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钟桂松

    读完徐重庆先生的文集，我又情不自禁地深深怀念这位交往几十年的好友，怀念这位把自己一生的聪明才智都贡献给家乡的湖州文化人，怀念这位把自己的时间岁月都贡献给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真正的文化学人！

    我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和徐重庆先生开始通信联系的，一直到他病倒，几十年没有间断过。他是我联系最多的一个朋友，我一直完整保存着他几十年来给我的几百封信，保存着他几十年来对我的关爱帮助和深厚友谊！在与徐重庆先生交往的几十年间，感受到他对朋友是充满真心和真情，对朋友的学习和生活，他总是兄长般的关心和关怀，无私的提携，让朋友有如坐春风的感觉。80年代初，在一片读书热潮中，我向他请教，他总是毫无保留地支持和帮助，甚至推荐我的习作去发表，或者介绍我与他熟悉的朋友和前辈认识。我在研究茅盾过程中，还是徐重庆先生介绍我认识茅盾表弟陈瑜清先生的，我与陈先生也成为忘年交。后来我认识的一些老师前辈，其中不少也是徐重庆先生介绍我去认识的。有时候，在研究中需要他拥有的一些资料，他就会毫不犹豫地给朋友去使用。他曾在信中告诉我，自己搜集到的一些资料，只要别人是真正在研究，应该提供他们使用，帮助他们去研究。自己不用又不肯给朋友使用，对繁荣文化不利，是中国学术上的损失。他对史料研究中奇货可居的学界风气很不以为然。这样的思想学术境界，至今仍然很高！

    20世纪90年代，我告诉他，我在研究钱君匋先生，他知道后非常高兴，他说，自己好像有一件钱君匋先生的资料，找出来给你，果然，不久他就给我复印寄来一份当年钱君匋先生结婚时的请柬，这是连钱先生自己都没有的非常珍贵的史料，后来我写钱君匋的传记时派上用场。我对香港编辑家沈苇窗先生感兴趣，他知道以后，同样鼓励我去搜集材料写这个人的文章，并且将他自己收藏的《大成》杂志给我看，还复印了沈苇窗的信给我参考。我在他的支持下写了几篇文章，反应良好。所以几十年来，我是深深感受到徐重庆先生的这种无私的人格魅力的。和徐重庆先生交往过的朋友说起，大家都有这种感受，与他交往的那种温暖，自然而然让人感受到人间那种真情！

    这部文集收入的文章，大都我都看过，有些文章当时他还曾寄给我。比如第三篇《徐锡麟被杀，鲁迅是否不主张发通电？——兼答龚济民同志》的文章，至今我仍然非常清晰地记得当时他寄给我的情景。那个时候在学报发表文章并非易事，但是那时的刊物又非常认真负责，文章发表以后，同时会给作者寄几份文章散页，便于作者保存。所以，当时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他就在给我的信里附了这篇文章。至今我还保存着这封信和这篇文章。

    徐重庆先生的文章，文笔和他写的字一样优美。收入在这本书里的这些林林总总的文章，每一篇都是徐重庆先生的用心之作，无论是记人记事，还是学术短文，文笔都一样优美，内容和他做人一样真诚，不急不躁，徐徐道来，让人读来，满口余香。难怪当年被徐重庆先生写文章商榷过的学者后来都会和他成为好友。在他的文章中，找不到尖酸刻薄的词句，也没有狂气和傲气，只有心平气和有理有据。即使文坛佚闻，也没有道听途说，所以有些文章虽然发表已经几十年，但是今天读起来，依然感到新鲜和有价值。研究者引用他的文章和史料，是绝对可以放心的。

    徐重庆先生研究近现代史半个多世纪，与中国数以百计的文化老人保持着真诚友谊和联系，所以他笔下的文史随笔，史料珍贵，生动真实，是研究近现代史的难得史料。可以说，有些史料，徐重庆先生不说，恐怕就没有人知道了，就在人间湮没掉了。比如他与王映霞老人交往几十年，来往书信数以百计，了解了文化界前辈王映霞许多生平事件的史料，所以在几十年间，徐重庆先生为这位文化老人廓清了被许多人误解误读的往事，还世人一个真实的王映霞。我在十年前曾经劝徐重庆先生把前辈王映霞的书信整理出版，开始他也同意，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而作罢。现在想想，还是非常可惜的，因为徐重庆先生自己能够整理这些书信，可以为这些书信写出很多珍贵的注解和说明，现在已经无法弥补了。

    至于湖州近现代史上的人物、事件、建筑以及湖州经济社会的百年演变，在徐重庆先生的笔下，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让人增长了许多知识和见识。陈英士、任鸿年、钱玄同、陈果夫等等，20世纪前半叶中国响当当的人物，在徐重庆先生的文章里，都是鲜活的湖州人，留下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史料。比如至今人们津津乐道的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姻，竟是湖州人陈英士的“牵合”，而且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梅屋庄吉家里举行婚宴时，到场的唯一的中国人也就是湖州人陈英士。还有人们已经渐渐淡忘的陈英士的葬礼，当年的悲壮场面，只有在徐重庆先生的文章中才能见到了。一篇《陈英士归葬史事》，说明革命的不容易，说明从帝制走向共和是多么艰难！所以，今天我们读徐重庆先生的文章，可信可赏，兴趣盎然，可圈可点的地方很多，而且每读一遍，都有一种新鲜感获得感。这样的文史随笔，有益于世道人心，多多益善。

    徐重庆先生不仅是湖州文脉的守望者，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守望者，他写了不少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文章，也写了不少有关湖州的文章，多年前，我就让他整理一下，争取出版。但是只问耕耘，不求名利，为人低调的徐重庆先生，一直没有整理出来。现在他的朋友们把徐重庆先生过去几十年间写的文章结集起来出版，这是朋友们对徐重庆先生的深度纪念，也是最好的怀念！湖州的朋友将稿子送给我，让我写个序，作为对交往几十年的好友的纪念，我欣然接受朋友们的建议。读过徐重庆先生这些文采斐然、史料扎实的文章，我不禁感慨万千，往事历历，恍惚间，仿佛他还在湖州那个人间过路斋里看书写作！哪里知道他已经在2017年1月已经驾鹤西去了！这样有情有义的好朋友走了，让他所有的朋友都感到心痛！所以，相信对于这部书的出版，徐重庆先生的朋友们都会感到欣慰的，怀念他时，可以看看这部书。

    序二

    陈子善

    俗话说老天有眼，但我总觉得老天有时也会无眼，或者是有眼无珠。否则，徐重庆兄这么好的一位以毕生精力献身于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事业的人，为什么只允许他活了七十三岁，而不慷慨仁慈一点？老天太吝啬，太不公平了。

