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以闹剧的形式表演出来的悲剧，因此不论英雄或凡人，有几个不受它的捉弄？
历史的嘲弄是符合辩证法的。
历史的辩证法是严酷的。
可怜的人们啊，千百年来在历史的巨大的螺旋上进行着搏斗，带着自己的血泪，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谁会有无愧无悔的一生？
面对历史这面镜子，大胆地正视自己的灵魂吧！
“我哭的是谁呢”
——陈单凤
有多少年我没有掉过眼泪了？十年？二十年？也许还不止。没有必要说假话，就是在一九七六年——中华民族流泪最多的年月，我也没有流过一滴泪。因为我哭自己还来不及呢，哪有多余的泪去哭别人。他们不管我，我更没有闲肠子哭它。我们有悠久的春秋战国的传统，从老祖宗那一辈儿起就不怕打仗。因而泪比血值钱，这是遗风！
可是今天，我的眼睛有点发潮。我哭谁？哭他——大厅的正墙上用黑纱围着的那张照片？不错，他是杨其锐，我的丈夫。而且照片经过放大，他那被手榴弹炸掉半个脸后留下的伤疤更显眼了。仅剩的左边多半个脸，显得更长更弯了，像一把月牙砍刀。这张脸猛一看挺吓人的，看惯了不仅不觉得骇怕，还叫人感到很威武、很生动，这比任何一枚勋章都更说明问题。谁看到这张脸都会猜测他经历不凡，至少是在战火中摸滚过来的。那个唱评戏的女演员，还有他的女秘书，大概也是先叫他这半张脸唬住，然后才倾倒于他的权势。瞧他多得意，宽大厚实的嘴唇总也闭不拢，这份样子就好像随时都忍不住要笑似的。他厌恶照相，甚至到了仇恨的地步。我们没有夫妻合影，没有全家福。万不得已拍下的照片，一到他手就撕个粉碎。只留下了这一张，也是他照得最好的一张。
今天他确实也应该笑。过去的大地主、大官僚死了，也不过做七七四十九天的道场。他死了十年啦，还为他开追悼会。对于死者，这是很高的荣誉，但他却什么也不知道了。这一切形式是为了活着的人，安慰或者是惩罚，而不是为了死去的人。这不已经就使我的眼睛发潮了吗？但我不是为了他，这一辈子他欠我很多，我并不欠他的。当然，现在我也不恨他了，人一死，就把什么账都还了！
我很可能是受了这气氛的感染。外面灰蒙蒙、阴沉沉，微风不时地把一阵阵绵绵细雨吹到人的身上，真是一个开追悼会的好天气！大厅里，黑帐、黑纱，连人们穿的衣服，也都是黑的、蓝的、灰的；像钢，像铁，像乌云，压在人心头，透不过气来。只有人们胸前的小白花，像闪电，像刀尖，又刺得人心痛。更叫人压抑的是一张张阴云密布的脸，的确有几分悲痛，有的并不悲痛也要做出几分悲痛，大家制造气氛，各自酝酿感情。同情总是很高尚的，况且又不承担什么义务，付出什么代价。这默默的、巨大的同情，全朝着我一个人压下来，因为不管杨其锐生前我们夫妻间的感情如何，现在我是他名正言顺的夫人，理应得到这种待遇。我突然明白了，我眼睛发潮是替自己伤心，是哭自己。
市里领导同志用一种悲痛庄严的声音念着悼词：
“……杨其锐同志毫无保留地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在他身上集中了共产党人最优秀的品质，集中了革命战士最勇敢的精神。他作风正派，思想坚定，勤勤恳恳，赤胆忠心，他是我党优秀的党员，是无产阶级忠诚的战士。他的被害致死，是我们党、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可弥补的一个严重损失……”悼词里对死者的颂扬，实际上是对其亲属的慰藉。不知怎么回事，我听到这儿眼睛里那颗好半天要掉没掉的泪珠突然又回去了。我抬起了头，抬起了眼睛，扫视着大厅。在这种场合，这种时候，我这副神情是破坏追悼会气氛的，是不通人情的。没有办法，我心里原来就不甚强烈的悲痛感，现在更是一点也不剩了。我想看看大家听了对杨其锐这样评价有什么反应。有人呆呆地望着杨其锐的遗像，有人低着头，埋着眼睛。大家听见悼词了吗？也许听到了，但谁也没记住，谁也不动心，怎么说都行，反正无所谓。
这是公平的。现在悼念的是前市委文教部部长，不是评价真正活的杨其锐，何必计较这些呢。“死者为大”，这是中国古老的民族传统。所谓“批判会上无好人，追悼会上无坏人”嘛。任何结论都不是最后的结论，古人发明的盖棺论定，用来裁判现代人，裁判一个阶级、一种意识、一条路线、一段历史是很不适合的。历史不走到终点，就不会有最后的结论。
我在人群里寻找评剧演员马新彩，她又重新登台演戏了，今天应该来参加追悼会。那个杨其锐的秘书辛溪，听说也不再当秘书，升了办公室主任啦。今天来没来？按理说她们两个也应该到前边来和我站在一起。
我多么后悔，以前我恨过，可是我爱过吗？我也被别人爱过吗？现在，心里既没有恨，也没有爱。如果我早死三十年，我是幸福的。那时我认为自己恨过也爱过；被别人恨过，也被别人爱过。到头来，生活不过是拿我开了个玩笑。回想起我和杨其锐的相识，并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他，是多么地草率……
“三十年河东变河西”
——杨其锐
什么丧魂失魄呀，什么六神无主呀，全他妈的扯淡！跟我现在脑子里的感受、心里的滋味比，差远了。
人到了这个地步，就是真有“六神”，也会想不出个所以然，也一样摸不着大门。
和你相依为命、又热又爱的亲娘，突然翻了脸，她不是你的亲娘而是婊子，你是个杂种，她还要置你于死地。你怎么办？你住在这所富丽堂皇的大厦里，常常引以为骄傲，得意非凡，但是这座大厦顷刻之间就要崩塌倒掉，你在被砸死之前，从楼顶上一级一级往下摔、往下滚。你心里怎么想？你突然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倒提着双脚，让你的头顶着地，还得睁大双眼。你看到的是什么？一切都颠倒了，都乱套了。说骇怕，又不全是骇怕。说担心，又不知为谁担心……混蛋！你杨其锐是带兵打仗的出身，什么阵势没见过，什么乱世没经过，现在为什么仨魂丢了俩，腿肚子都转筋了！你是不是当了十几年文教部长，叫文艺界把你的骨头泡软了？学得拿腔捏调儿，咬文嚼字，一身酸气！你如果豁出去，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丢职罢官？还怕什么祸，什么乱？
不，我不能强鼓着气说自己不怕死。我以前是不怕死的，而且不拿死当一回事。那阵我的命不值钱，事业比我的命更重要。现在我的命可值钱了。正因为我经过了九死一生，活到了现在，由打江山熬到了坐江山，我的命才更加值钱。不能小看权势地位，和这些东西相关联的还有精神同物质上的享受与特权。我是顶着一脑袋高粱花子进的城，但是很快我就看到了一个勾魂夺魄、灿烂耀眼的新世界。权倾一时，声名显赫，周围的一切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调度，甚至连我脸上的伤疤也变成了光荣和优点。这是我在打仗的时候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新世界，我从来也不敢想革命者会和这样的生活发生联系。如果当初大家都知道后面有这样的世界在等着我们，我想谁也不会轻易去送死的。已经尝到了这一切，现在又叫我丢开它，难道会那么容易吗？江山是没有让出来的，得打仗，得流血，得争，得夺！可这又是一场什么战争呢？是谁跟谁打呢？即使就是世界大战也没有这么大的规模，从十几岁的孩子到七八十岁的老人，动员了八亿人口参战；上至国家领导机关，下至每一个普通家庭，都弥漫着战火。如果这是一场对外战争，或者是世界性的战争倒好了。可怕的是这是一场罕见的内战，是撕裂灵魂的内战，是用自己的手打自己的嘴巴的战争。
文教系统“东方红”和“工农兵”两大派斗争的焦点好像就是为了争夺我。哪一派都想把我夺过去，可不是为了保我，而是便于更狠地打我。他们互相攻击对方是“老保”，是“杨其锐的铁杆保皇派”。双方都为了表示自己不是“老保”，在我身上发泄了加倍的愤怒。倒霉的是我成了干锅上的爆鱼，翻过来掉过去都不好受。然而，我宁愿落在“东方红”手里，也不愿落在这个“工农兵”手里。“东方红”的人跟我只有公仇，“工农兵”里有的人似乎对我还有私仇，公报私仇，这是最厉害的了！我已经感觉到了，好像有一双阴险的眼睛老在盯着我，有一只狠毒的手牢牢地抓住了我，我的一举一动都躲不过他的监视。这个人是谁呢？是思想上的敌人，还是私人恩怨上的仇家？
我这是被关在什么地方呢？好像是一座工厂的办公大楼，可为什么空荡荡的，没有人办公，也听不见机器响？“工农兵”和这个工厂的造反派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把我转移到这儿来？问号太多了，我的心里全是问号。连整个国家好像都长出一个尾巴，变成一个大问号，被一个什么妖怪挂在了牙齿上！不过，我被藏到这儿也有好处。两天来，除去到时候有个不认识的人给我送点吃的进来，没有审讯，没有批斗，也没有像五马分尸一样的抢夺。发给我写检查用的白纸上，一个字还没写，也没有人来追问。文教界的造反派一个也不露面了，这实在是大好事。
我站在窗前望着窗外的黑夜。夜，是流动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处暗影，都像埋伏着一种杀机。什么“静悄悄的黑夜”，永远不会再有了。现在是黑夜比白天热闹，我就是黑夜被抓的，黑夜的审问要比白天的大会批斗还不好过。黑夜里不管怀有什么动机的人，行动起来也比白天要方便。有时半夜三更，突然敲锣打鼓，口号喧天，搞得我心惊胆战。我从被抓的那天起，天一黑就提心吊胆，没有一夜敢安安稳稳地睡个踏实觉。连白天和黑夜这种自然现象也颠倒了。不管是政治界，还是自然界，一沾上个“黑”字就没有好事。
单凤怎么样了？她幸好是在通用机械公司里当书记。公司嘛，和工厂还隔着一层，矛盾不具体，基层的造反派总不会到公司里去抓人吧？她那个性子，要是碰上我这种事就更糟了！咳，想起单凤，我心里就不好受。按理说我挨点批判也不冤枉，我是有错误的，我的错误就是对不起单凤……
楼道里突然响起急骤的脚步声和小声的说话声，我立刻意识到，今天夜里又要出事。我赶紧勒紧腰带，整好衣服，把舍不得喝的那半碗凉开水也灌下去，做好一切准备。
门开了，一前一后进来两个人。前边这个人我没见过，他戴着顶鸭舌帽，帽檐儿压到眉毛上，眼睛上还架着一副黄光眼镜，根本看不出他的模样，也猜不出他的岁数有多大。一见后边这个人，手提双刀，一脸杀气，我心里咯噔一下，吸了一口凉气。他是马新彩的丈夫董华，过去是大华京剧团的武生演员，前年搞“四清”的时候，听说把他下放到一个工厂当了工人。莫非就是这个厂？这是个什么厂呢？戴眼镜的人向董华点点头，往旁边一靠，董华把寒光闪闪的两把钢刀往桌上一扔，恶声恶气地说：“姓杨的，今天是你的死期到了！”
他的眼光盯住我的瞳孔，观察我的反应。我心里十分紧张，但到底和死打过几回交道，表面上还算沉得住气，眼睛也瞪着他，一声不吭。董华见我没有被他吓趴蛋，又说：“我们并不想害死你，我们只想批判你，清算你的罪行，使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但是，‘东方红’今天夜里十二点要来抢你，他们扬言抢不走活的要抢死的。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要是积极配合我们，你的命包在我身上。你要是到时候乍刺儿，可就别怪造反派不客气了！”
我心里确实有点发毛了：“你们叫我怎么配合呢？”
董华：“老老实实听指挥，别乱说乱动，看我的眼色行事。”
我点点头，只有先答应下来，再说若是就这样死了多不值得。两派中都有一些武生演员做打手，文艺界的武斗是出了名的。今天夜里我得格外留神，到时候要能抓着一件武器就好了。戴眼镜的人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他的眼镜片后面的一对眼睛格外锋利，盯在我身上就像锥子扎一样。他朝董华一摆头：“他是带过兵的，带他去看看地形，好叫他心里也有个数。”
我被带到走廊里，只有走廊的中间有一盏灯，灯底下摆着一张医务室常用的小床。整个大楼一片漆黑。戴眼镜的人说了声：“开灯！”各个房间里立刻亮了。他们领着我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看，每一间屋子里都藏着五六个年轻的小伙子，头戴柳条帽，手持刀枪棍棒等武斗器械。有间屋子里还有两支步枪，枪口全瞄着走廊中间的床铺。戴眼镜的家伙很有点得意地说：“杨连长，哦……你也许还当过营长、团长，你看我们的战斗准备得怎么样？”
我心里话：“不怎么样！”对方把走廊的进口一封，就是关门打狗，屋里藏着多少人也不顶事。
楼梯口有人喊了一声：“做好准备，他们已经出发了。”
“眼镜”喊了一声：“关灯！”各房间的灯光立刻熄了，大楼一片漆黑，阴森而可怖。董华叫我躺到床上去。我脑袋一炸，这不是拿我做钓饵，引对方上钩吗？那我就成了靶子，只等着挨死打，我当然不能躺上去等死。“眼镜”见我不肯躺上去，一摆手，从黑洞洞的房子里蹿出四五个人，拉的拉，抬的抬，硬把我按倒在床上，然后用绳子把我绑到了床铺上。
我急眼了，大声喊叫起来，连我自己也觉得声调都变了：“你们这是干什么？这样干你们要犯错误的。我不是叛徒特务，没有当过俘虏，出身贫农，为革命流过血、立过功，虽然犯过错误，但都是内部矛盾，你们凭什么打死我？”
董华：“把他的嘴也堵上。”
“眼镜”却说：“不用。”他走到我跟前，挖苦说，“战斗英雄，当年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那股劲头哪去了？实话对你说吧，今天晚上就是要对你这个老革命、老干部进行一次考验。你看到对面屋里的枪口了吧，等会‘东方红’的人来了，只要你一动弹，一喊一叫，子弹就送你回老家了。你要是积极配合我们，演好这出戏，也许能保住命，这就全看你的了。你最好装死，要像已经畏罪自杀的死人。”
“他们不是连死的也要抢吗？”我感到了耻辱，可又想活下去，至少不能这样死，就尽力劝说他们放弃这种愚蠢的办法，把我的手脚放开。
“眼镜”火了：“别叫了，怕死鬼！你要真死了，他们抢回你的臭尸体有什么用？”他说完用一条白布单盖在我身上。
这个家伙阴险而毒辣，我似乎在哪儿见过他，这种节骨眼儿上也想不起来了。董华突然脱掉了上衣和裤子，赤条条的只穿条短裤。“眼镜”拿来一只大公鸡，用刀砍去脑袋，把鸡血往董华身上淋，淋得董华脸上和身上东一道子，西一溜子，鲜血滴答。他又提着死鸡，朝着我的脸和盖着我的白布单子上淋了几下。他妈的这可真像是剖腹自杀的样子了。
黑森森的大楼里，像棺材一样静。只有走廊里这一个又昏又暗的小灯泡，灯底下躺着我这个“死人”，站着一个手持双刀、鲜血淋漓的“疯子”，这场面太吓人了，连我明知这是演戏，是假的，可也禁不住头发好像一根根都竖起来了，董华从床底下拿出一瓶酒，咕咚咕咚喝起来。立刻有一股酒气钻到我的鼻子里。
不一会儿，楼下由远而近传来队伍行进的脚步声，嘈杂的人声和一阵阵的口号声越来越近，最后停在楼底下。
“彻底打倒走资派杨其锐！”
“‘工农兵’小保赶快交出杨其锐！”
“造反有理，保皇有罪！”
……
我的心快撞破肚皮跳出来了，可是我使劲憋住，连大气也不敢出。挨着床铺的下半边身子已经泡在汗水里了，自己觉得脑袋紧张得都发木了，这时候真要昏过去倒也不错。他妈的，我宁愿在战场上挨枪子儿，也不愿这样死法。董华小声对我说：“姓杨的，你可不许吭声，否则我就先宰了你！”
他说完一转身，突然像中了邪一样地高声狂笑起来，提着空酒瓶子使劲朝墙上一摔，砰地一声，在这静静的楼道里就像爆炸了一颗手榴弹。董华手提双刀，又喊又跳，完全像个疯子，而且是个喝醉了酒的疯子。
“哈哈哈……杨其锐畏罪自杀了，你们都不敢守着，我敢守他，快去叫家属……杨其锐这个大走资派畏罪自杀了！特大新闻……”
为预防万一我把眼睛睁开一条缝，看见有几个“东方红”的人轻轻来到走廊，突然他们迎面碰上了董华，惊叫一声，扭头又跑下去了。董华抡着刀从后边追上去，嘴里喊着疯话：
“有不怕死的吗？快上来跟我做伴。我不怕死人，我杀红眼了……走资派自杀了，哈哈哈！”
对方又上来几个人，都被董华抡着刀吓跑了。楼下很快就响起了集合的哨音，有人带头用喊口号的办法发表了声明：
“‘工农兵’害死杨其锐灭口，罪责难逃！”
“小保杀死黑后台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东方红”真的退走了。戴眼镜的家伙拍拍董华的肩，夸奖说：“好样的，不愧是演员出身。”
“工农兵”造反兵团的头头温放，突然瘸着一条腿从一间黑屋里钻出来，热情地握住董华的手：“谢谢你，董华同志！我们欢迎你归队，你是被杨其锐这些走资派从文化系统排挤出来的，应该打回老家闹革命！”
“眼镜”赶紧接上说：“那可不行，他是我们的干将，很快就要吸收他进总部核心领导小组，我们怎么舍得放他走。老温，关于杨其锐你打算怎么办？”
温放：“正想听听你老兄的高见。”
“眼镜”：“将计就计，扩大战果，‘东方红’一定要在杨其锐的死上大做文章，你们要连夜印报纸，说杨其锐活得好好的，揭露‘东方红’对杨其锐假抢真保，他们不愿把杨其锐要回来进行批判，就造谣说他死了，用以欺骗自己的群众。然后你们召开一次大型批判会，让杨其锐露一次面。‘东方红’一下子就臭了，连他们的队员也不会再相信他们的头头，不打自垮。”
温放一抱拳：“你真不愧是孙大圣！”
“眼镜”：“我们有用着你的时候，你可也得帮忙。”
“那还用说。”温放一指我，“把这家伙放开吧。”
“不着急，先放开他的手，让他坐起来。”戴眼镜的人递给我一个纸夹子，上面夹着一张白纸，还塞给我一支钢笔，用一种不容抗拒的口气说：“写！”
“写什么？”
“我说你写：‘陈单凤是我的臭妖婆……’”
他们想朝单凤下手，我不写。温放突然从董华手里接过刀，用刀尖指着我的肚子恶狠狠地说：“你写不写呀？”他是一条狗，翻脸不认人，抓住谁咬谁。从前是国民党一家小报的末流记者，现在是文化系统有名的“瘸老放”。他似乎为了报答“眼镜”和董华帮了他的忙，因而对我也格外凶狠：“不写就叫你把假死弄成真死！再说她是不是你的老婆？”
有什么办法？这种时候他们要杀死我很容易，反正我自杀的消息已经传出去了，现在到处一片混乱，死个人很容易，也不会有人追究。我狠狠心，一咬牙只好写上了。
“再接着往下写：‘她的老底我都清楚，她是逃亡地主出身，从小就不正派，十几岁就和当地一个军阀恶霸赫鸿基胡搞……’”
我当然不能写这些东西。他们不依，说割，真的在我身上挑破了几道口，还说要把我的左脸也砍去，这些我倒不怕。主要的是我刚被绑到床上折腾了两个多小时，头昏脑涨，一想写了这些东西也不要紧，反正我不写他们照样可以说单凤是地主出身，什么脏水都可以往她身上倒。我们哪一个“走资派”头上没有几顶帽子？有多少是符合事实的！反正运动来了，写检查、写材料就像写小说、写剧本一样，就是那么回事。
最后，我还是照他们说的全写上了。
等我回到自己的小屋，心里不好受了！单凤，她对我那可真是一百一，我却对不起她呀！
“每个人都是通过自身去认识历史的”
——陈单凤
吉普车开得飞快，东藏西躲，押解我的人神色慌张，不断地回头向车后瞧，已经影影绰绰看得见在后面也有吉普车追上来，而且不是一辆，是两辆。我明白了，这一定是革命造反队得到了我被绑架的消息，赶来解救我。早晨我被四五个不认识的人绑走的时候，勇敏在家里，听说她在矿机厂也参加了造反队，一定是她向造反队报的信。没有碰上我的小儿子勇进，还算他们万幸。那小子是长征路中学的红卫兵大头目，脾气禀性都像我，他要知道了这件事，定不会善罢甘休。想到这儿我心里暗暗笑了，从我被绑的那一刻起，心里就没慌过。几十年来，我对党，对国家，对马列主义问心无愧。群众心里明白，不然为什么公司的造反队和一些基层工厂的造反队都保我？造反派也不是傻子，我要不是八面见线，历史上和身上一点黑都没有，他们也不敢保我。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造反运动一兴起，老杨吓得东藏西躲，天一黑连屋也不敢出，结果还是被抓去了。文教系统的两大派都打他。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天天照常上班，参加群众批判会，到大街上看大字报。老杨还总劝我，对我不放心。结果倒是我对他不放心了，这两天我派勇敏给他送饭，也找不着他了。
后面的两辆吉普车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笑了，对司机说：“快停车吧，你们跑不了啦，后面的车比你这个车快。”
司机不说话反而加大了油门。我加重了口气：“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你们要是真正的造反派就应该光明正大，把车停下，好好和公司造反总部的人说清楚。”
坐在身边看押我的人，突然掏出一把短刀逼住了我：“别叫喊！”
我一见他拿出刀子就来了气，离开座位躬起身，眼睛瞪着他说：“你敢行凶？把刀子放下！不然我就跳车！”
他赶紧收起刀子把我按到座位上。我倒要仔细打量打量他。他四十多岁，身体很结实，动作利索，脸色发黄，嘴唇发黑，眼光浑浊，看来不是酒鬼就是烟鬼，也许两样全是。到家里绑我的并不是他，那几个人当中有一个我好像见过，是老杨他们系统的造反派。半路上把我又转移到这个车上来，从看守到司机全换了人。起初我对他俩并无恶感，说不定这是一种误会，只要见了他们头头就会说清楚。说实话，我对这样造反心里实在不理解，对造反派也不很看得惯。但我能有什么说的，把一切不满和委屈全压在心里。对运动，对造反派尽量往好里想。这个人一亮刀子，引起了我的警惕：“你说实话，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是谁叫你来抓我？你们想把我押到哪儿去？你要不说我就叫人了，就把车门踹开！”
“别着急，我会告诉你的。”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由于我的双手被捆，他双手把纸托到我的跟前：“看吧，这是你丈夫的证明材料，你总还认得你丈夫的笔迹吧？”
陈单凤是我的臭妖婆，她的老底我都清楚，她是逃亡地主出身，从小就不正派……
他盯着我的脸色，嘴角挂着恶意的冷笑，他是想看我怎样惊慌怎样难受的样子。我没有出声，没有表现出激动，但有一股深沉而剧烈的痛苦在心里烧起来了。这是杨其锐的笔迹，没有错，但他不会写出这样的话！别说我是他的妻子，就是对一个外人，哪怕是对自己的仇人，造谣诽谤，也应该有个分寸，有个限度。就是捕风捉影，总也要有点影子。他写的这些连影子也没有！他是个老同志，老党员，不管到什么地步，也不至于堕落到这个程度。要说他是被别人逼的，他也经过不少大阵势，现在还有什么力量能逼得他写出这样出卖妻子的话？
我冲他冷笑一声，平静地说：“这个材料是假的，完全是诬蔑！”
“假的？哈哈哈！”他脑袋往后一扬，得意地笑了，“现在还有什么真的、假的，假的也可以做真，真的也可以做假。今天，全市，至少是你们公司所属的每一个工厂，都会见到这份材料，而且还附有你和赫鸿基勾搭的艳史。你就是浑身都是嘴，叫你辩去吧！你的性质已经定了：地主分子，反动军阀的小老婆，混进革命队伍的定时炸弹……”
我的头仿佛被狠狠地击了一下，一阵发蒙。但尽量地克制自己，不让他看笑话取乐。我压住了心里冲动的感情，可是这被压抑的感情在胸腔里更猛烈地冲击，使我的呼吸急迫，心里隐隐作痛。不行，再这样憋下去，我的心就会炸了，就会昏过去，我得喊，得叫，得发泄。我冲着他大声问：“你们这样干是谁指使的？你们想达到什么目的？”
吉普车突然急转弯，奔向郊区的土道，猛烈地颠簸把我摔倒他的身上，他趁机抱住我，掏出一团棉纱塞到我的嘴里。我拼命地用头撞他，用脚蹬汽车的门，他死死地抱住我，对司机说：“把车开到有庄稼的地方停住，我们下去，你把后边的车引开。”
