脸色，还有一个电视机给大家调节了气氛。
但是，屏幕上美丽的祖国风光突然消失了，风景纪录片结束了。响起了电子音乐声，屏幕上出现了商品广告。
老太太突然抬起身，生气地说：“又是广告、广告、广告，把电视都糟蹋了。一放广告，就把什么兴致都破坏了！”说完，啪地一声关掉了电视机。
“哎，您怎么关了？”王廷律赶紧走过去又打开电视，“我正想看广告呢！”
老人叹了口气：“哼，跟你爸一样！人家看电视都为的是看新闻，看文艺节目，你们可倒好，专门喜欢看广告。这些枯燥无味的广告，有什么看头呢？”老太太说完转身要走。
王廷律眼睛盯着广告，头也不回地说：“您有意见对我爸说去，这是他建议让省电视台承揽广告业务的。”
“你爸……”老太太后边的话没有说出来就推门出去了，对凤兆丽连个招呼也没打。
凤兆丽笑了：“小王，我看你们家也得跟外国人一样，一个人买一台电视机，谁爱看什么就看什么。”
“没办法。我爸很注意广告，我妈一见广告就头痛。最近我爸又逼我妈退了休，他一回来，我妈就和他吵个没完。”王廷律的眼睛仍然不离开广告，但是有一半原因是怕被凤兆丽看出自己不自在的神色。
兆丽说：“我看你对广告也入迷啦！”
“咱们公司的经理叫我也设计一个承包安装任务的广告。我想参考人家的经验，把咱们公司的广告尽量搞得新颖、生动一点，好吸引观众的注意。”广告终于播完了。王廷律关了电视，开亮了日光灯，端起糖盒请兆丽吃糖。
兆丽吃着糖问：“车书记到哪儿去了？”
王廷律顺口答音：“救火去了。”
“救火？”
“他在工业调整会议上放了一把火，全省大大小小的企业都动起来了，各种问题也都暴露出来了。我爸从前天起就深入到基层单位解决问题去了。妈妈说他是引火烧身，自作自受！”
见不到省委书记，稿子也无法请他提意见了，凤兆丽心里觉得有点遗憾。她没话找话地问：“我看你妈妈身体很好，为什么要让她退休？”
“她不离开，你舅舅去了还能干得好？”
世上的事可真值得琢磨，且不说反对派，就是自己的亲戚朋友之间也是这么复杂！凤兆丽觉得车篷宽在这许多大连环、小连环的套套里仍然冲破困难挺着干，这种披荆斩棘的精神实在值得敬重。
“你妈妈愿意退休吗？”
“当然不愿意，这些天都快把她憋疯了。我爸叫她研究工程心理学和人机工程等，为现代化企业里如何做思想政治工作做点贡献。可是我妈什么也不干，什么心思也没有，成天发牢骚、骂人，脾气变得非常暴躁。”
“你妈对机械局是有感情的。”
“她很关心机械局的事，很想知道新局长去了以后情况怎么样，可是她赌着一口气，不到局里去，也不打听。你舅舅也真行，不来看她，局里的事也不跟她讲，好像她一退休，机械局就不承认有她这个人啦。”
“啊，是这样，我得去跟舅舅讲讲……”
“别，你可不能跟曾局长讲。他们领导之间的事我们不要插嘴。我爸一再嘱咐我这一点。”
凤兆丽很想再见见老太太，可是人家已经躲到自己房里去了，她只好改了话题：“你们家住几间房？”
“五间。”
兆丽很想看看车篷宽的房间是什么样儿，就找了个借口：“那天车书记在会上抱着一大摞杂志向开会的代表推荐，他说得快，杂志的名字我没有全记住，你能带我到车书记的屋里看看吗？”
“看看可以，但我爸正在用的书绝对不许别人动。”
“我不拿走，只在这儿翻一翻就行。”
王廷律领着凤兆丽走出客厅，来到楼道边上的一间屋子，打开电灯，屋里陈设很简单，墙上挂着很多名人的字画，一排书架，一张办公桌，一张大双人床。靠近门口的地方还有一张沙发和一个小茶几。进屋头一眼看到的就是书，环顾四周，看到的尽是书。一张大双人床上很规则地摆满了外国的技术杂志，而且每本杂志都是摊开的。有的字里行间画上了红杠，有的书页里夹着纸条。被垛上放着书，枕头上也是书，沙发上摊着书，茶几上也堆着书。虽然到处都摆满了书，但是多而不乱，主人查找起来显然很方便。
兆丽觉得很新鲜，笑着问：“你爸睡觉的时候怎么办？”