    我已记不起何时开始与重庆兄通信，大概在1970年代末吧，有段文字交往或可证实我的推测。重庆兄在《包头函授》1979年第6期发表《“城头变幻大王旗”解释的异议》一文，对如何理解鲁迅这句诗提出了新的看法。我拜读后，写了一篇《〈“城头变幻大王旗”解释的异议〉的异议》，刊于《包头函授》1980年第3期，对他论证新见解的一条史料提出我的不同看法。此文署名“单黎”（有时与王自立先生共署），很可能重庆兄读了我的商榷小文后，进一步了解到“单黎”就是我，然后我们才开始通信往返。

    重庆兄和我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爱好者，我当时已是在大学讲堂上讲授现代文学史的青年教师，比我年长的重庆兄却纯属业余爱好。但他爱得真诚，爱得持久，他对现代文学的痴迷，对现代文学史料的敏感，恐怕大学里不少专业研究人员都要自愧不如。于是，我们之间有了共同的说不完的话题，一时鱼雁不断，互相赠送交换书刊资料更是常事。当然，由于各人经历、交往、兴趣和阅读兴奋点等的不同，对一些现代作家生平和作品的看法有时也会产生分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的交谊，因为这是学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所谓君子和而不同是也。

    1985年8月，浙江富阳举行郁达夫遇害四十周年纪念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重庆兄和我都参加了。这是我与重庆兄的第一次见面，好像也是唯一一次见面，我已记不真切了。不过，第一次的印象最深，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我到他房间聊天，他递给我名片。当时名片还是稀罕之物，不像后来马路上都能经常捡到。我一看，哇，竟有中国民主同盟浙江省湖州市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浙江省湖州市委员会委员两个头衔，不禁与他开起了玩笑：老兄已是这个那个的委员，我却什么都没有。这本是一句戏言，不料重庆兄竟当了真，会后郑重其事行文到民盟上海市委推荐我，以至民盟华东师大校委会很快与我联系，把我发展成了民盟盟员。因此，我加入民盟的真正介绍人还是重庆兄。

    后来，重庆兄和我又共同成为《香港文学》月刊的经常撰稿人。主编《香港文学》的著名作家刘以鬯先生对重庆兄和我的史料考证文字青眼有加，来稿必发，我是受宠若惊，重庆兄也一定深有同感，他坚持为《香港文学》撰稿多年，就是一个明证。他的《茅盾书简两题》《我所知道的诗人刘延陵》《关于徐志摩的佚文〈阿嘤〉》《徐志摩的〈海滩上种花〉》《新发现的一封郁达夫未刊书简》《诗人邵洵美的婚姻》《现代作家叶鼎洛遗札》《久违孙福熙》《姚蓬子与“文协”》《汪静之五十年前的一封信》《关于包天笑的一封长信》《关于张爱玲的一则史料》等力作，都发表于《香港文学》，可谓琳琅满目。这些长短不一的文字探幽发微，言之有物，填补了这些作家研究的空白，最后一篇更是为张爱玲确实参加过1950年7月举行的上海第一届文代会提供了铁证。

    还有一件事不能不提，那就是重庆兄与现代作家、戏剧研究家赵景深先生的深厚情谊。他虽然不是赵景深的正式弟子，却一直对赵景深执弟子礼。他在赵先生去世后写的《赵景深的一首七律诗》中说得很清楚：“我业余研究近、现代文学，得赵先生指导十余年。赵先生为人温和敦厚，与夫人李希同待我如子。”而赵景深也有“盛年徐子拥书城，下笔万言如有神”的诗句赞扬他。犹记2003年间，我起意为赵景深先生编一本《新文学过眼录》，赵景深公子赵易林先生致信重庆兄征求他的意见，重庆兄当即回信，对我的提议表示肯定和支持，我至今感谢他。

    重庆兄著述甚丰，但生前仅出版了《文苑散叶》（2002年5月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初版，“六朝松随笔文库”之一）。我还记得当时得书后快读一过的愉悦心情，但是又感到很不满足。而今，重庆兄已经飘然远行，浙江湖州刘荣华、龚景兴二位搜集整理他的遗作，辑为《文苑拾遗》一书，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重庆兄如泉下有知，也当颔首。

    《文苑拾遗》分为“文坛佚闻”、“名人遗物”、“辛亥史料”、“湖州人文”和“秉烛闲谈”五辑，内容丰富，要言不烦，较为全面地体现了重庆兄的学术兴趣和追求。从对《鲁迅全集》日记卷人名注释的纠错到对“左联”成立两点史实的辨正，从考证苏曼殊译雨果《悲惨世界》到揭示徐志摩译过邓南遮《死城》，从巴金“我还活着”佚简的发现到沈苇窗遗札的解读，从探讨《光慈全集》为何被扼杀在胎中到重新评估小说家施瑛的创作，从详细介绍影剧文学双栖的赵慧深到对翻译家赵萝蕤的深切怀念，还有对湖州名士陈英士的持续关注和倾力促成陈梦家、赵萝蕤夫妇珍藏明清家具回归湖州等，在在显示了重庆兄宽广的文化视野、研究现代文学及文化史的功力，以及对故乡文化积累的满腔热忱。这些方面，能够做到一点已很不容易，而重庆兄都做到了，实在难能可贵。

    重庆兄不是学院中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上也无意与学院派一争高下。他只是凭着一己之兴趣，长期埋首于旧书刊和旧纸堆中，以自己的眼光，寻寻觅觅，仔细爬梳，认真剔抉，不时有新的发现，也不时给现代文学研究界带来惊喜。他不以理论见长，也不拘泥于所谓的“学术规范”，但他的工作决非可有可无，恰恰相反，而是必不可少。这就是我过去读他的《文苑散叶》，而今读这部新的《文苑拾遗》的真切感受。

    我不止一次地说过，对一位已故作家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搜集、整理、出版他的著述，因为书比人长寿。《文苑拾遗》的问世，无疑开了一个好头，期待更为完备的《徐重庆文集》的编选工作也早日提上议事日程。我以为，我们应该让后人知道，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浙江湖州不仅产生了钱玄同、俞平伯、徐迟、赵萝蕤等新文学名家，还有一位他们的后辈徐重庆，也作出了自己应有的不容忽视的贡献。

    丁酉芒种后二日于海上梅川书舍

    辑一 文坛佚闻

    关于鲁迅1907年在东京作的一首佚诗

    据周遐寿《鲁迅的故家》一书载，鲁迅1907年在日本东京时，曾作过一首八句五言诗。原诗今已失传，我们现在只能知道其中的两句是：“敢云猪叫响，要使狗心存。”[79]鲁迅作这首诗，是讽刺一个叫蒋观云的。

