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瑾的史料，笔者能够查阅到的不多，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马明达先生，曾在2005年发表过一篇题为《清初回族循吏张瑾史迹》的文章，比较系统地对张瑾进行了研究，尤其是对其家世探讨得较为深入，结论是：“明初西域人阿不都拉因善射被明太祖赐姓为张，其后裔世居扬州……张瑾是他的后代。”
《清史稿》“本传”云：“张瑾，字去瑕，江南江都人。康熙二年举人。十九年，授云南昆明知县。……居三年，病卒。”除此之外，还有与张瑾同时代人周彝的《张涤园行状》及宋和的《张涤园墓志铭》，以及后来的焦循《张君瑾治昆明记》等都是记述张瑾事迹的重要史料，然就从这些史料里，也很难还原张瑾一生的行事轨迹，比如，从康熙二年张瑾考中举人，到康熙十九年知昆明县，中间这十七年行踪都较模糊；还如，张瑾享年几何？马教授在文中说：“康熙二十九年（1690），已经年届花甲的张瑾，被任命为云南昆明县一职。”“康熙三十三年（1694）正月二十三日，张瑾因为积劳成疾，猝死衙中。”这些记载与《清史稿》中就不相符。按《清史稿》记载推算，张瑾赴任应在五十岁，死时应是五十三岁。康熙十七年（1676）吴三桂死，康熙十九年（1678）张瑾赴任，这符合《清史稿》说的“时吴三桂初平”的历史事实。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连家世、生平都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的人物，而且资历不深、官职卑微、任职短暂，却能从多如繁星的知县当中脱颖而出，载入“国史”，定有他的过人之处。本文从现有的资料里理出个头绪。
为官以廉。从周朝开始，对官吏的考核，就把“廉”作为基本内容，所谓的“六廉说”，即考核官吏的六条标准，都以“廉”字为基础。本文的命题“食禄于君，不食佣于民”，是笔者借用了张瑾在昆明知县任上，辞却“民旧供县公费日十金”时的一句话。虽然只有九个字，然而，透过这九个字，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端坐在昆明县衙大堂之上，堂堂正正的知县形象，他懂规矩，守规矩，该属于自己的自己得到，不属于自己的分毫不取；他有严格的为官底线和清晰的价值观念，为官不贪，这是最基本的原则，失去了这个原则，也就丢掉了为人的价值，更没有了做官的社会价值。为官廉，是张瑾任上坚守的信条，也是对昆明百姓的承诺。
为人以直。张瑾为人耿直，在他心里，只有直理，无有权贵，直理直推，正事正办，从不屈从。这种性格、品质被他顶撞的上司也不得不认可，不得不称誉。《清史稿·张瑾传》就记载了这样几件事：
昆明池受四山之水，夏秋暴涨，怒流入闸河，沙石壅塞，水乃溢。浸濒池田，岁劳民力濬之。晋宁州境毗于昆明，受东南诸箐之水，旧迹有河道入江，上官议凿之以通闸河。瑾按地势为图白之曰：“闸河独受昆明之水，已不能吐纳，沙石旁溢为害，岂可更受晋宁水乎？且其地高若连瓴，沙石犖确尤甚，殆不可治。”台司持之坚，则指图争曰：“高下在目，何忍陷民于死！”总督范承勋曰：“令言是也。”议遂寝。
兵备道欲以流民所垦田牧马，求之期年，不与，久亦称其直。
将军仆杀人，按察史置酒为请，阳诺之，退而正其罪。
巡抚朴子谋夺士人聘妻，即县庭令士人行合卺礼，判曰：“法不得娶有夫之妇，妇乘我舆，壻乘我马，役送之归，有夺者治其罪。”