王廷律说：“把床上靠外边的书往里边一推，留出能躺下一个人的地方就行。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再把推过去的书拉出来。爸正在看的这些杂志和书报，有谁动一下，翻过去一页，他都会发觉的。”
省委书记的卧室应该是什么样子，豪华到什么程度，简朴到什么程度，凤兆丽似乎把什么样式都想象过了，就是没有想象出会是这副样子。她如果想把每本书的封面都看一下，也得需要半小时。她惊叹地在屋里站了一会儿，就感慨万分地退出来，对王廷律说：“我该走了。”
时间也的确够晚了，王廷律没有挽留。
凤兆丽推开王剑秋的房门：“伯母，我走啦。”
老太太站起来，慌忙合上手里的一份油印材料。她这样一合，恰恰让眼睛很尖的凤兆丽看到封皮上印着的几个大字：机械局简报。老太太在偷偷地掌握机械局里的情况，而且也证明机械局里有人不断地给她送材料、通情报。
老太太只是出于礼貌才说：“再坐一会儿吧。”
在明亮的灯光下，凤兆丽看见这位王副局长又白又胖，脸盘秀丽，年轻时一定是个大美人。她对老太太发生了兴趣，没有马上拔腿出来，却问道：“伯母，您这么大年纪了，晚上还学习？”
“我还学习什么，不学了，就混吃等死了！”
“您为什么要这样说，您身体这么好，一定会亲眼看到咱们国家实现现代化。”
“我可不盼望你们那个现代化。等老车一回来，我自己到乡下去住。”老太太发着狠说。
凤兆丽一惊：“您为什么要下乡？”
“眼不见，心不乱。你们年轻人成天就知道叫喊现代化、现代化，对外国人的现代化眼馋得不得了。你们就不知道现代化也有现代化的弊病，环境污染，空气恶浊，人为的紧张，相互竞争……”
凤兆丽还是头一次听到这样的议论，她感到新鲜，感到惊奇。但她不愿意和老太太辩论，便告辞道：“伯母，我走了。”
老太太答了一声：“再见。”
“再见。”
王廷律一直送凤兆丽到汽车站。天气不冷不热。大街上行人不多。两个人都觉得想说点什么，可是到底什么也没说。自从那天和金城吵架，金城用很下流的话把王廷律和凤兆丽之间那种很微妙的关系点破后，两个人的关系似乎近了，但表面上却更疏远了。直到兆丽上了汽车，王廷律摆摆手，才像刚醒过来似的说了声：“明天见！”他望着远去的汽车，心里若有所失。
一五
早晨，潘景川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他坐到桌前先办两件事：头一件是看看有没有急等处理的文件，第二件是浏览一下当天的报纸。
“农委”打了一个报告，分管农业的省委书记田笑在上面做了批示，要求常委们传阅。潘景川看了几行就皱起了眉头：车篷宽号召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竞争，很快就挤垮了一批农村的社队企业，有些县办工厂也感到岌岌可危，朝不保夕。竞争政策严重危害了农民的利益。这些没有竞争能力的中小企业里的职工，思想很不安定，老担心工厂关门。于是人心惶惶，各找出路，搅得全省社队企业一片混乱。潘景川生气地甩开了这份报告。他顺手拿起了刚来的报纸，又是广告，整版整版的广告！如今广播里有广告，电视里有广告，报纸上也登广告，竞争，倾轧，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一切为了赚钱，新政策把全省都搅得商品化了，资本主义化了！
潘景川狠命地把报纸往桌上一摔，怒不可遏。自从车篷宽开了那次“竞争会”，就在全省掀起了一场大风波。现在不是第一书记掌握全省的形势，而是他在左右局面；不是常委会领导他，而是他造成既成事实，逼常委会认账。这几天，好几个常委都向他反映，表示了对车篷宽的强烈不满。看来，只要这个省里有车篷宽，全省就不得安宁，第一书记就得给他擦屁股，替他承担责任，为他提心吊胆。
潘景川生起气来不是脸色发红，而是发白、发青，还不断地往外冒汗，两只大而突出的眼睛闪出两道冷光。他忽然想到，车篷宽在北京时受到了D副总理的严厉批评，中央也不欣赏他。他在省里擅作主张，一意孤行，并没有强有力的后台。不如趁D副总理批评的余威，索性让他挪挪窝，别在这里捣乱了。