    蒋观云，又名智由，是清末的一个负有盛名的维新人物。他早年主张反清革命，1902年在上海，就协同蔡元培、章太炎等发起过中国教育会，积极开展反清活动。开始时，鲁迅很尊敬他，把他当作师长。这情况，许寿裳曾回忆说：“他居东京颇久，我和鲁迅时常同往请教的，尤其是在章先生上海入狱的时候。”[80]章太炎在1904年因在上海国学社讲学，为邹容所著《革命军》作序，在《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引起了清朝统治阶级惊恐，勾结了英帝国主义，将他逮捕入狱。这一年鲁迅在东京弘文学院读书，已积极参加了反清的革命活动。在课余“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81]写了《斯巴达之魂》，描述斯巴达武士反侵略斗争的事迹，来激励人民的爱国热情；写了《中国地质略论》，反对侵略，歌颂革命，提出了“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的爱国主张。在这段时间里，鲁迅还经常与许寿裳讨论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等问题。鲁迅探索着革命真理，寻找革命的师友。蒋观云当时与一些著名的革命党人交往密切，章太炎在上海狱中写的《狱中赠邹容》《狱中闻沈禹希见杀》等四首诗，就是寄给蒋观云后，由许寿裳索来刊登在《浙江潮》的。蒋观云本人也善写诗文，立意清新。那首赠陶成章（焕卿）的《送陶耳山人归国诗》，鲁迅颇为欢喜，经常诵读。全诗为：

    亭皋飞落叶，鹰隼出风尘。

    慷慨酬长剑，艰难付别尊。

    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

    万古英雄事，冰霜不足论。

    但是蒋观云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改良派，一度狂热鼓吹反清革命的热情，没有多久就开始冷了下来，思想渐趋倒退。有一次，鲁迅同许寿裳去看望他，蒋观云谈到了服装问题，“说满清的红缨帽有威仪，而指他自己的西式礼帽则无威仪”。[82]鲁迅、许寿裳听了，感到很奇怪，在回来的路上，鲁迅马上敏锐地觉察到，对许寿裳说：“观云的思想变了。”事后，并给他取了个绰号“无威仪”。从此两人再也不去找他了。

    1907年7月，光复会的革命首领徐锡麟，于6日那天在安徽安庆制发《光复军告示》，刺杀了巡抚恩铭，率领巡警学堂的学生攻占军械局。但起义失败，徐锡麟和陈伯平、马宗汉等一起被杀害。徐还被恩铭的亲兵剖腹取心而炒食。烈士遇害的消息传到日本，在东京的绍兴同乡举行了集会，鲁迅等具有革命思想的学生，坚决主张发通电，声讨清政府的滔天罪行。

    蒋观云当时也参加了集会，他也赞成发电报。但是对电报的内容，却产生了原则分歧。鲁迅等要坚决“痛斥满清政府的无人道”，[83]革命立场鲜明。但蒋观云却要以乞求的口气，发电给清政府，“要求不再滥杀党人”。[84]相互间引起了争论。蒋观云加以强辩，将猪被宰时的哀叫来作比喻。鲁迅严正指出人被杀，不能用猪的叫一样了事。为此，与蒋观云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蒋观云的那首赠陶成章的诗，是鲁迅所熟悉的，鲁迅当即模仿了他这首诗，作了一首八句五言诗来讽刺他。“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一联，改作“敢云猪叫响，要使狗心存”。充分揭露了蒋观云自食其言，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向清政府屈膝求饶的丑恶嘴脸。

    不出所料，蒋观云当时已同梁启超组织政闻社，与国内清政府伪预备立宪相呼应。1907年10月，由蒋观云主编的政闻社机关报《政论》在上海创刊，公开主张“改造政府”“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该刊第一期上，就有蒋观云写的《“政论”序》《变法后中国立国三大政策论》等文，竭力宣传改良主义，反对同盟会的革命主张。他后来退出光复会，[85]逃避革命斗争的锋芒，成了清政府的帮凶，革命的绊脚石。

    鲁迅作的这首讽刺蒋观云的五言诗，可惜在今天已无法知道它的全诗内容。但从仅知的两句诗来看，鲁迅虽然在讽刺一个人，但揭露的却是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这也为我们研究鲁迅的前期思想，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可靠史料。

    （原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78年第3期）

    徐锡麟被杀，鲁迅是否不主张发通电？——兼答龚济民同志

    我在拙作《关于鲁迅1907年在东京作的一首佚诗》里，谈到1907年7月，徐锡麟刺杀清朝安徽巡抚恩铭后惨遭杀害。在日本东京留学的绍兴同乡闻讯，立即举行了哀悼会。鲁迅在会上坚决主张发通电，以声讨清政府的滔天罪行。随后，拜读了龚济民同志的商榷文章《也谈1907年鲁迅的一首佚诗》。济民同志在文中引证了周遐寿（作人）于《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里的叙述，并用同一作者写的《知堂回想录》里说的加以印证，说明当时“鲁迅与范爱农的立场乃是相同的”，即都“不主张发电报”。

    鲁迅究竟是坚决主张还是不主张发通电，多年来，实在已是鲁迅研究中的一件悬案。到目前为止，大约也只有在周作人的回忆中，才能找到鲁迅不主张发通电的记载。鲁迅在《范爱农》一文中自己道明：“我是主张发电的。”诚然，如济民同志所说，《范爱农》“并非严格的自传，而是回忆性散文”（以下引文均见龚文）。但说“在不影响大关节目的真实性的前提下，为了行文的方便，对某些细节作点艺术加工是无可非议的”，以此来断言本是鲁迅不主张发电，而是为了陪衬范爱农才写“我是主张发电的”。此种分析我不敢苟同。因为主张发不发通电，是一个有影响的历史大关节问题，绝不是“某些细节”或者是“为了行文的方便”。况且，鲁迅在《朝花夕拾·小引》中说过，《范爱农》等“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主张发不发通电，是截然不同的态度，是决不会包括在“与实际内容或有些不同”里的。

    近承绍兴鲁迅纪念馆的同志协助，我见到了一份胡孟乐的回忆稿。我以为这份回忆稿，已将问题澄清，并证实了周作人所说之不确。现将此稿摘录如下：

    我与鲁迅虽有戚谊，但未到东京以前，彼此并未谋面。自在府同乡会会见后，一见如故，始相过从。但次数不及和何燮侯、陈公猛、徐伯荪、马子畦（宗汉）、陈伯平（墨峰、渊）等的多。徐刺恩铭后（见《朝花夕拾·范爱农》篇），清政府惩凶无人道，同乡会拟电北京诘责。鲁迅在会场与范爱农争论时，我亦在座。当时我任府会书记，撰稿本分内事。因自愧拙于文，故推人主稿，明知鲁迅善作文章，颇不直他之推诿。