汽车开到一片玉米地跟前的时候，果然来了个急刹车。他打开车门连拉带抱地把我拖进了玉米地。我挣扎了一身汗，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了。他也出了一身汗，但是抓着我的两只手还不放松。一直看着追赶我们的汽车果然中计，跟着前面那辆空车追下去了，他才松开手，把塞在我嘴里的棉纱拔掉。他喘了口长气说：“好啦，想不到你这么个瘦小枯干的女人，会有这么大的力气。在这儿不怕你喊了，你就是喊破嗓子也不会有人听见的。”
我没有气力喊了，也不想喊了，只是用愤怒的眼睛盯着他：“你要把我怎么样？”
“怎么样？”他脸上突然堆起一种淫邪的浪笑，把烟不断喷到我的脸上，我生气地掉开了头。
“你不是总问我是谁吗，现在可以告诉你了，我就是董华。”
我又看他一眼，仍然不认识他，也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不记得了？嗬，你们可真是贵人多忘事，把人糟蹋完了，转头就忘了。”他扔掉了烟头，“刚解放那阵，你丈夫接收和整编评剧团，头一个就把我老婆马新彩搞到了手。你不记得了？”
我当然记得。那种事我怎么能忘，刀伤至今还留在心里。我曾经以为，自己是被党教大的，杨其锐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我又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他，我把他当成了好人，可是他欺骗了我。我们结婚那么多年，就是磨也磨出感情来了；两口子一块出生入死，就是打也应该打出爱情来了。遗憾的是进城不久他就变了，这说明我们的感情不是钢，而是一捅就破的窗户纸。当时我是那样的生气，那样的伤心，我真想一枪把他打死。可我终于忍住了，表面上也原谅了他。世界上既然有诱惑的东西，就有被诱惑的人。那个女演员为了要巴结他，要到国营剧团里当个主角，在定工资的时候多定两级，也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但不管他有多少理由，一个妻子对于丈夫的这种行为是永远不会原谅的。而且不愿意提起这种事，也不愿意听到别人谈论这样的事。现在听到董华又提起这件事，我已经不感到伤心，只觉得恶心。
董华把脑袋凑到我跟前，嬉皮笑脸地说：“这真是老天有眼，叫咱们两个凑到一块了。你都快成老太婆了，脸上有了褶子，一点也不漂亮，老实说看着你这副样子我都不起性。不过也没关系，我不是为了找快活，而是为了报复。再说你是老党员，老干部，堂堂的公司党委书记，身份可比马新彩高多了。我是个白牌，是个跑了一辈子龙套的小演员，能跟你干上一次也不赖。”
“你要干什么？”我刚站起来想跑，他猛扑过来，又把我摔倒了，压在我的身上就要解衣服，淫声荡气地说：“干什么？我要报仇！”
一种难以掩饰的耻辱，逼得我怒不可遏，身上突然长了一股劲儿，猛一翻身把他摔下去。起身就跑，一边跑一边叫：“救人哪，救人哪！”
由于我的双手被捆着，又是在玉米地里，磕磕绊绊跑不快，他很快就追上来把我抱住了。他要堵我的嘴，我又咬又踢，用头撞他的脑袋。愤怒和痛苦使我失去了理智，我像疯子一样不要命了。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我一边撞头，一边喊叫。他跟我撕扯了半天也治不服我，没有办法了，只好说软话：“老陈同志，我跟你闹着玩儿，你别当真。”
我真恨不得咬他一口：“你放开手，离我远点。”
他还不放心：“我放开手你可别跑！”
“我光明正大，没干见不得人的事，跑什么！”
他松开手，后退了几步。我的火气还没消，指着他的鼻子骂起来：“你算是什么造反派？是流氓、坏蛋！是个畜生！你既然恨你老婆和杨其锐干这种事，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干？你老实说，就是为了这种事把我绑出来，还是另有别的企图？”
他不敢看我的眼睛，吭吭哧哧地说：“不，不是……”
我实在支持不住了，就坐在地上。董华见我坐下了，他也坐下了，嘴里还一个劲儿喘粗气。谁也不愿意说话，玉米地里很静，只有微风吹动玉米叶，发出飒飒的声音。时值中午，太阳正照在头顶上，秋天的骄阳更厉害，晒得我一阵阵脑袋发蒙，眼前冒金星。我从口袋里掏出从不离身的语录本，举到头顶上，遮住点阳光。
对面的董华也耷拉着脑袋。我又想起刚才那一幕，心里又发酸，又发恨。这算什么呢？我是革命干部，他是革命造反派，口袋里都揣着毛主席语录本，是为了关心国家大事才造反的，在光天化日之下却说出那些连畜生都不如的话，还想在我身上发泄兽性。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是个红海洋的国家，不应该再有污染人们灵魂的东西，一切旧的脏的东西不都彻底扫荡了吗？灯底下黑，太阳底下也并不全是好的，它照耀着地球上的一切：合理的和不合理的，美的和丑的，善的和恶的。
玉米地外面的马路上响起汽车喇叭声，董华站起来说：“老陈，咱们走吧。”他对我的称呼和说话的语气，都变得客气了。我看着他，却不动地方：“到哪儿去？”
“到……”他没说出来。
我知道他肚里还有鬼，就把头一转：“你不把话说明白我哪儿也不去，要杀要剐，你们就在这儿动手吧！”
“哎呀……”他犯了难，想用力气把我拖走，又不敢轻易动手动脚。一会司机找到玉米地里来了，高声地喊着：“董华，你在哪儿？”
“在这儿。”他对我说：“你别多心了，送你回家。”
我不相信他的话。但是他们是两个人，我是一个人，就是拼死在玉米地里也扭不过他们。我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死。董华和司机一个人架着我一条胳膊，走出玉米地，又钻进了吉普车。董华用几乎是很尊敬的口吻说：“老陈，君子不做暗事，我把底牌亮给你，不是我们两个要抓你，咱们素不相识，往日无冤今日无仇，我们不过是执行命令……”
我打断他：“谁的命令？”
“这个就不能说了，现在这么乱，说出这个连我的命也不保险了。实话说，我也不知道。这你还不明白，更绝密的东西能告诉我吗？向我们交代任务的人说抓你是上边更大头的命令，他也不见得就准知道是谁，他只说这是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命令，按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办事。”
“谁向你们布置的任务？”
“这个你别问，我死了也不能讲，临来的时候我是以脑袋做了担保的。他还交代抓你的时候你要反抗，就把你捅死，在哪儿反抗就在哪儿下手。我可不愿意当这个凶手，再说你也不是一般的老太太，而且跟你那个熊包蛋丈夫不一样。耳闻不如眼见，眼见不如交过手，我敬佩你这一点。正因为你有骨头，我才不放心，怕你在半路上又踹门又撒泼，我得把你的双脚也捆上，这叫先礼后兵。”
“你要把我送到哪儿去？”
“我不是说了吗，送你回家。”
这个家伙还在耍花招，我也只好走着瞧，说：“不用捆。你放心吧，我不会跳车逃跑的。”
董华眨眨浑浊的眼睛，他不大相信：“你可别让我坐蜡！我知道你是说到做到的人，咱们就来个君子协定，我不难为你，你也别难为我。”他让我坐到吉普车的后排长椅子上，累了还可以躺下休息。他自己坐到司机旁边的位子上。我知道他们不会送我回家，车一开我就躺下了。车开得很快，颠簸得也很厉害，我的脑浆子都快被颠出来。闭住眼，脑袋疼得快要裂开了。可我还不想坐起来，浑身的骨节又酸又痛，也像快散架一样。昏昏沉沉，疲劳得要死，可是又睡不着。一个一个的问题，一件接一件的怪事，挽成了钩，绞成了套，在我脑子里旋转，在眼前迸飞……
要杀死我的“大头”是谁呢？我并没有得罪过什么大头，甚至也没有见过几个大头呀？我抓工作比较狠，可能为了工作顶撞过上级，也批评过下级。对我有意见，有成见的人是有的，但不会仇恨到动杀机的地步。我的上级现在十有八九都靠边站了，他们自身难保，怎么会害我呢？这不是报私仇。那么是路线斗争？真像他们说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要杀我，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容我？我是谁？是反革命、国民党？是资产阶级路线上的人？不，这不可能！
世界突然变得像一架打快转的机床，生活变化得使人眼花缭乱，难以适应。不能再依靠书本和一般常识去认识历史和现实了。
但是，他们抓我不是光明正大的。司令部的内部争夺也好，两条路线斗争也好，都抓不到我的头上。这里有坏人，有阴谋，有一只手在操纵这一切。这只手是谁呢？
董华为什么把杨其锐称做“熊包蛋”？莫非那个材料真是他写的？他又是向谁屈服的，在什么力量面前变成的“熊包蛋”呢？
我当初真是瞎了眼！这才叫虎心隔毛衣，人心隔肚皮，一个人永远不能真正了解一个人，即使他是和你生活了几十年的亲人，你也看不透他的心。
我昏昏沉沉，脑子里千头万绪，理不清，想不透。想了过去，想眼前；想到眼前，又猜不透将来，不知道他拿我怎么办。一个人一个人地回忆，一件事一件事地在脑子里过筛子，拼命地想拉出个线头。这种激烈的思索，使我的脑袋更痛了，脑中搅和着各色各样难以说明的感情。我这个人过去还真没有被某一个人、某种势力或什么困难吓住过，我是吃软不吃硬。困难、障碍和一切不如意的事情都只会激起我一股劲。可是现在我却感到自己是这样地软弱无力，这样地孤单。糊里糊涂，什么也不知道，手无寸铁，叫这两个小子就把我给整治了。
他们不碰我，我也不难为他们，看他们最后把我怎么办。白天拼命跑，晚上赶到什么地方，司机就在什么地方借宿，大概是他睡好了觉，白天好开车。董华和我就睡在车里。他没有再起过邪念，而且尽量不和我说话，也不敢轻易碰我，变得规规矩矩了。
到了第四天，气候突然冷起来，我冻得有点打哆嗦，还以为是病了呢，就从椅子上坐起来。原来吉普车开进了一座大山，正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盘山小路爬行。小路的一边是大山，另一边是陡峭的断崖，崖下是看不见底的深涧。我成天躺在车里，车开到什么地方一点不知道。当我看清了路两旁的山势，心里咯噔一下：他们要在这深山里下毒手了。临到这一步，我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这时我心里反而平静了。什么也不想了，都用不着想了，非常坦然。由于我从小磕磕碰碰地习惯了，到以后打仗的时候，不管碰上什么紧急情况，我的神经也从不紧张。现在对我来说，世界上就更没有紧张的事了。只是前半辈子打了十多年的仗，心明眼亮。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敌人是谁，我知道得清清楚楚。眼下我死到临头了，可为谁而死，死于谁手，一概不知。管他呢，我只考虑一下怎么个死法吧，要不要拼他一下？我活不了，也叫他们好受不了，拼个鱼死网破。又一想，算了吧，他们两个并不是真正的凶手，何苦要捎上他们一个。再说我手里又没有武器，几天来我基本上是没吃没喝，也没有多少力气跟他们拼打了，他们的身上都带着凶器哩。
果然不出我所料，董华从前面爬到后面来，把捆在我手上的绳子也解开了：“老陈，你解放了。”
我毫不在乎，反问他：“怎么个解放法？”
董华：“你可以走了，但我们不能承担故意放你逃走的罪名。你自己跳车逃走，我不追你。”
我哈哈一笑：“董华，你倒会算计，那边的车门你把住了，我从这边跳下去就是万丈深渊，摔个粉身碎骨，还落个自杀，没有你们的责任。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我不怕死，但也决不自杀。你想动手就来吧，你可以打开车门往下推我，我也一定会拉住你不放，这叫临死拉一个垫背的，咱们同归于尽。即使不能同归于尽，也叫你落个杀人凶手的罪名，没有不透风的墙，将来这笔账会有人跟你算的！”
董华吸了口气，不敢拿正眼看我，他被我的气势镇住了。他可能没有想到，一个瘦小枯干的女人，死到临头了，反而谈笑风生来了精神。哼，他哪里知道，我要是怕死就活不到现在了。
公路拐进了山里，两边没有断崖了。胆小鬼，谋杀我的时机错过了。我看看垂头丧气的董华，心里暗暗笑了。吉普车又拐了两个弯，在前方的山头上出现了一片桦树林，董华突然叫司机停车，拉我跟他一块跳下车，吩咐司机把吉普车调头，到山那边等他。他拿出匕首，叫我走在前面。我们两个一前一后钻进了桦树林，走到树林深处，在一棵大树跟前，他叫我站住了。
树林里黑暗而阴冷，山风吹动树叶发出一阵阵呼啸。董华脸上突然显得严肃而诚实了，他说：“老陈同志，您是好样的，我敬佩您。您可千万不要怪我。我现在后悔了，不该答应干这件事，如果我不杀了您，人家就会杀了我。”
我冷冷地用眼光逼住他：“你的主子是谁？”
“咳，您就别问了！”
“你们杀我是为了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还是为了哪个坏蛋报私仇？”
“您还不明白这个吗？上边是老的跟老的斗，想借红卫兵这把刀使。但是群众一造起反来，就像《水浒传》里的洪太尉放出魔鬼一样，现在是连放出魔鬼的人再想把魔鬼收回去也办不到了。天下大乱了，胡打一锅粥，胜者为王，败者为贼，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谁能捞点什么就赶快捞。没仇没冤被杀死的也不少，哪个庙里都有屈死的鬼。我劝您心里想开点，撒手闭眼吧！”
想不到临死前，在这个阴森可怕的深山老林里，倒听这个流氓给我上了一堂“造反有理”的课。我本来不想老老实实地受死，特别是看到只有董华一个人来杀我，我甚至想死里逃生，跟他再厮打一阵看看，我真要跟他豁了命，还不知谁死哪！听了他这番话，我却完全泄气了。
“你把眼闭上，你这样看着我，我不忍下手。”
我顺从地闭上了眼睛，感到他的刀尖颤颤抖抖地捅到了我的胸口上。但是刀子没有扎进来，在接近皮肉的地方停住了，他的手越抖越厉害。我正要睁开眼看看他是怎么回事，猛然我的脸颊上挨了两个重重的耳光，一股咸而腥的东西从我嘴里流出来。我见他抓起我的右手，把从嘴角里流出的血全抹在十个手指和手掌上。他又飞快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白纸，把纸抻开，拿起我的蘸着血的右手，在白纸上捺了个鲜红的大手掌印。
他把匕首交给我：“您带在身边吧，好防身。”又翻着口袋把所有的钱和粮票全给了我，最后抖抖印着我的手印的那张白纸说：“这是您已经死了的证据，人家叫我拿这个回去交账。记住，从现在起这个地球上就没有陈单凤了，她是在四天前畏罪潜逃时，摔死在山涧里啦。您千万不能回去，至少这几年内不能回去。回去一露面不但您还得被害，我也受不了！”
他说完扭头走了。
我背靠着大树，望着董华的背影消失在山那边了，还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又放了我？
“遇见了她，真像说书唱戏一样巧”
——杨其锐
真他妈的窝囊，这六十多个俘虏兵成了我的一个大包袱！我们连远离大部队，单独守住紫石山口，团部叫我们把这些俘虏交给地方上处理。从我们的驻地到紫石县政府要过一道敌人的封锁线，我派一个班押送了两次，都没能通过封锁线。这可怎么办？六十多个会喘气的，要吃要喝，有的还瞅准冷空就想逃走。战斗很紧张，趁这个间歇时间，我们自己需要休整，还得拨出许多人侍候他们，看住他们。咳，要不是怕受处分，要不是团部已经知道了具体的俘虏人数，我真想把他们押到山沟里，用机枪送他们回老家。没办法，说气话，发狠心全不解决问题，到了钟点还得管吃管喝。我叫人把这帮王八蛋全赶到山脚下一个空场上坐着，周围派上人看守。我和指导员研究新的押送方案，我准备今天晚上亲自押送他们过封锁线，指导员不同意，怕夜里有战斗。我们两个正拿不准主意，战士来报告，医疗队来了，我和指导员赶忙出去迎接。一出屋就看见山脚边看管俘虏的场地上围着一大群人，有老乡也有我们的战士。我以为又是俘虏闹事，就叫指导员一个人去接待医疗队，我掏出手枪跑了过去。
人群里有一个医疗队的女战士，正弯着腰给一个年轻的俘虏解绑绳。我冲着她喊了一嗓子：“哎，你要干什么？”
那个女战士连头也不抬，火气还挺冲：“你别管！”
我心里正没好气，火立刻就蹿上来了，好新鲜！我是连长，我不管谁管？我叫大家闪开道，我走进人群。俘虏的绳子已经解开了，那个女战士仿佛咬着后牙根似的说：“侯家少爷，今儿个可真是冤家路窄，是你自己来还是我来？”
刚收完秋，女战士反身到场边上，从秫秸垛上抽出一根又粗又结实的鲜玉米秸，又回到俘虏的跟前。一跺脚，声狠气暴地催了一句：“你还等什么，怕疼？窝囊废，到底是少爷坯子！怎么着？非得等我动手？”
那个俘虏突然抡开巴掌，左右开弓，朝自己的脸上狠抽起来。围着的一大群人都看愣了，我心里也一惊，没有吭声，也没有阻止。很新鲜地打量这个女战士，哈，顶多十六七岁，个子和一根玉米秸差不多高，长长脸，尖下巴颏，还微微有点往上翘，像个小钢锹的尖一样。好厉害的小丫头，精灵的眼睛像花朵上的露珠，滴溜溜打转，一派倔强好斗的模样。
俘虏的手稍微慢一点，打得轻一点，她就瞪起那双眼睛冷冷地说：“怎么着，侯少爷，痛了？滋味不好受，是吧？人活一辈子有的是站头，到一个站头转一个弯，谁活一辈子也不能一条道跑到底。今天叫你也尝尝做人下人的滋味。”
被叫做侯少爷的人是个小白脸，真正的风流子弟，军装、帽子也和别人的不一样，一副少爷兵的派头。只有那个尖尖的鹰钩鼻子，一双布满红丝的阴沉的眼睛，透出他是个极有主意的人。这小子我认识，俘虏登记表上写着他叫侯金榜，是敌人营部的参谋。侯金榜眼睛不躲不藏，直勾勾盯住医疗队的女战士，带着一种傲慢的、鄙视的神情。但是不说话，一声不吭，两只手也在不停地抽打自己的嘴巴子，脸上已经鼓起了紫红的血道子，他连嘴角也不咧一咧，仿佛打的不是他自己的肉。这小子从哪儿学了这种功夫！我也不管，看着他打下去。
战士和老百姓们一见我这个连长看到这种场面不吭声，还站在一边瞅热闹，更来了劲头，幸灾乐祸地加油叫号：
“傻小子，使劲！”
“有种，谁要叫疼谁是王八蛋！”
我注意观察这出闹剧的导演——那位女战士，她并不开心。细长的眼睛里跳动着仇恨的光芒，嘴角闪着尖刺般的冷笑。一定是侯金榜那副不喊疼、不叫饶的满不在乎的样子激怒了她。
直到指导员跑来问谁叫陈单凤，那个女战士走出人群，这出戏才算收场。指导员把陈单凤和我叫到一边，先对我说：“医疗队队长给我们出了个主意，叫我们派一个班的人，归这位陈单凤同志指挥，一定能把俘虏押送过封锁线。”
“她？”我看看眼前这个单薄娇小的女兵，想忍住笑，可还是没有全忍住，露了露牙：“老安，这可不是闹着玩儿呀！”
安指导员赶紧捅了我一把，他怕我当着人家的面扔出走板儿的话。他说：“陈单凤同志是医疗队的司务长，队长替她打保票，说她准能完成这件任务！”
陈单凤拿眼角扫扫我：“没问题，实在不行我就拿冲锋枪先把他们突突了！”
“啊，那还用你呀！”我叫了一声。
陈单凤理也不理我，扭头走了。这个小丫头，还真有点个性！
指导员埋怨我说：“你看你，这个陈单凤可小看不得。”
“不是我把她看小了，她本来就不大！”
“嘿，秤砣小压千斤，金刚钻小能揽大瓷器，她可是个人物。她是师部的侦察参谋出去执行任务时在河边上捡的。当时她已经被冻昏过去了。侦察参谋用大衣把她裹起来背在身上，等她醒过来，却在侦察参谋的后脖颈上狠狠地咬了一大口。”
我笑了：“安平，你这个文化人可别唬我，我听过这个故事，叫——‘农夫和蛇’。你编在陈单凤的身上蒙我。”
“这可不是蒙你，是真的。师长很喜欢陈单凤，叫她到医疗队当护理员，碰见爱哼呀咳哟的伤病员，她就连损带挖苦。碰见带刺儿的伤病员她就和人家吵，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师长一看不行就叫她当了司务长，穷人的孩子会算计，也知道疼人。过去讨过饭，会搞东西，干得不错。头一个月亏了两块钱，找到师长哭了一轮，师长掏腰包给她补上了……”
我看着指导员讲得很有兴味，而且眼里还有一种平时不常见的光彩。这家伙，是被这个小丫头迷住了呢，还是多年搞宣传工作养成的习惯，一碰上新鲜人新鲜事，就像猫闻到了腥味儿，盯住不放？
安平见我只管怪模怪样地笑着不搭腔，有点毛咕了，赶紧改了话题：“她的脾气挺倔，要想叫她替咱押送俘虏，咱俩还得去给她说两句好话。”
“要去你去，我可不去。”我挤挤眼成心逗他。
“你是连长，这是你的事，你不去还行！”
指导员硬是拽着我来到了医疗队。我们连的重伤号早就送走了，剩下的几个轻伤号，医疗队的医生们三下五除二就给处理完了。大家都在当院里聊天。医疗队的女兵和我们连的几个战士追问陈单凤，问她是怎么认识侯金榜的，为什么跟他那么大的仇？
陈单凤提着个小木箱子（我猜那准是她的百宝箱，全队的伙食账和菜金准都放在那里边），正准备为医疗队安排晚饭，她挥挥手不耐烦地说：“我还得张罗晚饭呢，那个侯金榜的故事一会儿半会儿可讲不完。”
指导员又插了一句：“陈司务长，医疗队的晚饭你就不用操心了，我刚才已经通知炊事班了，医疗队的同志和我们一块吃，我们缴获了敌人不少罐头，今天要慰劳医疗队的同志。”
哈哈，这个安平，今儿个真是着魔了，话也多了，连说话的音调里也像加了点糖，有股甜腻腻的味道。他那根吃南方卷心菜长成的舌头，本来伸不太直，却故意撇着北京腔儿。平时我们俩关系很好，今儿个不知为什么我讨厌他这种发贱的劲头。陈单凤这个小女兵虽说长得有几分精神，也不值得对她就这样出乖买好。见鬼，我突然觉得自己也好没道理，他向陈单凤献好，关我的屁事，我生的哪门子气？
陈单凤果然抬起一双清水似的亮眼，扫了一眼大伙儿，尖下巴颏冲着安平一点：“这么说我得代表医疗队谢谢安指导员了。”
他妈的，他们吃的是全连的东西，却只谢他指导员一个人！
安平甜不啰唆地说：“不用谢。我们连正进行战前休整，希望你讲讲侯金榜的故事，对全连指战员进行一次阶级教育，就权当替我做一次战前动员。怎么样？大家欢迎！”
他可真会抓彩，还带头鼓起了巴掌。周围的人也一起跟着鼓掌。指导员又小声地叫身边一个战士去告诉值班排长，把队伍集合好带到这个大院里来。他布置完了才向我征求意见，我虽然一肚皮意见，也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给他一个难堪，就应付似的点点头，眼睛故意不看他。
陈单凤看看他们队长，爽快地说：“好吧，你们把阵势都摆下了，讲就讲。丑话说在前边，我讲的都是真事。但你们只能当故事听，这可不是战前动员报告。”
“命运这根绳抓在鬼手里”
——陈单凤
先说侯金榜这个人是怎么出来的。
我们青光县出过一个大名人，叫赫鸿基。他是个大买卖人，据说还是我的同乡，也是从山西过来的。人家都说我们山西人财迷，会做买卖，能赚大钱。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里都有赫鸿基的铺子，经销各种绸缎呢绒，布匹皮货，西装和中式服装。他的买卖大着呢，钱也多得没法数啦。一年到头他常在各大城市里走动。在我们青光县那个小县城里出了这么个人，真像出了个圣人。经常传出一些关于赫鸿基的神话似的传说。那一阵蒋介石还没有成大气候，不知走的哪条线，赫鸿基和蒋介石搭上手了，为蒋介石出了不少力。县里的人谁也不知道他为蒋介石到底出了什么力，大家都猜可能是出的钱力。关于赫鸿基替蒋介石帮忙的故事，很快在青光县城内传开了，传的有鼻子有眼儿。说赫鸿基对蒋介石有求必应，蒋介石要多少他就给多少，倾家荡产也不在乎。赫鸿基的老婆和儿子们都不同意他这么干，他就问他儿子：
“耕田种地能赚多少利息？”
他儿子回答：“十倍。”
赫鸿基又问：“我们家开绸缎庄、布铺，能赚多少利息？”
他儿子回答：“一百倍。”
赫鸿基笑了：“可是我要扶持蒋介石当上了中国的一国之主，我就是开国元勋，那我赚的利息就是一千万倍，好处不可统计。这才叫奇货可居！亏你还上完了大学，你好好学学战国那一段历史，燕人留质于赵，吕不韦就是这么干的。”