潘景川关死门，独自一个人思虑着行动计划，电话铃突然响了。他拿起了听筒，嗓音里还带着一股火气：“喂，你找谁？”
“哎，你是潘书记吗？我是老孙，孙长恕！”耳机里传来一个火气更旺的大嗓门。
潘景川口气立刻和缓了：“老孙同志，你近来怎么样？身体还好吗？”
“好个屁！”耳机里传来孙长恕愤怒的叫骂声，“你看今天的报纸了吗？”
“没有啊，出了什么事？”潘景川以为孙长恕也是对整版登广告有意见。
“你快看看吧，第三版登了一篇小说，题目叫《决策》，把车篷宽捧成了制定四化方针大计的英雄，而把咱们俩却含沙射影地骂了个狗血喷头。那里面的鲁非，是个无能之辈，我看就是影射你。骂我就更狠了，说我是大草包，大笨蛋，保守顽固，挡四化的道。这样诬陷人，你第一书记管不管……”电话里突然没有声音了，但是也没有挂断。一定是孙长恕说着半截话突然发生了什么意外。
潘景川不敢放下电话，他一连声地对着话筒叫喊：“喂，喂，老孙，老孙！”
他渐渐在耳机里听到了一种嘈杂的说话声、叫喊声，似乎还有女人的哭喊声。潘景川判断着对方的情况，哐当一声，突然有人把电话挂断了。
潘景川已经猜到孙长恕出了什么问题了。他反而镇静下来，甚至连肚子里的火气也消了许多。如果孙长恕真是发生了像他猜测的那种事情，那就好办了，他就可以下狠心解决车篷宽的问题了。
他重新拿起报纸，仔细地看登在第三版上的短篇小说《决策》。他越看越有气，几次气得他想把报纸撕碎，但他强迫自己硬着头皮看下去，而且还把他认为有问题的段落用红笔画上杠杠。他看完小说，脸色煞白，大汗淋漓。车篷宽先动手了，他想借助舆论把他潘景川挤下去！他喝了一杯水，让自己冷静下来。想定了先下手为强的行动计划，就拨电话到省中心医院。他问：“你是中心医院吗，哪位负责人在？……噢，我是省委潘景川。什么……机械局的孙长恕局长心肌梗塞？快抢救！要尽全力抢救！”
潘景川紧接着又给自己的秘书打了个电话，布置了两件事：定一张明天去北京的飞机票，不要声张，尽量不让别人知道；查一下《决策》的作者凤兆丽是谁？干什么工作的？通知省报总编辑准备对这篇小说进行批判。噢，对了，目前不提倡用批判这个词儿，叫讨论也可以，叫商榷也可以，但必须明确指出这篇小说丑化和诬蔑老干部的严重错误。
潘景川把登着《决策》的那张报纸叠好，和“农委”告车篷宽状的那份报告放在一块，装进自己的提包。然后他坐在椅子上，静下心来，把车篷宽的问题列了一张清单，准备进京以后向D副总理详细汇报。反正这次进京要向中央叫这个板：要是让车篷宽干，他就走；要是让他干，就得把车篷宽弄走。
潘景川想得正出神，办公厅主任笑嘻嘻地推门进来，把两份文件递给他，用一种不可抑制的高兴语调说：“好消息，中央批转了车书记的信。”
“啊？”潘景川一惊。等办公厅主任一走，就赶紧打开文件。D副总理批准的冶金设计总院吴昭年的引进计划，又上报到国务院主持常务工作的C副总理那儿。C副总理召集国务院会议进行了讨论，最后批驳了这个计划，还加了这样一句批语：
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实现，中国人就连裤子也穿不上了！
省委第一书记潘景川看完C副总理的批示，脸上又冒汗了。这回不只是生气，更多的是着急。他性急地打开第二份文件，这是国务院转发的车篷宽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车篷宽在信里谈了自己对经济政策的一些看法和设想，还谈了他在自己省里的一些做法。整个内容和他在全省厂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总结报告差不多。国务院转发这封信本身就说明了国务院的态度。国务院还是欣赏车篷宽这些做法的。可是国务院在转发的按语中，为什么不明确表态呢？而只是不置可否地说车篷宽的这些探索和尝试可供别的省市参考。
