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概要

    以秦灭六国为标志，秦历史进入了盛秦时期（前221－前206），这是中国农业第一次进入整体发展与第一次遭受严重破坏的特殊时代。这一时期的中国农业大致以秦始皇三十三年为界，而呈现出截然相反的盛衰变化。这一历史过程正与秦帝国之盛衰相契合。基于以上认识我们把秦农业之兴衰看作是关乎秦王朝命运的关键因素之一。

    第一小节 秦统一与中国农业的整体发展

    一、中国农业由区域发展进入整体发展阶段

    秦王朝的建立，是中国农业第一次进人整体发展时期的重要标志。三代农业虽比原始时代有了较大发展，但仍属粗放农业时期。夏、商、周族活动地域基本上局限于黄河中下游的汾沫、济泅径渭地带。当时华戎杂处，部落方国林立，三代国家政权除在王傲实行直接统治外，井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部落时代的分散割据特征。“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说来只是名义上的。当时的封国与部落，除了在政治上接受封号，经济上缴纳贡献，军事上奉命从征外，其内政基本独立，享有很大的自治权力，他们视其实力而对万代王朝臣叛不定。这些散布于“隙地”、“牧地”间的点状农地，彼此间扣互隔绝，独立发展。因此上，三代农业井不具备全国性发展的自然与社会条件春秋战国时期，周上室东徙，推动了中原地区的农业开发。郑国的“蓬商黎获”之地，晋国的“南鄙之田”，郑、宋间的无主隙地都已渐次被开垦为耕地。中原核心农区连成一体。以“尊王攘夷”相号召，游牧放“逐渐向北和西北方向山区和黄土高原转移”城。

    农牧业由点状并存进人空间分隔阶段。而秦、晋、齐、楚诸国向周边地区的发展，又促进了西北、江南以及东部“负海盐卤”之地开发，使中国古代农业历史由点状中心开发时代发展到区域整体拓展时代。但是，春秋战国时代政由方伯，周室衰微。五舫七雄各自拥有互相分立的经济区而不相统辖，割据分裂状态阻隔了农区间的交流与联系。唯有秦王朝的建立，才真正做到了着眼全国范围，进一步统筹规划农业发展；颁行统一的农业政策法令；全面加强农业生产管理普遍推行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致力于周边农牧区开发；促进农业经济、文化交流这时于促进中国农业的全而发展与进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统一的秦王朝翻开了中国农业历史新的一页口同时，秦统一天下，也标志着三代之后数百年战乱时代的结束，中国农业的正常发展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时代环境。春秋战国以来，连年的混战，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耗费了巨量的财富，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结束战争，渴望安定乃民心所向。贾谊《过秦论》指出，秦井海内，兼诸候，南而称帝，“天下之王者久矣……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疲）弊”。秦灭六国，消除割据，使人民逢更生之机，故“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这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普遍心态。

    二、秦王朝促进全国农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在秦始皇三十二年大规模对周边用兵之前的几年中，社会生产秩序是基本正常的秦王朝利用中央集权干预社会经济，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巩固统一与发展经济的进步的政策措施。

    在统一后的十余年间，秦始皇“亲巡天下，周览远方”，以加强对全国控制，其中也包含着对农牧业生产的指导、考察。秦始皇在结束了东方战争以后，于次年巡行陇西、北地。这一带曾经是早秦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秦霸西戎，西北成为秦的大后方，其车马畴骑是秦灭六国的重要物质基础。秦始皇的巡行进一步加强了自穆公以来秦对西睡的统治，促进了当地农牧业的发展。史载，有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倮者“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傈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公元前219年，“始皇东行郡县”。在梁父山、琅邪台刻石颂德。其辞涉及农事者有，“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未，黔首是富”；“匡伤异俗，陵水经地，优恤黔首，朝夕不懈”；“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等口秦始皇这次东巡以报天、地之功的封禅活动亦含重农之意。封禅乃盛世之典，数百载不一遇，非国泰民安不敢行此大礼。秦始皇重视齐地农业发展，故他在琅邪“留三月”，“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有利于促进齐地农业恢复公元前215年，始皇巡行碍石和北方边塞。有感于六国“以邻为壑”，阻塞交通，造成水患。喝石刻辞中专门提到“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奏农业历史研究夷去险阻”，这对于生产发展和经济文化交流是有好处的。当时地势既定，黎庶无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反映出秦始皇三十三年之前全国杜会、经济的正常发展与人民之安居乐业。后来秦能对周边地区用兵与大兴土木工程，皆有赖于这一时期的财富积累。

    司马迁说：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以后随着边境的开发和郡治的调整，秦郡总数曾达四十六个。秦郡设置，除了政治、军事目的外，“在富庶地区设郡则是为了加强对经济地区的管理”刃。秦统一后，为各地经济的多样性发展与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四十六郡分别咸为不同的经济中心。当时中原一带及秦之内史、巴、蜀地区，都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农业富庶区，故秦郡之设最为密集。齐、薛、琅邪、邯郸、河东诸郡因为富庶的缘故，分别设置东海、济北、胶东、恒山、河内数郡。有人以秦岭淮河划分南北，郡数差别甚为悬殊。北方多至三十四郡，尚不包括早已属秦的巴、蜀、汉中三郡。秦郡分布，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中国以黄闷中下游流域为核心经济区的历史现实，而徙民实边地、修驰道堕壁垒，凿灵渠以通粮道，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边郡的经济开发，密切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