不久，赫鸿基真的穿上了军装，成了蒋介石一个独立纵队的司令。据说这家伙有才学，会用兵，还真替蒋介石打了几个胜仗。在我们小小的青光县把他传说得就更神了，县里有头有脸的人，都把赫鸿基当成青光县的骄傲。有一回他带着队伍从青光县过，想光宗耀祖，威风一下，就把大兵屯在了城内，放假三天。其实赫鸿基的家早就搬到了天津卫，青光县已经没有他的什么人了。县里的头面人物们为了巴结他，给他挂彩送匾，捐款送肉，犒劳士兵。赫鸿基会来事，也想羊群出骆驼，学点洋玩意儿好唬当地的土百姓，他就从县里的捐款中拿出一部分，当做他自己捐款献给青光县父老百姓们，叫县里在县城中央修一个教堂，让天主为青光县父老百姓赐福。以后他每年都要回来一次，在教堂里祈祷，而且是替全县的父老百姓祈祷，替被他的部下杀死的亡灵祈祷，祝愿他们早升天界。这个消息一传开，又轰动了全城。许多人都说他是大善人，当了司令，仍然慈悲为怀。这是以后的事。还说那天晚上，县城为赫鸿基举行庆功会，县里有头有脸的人全带着太太、小姐去了，吃完了喝完了，还有舞会。许多土包子也想开开洋荤，县长下令把全城长得好看一点的妇女全都找去，等宴会之后好陪着赫鸿基的将士们跳舞。青光县有个很大的土财主叫万宝泉，他出大价刚从天津卫领回一个年轻的妓女，讨她做了小老婆。这个妓女叫杜春芳，听说这个女人漂亮得没法提了，大城市的名妓来到土里土气的小县城，可不一下子就成了皇后仙姑。好多人为了看她一眼，不惜提着礼物去拜见万宝泉。万宝泉自从娶了杜春芳，家里的客人突然增多了，他根据送来礼物的轻重决定是不是要让杜春芳出来陪客。这个老财迷还真拿着杜春芳捞了不少东西。全县要为赫鸿基开庆功会，万宝泉当然不肯落后，而且还带上了杜春芳，他心里臭美，想拿杜春芳显一显。杜春芳平时也不见得就看得上万宝泉这个土老财，有这样的机会她当然也想露一露，就更精心精意地打扮了一番。她这一去不要紧，把那些县官夫人、财主小姐、军官太太们全比下去了。宴会刚开始的时候，万宝泉还洋洋得意，以为老婆还真给他脸上增了光。等舞会一开始，他就傻眼了。赫鸿基手下有个铜头狮子团团长侯钧，这个身体魁梧的军人一见了杜春芳眼珠就不错开了，好像话也说不出来了，腿脚也动不了啦，浑身就像瘫了一样。他抓住杜春芳的胳膊，吃饭一块吃，喝酒一块喝，跳舞一块跳，说什么也不松手了。杜春芳拿腔作势，扭腰摆屁股也大出风头。万宝泉心里可吃不住劲了，火烧火燎。他花了那么多钱把杜春芳赎出来，她可从来没跟他上过这么大的劲。他几次想走过去把老婆夺回来，杜春芳却连看都不看他一下，他一靠近，侯钧那对疯狂的眼睛就像枪口一样瞄准了他的脑门子，仿佛立刻有子弹射出来把他打死，他只好耷拉脑袋又退回来。到后来团长的太太压不住醋火，走过去对杜春芳又打又骂，拿出一副拼命的架势。侯钧借着酒劲朝他太太的小肚子连踢两脚，团长太太连叫都没叫出来就躺下了。事情闹大了，舞会停了，赶紧派人把侯钧的女人送进医院，万宝泉想趁机把杜春芳拉走。侯钧右手拔出了手枪，左胳膊箍紧杜春芳的腰，问她：“我要娶你，你跟不跟？”杜春芳也吓坏了，赶紧点点头。侯钧又把手枪对准了万宝泉，说：“你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你看看春芳，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你配吗？她是我的，谁也休想夺走。你要够朋友咱们就好说好道。你如果还想要她，可别怪我不客气！”万宝泉咽不下这口气，这也太霸道了，在大庭广众之下硬抢人家的老婆！可他又不敢上去辩理，害怕为了一个女人丢了自己的命。这个侯钧已经发狂了，把自己原来的老婆都踢死了，万宝泉要凑上去还不是找死！赫鸿基和县里的几个头头赶忙过来打圆场，把万宝泉拉到一边，好说歹说，赫鸿基还答应给他一笔钱。他也知道杜春芳是要不回来了，就顺着台阶下来，把老婆让给侯钧了。
又过了几年，赫鸿基突然脱掉军装，穿着西装革履回到了青光县，还带着杜春芳和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侯金榜。这次赫鸿基回来可不像以前那么神气了，县城里有人开始传他的坏话。有人说他打了大败仗，本来是他自己的责任，可是害怕蒋介石怪罪下来，就把责任推到侯钧身上，把侯钧毙了，让部下当了自己的替罪羊。下边的人心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在部队混不下去了。再说战争也越打越大，他心里没底，对前途害怕，就辞掉司令的官衔，脱离军界，回到家乡养老。为了表示他是像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一样杀的侯钧，所以把侯钧的家属和孩子也一块带来，由他供养，好对得起死者。也有人说侯金榜是赫鸿基跟杜春芳生的，正是为了杜春芳这个女人，赫鸿基才杀死了侯钧。计谋败露，不好再混下去了，才离开了部队。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反正谁也闹不清。但赫鸿基回到青光城并不和杜春芳住在一起，他单独给杜春芳母子盖了两间房，每月由他提供生活费。他还是住在自己的老房里，换上一身长袍大褂，每天早晨都到教堂里去祈祷，装成一个虔诚信教的好好先生。鬼知道他祈祷的时候嘴里嘟囔的是些什么玩意儿，他搞这一套又是为了什么。杜春芳一回到青光县，就像臭肉招苍蝇一样，万宝泉那帮土财主又都叮上来了。赫鸿基怕这样的女人影响自己的声誉，就和杜春芳不来往了，钱也给得少了。杜春芳没办法，听了万宝泉的主意，就开了个“侯记馄饨铺”。就因为“侯记馄饨铺”有杜春芳这么个风流出名的老板娘，她的生意一下子兴旺起来了。
我和侯金榜就是在这个馄饨铺里认识的。
我五岁的时候，山西打仗加上灾荒，整村整村的人往东边逃生。半路上娘和我们走散了，爹领着我从山西找到山东，从山东又找到河北，也没有找到我娘。在离青光县城十里远的一个小村子里，我们爷俩住了下来。夏天爹给人家打短工，冬天就做点小买卖，凑合着能活下去。托人四处打听娘的下落也没打听到。一晃就是好几年，那年快到腊八了，爹到天津卫去卖蒜，一去七八天没回家，我吓坏了，天天跑到村外朝北的大道边上去等，一坐就是一天，向着北边又哭又喊：“爹呀！爹呀！”谁拉我也拉不回去。眼睛哭肿了，眼泪在脸上冻住了，把脸都冻烂了。爹还是没回来。第十天头上我听到个谎信，说我爹在天津卫被抓了劳工。我也不知道天津卫在哪儿，顺着爹走过的那条朝北的大道就下去了。我当时只有一个心眼儿，我不能没有爹，无论如何得找着我爹。可是爹在哪儿？往哪儿去找？我受的那罪就没法说了，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姑娘，没亲没故，东闯一头，西闯一头，走到哪儿，就在哪儿要点吃的，有雪就着雪吃下去，没有雪就到坑里砸块冰，就着要来的冷饽饽吞下去。手冻烂了，脚也冻烂了，我倒不觉疼。也不哭了，实际上也没有眼泪了。我知道爹是找不到，一点指望也没有了，心里倒也不像一开始那么害怕，一切都不在乎了。幸亏那时候还小，不懂事，不知道什么是绝望，什么是没有活路。要不，我准得一头扎进冰窟窿不活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当时我怎么没死，硬是熬过来了。在外边要了一个多月的饭，顺着原路又回来了。十冬腊月，要饭也在自己村里要，到黑下还有间土屋可以挡风睡觉。可是我在村里要了两天饭，就下狠心以后再也不在本村要了。碰上好心的大娘，把我拉到屋里，管我一顿饱饭，还说上好多可怜我的话，也引得我又哭上一场。可怜我的都是好人，十户有九户是穷人，我怎么能老去吃人家，给好人家添累赘？碰上不怎么样的户，不但不给我吃的，还说气人的话，说我命太毒，克爹妨娘，说我丢了爹娘不要紧，全村人都跟着倒霉受连累，时间长了谁养得起一个长年要饭的，说不定我还会克村上的人！我听了这些闲话，下狠心要离开村子远远的，到一个谁也不认识我的地方去要饭。我不需要可怜，更不愿听别人挖苦，每天天黑以后回到小土屋去睡觉。这个世界跟我没有关系，对我像地狱一样陌生。我就是死也要死在外乡，偷偷地死去，不让一个熟人知道，不让一个熟人看见。我在外边讨饭不管受了多大的气，也不哭不叫，不说话。就是站到人家门口上，也不喊大爷，不喊奶奶，站一会儿，人家给东西就接着；不给，站一会儿就走，再到下一个门口。有多大委屈，受了多大罪，晚上回到家用破棉絮盖住脑袋，一个人敞开哭！我常常是哭着睡着了，做梦又哭醒了。
这天是青光县的集，我看见“侯记馄饨铺”的买卖挺热闹，就进去想捡点剩下的馄饨汤喝。我走进铺子拿眼向四下里一扫，见一个女学生打扮的人，已经把碗里的馄饨吃得差不离了，还剩下小半碗馄饨汤，我估摸她喝不下去了，就悄悄地站在她身后，眼睛盯着她的碗。我对这种小姐的心气摸得最准了，我往她跟前一站，她准得放下碗就走。这种娇小姐吃饭的时候是不喜欢外人盯着她看的，何况我又是个小要饭的。站得再离她近一点，她嫌我脏，生怕我身上的虱子、跳蚤跑到她身上去，所以我一去，她准得走。我猜得不错，我刚站到那儿，女学生把碗一推，站起身就走了。她嫌我脏，我可不嫌她脏，我肚子早就咕咕叫了，端起碗就喝。刚喝了两口，我的头发一下子被从后边伸过来的一只手揪住了。我知道这一定是馄饨铺的伙计赶要饭的。我不敢回头，想忍着疼把这点馄饨汤抢到肚子里去。把碗刚送到嘴边，身后边那个人又一使劲，嗬，把我的头发生生地揪下来一绺儿。我肚子里又没食，疼得我眼冒金星，虽然还能忍住没有叫出声，可是手里的碗掉到地上摔碎了。这下那个人的手揪得更狠了，而且按着我的脑袋往桌上磕，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好啊，你打碎了我的碗，你赔，我叫你赔！”
我听他说话不像大人，可就是被他按住脑袋看不见这个兔崽子的长相。旁边可能有人看不下去了，过来劝架：“得了，侯少爷，松手吧，她是个要饭的，你跟她使什么气。”
“不行，她打碎了我的碗，我叫她赔！”
“她是个要饭的，哪有钱赔你的碗。”
“臭要饭的为什么还到我铺子里来？看不见我门口挂着牌子，要饭的一律不许进，腰里没钱的不许进！”
原来这小子就是“侯记馄饨铺”的少掌柜的。我是臭要饭的，你是千人揍、万人踩出来的野孩子，你都不知道你爸爸是谁，比臭要饭的还不值钱！我趁他说话的空子，瞅冷子一转身，头发从他手里挣出来，我们俩面对面站住了。我当时一定也红眼了，他倒愣住神儿了，不再骂街，也不敢动手了。我们俩他瞪着我，我瞪着他，瞪了一会儿他又鼓着气说：“你赔我碗钱！”
我也咬了咬牙：“你赔我头发！”
“哼！”
我也不示弱：“哼！”
“你个臭要饭的！”
“你个臭婊子养的！”
我看出他又想动手，就先下手为强，蹿上去伸出两只手朝着他的眼、他的嘴巴子就挠了几把，我的手又脏又黑，指甲又长，这两下就够他受的，眼也睁不开了，脸被划破了好几道口子，血立刻出来了，兔崽子成了个三花脸。他刚哭出声，我撒腿就跑出来了。一口气跑到家，摸摸自己火辣辣发疼的头皮，蒙上被子放声大哭起来。那一天也就没有再吃一口东西。我也不知哭了多长时间，自己停住不哭了。想起平时我受的罪，被狗咬，被人打，被人骂，不管大人小孩，是人就敢欺侮我，我活着还有什么劲？我一横心，就这样蒙着被子躺着，不吃不喝，饿死算啦。死在自己家里也挺美的，省得再去跑腿要饭了。在炕上饿了两天一夜，这滋味也不好受，最后实在挺不住了，我的心又活了，觉着这样死了也太便宜那个狗崽子了，我死得多冤哪！不行，我得报完仇再死。怎么才能报仇呢？我要人没人，要钱没钱，打又打不过人家。我数了数曾经欺侮过我的仇人，把“侯家馄饨铺”的少爷挑在了头一个。我想放火，把他们的房子点着。仔细一想这个主意也不行，放火烧住房不像烧柴火垛，一起火苗就会被人看见，有几桶水就浇灭了。我想了好几天，到底想出一个能整治一下“侯记馄饨铺”的主意。
又是一个青光县赶集的日子。早晨起来我洗了把脸，对着盆里的水用手指头把头发拢了拢，穿上那件补丁最少的褂子，掖上我要了半个月才攒下的那几个小钱，就进城了。到杂货铺先买了三块臭豆腐，数数剩下的钱还够买一碗馄饨的，就大摇大摆地来到了“侯记馄饨铺”。侯家狗崽子没在前边，一个伙计挡住了我：“要饭的，别进来。”我瞪他一眼：“谁是要饭的？”我掏出钱往桌上一摔，“给我来碗馄饨！”伙计一见钱，赶紧赔笑脸：“好嘞，马上就来。”他给我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我从怀里掏出那三块臭豆腐，揭开纸把臭豆腐全放进了热馄饨碗。用筷子一搅，嗬，一股臭味直钻鼻子眼。臭豆腐被热汤一泡，臭烘烘的味道随着热气散发出来，馄饨铺里一会儿就呆不住人了！臭豆腐好吃不好闻，特别是跟馄饨汤搅在一起，更加呛鼻子。想吃馄饨的人，一掀门帘，被臭味一熏，扭头就走了。已经进了铺子的人，交了钱的要退货，还没交钱的也不买了，吃了一半的赶紧把干的捞一捞，捂着鼻子也赶快走了。臭味越来越浓，大冬天又不能开门敞窗户（窗户是死的，下边是玻璃，上边糊的纸，不能打破），“侯记馄饨铺”这个集日的好买卖算是砸锅了！我装做没事人似的还在拿筷子搅着馄饨汤。伙计们一嚷嚷，老板娘从里屋出来了，她一撩门帘赶忙用手堵住鼻子：“哎哟，这是什么味，这么臭？”
我还以为这个杜春芳和别的“破鞋”差不离儿，顶多更妖精一点。不，她可不像我们乡下的破烂货，派头挺足，好像她不是开馄饨铺的，倒是县长的太太一样。大肥猪似的万宝泉跟在她屁股后面，活像杜春芳的下人。没等杜春芳说话，他先一践一跩地蹿到前边对我喊起来：“你是哪儿来的，为啥往汤里放臭豆腐？”
我就是找事来的，不慌不忙地说：“我乐意，我就爱吃这一口。”
“你还嘴硬？我叫你乐意！”万宝泉端起我的馄饨碗朝着大门外边一泼。
我抓住了他的袖子：“你凭什么把我的馄饨倒了？那是我拿钱买的，你赔我的馄饨，赔我的臭豆腐！”
“我赔你嘴巴子！”他抡起手要打，我抓住他的胳膊，朝着他的手背狠狠咬了一口，他疼得哎哟一声把手松开了。就在这时候，侯金榜穿得干干净净，怀里抱着大包小兜的东西从街上回来了。他看见我先打个愣神儿，马上认出来了，对他妈说：“就是她，那天抓破我脸的就是她。”他把东西往桌上一放，就要动手打我。我就是找死来的，反正我死你们也别想好活着，我的命不值钱，慢慢地饿死也是死，还不如今儿个死个痛快。我早就看好阵势了，假装躲他，一回身钻进了伙房，馄饨铺的家当全在这里边了，锅碗瓢盆，油盐酱醋都在柜上摆着。我顺手抄起一根压馄饨皮的擀面棍。杜春芳说话了：“噢，我明白了，你人小心可不小，这是成心来搅和我的买卖，砸我的铺子。来，把她抓起来送警察局！”
“抓吧，我叫你抓！”我一边喊一边抡起擀面棍，朝着那些碗、碟、瓶子、坛子一阵猛砸，稀里哗啦，这几个月我受的罪，受的气全放出来了，好像也给我自己，给我爹报了仇啦。我砸着砸着，脑袋上被他们从后面打了一棍子，眼前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
“傻小子睡凉炕，仗着底气壮”
——杨其锐
死一个人，要说容易也真容易，就像吹灭一根蜡烛似的那么简单，我在战场上见的多啦，许多不该死、不值得死的人，一眨眼工夫就完了。可有的时候死个人也还真不那么容易。就说我吧，几天前守卫铁弓岭高地的时候，我可真没想到自己还会活下来。打到后来我自己也打红眼了，还剩最后半个小时的时候，三连的阵地丢了。我叫老安指挥全营，我带着个加强排把三连往后退的战士又堵回去，重新夺回了阵地。敌人在我的机枪前面一倒一大片，我根本用不着瞄准，杀人比割草还容易。那才叫脑子麻木了，眼睛充血了，身上就只剩下一根神经——杀！动作也像是发了狂的、失去控制的机枪。后来子弹打完了，敌人又拥上来，我周围都是刺刀尖。我的眼睛也只盯着对方的刺刀尖，躲着敌人的刺刀，把自己的刀尖刺到敌人的身上。我记不清当时挑倒了几个，也不知道自己身上受了几处伤，通身都是红乎乎的，有自己的血，也有别人的血。我杀红眼了，疯了！什么叫死，什么叫疼，全不顾了。从我后边蹿上来两个家伙猛地抱住了我的腰，我挣不脱，也转不了身，正面又一个刺刀尖朝我的胸口扎来，我赤手把刺刀往外一挡，顺势抱住了那个小子。我一定是用力太猛把他的肋条抱断了一根，只听他哎呀一声，再也不挣扎了。后边那两个人也是死死地抱住我不放，我看见被我抱住的人腰里还有个手榴弹，我就一拱脑袋，把嘴伸到他腰里，用牙咬开手榴弹的盖，拉断了弦，然后猛一使劲，我们四个人全摔倒了。我拉过一个小子垫在我底下，这时候手榴弹响了。我本来是想和他们同归于尽。可能是出于仇恨，也许是人要生存的本能，我让那个小子压住手榴弹，我倒在他上面。这一手还真就保住我没有被炸死。过去讲迷信，说老打胜仗的部队里总有一种“福将”，这种“福将”都是命大的人，能逢凶化吉，转败为胜。我可能就是这种“福将”。
可是，我现在多么后悔当这个“福将”！我盼着快点死了算啦，盼着这次昏过去千万别再醒过来了。这份罪要比死难受一百倍。整个脑袋被缠得死紧，好像箍上了好几道铁箍，一点缝儿也不给留，眼前一团漆黑。嘴被缝住，喊不出，叫不出，连哼哼一声都不行。不敢使劲，一使劲就疼死过去。双手被绑着夹板，只有两条腿还能活动一点。疼啊，真疼！身上的每一块肉，每一处关节，每一个细胞都疼得出血。以前我不只一次受过伤，重伤的滋味也尝过，可从来没有像这种疼法，疼得我醒过来死过去。特别是这个要命的脑袋，它就像一个炸药包，火烧火燎，疼得要炸开了！
他妈的，不是我福大寿大，命不该死，而是老天看我罪还没受够，成心想折磨我。我又一次醒过来了，其实，醒过来也好，昏死过去也好，只有我自己的心里明白，别人是不知道的。我被裹得那么严实，看不见我眼睛，听不见我喘气，他们怎么知道我是死了，还是活着？你说他们不知道吧，可为什么没有把我当死人扔掉？虽然我很累，很想翻个身，就是动不了，也不敢动。我一向觉得自己还算是一条汉子，这回可真把我疼迷糊了。连大气也不敢喘，我对活着、对生命已经一点兴趣也没有了。既然老天爷又让我醒过来了，我就只好再静静地受一会儿罪，等待下一次死亡的到来。周围一片漆黑，心里一片漆黑，像坟地一样静。有两个人说话的声音，轻轻地传来。像离我很远，可是听得很清。
“噢，是他呀！是你的连长，对不对？”是个女同志的声音。
“他现在是营长了。”这个男人的声音很亲切。
“他叫什么名字？”
“杨其锐。”
“杨其锐，唔，对了，是那个五大三粗的高个子，愣头愣脑，老爱嘻嘻哈哈地傻笑。那天我们吃了你们的罐头，他还说风凉话，我骂他不像个连长。我还以为他会冲着我发火哪，谁知他大脸一红，光咽了口唾沫，什么话没说扭头走了。”这是谁呀？她什么时候吃过我的罐头，我又什么时候说过她的风凉话？
“你别怪他，他是个大好人，有嘴没心。”
“他打仗倒是好样的。昨天刚抬下来的时候不像个人样了，脑袋被炸得血肉不分家了，连哪是嘴哪是鼻子都看不出来了。抬他的两个战士讲，他和四个敌人滚在一块，他用牙咬开敌人腰里手榴弹盖，敌人吓得要扔掉手榴弹，被他紧紧地抱住了，在后面抱着他的两个人撒手想跑，他趁机把前边那个小子摔倒当了垫底的，那个人的肉都炸飞了。”
“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当我们营的阵地被敌人突破以后，兵败如山倒，眼看整个战役就毁在我们营手里了。他一瞪眼珠子，又拿出那种傻呵呵拼命的劲头，带着一个排把敌人堵回去，把阵地夺了回来，保证了我们全师这次大伏击战的胜利。刚才我从部队出来的时候，团长亲口跟我讲，要给老杨记一次大功。”
我听出来了，这是我的教导员安平！老伙计，我有多少话要问你：我的伤究竟有多重？伤在了哪儿？将来会不会落下残疾？为什么疼得这么厉害？部队的伤亡有多大？谁代理我当营长？但我说不了话，脑袋也不能摆动。只好动动腿，叫他看见我的腿在动，就证明我还活着，我已经醒过来了，并且听到了他们的说话。我想得挺好，腿还没有抬起来，一阵剜肉绞心般的疼痛，脑袋轰的一下，又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醒过来，安平和那个女同志的谈话还在继续。这说明我死过去顶多有几分钟，甚至是几秒钟。这才叫一会儿死，一会儿活。人家一辈子只死一回，我却拿死闹着玩儿，不知死了有多少回啦！从他们的谈话里才知道，我是昨天被抬来的，这就是说从战斗结束到现在才一天多的工夫，可我觉得像隔了好几百年，留在我脑子里的都像是上一辈子发生的事。
我不知道自己现在躺在哪儿，是在医疗队的帐篷里，还是在医院的病房里？也不知道安平他们在哪儿说话？我不敢再动弹了，静静地听着他们谈话也是一种享受，唤起了我心里一种想活下去的愿望。
还是安平的声音：“……那次你替我们把俘虏押送过封锁线，我们还没捞着谢谢你哩。”
“咳，你快别说这个。反正也是顺路，我只不过多拐个弯。”
我一下子记起来了，这个女的就是那个医疗队的小司务长，叫什么陈……对，叫陈单凤。安平一见面就叫她迷住了。我还记得第二天早晨，七班押送俘虏的战士回来以后，他问个没完没了，把陈单凤的一招一式，她下的每一个命令都详细记在心里。然后又跟我把陈单凤吹了个够，他说她是个女将军的材料。原来我还担心，凭她一个小姑娘，怎么能指挥一个班把六十来个俘虏押过封锁线？我手下的排长干不成的事，她怎么会干得成？她竟敢那么干脆地答应下来，也许是想借机报私仇，走到半路上说不定找个借口，先拿枪把侯金榜毙了。我听安平讲了陈单凤过封锁线的经过，觉得还真不能小看这个小姑娘，她不仅没有借故杀了侯少爷报私仇，倒像一只羽毛丰满的老鹰，把那些俘虏庇护在自己的翅膀底下，带着他们胜利地通过了封锁线。这个陈单凤简直是神了，她的胆子比男人还大。她的招数全是一些怪点子，叫人想不到，连自己人也想不到。那天晚上把七班的战士和俘虏们全吓坏了，她领着大伙儿专找子弹碰，专找危险的地方钻，甚至拿危险当儿戏，引逗它，嘲弄它。她把俘虏扮成了被抓来的民夫，把七班的战士扮成押送民夫的国民党兵，俘虏们又惊又怕，既怕假国民党兵开枪，也怕真国民党兵开枪，跟着陈单凤没命地跑。安平认为她当个司务长可惜，他想给师长打报告，要求把陈单凤调来当我们的副连长。我当时取笑他说：“干脆叫陈单凤来当连长，我到别的连去，你们俩正好一对。如果怕行军驻防不方便，我就当介绍人，你们先结婚，在全军建立一个英雄的夫妻连。”他虽然骂了我两句，我看得出来他心里挺高兴。以后他背着我可能还给陈单凤写过信。老安啊，有那一天我真愿意当你们俩的介绍人。
“单凤同志，我给你的信，你收到了吧？”嗬，又是安平那甜腻腻的声音，还真叫我猜对了。
“收到了，还在队长那儿放着呢。你写的信上连笔字太多，有的字我不认识，是队长念给我听的。”
“哎呀，这……”我真想笑，可是不敢，不是怕别的，是怕伤口痛。
“这怎么啦？”
“没什么，部队明天可能就要走了，往后就请你多照应我的这位战友了。”
“哎呀，瞧你说的，医疗队干的就是这个活儿。不过，我们很快得把他转到后方医院去。几个主要医生正在研究抢救方案……”
“抢救？”这么说我还没有脱离危险期？可是现在我不知怎么搞的，又不想死了，什么样的痛苦我都能扛得住。
扛是扛住了，要死死不了，想活活不成。这滋味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在医院里躺了三个多月，不管我心里怎么样想，事实证明我的确还是一条汉子，咬住牙，什么罪、什么痛苦到底全挨过来了。可是当拆掉了最后一块纱布，我用手一摸自己的伤口，心里一颤，手突然打起哆嗦来，只剩下半个脸了！我脑袋嗡嗡的，傻了，蒙了。第一个念头就是完了，我算完了。早知变成这样一个半边脸的丑妖怪，还不如死了好！嘿呀，老天爷，你他妈的可真会捉弄人！我本来应该死的，偏偏不让我死，受了千刀万剐般的罪，命是保住了，可是在我的心里又捅了一个大口子。治疗室里有面大镜子，我想照一照自己的模样到底怎么个样子，心里十分紧张，比跟敌人拼刺刀的时候还紧张，慢慢地凑过去。当我的脸伸到镜子跟前，心里猛地冒出一股冷气，抽得紧紧的，赶紧又把脸躲开了。哎呀，这是我吗？这是人吗？不仅右边的嘴巴子没有了，扯得嘴也闭不上了，右眼也斜了。天哪，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这叫我怎么出去，怎么见人？让我这样活着不是更受洋罪吗，不是成心要把我寒碜死！我这个大个子，被称做“战斗英雄”的人，真想大哭一通。我低下头，用双手捂住了那疤瘌瘤丘的半个脸。医生拍拍我的肩膀，想安慰我几句。我一肚子邪火突然找到了发泄对象，半小时前我还感激他们，称他们是救命恩人，现在他们却成了我的仇人。我猛然站起身，上去一拳，把刚才给我拆绷带的医生打倒了，两个护士惊叫一声扭头就跑，我抡起一只凳子，朝着那面镜子砸去，砸完镜子砸桌子，噼里啪啦，越砸我的气越大，邪火越大。好几个医生跑进来才从后面抱住我的腰，不管我怎么厮打，他们也不松手。有个医生大声喊着：“杨其锐同志，你要冷静！”我够冷的了，我太冷了，我的心都掉到冰窟窿里去了！护士、休养员来了一大帮，拉胳膊的，抱大腿的，总算把我治住了，拉扯着我回到病房。进了病房，我推开大伙儿，往床上一躺，用被子把头蒙住了。不管他们怎么说、怎么劝，我也听不到了。现在一切空话，一切安慰，对我都没有用！