潘景川对去不去北京有点犹豫了。中央的斗争也很复杂呀。领导之间的认识不见得就完全统一，政策也不见得就完全一致。
唉，这一炮倒叫车篷宽打响了，这下他就更牛气了，更不把第一书记看在眼里了。车篷宽不给省委打报告，不提请常委讨论，却直接给国务院写信。潘景川怒火中烧，突然又坚定了进京的决心。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中央有欣赏车篷宽的，总还有不欣赏他的人！
秘书走进来，向他报告：去北京的飞机票已经定好了。
一六
下班了，工人们都高高兴兴地往厂外走。有的骑着自行车，有的去乘公共汽车。厂区中央大道上笑语喧哗，车铃叮当。王廷律腋下夹着个饭盒，低着头往食堂走。妈妈退休后在家里憋闷不住，到乡下去了。爸爸三天前突然被召到北京去了。他前脚刚走，关于他要调走的消息就在省城传开了。一个省委书记调到北京冶金设计总院当副院长，单从职位看不升不降。副院长也相当于副部长级。可是省委机关里的人心里都有数，这是被挤走的！这两天很多人找到王廷律打听消息，询问车书记回来没有，对他的被调走表示气愤。王廷律听到下边工人对这件事骂大街的就更多了。其实他认真地考虑了一下，爸爸调到冶金设计总院去当个副院长，还真不是坏事。他有丰富的科技专业知识，领导科研单位还不是驾轻就熟！况且又是个副职，想干就干，不想干就养老啦！在这个省里还有什么干头？呕心沥血，出了那么大的力，担了那么多的责难和风险，甚至不惜得罪自己的亲人和好朋友，可是却落了这样一个结果！天不寒心人寒心。王廷律作为一个高级干部的儿子，对人生的荣枯浮沉，世态炎凉，经受得可多了。爸爸的被贬，对他的打击并不算重。他是一个内向的人。他的个性有很多地方像车篷宽。他总想在社会上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凭自己的本领，创自己的事业。因此，他总想摆脱父亲的影响。如果这次爸爸调到北京去工作，说不定对他独立生活来说，还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呢！
但是，因父亲的事毁了凤兆丽，却使他十分难受。她的短篇小说《决策》在报上发表以后，有人说好得了不得，有人说坏得了不得。省报已经以显著篇幅发表了两篇文章，名为争鸣，实则批判。一个姑娘家刚学写作，怎么能经受得住这样重的政治打击！这还不说，公司里有人传出一股风，说凤兆丽写那篇小说是为了讨好车篷宽，她想做省委书记的儿媳妇！一个年轻姑娘吃得消这样的诽谤吗？她是团委书记，今后叫她还怎么见人？怎么做青年工作？
王廷律心里非常敬佩凤兆丽。他认为她不是一般的姑娘，是个奇女。他从来不敢奢想自己能够和这样的姑娘结合。自从那次和金城吵架以后，那几个坏小子硬把他和凤兆丽拉扯到一块儿，却挑动了他的心。但是他决不敢表露自己的感情，他总觉得自己不配。他甚至对凤兆丽更疏远了。最近这场风波一起，王廷律简直不敢和凤兆丽说话，一见了她就远远地躲开了。不是他胆小，怕牵连自己，而是怕给凤兆丽招来新的闲话。
王廷律就这样心事重重，耷拉着脑袋往食堂走。凤兆丽站在团委办公室窗户跟前，眼睛一直在盯着他。
“业余华侨”一见王廷律，立刻来了精神，小声对金城说：“哎，快看呀，你那对手这回可成三孙子啦！好好拿他耍耍，怎么样？”
金城扭头瞪他一眼：“去你妈的！君子不乘人之危。”
“业余华侨”可不管这些，他不顾马路上那么多人，就高声叫起来：“哎，王大技术员，这几天怎么看你的脑袋打蔫儿啦！晚上食堂里的饭只卖给那些没家没业的土光棍儿，你去凑什么热闹？快回家啃牛排去吧，要不就去溜马路下饭馆……”
他的话咸的淡的都有，一套套、一串串的。可是没等他说完，金城突然给他一拳。“业余华侨”没有防备，摔倒在地，马路上引起一阵哄笑。
“你他妈的也算是人！”金城不去搀扶“业余华侨”，却一直走到王廷律跟前，盯着对方的眼睛，诚恳地说：“廷律，你要不嫌弃就跟我走，到我家去吃饭。”