    云梦秦简《南郡守腾文书》中郡守有“修法律令、田令”的职责，表明郡守直接过问农业生产。《田律》规定地方官吏在下雨之后，要向上级报告雨量多少和“所利顷数”遇到干早、暴风雨、水潦、鑫等灾害，也要限期向上级报告。《仓律》规定，“人禾稼、刍、藁。辄为庩籍，上内史”。并且把地方官巡行郡县、劝民农桑、娠求乏绝、上计户口垦田、钱谷人出、盗贼多少，作为考核官吏的重要内容秦统一后，在中央设治粟内史，井且逐级设置农官，以管理和督促农业生产。《汉书·百官公卿表》，“治粟内史、秦官，掌谷货”。治粟内史位列九卿，将三代以来主管“谷货”官吏的级别山下大夫提高到卿位，表明了秦对农业生产的极端重视秦的下层农官，见诸云梦秦简的有大田、田典、田音夫、田佐、仓音夫、厩音夫、皂音夫、漆园音夫、苑裔夫、牛长、苑计等。他们负责土地授受，租赋收人，生产管理，并且控制着大量的牛、马、铁器、车辆、种子等生产资料以借贷给生产者使用。国家对于这些官吏定期考核，井且建立了严格的考核标准。“殿”，者要受处罚，“最”者得到奖励；有“劳”者升迁，不备者废免。统一的、卓有成效的农官体系，加强了对生产过程的管理，这是秦统后农业获得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秦自商轶变法以后，新型的生产关系迅速发展起来，军功地主与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度成为最基本的农业经济形态。统一中国之后，秦将这一制度推向全国，促进了土地私有制的深人发展。秦利用战争后大量无主荒田存在的现实，通过授田的形式承认农民对土地的占有，然后“以其受田之数，无垦无不垦，顷人当三石，葉二石”，既增加了政府收人，在客观上也有督促农民积极耕种土地的意义。秦大规模迁徙六国豪富，其目的在于打击、削弱他们的政治经济势力。由于远途迁徙，许多富豪不得不抛弃田业家产。“独夫妻推荤，行诣迁处”。这在某种程度上调整了迁出地的阶级关系，促进了迁人地的经济开发。始皇不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向政府登记实际占有田地的数额，在全国范围内宣布承认土地私有制，井以法律的形式保护私有土地，盗徒阡陌顷畔封界者朴以“赎耐”之刑。奏碣石刻辞中有“久并来田，莫不安所”，由十刻辞拓录讹误，长期以来难得详解。

    裴骊《史记集解》据徐广日改“久”作“分”。释为“分并来（莱）田”。这是秦朝建立后全面调整土地占有关系的重要史料。作为土地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对秦社会经济之发展确有“惠被诸产……莫不安所”的历史作用。战国时期，秦在征服六国的过程中，还把本国原有居民称为“故秦人”，“故秦”，降服的六国居民称“新民”，未降服者叫做“臣邦人”、“夏人”、“邦客”，在身份地位上保待着某种程度的不平等。秦统一后，“更名民日黔首”，这是一个包含广泛的社会阶层，具有推祟农业劳动的意义。以表示全国百姓皆为皇帝子民，不再有征服与被征服民族之分，也不用人们居住生活的不同地域来标志居民的等级身份。始皇二十七年下令对全国民众“踢爵一级”节三十一年“踢黔首里六石米，二羊”。普遍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政治地位。与此同时，秦仍把重农作为基本的经济政策，重申“勤劳本事，上农除末”；强调“男乐其畴，女修其业”。即使在焚书坑儒的非常时期，仍能不焚“种树”之书，表现了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秦行诸全国的农业政策法令，是在其早期发展过程中经过实践证明的成功经验。它保证了秦统一以后一段时间内生产的正常发展，人民的安居乐业。

    兴修水利，秦统一后，在中央设立都水长承，统一管理全国水利事业，井新建了许多水利工程。其中最主要的水利设施是秦始皇三十年进军南越时修凿的灵渠工程。秦还决通堤防，疏泼鸿沟，“与济、汝、淮、泅会”；起塘为破，“治陵水道到钱塘越地，通浙江气”；“通泪罗之流”；“兴咸渠……自秦汉以来疏凿为膺渠”；在银川平原修建秦渠与北地新渠。始皇帝历次出巡亦多有治水疏河行动。捆水以求周鼎而闻名，沿岸有“秦沟水”、“秦梁洪”等，当为秦人整治遗迹。

    浙江嘉兴有天星湖，“湖中水草不生，大早不竭，旧传秦始皇发囚所掘”。翻秦淮，乃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株陵，因凿钟山，断金陵长垅以疏淮”而成。秦统一后将秦国卓有成效的水利经验淮行全国，水利工穆多兴建于南北边郡与关东六国旧地，促进了农业基本生产条件的全而改善。