我蒙着脑袋要好好想想往后该怎么办，弄成这个鬼样子回家还怎么见老娘？怎么见乡亲？不是我说没出息的话，这一辈子算完了，连个媳妇也娶不上啦！谁家大闺女愿意跟着个妖怪过一辈子？越想我脑子里越乱，心里越烦。也不知躺了多大工夫，蒙在我头上的被子突然被掀开了，我一把没拽住，被子被扔到了脚底下。我没有看清是谁，身子赶紧侧过去，把缺骨头短肉的那半边脸藏在下面。怒气冲冲地喊了一嗓子：“滚，滚开，我用不着听你们的好话！”
那个人拍拍我的膀子：“行啦，行啦，战斗英雄同志，这回可露馅儿了，少了半个脸就成了狗熊。”
这几句带刺的话臊得我脸上火辣辣的，连左边没有受伤的半个脸都涨得难受，特别又因为这是个女人的声音，而且挺耳熟，我现在最怕见女人，尤其是以前认识的女同志。要是男的说这话，不管他是谁，非把他揍扁了不可。
我没有吭声，那个很熟悉的女人的声音又响了：“伤好了就该回部队了，别在这儿装疯卖傻，耍小孩子脾气了。起来，收拾东西，老师长叫我来接你。”
我一翻身跳下了床，啊，是陈单凤！我赶紧把眼睛躲开，想把脸也藏起来，可是来不及了，也无处可藏。臊得我恨不得立即找个地缝钻进去。这才是越怕见谁谁越来。我不敢看她，可偏偏又想看看她见了我这个丑样有什么反应。她没有被吓得惊叫一声扭头就跑，也没有厌恶地龇牙咧嘴捂鼻子。她定定地对着我的丑脸看了半天，说：“治成这样还不错，要看刚从阵地上把你抬下来的那样，都以为眼睛鼻子也保不住了，闹好了能留个吃饭的窟窿。行啦，别不知足了，只丢了半个嘴巴子，你应该烧高香念佛。”
“我还念佛！”我本来想骂她一句，一看她的神色并不像是挖苦我，就忍住了。她对我的态度，她说的这几句话，对我还真起点作用，已经死了的心又活了，得到了一点安慰，似乎还生出了一线希望。虽然希望什么，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问她：“小陈同志，是不是叫我回自己的营？”
陈单凤尖下巴一摆，一双亮眼狡猾地一眯缝：“不知道。师长叫我来接你，我的任务就是把你接回去。我干这一行就像押送俘虏过封锁线一样保险。”
她嘴上说不知道，看她的神气显然是全都知道。不然为什么会叫她来接我呢？要是让我回原部队，为什么不叫营里的人来接我？一定是首长知道我的伤势重，怕我一出院就回前线身体吃不消，临时先安排个轻闲点的工作。我必须向陈单凤打听出点眉目来，思想上好早有个准备。她替我办好了手续，我催她快走，一分钟也不想在这儿多待。她却不着急，抬头看看太阳，说：“不行，快吃午饭了，我肚子饿了，吃完了饭再走。”
“嗯，你可真是八辈子没见过饭！”我忍不住骂了她一句。
她倒没生气，乐呵呵地说：“这算叫你说对了，你不知道我从小讨饭，饿怕了！再说，人家医院里还准备要开个欢送会呢。”
“欢送会？”哎呀，我怕的就是这一手。我现在怕开会，怕见人，更何况我还打了医生，砸了镜子。最好的办法是谁也不惊动，偷偷地溜走。
“不行，”陈单凤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你是个战斗英雄，要出院归队了，谁敢不送？再说你伤得那么厉害，在这么差的条件下硬给你治成这样，也是医院里一个不大不小的功劳。可是你哪，恩将仇报，对医生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临走了你还没有个态度？告诉你，你对医生态度好，赔个礼认个不是，这码事就不提了。你要是连个响屁也不放，我可要如实向师长汇报，不给你个处分，骂你一顿是跑不了的。”
不能小看这个陈单凤，人小精灵大，她这一番话还真把我唬住了。我原想，她要实在不走，我就一个人先溜。现在看那样做的确不合适，可我心里也打定了主意，不管你开什么会，我反正是不说话，不往前站，我死活不出那份丑！
但是，这个陈单凤，又不好惹，又猜不透她揣着个什么心眼儿。吃午饭的时候她竟以部队派来的代表身份，拉着我向医院的领导一一道了谢，逼到这个地步，我不说话也不行了，只好敷衍几句。我一张嘴说话，右颊的伤疤扯得微微作疼。我估计，在我张嘴的时候，样子一定更难看。我一想到这点，话就说得更少，嘴也不愿张开，唔唔噜噜，连我自己也听不清说了些什么。陈单凤俨然以一种我的战友、我的保护人的身份，替我打圆场，该说的都替我说了。她还领我向伤员们一一告别。我肚子里的火气压了又压，最后还是冲到脑门子上来了。这个任嘛不懂的女兵，她把我缺少半个脸当成光荣了，好像我这个丑八怪是一个挺漂亮的美男子，是一个即将凯旋回营的“战斗英雄”，是部队上的骄傲。她领着我像游街一样，在医院里做了一番示众。她虽然很认真，不像是拿我耍笑着玩。可我再也忍不住了，回到病房拿上我的东西，任谁也不理，气呼呼地冲出了医院大门。陈单凤在后边追上来：“老杨，杨其锐！你等一等。”
我心里话：“我等个屁！”
她小跑一阵追上我，小声埋怨说：“你跑什么，这多不好。你又没偷人，没抢人，少了半个脸怕什么？这是为革命负伤，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我不理她，只顾甩开大步往镇子外边走。街上有很多人，她也不再说话了。
时候正是阳春三月，晌午头阳光很足，照在人身上暖烘烘的。人们吃完午饭喜欢在大街上晒太阳，妇女们看见我，啊地惊叫一声，立刻掉开头。男人们看见我，眼光却像钉子一样盯在我脸上，那神情是觉得又新鲜又可怜。最可恶的就是小孩子们，他们就像看耍猴儿的一样，跟在我屁股后面跑。开始只是三四个，他们一边跑一边喊：“快来看呀，半个脸的人！”越引人越多，一会儿工夫就聚起了一大帮孩子。起初我只是低下头，加快了脚步。随着孩子们越引越多，他们的叫喊声越来越高，说什么话的都有了。我就觉得血一阵一阵往上涌，脸上的伤疤涨得生疼，全身鼓满了一股要爆炸的怒气。脑子里嗡嗡响，我知道自己这时候是什么事都会干出来的。我不再低头，眼睛凶狠地瞪着孩子们，心里算计着，不知道哪个小子该倒霉叫我碰着。谁知道陈单凤倒比我先忍不住了，她小声对我说：“你先走。”然后一转身，冲着孩子们大喝一声，“都给我站住！你们起什么哄，有什么好看的？”
孩子们一怔，有的站住了，有几个嘻嘻哈哈还跟在我后边，陈单凤追过去一手抓住一个，怒气冲冲地说：“我看谁还起哄，你们知道他为什么只有半个脸吗？他是我们八路军有名的战斗英雄，你们要知道了他的故事，就会给他挑大拇哥，而不是跟在后边看新鲜了……”
她后边讲的什么我听不见了。我一口气冲到了镇子外边，后边像有鬼催着似的。开阔野地里一个人也没有，农民都回家吃午饭了。路边的小水洼，土坎后面冻住的残雪，在晌午头都开了冻，路上湿漉漉的。我踩了两脚泥，也顾不得这些，不回头，不停脚，还是一股劲地往前冲。就觉得心里有气，可是这股气是对谁的，连我自己也说不清。反正别叫我见人，一看见人我就来气。谁嘲笑我，厌恶我，可怜我，我就恨他，就跟他过不去。可是世界这么大，中国人这么多，我怎么能不见人呢？我心里很难受，感到悲观，觉着失望，毁了半个脸把我一切都毁了。找一个什么没有人的地方去待呢？
“老杨，老杨！”陈单凤在后边一边跑一边喊，“你走慢点，等等我。”
连她我也怕见，就装做没听见，脚底下更快了。登上了河堤，前边是一条小河，河里水很浅，连脚面也盖不过来，有的地方还露着黑泥。一早一晚上了冻，河床上就能过人。现在冻都化开了，脚一踩上去非陷下去不可，裤脚鞋袜全得湿透了。我站在河堤上拿不准主意，是蹚水过河呢，还是绕道去找小桥。这时候陈单凤从后边赶上来了，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一上河堤就指着我说：“你抽风啦？是叫鹰追的还是狗撵的？”
她骂完这句土话，一想味儿不对，自己倒扑哧一声笑了。拉拉我的胳膊：“坐下，歇一会儿再走。”说完她先坐下了，我走开几步，背朝着她坐下。她站起来又走到我跟前：“你这个人怎这么别扭？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我肚子里的气也不小，可他们都是小孩子，不懂事，你看叫我说他们几句，他们就不敢再跟着你看了吧。”
我低着头，不看她（不知是不敢看她，还是不愿让她看见我的丑样），没好气地说：“你别提这个行不行？”
“哟，我愿意提？瞧你那个少心没魂的样儿，这都怪你自个儿。你要是拿出点气派来，大模大样，不等别人看你，你先拿眼睛盯住他，看谁还敢跟在你屁股后边瞧。你越是嘀嘀咕咕，小家子气势，人们越是看你。”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医生戴的大口罩，语气突然也软了，“给你，再过村子的时候带上它就行了。我本来都替你想好了，知道你脸皮薄，爱漂亮，想一出医院就叫你带上它，可以省去好多麻烦。你像挣命似的一跑，我也就忘了。”
我看看陈单凤，她脸上的神色很诚恳，就接过了口罩。可是把口罩一拿到手，心里感到一阵难受，我难道一辈子脸上就老罩着这块白布吗？我把口罩在手里揉成一团，向河心扔去。陈单凤一怔：“你又怎么啦？”
我不搭理她。河堤上大柳树的树梢已经返青，有几只“虎皮鸟”被我惊飞了，但它们并不远飞，从这棵树上飞起来，到另一棵树上又落下。我不看陈单凤，却把手伸出去：“把你的枪给我！”
她抽抽鼻子，用一种十分瞧不起的口气说：“干什么，想寻死？”但又很麻利地从腰里拔出手枪，扔给我说，“好吧，我成全你！”
我接过手枪，没有瞄准就朝着树梢的鸟，“砰，砰，砰”连放三枪，一群群的虎皮鸟都被惊飞了。我心里的火气似乎放出了一点。
陈单凤又挖苦说：“同志，别拿子弹撒气，一颗子弹就是好几斤小米！”
我想起了她刚才说的“寻死”的话，虽然我对活着觉得没有多大意思了，可也没想要自己寻死，听了她的话脑袋一热，觉得给自己来一枪也挺新鲜，一下子就全完了，再也用不着怕寒碜了。我举起手枪，把枪口对准了太阳穴。这一切都是糊里糊涂的，我并没有意识到马上就会死，也不想立刻就扣扳机。但枪口和太阳穴还没有对正的时候，我右手突然挨了重重的一拳，手枪飞走了。陈单凤非常敏捷，奔过去拾起手枪，插进腰里。然后走到我近前，和我面对面站定，我感到她的怒气像风一样，一阵阵扑到我的脸上。不知为什么，我不敢抬头看她。她好像轻轻地冷笑了一两声。然后从牙缝里丝丝地往外挤着字：“好啊，你还真有点胆气！掉了半个脸，样子丑一点，就不想活啦，你就是为了一个脸蛋子活着？你以为右边这半个脸没炸掉的时候你那小脸就多漂亮啦！”
她有什么资格像数落小孩子一样地数落我？被一个女人这样连骂带挖苦，我可真受不了，就抬起头瞪她一眼。谁知她也气得脸色发白，像石头一样，眼光却像火一样炙人。我的眼睛赶紧躲开了她那逼人的目光，心里突然翻起一股新鲜而奇怪的感觉，身上热烘烘地发躁。更不敢看她了，却希望她像刚才那样继续数落我。
“你坐下，听我说。”她口气和缓了，虽然是用命令的口吻，可是带着一股亲近味儿：“老杨，你说说，你少了半个脸影响你打仗吗？影响你干工作吗？”
我摇摇脑袋。
“着啊，什么也不影响，就是不太受看。可也不一定，有人知道你的历史，说不定就爱你这半边脸。”她的脸突然红了，清亮得像水一样的目光变得含蓄了，就像一股使人摸不到底的激流。
我心里升起一股希望，盯住她的眼睛，听着她往下说，她却不好意思地掉开头。我心里又立刻凉了。谁会把我的丑当成美呢？她是个好心人，不过想安慰我一下罢了。我的脑袋又泄气地垂下来。
这下把陈单凤的火气又惹上来了：“你可是个死到临头都不眨眼的男子汉，别这么唉声叹气装出一副窝囊样。我知道你那小心眼儿里想的啥，你不就是害怕这一辈子娶不上媳妇吗？”
我一下子臊了个大红脸：“小陈同志，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什么话？心里话，也说到你心里去了，你敢说不对？”
我不敢看她的眼睛，她的眼光能把我的衣服剥个精光，穿透到我灵魂里边去。
“哟，瞧你个大男子汉，叫我点破了你的小心眼儿，还不好意思呢。没关系，你杨其锐的媳妇包在我身上了。”
我一惊：“你？”
陈单凤的脸红得像一朵花，但她迎住了我的目光，轻轻地说：“对，就是我，你看得上吗？”
我简直不敢相信：“陈单凤同志，你别开玩笑了。”
她笑了：“呸！你个没心的，一个姑娘家有拿这种事开玩笑的吗？”
“真的？”
“你要不信，回去我就跟你结婚。”
我还是不敢相信天下会有这种美事。她长得那么水灵，又很泼辣能干，要什么样的人找不到？远的不说，安平就很喜欢她。她为什么要跟着我这个丑八怪？我摇摇头：“不，单凤同志，谢谢你的好心。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不能脑袋一热，闹着玩儿。”
她有点生气，感到委屈：“你当我是闹着玩儿吗？真是拿着好心当驴肝肺！”
我十分费劲地说：“安平非常喜欢你，他老跟我说你，他比我好。”
“就是你们连那个高鼻梁俩大眼的指导员？你不用担心，他不愁找不到好媳妇的。”
我一下子全明白了，转身离开了她。她跟了过来：“又怎么啦？”
我一把推开了她：“躲开，我不需要怜悯！”我以为她会生气的，会再把我数落一阵，然后各走各的路。但她没有生气，也没有走开，又凑到我身边，细气柔声地说：“傻子！我可怜讨饭的，可怜一切受苦的穷人，难道我随随便便地碰到一个讨饭的就嫁给他？我是喜欢你，傻小子。我喜欢你打起仗来不要命的这股劲儿。老实说，要不是你被炸掉了半个脸，我还不见得会跟你好。现在我一看见你的脸，就想起了那次铁弓岭战役。说真的，你并不难看，一点也不丑。等经过一个夏天，伤疤的颜色和别处的皮肤一样了，就更看不出来啦。”
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好听的声音了！她说得动情，感情也很真挚，用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伤口。我一下子紧紧地抓住了她的手，她望着我，我望着她，一股幸福得发痒的、令人心里发颤的热流，在我周身搅动。我小声地问：“你说的都是真心话？”
她没有说话，只点点头。
我放开她的手，撒腿往河滩上跑。陈单凤在后边喊起来：“你个疯子，快站住！水凉。”
我站住了：“怎么办？我们找到桥再过去吧。”
陈单凤看看太阳：“来不及了，要走桥得多绕五六里地，天黑前就赶不到了。”
“那就蹚水吧。”
“不行，水太凉，你的伤又刚好。来，我背你过去吧。”
我笑了：“你背我？我跟个牛似的，你背得动？”
“你别瞧不起人，我可有一把力气，能扛一百二十斤的麻包。”
“那好吧，就多劳驾你了。”我说着就做好了准备。等陈单凤来到我跟前，弯着腰准备要背我的时候，我猛然从后边把她抱起来，朝着河心大步走去。陈单凤在我怀里挣扎，用手擂着我的胸脯：“傻子，傻子！快放下我！”
我吓唬她：“你老实点，你要再挣扎我就把你扔到河里。”
她果然老实了，眼睛笑眯眯地盯着我，双手搂住了我的脖子，她的脸快挨上我的脸了。我把她抱得更紧了，轻轻地说：“能娶上你这样的媳妇，我就是把两个嘴巴子都丢了也值得。”
她没有说话，却偷偷地在我的伤口上亲了一口。
哎呀，我真愿意这条河无边无沿，永远也走不到对岸。
“谁的心灵里没有秘密？”
——陈单凤
难道我真是发疯了？真是像他们说的那样，我想嫁给杨其锐根本不是爱情（这个词儿我刚听见说，刚学会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我爱的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的光荣的伤疤、英雄的称号？像我这样的人，从小讨饭，到部队以后才认识了几个字，才学会写“阶级”这两个字，还会有小资产阶级情调？伤疤也好，英雄称号也好，还不都是属于他的。没有这些东西，他还算是杨其锐吗？
这可怎么办？要和杨其锐结婚，这个风是从我的嘴里漏出去的，没有人逼我；话也是我主动跟他说的，说出的话还能再收回来？不收回来吧，我的心可已经活了。和我要好的人，都不同意这门亲事。她们说我不是喜欢杨其锐，而是可怜他，是我过去讨饭的时候养成的为朋友两肋插刀的野性子又犯了。又不是没人要，哪能这么轻率地就把终身许了人！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和一个半边脸的丑八怪怎么过一辈子？吃饭的时候两个人一对脸，连饭都会咽不下去。晚上关了灯，要是一下摸到他脸上，还不把人吓死！这些死丫头，嘴有多损。这事是办的有点太莽撞了。师长叫我把杨其锐接回来，到修械所当所长，我是修械所的助理员，因此没有多想就去了。来回只一天的工夫，就意想不到地把终身大事定了。我可不是拿自己的终身大事当儿戏，老杨不就是脸上少了一块肉吗？再说他是为谁才落下的残疾呢？我又不是什么千金小姐，连这点牺牲也不肯做，还算什么共产党员？要不是部队把我从河边捡回来，收留了我，我早就冻死了。农村姑娘比我好的有的是，有多少是懂得爱情不爱情的，还不是碰上什么算什么。一个没爹没娘的小讨饭化子，找了个战斗英雄，有什么对不起你的？
不管我怎么给自己打气，嫁给杨其锐的理由想了一百条、一千条，心里的高兴劲儿却一点也上不来了。那天我接他出院，脑袋一热突然决定了这件事，当时心里有一股办了一件大事、一件好事之后的兴奋劲儿、得意劲儿。现在连这两种劲儿也没有了。这两天我虽然是在心里打架，可是我相信老杨已经看出来了，他那双眼睛像准星似的老瞄着我。我怕见他，总躲着他。可越躲越觉着他的眼睛老盯着我，而且那眼光刺得我心里难受。他要恨我、骂我，倒也好。他不恨我，也不埋怨，只是默默地折磨自己，这可叫我受不了。他一着急上火，伤疤通红，眼睛通红，样子真吓人，我的心里也打颤。我感到他是这样的陌生，我了解他什么呢？关于他的家庭，他的身世，他个人的脾气禀性，我又知道些什么呢？我什么也不知道。我想到要和这样一个生人过一辈子，心里突然觉得害怕和委屈。
他没有逼我实现我已经对他许下的愿，他看到我的动摇，也没有在修械所里大嚷大闹，只是偷偷地想用眼睛问出个究竟。他越是这样，我越觉得做了对不起人的事，不敢看他。我哪一辈子欠了他的账？
师长托人捎来一封信，除去把杨其锐夸了一通，还说我做得对，这才是陈单凤式的恋爱，得空还要来喝我们的喜酒。师长是怎么知道的？这种事情传得可真快呀！我该怎么办？马上和他结婚，还是等一等？我当然愿意等一等再说，可是怎么跟他说呢？他一定会认为我变心了，不想再跟他，等一等就会把事情拖凉了。老实说我自己心里也没有底，事情拖下去，我身边那群姑奶奶们成天七嘴八舌，将来我还有勇气嫁给他吗？现在这样不成不散，也真叫活受罪，都快影响工作了。我这个脾气，可真受不了。要是有个娘多好，我真想扎到娘怀里哭一场。闹了半天结婚嫁人就是这么档子事。高兴呀，幸福呀，全是幻想。痛苦、折磨才是真的。
每天吃完晚饭，一没有事情了我就躲在屋子里，练习认字写字。我不愿听人说我做得对，也不愿听人说我做得不对。
“陈助理员在吗？”
这是他的声音，他终于憋不住了，要找我来摊牌？我心里打小鼓，额门上沁出了毛毛汗，慌忙开了门：“老杨，快进来吧。”
“不啦，我得走了，我想还是告诉你一声好……”
“你到哪儿去？”我这才注意到他的确是穿得整整齐齐，肩上还背着挎包，像个要离队的样子，我心里吓一跳：“出了什么事？”
“没出什么事。”他两只通红的眼睛不错眼珠地盯住我，那神情就好像在说：“出了什么事你还不知道？”
“陈单凤同志，我不埋怨你，你是个好人，是个热心肠的同志。我还要感谢你，你为了鼓励我，说过那么亲热的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我没有想到他不喊不跳，还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还说要感谢我，这比打我骂我还更叫我难受。赶紧打断他：“你别说这种话，我什么时候说不跟你了？”我这样问他，自己的心里却也感到底气不足，赶紧把眼睛掉开了。
“别，你也别再提那回事了。我不该稀里糊涂地跟你到修械所里来，我们两个不能待在一块，我可受不了啦！”他突然转过身子，“不说这些了，再见吧。”他头也不回地迈开大步走了。
我愣了一会儿，赶紧追上去：“等等，你离开修械所政委知道吗？”
他脚步不停：“我给他留了个字条。”
我也只好跟上他，边走边说：“你这样私自离开修械所，不是当逃兵吗？”
“逃兵？”他转过头瞪我一眼，“我不是回老家，是回部队，上前线。有从后方往前方跑的逃兵吗？”
“至少是无组织无纪律，师长也饶不过你。”
“他不会拿我怎么样，我这就去找他，我有的是离开修械所的理由。”
“你有什么理由？……”我忽然明白不应该问这样的傻话，我还不知道他的理由是什么吗？除了由于我不嫁给他，两个人待在一块别扭，还能有什么别的理由？师长来信称赞我有勇气嫁给杨其锐是对的，他到师长跟前说我又变了卦，我好像成了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女人。师长是我的老领导，他救了我的命，收留了我，关心、教育我长大，我对他有一种对父亲似的感情。他要听到我变心的消息会不会伤心呢？我现在不仅觉得对不住杨其锐，还对不住师长。我怎么欠了那么多的债呀？
我们两个都不说话，低着头默默地走着。修械所的战士和民工看见我们两个一块朝山上走，都挤眉弄眼。有的咬着耳朵在嘀咕什么，有的捂着嘴在哧哧笑。我装做看不见，也听不见。修械所设在山脚下一个大庙里，翻过两个小山包就是师部。
气候暖和了，白天也长了，吃过晚饭都这么一大会子了，天还没有黑。放羊的、放牛的都回家了，山里很静，轻轻的春风吹在人脸上就像小孩儿的手在抓挠，格外舒服。山坡上的小草，又绿又嫩，脚踩上去咯吱咯吱响。多好的黄昏，多好的小山，就在几天前，我还和修械所的几个女兵每天吃完晚饭就带着课本到山坡上来打滚。要是没有结婚嫁人这些烦人的事缠着该有多好。我们两个心里都有话，可谁也不想说。快到半山腰了，天也黑透了，山上的小树小草已经分不清了，只看得出一个黑糊糊的山影。杨其锐站住脚：“助理员，你别送了，回去吧。”
他的腔调这么客气，这么生硬，反倒使我心里不好受：“老杨，咱们再商量商量，你能不能不走。”
他好像也很不情愿地说：“我还是离开这儿好。”
“……今儿个太晚了，明儿个白天再走吧。”
“不，趁着我还没有疯，早点离开这儿好。再待下去，我还不知会干出什么傻事！”
我知道留不住他了，我说的这些话全都没滋没味儿，有一句话可以留住他，那就是：“你别走，我们明天就结婚！”我以前说过这样的话，现在还没有收回这句话，可也不愿意再重复一遍了。沉默了一会儿，我终于费了好大的劲才说出一句有点内容的话：“你非要走也行，我们就晚几年再结婚，反正我不会变心。”
“不，用不着了，今天咱们一分手，以后你就永远也不会再见到我了。”他的口气很沉重，也很决断。
我心里一惊：“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突然用一种对自己无比憎恨的口气说：“我这样一个人人厌恶的丑八怪，为什么还活着呢？是因为有一个好心肠的姑娘，我从来没有见过有她这么漂亮的美人，她不嫌我丑，她要跟我好，所以我就不想死了。现在我知道她为我作难了，她受到了同志们的嘲笑，我成了她的累赘，她现在也看清我的确是个丑得不能再丑的妖怪了。我为什么要拖累这么好的姑娘呢？她应该找一个世界上最好的丈夫，我为什么要在这儿碍眼呢？……”
“你别说了！”我实在受不了啦，他不埋怨我，可是每一句话都像剜我的心。他是个男子汉，打仗是个英雄，却并不是个粗心汉，他心里什么都明白，他知道我受了朋友的挖苦，心里也有委屈，所以他不怪我。他越是不怪我，我却越觉得他是个好人，越觉得对不住他。
“不，你别拦我，让我把话说完吧，这是最后一次了。单凤，我这次回到前线，就是枪子不找我，我也会去找枪子……”
