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县衙清风-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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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从事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可不知什么时候喜欢上了历史,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史不分家的缘故吧。

    读史书,我喜欢读史书中的“列传”,尤其喜欢读“循吏列传”,那其中的每一位人物,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如在眼前,让你久读不厌;桩桩事件也让你印象深刻,回味无穷,浮想联翩。关于循吏,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开设“循吏列传”这一栏目,后世史家皆跟从效法。何谓循吏?司马迁在《史记》卷一百一十九《循吏列传》中用“奉职循理”四个字为“循吏”下了个定义,唐代司马贞《史记索引》谓循吏是“本法循理之吏也”。二十四史中,对“循吏”的表述也不尽相同,因此,对“循吏”就有不同的称谓,有称“循吏”,有称“良吏”,有称“廉吏”,还有直接把“循吏”解释为“清官”。不管怎么称谓,其核心含义没有变,上循国法、下顺民情的为官思想境界没有变。如果用两个字对“循吏”进行概括,那就是人们常说的“好官”。

    从司马迁开设“循吏”专栏,到《清史稿》中的“循吏列传”,写循吏呈现出两大趋向。一是从数量上来说逐渐增多。《史记》记载了三千多年的历史,但司马迁按照他的“循吏标准”,仅选取了五人;大清名臣张廷玉,奉旨撰写明史,二百七十六年历史,他仅选循吏四十余人,至《清史稿》,不足三百年的历史则选取循吏一百一十六人,几乎是明史的三倍,数量上是一个突飞猛进,也标志着从张廷玉到赵尔巽作史思想之变化。二是从官阶上逐渐低化、下沉。《史记》中所选五位循吏,其中四位国相,一位是晋文公的司法官,这些人物都属于一个国家的核心人物,而到了《清史稿》,所选人物多为知县,尽管有些人后来晋阶知州、知府甚至更高的官阶,但这毕竟不占数量上的优势。这两大趋向彰显了史家对循吏这一阶层越来越重视,对于他们在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认可。循吏还有广义上的意义,从官阶上不限于基层官吏,只要符合上循国法下抚民情者,有学者都称为循吏。《清史稿》中,一些没有被列入“循吏”这一栏目的上层清官也被后世学者称为循吏。

    读《循吏列传》和那些清官传记,总有一种“高山仰之”之感,仔细思忖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其一,在他们身上,总能体现中华传统道德最优秀的部分。道德二字是一个合成词,“道”,指的是道路,后来引申为事物运动变化与发展所遵循的规律和准则,“德”和“得”相近,即对“道”的认识体悟所得到的。“道德”的含义有一个丰富和发展过程,比如道家有“尊道贵德”的自然道德观,儒家有“内圣外王”的人伦道德观,墨家有“重利贵义”的道德观,法家有“贵法不贵德”的道德观。考察各家学说的道德观,以儒家尊崇的道德与现代意义上的道德观更接近,或者说我们现在所说的“传统道德”的伦理体系,是综合古代不同学说的道德观的合理部分而形成的,而吸纳儒家的成分更多一些。因为儒家之道,把天道、人道合一,既是大自然本体,也是社会人生的终极价值;把“德”阐发为社会政治、人生操守的伦理内涵,忠、信、孝、悌、仁爱、谦让、忠恕等内容都成了道德体系的组成部分。那么,究竟怎么样去界定现代意义的“道德”呢?魏英敏先生在梳理古今中外对“道德”的阐释的基础上,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道德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关于善与恶、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等观念、情感和行为习惯,并依靠社会舆论和良心指导的人格完善与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规范体系。(魏英敏:《新伦理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如果分析这个句子,道德是什么?道德是一个规范体系,规范的对象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各种观念、情感和行为习惯,凭借的是社会舆论和个人良心,也就是说用社会公众认可的观念、行为来引导人的观念行为并不断将其纳入规范体系之中,以此来完善人格,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