    三、奏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农牧业开发

    秦统一后，窟域继续向周边扩充，促进了南北边地的经济开发和民族融合。这一阶段是我国农业地域拓展的又一重要时期。秦始皇曾派尉屠唯率五十万大军向“百越”进攻。使史禄负责凿渠，以通粮道，修筑了连接湘水、漓水，沟通长江、珠江水系的灵渠工程。打破了岭南的闭塞局面，加强了岭南与内地的联系。秦始皇三＋三年，在岭南设南海、桂林、象郡，“以滴徙民，与越杂处”。随着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的南传，岭南地区由“火耕水褥”、“渔猎山伐”的粗耕农业逐渐进人以铁器、牛耕为特征的水田农作时代。近年来在两广地区秦汉墓中出土的仓座、牛耕、畜禽明器模型与作物种籽，反映了秦统一后岭南农业生产的新水平。公元前215年“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夺回河套以南地区。公元前314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口又使蒙恬渡河取高翎、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口徙滴，实之初县“。秦在河套平原筑城郭、徙民充实之，使这里很快发展成为新的农业区，号称“新秦中”，言其富庶程度不亚于关中平原。据宁夏地方志记载，秦曾在银川平原上修建秦渠与北地新渠。秦渠开在青铜峡北口右岸，引河水东北行，达今灵武城北；北地新渠开在黄河左岸，是塞北灌溉农业开发最旱的地区之一。河套农区自秦以来经二千余年稳定发展，至今仍是宁夏最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秦以巴蜀为根据地通西南夷，在原来焚道的基础上修筑了通往云、贵地区的“五尺道”，把关中和四川、云、贵连成一片。史念海先生曾将战国秦汉间的龙门一一碣石农牧分界线向西南引伸，“达到陇山之下，再越过陇山，经嘉陵江上游西侧趋向西南，经今四川省平武、茂泣诸县之南，西南过氓江，再经天全县西。荣经、汉源诸县之东，又经冕宁、西昌诸县市之西，而达到今云南省剑川县及其迤西的地方。”秦在此“置吏”，加强了西南边疆同中原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促进了当地的农牧业开发。“与秦朝相比，西汉的疆域有了较大的扩展。但如以比较稳定的并且设置了正式行政区域进行直接统治的范围来作比较的话，二者的差异就不是很大……如果我们再以清朝以前的各个统一的中原王朝的疆域作比较的话，结论居然也是如此。”葛剑雄先生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指出，“秦汉的统一是建立在农业社会的基础上的，它们的版图同样是以适宜农业生产的区域为限的。这一规律不仅符合当时的疆域实际状况，也已为此后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证明。”这一研究结果充分肯定了秦王朝在建立中国宜农悠本区域过程中的巨大历史贡献。

    秦统一后，先后向各地移民约在二百万左右，几乎占当时人口的1/10。这种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的大规模迁徙活动，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农业的发展：

    首先，徙民活动有效地调整了战国时期的人口布局，“以前因列国分立而分布不均之全国人口，至是遂渐趋于平衡矣”戮当时秦、楚、齐、韩、魏、赵诸国的平均人口密度约为42－52人/平方公里之间，除却楚、秦、赵部分地广人稀之地，中原黄问中下游流域的人口密度高达68－83人/平方公里，这样的人口分布格局是长期以来中原农业较快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一方面推动了投人大量活劳动的精耕细作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限制了农业人口的容纳弹性，滋生出大量的脱离土地的“游食”阶层。在某种程度上冲击、干扰了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秦曾以“皆复不事”及“爵”为奖励，鼓励自由民徙实新地；但是更大规模的是用强制手段“以滴徙民”。“发诸尝道亡人，赘婿，贾人”、“适（滴）治狱吏不直者”，通过开拓新农地的办法以安置这些非农业人口。

    这一措施既减轻了中原地区的人口负载，又促进了新经济区的形成与开发。秦当时移民的重点地区是南北边地与吴越、巴蜀一带。秦于“西北斥匈奴”，在今内蒙古河套和宁夏平原“为四十四县”，“迁北河愉中三万家，有人估计迁人的移民估计在三十万以上民。秦最初令军队留戍岭南、落户定居。因征兵不易，因而用“滴戍”的办法，从内地强迫移民。秦始皇三十三至三十七年四次有组织向岭南移民，人数当不下六七十万。秦曾将浙东的于越人迁至“乌程、余杭、黝、欺、无湖、石城县以南”，同时又将“天下有罪滴吏民”迁至山阴（今浙江绍兴），将来自中原地区的移民安置于浙东平原，加快了这一地区的开发速度。秦灭巴蜀，蜀人主体南迁，经过百余年的不断移民，“到秦末汉初，蜀地的人口基本已由秦地和关东的移民及其后裔所构成”一代其次，徙民活动推动了先进生产关系的地域性拓展。

    秦在边地徙民较多的地方设县统治，这是有别于“臣邦君长”等部落组织形式的封建统治体系。秦在徙民中推行《为田律》，特别强调封界的建立与保护，促进了私有土地的开垦，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这些滴徙之人，除了“令终身不得去迁所”人身自由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外，其基本身份与中原地区的个体自由民并无两样。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安排生产，并且发家致富成为一方新贵。今内蒙巴盟，秦时称之为“北假”，根据《史记·匈奴列传》裴咽集解认为“北方田官，主以田假与贫人，故云北假”。这就是说，秦代在北方民族地区已发展起封建制农业经济了。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纵向研究中国古代农业发展，而忽略了传统农业的地域外延与横向拓展。以中原农区为依托不断向四裔推进，通过人口移徙而渐次形成新的农区，是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秦代的徙民实边活动，是中央集权国家第一次进行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新经济区开发行动大量徙民实边将中原既有的封建生产关系移植过来，是促进边远、落后地区快速发展的有效手段之一口秦以后的封建王朝相继实行。民徙边“政策”其法盖皆本于秦也。第三，徙民话动促进了传统农业科技的梯度转递。秦代迁民既有掌握一定文化知识的犯罪官吏，又有善于沟通物品交换的商人，最多的是掌握了中原先进生产技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徙民给边地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他们开凿道路，沟通水系，密切了中原与边地的交流与联系。推动了边远地区的科技进步，逐步缩短了彼此间的水平差异。秦在统一过程中将一些世居中原的冶铁业主加以迁徙，调整生产布局，促进边地铁业资源开发，加速铁农具的普遍使用。蜀卓氏“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懂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譬之民，富坍卓氏”。据统计，广东地区战国、秦汉铁器出土数量之比为1：150，秦汉铁器数量不仅增多而且类型广泛，可以满足不同生产与生活需求岭南一带铁器的广泛使用，当与秦汉徙民密切相关。在一座代表赵佗称南越王时期的墓葬中，出土铜器、铁器、玉石器、纺织物、植物果品等一千余件、一部分器物与黄河、长江流域同时代墓葬的出土物相同，由铭文可知是产自中原一带。

