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乡县衙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北京的故宫等一起被誉为中国四大古代官衙，享有“北有故宫，南有县衙”“一座古县衙，半部官文化”的美称。走进内乡县衙，随着导游熟练的讲解，边听边看，几个小时过去了，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以下几点：其一，是它的规模与布局，县衙自然是坐北朝南了，只有这样也许才更能体现封建政权的威严。县衙占地约四十亩，中轴线上一排排主体建筑，如大门、大堂、二堂、三堂等，显得那样的深邃与神秘，两侧建有不同功能和衙吏办公、居住的庭院，与主体建筑形成一个主次分明、左右对称、布局合理、紧凑，井然有序而又浑然一体的建筑群。其二，是它的风格和摆设。中轴线上的三大建筑：大堂、二堂、三堂雄伟高大，三大主体建筑都有台阶托附，尤以大堂为最壮观，它面阔五间，进深十多米，高三丈余，其建筑本身就给人以气势和威严，在稍矮于大堂的二堂、三堂陪衬下，显得更加神圣。大堂上方悬挂着“内乡县正堂”金字匾额，正下方摆放着一张黑漆公案，案上摆放着知县断案时使用的一应什物，如文房四宝、惊堂木、发令签等，一侧摆放着堂鼓、仪仗和各种刑具，这就是古代知县举行重大典礼、审理重大案件的地方，巍峨森严的大堂展示着在这块土地上的至高无上和不容侵犯威严。其三，是它的色彩格调，青砖、黑瓦、红漆立柱、黑漆大门，构成了县衙色彩的主格调，尽管其中的木质结构曾经被后人数次维护，然而，色彩不断加深，似乎诉说着这座县衙的古老和沧桑，也更显示了它的庄重。
更能吸引人们眼球的还是那一副副楹联。在这个威严十足，甚至令人感到极度压抑的官府衙内，也只有那些楹联不时吹来一股令人轻松舒适的清风。内乡县衙楹联究竟有多少副，笔者没有统计，然而，有副楹联最能引人注目，那就是县衙三堂联：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
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堂联跟前，驻足者众多，人们看之，念之，写之，思之，久久不肯离去。据记载，这副楹联是清康熙十九年，时任内县知县的高以永所撰。
高以永，字子修，号荆门，浙江嘉兴秀水县人，出身望族，为北宋名将高琼二十二世孙。康熙十二年中进士，十八年知河南内乡县，兼摄镇平、淅川两县事务，在知县任上九年，官至户部员外郎。据《内乡县志》《嘉兴县志》记载，以永为官不畏强权，为民除暴，使地处鄂、豫边界的内乡治安混乱局面得以治理；高以永重视民生，广招贫民，开垦荒地，植桑种粮，并且免除新垦土地税赋，调动农民开荒种田积极性，累年垦荒达四十余万亩，民获其利；高以永勤于政事，关心民事，爱护百姓，宽仁和善，廉洁律己，清苦过人，受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据记载，高以永因劳累过度，卒于任上。为官多年，死无遗物，靠朋友接济，得以将灵柩运回故里，灵柩过内乡时，百姓扶柩相送数十里，不忍泣别，场面极为感人。
高以永是位百姓爱戴的清官，因此他才能撰出清风扑面的楹联。
高以永把自撰的一副楹联写在三堂前的立柱上，他为什么要把这副楹联写在三堂前呢？笔者伫立三堂前，寻思良久，再回味大堂前之楹联：
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
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
不由对三堂这副对联发自内心地赞美。三堂是一个什么地方？三堂不是审理案件的地方，它是知县与官员们商议政事、处理政务、思考问题、阅读书卷的地方，因此，把自己撰写的“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写到这里最合适、妥帖。这是对问题深思过后，内心世界的自然流露，不用镂刻，不必雕饰，是那样的自然、和谐、质朴而又深邃。大堂前面的对联，气势恢宏，它所起到的作用是使当事者未进大堂先被震慑，同时，对端坐大堂之上的县太爷也起到警醒作用。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这副楹联尽管语言质朴无华，但其内涵却深刻丰富。