第一段记载了张瑾与他的上司据理怒争一事。上司决定将晋宁州的诸箐之水并入昆明的闸河，张瑾以理据争不可，然上司枉顾张瑾的理由，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一般情况下，下级与上司的意见不同，争而未果，恐怕也只有保留，没有必要与上司闹得很僵，然而，张瑾见自己的上司固执己见，大怒，用手指着图纸说：看看图上的地形，已一目了然，可你仍然坚持你的意见，难道你忍心陷百姓于死地！胸中怒火喷薄而出，且站在百姓生死的高度，厉声斥责上司，这需要的是胆量、气魄，其结果是被总督认可，遂罢其议。
下面记载的几件事，涉及道台、将军、按察使、巡抚等人，这其中的人物官阶最小的道台，也要比知县至少大三级，道台是介乎省、府级别之间的地方官，应为四品及以上，至于按察使、巡抚，用现在的行政级别衡量应分别是副、正省级。在大清初年，特别是三藩之乱刚平，实际上吴三桂余党还未剿灭，云贵还处于战火刚息的状态，这几位大员若是气量狭窄，都足能使张瑾死上一百次，而张瑾怎么样处理这几位上司给他下达的“任务”呢？四品官兵备道想在垦田里放马，“求之”，什么求之，四品官能向七品乞求吗？那是谦逊的说法，实际那是“任务”，然而张瑾“不与”，让这位道台确实没有面子，但因为是无道理的要求，只好伸伸脖子咽了这口气，翘起大拇指说，你真行！将军的仆人杀人了，杀人偿命这是公理，然将军袒护仆人，想在下面周旋一下，化了此事，还恐自己面子不够大，将副省长都搬了出来，设宴来请张瑾，张瑾虽说耿直，但是总得给省长个台阶下，酒宴上许诺了省长，可酒席一罢，按律“正其罪”。下面这个案子更是办得有声有色：巡抚的仆人的儿子，看中某士人已经聘定的女子，那就仗着巡抚衙门的威势，阴谋夺去，状告到张瑾处，张瑾干脆就让这对男女就在县衙大堂举行婚礼，并下判词：按律，人不能娶已有丈夫的夫人，有敢违者，就治他的罪。并让新娘乘他的车，新郎骑他的马，派差役护送他们回家，如此等等。
小小一个县令，不畏权势，敢于三番五次逆忤上司，为民做主，秉公执法，充分体现了张瑾威武不屈、大义凛然、为民请命的忠直形象。
有人不禁要问，史料上记载张瑾断案，为什么总是和上司有关系呢？我们推测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史学家要突出张瑾耿直的形象，选材上就有侧重；二是做昆明县令，所务政事也确实复杂，这是客观事实。焦循的《张君瑾治昆明记》说：“昆明一县辖于二大府、两司、三道。”这两大府指的是总督府、巡抚府，或称大府、制府；两司指的是布政司、按察司，都属于省级衙门，布政使和按察使都属于督抚的属官，官居三品；三道，指的是诸道员，是两司的下属，分为守道和巡道，官四品。还有一道应是指的云南府，府衙都在昆明。这样，昆明城内的二品、三品、四品大员随处可见，哪位大员都比昆明县令大上好几级。这些大员，居而久之，就与当地士绅豪族，阴阳两道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由此可知，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要想在昆明县城内秉公办事，是何等的困难。如果你贪赃枉法，上面有好多双眼睛盯着你，如果你公正无私，有时会触及这些上司的利益，他们将会伸手干涉，昆明县令不好当！然而，张瑾凭着一身正气却使这些大员们一个个折服，这又是何等的不简单。