    胡孟乐是当时亲在会场的人。回忆稿中证明了鲁迅为发不发通电，与范爱农有争论。同时，电报的撰稿，胡孟乐也曾想过请鲁迅来做的。如果鲁迅不主张发通电，胡是决不会想到这一层的。这应是非常清楚的事。

    关于胡孟乐，《鲁迅日记》中对他有七条交往记载，时在1912年到1914年间。

    胡孟乐的这份回忆稿中，还谈到自己1901年正月，往东浦，从徐锡麟受业；1905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1909年夏毕业回国，入绍兴府校教书，时范爱农为该校监学；1912年，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第三科主事；1913年，升视学，赴豫、晋等地视察学务，曾将所得石刻画像，悉数送给鲁迅；1914年夏，离开北京，遂与鲁迅失去联系。

    （原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1年第2期）

    新版《鲁迅全集》注释中两位人物的卒年

    藏书者似都喜置初版本，只是以常备书而言，觉得修订本更具实用价值。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十八卷本新版《鲁迅全集》时，王世家兄为我留了一张可打折的优惠购买卷，我请他赶快另外送朋友。新版全集约请多位专家学者对注释做了大量极可颂扬的工作，不尽人意之处恐怕还是在所难免，不妨留待日后修订本出来再购。世家兄很是惠顾，遂送我全集的第十七、十八两卷，当属工具书。十七卷系《日记》人物书刊注释；十八卷系附录：鲁迅著译年表、全集篇目索引、全集注释索引。日前偶检第十七卷，想看看一些熟悉人物作如何介绍，却见蔡漱六、李希同的卒年都是一个“？”。查新出版的《鲁迅大辞典》（2009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蔡漱六的卒年仍是一个“？”，李希同则失收。这使我自信不买初版的理由可以成立。

    为行文方便，录入全集对两人的注释。

    蔡漱六（1900—？）原名漱艺，改名漱六，笔名林兰，日记又作小峰夫人、蔡女士、林兰、李太太，江苏无锡人。1924年初与李小峰结婚后到北京，次年3月后协助李经营北新书局，1927年4月随李至沪。费慎祥离北新书局后，大多由她代表北新与鲁迅联系。（《全集》十七卷246页）

    蔡漱六卒于1992年1月11日。

    蔡漱六是北新书局创办人、出版家李小峰（荣第）的夫人，无锡著名中医蔡寿山次女，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李小峰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旋即参加新潮社，负责《新潮》的编印出版工作。1923年毕业后继续留京，事实上成了“新潮文艺丛书”出版发行的专职人员。1924年初蔡漱六与李小峰结婚后，已协助李小峰、孙伏园等筹办《语丝》，该年11月17日《语丝》创刊，因此她（林兰女士）能与鲁迅、钱玄同、孙伏园、林语堂、周作人等同为十六名撰稿人。蔡漱六在《语丝》上没有发表过文章，专做联络、校对等事务性工作。1925年3月，李小峰在鲁迅的支持下创办了北新书局（“北新”乃含继续北大与新潮精神之意），蔡漱六成了得力助手。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等遭奉系军阀逮捕，此前李小峰已经李大钊介绍准备参加共产党，闻讯后于14日走大连海路仓皇逃离北京到上海，蔡漱六过了两个月后才南来。不久北京的北新书局总店被查封，夫妇俩则将上海的分店改为总店继续营业，恢复被禁的《语丝》。

    在1938年，蔡漱六还随李小峰去广州北新书局办事处，共同策划编辑出版了一套“战时儿童文学丛书”。

    到1948年，北新书局股东已多至145名，其中包括于赓虞、刘小惠（其父刘半农创办时就入股）、汪静之等。从原先合伙经营正式定为“北新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在临时召开的股东大会上，蔡漱六与李希同、刘小惠被选为监察人。1951年北新书局重估财产，蔡漱六是检查人之一。

    《鲁迅日记》里记蔡漱六有三十一次之多。注释中说：“费慎祥离北新书局后，大多由她代表北新与鲁迅联系。”查同卷“费慎祥”条（185页）：“1932年时为上海北新书局职员，1933年在鲁迅帮助下成立野草书屋。”说明费慎祥在北新书局只有两年时间。就是从费慎祥离开北新的1933年算起，到1936年鲁迅去世四年间，“日记”中出现蔡漱六仅七次，注释中的那段文字似可斟酌。

    蔡漱六一生没有生育，去世后葬于无锡青龙山公墓，与丈夫李小峰同穴。她写有《北新书局简史》（刊《出版史料》1991年第2期），是研究北新书局的重要文献。

    李希同（1901—？）江苏江阴人。李小峰之妹，赵景深夫人。（《全集》十七卷95页）

    李希同卒于1995年4月14日。

    李希同在《鲁迅日记》里记有一次，1930年4月19日：“下午雨。李小峰之妹希同与赵景深结婚，因往贺，留晚饭，同席七人。夜回寓。”同席七人除鲁迅、许广平夫妇外，还有郁达夫、王映霞夫妇。这天鲁迅从下午一直逗留到晚上才回去，想必心情是愉快的。

    1925年3月李小峰在北京创办北新书局时，与李希同等同胞兄妹五人，不惜变卖了江阴老家多间临街店面房子来充实资金，这在当年可算是冒大风险的惊人之举。李希同也就成了最早的合伙股东之一。当时还有孙伏园、谢冰心、刘半农等。

    1927年4月14日李小峰从北京逃到上海后仅月余，于5月30日写信给赵景深，诚邀他到北新帮忙，因赵景深经郑振铎等人介绍有约在先而到开明书店任编辑。李小峰不肯放弃努力了三年，赵景深终于在1930年进北新任总编辑。赵景深为人敦厚，工作又认真负责，熟悉的人也多，被文学界戏称为“甘草”（味甜，在中药处方里均可搭配）。赵景深的妻子马芝宝已在1929年12月病故，蔡漱六很看中这个老实人，有心将小姨李希同介绍给他，经章衣萍从中撮合成功。1943年上海租界也已沦陷，李小峰不肯为日寇统治下的伪政府效力，率北新同人去安徽立煌（今六安市金寨县），专门编印发行教课书。李希同留守上海，并组织货源支援内地，因此遭日寇宪兵司令部抵押一个多月。

    李希同在北新一直管理财务。还与胞兄在上海创办国光口琴厂，乃是我国第一家口琴厂。在1953年与李小峰代表北新书局资方，同广益、东方、人世间（后退出，由大中国图书加入）合并组成新通联出版社，后改为四联出版社。1955年公私合营时成为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前身）。李希同在上海文艺出版社退休，一生没有生育。葬于无锡青龙山公墓，与丈夫赵景深同穴。