上联阐明的是作者的两个重要的观点：一个是荣辱观，另一个是价值观。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这是作者从官场得失这一角度论3“荣辱”。不以得失论荣辱，表现的是一种胸襟与气度，升迁也不会沾沾自喜，荣耀无比；贬官甚至夺职，也不会因此沮丧不堪。为什么会有这样淡定、安然之心呢？因为，对一个以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为己任的清官志士来说，当官是一种表象，荣辱只是一种主观认识，只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在官位上的所作所为，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百姓，至于荣辱得失，自己也左右不得，奈何不得。明代洪应明的《菜根谭》在描述淡定闲适的心情时说：“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菜根谭》表现得淡定、闲适，其中包含道家思想的消极成分，而三堂前对联中表达的胸怀、气度却包含着在官场这个平台上，不负圣命，不负民望的前提下的荣辱观，这种充满积极向上的荣辱观，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出了道德的评判范畴。
“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这后半句与前半句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意思是说，尽管不会把官场得失看得那么重要，更没有把这个七品知县当成光宗耀祖标榜自己的金牌，然而，知县这一官阶不高，而它的作用极为重要，可谓顶天立地。所谓顶天，即谓知县与百姓最接近，百姓为天，而天不可欺；所谓立地，即谓它是一代王朝统治构架的最底层，是帝国大厦的基石。一个、一批、一代代清正廉明、上报国家、下安百姓的优秀知县就为稳固帝国大厦基石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七品知县官位虽小，价值颇大。在如此价值观的指导下，作为知县，为官一任，就要实现自己最大价值，造福一方百姓。荣辱观又受他的价值观影响，因此，此联所揭示的荣辱观、价值观息息相通。
下联“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此联深刻阐述了官与民的辩证关系。首先涉及的是尊卑关系。“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的主语应该是“官”，什么官呢？联系具体的语言环境应该是“父母官”。“父母官”是旧时百姓对廉洁循法、勤于政事、爱护百姓的州、县官的尊称。《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记载，西汉元帝时，南阳太守召信臣“为人勤力有方略，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躬劝耕农，出入阡陌，止舍离乡亭，稀有安居时。……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吏民亲爱信臣，号之曰召父。”《后汉书》卷六十一《杜诗传》也载，光武帝时期的杜诗也曾任南阳太守，“性节俭而政治清平，以诛暴立威，善于计略，省爱民役……又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时人方于召信臣，故南阳为之语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由此可见，这“父母官”的职责有二，一是爱民如子，为民造福；二是庇护百姓，为民做主。如此，百姓才尊之为“父母官”。楹联首先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官与民之关系，既然尊这些地方好官为“父母”，那么，这种尊卑关系，也就形成了。对联虽然省略了主语，但谓、宾齐全，那就是吃的、穿的都是百姓的，这又出现了一个“父母”，叫“衣食父母”。吃百姓的，穿百姓的，当官的生存全都依赖百姓，那百姓自然是当官的“衣食父母”，从这个角度讲，对联又揭示出另一层尊卑关系，那是民尊官卑。究竟官与民之间应是什么关系呢？谁尊谁卑呢？对联的前半句就已经深刻地阐明了二者的辩证关系，二者互为支撑，互为依存，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的统一体，撇开矛盾的任何一方，而另一方都很难存在。