“你说什么？”我的心里发冷，他是为了找死才上前线的，是谁逼他去发疯的呢？师党委为了照顾他的伤才把他留在修械所，可是我……
“你放心，我不会背叛革命自杀，我要当个烈士，给家里挣一个光荣烈属的牌牌。”
“老杨，你不能这样干！”我抓住了他的胳膊。
他抓住我的手：“让我再握握你的手吧。”
他双手紧紧抓住我的左手，我没有拒绝。他把我的手贴到他没有受伤的那半个脸上，有几滴湿漉漉的东西滴到我的手背上，这是什么？眼泪！他哭了！一个在战场上不怕死，不怕流血的英雄好汉，在一个女人面前哭了！我的心软了，右手使劲抓住了他的胳膊：“杨其锐，我不让你走！”
“不让我走怎么办？”
“我们结婚。”
“真的？”
“真的！”
“你不怕别人笑话？”
“不怕。”
“将来你不后悔？”
“不后悔！”
他沉默了一会儿，攥着我的手突然打起哆嗦，说话的语气也变得急躁而紧张：“你又骗我！我不信！”
我急了，小声说：“谁骗你，不信我把心掏给你看。”
“我是要看看你的心！”他发疯似的解开我的衣扣，把一只汗乎乎的大手贴在我的胸脯上。我吓坏了，出了一身冷汗，赶紧推开他，跑出去几步，气呼呼地说：“你要干什么？”
他咬着牙根，冷冷地说：“后悔了吧？还说要当我的老婆，连碰都不让碰，别再骗我了！”
他好像从提包里拿出个东西，像个手榴弹，在手里摆弄着：“我何必要死到前线上去呢？这个地方不是挺好吗。死了以后还有人埋，你也许还会为我掉几滴眼泪，你是个好姑娘，一定为我的死感到后悔，如果像哭丈夫那样再为我哭上一场，那就太美了！我还求什么呢？单凤，站远点，卧倒。”
我却拼命地冲过去，抓住他的手。他的手里果然拿着一个手榴弹，盖子都打开了，我急忙把盖子又扣好。但他攥得死紧，没有夺过来。他忽然又阴阳怪气地说：“哎，要是我搂着你，咱们两个一块死，这滋味也不错，活着不能当夫妻，死后成夫妻。”
“你疯了？”
“对，我是疯了！一个不想活的人，一个被这个世界扔掉的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我不是都答应你了吗。”
“我已经不信你的话啦，我要今天就跟你结婚。”
“今天？”
“对，现在就结婚！”他突然把我抱起来放到草地上。
我没有反抗。我说不清为什么没有反抗，为什么没有从挎包里掏出手榴弹把他的脑袋砸个稀烂。我怕他寻死？我欠他的情？还是我反正已经许给了他，早晚得做他的老婆？
等我惊醒过来，感到了耻辱，他什么事情都干完了，抱着脑袋正坐在我身边喘粗气。我突然觉得不是我欠他的，而是他欠我的。我一肚子怒气，坐起来，抡起巴掌抽了他两个耳光：“这回你相信啦，你要的就是这样的保证！”
他一声不吭。我打完他，却又觉得非常伤心，坐在草地上大哭起来。
我们结婚了，就在过去一个老和尚住的屋子里。婚事办得既简单又省事，我不愿意声张。一个姑娘一辈子就这一次，都希望自己的婚事办得排场一些、热闹一些。我却正相反，我害怕有人来给我道喜，不愿他们到大庙里来闹新房。还好，修械所的人好像都知道我的心思，也许都认为这桩婚姻不合适，谁也没有起哄。冷冷清清地就把喜事办完了。什么幸福呀，快乐呀，新鲜感呀，哪怕有一点点也好，我连一点也觉不出来。就像给别人办一件事一样，只求快点办完，让这一切快点收场吧。
结婚后，杨其锐像换了一个人，他再也不闹死闹活了。别人说他什么话，开他什么玩笑，他全能忍受，把男子汉的自尊心装在鞋窝里啦。就好像他娶了个圣母娘娘，别的事他什么也不在乎了，知足得不得了。对我更是百依百顺，一天三顿饭都是他把饭菜打到我们自己的小屋里来吃，菜里有一点肉星也全拣到我的碗里。晚上我看书，学着画机械图，他就坐在旁边不错眼珠地盯着我看，给我斟热水，给我嗑瓜子吃。他把我当成了小孩子，放在头顶上怕吓着，放在嘴里怕化了。
人心都是肉长的，我对他也越来越好。我嫁给他一点也不后悔了，我没有看错人，他是个好人。
“错误是有传染性的”
——杨勇进
总部负责宣传的周学师神色异常地递给我一张《矿山战报》，我一看头版的大标题——
通缉地主分子、国民党军阀的小老婆——陈单凤
我心里猛地一跳，血立刻都涌到头上来了。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又看了一遍大标题，一点没错。四个版上的内容都是关于妈妈的，有爸爸揭发她的材料，还有关于她的地主家庭以及她年轻时同国民党军阀和地主恶霸胡搞的详细材料。这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我的眼里，刺痛着我的心。这个陈单凤难道会是我的妈妈吗？
不，这不是真的，这是别有用心的捏造。妈妈决不会是这样一个狠毒的“臭妖精”，她更不会是这样一个“糜烂透顶的女人”！她从不打扮，她厌恶妖艳的女人，甚至讨厌女演员。她很少去看戏，只有被我和姐姐缠得没办法了，才偶尔去一次剧院。难道这都是装的？她曾给我们讲过她小时候的经历，姥姥怎么在逃难的时候走失，姥爷怎样被抓劳工，她怎样无依无靠地四乡讨饭。这一切难道也是装的？不，装假能骗过人的眼，骗不过人的心。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我敬佩她，我相信她。我刺啦一声把报纸撕碎，扔到地上。
“你扯碎那一份管什么用，他们印了几万份，撒得全市到处都有，光我的学校就撒了几百张。”周学师又拿出了一沓《矿山战报》摔到桌子上，他不愿意看我又生气又难受的样子，小声说：“勇进，你打算怎么办？对立面很可能要抓住这个材料攻击你，有不少咱们自己的队员也在下边议论纷纷。”
我一拍桌子，“这完全是造谣诽谤！”
“你说造谣得拿出证据来，何况这上面还登了你爸爸的亲笔揭发材料，你爸爸总不会造你妈妈的谣吧。这是个无法推翻的铁证！”
我一下子就泄气了。是啊，怎样证明爸爸的揭发材料是假的呢？爸爸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报纸上影印了他的笔迹，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要反咬妈妈一口？我猛然想起一件事，在我很小的时候，什么事也不懂，有一天看见爸爸下班回了家，我也赶紧从大街上往家跑，进屋一看就吓坏了，妈妈端着一支手枪对着爸爸，爸爸也举着一支手枪冲着妈妈。妈妈的脸变得像冰一样，气色也发白了。两个人眼盯着眼。最后还是爸爸悄悄往后退，嘴里说：“单凤，你有话就说，为什么要动枪？”妈妈说：“你做的事你知道！”爸爸也不往后退了，两个人顶住了，眼看枪一响爸爸妈妈就都死了。我哇地一声扑过去，抱住了妈妈的腿。我没命地哭，没命地喊妈妈，抱着妈妈大腿使劲摇。妈妈终于收起了枪，说：“看在孩子的分儿上，今儿个我饶过你了，滚吧，别再让我看见你。”那天晚上爸爸没在家里睡。他走了以后，妈妈搂着我哭了好半天，我活这么大那是头一次看见妈妈掉眼泪，我想她一定是有一肚子委屈，可是我怎么问，她也不告诉我。几天以后，来了好几个叔叔，把爸爸妈妈叫到一个屋里，把我和姐姐关到另一个屋里。这样谈了好多次，爸爸妈妈又和好了。这件事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我总觉得他们两个中间一定发生过什么大事情，而且是必须瞒住我们的。以后我渐渐大了，懂点事了，知道爸爸在男女关系上犯了错误。说不上为什么，我对他也格外留神了，以后凡是家里来了女演员，我就赖在屋里，死活不出门。所以前些天爸爸被造反派抓走了，我没有感到奇怪，心里也并不觉得怎样难受。现在我一向引以为自豪的妈妈也出了这种事，叫我怎么办呢？难道妈妈也是个身上不干净的人？
周学师这个呆子还在喋喋不休地劝我：“……你千万不要感情冲动，一定要冷静，你走错一步棋，就影响咱们整个‘八一八’。前些天你父亲被抓，就给咱们带来很大危机，多亏你的魄力大，力挽狂澜稳住了阵脚。这回又出了你母亲的事，可要及早变被动为主动。我的父母都是小学教员，我不了解你们干部家庭，现在老干部都是走资派，哪还有几个好人？难道你的父母就都是革命干部？前几天你爸爸也成了走资派，你妈妈就一点黵儿也没有？……”
我一板脸，喊了一声：“别说了。”吓得学师立即就不吭气了。旁观者说一句你要有理智，这是很容易的。对陷入痛苦和绝望之中的人，就不是容易的事了。我真想带上一批人，到矿山机械厂砸他的报纸编辑部，揪出他们的头头跟他辩论。不行，我手里没有材料，谁信你？何况儿子为母亲辩护，本来就是有理也说不清的事。如果对方真是有理有据，我就彻底完了。不能凭感情办事，无数事实证明，感情往往给人出坏主意。
也许我的妈妈并不像我认为的那样好。马要踩旧蹄印一千回，人在历史的旋梯上也要多次重复前人的错误。有了权，就会沾上酒、色、财、气，馋、懒、贪、变。我的妈妈为什么就能够例外？就因为她是我的妈妈吗？混蛋逻辑！
周学师还想说什么，我摆摆手止住了他：“别说了，我都知道。真理是好的，但有时太严酷，使人情不自禁想回避它。”
周学师推推鼻梁上的眼镜，高兴地说：“对呀，即便你母亲完全是被冤枉了，这要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比，和我们造反的大业相比，和咱们的红卫兵组织相比，哪个轻？哪个重？哪个亲？哪个疏？……”
我打断了他的唠叨：“你以我个人的名义发一个声明：红卫兵战士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斩断一切庸俗的琐碎的私人感情，屈服旧的传统势力就等于慢性死亡。如果我的母亲确实是资产阶级营垒里的人物，我就不怕丑，不怕痛，狠抄‘私’字的老窝，像许多革命先烈当年毅然和反动家庭决裂一样，像哪吒愤然把自己的肉体生命还给他的顽固老子一样，从此我便没有衣食父母，只承认我精神上的母亲——真理。和革命真理在一起，就是和幸福在一起；坚持革命的人，信仰至死不变。在我母亲的问题没有彻底查清之前，我暂时退出‘八一八红卫兵纵队’……”
周学师惊讶地抬起头：“勇进，你要退队？”
“别打岔，往下记。”我略微想了一下，继续用记录的速度往下说：“我坚信历史的舞台是没有观众席的，不扮演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派，就扮演阻挡历史车轮的小丑。我祝红卫兵战友们取得更大的成绩。杨勇进。”
周学师记完最后一个字，抬起脑袋埋怨说：“你怎么能退队呢？我们大伙儿可不愿你离开！”
“没有办法，得顾大局，保住咱们的组织要紧。”
“你的声明里只说和父母划清界限，不提退出红卫兵不就行了嘛！”
“没那么简单，要是那样的话，我们纵队也得发声明，支持矿山战斗队，转发他们的材料。为了表示我们更革命，得比人家做得还要过头，才能堵住对立面的嘴。我不想那样干。现在，理智提醒我要恨妈妈；可是感情告诉我要爱妈妈，越是这时候越要关心她、保护她。”
“你退了队怎么办？”
“调查这件事，不弄清妈妈到底是个什么人，我死不瞑目！”
我嘱咐周学师，两小时内不得把我要离开学校的消息告诉任何人。其实我只装了几张纵队的空白介绍信，十分钟之后就走出了学校大门口。我现在是福尔摩斯了，在心里制定自己的行动计划，是先找妈妈呢，还是先调查问题？妈妈下落不明，死活不知，当然先找妈妈。到哪儿去找，从哪儿开始呢？我决定先去找姐姐，看她知道不知道妈妈是被什么人抓走的，她也在矿山机械厂上班，也许知道《矿山战报》的情况。
我回到家里，姐姐不在，看家里那个乱七八糟的样子，她也许有好几天没回来过了。莫非姐姐也出了什么事？也许我们家周围还有什么人在埋伏着。我没有在家里坐，连口水也没喝，见妈妈经常骑的那辆破自行车还在墙角扔着，我吹吹上面的土，摸摸车胎还有气，没问题。我仔细地又打量了一眼自己的家，这个家就这样完了吗？我心里有点不好受。猛然觉得这种感情不对头，一转身就骑上了自行车。
大街上是一片我所熟悉的，只有在中国、在我们这个时代才会有的革命气氛。一方面是混乱不堪，一盘散沙，各自为政；一方面又是高度集中，有组织，有纪律，乌合之众也有首领。一方面弥漫着战争的火药味，刀枪和棍棒呼啸而过，战车盔甲，闪闪发光；另一方面又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欢乐，红标语、红书、红花、红色笑脸，每一天都好像是节日。楼顶上的高音喇叭，广播车上的扩音器，造反派手里的土喇叭，街道宣传员嘴边的话筒；语录歌、各种行进节奏的战歌，呼口号、朗诵各种通告、辩论、叫骂，形成了一种强烈而嘈杂的音响效果，具有高度的刺激性。我对这一切向来是感到很亲切的。但是今天，这种气氛和我的心情却有点格格不入。往常我也坐在大汽车上，和战友们一块高唱战歌，手举红卫兵大旗，横冲直撞，何等威风！今天我孤零零一个人，骑着一辆矮小而破旧的自行车，得加倍小心，不时地给迎面飞来的造反派的大卡车让路。我的心里颇有一点酸楚和灰溜溜的味道。我哪来的这股小资产阶级的感伤情调？要知道我杨勇进，也是中学红卫兵中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我一跺脚不敢说全市都发颤，至少教育界的地盘会打颤。今天为什么自己就觉得矮了别人一头？
快到中午了，我才接近了矿机厂，老远就被人拦住了。通向矿机厂的大道堵死了，有十几个戴着红袖章的工人，把守着道口。我下了自行车，也不知怎么搞的，往日那股骄横的造反派脾气突然收敛了，我和和气气地说：“我到矿机厂找个人，你们放我过去。”
“我看你是找死！你眼瞎了，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有个大块头的家伙凶狠狠地说。
“这是什么时候？”我反问他。
“矿机厂被我们围住了，你要想死就进去。”
我心里一惊，抬头往里看，果然不假，矿机厂被团团围住了。而且都是机械化部队，成百上千辆的汽车、拖拉机、压道机，组成了一道钢铁的围墙，把矿机厂围了个严实。到底还是工人阶级有气魄，真像个打仗的阵势。我问那个大个子：“你们是谁？”
“机械工人联合总部。”
“你们的头头是不是康星培？”
“对。”
“带我去见他。”
“你是谁？”
“我是八一八红卫兵的负责人杨勇进。”在这种情况下，当一个弱者，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安分守己的老百姓，根本行不通，我只好亮出牌子，说话的口气也粗了。立刻奏效，那几个工人都围上来问：
“你就是陈书记的儿子？”他们管妈妈还叫书记，我有点放心了，“机工联”一直是保妈妈的。这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因为《矿山战报》发表了关于妈妈的那个材料而改变态度，他们围住了矿机厂说不定正是为了这回事。
大个子领我去见康星培，我以前见过这个人，他是机械公司下属的重机厂的炼钢工，可能还是个炉长。也到我们家里去过，长得很奇特，别人的胸脯都是扁的，他的上身是四四方方的，就像他自己炼铸出来的四方钢锭一样。手腕子劲儿很大，掰腕子让我两只手再加上一只脚蹬，我都掰不过他。现在他成了这场围困战的总指挥。指挥部设在一辆高高的吊车上，从这儿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矿机厂里面的情况。我看见矿机厂里也把自己生产的钻机、矿车都堵在大门口，防备大门被攻破。康星培见了我很感意外，态度冷淡，那两只通红的眼睛像两把刀尖似的盯了我好半天，用充满疑虑的口吻问：“这个时候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我对他没有必要隐瞒，实话实说：“我来了解我妈妈的情况，我不相信爸爸对她的揭发，也不相信矿山造总印发的材料。”
“就你一个人？”
“怕牵连‘八一八’，我已经退出红卫兵了。”
“嗯，有种！”他拍拍我的肩，但神色仍然很严肃，“可你知道吗，你妈妈已经死了。”
“什么？”我猛地跳起来抓住了他的衣襟，“你说什么？”
“我得到的情报确实，验证了血型和指纹都是你妈妈的。”
“她是怎么死的？”我浑身颤抖，但强自镇静住自己，尽量像个大人，像个造反派的样子，不叫任何人看笑话！
“他们说是逃跑的时候掉到山涧里摔死的。”
“不，不可能！一定是谋杀！”我终于克制不住了，怒不可遏，眼泪不自觉地流出来了，但没有哭出声，也不想哭，只想冲出去杀人！
康星培紧紧地抱住了我：“你要是陈单凤的儿子就听我说，你妈妈不是那种会潜逃、会自杀的人，她是被抓走的，我得到信以后派车追赶没有追上。但‘矿山造总’这一手很毒，几乎把我们‘机工联’搞垮。我要是承认我们保错人了，机械工人造反总部也就完蛋了，整个公司的造反派全得倒向‘矿山造总’，董华、侯金榜这两个家伙很自然的就成了全公司的负责人。我不能叫他们的野心得逞。因此我横下一条心，保陈单凤保到底，借口他们杀害革命干部围住了矿机厂，把水、电、粮、煤全给卡了。限他们三天交出杨其锐，交代谋杀陈单凤的经过……”
“我爸爸也在这里边？”
“对，他还成了‘矿山造总’和‘工农兵’的高参，刚才我还看见他跟‘矿山造总’的头头一块看地形，里面防御措施都是按他的意见办的。”
我突然下了决心：“我进去找他，如果他的揭发全是假的，我就……”
康星培拦住我：“不行，那你就白去送死。‘矿山造总’里有高人，手段又狠又毒。我们一时半会儿也不见得就能打得进去。你明白不明白，我们这个组织的生死存亡和公司的造反派组织会不会分裂，就全在你妈妈身上了。咱们应该分头行动，我在这儿打，想办法把杨其锐抓到手。你去找你妈妈的老同事、老上级，把你妈妈的问题调查清楚。然后到北京上告，告‘矿山造总’谋杀革命干部，这叫双管齐下，查清了你妈妈的问题，也算帮了我们的忙。”
“我妈妈的尸体在哪儿？”我问。
“不知道。”
“她在哪儿摔死的？”
“也不知道，我已经派出好几股人去寻找了，这些事你就不用管了，我会料理的。”
突然，一个工人慌慌张张跑来报告：“总指挥，温放带着‘工农兵’的人又把我们围住了，我们两面受敌，成了他们的饺子馅了。”
“他妈的，这准又是杨其锐给出的主意！”康星培站起来，怒气冲冲地问：“他们有汽车没有？”
“有几辆，不多。”
康星培一阵冷笑：“派五辆推土机，撞他的汽车，然后开着大卡车冲他的队伍！”他小声对我说：“这儿的事你别管，我派人出去联络别的厂，我们有的是人，再从外边把‘工农兵’围住。你就坐他们的汽车冲出去，然后按计划行事。我等着你的消息。”
我也豁出去了。往后没有任何牵挂，没有任何犹豫可以阻止我干我想干的事了。造反，造反，现在我们一家人反起来了，我真恨啊！我想杀死他，哪怕杀了他以后我自己也死哪！刚才康星培谈到一个姓侯的人，这个名字很熟，好像听妈妈讲起过这个人。现在也来不及跟他说了。
“愿望比恐惧更强烈”
——侯金榜
我翻过来，倒过去，无论如何也不能入睡。
“嘟嘟嘟嘟——”发电机单调的叫声吵得人心烦，昏黄的灯光似乎也在随着它的叫声颤抖，时明时暗，微弱无力。没办法，我们被“机工联”围住十天了，矿山机械厂成了一座孤城，水电煤粮、电话线全给掐断了。水嘛，厂里有水井，渴不死人；电嘛，厂里有一台柴油发电机，发出的电能供应造反总部大楼里的照明，不管光线多暗，总比摸黑强。关键是粮食，从前天起，每人一天只发两个馒头，就这样也维持不了几天了。更可怕的是人心都散了，没有几个人想硬顶下去了。就是总部的几个头头，这两天意见也不一致了。我还担心被我们打垮的那一派，别趁机东山再起，从窝里反起来。幸好我掌握着宣传舆论工作，全靠每天捏造点派性新闻来鼓舞士气。这种乱世，舆论极其重要，并且要以惊人的手腕玩弄它，不断变化新花样。但是眼下我们对外打舆论战的能力却瘫痪了。“机工联”围着我们厂每隔一百米架起一个高音喇叭，乱喊乱叫，昼夜二十四小时，一会儿也不停。我们没有电，所有的高音喇叭都哑巴了。像造反队这样的乌合之众，在对手如此强大的宣传攻势下，还能维持得久吗？投降，我们就完了；被他们攻破、打散，我们也完了。我盼望着解放军能出头解围，谁知道他们不敢派兵动武，支左联络站说话跟放屁一样不顶事。我们就眼瞪着坐在这儿束手就擒？
我原想这么大规模的武斗，不仅轰动全市，也会惊动中央。“机工联”围住了我们，“工农兵”又围住了“机工联”，“东方红”和通用公司的一些工厂又围住了“工农兵”。好几万人，三层包围圈，一旦打起来怎么得了！可是“中央文革”为什么不来管呢？难道中央也乱了，自身难保？还是全国各地都打起来了，中央想管也管不住了？他妈的，现在手底下要是有一支精悍的队伍，正是打天下的好时机。蒋介石这个老混蛋，趴在那个海岛上干什么呢？是不是快死了？这种时候至少要给共产党凑点热闹。咳，想这些有什么用，还是想想眼下我自己该怎么办吧。
董华和另外两个总部的头头睡得很死，鼾声此起彼伏，互相应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竟然吃得饱（总部头头每人发六个馒头，保存司令部的战斗力）、睡得着，我又气又恨，对他们睡得这样香还产生了一种嫉妒。这十天来，我几乎没有睡过一夜踏实觉。看来在某种情况下，无能也是一种幸福。是呀，别看他们是头头，甚至是总头领，但对什么事也不操心。这个“矿山机械厂造反总部”，是我发起的，但我不当一把手，我不出面给群众讲话，不出去对外谈判，吵架、辩论、武斗的事更不干，一切当英雄、做领袖的出头露脸的事，全找不到我。我对上对下一样谦和、恭让，不显山，不露水。不是我不想掌权，不想出头。正相反，我在底下当最末一等公民当烦了，我是个不甘人下的人，被压了十几年，像演戏一样演了十几年，不多说不多道，对一切人都赔笑脸，连《参考消息》都是下班后躲到家里去看。我没有一刻不想翻上身来压压别人。我内心充满了要取得权力的强烈欲望，胆小怕事，规规矩矩，历来是善的本来面目，也是恶的伪装。我曾经享受过出人头地的生活，我不能忍受这种奴隶般的地位。但我表面上必须小心翼翼，装得安分守己，满足现状。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破釜沉舟；非有十成把握，决不撕掉伪装。我只当二把手，把出身好的，身上没有黵儿的，推到前面当一把手。他掌握着总部表面上的大权，我掌握着实权。出了大问题，往一把手身上推，由他顶着。如果不出问题，江山已定，我很容易就可以取而代之。这就像运动场上赛跑一样，有经验的长跑运动员，并不在中途抢先，总是紧跟着头一名跑，待到临近冲刺的时候，突然从旁边跃过第一名，自己领先成为第一。以前我挑的一把手是起重工刘喜，董华杀陈单凤有功，回来后就让他当了一把手，而且他身上有了这笔血债，就更容易听我摆布了。让刘喜高升到全市大联合筹备组去，将来在市里挂个职务，也等于我们插进市里一条大腿。一切都按我的计划进行了，非常顺利，偏偏康星培这个亡命徒带人围住了矿机厂，他们竟敢豁出命来造反，这就要了我的好看，我可决不为了造反而舍命！在群众面前，我也可以咬住牙说几句拼命的话，但我决不会领着人去打仗。武斗，武斗，搞他娘的什么武斗，让混蛋去武斗吧！现在的情况是你不找人家，人家找你，“机工联”已经打到头上来了，即便他们围而不打，我们也撑不了几天了。
“机工联”的大喇叭还在不停声地骂。我来到值班室，值班的队员告诉我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对方除去用高音喇叭骂大街，也没有新的动静。我还是有点不放心，康星培对厂内的情况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现在占优势，为什么老是围而不攻呢？
我摸着黑登上了全厂的制高点——电铲联合车间的平台，从这里可以鸟瞰全厂，也可以瞭望厂外敌人围困的阵势。这阵势对有闲情逸致的人来说，不能说不壮观，很值得一看。围着我们厂东西南北四个角，每个角上立着两个大探照灯，形成一道强烈的光带，把矿机厂锁住了。不要说从我们厂的墙头上爬出一个人去，就是飞过一只麻雀去也看得清清楚楚。灯光中，一面面大旗在夜风里抖动。黑压压一排排的汽车队、拖拉机队，还有代替坦克准备在前边冲锋开路的推土机队和轧道机队。“机工联”的人多，他们轮班休息，夜里巡逻的人似乎比白天还要多。这种阵势，对于我来说却十分不妙，心里发怵。我往“机工联”的外围看，想看看“工农兵”的阵势，给自己壮壮胆。但远处看不太清楚了，影影绰绰发现“工农兵”的圈子稀稀拉拉，巡逻的人也少多了，对“机工联”根本形不成包围圈，也构不成威胁。猜不透他们是被打散的，还是自己撤走的。我早就看出来了，温放这个杂种靠不住，他是那种有奶便是娘的人，用人时脸朝前，不用人时腚朝前。他这种人怎么会为我们来卖命！但是有他们在这儿，“机工联”就有后顾之忧，被牵扯住一部分力量。如果温放一撤走，康星培全力攻打矿机厂，连一天也用不了，我们就垮了。