    史载，“秦徙中县民之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消除隔阂，增加接触，交流文化科技，“中县人以故不耗减，越人相攻击之俗亦止”，人民安居乐业，共同开发这块富饶的土地使岭南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逐渐跟上全国社会发展的步伐。秦在西北边地“徙滴实之初县”，调整了当地的农牧业生产结构。由甘肃武威陕西绥德、米脂、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的木牛犁模型与牛耕图壁画看，牛耕技术已在边地得到推广，壁画中所反映的农耕、园圃、采桑、沤麻、果林、网渔、谷仓、酿造等内容，己与中原既有的产业结构没有多大差别口生产结构的演替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它是自秦以来长期发展的结果。在“秦汉时代还多次发生北方游牧族在塞外依长城定居的情形”，说明在徙民农耕文化的影响下，部分游牧族逐渐接受、掌握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少数族使用铁器的较为普遍，据《三辅黄图》记载：“（阿房宫）以兰木为梁，以磁石为门”。《水经注》曰磁石门“悉以磁石为之，令四夷朝者有隐甲怀刃人门而胁之，以示神。

    故亦曰却胡门，或称却胡台”。因少数族用铁器而专设磁石门以防之，为我们从另一角度提供了珍贵史料。《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匈奴传》分别载秦时亡人边地人民帮助大宛、匈奴“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的史实，说明秦虽亡，秦遗民仍继续推动着边地科技发展。

    四、秦农业与奋帝国的物质基础

    大一统的安定局面与相关政策措施之施行，促进了农业的繁荣与发展，为秦帝国盛极一时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有人认为，追求“大”与“多”是秦文化的的重要待征之一。秦统一后，“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以户均五口计算，即达六十万人，“加上咸阳原有人口，当在百万以上。保障这么多居民的生活供给没有相当发达的农业支撑系统是不可能的。秦筑长城、建阿房、修驰道、戍五岭、穿骊山，其规模之大更是尽人皆知，它们皆以巨量的农产品消耗为代价。张维华在《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中估计，长城工程劳役用工”总在伍士卒及戍卒与罪滴计之，当不下数百万人”。仅“中国内地挽车而晌之”的施工人员口粮，以100万人计，每年至少需3000万石以上。虽经如此挥霍，秦官仓中仍积贮大批粮食。秦律中的资料表明，秦从中央（内史）到地方（县）都有粮仓的设立。咸阳是国都所在，粮仓规模宏大，“十万石一积”，“栋阳二万石一积”。秦末，陈留“积粟数千万石”，刘邦“得秦积粟”，“留出人三月，从兵以万数，遂人破秦”。南阳之宛，也是“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这里所谓积蓄，主要也是指粮食的储备口楚汉战争的最后阶段，彭越攻下昌邑旁二十余城，“得谷十余万解，以给汉王食”，这十余万两粮食，也应是秦代粮仓原来的储存。秦代最有名的粮仓是建于荣阳、成皋间的敖仓。郎食其日“夫敖仓，天下转箱久矣，臣闻其下乃有积粟甚多”，并把得敖仓看作是“天所以资汉也”。秦亡汉兴十几年间，敖仓的粮食始终取用不竭，其储粮之多可想而知。楚汉战争期间，巴蜀地区成为供应汉军粮食、兵源的后方基地。刘邦北征关中，进军河南，（肖）何以垂相留收巴蜀，填（镇）抚谕告，使给军食“。“汉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肖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说，“汉之兴，自蜀、汉”。以后诸葛亮也指出，“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这些军用粮食，同样是取诸秦时积贮秦的统治中心关中地区，农业生产始终处于领先地位，粮食储备更加丰富。刘邦人关，秦民搞劳义军，刘邦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楚汉战争中，肖何“转遭关中，给食不乏”，有力地支援了刘邦统一全国的斗争。秦代粮食积蓄之丰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秦时农业经济的繁荣。

    第二小节 农业再生产的破坏与秦帝国之骤亡

    在史学家看来，秦帝国是一个未能享有“天年”的短命王朝。秦始皇计其功德，度其后用当世世无穷，曾曰“肤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孰料身死方数月，天下即四面起面攻之，宗庙毁绝，二世而亡，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叹息与思索。

    一、秦急政与秦翻亡的农史观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以后，为其统治之稳定、政权之巩固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1.秦始皇采纳李斯主张，把那县制推广到全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强有力的、细致严密的统治网络，大大地强化了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

    2.秦始皇把商秧变法以来秦国的法律令加以补充和完善，颁行全国。它要求从中央到地方，从生产到生活，从行动到思想，“皆有法式加，严格符合封建制度；

    3.秦始皇改革文字、货币、度量衡制度，以利于经济文化之发展，政策法令之推行；

    4.秦始皇下令堕毁战国时代各诸侯国所修筑的城郭，拆除了在险要地区所建立的堡垒，疏通了在河道上所布置的障碍修驰道直通燕齐、吴楚。筑直道径抵云阳、九原。辟新道、五尺道以沟通云贵、五岭。凿灵渠以连接长江、珠江水系。所有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当时的交通，铲除了割据势力赖以滋生的条件

    5.为了抗击甸奴族袭扰，秦始皇发大军进击甸奴，筑城防西起陇西，东至辽东，号称“万里长城”。秦始皇把五十万罪徒滴戍五岭，以开发南方；

    6.秦始皇下令把六国贵族、豪富十二万户迁徙到京师，直接置诸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将流散在民间的各式兵器聚集咸阳。销以为钟娘金人气；