    这本书取名叫《大清县衙清风》,以《清史稿·循吏列传》作为选材的基础,所选三十多位循吏(包括于成龙、陈瑸等几位后居显位的清官),他们身上彰显着传统道德最光鲜的部分,体现着人性的高贵,品德、操守的纯洁无瑕。如三河知县彭鹏的有恩不忘:哭祭奶母,撕心裂肺;有节不屈:佯狂示疾,椎齿出血,坚拒伪职;台湾知县陈瑸的胸如大海,心平如镜,坦荡无私,慈善为怀;昌化知县陶元淳的以秤秤心,秤平心平;曾任七县知县陆陇其的要义不要利;合肥知县孙葆田的不恋名利,合则留,不合则去等,这些金贵的品格,乃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中最光彩的部分,是千百年来中华文明的精华,它永不为时代的变迁而改变,永不被世风的低下而被否认,这种人性的高洁,在中华文明的传承中,永远都会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自古以来,评价一个人的最基本的标准是“品质”,从古到今选人、用人的标准都是德才并举,其次序是先德后才,因此,在人类发展社会中,属于道德范畴的“人品”,从来,而且永远都会被尊为至高无上。

    好人和好官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好人未必就是好官,好官在人品上也未必就没有瑕疵。大清康熙年间,曾官拜文渊阁大学士,赠太子太傅,祀贤良祠的李光地,称得上一位好官,然而,这个人物的“人品”却引起时人和后人颇多的争议。这些争议大多聚焦在他的“腊丸卖友”事件上。《清史稿》卷二百六十二《李光地传》中以大量的篇幅记载李光地顺风顺水的仕途和令人注目的政绩,然治史者也没有忘记给他的人生留下污痕。《李光地传》开篇就以浓墨重彩描述李光地拒绝叛臣耿精忠征诏,密探耿军虚实,上疏朝廷,献上破耿军之计,显示了他忠于朝廷的拳拳之心;然而,史者正在酣畅淋漓地大写其功绩时,笔锋一转,插进了另外一个人物——陈梦雷,“陈梦雷者,侯官人,与光地同岁举进士,同官偏修。方家居,精忠乱作,光地使日潜诣梦雷探消息,得虚实,约并具疏密破贼状,光地独上之,由是大受宠眷。及精忠败,梦雷以附逆逮京师,下狱论斩”。史家为什么正在写李光地突然插进一段陈梦雷的故事呢?笔者认为这段记载的目的正是体现李光地的人品:同学、同乡,又是同事,一同被耿精忠扣留,一同打探耿军虚实,一起密谋上疏朝廷,还有被腊丸封着的一张奏折,而李光地竟能只写自己名字(有资料说他腊封前将陈梦雷名字抹掉),所以,最后结果是李光地飞黄腾达,而陈梦雷却下狱论斩,这就是有名的“腊丸卖友”事件。史书对李光地总的评价是肯定的,算得上一位好官,但他损人利己、卖友求荣,还有后来有人弹劾他的“贪位忘亲”等行为,都被后人在他的“人品”上打了个大问号。与前面所述“以秤秤心”“坦荡无私”等高洁之操守形成鲜明对照。虽然李光地的官声还不错,但他在人品上的偏私和虚伪,无论如何也体现不了中华传统道德最光鲜的部分。

    其二,循吏文化,或者说清官文化,传承了封建官场文化的精华。曾任四川大学教授、自号“厚黑教主”的李宗吾先生曾撰写影响深远的《厚黑学》,其中说道:“上天生人,给我们一张脸,而厚即在其中,给我们一颗心,而黑即在其中。从表面上看去,广不数寸,大不盈掬,好像了无奇异,但若精密考察,就知道它的厚是无限的,它的黑是无比的,凡人世间的功名富贵……无不从这区区之地出来。”这段话为《厚黑学》作了一个简单的注释,那就是“厚颜黑心”。还说道:“一部二十四史,一言以蔽之,厚脸皮,黑心肠而已。”李宗吾先生还著有《厚黑传习录》,其中大谈求官、做官和办事的要诀,当然仍以“厚黑”为基础。有人评价李宗吾的《厚黑学》绝对没有贬义,但在笔者看来,那是从某一角度对封建官场文化的讽刺。被称为谴责小说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也形象地解读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官场文化。好像一提到我国封建社会的官场,贪污、腐败、尔虞我诈、钩心斗角、欺上瞒下、贪赃枉法等坏字眼就是封建社会官场文化的全部内涵,其实,二十四史用“一言蔽之”,也有欠科学。社会是一个万花筒,历史也同样千奇百态,封建制度下的官场文化也同样有其多样性。

    清官文化就是封建官场文化中的精华。这种文化由封建官场一个个、一批批的清官、良吏的官品汇聚而成。本书所选清代三十多位清官、循吏,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清官文化”。