我本来已经够紧张的神经，这下揪得就更紧了。表面上看，我比别人都沉得住气，实际上我比他们都更紧张，就是天气再热我也穿两件衣服，里边一件湿透了，外面还有一件罩着，不至于让别人看见我紧张得出那么多汗。我泄气地坐在平台上，眼看败局已定，我该想想自己的退路。康星培为什么逼得这么急？他是为了陈单凤的问题被逼恼了。他保陈单凤，把宝都押在陈单凤身上了，我把陈单凤搞臭搞死了，他当然要拼命。我在陈单凤身上做得太露、太急了，很多地方不可信，被人家抓住了破绽。今天这个局面全是我惹起来的，想得太不周到，太不小心了！我这是怎么啦？我战战兢兢、小心谨慎地生活了那么些年，怎么刚掌握了几个月的权力，贪心就大了，手脚越来越放肆，愿望就战胜了恐惧。
是的，权力、地位及其相应的一切应有尽有的特权和享受的诱惑力，对我越来越强烈。以前我想得到矿机厂的大权，想享受支配别人命运的快乐，现在这一切都得到了。可是我又产生了新的更大的欲望，嫌掌握一个厂的权力不过瘾，还要掌握全公司的大权。陈单凤坐过的位子，我也一定要坐一坐，我这一辈子一定要压她一头，至少不能比她低。这新的欲望就像一杯烈酒在勾着我的馋虫，我时时想喝它，一想到它就犯酒瘾，血就往上涌。我被自己的野心冲昏了头脑。这种在乱世中突然到手的权力，放纵了我，销蚀了我的判断力，使我丧失了理智，以为这样一步步走下去，就可以实现更大的野心。权力和地位这么快、这么剧烈地就改变了一个人的灵魂，可怕！
要是我的老娘还在人世，也许能够提醒我。她老人家为了给我父亲报仇，把仇恨埋在心里十六年，甚至不惜赔笑脸和仇人赫鸿基睡觉。一直等我长到十六岁，才把一切都告诉我，还把保存了十六年的我父亲的手枪亲自装上子弹交给我。第二天早晨，当赫鸿基穿着长袍到教堂去祈祷路过县公安局门口，我从后面开枪把他打死了，然后进公安局去自首。蒋介石有一条法令，年纪不到十七岁，打死人不受法律制裁。妈妈钻了这个空子，我被当场释放，还得到了赫鸿基的一笔财产。这是什么样的手段，滴水不漏！我这个男子汉，是她老人家的亲生儿子，自愧不如。我记得哪位名人好像说过这样一段话：干天下大事，非气不济。然气欲藏不欲露，欲抑不欲扬，干掀天揭地的大事业，不动声色，不惊耳目，干得稳稳妥妥，这才是天下第一妙手。可我使的是什么手段？前几天还觉得很得意，现在却感到大为不妥，甚至有可能要暴露自己。
我无计可施，在平台上来回转磨磨。突然，我发现“机工联”在悄悄调动队伍。在我们的前门，又是探照灯，又是大喇叭，人多车多，一派要进攻的架势。可是一大批队伍却在深夜往后门调动，我转过身仔细往工厂背后的方向瞧，“机工联”把后面的灯光全熄灭了，这更说明有鬼。他们是声东击西，表面上他们做出要从前门进攻的样子，实际上把主力放到了我们背后。这就是说今晚，最迟明早他们就要进攻。面对这样强大的攻势，我们无论如何是抵挡不住的。怎么办？已迫在眉睫，我身上的汗又出来了。急急忙忙下平台，想召集队员紧急集合，商量对策。走在半路上，我急中生智，突然有了主意。我立刻又得意起来，哈哈，我侯金榜到底不是等闲之辈。不能把真实的敌情告诉他们，我得将计就计，也来个声东击西，趁机把杨其锐和董华这两个知情人也全打发了，从此陈单凤的问题就成了无头铁案，往后我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我叫值班员挑出了四百个精壮的小伙子在楼下等着，我上楼叫醒了董华和总部的几个头头，他们揉揉睡眼，惊慌地跳起来，问：“他们进攻了？”
我点点头，叫他们先不要慌，穿好衣服。然后我做了布置：“我刚从平台上下来，得到可靠情报，‘机工联’明天清晨向我们发起总攻击，现在正调兵遣将。我们不能坐等挨打，敌强我弱，若是等他们来进攻，非吃大亏不可。我们必须争取主动，在他们队伍还没有布置好之前先发起攻击。‘机工联’打我们不是主要目的，他们的目的是想夺走杨其锐，替陈单凤翻案。杨其锐不是我们抓来的，我们不过是替‘工农兵’看管，现在没有必要再留这股祸水，应该把他转移给‘工农兵’，这样‘机工联’就会把主要矛头对准‘工农兵’，我们的压力就减小了。”
“对，你说得对极了，早就该这样办。”几个头头都很赞成我的分析。
我一看这个形势，心里更有把握了，就摊出了我的具体方案：“十万火急，必须立刻动手。对方现在把兵力都集中在前门，前门是他们的突破口。我亲自出马，带一百名敢死队员从前门往外攻。这是声东击西的战术，好把他们的人全吸引过来。然后，老董，你领着杨其锐，在三百名敢死队员的保护下，悄悄地从后门冲出去，直奔‘工农兵’的大营，只要跑出去几百米，一到‘工农兵’的阵地就万无一失了。我也考虑了你的安全，你身上有功夫，保护自己是毫无问题的。再找上十名棒小伙子，什么也不干，专在你身边保卫你，保证不会出问题。至于杨其锐，他带过兵打过仗，不要管他，叫他在前边带队，他突围有经验。剩下的你们几位，在家里坐镇，掌握全盘。大家看这样干行不行？”
没有摊上任务的几个头头，首先响应，认为我的办法很好。董华有点犹豫，但一见我这个经常不出窝的人，也红了眼，而且主动挑了重头，他就不好再说别的了，拍拍胸脯答应下来。我叫他们赶紧准备好。我来到了杨其锐的房间。他现在虽然还不能自由活动，可是因为反戈一击有功，帮助造反派出谋划策，抗击对立面的围攻，他实际上已经享受造反派头头的待遇了，将来是肯定会把他结合到革命领导小组里来的。奇怪的是夜这么深了，他还没有睡。我刚一敲门，他就在里边问：“谁？”
“我。”
“有什么事？”
“有急事，快开门！”我心里不觉有点佩服，他毕竟是军人出身，时时防备别人暗算。
门开了，屋里充满烟气，使发红的灯泡显得越发昏暗了。杨其锐右颊上的大伤疤，红得发亮，似乎还在轻轻地抽动。两眼红肿，奇怪，莫非他刚刚哭过？瞳孔里闪出一道凶光，紧紧盯住我。这个半边脸的囚徒，整个身上有一种可怖的神色。我心里打个怔儿，难道他听到了什么消息？还是猜到了我的用意？自从他被抓来以后，还从来没有过这种神情。
我用亲切的口吻说：“老杨，你怎么啦？”
他突然上前一步，抓住了我的衣领，勉强克制住暴怒似的说：“陈单凤现在在哪儿？”
我一听这话心里就有底了，用我平时对付这种人最有威慑力量的一种口气说：“你松开手！”
他不理我的话，双手抓得更紧了，使劲摇晃着我：“她在哪里？”
“你再不松手，我要叫人了！”
他不仅不搭理我的威胁，反而像疯子似的喊了起来：“告诉我，她在哪里？”
“她死了。”反正他也活不长了，干脆告诉他实话吧，叫他死个明白。
“啊，这果然是真的！”他松开了抓我的手，却又抓住自己的头发坐在床上。
我用一种同情的口吻安慰他：“老杨，这件事我们本不想现在就告诉你，可是你已经问起来，我就只好实情相告。请你想开点，女人总是遇见事想不开才寻短见的。”
“她死在什么地方？”
“铁弓岭西部的山涧里。”
“确实是她？”
“血型和指纹都经过鉴定，一点不错。”
“好，侯金榜，她是被你害死的，你耍了一个大阴谋。我明天就向全厂工人，向‘机工联’揭发这件事。”
我哈哈一笑：“杨其锐，你以为你老婆是怎么死的？不是你亲自给我们写了揭发陈单凤的材料吗？她是看了你的材料以后死的，也许是畏罪自杀，也许是你使她太伤心才寻的短见。你还有脸埋怨别人！”
“那是你们拿刀逼着我，按你的口述写的。”
“谁证明？谁会相信？你可是赫赫有名的战斗英雄，是视死如归的老革命，一把刀就能逼得你诬蔑自己的老战友，并且她还是你的同生死共患难的妻子。你就是当面跟群众这样说，也不会有人相信，只会叫人更瞧不起你。”
他无话可说了，呆了一会儿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对，我是你的帮凶，是我把她杀死的！”
我拍拍他的肩：“老杨，算啦，何必要自寻烦恼。陈单凤反正已经死了，《矿山战报》上公布的那个材料也许就是真的。你死了这样一个老婆没有什么可遗憾的。还是多替自己想想吧。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和造反派站在一条战壕里的革命领导干部了，将来不止是当个文教部长，市里的老头子都完蛋了，你当不了全市的一把手，也没准当个二把手。到时候想找一个什么样的老婆，都任你挑、任你选。”
我是真心想给他开心，骗他高高兴兴地下楼，跟着董华一块去送死。可不知哪句话刺激了他，他似有一种无地自容的神情，转过头去不再吭声了。我只好说明来意：“老杨，快跟我下楼。”
“干什么？”
“今天夜里‘机工联’要向我们厂发起进攻，你现在不同于一般的领导干部，我们要对你的人身安全负责。‘机工联’对你又格外仇视，万一我们寡不敌众，让他们打进来，他们一定会伤害你。趁着他们还没动手，我带一部分人从前门向外冲，吸引敌人的兵力。由董华带领三百名敢死队员保护你从后门冲出去，由我们给你找一个安全牢靠的地方躲起来。”
他听我讲完，突然冷笑了两声：“好计谋！‘机工联’正往后门调兵，准备从后面攻进来，你却叫我从后门往外冲，正好鸡蛋碰石头，借刀杀人。既灭了我的口，又可以把责任推到对立面身上。侯金榜，你不愧是军阀赫鸿基的私生子！”
我吸了一口冷气，他侮辱我的话，已经没有时间跟他计较了，可这家伙怎么知道了我心里的计谋？我强自装得不动声色，反问：“谁说他们要从后门进攻？”
杨其锐推开了窗户：“你看。”
我心里一惊，这是五层楼，能够从窗户里看到“机工联”队伍调动的情况，但是从这儿既看不到前门，也看不到后门。我问：“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往后门调兵？”
“你们厂后门的防卫力量最弱，他们只要不是傻瓜就会选中后门做突破点。”
“这么说你是不想走了？”我的底已经露了，就更不能犹豫啦，就用摊牌的口气说，“不要忘了你还是我们手里的一个俘虏，我可以叫人把你捆在担架上，就是抬着你也要冲出去。”说完我一摔门走了出来。来到楼下我对几个队员说：“杨其锐怕死，不敢往外冲，把他捆上，堵上他的嘴，拉着他往外冲。”
队员们上楼了，我心想：这样更好，杨其锐被捆住手脚，死得就更快了。等会再嘱咐董华一句，即使冲不出也不能叫一个活的杨其锐落到“机工联”手里，趁乱在背后给他一刀，就说是“机工联”杀的。我还没有来得及找到董华交代这件事，楼后突然一声惨叫，啪地一声重响！
我心里一动，出了什么事？有人想跳墙逃跑，还是队员们在楼上和杨其锐厮打起来了？
两个队员飞快地从楼上跑下来，慌慌张张地说：“杨其锐跳楼自杀了！”
我吓了一跳，像他那样的人怎么会自杀？一定是队员们拉他、逼他，他才跳楼的。也许还是那几个坏小子把他推下去的，他要自己跳楼就不会还喊叫一声。但这些话决不能说出去。他妈的，这时候死了算给我找了麻烦，这下不大好洗清。队员们都跑到楼后看死人，杨其锐一死，护送他突围的理由就不成立了，我也用不着去冲前门装样子，董华当然也不会去冒险送死了。结果怎样只好听天由命，我正想上楼仔细想想，杨其锐死后会有什么麻烦，我得给自己琢磨一条退路。
这时候负责值班瞭望的队员又跑来报告：“外面乱了，‘工农兵’的人全撤走了！”
我又是一惊，是不是“机工联”先朝外边下手了，清除了外围的敌人，再往里攻？
我三步并做两步地又登上了平台，哎呀，东边的天都有点放亮了，什么都可以看清楚了。果然不假，“工农兵”的人正在慌慌张张地撤退，“东方红”和“机工联”的人正在高高兴兴地会合。高音喇叭里播放的语录歌声突然停住，停了一会儿又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矿山机械厂的工人同志们，你们受骗了，你们被坏人操纵和利用了。我就是陈单凤……”
我像被雷击了一样，一屁股倒在了平台上！
“妈，妈妈！”一个女人尖叫一声向大门奔去，这大概就是她的女儿杨勇敏了……
“事情的结局恰如事情的开头一样”
——陈单凤
正式任命下来了，我的职务还和过去一样，名称换了一下，叫通用机械公司革命委员会主任。虽然叫起来绕点嘴，也算官复原职，我从干校走马上任。时间正好也是春天，和一九四九年我第一次进城时一样，这回也是从农村到城市，可算是第二次进城了。
就像一场梦，可要真是梦又好了。梦一醒什么都忘了，这场跟噩梦一样的变化，却在心里留下了伤痕，只要人不死，就不会忘记。不过总算熬过来了，党也挺过来了，一切都在渐渐地走入轨道。我就是这种贱骨头，打也好，骂也好，几回生生死死也好，一给工作干就又来了劲头，把心里记的仇都忘了。这几年我闲得难受，憋得难受，我渴望工作，就像一个被闷得要死的人，渴望呼吸到新鲜空气一样。也许因为我是一个女人的缘故，一个饱经沧桑的女人，没有得到过爱情，又失去了丈夫（我可以说没有爱人，但不能说没有丈夫），家庭也基本上算解体了，女儿已经嫁了人，小儿子有主见，有自己的生活道路，当上了全市红代会的头头。前年又带头下了乡，闹的挺热闹，似乎也用不着我为他操心了。临近晚年支持我活下去的信念是什么呢？还不就是想为党再干点工作，靠一种信仰、一种责任感在支持着。不管怎么说，这次恢复了我的工作，我是高兴的，我还有力气，还能干几年。
我没有直接去公司，先回到家里看看，至少把行李放下。门上没有锁，进门一看勇进在家里，他左手夹着烟卷儿，右手拿着筷子，桌上摆着几样菜，正一个人有滋有味儿地喝着酒。见我进来只站起来淡淡地点点头：“妈，您回来了。来，坐下喝一杯，咱娘俩好好庆贺一下。”
他都没有舍得放下酒杯离开桌子。我虽然对他这副样子很生气，可是没有说出来。娘俩好几年没有见面了，不能刚一见面就闹别扭。勇进完全变成了一个成年人，皮肤粗糙，脸色黝黑，身高体宽，一副十分自信的神气。他的变化使我吃惊，他身上有股陌生的气息。勇进满满地斟了一杯酒递给我，我心里不知是一股什么滋味，眼睛望着他一饮而尽。他见我这样痛快地大口喝酒，显然高兴起来，自己也喝了一大杯，然后咂咂嘴角，现出一副贪杯的人得意而满足的样子。我看到床上放着个没打开的行李卷，这说明他也是刚回来，而且不是回来探亲，好像也是调回来了。我问：“勇进，你是怎么回来的？”
他似笑不笑地说：“依照中国的办法回来的。”
“什么？”
“您是地球，围着太阳转，我是地球卫星，当然就得围着您转。您回来了，我自然也得回来。”
“我不喜欢你这种油腔滑调。你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孩子，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我的良心都被人偷走了，还要自尊心干什么？”他不看我，酒不停喝，菜不停吃，还一句一句地跟我叮当。
我生气了：“抽烟喝酒你全学会了！”
“凡是人应该学会的我全会了，凡是人能够享受的，不论苦辣酸甜，我也都尝到了。”
他的确变了，不仅外表变了，精神状态也全变了。他一直是一个好孩子，一帆风顺，从上小学就不用大人太操心，学习和品行都不错。从少先队员、共青团员，一直到红卫兵的负责人，现在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我对他的变化不仅感到吃惊，还隐隐地为他担心。我心疼地扳起了他的脸，望着他微微发红的眼睛：“孩子，你怎么会变成了这个样子？”
他的眼眶里突然涌出两包热泪，猛地把头扎到我怀里哭了，两个肩膀在剧烈地抽动。我紧紧地抱住他，心里发酸，我不应该责备他，一个没有尽到责任的母亲，没有权利责备自己的儿子。我没有劝他，让他在自己妈妈的怀里哭个够吧，把他尝到的人世间苦辣酸甜的滋味全哭出来吧。孩子的眼泪就是对我的责备，我成天只顾忙自己的事，从小就没有对他认真操过心，太放手了。尤其在这种动乱的年代，他毕竟还是一个孩子，父亲死了，娘又完全撒手不管，他完全靠自己去闯荡，一定吃了不少苦！我不觉自言自语地说：“我要是把你带在身边就好了，哪怕跟我一块到干校去也好。”
他好像突然被我的话惊醒了，挣开我的手，把脑袋从我怀里抬起来。理智又回到了他的身上，很快就恢复了常态，又用那种冷静得可怕的语调说：“不，妈妈，我所以掉泪是因为见了亲娘，止不住要亲近一下，这是我身上还残存的一点人性的尾巴。”
他的话使我心里发冷，身上打颤。只一眨眼的工夫，谁也不会相信眼前这个人还会掉泪还会扎到他妈妈怀里痛哭。他这么大点年纪有如此坚强的自制力，令人吃惊。而且他还增添了一种冷峻的幽默，对事物似乎总有一种古怪的看法，爱开一种近乎严酷的玩笑。
“你就不能换副腔调跟我说话？”我不高兴地说。
“重要的不是腔调，而是内容。”他笑了，这一笑多少还带出了一点孩子样儿。“您不是关心我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吗？我现在就讲给您听。不吃苍蝇，是不会吐的。有人给我们吃了许多好东西，可把苍蝇、臭虫也喂给我们吃了，我们恶心，只好把好东西也全吐出来了。还记得您险些被侯金榜杀害的事吗？我最初得到的消息是您已经被害死了，我到北京去告状，找您和爸爸的老战友们帮忙，有的想帮忙，但自身难保，不敢出头了；能够帮忙的大都已经得势，对我装做不认识，一听到你们俩的情况更不想沾边儿。想告状连大门也进不去，把我打在成百上千的上访者的队伍里。真是申诉无门，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当你突然从顶峰跌进深渊，被无端诽谤，成了谣言攻击的对象，你一下子就认识了这个世界冷酷的一面。你有势，大家都捧着你，你倒了，都踩着你。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人群的规则同兽群的规则也差不多，胜者为王，弱肉强食。当我带着红卫兵大队，以横扫一切的强者姿态面对世界的时候，人人给我让路，上上下下全赔笑脸。现在我有冤、有仇，以一个弱者、一个求救者的面目出现了，却没人理我，大家都欺侮我。我懂得了一个道理：中国人就喜欢捧一时的红角儿，越是乱世，权势越不可少！所以我上访失败回来以后，该死的爸爸已经死了，不该死的妈妈不仅没死，反而被证明毫无问题，一身清白。我乘风扬帆一直爬到市红代会一把手的位子上。还是康叔叔提醒了我，气候不对，要有自知之明，急流勇退。其实，当时我不走也不行，干吗要把活鱼摔死了卖。而且我在上访的队伍里就听到见到了许多触目惊心的东西，使我狂热的头脑开始清醒过来。我不能也跟着眼前得势的那一帮，把屁股坐在火山口上。有朝一日火山一爆发，我也跟着他们一块完蛋。就这样我高高兴兴地下乡了。这也是走前辈的路嘛，从农村包围城市，总有一天还会打回城里来的，今天这不是回来了吗！”
他突然把话止住了，看看表：“要谈在农村这几年的情况话就更长了，以后有空儿我再跟您讲。反正我早想好了，一到五十岁就什么也不干了，关死门写小说，我们这一代人可真值得好好写一写。”
我看他起身要走，就问：“你干什么去？”
“去看个朋友。”他怪模怪样地冲我一笑，“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您这几年干校白上了，社会学还是考不及格！”说完他出门走了。
“晚上早点回来！”我不放心地叮嘱了一声，一直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胡同口才回身进屋。我刚才那股恢复工作以后的高兴劲儿全没了，有心无绪地收拾着屋子。
又过了一会儿，公司管干部的老黄来了，他们可真行，都不叫人喘口气。他寒暄了几句就掏出了两份文件交给我，一份是关于释放侯金榜的，说他有犯罪动机，没有造成犯罪后果，拘留了好几年，应予以释放。哼，他若是造成了犯罪后果，现在就没有我了！杨其锐不是被他逼得跳楼自杀的吗？也许根本就不是老杨自己跳下去的，而是他们把他从楼上推下去的。那几年这种不清不白就送了命的人还少吗？如果当初依了康星培的主意，用造反派的办法一顿乱棒，把侯金榜打死也就算了，现在也没处找号去。政策，政策，现在又叫他钻了政策的空子！文件上还有“安平”的签字，我问老黄：“安平是什么时候来的？”
“刚来不久，是部队上的代表，市革委会副主任兼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我心里想，留在部队上的都好了，少受好多罪，一路顺风，到哪儿都是左派。
老黄问：“侯金榜还放在矿机厂吗？”
“不放在那儿还往哪儿放他？”我不愿意谈侯金榜的事，打开了第二份文件，这是康星培的辞职报告，我心里一愣，为什么我刚回来他就要走呢？我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往后还希望他多替我挑担子哪，没想到他却给我留下了这样一张纸条——
陈单凤同志：
我和全公司的干部、工人都衷心欢迎您重新主持机械公司的工作，我也总算苦撑苦熬维持到了这一天。我不是当领导的材料，我走了。附辞职报告一份。
康星培 即日
我赶紧打开他的辞职报告，一看题目是《钢和钢花》，咳，这个马大哈，抓错了！他的辞职报告不知扔到哪儿去了，把人家给报社写的稿子抓来了。我问老黄：“他人哪？”
“已经回厂上班了。”
“嗨，你们怎不留住他？”
“人家是革委会副主任，我们管得了吗！”
“他的人事关系、组织关系也转走了吗？”
“他的关系一直在厂里，根本就没往公司里转。”
噢，他老早就留了一手。不过这也太无组织无纪律了。难道他对我有意见？这几年我没有跟他共过事呀！是不是那次围困矿机厂胜利以后，他要把我留在他的造反队，我当时自己刚从死里钻出来，对造反的事厌恶透了，再说还要办理老杨的后事，就拒绝了他。他记在心里，今天要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行，我得立刻跟他谈谈。就把他给我写的纸条和那份《钢和钢花》一块装到口袋里，对老黄说：“你回去告诉大伙儿，我明天到公司上班，现在得到重机厂去看看康星培。”
“要不要给你派个车来？”
“不用，等不及啦。”
我锁好门，乘公共汽车直奔重机厂。进了厂没有惊动厂里的干部，直接去炼钢车间。康星培过去是这个车间五十吨电炉的炉长，我想他既然不当公司的副主任，也不会在厂部挂名，一定又回到了他的电炉上。我熟门熟路来到了电炉工段。这里名义上叫重机厂的炼钢车间，实际上是个炼钢厂，有一千七百多名职工，拥有全市最大的电炉和平炉。重机厂生产重型机械所需要的几十吨、几百吨的大钢锭和大铸件，都得由这个车间提供。
一进炼钢车间的大门口就像突然由春天走进了夏天，连空气都是烫人的，带着一股铁腥味儿。我一看阵势就知道马上要出钢，这正是炼钢工人最叫劲的时候。我向一个工人打听，他告诉我今天是试验真空浇铸三百吨钢锭。我明白康星培为什么非要今天赶回来了，就像一个演员长期不上舞台也会憋得难受，这个炼钢工听说炼三百吨大钢锭，大概也是手发痒了。炼钢工人们都是一样的打扮，我好不容易才看见了他。他也是一身炼钢工人的打扮，正在指挥出钢。康星培显然没有看见我，也想不到今天我会到这儿来找他。这种正紧张的时候我当然也不便和他打招呼。
有人见过荒山野林里猛狮恶虎的吼叫；有人见过山洪暴发，雪山崩倒；有人见过迅雷骇电，摧枯拉朽；如果把这一切大自然在暴怒时抖的威风拿到这儿来，就一钱不值了。简直如一阵轻风，几声呻吟一样微不足道。瞧，这是什么力量！头上，两架二百五十吨的重型吊车，各吊着一个一百五十吨的大钢包，在空中轰轰隆隆地轧了过来，地球似乎也被压得打颤了。十万个雷霆的音波合在一起，也不比这铁雷公的叫声更深沉，更震撼人心。也许是我从战争年代就搞枪炮修理，和机械有缘分，进城后又一直没有离开机械这一行，对这一行有点偏爱。
这帮家伙胆子也真大，用的是分炉合浇的工艺。两个百吨电炉和三个五十吨电炉里的钢水都吞到嗓子眼儿了，每个电炉都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张着大嘴摇着、吼着、喷着热气和烟浪。这些一触即发的火山，在炼钢工的手里就像孵蛋的老母鸡一样听摆弄。电炉一个一个地倾斜了，把钢水都吐到钢包里。