    7.为了防止诸生以古非今，惑乱黔首，秦始皇下令焚烧诗书，坑杀儒生，禁止私学，以垄断学术文化，限制思想自由；

    8.为了示强威、服海内。秦始皇马不停蹄地“亲巡天下，周览远方”，以防范人民反抗，加强对全国的控制；

    9.为了显示帝王的威严与地位，秦始皇大兴土木。曹帝王之都。写放“六国宫室于咸阳北阪”，“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阿房宫规模之大令人惊叹。穿治骊山，“上具夭文，下具地理”，在总面积达五十六点二五平方公里的陵区地下设置了巨型军阵车仗，建筑了各式豪华宫寝，陈列了无数奇珍异宝。不仅将皇帝的无上权威建立于人间社会，也再现于幽幽冥间。

    10.秦统一后，进一步扩充武装力量，军队达I60万之众除此之外还有保卫宫廷的禁卫军和由材官统领的郡国兵，由滴徒组咸的屯戍兵。形成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秦始皇欲藉以上措施以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若就各单项措施看，其无一不利于秦既定目标之实现。史学界长期以来也正是基于如此认识而高度评价秦始皇对中国历史的巨大贡献的。但是，历史往往喜欢捉弄人。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以上措施没有促进帝国的巩固与发展而是事愈烦而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愈设而敌人愈多，加速了秦的灭亡。秦始皇希冀于秦王朝“传之无穷”，得到的却是“二世而亡”。

    语曰“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以取譬某些家族、集团势力或末世王朝在窘困败落、“内囊”上来之时，尚能维持某些架势，荀延残喘一段时日。而秦始皇所处的时代，是封建社会刚刚确立不久，正从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走向统一的时代。断兴地主阶级作为进步的、生气勃勃的断生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正当其有为，奋发之际。这时的秦帝国如日中天，盛极一时，一般说来，非遇巨大变故，当不足以撼动其根本，更不足以致其骤亡。

    在古代社会，惟有当杜会救以存在的经济基础遭到摧毁时，才会导致一个帝国在顷刻之间上崩瓦解。贾谊说，“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这里若将“本”解作农业，贾生似乎已触摸到了秦骤亡的基本原因了人们在盛赞秦始皇的文治武功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它对当时农业生产的严重破坏。秦始皇完成统一六国大业，确立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以及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措施，放在中国历史总进程中去考察，我们都应予以高度评价。

    但是，要在一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同时完成各种规模巨大的国家事业，毕其功于一役，其结果则是灾难性的。因为它会骤然加重社会经济负担，打断生产进程，将社会推向绝境。农业作为古代杜会的决定性生产部门，“不管生产过程的杜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口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而秦自始皇三于二年以后，“内兴功作，外攘夷狄”，严重地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生产秩序。男子疾耕不足于粮晌，女子纺绩不足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农业的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了，于是“天下始畔秦也”，这正是秦骤亡的根本原因。

    二、庞大的国家机器与公孟的赋税

    秦统一后，迅速膨大的封建国家机器骤然加重了人民的租赋徭役负担。虽然王缩、淳于越等人提出在部分边远地区袭用殷周分封宗室子弟为诸侯的建议，但是并未被采纳，甚至被看作是复辟倒退行为而受到非议。从表面看来，实行中央集权管理，可以使“其操纵由一己，其呼吸若一气，其简练教训如亲父兄之子子弟也”。但就当时的技术条件和管理水平面言，过于庞大的集中控制系统很难达到最佳管理效果。权力完全集中于中央，造成了君主极端专制的弊政。“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压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各级官吏畏罪待禄，莫敢尽忠，敷衍欺骗，曲从取悦。庞大的官僚机构并没有完全发挥其应有的管理职能。面荡平六国的丰功伟绩，使秦始皇的权威变成悠意妄为，独断专行。将个人意志发展到了极限。他滥用人力、物力，甚至向自然施暴。他听说海土不死之药屡屡不得是因为有大鱼挡路，便亲自弯弓持箭以期比试高低湘江骤起风浪误其行程，即“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储其山”；以“金凌之地有王者之势”，便“凿北山以绝其势”，改金凌为“株陵”；传朱方有天子气，始皇派“赭衣三千人凿城，败其势”，命其名为刑徒之地。个人独裁下的中央集权制度如果成为满足皇帝私欲的有力工具，其结果必然是“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经济地理学认为，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山川河流之阻隔作用大于现代，因而形成不同规模的地域经济中心。

    统一的国家政权建立后，实行以中央政府为中心的等级控制系统，有利于信息传递、物资调拨、社会管理。秦对全国实行高A度的集中控制，使举国上下疲于奔命，长途转愉，耗费极大“一钱之赋，数十钱之费，不轻能致也，“使天下飞当挽粟，起于黄、睡、琅邪负海之郡，转输河北，率三十钟而致一石”。随着大量的人力、物力之强行调配、征集，运愉将摇役成为中央集权国家超过任何摇役的沉重负担。严重地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生产秩序，使愉者债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马克思说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而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和繁重的赋税是一个概念”。中央集权的实现，意味着国家需要豢养着大量的专职官吏和职业兵员，这就必然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赋税、摇役和兵役负担。中国是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形成了中央集权制，“就好像一个还役有成年而且身体蔽弱的人勉强地穿上了一套不胜负担的恺甲。这样，沉重的赋税落在人民身上，同时也延缓了扩大再生产的进程”秦朝的田租（土地税）征收粮食和刍葉，口赋纳钱。各种租税要占去农民三分之二的收成，“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剥削率以50%为临界点，超过这一限度，则不堪命口当劳动者无法“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条件”时，整个社会牛产体系也就崩溃了。