    北新书局对现代文学的贡献有目共睹，蔡漱六与李希同从中也有一份劳绩。

    （原刊《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11期）

    刘子政和他的《福州音南洋诗·民间歌谣》

    在国内，砂拉越历史学家刘子政先生的声誉愈来愈大。去年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全国）理事、浙江师范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主任周望森先生，《浙江华侨志》副主编毛策先生等来湖州叙晤时，也都不约而同谈到刘子政先生，无不表示敬佩之情。

    子政先生业余从事砂拉越历史研究近五十年，著作等身，成就斐然。他搜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进行往返各地的实际考察，充实材料，去芜存真，严谨下笔，撰写成书。诚如著名作家曹聚仁所说：“刘氏搜沉钩秘，今之有心人也。”他的研究，涉及砂拉越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极为细到，几乎都是前人没有做过的拓荒工作。司马迁的一部《史记》，奠定了中国二千多年宏伟而又漫长的历史。我们完全可以确信，子政先生的著述，也将是记录砂拉越历史丰碑的一块基石。

    人类越发展，就越尊重历史。只有在历史中吸取经验与教训，才能应付未来的挑战，才能建设成高度文明的社会。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非常重视历史，出版“刘子政文史系列”二十种。

    这不单是子政先生著述的一次系统汇集，更主要的是保存了砂拉越的历史，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工作。“系列”陆续出版，国内外和当地好评如潮，也使子政先生获得应享的荣誉。

    各地学者评价子政先生的著述，大多以宏观历史着眼，似乎忽略了“系列”中的一本很重要的作品，那就是子政先生搜集整理并加注释的《福州音南洋诗·民间歌谣》。

    早在20世纪70年代，子政先生就开始注意搜集福州音的南洋诗和民间歌谣。此属民间说唱文学，由劳动人民口头创作，口头流传。即使有心人用文字记录保存传递，亦因年代已久，沧海桑田，荡然无存，这项工作是无比艰辛的。

    因清政府的腐败，民不聊生，黄乃裳于1901年带福州的移民来到砂拉越从事垦殖。这些移民远离家乡，在新的陌生环境里，勤苦劳动。工作之繁重，生活之穷困，可想而知。于是，对南来的苦境，思乡之情，口编成诗。在流传中，又经过众人的修饰与加工，形成了一种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诗体。这些诗都很押韵，朗朗上口。如《南洋诗本》中的：

    奴到诗巫换水土，发毒病痛苦万般。

    寄回书信拜双亲，讲起亲人尽恻心。

    也讲平安到南地，现在诗巫正时兴。

    寄回此信转唐山，番边地道毛相干。

    发毒可象生高道，又加脚气成堆山。

    又如：

    心中信写倍心酸，劝你朋友莫来番。

    唐山诸代都好做，何以南来苦万般？

    卖八何日回家转，会着朋友心会安。

    语言质朴，如实描绘了当年南来的境地和心情。像《南洋十怨》，一看诗题，就明白诗中写的是什么。若有人写《砂拉越文学史》的话，这些诗歌都是最早最真实的作品。

    子政先生搜辑的民间歌谣，不是砂拉越的产物，而是在砂拉越广泛流传相当一段时间的福州民间歌谣。当年移民们南来，先是为了赚点钱，再回家乡置田造屋，能安居乐业。但一些移民回到家乡后，感到家乡的生活反不如南洋，因此又再次南来，这样来来去去，于是将福州的民间歌谣，大部分是情歌，带来砂拉越。这些歌谣表达了少年男女的相思感情，追求婚姻自由。形象生动，形式活泼，语言清新，节奏非常强烈。歌谣从现实生活中吸取素材，因此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为了可以接连说唱，这些歌谣大多以十首相连，如《十粒手指记》《十别妹》《十劝酒》等。有的更以三十首相连，如《三十把白扇诗》等。这些说唱的歌谣，当时恐怕是移民唯一的生活消遣和乐趣。据我所知，国内各县市，都组织人员搜集整理当地的民间文学，歌谣自在其中。子政先生所搜集的，不少在福州当地已失传，他及时抢救传统文化，为研究福州风土人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其功不可没。

    既是福州音的南洋诗与歌谣，内中都是福州的乡土俗语。进行整理，乡土俗语首先要找到合适的近音文字来表示，同时还要对这些乡土俗语的含义作解释。这要比翻译别国文字还要难几倍。因国与国之间的文字翻译都有字典，而子政先生做的，却是前人没有做过的首创事。

    我与子政先生从1987年开始通信，神交已十多年。最初的联系，还是著名作家郁达夫的前妻王映霞老人引的线。映霞老人待我如子，子政先生当年写信同映霞老人探讨有关史实。由此，我有幸与子政先生结成忘年交。映霞老人已于今年2月6日（农历庚辰初二日）凌晨在杭州谢世，享年九十三岁。在缅怀她老人家时，我珍惜与子政先生相隔千里的友情。

    我业余专治中国近现代文学，因此更看重子政先生的《福州音南洋诗·民间歌谣》，认为这是一本极有价值的书，想必所有的读者均有同感。

    2000年2月15日写于浙江湖州人间过路书斋

    （原刊《国际时报》2002年11月14日）

    郑振铎没有编过《新中国》月刊

    高君箴先生的《郑振铎与〈小说月报〉的变迁》（刊《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提到郑振铎与瞿秋白、耿济之合编过《新中国》月刊。此似为高先生的误记。据笔者所知，郑振铎与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合编过《新社会》旬刊。该刊于1919年11月1日创刊，先为小报型一期四版，从1920年1月1日第7期起，改为十六开本，每期十二至十四页，遇到专号则增加篇幅，出到第19期即被禁止。刊物用“北京社会实进会”名义发行。郑振铎在《新社会》旬刊上，每期几乎都有二三篇文章。估计高梦旦先生是在《新社会》上经常见到郑振铎的文章而赏识他。君箴先生文中另提到的《人道》月刊，说停刊年月不详。此刊是在《新社会》旬刊被禁后，照旧是郑振铎与上述几位他的朋友合编，仍用“北京社会实进会”名义发行，1920年8月仅出一期即停刊。

    至于《新中国》月刊，郑振铎在《记瞿秋白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年第12期）一文中说过：“我们（作者注：即指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译的东西，其初是短篇小说，由耿济之介绍到《新中国》杂志去发表。这杂志由一位叶某（已忘其名）主编，印刷得很漂亮。”《新中国》月刊为1919年9月创刊（君箴先生文误为5月），1920年8月出至第二卷第八号停刊。郑振铎仅在该刊第一卷第八号（1919年12月）发表译文《俄罗斯之政党》，第二卷第七号、第八号（1920年7、8月）发表了《写实主义时代之俄罗斯文学》。