我没有见过这种巨型钢锭的真空浇铸，特别是离开了这个自己熟悉的行业好几年，乍一见到这种场面十分兴奋，几乎是又拿出我公司头头的身份，独霸了供参观者用的看火孔。我在这个像小镜子一般大的洞眼里，看到了一种奇观：承受着几百吨的高压，并且奔腾突跃的钢龙一旦爬进真空漏斗，就变成了点点的钢水细雨，成伞状喷洒到锭模里。这红色的钢水滴滴无声而均匀地落下来。钢水经过这样一处理就把钢水中的氧和其他杂质除掉了，使钢的质量更精纯了。我第一天上任赶上看这样的试验，是个好兆头。有人在后面碰碰我的肩：“陈书记，您还是老作风，一出山就先到下边来。”
我回过身一看，正是康星培，探火镜掀到了头顶上，用毛巾擦着脸上、脖子上的汗水。浇铸钢锭是铸工的工作，没有他们炼钢工的事了。我笑着说：“没办法，我刚上任你就给我来个下马威，只好先来三请诸葛，这是第一次，你要不回去，还有第二次、第三次。”
康星培也哈哈笑了：“别说是请，您就是派警察来抓，我也不上去了！”
我严肃地问：“为什么？”
他却还是那个嘻嘻哈哈的样子：“我天生是个受大累的命，干点活儿心里踏实。”
我知道这不是他的真心话，就把他拉到一个清静的地方，认真地追问他：“大康，说实话，你到底是扭住哪根筋了？”
他脸上还是挂着那种粗犷而憨厚的微笑，语气却是诚恳的：“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干不了。再说我们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您注意过天上的浮云吗，别看有时候它也挟雷携电，那不过是风的奴隶。现在风要变了，浮云应该散了。”
他看似爽朗，实际却有着很深沉的性格，凡事都有自己的见解。难怪那个狂得了不得的勇进，独独钦佩他。他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出这样的决定，按理说我不应该逼得太紧，让他做他不愿意做的事，就用开玩笑的口气说：“你这是学的哪一辈古人，帮助打下江山以后，立刻急流勇退？”
“天下本来就没有什么新鲜事，全是前人做过的。只有群众的劳动和创造，还不断发展，比如我们的大型真空冶炼，老祖宗就不会……”他又自嘲地哈哈大笑起来。
我从口袋里掏出他的所谓“辞职报告”，递给他，“不过你可不应该拿别人的稿子来冒充你的辞职报告，糊弄我老太婆。”
他接过去翻了两页，说：“荒唐，我昨天晚上帮着儿子改完作文，就用他的纸写了报告。可能报告叫儿子带走了，我把他的作文交给了您。”
我听他这样说，突然心里一动，像他这样的人怎么会出这样的差错？我把那篇作文又要了回来：“是你儿子的作文？这我倒要好好看看。”我认真地看下去——
钢和钢花
宇宙间任何一种新的生命的诞生，总是具有一种神奇的、伟大的力量。可是，有谁注意过黑乎乎默默无声的钢的诞生呢？
精炼的洪炉突然平静下来，简直像少女一样恬静温柔。风轻轻地拂，火轻轻地燎，钢水低声吟唱，像泉眼一般咕噜、咕噜地翻着红色的浪花。
这情景使人想到即将成形的雏鸡，就要拱破蛋壳爬出来；使人想到尚未爆发的火山，炙热的岩浆就要突破地层，喷涌而出。
大自然像个魔术师，用历史这座炉子熔炼了几千年、几万年，才把木石变成了矿石。可是在这儿，转眼工夫，矿石就变成了铁，铁变成了钢。在钢的摇篮——洪炉面前，大自然这个拥有巨大威力的暴君，显得笨拙、愚蠢，异常渺小！
钢，快要诞生了。洪炉兴奋起来，它全身抖动，发出狂啸。炉膛内，风卷火跳，撒欢的钢水，忽而像一群顽皮的孩子，挤在一起嬉笑、打逗。忽而又像千百匹野马被圈在一起，愤怒地冲撞、撕咬。昂头咴咴叫，振鬣啸啸鸣。恨不得立刻踏倒马厩，四蹄腾空，冲到广阔的世界里去。
钢是红的，渣也是红的。在钢水欢呼跳跃，准备出世的时候，渣却悄悄依偎在炉膛四周，离开电极远一些，总想快点逃出这个烈火的世界。
出钢啦——
钟声当当，天车铃铃，哨音嘟嘟。好威风的阵势。
钢花奓开翅膀，腾上屋顶，飞向四面八方。牡丹千朵，不如她娇；玫瑰万株，不如她艳；菊不似她一身裹金；梅不似她遍身披红。钢花也深知自己的魅力，更加抖擞精神，腾云驾雾，向高处飞，向人多的地方落。在半空中她拨开烟雾，看见一队队来参观的人全盯住自己瞧，连记者手里的摄影机也对准了自己。在一片啧啧的赞叹声里，钢花快要醉了，摇摇摆摆地向更高处升腾。好像在显示：人们看出钢，还不就是看我钢花在表演吗？
钢花用鄙视的眼光看着和自己一母同生的钢锭，她心里发笑：这个固执的、实心眼儿的傻家伙，好容易逃出洪炉，却又钻到那个黑窟窿里去，把自己变成一个黑不溜秋的怪物。不仅一生默默无闻，以后还要经受多次的火烧锤打，刀削钻啃，这是何苦！走出娘胎要不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岂不白来世上一遭？让诗人们歌唱我吧：“钢花飞舞。钢花欢笑。”多动听的词句，我还要像焰火一样，越升越高，供万人仰视。
突然一阵冷雨打来。炼钢工正抱着水龙头清扫现场，钢花立刻熄灭，变成一块块的碎渣片落在地上，找都找不见了。
钢，这时候变成了一条条又黑又壮的大汉，默默地站着，好像一队战士，随时准备接受命令去赴汤蹈火。它们是那样扎实，把脚下的土地都压出一个坑。
康小华
我盯着康星培的眼睛说：“这是你的辞职报告，我批准了。”
“谢谢。”他还是那么别有意味地笑着，“不过这实在是孩子的作文。”
“那好，这篇作文应该打一百分。我带回去给勇进看看，叫他也写一篇这样的作文……”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从车间门口进来几个人，看架势都有点身份。其中有一个我认识，是重机厂的厂长，他们陪着一个军人模样的首长直冲着我走过来。我忽然认出来了，那个军人就是安平。近二十年没见面了，他几乎没变，头发没白，脸上也细皮嫩肉，还是那副小白脸。真奇怪，他们南方人就是不见老。也许是他在部队上省心，自然也就老得慢。他冲上一步，离开陪伴他的人，眼睛直瞪瞪地盯住我，却不说话，把手老远地就伸出来了。我也默默地伸出手。他两手攥住了我的右手，握得很紧，还又一个劲儿地揉搓，我的手都发痛了，他还不松开，眼睛望着我的脸，不眨眼珠。嘴角抽动，可就是不说话。我想把手抽回，可他握得死紧，没有抽出来。这家伙还像在部队上见了久别重逢的老战友一样，有点失态，忘记自己的身份了。我赶紧找了句话说：“老安，你是什么时候到我们市里来的？”
“哦，哦。”他答应着，可根本没听见我说的是什么。
我用力把手抽回来：“安平，你还是过去的样子，几乎没怎么变。”
“你可吃苦了！”他眼圈有点潮，这家伙还是那个知识分子的情调，婆婆妈妈的。他说：“我到市里来以后才知道了你跟老杨的情况……今天听说你回来了，我立刻赶到你家里，见门上挂着锁，又追到公司，才知道你到这儿来了。”
我得冲淡一下他的情绪，就想把康星培介绍给他，可是康星培不知什么时候早躲开了这一群有头有脸的人物，去和工人们一块往炉里加料。许多工人眼睛都朝这边看，他却连脸也不转过来，我也没再招呼他，就故意提高了嗓门对安平说：“现在你是我们市里的领导了，往后希望你对我们公司的工作多批评帮助。”
他摆摆手，很真诚地说：“单凤同志，你可不要挖苦我，我对工业一窍不通，对地方工作也不大摸门，正需要你多指点。还记得那是三……三几年？就是打完平口以后，让我们守住紫石山，连里抓了几十个俘虏，押着他们几次也过不去封锁线，老杨和我都没有办法。最后还是你这个卫生队的司务长给带过去的。有那一回，我们全连对你就都服了。”
他当着众人讲起了这种事，真像是老战友见面以后叙旧一样。他真的忘记了眼下他的身份和我的身份的悬殊差异？他不像某些支左的军人带有优越感，安平这种亲热而随便的样子赢得了我的好感。
在安平跟前一直感到拘束和不敢随便插话的厂长，趁机说：“请安主任和陈主任到楼上办公室坐一会儿吧。”
安平笑着说：“不打扰你们了，我们两个老战友得找个地方好好扯一扯。”
我又跑到康星培跟前对他说：“我答应你的要求，可我对你也有个要求，你别管我下来不下来，你要常到公司里去，到我家里也行，咱们多谈谈，常跟我讲讲下面的情况。”
他点点头。
“还有，你有时间也要关心一下勇进，他好像还听你的话，我对他的变化感到不放心。”
康星培摇摇头：“他是个最叫人放心的人了。看看前面的道儿，我对他比对您还放心。”
“嗯？你对我不放心？”我一惊。
他突然支吾起来：“啊，不，您快去吧，安主任还等着您哪。”
我只好告别了康星培，坐进了安平的汽车。我们来到他的住处，门口有站岗的，房子宽敞而安静。奇怪的是五六间房全是空的，除去他就没有第二个人了。我问：“你的家还没有搬来？”
“搬来了。”他指指自己的鼻子尖，“家就是我，我就是家，人走家搬，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怎么，你还没有结婚？”我十分惊奇。
“结过，但是又散了，有一个孩子扔给了我母亲，现在也上中学了。”
“为什么散？”
“唉，一言难尽。先不谈这个吧。”他给我沏上茶，又叫警卫员去买菜，并且通知炊事员今天晚上有客人吃饭，要把饭菜搞好点。
我们两个天南地北的闲扯起来，先从回忆过去开始，讲到了战友们的遭遇和近况，讲到了这场运动，也讲到了党和国家，讲了我们的忧虑，还讲了一些在别的场合像我们这种身份的人是决不会讲的小道新闻。谈得非常愉快，我好久没有和老战友们相聚，没有这样推心置腹地谈过心了。晚饭果然十分丰盛，我还陪他喝了点酒。这点酒使我的头有点晕，原打算吃过晚饭就告辞的，却不得不多坐一会儿。
“没关系，再坐一会儿，反正有车送你回去。”安平非常兴奋，他喝酒并不多，脸却红红的。按农村人用酒测定人心肠好坏的经验来看，他沾酒脸就红，是个没有奸诈心肠的老实人。别人酒后话多，他喝完酒话倒少了。也可能是因为谈了好几个小时了，他累了，该讲的都讲了，一时想不起还有什么话好说了。我也觉得没什么可说的了。我们默默地喝着茶水，闷坐了一会儿，我觉得有些困了，就把头靠在沙发背上，闭上了眼。
安平又说话了，语调里有一种很深的感伤：“解放后我才结婚，她是个知识分子，我们两个说什么也合不来。以后她就另有所爱了，我也不能全怪她，我也说不上究竟爱过她，还是从来就没爱过她。人家都说，真正的爱情只能爆发一次，只有第一次恋爱才是最真挚的。我赞成这话，我在结婚前已经恋爱过，我心里老有一个爱人的影子，而且总拿自己的老婆和这个影子比。越比，两个人吵架的次数越多。到现在这个影子还藏在我心里：一对晶亮的黑眼睛，就像深不见底的清潭，我第一次看见这对眼睛的时候，就整个掉进去了。还有一个尖尖的倔强好斗的下颌，性格是那样的鲜明可爱，泼辣勇敢，纯真而率直……”
我的酒一下子全醒了，从沙发背上抬起头，盯住安平，他低着头不看我，继续说下去：“可是我没有勇气，也没有机会表白，她很快和我的战友结婚了。我的战友知道我爱她，他还不止一次地挖苦过我的爱情。后来他在一次战斗中负了重伤，这反而成全了他。我听到他们结婚的消息，不顾一切地从前方跑到他们的驻地，当我走近他们的新房时，看见了油灯映出来她的身影，激动中我真想一步冲进去，是她轻声读识字课本的声音惊醒了我，我掉转头跑回了前线……”
哎呀，还有这样的事！现在我们都老了，心已半死了，他又翻起这些旧账干什么？
“前几个月，当我听说了她的情况，知道她的丈夫已经死了，我感谢爱情还没有忘记我，我还可以跟她结婚，幸福地度过晚年。一想到我一辈子还有这样的机会，我的兴奋和冲动甚至压过了对战友的哀悼和悲痛。我当然是自私的、可鄙的。我现在担心的是她会不会答应我……”
“不不，这是不可能的！”我慌乱地插了一句，看见他的头垂得更低了。我要早知道他会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我是死也不会到这儿来的。这才叫意外地相遇，相遇后更意外。
“她现在过得很苦，以前她已经吃过不少苦了，现在应该有人照顾她。她虽然快成老太婆了，但还是我心里的那个爱人。我和她结婚决不是想从她身上捞点什么，我只想让她下半辈子过得稍微好一点……”
门上响起了敲门声，我们都没有应声。
我知道安平说的是真心话，不然凭他现在的地位想要什么样女人找不到？何苦非要跟我这个丑老婆子结婚。
门开了，勇进走了进来，我和安平都一愣。他却嘻嘻哈哈地说：“安叔叔，你好。两个老战友久别重逢，谈得这么热烈，连敲门声都听不见了。”
他来得正好，不等安平答话，我站起来说：“老安，我们走了，改天再来看你。”
安平叫他的汽车把我们送回家。
一进屋，勇进像大人抱小孩子一样搂住我坐到床上。说：“妈妈，我可真不愿意爸爸对待您的悲剧再重演一次。尽管没有那种悲剧就不会有我们，我还是痛恨它！”
我心里又羞又恼，他什么都知道了。而且还大模大样地教训妈妈，干涉妈妈的这种感情生活。我使劲推开他：“滚到一边子去，不许你瞎想！妈妈都是老太婆了，不是小孩子！”
他嬉皮笑脸地又凑上来，抱住我的肩：“妈妈，不要觉得这种话从儿子的嘴里说出来就受不了。从生理现象上讲，我是您的后代，可是按新陈代谢的规律和逻辑现象说，老年又是从青年脱颖出来的，所以青年应该教导和保护老年。儿子关心母亲，是和当初母亲关心儿子一样。俗话说老小孩，老人和小孩子是一样的。”
“什么话一到你的嘴里就颠了个。”我要下床，勇进拦住了！
“别动，您坐在床上等着，看您的傻儿子怎样侍候您。我给您打水洗脸烫脚，我知道您喝了酒，给您沏好了一壶浓茶，削好了两个大苹果，好解酒。让一切想当丈夫的人见他妈的鬼去吧！”
有什么办法？我哭不得，笑不得，索性就听他摆布，今天也享享儿子的福吧。
“牢牢地抓住命运的咽喉，不许它毁灭我”
——侯金榜
这回倒也好，我的老底都揭开了，公安局里也待了好几年，就用不着装相了。既不把自己打扮成堂堂正正的好人，也不装成一个与世无争的窝囊废。我就是我，这一堆，这一块，你们要把我整死，我偏不死，而且牢牢抓住命运的咽喉，让它听我调配。我充分利用自己的活动能量，在下边造舆论，说抓我抓错了，这是打击造反派，官报私仇。按法律规定，拘留时间不许超过七十二小时，把我以拘留的名义抓进去，一留就是好几年，没有任何能证明我犯罪的材料，最后不得不把我又放出来。
人嘴两张皮，怎么说怎么有理。我在工人群里这样一讲，还真管点用，好像我成了一个受害者，一个英雄。至少我把自己的脸正过来了。陈单凤把我又放回了矿山机械厂，她可大大地失算了。她如果把我放到别的单位，我两眼一抹黑，就得被监督劳动一辈子，再想翻身，可就难了。现在我又回到矿机厂，等于放虎归山。刘喜在市革委占了个位子，董华是厂革委会副主任，虽说都是挂个名，挂个名就有点势，就可以分一点权。他们能有今天，还不都是当初我把他们捧上去的。他们肚里有多少货瞒不过我，对我也不能太过了。董华三天两头到我劳动的这个小组里来坐着，东扯西拉，讲点从四面八方听来的官方和私方的消息。再说群众，有不少人当初都是跟我造反的弟兄，现在一谈起造反的事，用带派性的话一扇，感情还是很近，表面不通心里通。他们再看到我和市革委的头头都有来往，厂革委的副主任经常下来看我，无疑使我的身价更高了。老百姓的眼有几个不势利的，一见这阵势对我不敢说高看一眼吧，至少不会低瞧，我活得更自在了。每天在生产小组里一待，愿意干就伸手干点，不想干就坐着，抽烟喝水睡大觉。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等着瞧，看谁熬得过谁！
董华又来了，叼着烟卷，脖子梗得溜直，脸上气色好了，也发胖了。他小子这个副主任当得倒美，成天没事干，到处游游逛逛。他递给我一支烟，用打火机替我点着火。我们见了面都是不打招呼，更不说那种“吃饭了吗”的套子话。两人碰了头一对眼光，一递烟一点火，就全有了，比说多少客套话都强。我见他又换了一个新打火机，样子非常精致而奇特，就从他手里接过来玩儿弄着：“这个打火机不错哇！”
董华赶紧抢过去放进口袋里。
我瞧不起地说：“别害怕，没人要你的。”
他笑了：“这是昨天我从刘喜那儿拿的。”
我明白了，今天又可以从他嘴里听到点新闻啦。
我赶紧问他：“他没跟你讲讲最近有什么消息没有？”
“没有什么新消息。”他又点着了一支烟，吸了一口，“哦，刘喜说，中央有个大头头最近可能要到咱们市里来。”
“谁？”
董华神秘地小声说：“市里不让说，是和我过去干一个行当的。”
“唱戏的？”我明白他指的是谁了，不在意地说，“她来和咱们没有关系，她肯定是来抓文艺界的事。”
“你猜错了，她这次来是为了抓工业，还要视察一个大厂，把这个厂定为她的点。”
“噢？”我脑子里那根政治神经警觉起来，“这是为什么？”
“可能是要从工厂里找一个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典型，然后向全国推广。”
我的脑子里像亮起一道闪电，立刻开缝了。今年中央的一号文件就是关于批林批孔的，大年头一天中央机关就开大会，由她做批林批孔报告，中央的老头子们做检查，表示要向她学习，要紧跟。还有，从这几个月的报纸上看，也表现出一种一场新的运动就要掀起的动向。看共产党的报纸不能光看字，要猜没写出来的意思，要透过纸背看出后面的内容，我自信还具有这种本事。种种迹象表明，她下来一定和即将开始的这一场运动有关。他们的一贯做法就是由典型到一般，她这次下来非同小可……
我问：“她要视察哪个厂？”
“不知道，”董华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当然是先进厂了。”
“她视察哪个厂，哪个厂就先进！”我加重语气告诉他，“应该千方百计地争取叫她到咱厂来。”
董华晃着脑袋：“不可能，就像咱厂这个乱劲儿，不论是说运动，还是说生产，没有一样行的。这副奶奶样，叫她来看干什么？”
“你立刻去找刘喜，叫他想办法！”
“她来视察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好处大了，要是能把咱厂定为她的点，我们一下就可以通天了。你马上就可以入党，当全厂的一把手！”
他不相信似的嘿嘿一笑：“你别又做梦娶媳妇了，那个评法批儒的材料怎么办？”
“有我负责。”我不得不给他讲点基本常识，“老董，你现在是个近万人大厂的副主任，是政界的人物，往后就得吃政治饭了。你本来也是靠造反打政治仗升上来的。一个伟人说过，搞政治就得有大象的美德：好记性，皮厚，再加上一个什么都要嗅一嗅的鼻子。懂吗？”
他总算认头了：“老侯，你肚子里的货真不少。我就去找刘喜，这种事反正办不成也没什么坏处。”
“不，一定要办成！”我就差当面骂他是个笨蛋了。
刘喜比董华有头脑，一点就懂。当天董华就打电话通知我，刘喜已答应全力争取，而且他也是从这个厂出去的，他了解矿机厂的情况，在市里在首长面前就更便于替矿机厂说话。董华叫我先准备起来。我为了激他的火，就在电话里对他说：“我这个人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我没有她准来的消息，不做准备。”
他慌了：“已经十有八九了，等接到通知再准备就来不及了。这可是你出的主意，到时候要砸了锅，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全给你兜着，我从小就读古书念历史，儒法斗争那一套全在我心里装着呢，有一个晚上做准备就足够了。只要这位首长真到咱厂来，你就等着□好吧。矿机厂成了首长的点，你的名字立刻就会轰动全国！”我嘴上是这么说，可是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历史上儒家法家那一套全是陈芝麻烂谷子，那个倒好准备。关键是得摸准她的脉，她为什么要在儒法斗争上做文章，真是出于对历史的爱好，发思古之幽情，还是借古喻今，另有所指？我必须摸清这个底，才能说到她心里去，一鸣惊人。
我运用猜谜的本领，对这几个月报纸上的新闻一条一条地做了研究。隔了两天，我又找到刘喜谈了多半宿，从他那儿摸到了点情况。而且他还告诉我，市革委已正式决议就让首长参观我们厂。我从刘喜的家里出来，身上的血都烧起来了，对于怎样讲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我心里已经有谱儿了，更重要的是我已决心押这笔赌注。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进行政治搏斗的机会了，而且是多么难得的一次机会。如果这一宝被我押中了，就会平步青云，直接通天。不但把前几年被抓被斗的仇报了，而且自解放以来，忍气吞声受的窝囊气也全出来了。陈单凤之流还能奈我何？说不定还要向我赔笑脸、说好话，到时候我有的是办法整治他们。而且这一回是万无一失的，我就是靠不上她，对我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我一不谋杀，二不呼喊反动口号，只是响应首长的号召，工人上讲坛，做史学的主人，冠冕堂皇，谁敢道个不字。更何况这位首长在“文化大革命”中树起了特殊的声誉，在中央有特殊的地位和权力，依上这样的大树，是安全而牢靠的。在她的阴影遮盖下，再想干点事情就很方便了。
几天来，矿机厂紧张得像一架负荷过重的机床。各车间的生产都停下来，昼夜打扫卫生，整修道路。给大道两旁的杨树，一律刷上一米半高的白灰水，整齐而又好看，像两队白衣卫士，守候在大路两边。在首长参观所要经过的路上，重新修建女厕所，而且要在一两天之内完成，新厕所墙上的白灰还没有干，就赶紧往上刷油漆，墙壁是乳黄色，房顶是淡青色，雅致而大方。安上新瓷盆，摆上新香皂、新毛巾、出口的粉红色卫生纸。到第二天，墙上的油漆还没有干，如果油漆沾到首长衣服上，那还了得！每个厕所又架起两台吹风机烤干。厕所修好以后派上三班的工人昼夜值班，不许别人在此大小便。
董华是这次接待的总指挥，这是受了我的鼓动，主动争到手的，当然刘喜在上边也给使了劲。董华负责接待对我大有好处。但他毕竟出身微贱，没见过世面，忙得成天像发高烧。他不完全是激动和兴奋，也有紧张，还有一部分恐惧。他的地位不像我，在接待中万一出点什么差错，他就完蛋了。可是他搞这一套也有便利条件，他当过演员，会唱几段样板戏，布置场面、调度角色有点办法。把各种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工人找来十多个，每人教会一段样板戏，背熟一首诗，把大会议室腾出来布置成接待室。把首长可能问到的问题，由宣传科写好答案，打印出来，人手一册，要求每个职工都要背熟，问到谁那儿出了问题，就由谁负责。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刚一上班，董华就叫保卫科下了令，首长只参观总装车间和电铲车间，其他车间的职工全部坐在机器旁边学习和讨论批林批孔的文件，一个不许走出车间大门，更不许围观中央首长。总装和电铲两个车间的大门口早就由保卫科站好了岗，而且把这两个车间里出身不好，成分不好，身上有黵儿、思想靠不住的人全都关到两个大屋里，门外上了锁，由保卫科的人给他们办学习班。等首长参观完以后才能放他们出来。按理说，我也应该被关进去，可是我是今天这场戏的主角，首长来了还等着我唱哪，谁还敢管我？董华叫我跟在他的身边，一步不能离开。
我悄悄地对他说：“如果首长问我的成分，你就说是老工人，出身贫民。我家是开馄饨铺的，当然算城市贫民。我从小没爹，靠妈妈养活，我的出身就应该按妈妈的成分算，而不应该按我父亲的成分算。你可记好了，要是有人拆台，仔细追问就这样回答。她如果不问，就算了。等咱们这一炮打响了，到那时候说什么都没关系了，她就会保护咱们的。”
董华点点头，但也不大放心地问我：“这回可全看你的了，你到底准备得有把握没有？”
“没问题，你别为我担心。”我得不断地给他打气，“还有一件事，我的名字得改一改。”
董华着急地一晃脑袋：“都四五十岁的人了，还改什么名字。你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还有闲肠子琢磨这个！”
我胸有成竹地说：“这位首长可是有给人改名字的习惯，到关键的时候别让她抓住漏儿。我都这么大年纪了，她临时给你胡乱起一个，你不用还不行。趁早别找那个麻烦，我都想好了，我名字里的这个‘榜’字太旧，金榜题名是指旧社会考中状元、举人之类的事。我只要改一个字意思就大不一样了。叫金棒，很棒的棒，孙悟空的金箍棒，无产阶级的金棍子，神通广大，横扫一切，所向无敌。怎么样？”