    三、频诊的摇役与农业生产过程的中断

    秦统一后，大规模的战争动员和劳役动员打断了正常的农业生产进程。秦始皇在消灭了六国的军事力量后仍极度强化帝围的军事力量，在内部已不存在军事征伐、兼并的对象时，他派三十万大军北逐匈奴，收河套地区建立九原郡调动五十万人南逾五岭，建立南海、桂林、象郡。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运粮以行，重不及事。秦“发夭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秦击越之役也是“越人逃人深山林丛，不可得攻留军屯守空地，旷日待久，士卒劳倦”。兵法日“兴师十万，日费千金”。秦在周边少数族尚不足以对中原王朝构成直接威胁的情况下，主动北逐匈奴，远征岭南，人为地激化了民族矛盾，“适足以结怨深仇，不足以偿天下之费”。秦代规定，十六岁为开始服兵役的年龄，“六十而还”。这一年龄段的劳力是农事活动的主要承担者。百余万青壮年傅籍诣军，既削弱了农业生产的有生力量，又无限加重了农民的额外负担。云梦睡虎地四号墓出土木犊记载了兵士向家中索要衣、钱之事，其中有“室弗遗，即死矣，急急急”字眼，紧迫之意谧于言表。自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后至其灭亡以前，秦大型摇目多达二十余项，二世时期更是“戌摇无已”。这些徭役，除了少数是用于生产性的建设以外多数是属于劳民伤财、专供统治者享用的非牛产性工程。

    早在并灭六国的过程中，秦就“写放”各国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径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秦始皇三十五年。决定兴建朝宫于渭南上林苑中，其前殿便是著名的阿房宫。它“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颇以为朗。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代杜牧曾以“蜀山兀阿房出”形容其工程之浩大。秦筑长城起临眺至辽东，延麦万余里，筑城工程仅私河上“一段就用卒三十万。司马迁在实地考察蒙恬率军卒修筑的长城后曾感叹道：“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埋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他认为在“天下之心未定，痰伤者未瘤”的情况下，蒙恬“阿意兴功”，后米其兄弟遇诛是罪有应得。

    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令修“直道”，从咸阳以北不远的云阳出发，循子午岭主脉北行，经鄂尔多斯草原，直抵包头市西南九原郡治所，全长一千八百里（约合今一千四百里）。这样巨大的工程，从动工到完成，“总共只用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固然可以把它看作“是秦代劳动人民创造的又一奇迹”，但同时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急征暴敛、滥用民力的典型秦修建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驰道”，“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以至于某些国外学者“难以置信”怎口秦始皇陵园建筑规模宏大，修筑时间持续三十余年。

    据袁仲一先生研究，“仅土方工程一项就费工一亿七千零一百三十余万（应为一亿七千零十三余万）个工日。全国二千万左右的人中有劳力也不过四百万，每个劳力平均要服役四十余天。土方工程仅是凌园建筑中的一小部分工程，另外还要从北山运石，蜀荆运木，以及烧造砖瓦，修建地上和地下建筑，制作大量的陪葬品，等等。这些工程量比土方工程恐怕要大二三倍乃至数倍”。目前，考古界已进行过详细勘探的部分尚不足陵园总面积的五十分之一，已有兵马俑等众多发现，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其隐而未见者当还有许多。秦始皇历次出巡，车马浩荡，仪仗威严，俨然是一座移动的宫殿。沿途通水道，堕城郭，求周鼎，储湘山，征发动用的摇役人数也是非常巨大的。秦二世胡亥取得帝位以后，其淫靡奢侈、摇役兴作较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认为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于是大为宫室，复作阿房官“川欲造千乘之驾，万乘之属”以充实名号。他“复土骊山”，直到公元前208年周章串领农民起义军抵骊山脚下才被迫停工；他“增始皇寝庙牺牲及山川百祀之礼”，令四海之内都进献贡品，增加祭牲，周备丰仪尊祟之仪无以复加；他继续“治直、驰道”、“外抚四夷”，征发人民戍边，同时还征集各郡县“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拘马禽兽”；他“悠意挥霍，”下令征调各地菠粟当奠于中央，转运人员皆令自资粮食，威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卜他仍然巡行示强，威服海内。因此，在他统治期间“赋敛愈重、戍摇无已”，对始皇暴政“因而不改”。秦代役期规定，“月为更卒，己，复为正一岁，电戌一岁”。即此，力役已三十倍于古。但是仍然无法满足统治者的需要，所谓的役期规定徒为具文而已从云梦秦简的《摇律》可以看到，修筑各种工程，如果“未卒岁或坏陕（决）”，就要“令县复兴徒为之，而勿计为爵（摇）”在秦统治者的任意征发之下，过期之摇、逾时之役成了劳动人民的沉重负担。

    有人估计，秦代人口约二千万左右，应征服役者当不下三百余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以上。负担摇役者皆为青壮年劳动力，几乎占了全国总劳力（以四百万计）的四分之三以上商君学派在确定农者和食者之间的比例时指出：“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秦始皇把法家理论“作了猛烈的发展”，但是唯独忽略了这一经验之谈。秦代摇目之多，始傅之早，役期之长，征调之急，督责之严为世所罕见。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业劳动力被迫脱离农业生产，从事“强制性的无偿的劳役”。以百余万的农业劳动力提供二千万人口的荃本农产品需求和统治阶级的无度挥霍这确非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所能胜任。农业在重压之下崩溃了，人民断绝了生路，最后被迫走上了反抗的道路。李斯等人在分析关东“群盗”并起的原因时说“盗多，皆以戍、槽、转、作事苦，赋税大也”。无偿的劳役征发是以无偿的农业破坏为代价的。“天下苦其役而反之”，正是陈涉等。毗隶“之徒首举灭秦义旗的基本原因。