    《新中国》月刊第一卷第七号（1919年11月），也曾发表了郭沫若的处女作小说《牧羊哀话》。这杂志的编辑是谁，至今还没有搞清楚。

    （原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

    作家、建筑师林徽因

    这是一位几乎被人遗忘了的女作家。

    林徽因，原名林徽音，福建闽侯人，1903年生于杭州。其父林长民是民国初年立宪派的著名人物，曾任司法总长。1919年，林徽因随父到英国就读中学两年，回国后旋即从事文艺创作。后又赴美攻读建筑，又学戏剧舞台的布景设计。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她和徐志摩陪伴左右，与朱维基等人创办过文艺刊物《绿》。1923年同梁启超的儿子、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结婚，30年代初同往沈阳东北大学教授建筑，在“九一八”事变后，迁居北京，共同开始对我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到华北各省从事古建筑的考察。抗战爆发，转入内地，胜利后返北京。新中国成立后林徽因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参加过国旗、国徽和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1955年4月，因肺结核病不治在北京逝世。

    林徽因活跃在当年的北京文艺界，被文坛誉为才貌双全的女作家。其父曾说过，论中西文学及品貌，当世女子舍其女莫属。她是建筑师，但在新诗、小说、散文、戏剧、雕塑等方面都有造诣，表现了多方面的才能。她的诗与小说，大多发表在《晨报副刊》《新月》《学文》等刊物上。她诗作颇多，受英国唯美派的影响，为新月派诗人之一，惜作品未结集。她作有小说《吉公》、多幕剧《梅真和他们》等。小说中最为人称道的是1934年发表在《学文》创刊号上的《九十九度中》。这篇一万五千字的作品，描写的是在华氏九十九度酷热中的北京的一天，一个饭店送货人眼里所见到的形形色色。他看到热恋、失恋、祝寿、成亲、享乐、死亡、索债……。小说一问世，就得到李健吾的赏识，称它“在我们过去短篇小说的制作中，尽有气质更伟大的，材料更真实的，然而却只有这一篇最富有现代性”，因为小说将多种故事糅合在一起，展现了“一个人生的横切面”。

    林徽因的作品产量虽不多，但都精当，现今的读者不应该将她忘却。

    （原载《西湖》1983年第4期）

    白采和《羸疾者的爱》

    一边沉思写作，一遍抚摸着案头的一个骷髅，生活奇特的诗人白采，至今很少有人提到他了。

    白采原名童汉章，字国华，江西高安人。他的生平史实，现在已很难找到可靠的资料。诗人生前用过“生逢甲午”、“与梅畹华同华”两方印章。梅畹华即京剧艺术家梅兰芳，他们都生于甲午年（1894）。诗人早年曾在高安女校任教，1915年起学诗习画，1922年考入上海美专。女儿的夭折和与爱人王百蕴的离婚，这些家庭的种种不幸，使他颓伤，四处漂泊。他性格自傲，常有知音难觅的悲哀；他又喜走动，却生有疾病而异常痛苦。诗人信奉尼采，抒情长诗《羸疾者的爱》，就是那种孤独性格与尼采式思想的产儿。

    《羸疾者的爱》在1925年由诗人自费出版后，被朱自清称为“是这一路诗的押阵大将”。羸疾者是诗人的化身，全诗描写了一个美丽少女愿为他献出纯洁的爱情：“只要许我一次亲吻，我便值得死；只要许我一次拥抱，我便是幸福。用我自己的手摘的果子虽小，我却不贪那更大的了。”但他是一个“心灵的被创者，体力的受病者，放荡不事生产者，时间的浪费者，——所有弱者一切的悲哀，都灌满了我的生命”，因此拒绝了少女的爱。他不愿看到一朵含苞待放的花为他而枯萎。低沉的音调吟唱着内心的忧伤。以患病为由拒人之爱而终告悲剧，用优生学的观点看，似也有可取之处吧。

    白采文才超卓。小说创作精于心理描写，被列为创造社的作家。印有《白采的小说》，收《绝望》《被摈弃者》等七篇。他死后有遗著《绝俗楼我辈语》，记述与朋友赠答诗歌的琐记，《绝俗楼诗》收旧体诗525首，词46首，系白采生前手定。他常给人题诗作画，钤“绝俗楼书生”印。

    1925年秋，白采进上海立达学园任教，次年2月去厦门集美学校，8月在香港扶病，同月27日死在回上海的船上。遗物除未刊的诗文稿外，还有几束女人的头发，或许是思想排斥不了世俗的掣肘，因而有人怀疑他是自杀。

    （原载《西湖》1983年第2期）

    苏曼殊译《悲惨世界》

    苏曼殊（1884—1918），名元瑛，字子谷，广东中山县人。因家庭变故，十二岁就入广州长寿寺为僧，取法名博经，法号曼殊，用过“燕子山僧”等二十多个笔名。十三岁时东渡日本，与革命党人广泛交游，积极参加反清活动，为南社成员，曾一度为孙中山秘书，是同盟会中有影响的人物。

    苏曼殊早年的诗，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作品散见于《南社丛刻》《民国杂志》等报刊，郁达夫说他的诗“用词很纤巧，择韵很清谐”。后人为他结集印过《燕子龛诗》。他的文言小说有《断鸿零雁记》《绛纱记》等六篇，均取青年男女爱情为题材，写争取婚姻自由，触及反封建礼教的问题，名重一时。可是限于作者的世界观，小说都是悲剧。但文句清丽自然，情节曲折生动，为后来盛行的鸳鸯蝴蝶派的创作，最初树立了楷模。

    苏曼殊也是清末最早从事文学翻译的人，他译过拜伦、雪莱等人诗作，收在《文学因缘》等书中。他为鼓吹反清革命而译诗，在当年作用很大。

    在1903年，苏曼殊以《惨社会》为名，用白话翻译了雨果的《悲惨世界》，在《国民日报》上连载，署名苏子谷。译时因受陈独秀的指点和润色，次年改名《惨世界》出版单行本时，署名加上了陈由己（独秀）。其实，名为翻译，实是两人的创作。全书十四回，仅采用了原著中冉阿让出狱，遇米里哀主教这一情节，其他均系杜撰。书中人物取用谐音，故事联系当年现实，矛头直指清政府。难怪，书一印出即遭禁止。如在书中借主角男德（难得）之口说：“那支那国孔子的奴隶教训，只有那班支那贱种奉作金科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的国民，也要听他那些狗屁吗？”言词何等惊人。在书中还写了个叫满周苟（满洲狗）的村官，因诈骗百姓钱财被男德刺死。同时对保皇努力也作了无情的批判。此书直到今天，大家都为它是译著而受蒙骗吧，所以一直无人注意。应该说，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革命的反清白话小说。