    清苦朴素、亦廉亦俭是清官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金代元好问《薛明府去思口号》云:“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意思是说有能力的官员不少,但能做到廉洁守法,公平、公正者不容易。读《清史稿》,如此廉吏者不乏其人,他们布衣蔬食,男务公事,女务耕织,俨然一幅平常人家的画面,更甚者如罗城知县于成龙闲时日食两餐,忙时日食一餐,经年不知食肉;曾任古田知县,台湾知县的陈瑸,官厨唯进瓜蔬,有时以桂园和老姜充饥,被皇帝称为苦行老僧;任过江西五县知县的石家绍,一生俭朴,毫无官家排场,临终嘱托子弟、家人,如要为其立碑,“片石即可,不可费资”。这些官吏心中只有国家、百姓,他们的官品如一潭清水,清澈见底。陈瑸为官二十多年,当了二十多年裸官,皇帝诏见时,赴京竟无盘费;牛运震在甘肃任三县知县,前后十年,被罢官时因无资费,无法回山东老家,靠到书院教书两年才得以返里;曾任五县知县、七州知府的谢仲坃,为官五十年,离职后家中竟无立锥之地,只好寄居书院等等,例子不胜枚举。

    品行方正,刚正不阿,秉公行政,无私无畏是清官文化的又一种表现形式。常言说:“公生明,廉生威。”为官者胸中装着一个“公”字,约己遵循一个“廉”字,那才敢直起腰来,做到刚正不阿,无私无畏。“公”与“平”紧密相连,心中有“公”,官心自平,官心平才有民心平。昌化知县陶元淳正是遵循这一信条,以己心换民心,以民意定己意,因此受到百姓爱戴。他特意镶一杆秤挂在家里,时时提醒自己,以称己心,以称人心。合肥知县孙葆田胸无私字,秉直而行,不畏权势,敢于审理权倾朝野的李鸿章家族案,并依法结案,抱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官训,表现可贵的为官品格;吴江知县郭琇,疾恶如仇,敢于怒掌提督派来的把总,百姓高呼“郭青天”。这种官品都以“廉”“公”作基础。

    勤政爱民是清官文化核心部分之一。勤、慎、廉三字曾作为清代衡量官吏是否合格的标准,因此,一些清官、良吏就将这三字多加阐释,作为自己为政的准则。曾任过七县知县的陆陇其就写了一本《莅政摘要》,开篇就说到廉与勤,曰:“莅官之要,曰廉曰勤。不特县令应尔也。然县令视民最亲,故廉勤一毫,或亏害于政也甚烈。且人孰不知,廉,吾分内事也。……勤,吾职分之当然也。……其要,莫若清心,心既清,则鸡鸣听政,所谓一日之事在寅也;家务尽屏,所谓公而忘私也。勿以酒色自困,勿以荒乐自戕也。今日有某事当决……毋谓姑俟来日,则事无不理,而此心亦宁,此廉,勤之大略也。”大清水利专家,曾任浙江西安知县的陈鹏年,一生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结果累死在工作岗位上,雍正皇帝赠谥“恪勤”,以表彰他勤政为民的优秀官品;做多年师爷后任宁远知县的汪辉祖在其《佐治药言》中也说到“勤”字,“古云勤能补拙,又曰业精于勤,故才钝而勤,则于事无滞;才捷而勤,则所为必工”。这些清官、循吏把“勤”字提到为政的高度,同时认识到“勤”字不仅是官吏必须遵循的工作准则,而且直接关系到国事的成败、百姓的祸福。

    清官、循吏身上所体现的人品和官品,是中华传统道德和封建官场的精华,是中华民族宝贵财富,它贵就贵在不管什么年代,不管世风如何变化,它总像一朵出水芙蓉光洁夺目,令人叹为观止;它贵就贵在这种文化总是站立在时代的潮头,与先进的文化和良好的社会风尚高度契合,不仅推动着历史前进,而且引领着时代发展。

    《大清县衙清风》首先试图以丰富的史料,使每一位清官、循吏形象更加丰满,使每一位人物背后的故事更详细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增强作品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其次,这本书是以述评的形式对每位人物进行探讨评价,书中所引资料大都出自正史、方志、碑传、年谱等,凡稗史逸闻尽可能不用,凡使用这些资料的地方,文中都予以注明,力求文章所用资料的严谨性及文章的学术价值。最后,这本书命名为《大清县衙清风》,所选人物对象重点是知县,即便有的是朝廷重臣,但所述之事仍侧重于知县任上之事,试图突出知县这一基层的官吏机构的社会作用、历史作用,突出知县在治理国家、安抚百姓中的重要性,期许这本书能带给世人以启发和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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