董华咂着滋味：“侯金棒，大棒子，这家伙可够凶的。行，音没变，内容变了，你肚子里真有点玩意儿。”
整个工厂异常安静，往常那种车响笛鸣的喧闹声听不见了。有点毛病的机器全停了，等着给首长看的那几台机器得等到首长进厂的时候才能开。办学习班的人也好，等着接待的人也好，全都趴在窗户跟前，盯着工厂的大门口。几千双眼睛，从高处，从低处，透过玻璃，透过门缝，都在盼望着、等待着。
值班室的电话终于响了，市里通知，首长就要出发了。大家已经松弛了的心，又绷紧了。等了一会儿，汽车果然来了，却只有一辆。我感到不对劲儿，董华急忙迎上去，从车里走下来的是刘喜。他说首长还在后边，他提前来看看厂里的准备情况。他妈的，准备工作检查了一百六十遍了，到现在还不放心。真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董华陪着他，沿着首长参观时要走的路线走了一遍。实际他是来趟趟道路，为了确保首长的安全。我又饿又累，心里也烦了，这个臭娘儿们搞的什么名堂，排场也太大了，简直是拿着草民开玩笑。
又等了四十分钟，来了一大车当兵的，这大概就是她的警卫排了。立刻把各路口、车间门口都换成了她自己的警卫人员站岗。紧跟着一个庞大的车队出现了，各种牌号的、各种颜色的小轿车，像一条五彩斑斓的长蛇，依次钻进了厂门口。十几个民警在足球场上负责调车，不一会儿，足球场被占满了，摆开了一个庞大的车阵。汽车上五颜六色的烤漆，在春天的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光。这才叫权势哪！
车里的人都出来了，这都是当今社会上各色各样的名流，可以经常在银幕上看到他们的样子，在报纸上见到他们的名字，在收音机里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今天这些名人集中到一起，使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一时分不清谁是谁了，很多人都把眼光盯在那位首长身上。
她的风度的确不一般，头戴一顶别致的大草帽，上身穿一件淡黄的短袖衬衫，胸前和领尖上都绣着白色的梅花，下身是草绿色的西服裙，脚蹬半高跟皮凉鞋。显得素雅，脱俗。我计算她应该有六十来岁，至少是五十岁已经出头，可是凭外表却怎么也看不出她已经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演员总是会保养的。一看就知道她是那种真正的女人，这并不是说她美貌无比，而是指她身上的那股魅力。魅力，这是女人身上最要紧的东西，而且她很清楚自己身上的这种魅力，充分地发挥它，甚至还装出几分少女的天真和纯洁。她说话东一句，西一句，别人很难跟上她的思路。她的思想活跃，行动反复无常，令人很难琢磨。董华让她上楼到接待室休息一会儿，所有的节目都要在接待室里演出。但她刚上了一个台阶，忽然转身说：“我要看你们的机器。”
董华只好领头往总装车间去，一切计划都打乱了，我根本靠不到跟前去。中央跟来一大帮陪着的，市里还有一帮领导跟随着，再加上警卫、记者，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哪有我说话的份儿！这种走马看花的阵势，也不适宜讲什么儒法斗争呀！他妈的，辛苦了好几天，很可能要白费劲了。但我还是尽量往前挤，既然有这样的机会，就要好好观察一下这个人，听听她都说些什么。
她来到一台“50”车床跟前，不看卡盘上正在加工的活儿，不了解机床的性能，却一眼盯住地上的一堆铁屑。可见她对工业一窍不通，只觉得弯弯曲曲的铁屑，紫溜溜、蓝幽幽，挺好玩儿。她弯腰拾起几根，问董华：“这是什么？”
“这是铁刨花。”董华说了句工厂的土语。
“铁——刨——花，名字很好。”她用手绢包了几块铁屑，“我要带点回去，一看见它我就会想起你们的劳动。”
咳，铁屑是车间的垃圾，要这个干什么！这女人，管管唱戏跳舞的事就行了，到工厂里来光看新鲜，什么也不懂，一说话就会出洋相，闹笑话。后边那一大帮随从不但不提醒她，反而也学她的样子，一个个都从地上捡起铁屑装模作样地端详着，好像那个铁屑经首长一感兴趣，就立刻变成珍珠宝贝了。
我觉得这个人心浮气躁，华而不实。我对自己准备好的那个材料没有信心了。即便有机会向她讲，她也不见得有那个耐性，听我长篇大论地把话说完。
参观完总装车间，按计划还应该到电铲车间去。这两个车间中间还有一段路程，汽车已经在门口等候了。她临上车的时候突然变了主意：“我累了，我要回家。”
她的汽车就一溜烟开出厂外去了。随从们一见首长走了，就一窝蜂似的爬上车全跑了。
董华站在门口傻眼了，忙乎了几天几夜，她只看了这么十五分钟就散伙了，这不是拿傻小子开心吗！工人们更不干了，围住董华骂街的，甩闲腔的，说什么话的都有。看厕所的几个工人，在厕所里守了好几天，首长不但没去厕所，她们连首长的模样也没见到，这有多窝囊。电铲车间的工人意见更大，两天两夜没休息打扫卫生，今天又从早晨饿到一点多钟，连首长的影子也没见到。
但最丧气的还是我。我没向任何人打招呼就离开工厂回到家里，嘱咐孩子们不许叫我，就钻进里边我自己的小屋锁上门，往床上一躺就不想动了。心里饿得发慌，却不想吃，只想吐。我今天也扮演了一个傻小子的角色，一切的机会白费了。我真是鬼迷心窍了，想得太乐观，太容易了。我把她估计错了，她不过是个花里胡哨的风骚女人，金玉其外，败絮其内，成不了大事。我想东山再起的希望，这几天来做的好梦，全破灭了！我憎恨自己的愚蠢，又可怜自己。我像一只彻底斗败的蛐蛐，蜷缩在床上，越想今后越没有出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一阵敲门声把我惊醒，屋里黑洞洞的，可能已是夜里啦。
“老侯，快开门！”是董华的声音。
“什么事？”我开了灯，打开门，董华兴冲冲地跳进来，“好事，快跟我走，带上你的材料。”
“干什么去？”
“首长召见，叫咱们去汇报。”
“到哪儿？”我觉得心里的血又涌上来了。
“去她的住处。”
“好，铁券来了，但愿这回命运不要再辜负我们！”
“谁要让一个人骗过两次，谁就活该遭到毁灭”
——陈单凤
都埋怨我跟不上形势，连安平也责备我，这一回他可能对我要恼了。我知道他在市里替我擦了好几回屁股，可是我不领他的情。这样的形势像变戏法一样，一会儿一个样儿，叫我怎么跟？我们公司里最糟糕的一个厂——矿山机械厂，倒成了全国最先进的典型，成了中央首长亲自抓的点，报纸上三天两头介绍他们的经验，从全国各地一批批赶来参观取经的人，每天不断。侯金榜是个什么人，我还不清楚？现在改成了侯金棒，一下子就成了全国的名人，还成了老工人的代表，他是哪号的老工人？他讲的那个儒法斗争材料印成小册子，每个职工发一本，连我也得好好学习。这真是见他娘的鬼啦！没有报公司党委批准，矿机厂就把他提成了“批儒评法办公室主任”。工厂里哪有这么个编制，还不是因人设事。还有那个董华似乎也成了个英雄，入党的表也填好了，市里也几次打招呼关照，要解决他的组织问题。嗯，这样的人也能入党？看样子这个问题一解决，下一步他就是矿机厂的一把手了。幸好公司的党委书记是我陈单凤，有我在这儿一天，你们就甭想这种好事。
可是，公司的其他几位领导顶不住了。关于董华和侯金榜入党提升的问题还可以往后拖，反正我不点头这件事就办不成。关于学不学矿机厂的问题却是无法再拖下去了。矿机厂是我们公司的厂，全国都学矿机厂，全市都学矿机厂，唯独我们公司不学它。市里的头头都把矿机厂引以为自己的光荣和骄傲，我们的态度就好像是家里人揭家里人的老底，自己往自己脸上抹灰。可气的是市里这帮头头，他们不管矿机厂到底有没有什么好学的，却只管向我们兴师问罪。我本来采取的是硬磨软泡的办法，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我不公开对抗，用沉默对付诡辩，能拖就往后拖。今天上午我到基层去了，市革委用行政命令的办法通知了公司的党委副书记，明天在体育馆以我们公司的名义召开万人大会，掀起一个向矿机厂学习的新高潮，还点名要让我主持这个大会，由侯金榜作报告，市里主要负责人也参加会。下午等我回到公司里，开会的通知已经发下去了，其他党委成员全都表示同意，大家全看出来了，顶也顶不住，不如就随大流算啦。我听到这件事半天没有说话。我说什么呢？说同意，我心里明明不同意；说不同意，事情已经决定了，即便我在家里，大家都同意，我一个人不同意，也是顶不住的。他们可以随大流，我也能随这样的大流吗？我心里总觉得这是捉弄我。侯金榜作报告，让我给他主持会，开会前得说几句吧，他作完了报告也得简单地总结几句吧，这不等于是替他敲锣打鼓吹号子吗？他是怎么回事，我是怎么回事，群众心里都很清楚，这样一搞等于在大庭广众面前我承认败给他了。我为什么要让他露这个脸，自己去现世？而且这不是我一个人现世，是共产党现世！
我拿起了电话，要通了市革委，我要的是主任岳川的办公室，接电话的却是安平。我怕碰上他，就偏碰上他。互相问完了姓名，我就不吭声了。我的这一肚子火气不能冲他放，对他放出来也不顶事，我想起他刚拿起电话那一阵，我好像听见了岳川正跟他说话的声音，就不大客气地说：“你叫岳川同志接电话。”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他不在，你有事就对我说吧。”他就像一堵影壁墙，处处老遮挡着我。我心里清楚他是为我好，总想保护我。可我又不是小孩子，谁需要他来当保姆。我有点发火了，冲着电话喊起来：“你快叫他接电话，我有急事！”
“我知道你是什么急事，对我说吧。你要能够不说就更好。”看来他知道我要说什么，而且想坚决挡驾。
没有办法，我再不讲一会儿就下班了，更找不到人了，只好对他说：“你必须立即转告岳川同志，我不同意明天召开那样的大会，我更不当主持人。如果你们市里一定叫我主持，我一开始就要对侯金榜这个人和他讲的那一套进行揭露和批判，他讲完以后我还要消毒。把大会搅乱了，你们可别怪我。”
他似乎打个怔儿，然后却用一种很轻松的调子说：“就这点事吗？好办，晚上你等我，我到家里去看你。”我知道他这是怕引起坐在旁边的岳川多心，其实他的心里一定很紧张，晚上他到家里来无非也是对我进行劝解。
这个沉不住气的人，还没有等到晚上，我前脚进家，他后脚就到了，想必是一下班就直接从市里跑来了。他的脸色不大好看，我虽然为他的好心所感动，可接待也不热情。我们之间倒也用不着客气，他屁股还没坐稳就开腔了：
“单凤同志，我了解你的性格，希望你也能理解我的心。我只怕你再出事，我只要求你跟上时代的变化，不走在前边，可也别落在后面……”
我一边切着菜，很不高兴地把他堵回去：“就是这样跟啊？为敌手抬轿子！”
“哎呀，要分得清谁是敌手就好了。现在你分得清吗？这不像过去咱们打仗那时候了。现在是以口号，以中心来划分，闹不好就是党性问题、路线问题。这几年我在地方上支左就有很多教训，谁是左？谁是右？很难分清。为了保险就支中央，支运动，这总不会错。就像你现在遇到的问题，怎么办？个性服从党性。”
“人格也可以不要了？”
“磕磕碰碰这么多年，苦头没少吃，罪没少受，你的思想怎么还是沿着一条过去习惯的思路考虑问题？现在闭起嘴巴让人当成傻瓜，胜如张开嘴当个聪明人。”
“装聋作哑？”
“你怎么老抬杠？”
“不是你们要叫我去主持会吗？主持会能不张嘴说话吗？”不知为什么我倒可怜起安平来了，人的本性难移，被迫改变了本性的人，一定非常痛苦。这又是何苦呢？光明磊落，不为适应形势而改变自己的嘴脸和腔调，不管到哪里都保持自己的个性，坦然自在，岂不更好！哪里有懦怯，哪里就有耻辱，你自己要是个怯懦鬼，就只好忍受耻辱。我已经被打倒过一次了，什么罪都受了，还有什么可怕呢？何必为了别人改变自己的人格呢？
安平沉默了好一会儿，好像是在琢磨我的心思。说：“在理论上怎么都好说，现在讲实际的吧。如果你只图自己痛快，硬顶，形势很明白，你就不能再当这个机械公司的一把手了。你的人格保住了，可是这个位子很可能就要叫那些人占了，然后董华、侯金榜之流都可以入党升官，并且还要拉起他们一帮人。到那时候是对党有好处，还是对国家有好处？你看到他们耀武扬威，胡作非为，你的心里就痛快得了？我看不见得。如果你现在忍受点委屈，占住这个位子，就可以挡住他们的道，还能保护你下边的一批好人，你掂掂，哪个轻，哪个重？”
这话倒的确有几分道理，我口气也和缓了：“到底还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人想得远，可我不会演戏。”
他说：“这怎么叫演戏，这是责任。你不要以为我的日子过得挺舒服，在各种不同意见的人员中纵横捭阖，虚与委蛇，卑躬屈膝，两边讨好，不是为了我自己，也不光是为了保护你，我是为了保住像你我这样的一大批人，为了党的事业。而且正因为中央也有这样忍辱负重的人，像你我这样的人才得以重新起用。实话说，上级有信叫我回部队，我下不了决心，除去对你有些不放心，还对你已经拒绝的那件事，仍然抱着一线希望。如果我不想回部队就得脱军装，我肩上本来能担八十斤，一摘掉领章帽徽，连四十斤也担不动了。我到底怎么办，主要取决于你的态度。”
我毫不犹豫地劝他说：“快回部队，坚决回去。地方上太乱，不能干。”
他没有说话，望着我沉重地叹了口气。我明白他这叹息的分量。
勇进拎着个饭盒回来了：“安主任，你好！”
安平点点头，马上站起身准备要走。我早就有感觉，安平不愿意看见勇进，更不愿意和他坐在一起吃饭或谈话。他是讨厌勇进那副随随便便的样子呢，还是不愿意让勇进发现他对我的心事？
我想留住他，话还没有谈完呢，怎么能让他走。我说：“老安，你别走，吃过饭咱们还得好好谈一谈。”
“不行，晚上还要开会。我希望你慎重考虑一下，最好明天还是按计划行事，不要让感情支配自己的理智。”
我心里一点把握没有：“不行，我演不好这场戏，一定会砸锅的。”
勇进又没大没小地插进来说：“气氛如此紧张，我猜一定为了明天大会的事。”
我不高兴地看他一眼：“你怎么知道？”
勇进可不在乎别人的脸色：“在您的管辖范围内，班组长以上干部每人一张开会入场券。不过，不管明天的会多么重要，您也参加不了啦。”
安平问：“为什么？”
“化验结果和诊断全出来了，”勇进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各种单据和病历本之类的东西，一张张地抖开来，嘴里讲解着：“这是验血的结果，这是验尿的结果，这是心电图，这是化验肝功能的单子，这是医生的诊断和假条。结论是严重的冠心病，稍不注意就会发展成心肌梗死，必须卧床休息。”
安平吓了一跳，怔怔地望着我：“这么厉害了，你怎么没有谈起过？”
我也十分惊奇：“我什么时候去医院了？”
“您上个月有一次闹心口痛，我领您到二中心医院检查的，怎么忘了。”
“为什么一个月才拿出诊断结果？”
“要会诊，要研究，再说咱们的工作效率您又不是不知道。”他又转头对安平说，“我一会儿就把这张假条给公司的副书记送去，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生老病死，谁也无法抗拒。”
安平一句话没说就走了，从他的神色看，从今天起他的心里又多了一块病，这就是长在我身上的病。他当着我的儿子不愿意表露这种感情。
我还是半信半疑，安平走了以后我问儿子：“勇进，你可别吓唬我，我自己感觉没有那么严重。”
勇进还是那副叫人摸不着头脑的样子：“对，您的病现在的确还不很严重，可您要是不在家好好休息，那病就大了！”
“我在家里闲着也会憋出病来的。”
“我早想到了，您是闲不住的人，精力也还可以称得上是旺盛。我在一个月内就要给您娶个儿媳妇来，然后用最快的速度再给您生个孙子或孙女，往后有您操心的事，天伦之乐也不是那么好享的。只要您的精力许可，又有兴致，两年后就可以领着孙子逛公园。”
他真真假假，差点把我说笑了。我一时也没有更好的主意，这个病假条倒也真可以救急，就答应了。可我没有享福的命，第二天上午熬到九点钟，心里没处抓没处挠，总想看看会场上是个什么样子，就身不由己地又来到了体育馆。看样子大会刚开始不久，侯金榜还没有讲到他的儒和法怎么样斗，正在讲开场白，分析这场运动的重大意义。他什么时候学的这样假酸假醋了？从容不迫的手势，慢条斯理的声调，稳重深沉，井井有条，好像为了让下面的人好做记录，学会了一套领导干部们喜欢用的派头，俯视听众，脸上挂着高深莫测的微笑。他竟然在我们打下来的天下当起共产党的首长来了，他今天算是扬眉吐气了！
我心里的火一个劲儿往上蹿，幸好这是坐在台下，而不是坐在台上。我赶紧在心里安慰自己，别看他现在装腔作势，时间还长着呢，真正的力量不在打雷，而在闪电。我们要听他往下还说什么。
“……当前围绕着工农兵占领史学阵地，做历史的主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搏斗。有人开始是不承认，甚至否认矿机厂这个中央首长的点，否定中央亲自树起来的典型，否认工人阶级上讲台这个新生事物。以后又想用生产上的典型，搞唯生产力论的经验来取代我们宣讲儒法斗争的经验。这些伎俩全失败之后，就装病，躺倒不干了，至死也不参加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群众大会，对抗运动，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以，从今天这个大会上就可以看到阶级斗争的动向，看到整个时代……”
我好不容易忍住气听到这儿，突然胸口像剪子铰似的疼起来，脑袋也开始剧烈地晕眩。我想起勇进给我的救急药，放在上边的口袋里，我抬起手，还没有够得着口袋，眼前一黑，身不由己地往前面扑下去……
“天下事不了似了，不了了之”
——侯金榜
我因为病太重，被提前从监狱里放出来了。其实，我倒愿意在监狱里一直待到死。我对生活已经不抱任何指望了，在监狱里和罪人在一起，大家经历思想大同小异，还有共同语言。一出来以后反而觉得非常孤单，我怕见亲人，怕见邻居，怕见一切熟人。每天吃完早饭，就到公园里来，练练拳，散散步，然后找个清静的地方一坐，一直待到中午。回家吃完饭，睡上一觉，又躲到公园里来，直到天黑才回家。
对我来说，就是凑合着活，还有口气在就算活着；我的生命力，就是苟延残喘。没有想到，我才六十岁刚出头，身体就垮成了这样，一身都是病。也许我一辈子用心计太多了，伤了身体。现在也是一种报应，我只剩一个干枯的外壳了。我现在既不留恋什么，也不企求什么；既不爱谁，也不恨谁；既不想死，死临到头上也不会害怕。谁能想到，雄心勃勃的侯金榜，奋斗了一辈子，临近晚年却变成了这副样子！真应了那副对联：人生无非是戏，世人何必认真。
今天是星期日，也是我最难熬的一天。公园里人特别多；家里他们都歇班，也格外热闹。我这个感到孤单又喜欢孤单的老头子，简直被挤得无处去了。还不到十点钟，我就想提前离开公园，躲到自己的小黑屋里去躺着吧。走到公园门口，看见迎面来了一位老太太，手里领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儿，好像是祖孙两个。孙子仰着脸不断地问这问那，老太太有说有笑，非常开心。我心里一阵搅动，立刻躲到一棵大树背后，让他们过去，然后偷眼打量她。
她年龄比我小得多，可也见老了。眼角的皱纹刻得很深，下巴颏更尖更翘了，还隐隐显出她性格的果敢和倔强。头发也白了，身体虽然胖了一些，可是并不显得强壮。人生的风浪在她身上同样也留下了痕迹。但是，瞧她多得意啊！星期天领着孙子高高兴兴地逛公园来了，她丈夫平反昭雪的追悼会已经开过了，报纸上还发了消息。听说她已经升到市经委当了主任。天下还是人家的，所有的路都为人家开着，怎么能不得意？我要是她也会得意的。
我也不知道是出于一种什么动机，悄悄地在后面瞄着陈单凤，反身随着她又向公园里面走去。是嫉妒？是仇恨？不，至少不全是。我甚至还有一种欲望，想跟她说话，想同她和解。可我又缺乏这种勇气，我害怕她会讥笑我，她肯定会挖苦我。我已经是风烛残年，是人我都害怕，何况是她，现在我怕她更是比怕烈火雷霆还厉害。
“奶奶，我要坐登月火箭。”孙子拉着她的衣服一个劲儿地叫喊。
“好，好，咱这就去坐火箭。”她用手指轻轻点着小孙子的脑门儿，“不过火箭转起来以后你可别害怕。”
“我不害怕！”
祖孙两个兴致勃勃地在公园里逛着，我在他们旁边遛着。我能看见他们，听见他们说话，却不让他们注意到我。
陈单凤兴致极高，她简直也变成了一个孩子。祖孙两个说个没完没了，孙子对公园的一切都感到新鲜，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奶奶非常有耐性，一个一个地回答，不断传来他们的笑声。陈单凤还不时地在孙子的脸蛋儿上亲一口，拧一下。她的眼睛不看别人，好像整个公园里就只有他们祖孙两个人。她高兴，美满，她的心里除去享受天年的幸福之外，好像再也装不下别的了。
陈单凤就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在我的印象里，从小就是个很厉害的精豆子，性如烈火，说话粗野，打架不要命，是个女人模样男人心。看现在，她是个地道的女人，是一个很好的奶奶。连我都感动了，我心里真是羡慕她。看来人都有好几面，对仇人一面，对朋友一面，对亲人又是一面。我一生都对她有刻骨的仇恨，眼下望着她和自己孙儿嬉戏玩耍的情景，这种仇恨突然淡薄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怅惘的感觉。大半辈子的生活涌上我的心头。不错，我也踢打过一阵，显赫过一阵，可是九九归原，我得到了什么呢？陈单凤和她孙子的笑声又随风飘了过来，我心里不禁一震，我也有孩子，我也有亲人，我为什么不跟他们亲亲热热的，我为什么不带着自己的孩子也来逛公园？
不，不可能，他们不爱我，我也不喜欢他们。现在要想改变这种关系已经晚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全是我自己造成的。我在政治上雄心太大，把毕生的精力都用上了，就是在我得意的时候也没有对孩子抚爱过，现在怎么能企求他们会爱我呢？
可是我为什么倒喜欢陈单凤的孙子呢？我多么想也用手摸摸他的头顶，拍拍他的屁股。也许人到了迟暮之年，心灵上就有一种美好的召唤，洗刷灵魂上的罪孽。我从来不承认自己有罪，在监狱里都没低头，跑到公园里来，并且遇到了自己的仇人，怎么倒产生了赎罪感？活见了鬼！我是不是真的快要死了，就像俗话说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是窝囊废，武大郎到死的时候才说熊话哪！
我不论怎样咒骂自己，嘲笑自己，用仇恨激励自己，我身上的那股刚强劲儿却怎么也恢复不上来了。我的心已经死了，冷了，任何火都不能再把它烤热，把它燃烧起来了。
陈单凤和她的孙子来到了“儿童乐园”，买好票坐上了登月火箭。这个东西是去年才装起来的。我还一次没有坐过，现在突然也萌发了一种很想上去坐一坐的念头。但是门口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大人不带孩子不准登坐。我只好在售票处的一个长椅子上坐下来。
陈单凤抱着孙子坐在火箭上，给孙子讲解火箭的构造：“……我们坐的这个火箭是安装在一个螺旋形轨道上的，大马达一转，火箭就在这个轨道上旋转起来，因为是螺旋形，忽上忽下，像腾云驾雾一样，就如同登上月球一样……”
“是的，是的！”我不禁在心里说，问题是都走着同一个螺旋形的人生道路，终点却这样不同，未必是我的起点就错了吗？因此，临到晚年，只能孤单落寞地在这里羡慕别人的，甚至是仇人的欢乐！
历史原来是很严肃的，我吃亏就在于把它当成了儿戏。
1981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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