    （原载《西湖》1983年第1期）

    郁达夫遇难前后

    1942年2月4日，郁达夫与一批国内的流亡文化人，匆匆驾舟西行，离开即将被日寇占领的新加坡，逃亡苏门答腊。不久，苏门答腊亦为日寇占领，郁达夫不得不化名赵廉，在该地巴爷公务隐蔽下来。在当地几位爱国华侨的支持下，凑资开了一家赵豫记酒厂，郁达夫装成商人，当了头人（老板）。酒厂土法酿酒，生意鼎盛，维持了与他一起流亡的文化人的必需支出。驻地的日本宪兵调查后，发现赵廉是那里唯一精通日语的人，强迫他作翻译，他衔恨茹痛与日本人周旋，保护了不少侨界和印尼的爱国人士。数月后，郁达夫千方百计买通了一个日本军医，给开具了一张肺病证明，才获准辞去翻译的实际职务，但日本宪兵仍不让他离开巴爷公务。郁达夫有时时暴露身份的危险。为了装扮得更像印尼华侨商人，免除敌人的猜疑，在1943年9月15日，四十八岁的郁达夫经当地几位华侨的介绍，在“战时一切从简”的托词下，草草与一位年仅二十岁的华侨姑娘结了婚。这姑娘叫何丽有，相貌平常，原籍广东台山人，在苏门答腊长大，没有受过教育，只会说印尼话和台山方言，而郁达夫的印尼话又说得不好，就连语言亦较难沟通。郁达夫对此很满意，因隐蔽的身份不会由她而暴露。洞房花烛之夜，郁达夫写了四首《无题》七律诗，有一首为：

    洞房花烛礼张仙，碧玉风情胜小怜。

    惜别文通犹有限，哀时庾信岂忘年？

    催妆何必题中馈，编集还应列外篇。

    一自苏卿羁海上，鸾胶原易续心弦。

    从来成婚之夕的催妆诗，没有《无题》的，“编集还应列外篇”，分明是指这件婚事是逢场作戏。

    何丽有对丈夫非常忠爱，第二年又生了个男孩，郁达夫取其名为“大亚”，讽刺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大东亚共荣圈”。（大亚后又名大雅）。婚后郁达夫对何丽有也慢慢产生了真正的感情。在何丽有的眼里，只见赵廉有许多书，不像商人，倒像个读书人。

    郁达夫的身份终于有人告密而泄露，他艰难小心谨慎地生活，到“八一三”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他才大大松了口气，也准备回国。但岂能料到，日本宪兵怕他到盟军法庭上揭露罪行，1945年8月29日夜，郁达夫与几位友人正在家里商量结束厂务时，一个少年来找他，他跟随去后就从此没有回来。后来才知，9月17日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郁达夫失踪的那天，正值何丽有临产，第二天生下了一个女孩，名叫美兰。这时才有人告诉何丽有，她的丈夫是中国文化界的名人郁达夫。

    （原载《文化娱乐》1984年第3期）

    徐志摩译过《死城》

    《陕西师大学报》（哲社版）1981年第3期刊有王炘同志写的《〈卞昆冈〉和〈死城〉是徐志摩的译作吗？》（后收入重庆出版社1982年9月版《诗人徐志摩》一书），文中写道：“经多方核实，徐志摩根本没有译过《死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贾植芳先生对于徐志摩有一定的研究，对其夫人陆小曼也比较了解，他就曾回忆说：《死城》不是徐志摩译的。”

    其实，徐志摩确译过并译完了《死城》，时在1925年。

    最近见到一部分零散的北京《晨报》的《副刊》和《文学旬刊》，发现上面刊有《死城》，署丹农雪乌著，徐志摩译。译文首段登在何期还没见到，在1925年9月5日的《文学旬刊》第80期上，登了译文的第二幕，前有：“续七月副刊第151页”字一行，据此可断定，徐志摩所译的《死城》在1925年7月的《晨报副刊》上起登，随后在《文学旬刊》上交叉连载。这部五幕剧本，译文分十七节，最后在1925年9月26日《晨报副刊》第一二八〇号上登完。

    当时《晨报副刊》主编是刘勉己，登完《死城》译文的全文后的第三天，即1925年9月29日由徐志摩接编。《文学旬刊》是文学研究会北京会员在1923年6月创办，最初推举孙伏园与王统照担任编辑，1924年10月起由王统照一人负责。1925年6月至9月，王统照因事离京，编稿委托了旁人，因而《文学旬刊》该年9月登的部分《死城》译文，不是王统照编发。

    《死城》的作者是意大利的Gabriele D'Annunzio（1863—1938），通译邓南遮，他的作品大多宣扬享乐至上，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所写作品鼓吹军国主义。因其文字艳丽，曾风靡一时。徐志摩这样信仰唯美主义的人物，翻译他的作品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原载《重庆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1期）

    南京的《文艺报》

    喜欢文学的读者，大凡都知道现在北京出版的《文艺报》。

    追溯该刊的历史，最初创办于1949年。这一年3月24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在已经解放的北平召开第一次会议，推选出郭沫若为筹委会主任，茅盾、周扬为副主任组成的领导机构后，主办的试版周刊《文艺报》随即于5月4日出刊。7月2日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开幕（6月30日举行预备会议），历时十八天，在7月19日闭幕的当天，宣布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全国文联”）正式成立。接办大会筹委会主办的《文艺报》，改为半月刊，遂于9月25日创刊，到1953年再由中国作协主办。此刊后来还曾改过周刊，亦改过几次版式，1966年6月，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而停刊，1978年7月复刊。可以说，《文艺报》是现仍在继续出版的一份历史最久的综合性文学刊物。

    同在1949年，刚解放的南京亦出版过一种《文艺报》。知道的读者恐怕为数不多了。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南京，宣告南京解放，时在南京的“全国文协”会员（注：为团结文艺界人士一致抗日，1938年3月17日在汉口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14日该协会在重庆召开理、监事联席会议，决定更名“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简称“全国文协”）以激动的心情，仅仅筹备了三十九天，于6月1日出版了创刊号《文艺报》。该刊八开四版，发行兼编辑者署名“文艺报社”，地址在南京市户部街五号，向南京市军管会登记的证书是“临字四号”。