    四、严刑峻法对社会生产力的摧残

    秦代的严刑峻法，对当时的基本生产力造成巨大摧残。《盐铁论》中谓，“秦法繁于秋茶。而网密于凝脂”。在严密的法网下，人民动辄触法，以至于“枯衣塞路，图圈成市”，把全国都变成了大监狱。秦始皇“以暴虐为天下始”。二世“而重之以无道”，使秦之，法令诛罚，日益深刻。残酷的刑法或夺去人民生命，或断伤人民肢体番或强制人民货戍；或迫使人民“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进一步加速了不堪重负的秦农业的崩溃。湖北云梦秦简的十种文书中。除《编年纪》及《日书》外，均是法律文书”，它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一方而的丰富资料。

    秦简中出现的死刑有戮、弃市、碟、定杀等，见于史籍的还有“族”、“夷三族”、“袅首”、“车裂”、“腰斩”、“体解”、“囊扑”、“剖腹”、＋羡黍“凿顺”、“抽胁”、“镬烹”等。死刑剥夺了“罪犯”的生命，是对生产力的直接堆残。秦实行重刑主义，即使犯有轻罪也要给以极重的处罚。秦始皇”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公元前216年，秦始皇“夜出逢盗兰池，见窘”，他下令“关中大索二十日”，对人民实行报复性镇压。公元前211年，陨石坠落东郡，有人在石上刻“始皇帝死而地分”七字。“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播销其石”。二世时“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埋葬秦始皇时，二世下令：凡后宫无子者，均须为始皇殉葬，“死者甚众”；“葬既己下，或言工匠为机，藏皆知之”，竟将所有在墓内工作的工匠统统埋于墓内，制造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修剧秦朝的各级官吏中更有一批穷凶极恶的刽于手，如范阳县令“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萄人之首，不可胜数气。

    肉刑是“斩人肢体，凿其肌肤”，人为地造成受刑人生理残疾的刑罚。生理残疾严重影响了刑徒的生产能力。秦代史籍或简册中萄刑记载繁出，它既是对受刑人的一种肉体折磨，又是一种精神侮辱。刻而葱墨，便于统治阶级对这些罪犯识别和防范。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秦时荆鼻盈蒙，断足盈车”，使更多的人失去生产能力。而宫刑使“受刑者绝生理，如木之腐朽无发生也”，从根本上消灭了人的再生产功能。《史记·秦始皇本纪》有“隐宫徒刑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的记载，说明处官邢之人当不在少数。《云梦秦简·司空律》指出，“城旦春毁折瓦器、铁器、木器，为大车折揉，辄答之。直一钱，答十；直二十钱以上，熟答之……城旦为工殿者，答人百；大车殿……徒答五十”。秦律中关于答刑的规定较多，它既可作为对犯罪人的刑罚手段，也可以作为办案过程中的拷讯措施。有人将答刑与肉刑相区别，其实，功答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或至死而答未毕“汉朝曾以答邢代肉刑，但由于答挞者往往致死，”民皆思复肉刑“，把答刑的残酷性表现得淋漓尽致。秦答刑动辄即”答百勺，“熟答之”，由此毙命之人当不在少数。肉刑中还有免钳，鉴足诸刑，是以铁木束其颈，镣其足。此等刑具见诸秦简者有“拘续姗杖”等，其实物在秦始皇陵西北角郑庄村南的秦打石场遗址曾有出土，其中铁钳九件，铁钦一件，说明打石工是献着利具从事生产的。“秦的肉刑大部分是与徒刑结合使用。”也就是说，在摧残其形体以后仍逼迫他们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由于当时刑徒的生活极其艰苦，劳役十分篮重，鞭挞、重罚、疾病和饥懂，往往使许多人刑期未尽而身先亡。

    秦律规定“有罪以费赎”。罪犯可以钱财或劳役形式抵偿其刑。罚金、赞甲、费盾，是对“罪犯”进行财产剥夺，“从考古发掘的实物看，秦时的恺甲和盾牌，或是用铜，或是用皮革，制作非常精致，非专门手工工匠和工人是很难制作的咽其价格必定非常昂贵。计《云梦秦简》中言。赞一甲“者三十九见；”赞二甲“者四十九见”赞一盾“者四十四见；”赞二盾“者一见仅言赀而不言甲或盾者一见，言货以上者一见。秦统治者逼过罗织罪名强行掠夺劳动人民的必要劳动产品，进一步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对于无力缴纳钱财者，则强令以劳役相抵。

    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姚池头村一带发现一个大规模的刑徒墓区，在覆盖尸骨的瓦片上发现墓志瓦文十八件（其中一件上刻有两个人的墓志文），凡注明刑名者十人，均为居赀。赀摇戍是秦大规模法定摇役之外的额外强制劳役，它逐渐演变为统治者任意征发人民的重要借口和基本形式。秦简《法律答问》中盗桑叶脏不盈一钱即“赀徭三旬”，役期已与“更卒”等；而“赀戍一岁”、“赀戍二岁”则意味着又复为正卒、屯戍一岁；至于赎死、赎迁、赎宫、赎耐诸重刑的赀戍时间更长。秦律规定，赀戍者一日抵偿八钱，由官府供予饭食的，每天六钱。一以每日劳役抵六钱计算，每年三百六十五天（实际上不可能劳动这么多天数），需要连续服二十七年以上的劳役，才能达到汉减死的最低标准六万钱”。一般认为秦刑重于汉，故赎刑者欲得“减死”，实际上要终身服劳役。刑迫使更多的劳动人民脱离了农业生产，尤其是重刑犯人很少有机会再得生还。上述赵背户村的居货刑徒即是为修筑秦始皇陵而死的。他们除了承担繁重的烧制砖瓦，打制石材、搬运土方任务外，还受到种种摧残。”M41出土的一仰身直肢葬者，头骨上有刀伤痕迹，腰部残断M33出土的八具骨架中有一具有刀伤痕迹，俯身作挣扎状。M34第二组的三具骨架身首异处，四肢骨与躯于骨也分离，堆置叠压显系肢解”。赀罚赎刑的残酷性在于它是以法律手段对广大的劳动人民实行必要劳动产品与体能的再盘剥，因而它的强制性、残酷性大大超过了正常的田租、赋税、摇役的剥削。赵背户村刑徒墓地的累累白石与宏伟高大的秦陵形成强烈对照，秦代许多的浩大工程就是以他们的生命过程之终结为代价而建立起来的。