爱民以抚。焦循在将要完成《张君瑾治昆明记》一文时，对写这篇文章又是抱怨，又是庆幸，抱怨的是，在他写这篇传记之前，有关张瑾的史料可阅者甚少；庆幸的是，张氏家乘藏于焦循家里，借此得以完成了这篇颇有价值的文章。这篇文章无非就是记载了张瑾知昆明时的点滴，其价值何在？焦循作了回答：“次序为此篇，以明吾乡中有不畏上官而爱民如子，处兵燹之后百利俱兴如张涤园（张瑾号涤园）者，或亦可为后之师范也欤？”这是焦循撰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也是这篇文章的价值所在。除了记载张瑾对战后的昆明全面治理以外，更重要的是昭示张瑾，“不畏上官而爱民如子”的官品和人品。
张瑾爱民如子，重在“抚”字，他曾说：“平百里之政，要在长者截之，短者补之，偏重均之，罅漏塞之，梗者锄之，枝蔓绝之，如是而已矣。”（《张君瑾治昆明记》）这是他为政的方略。他爱民，一是对百姓心理抚慰，要使百姓感觉到这是一个太平、和谐的社会，使他们有安全、平等、和睦的感觉，那就要平衡社会，长的要截掉，短的要补上，漏洞要堵塞，梗阻要疏通，减掉枝蔓，不偏不倚，这样，社会才会安定，百姓才有幸福感。《清史稿》“本传”记载他招流亡，垦荒田，均赋税等为民减负的做法，正是基于这种思想。
这种思想还见诸张瑾爱民、抚民之细微。《张君瑾治昆明记》载：“涤园每行县，见儒之贫而美者，富人之有女者，则劝为婚姻，往往富人得佳婿，贫儒得富妻。”昆明学生郝维时曰：“夫子莅仕甫阅岁，而老者安，少者育，饥者食，劳者息，死者殡，男女贫无家者，庶民顽不率教者，子弟穷而不能学者，夫子皆婚之、嫁之、化之、导之，非所谓因民而利，务实而不务名者哉！”堂堂知县，竟充当了月下老人，然而，就连当月老也不忘平衡术，穷儒生与富家女，在当时应是最佳搭档，互补性很好，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各有所得，皆大欢喜。学生郝维时所说张瑾在昆明知县位置上三年涉及百姓的琐事，也是截长补短。一位县太爷，能关注并参与到百姓的婚丧嫁娶，衣食劳作，赡长育幼等小事而又是百姓的大事中，这位“父母官”也算是名副其实了。
《张君瑾治昆明记》还记载一件事：“有市井豪侮乡缙绅，陈县惩之。涤园适道谒客，过豪之门，停舆执之，杖将下，闻其妇病乃止而系之。明日缙绅为求释，如其请。或问之，曰：‘豪贫而戾，且家有病妇，杖之益与缙绅仇，缙绅如处女者也，终不足以胜豪，我执之而使缙绅释之，则怨解矣。’”
一个小小的民间纠纷，作为县令，既能以事论事，又能着眼大局和长远，巧设机关，化解矛盾；既有效的惩罚了豪强，又使缙绅卖一人情，使豪强感恩于对方，达到和解的目的，张瑾可谓用心良苦！张瑾爱民如子，似春风吹拂万物，昆明之百姓亦“爱之如父母”。《张君瑾治昆明记》还载，昆明城误传张瑾要辞去昆明知县一官，“一城大讹，拥制府马后叫留数日”。
为政以智。张瑾是一位智者，这与他忠直的品格并不矛盾，这源于昆明县这一特殊的行政区域，还源于昆明知县这一特殊的七品岗位，在这一特殊的地域和特殊的官位上，非智者很难按照自己的思想行政，想更多地为百姓做些事情也并非易事。《清史稿》“本传”与《张君瑾治昆明记》都记载，张瑾上任伊始，就因为昆明赋、徭繁重，民不堪负，故向上司请求“减赋税”，而得到的答复是“不可”。一方面是知县主观上要为民减赋，另一方面是上司不允许，那该怎么办？要么是听从上级指示，摒弃“减赋”这一念头，要么是违背上司的旨意，我行我素，最后可能就无法收场。张瑾二者皆不取，他另辟蹊径，“乃画其疆，招徕流亡，给牛种，薄其赋，以舒军卫之赋，一年垦田千三百七十亩，三年得万余亩，于是均其瑶，使庶人在官者不能隐庇，他户、僧户、道户不能恩免，游手游食者不能逋逃。既均矣，又使里蠹不能科派，奸民不能包收，城狐社鼠不能侵渔为弊”（《张君瑾治昆明记》）。如此一来，既达到了减轻百姓负担的目的，又不伤上司脸面，该纳税的不得逃避，百姓得到了实惠。一箭数雕，靠的是张瑾的为政智慧。