自从那天吵架以后，金城突然来了这么一手，把王廷律闹愣了。他半天才醒过味儿来，抓住金城的手，感动地说：“金城，谢谢你，谢谢你！我今天晚上有事，实在去不了，以后找个时间一定去！”
“好，一言为定，我等你。”金城带着一种侠气，“别着急，把脑袋抬起来，把心搁在肚子里，没什么大了不起。你爸爸是个好人。这一闹，老百姓心里倒更明白了！”
说完他摆摆手，去追赶自己的伙伴。真得感谢金城这几句热心热肠的话，王廷律很高兴又获得了他的友谊。
站在窗户里面的凤兆丽，对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她的心里也发热，用感激的目光望着金城他们走远了，走出来追上王廷律说：“你怎么要在食堂里吃晚饭？”
在这种时候，马路上下班的人很多，凤兆丽不避嫌疑，主动找上来说话，使王廷律很紧张：“哦……家里就剩我自己了，在食堂随便吃点就省事了。”
“回家吧，回家去吃，我去给你做饭。走，咱们一块走！”
“啊！不，不！这种时候你不能到我们家去，难道你还嫌说闲话的人少吗？”王廷律慌了，又不敢大声说话，怕别人听见。他急得又使眼色，又打手势，让凤兆丽快点离开。
兆丽看他这个胆小怕事的模样，禁不住笑了。她眼睛一瞪，有意激王廷律的火：“报纸上批判我，你是不是怕受我的牵连？”
“唉！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你就说你怕不怕吧？”兆丽又逼近一步。
“我……唉，我怕什么！”
“好，只要你不怕就行。走，咱们回家，到家我有话跟你说。”兆丽说着就拉着王廷律往回走，王廷律想离开她远一点，她却反而挎住了他的胳膊。
王廷律急得小声说：“你快松手，我跟你走。”
两个人推上自行车，并排着出了厂门口。王廷律心里嘀嘀咕咕，脸上火烧火燎，总觉得后边好像有人指着他们俩的脊梁骨说闲话。凤兆丽却无所谓，十分亲热地和王廷律又说又笑。王廷律双脚像踩着了风火轮，浑身发热，心里怦怦跳个不停。他心里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和幸福的感觉，但分明又掺杂着某种不安。
一路上，凤兆丽买了一些鲜肉、鲜菜和很多酱菜、罐头之类吃的东西，还买了一瓶高级白葡萄酒。回到王廷律的家里，凤兆丽从提包里拿出一大沓信件交给王廷律：“你什么也别干，把这些东西都看完。”她自己挽起袄袖，到厨房里动手做饭去了。
凤兆丽给王廷律看的是读者看了小说《决策》以后给作者写来的信。什么人都有，有干部，有工人，有农民，有战士，也有学生。信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但是写得都很诚恳，坚决支持作者，对作者表示感谢，感谢她写了激动人心的作品，对现实生活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王廷律大开眼界，真想不到一篇小说会有这么大的影响。他对凤兆丽更加肃然起敬。
凤兆丽完全像这个家庭的主妇一样，很快把饭菜摆好了，酒也斟好了。但是她没有马上招呼王廷律入座，却走到他跟前，双手搭在他的肩上，眼睛对着他的眼睛。
一股意想不到的、突然来临的幸福，冲得王廷律有些发蒙。他反而有些不好意思地从兆丽那秀媚的脸上掉开了眼睛。他的心激动得发颤了。
凤兆丽的神情却是严肃的：“廷律，看着我。告诉我，你真的喜欢我吗？”
王廷律急忙点头：“喜欢，非常喜欢。但……”
“但什么？”
“但我不敢设想你会喜欢我。我总觉得我不配爱你，你比我有才气。”
“不！你配，你配。是我不配你。你说实话，你真的爱我？”兆丽的目光凝聚在王廷律的眸子上，恨不得从他的眼睛里掏出他的心来。
“真的，真的！”廷律不知道该怎样表白了。
“你了解我的全部情况吗？”
“我不用知道你的全部历史，我只根据在这一年多的接触中对你的了解，就足够我对你爱一辈子了，或者说是足够我敬佩你一辈子！”