虽然说在尊卑关系上，角度不同，称谓不同，“父母官”和“衣食父母”似乎难分高下，然而，几千年来的现实，官就是官，民就是民。《孟子·滕文公章句·上》有劳心劳力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所说的“劳心者”，就是指的统治者，当官的统治别人；老百姓被别人统治，被统治者供养别人，统治者靠别人养活。孟子把话说得如此明白、露骨，而且还说这是天下通行的道理。那这就赤裸裸地揭示了封建社会官与民之间的关系。其实，即便是高以永时代官与民之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这就有了对联中的“莫道百姓可欺”，统治者若想欺压百姓，那是易如反掌，统治者欺压百姓，也是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但也有不少的清官明白，百姓如天，欺人如欺天，百姓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高以永作为一位清官，承认百姓是被统治者，认为百姓能欺，而不可欺，欺百姓如自欺。“自己也是百姓”，或可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说在未做“父母官”之前自己也是一介布衣，也就是说，“父母官”来自百姓；二是说如果当上了“父5母官”而忘掉了“父母官”的内涵，以统治者自居，视百姓如草芥，贪赃枉法，欺压百姓，榨取民脂民膏，这样的糊涂官最终会被历史淘汰，会被百姓淘汰，如此，再想做一介清白布衣而不得。因此，“莫道百姓可欺”一句，如同黄钟大吕，振聋发聩，以自警，又以警人。而这也正道出了楹联作者的地位观。
统读上下两联，作者以平白的语言、淡定的心态、宽广的胸襟，自然吐露出作为地方小官的为官原则和指导思想，从而揭示高以永其人的价值观、地位观和荣辱观。一位封建社会七品知县竟有如此高的思想境界，实在令世人钦慕。
走出内乡县衙，县衙三堂前这副对联总在脑子里驱之不去，笔者手中不经意地翻阅刚刚买到的一本《古代廉政对联选》，有一副楹联赫然入目：
居心似冰，若受赂贪财，使一人抱屈者，神诛鬼灭
执法如山，倘通情畏势，有一事不公者，男盗女娼
细看，原来还是河南县衙的一副楹联，据介绍，此联是清康熙年间，山西闻喜县人孙子昶在河南通许县任知县时写在县衙门外的一副楹联。笔者琢磨，此楹联虽没有内乡县衙三堂楹联写得那么舒缓，那么自然，那么饱含哲理，但它昭示了一位地方清官不为财动，以廉立身，秉公执法的决心和胆魄。上联从“廉”字入手，守住为官底线，打造社会公平；下联从“法”字入手，摒除执法干扰，突出公正、公平。上下两联的核心是一个“公”字，为了这个“公”字，孙子昶在表达自己决心要做廉洁执法，不畏权势，公平办事，公正执法，为民做主的地方清官时，其笔调近乎声嘶力竭，近乎发誓，近乎诅咒，既是这位孙知县对世人的承诺，同时也包含了一位清官的无限自信。“公生明，廉生威”曾为明代郭允礼的《官箴》中的名言：“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其实“公”和“廉”有着内在不可分割的联系，非“廉”不可能“公”，“公”的基础是“廉”，而“公”又能促使“廉”的提升，二者是一对相互支撑、相互依存的统一体。孙子昶以廉洁为威严的基础，以公平、公正为处理政务、审理案件的最高目标，成就的是一位地方清官的思想境界，成就的是百姓对这位“父母官”的敬仰和爱戴。
从河南的内乡县出发，向东北方向约二百公里处是河南的叶县，据介绍，叶县县衙是目前我国古代衙署中唯一的明代县衙建筑。叶县县衙是一座五品县衙，即叶县是一大县，其知县官阶为五品，因此，县衙建筑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然与内乡县衙相比，其规模不及内乡，而风格大致相同，重修后的叶县县衙，已经成为叶县县衙博物馆。