《张君瑾治昆明记》还载，昆明县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高官大衙多，尤其是“两大府不相下，出则并驾”，总督、巡抚的这些排场，使昆明县城的街道显得狭窄了，于是上级就给知府下令拆掉云津桥南北的民房，引起了百姓的哗然，“涤园驰往止之，知府曰：‘不去屋，将去太守。’曰：‘当去县令。’疾走军门，抚军曰：‘县令何如？’曰：‘无事。闻大府、制府将出甲，恐有命。’徐之曰：‘出甲何如？’曰：‘滇承大乱，猺、猓蠢蠢，所谓耀武观兵、震慴之也。’曰：‘闻六千军同出一门，然否？’曰：‘然。’曰：‘自迫于隘，巷战之兵也，不如制府以一军出南门，大府以一军由小东门背出，其旗鼓一军腹出之，会于鹅房，观者不测，可耀十万军容也，’抚军悦，屋不得毁。”原来这里要进行一场特殊的、高规格的阅兵仪式，其目的是震慑还在进行军事活动的吴三桂余党，这可是件牵涉西南边陲安定的大事，要显示军威，昆明城中的道路就显得狭窄了，尽管拆除民房遭到百姓反对，但毁民房与靖边陲相比，孰轻孰重不言自喻。怎么样既能保住民房不毁，百姓利益不受损害，又不影响阅兵大事呢？知府没有办法，不毁民房就要丢掉知府的官帽，但张瑾有办法，上面一段对话惟妙惟肖，活生生刻画出一副饱含智慧的知县形象。当张瑾听说要拆民房，疾驰阻止，碰到知府，知府毫无办法，“不去屋，将去太守”。张瑾知道知府解决不了问题，做不了大主，便急匆匆应答了，既不失上下之礼，又饱含怨气和鄙视的一句话：“当去县令！”就是说，哪能罢你的官呢？应该撤县令的职。马上见到能够当家做主的抚军（巡抚），和抚军的对话与知府的对话判若两人，与知府对话，显得张瑾火急火燎，刻不容缓，而与巡抚的对话，又显得是内紧外松，悠闲自得。漫谈之间，为巡抚提出建议，这个建议的核心是“可耀十万军容”，同时可以避免“自迫于隘，巷战之兵”之嫌，句句都中巡抚下怀，博取巡抚的欢心。巡抚采纳了县令的建议，达到了“耀军”的目的，而张瑾保护民房的真正愿望也得以实现。整个过程是那样的自然、轻松，和颜悦色，不露痕迹，不显声色，天衣无缝，水到渠成。为了百姓，充分展示了这位“父母官”的大智大勇。
张瑾，这位发誓“食禄于君，不食佣于民”的昆明知县，仅仅治昆明三年，就累死在官任上。“涤园治民不言劳，日晷虽数寸，曰犹可坐庭，必庭空而后退食。其子谏之曰：‘大人积劳忍饥，曷少缓？’曰：‘我何为一饭，不使百姓早出城乎。’”（《张君瑾治昆明记》）他心中想着百姓，胸中装着百姓，为百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深深地爱着他的百姓，百姓也深深地爱着他。“死之日，士民闻之，数千人奔哭，不听其殡，曰：‘万民请命，上帝必再生。’”“昆明城内外皆图其形”，“请祠，祠之日，诸司与祭，为立遗爱碑”。“康熙甲戌润五月，其子以丧归，昆明人空城泣送。”（《张君瑾治昆明记》）悼念这位清廉、正直、一心为民的七品知县，此情此景，感天地，泣鬼神。
笔者读张瑾传记，至此，不禁暗暗自问，一位天命之年才步入仕途，仅仅任了三年的芝麻小官，怎么会在百姓中间享有这么高的威信呢？这个问题永远值得当政者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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