听了这样火热的爱情表白，她搭在廷律肩上的手，微微发颤起来。
“廷律，我……我已经不是一个贞洁的姑娘了……”兆丽突然用恐惧的目光盯住廷律，她像一个罪人似的等待着判决！
“什么？”廷律一惊。
“你别问我为什么，别追问我，我宁愿死也不愿意再回想那封建特权可怕的一幕。这事我连我的父母、我的舅舅都没有告诉过。我既然知道你爱我，我就不能不告诉你真情。你说实话，你知道了真情，还爱我吗？”
“爱你，爱得更深！”王廷律的双手一直垂着，不敢碰兆丽，这时却抬起来扶住姑娘的腰。
“你说什么？爱得更深？”
王廷律热烈起来，胆子也大了，用手抚摸着姑娘的脸：“是的，这样我就更爱你了。你既然把这种事都告诉我，就说明你信任我，真爱我；也证明你内心纯洁，你的心灵比你的外表更美好！”不知为什么，说着说着，王廷律的眼睛湿润起来了。
“廷律……”姑娘趴在他的身上哭了。这是积蓄了多年的伤心的泪水，也是幸福的泪水。
王廷律搂住姑娘，他好像怕姑娘再跑了，搂得很紧，很紧。他那发烫的脸颊，贴到兆丽的头发上。
他们俩就这样默默地搂抱着，忘记了吃饭，忘记了时间，忘记了一切。也不知过了多久，他们听到门外的脚步声，打开门一看，车篷宽拿着提包站在门口。
兆丽擦擦泪眼，不好意思地喊了一声：“车书记……爸爸。”
车篷宽惊异地嗯了一声。
王廷律赶忙解释：“爸爸，我和兆丽订婚了。”
车篷宽慈爱地笑了：“好，这可是件大喜事，我很高兴。兆丽，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家庭。来，咱们喝酒庆贺！”
三个人围着桌子坐好，高高兴兴地喝起酒来。
廷律关心爸爸的工作，问：“爸爸，您调到北京去工作吗？”
“不去，我不能离开这个省。你们想，我要一走，经济改革这一仗还怎么打？像曾淮那一大批我提拔起来的干部，翅膀还不硬，我一走就把他们撂在旱岸上了。”
“中央同意吗？”
“我打了退休报告。”
“啊，您要退休？！”两个年轻人都吃了一惊。
“我是被迫走这步棋。我退休可不是为了养老，撒手闭眼什么也不管了。我申请退休只是为了更好地工作，只是为了摆脱人事纠纷。身上没有职，说话更自由了。我可以继续搞调查，写文章。职务上退休了，思想上我可决不退休。我下一个研究课题，是现代化企业里如何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你们要多帮助我。”车篷宽把头转向王廷律，“等会儿把你妈的自行车擦一擦，打足气，明天我和你们一块去安装公司。你们那儿思想比较乱，我先去那儿蹲一段时间看看。”
廷律问：“您一退休，手里没有权了，还怎么支持曾局长他们？怎么领导经济改革？”
车篷宽笑了，他说：“省委书记的退休报告，只有中央才能批准。中央的意见也不尽一致，而且还有更复杂的人事关系作梗。这次中央决定调我到冶金设计总院工作，背景很复杂。C副总理想叫我把不大得力的吴昭年替下来，D副总理却想把我从省委书记这个有实权的岗位上调离开。可是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不去，硬要我去，我就退休。这种种因素，导致我的退休报告暂时不会批下来。在这期间，我还是省委书记。即便将来我退休了，没有权力，还有一定的影响。权力只能下命令，而命令并不能征服人心。”
兆丽激动地举起酒杯：“爸爸，我作为这个家庭的新成员，为有您这样的老人感到自豪；我作为这个省的一个青年干部，为有您这样的领导感到幸运。为您的健康长寿，干杯！”
“未来是你们的，为你们的幸福，干杯！”
“干杯！”
1980年7月27日草于天津
8月24日改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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