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

    遗传这玩意儿真的很厉害，因为杨家老爷子大杨拉一手好京胡，杨家老大、老二和老三，也都能拉一手好京胡。20世纪60年代初，他家门前总围着一群戏迷，凑着大杨和三个孩子此起彼伏的京胡声，嘶哑着嗓子唱京戏，成为大院一景。

    北京城刚解放那年，杨家来了个亲戚，穿着军装，带着警卫员，见杨家居然有十个孩子，直皱眉头。亲戚对大杨说：你这么多孩子，日子过得紧巴，不如让孩子跟我当兵去！大杨是个火车司机，他家老大早就跟着他在铁路上干活儿了；老二和老三，也都十八九了，就真去当了兵。当官的亲戚让老二和老三都去当警卫员，老二愿意，老三不愿意。亲戚问他想干什么。他说想拉琴。亲戚一甩手说：那你就去文工团吧！

    三年过后，老二和老三复员回到北京。老二分配到一家工厂当工会干事，老三进了一家歌舞团。工厂的头头儿是老二首长的老战友。没过一年，老二就被提拔当了工会主席。几年之后，工厂头头儿升职，提拔他当了工厂的头儿。老三在部队文工团时学了大提琴，到了北京的歌舞团，正缺一个大提琴手，算是人尽其才。回京后，老大老二前后脚结婚；第二年，各生了个胖小子。

    老二当了工厂的一把手之后，就搬出大院；老三的歌舞团没房子，暂时还住在我们大院。于是，老三每天照样跟着他爹操琴，为戏迷伴奏。日子仿佛又回到以前。逢年过节，老二的司机开着吉普车送来大包小包的年货；而大院的街坊，也可得到老三好多赠票，不花钱看歌舞节目。这样的日子，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似乎能到永远。

    但是，“文化大革命”来了。杨家的小九和老十，跟我年纪差不多，和我一起去北大荒插队。杨家老二和老三的孩子比我们小好多，但也没逃脱插队的命运。那时候，老三的日子好过些，歌舞团改演样板戏，缺一把京胡，老三的京胡又派上了用场。老二却走背运，正作为“走资派”在工厂里挨批斗。老二的妻子到大院找到老三说：就让我家小军跟你家小辉一起走吧，两人在一起，彼此有个照应。

    小军和小辉一起去了陕西插队。这一去，两年多没回家，再回家时，小军的父亲杨家老二，因忍受不了每天戴着高帽子挂着黑牌子站在高凳子上被批斗，跳楼自杀了。老三给两个孩子拍电报时，没敢说实情，只说是“爷病重速回京”。小辉因自幼受父亲影响，也会拉大提琴，被当地剧团调去演样板戏，剧团不放他回家。小军只好一个人踏上返京之路——他哪想到，迎接他的会是这样的打击。

    后来，小军梦想着回北京，却处处碰壁，心灰意懒后，和当地农民的闺女结了婚。谁想到第二年就粉碎了“四人帮”。如果他再坚持一年，等到知青大返城的到来——当然，如果他父亲不自杀，而是熬到落实政策，也会是另一种结局。好长一段时间，大院里街坊都这么说。

    恢复高考之后，小辉凭着那把大提琴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说心里话，那时候，我真的感慨遗传的力量，居然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前两年，因为要写《蓝调城南》一书，我重返大院。大院正面临拆迁，大多人家已搬走，好不容易碰到老街坊，向他打听还有谁住在大院里。他告诉我杨家老三的小辉还在。我叩响杨家的大门，走出的小辉，让我认不得了，一脸病恹恹的样子。细问才知，他得糖尿病好多年了，从音乐学院毕业分配到一家乐团，开始的日子还不错，后来乐团被推向市场，他又得了病，日子每况愈下。乐团当年分给他的房子，给了孩子结婚住，自己和老婆只好又搬回大院，就等着和拆迁公司最后的谈判，争取多要点儿钱。我问他：还拉大提琴吗？他咧嘴苦笑道：还拉啥？琴早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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