    秦代赋税、摇役除了策重之外，另以征调急促为突出特征。凡转输之物、服役之人，必须限期抵达。否则便视为犯法，要根据不同情节，受到相应惩处。秦简《摇津》规定：“御中发征、乏弗行，货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淬；六日到一旬，货一盾奋过旬，货一甲”口至于兵役，其督责程度更为严格，“失期法皆斩”。在大规模、远距离情况下限期征调粟当、兵员，其旅途之苦楚往往超过了输、役本身。结果是，“秦民见行，如往弃市”，人民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陈胜一行就是在“滴戍渔阳”的过程中遇雨失期后被迫起义的。陈胜说。卜失期当斩，藉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度其“经营图国，假使不成而败，犹愈（逾）为戍卒而死也”。因而“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走上了反抗的道路秦以超经济强制急促地滥用民力，也是造成秦末社会生产力受到巨大摧残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阶级矛盾的激化与典二世而亡

    贾谊在《过秦论》中极论秦“常为诸侯雄”的辉煌历史，“并海内，兼诸侯”的不朽功业，以及良将劲弩之强，“金城千里”之固。贾生以此为铺垫来反衬”一夫作难而七庙落，身死人手为大下笑“的悲渗结局。他说，秦朝天下并没有削弱缩小，富庶的雍州，坚固的蜻函依然如故。陈涉的地位不比山东诸国国君尊贵；诅段棘矜不比钩戟长矛锋利；滴戍之众不比九国军队强大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策不比六国谋士高明。如果让山东诸国与陈胜比试长短、较量权威，实不可相提并论但是。秦何以对六国则战无不胜，遇义军而土崩瓦解？贾生认为，天下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然“三主（始皇、二世、子婴）惑而终身不悟”，最后导致灭亡。《过秦论》精到的历史见识与其优美的散文语言相得益彰，堪称绝唱。

    秦灭六国是扫除诸侯割据势力，完成国家统一事业的过程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表现为诸侯集团之间的对峙与斗争，而农民与新兴地主阶级之间的基本矛盾则被暂时“所缓和和转化了。”由于“各诸侯国之间的长期分治和战乱相寻，使统治者容易煽动各国人民之间的仇恨和不理性来转移本国人民对战争及徭役负担的不满，而人民因战争承受的物质损失，又可从掠夺别国及战后的赏功而局部地得到弥补气。而人民苦于“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的战乱时代，希望结束长期的割据纷争局面，以实现其安居乐业的美好班望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民能够忍受非常时期的残暴统治和繁摇苛赋。但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毕竟是封建杜会的主要矛盾。随着秦统一进程的完成，这一矛盾逐渐上开、并占据主导地位。面秦统治者没有意识到这一根本性变化，仍把六国旧贵族作为主要危险加以防范。

    《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曰，“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因面秦巩面统治的一系列政策、制度、措施都是缘此而发。他们在六国政权已被打倒和胡人尚不足以构成直接威胁的情况下，变本加厉地继续推行着统一六国时的征服和扩张政策。这正如贾谊所谓的，“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政，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阳。而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并非当时急务，迫切需要处理的是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建立一个比较安定的生产环境、减轻租税徭役负担，让杜会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以巩固刚刚建立的统一封建政权。秦统治者无视于此，反而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致力丁废分封、堕关隘、销锋滴、迁豪杰、筑长城、击匈奴、戍五岭、修驰遒、巡全国、穿骊山、营宫朗等规模更大的战争和劳役动员，希望以此达到长治久安。但是正是这些措施在客观上加速了秦经济的残破，激化了阶级矛盾，造成了“力役三十倍于古，租税二十倍于古”，的沉重负担，把人民逼上了死亡线，导致了农民起义的姆发。“王迹之兴，起于阎巷”，这是出乎秦统治者预料的事口陈涉、刘邦由一介平民侦发而起，做了雄略之主口而秦不封诸侯、销毁兵器、毁坏名城等制度、措施，恰价为他们灭秦扫清了障碍“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说明秦与六国和义军之间是性质不同的两类矛盾。秦灭六国是统治阶级内部消灭割据势力，建立统一政权的斗争。由于它适应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所以秦始皇能“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履至尊而制六合”，威振四海，取得辉煌胜利。秦与农民起义军之间的斗争，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由于它是动员了被压迫阶级的整体力量，所以就造成了陷秦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这就是秦何以能灭六国而无法抵御陈涉、刘邦的基本原因。

    世人皆谓秦二世而亡，其实“秦始皇迟死几年，他（也）将会亲眼看到农民起义的烽火的”。因为在他统治的末期，已将社会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以至于人们在叹服秦兵马俑坑之壮美的同时发出了“始皇不火，天理难容”的感概。在贾谊看来，秦二世似乎还有一次“补救的机会”。因为，“寒者利权褐而饥者甘槽糠，……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但是二世不行此术，反而重之以无道。毁坏宗庙，摧残百姓，刑法繁多、杀戮严酷。

    赏罚不当，社会秩序大乱，人民穷困僚倒，工程摇役繁兴，刑戮相望于道，以重天下之苦。最后“身不免于戮杀”，彻底葬送了秦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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