参观叶县县衙，不是搞建筑学的只是大致领略县衙中轴线上的几大主体建筑，及中轴线两边附以对称的建筑，其中建筑文化内涵很难讲清楚，而吸引人们眼球的还是那些哲理深邃、掷地有声、寓意深长的楹联，如大堂楹联这样写：
我如卖法脑涂地
而敢欺心头有天
这是在告诫办案人员要依法审案，主持公道，否则天理难容。
宅门楹联这样写：
受半文不值半文莫谓世无知者
做一事须精一事庶己心乃安然
这似乎是对大堂楹联文意的补充。拿了人家的钱，当官的就可能枉法，那这样的知县是毫无价值的知县，只有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为国为民，认真做事才无愧于天，无愧于己，无愧于民。
更令人震撼的是叶县县衙大门楹联：
天听民听，天视民视
人溺己溺，人饥己饥
据史料记载，这副楹联是大清同治六年，时任叶县知县的欧阳霖所书。
欧阳霖，江西彭泽人，曾在叶县知县任上六年，为叶县百姓办了不少好事，他清正廉洁，关爱百姓，广施教化，曾在平顶山上建义学，在卧羊山上修黄（庭坚）文节祠，对叶县文化发展有较大贡献；他为人正派，秉公执法，为民做主，受到百姓的爱戴和敬仰。
据说，这副楹联是欧阳霖从中牟知县任上调任叶县五品知县之初撰写的，他在县衙大门上撰写这副楹联具有深刻的含义。“天听民听，天视民视”，出自《尚书·泰誓》，原话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指责），在予一个，今朕必往”。这是武王伐纣时武王答复臣子的话。有人说商纣是上帝的儿子，伐天子有违天命，武王说，上天所看到的来自百姓所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来自百姓所听到的，商纣无道，如今老百姓抱怨、指责我，那我一定听命百姓讨伐商纣。欧阳霖在此化用其意，上任之初，就昭告于全县，也在警醒自己，作为一县的最高长官，自己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都在上苍和百姓的耳闻目睹之中，之所以把此楹联写在县衙大门上，是着意告诉百姓，自己愿意接受广大百姓的监督。这充分体现了这位五品知县，愿意做一位百姓的真正的“父母官”，愿意做一位有担当、有责任的地方官，也彰显了这位知县坦荡磊落，刚直无私的内心世界。
“人溺己溺，人饥己饥”，出自《孟子·离娄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后稷教民稼穑，授耕种之术，制作家具，百姓感激他，称他为谷神；禹治水患，宵衣旰食，疏导江河，三过家门而不入，水患被除，受百姓尊敬。所以，孟子说：“稷思天下缺粮，饥民无数，而感人饥己饥；禹思天下水患，灾民万计，而感人溺己溺。”其义为看到别人被水淹，就好像淹到了自己，看到别人挨饿，就好像自己也在挨饿。比喻设身处地，急他人之急，苦他人之苦。欧阳霖借用其意，来表达自己关爱百姓，与百姓同苦乐的心境。全面理解这副楹联，有这样一个意思：自己来这里做官，愿意接受这里的百姓的监督，监督什么呢？看他是否是一位急民所急，为民办事的好官；或者颠倒过来，我欧阳霖坐镇叶县县衙，为叶县“父母官”，是否算得上一位称职的“父母官”，愿意接受叶县百姓的监督。
这副楹联彰显了这位叶县知县在为政方面的底气，没有为百姓造福的决心和能力，绝没有这样十足的底气和胆魄。
看完了内乡县、叶县县衙，心中受到很大的震撼，联系到史料上的记载，脑子里总是把内乡县衙三堂联，通许县衙外楹联及叶县县衙大门楹联联系在一起，尽管这三副楹联来自三个县衙，然而，在这三副楹联中总能看到一个人影，那就是封建社会的一位清官。他有为官的一副淡定豁达的良好心态，他有做好一任“父母官”指导思想和原则，他有向世人郑重的承诺和金子般的誓言，他有敢于接受百姓监督的勇气和胸襟，他更有与民同苦同乐的美好的情怀，正是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地方小官，才使代代王朝得以延续，正是有千千万万这样的清官良吏，才使中华文明不断续写，代代相传。
离开内乡、叶县县衙很久很久，然而，思索县衙中那一副副铭刻心扉的楹联，仍觉阵阵清风拂面，丝丝细雨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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