    创刊号第一版上，用一篇《庆祝南京解放宣言》替代了“创刊词”，《宣言》有十五名全国文协在南京的会员署名，排列依次：方光焘、王维镐、丘琴、吉罡、吴组缃、亚克、沈蔚德、陈中凡、陈瘦竹、路翎、赵瑞蕻、郑造、肖亦五、肖蔓若、罗荪。他们在《宣言》中写道：“我们是几个在南京的文艺工作者，我们今天看见了久所渴望的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也就是拯救了南京，我们的欢欣鼓舞，是和全南京的人民，全中国的人民相同的。我们深知在整个人民解放事业当中，自身力量的渺小，我们认识新中国建设工作的艰巨，但是我们一定坚持我们的信念，谨守我们的岗位，一方面更加紧的向人民学习，一方面更努力的为人民效忠：我们将投身在人民的洪流中，和所有南京的从事于文艺的工作者，团结在同一的目标底下，彻底的为了支援并拥护人民解放军的革命进行到底，消灭不肯投降的国民党反动匪帮的最后的残余力量，以达成新民主主义的完全的与彻底的胜利。”第一版上另有丘琴庆祝南京解放的新诗《四·二四》、罗荪的《关于文艺工作的二三问题》。同期刊出的，还有路翎的小说《车夫张顺子》，赵瑞蕻四月二十三日的日记《前夜》，陈瘦竹、吴组缃、肖蔓若、肖亦五观看三十五军文工团演出歌剧《白毛女》的感想及亚克的《战后苏联文学》等。赵瑞蕻这一天的日记，记录了作者迎接解放的心情。当天电灯通宵明亮，他认为是一个奇迹，也使他确信人民解放军已占领了下关接管了发电厂，“我不禁对着远处的路灯欢呼，对将要来到的光明欢呼，对创造光明的人们欢呼”！

    这份《文艺报》原计划出周刊，因限于人力定为旬刊，但到6月20日才出版第二号。该期刊有赵瑞蕻的新诗《毛泽东》和肖蔓若的《庆祝》、路翎的《对文艺工作的一点感想》、王维镐的《在一个工厂里》及亚克的《论苏联文学的党性》。为纪念6月6日普希金诞生一百五十周年，还刊登了吴组缃翻译的《我们的普希金》并配了普氏的照片。在《文坛备忘录》一栏中记载了当年南京赴北平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共十二人，罗荪为团长，路翎为秘书。

    因该刊的负责人和主要撰稿人都将北上出席文代会，故在第2期《编后》中向读者说明暂停出版，待会后继续。照此分析，南京的这份《文艺报》仅出版了这两期，因“全国文联”的成立，旧“全国文协”自动解散，且全国文联主办的《文艺报》正式出版，在南京不可能再办一份同名的刊物，是否正确，有请知情者指正。

    （原刊《香港文学》2002年8月第212期）

    被扼杀在胎中的《光慈全集》

    在1980年6月杭州召开的浙江省文代会上，我与蒋光慈的夫人吴似鸿相遇。谈到50年代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蒋光慈诗文选》，她说光慈三十一岁英年早逝，当年一时竟找不到照片，卷首印上的是她在光慈去世一年前画的一幅素描像。

    蒋光慈的诗歌激情奔放，爱憎分明，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他的小说都能摄取有重大社会意义的生活题材，塑造的人物形象也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蒋光慈的为人，诚如胡山源回忆所说：“他那淳朴的语言和外表，叫大家喜欢。”郁达夫也说：“以他的热情，他的技巧，他的抱负，一定可以大成。”可惜驰骋文坛只有短暂的八年，但成就非常触目。无论从哪一角度来写中国现代文学史，蒋光慈作为诗人、小说家必占一席。

    蒋光慈原名如恒，又名侠生、侠僧，用过光赤、华西里等笔名。1901年出生在安徽六安，1917年考入安徽省立第五中学，受新文化的影响，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主编校刊《自由魂》，任芜湖学生联合会副会长。1920年到上海，通过同乡陈独秀的关系，进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创办的外国语社学习俄语，第二年与刘少奇、任弼时等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4年，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蒋光慈回国，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执教，并投身于革命文学活动。他将留苏期间写的新诗结集为《新梦》在次年1月出版，这是他的第一本创作集，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歌颂十月革命的诗集。1928年他与钱杏邨（阿英）、孟超等发起成立太阳社，出版《太阳月刊》；1929年主编《新流月报》；1930年主编《拓荒者》，这一年他被选为“左联”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阿英说他“八年如一日的，不为任何所屈，从事文艺运动工作”，1931年8月31日过早地被病魔夺走了年轻的生命。

    蒋光慈出版《新梦》时，就受到广泛的重视，随后他出版的创作和翻译，及所编的作品，约有十七八种之多，在社会上都具一定的鼓吹革命作用，因此几乎每出一种即遭当局查禁一种。他生活贫困，又患严重的肺病，靠卖文度日。上海北新书局明知他的作品遭禁，为增加他的收入，先后出版了他的诗集《战鼓》（1929年6月，系《新梦》《哀中国》增删后的合集）、长篇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1930年1月）、翻译苏联里别津斯基的长篇小说《一周间》（1930年1月），约他主编《中国新兴文学短篇创作选》中的《失业以后》（1930年5月）、《两种不同的人类》。北新还冒极大的风险，决意出版他的全集，因1931年3月被查封，《光慈全集》被扼杀在胎中。

    对于北新书局这一次查封事件，至今史家和研究者们都略而不述。1930年已任北新总编辑的赵景深，亲历其事，在70年代初写过一份回忆：

    1931年3月，上海北新书局门市部代售进步书籍。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兼伪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范争波派人来抄去进步书籍二十余种，即将北新门市部查封。范争波手下王某到北新货栈来恐吓，如果不缴出三千元给他，他就要封货栈。写作者李赞华与范争波相识，就陪我去看过范争波一次。我还携带三千元钞票，到“一品香”约定的房间里去看王某，王某鬼鬼祟祟地怕人窥破地将这笔钱收下。后来这案件便由警备司令部移交法院。法院判决门市部经理徐孟若徒刑五年，缓期执行，交保释放，北新门市部启封。北新在惊恐之余，曾将蒋光慈著译的单行本、打好纸版的《光慈全集》以及所有进步的书籍存货全部销毁。（抄自赵景深公子赵易林兄提供的手稿。）

    这次查封事件，亦为北新创始人、主持者李小峰的胞侄李中法所亲见。他在《关于李小峰》一文中的叙述，可与赵师的回忆相印证：北新“第二次封门是1931年3月在上海，原因是出版了鲁迅的著作和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失业以后》《两种不同的人类》，冯雪峰的《新俄的戏剧与跳舞》等书……一天，只见李小峰指挥着同仁，从三楼书库把鲁迅、蒋光慈等的著作成捆成捆地往后院天井扔，然后举火焚烧，火光彻夜不绝。我们家眷也都把箱子细软放在自己房门口，等淞沪警备司令部派人来封门时，可以拿起就走”。足以说明北新是因印售进步书刊而遭查封。赵师曾见告，这部打好纸型的《光慈全集》，包括了蒋光慈已出版的全部著作外，还将连载发表在《拓荒者》上、尚未出过单行本的长篇小说《咆哮的土地》也一并收入。北新被查封发生在3月，蒋光慈于同年8月31日去世，如北新不遭这次查封，蒋光慈完全可以在生前见到自己出版的《光慈全集》。

    2003年4月11日写于湖州人间过路书斋

    （原刊《香港文学》2003年7月总第223期）

    刘延陵的《杨柳》

    时间过得真快，一瞬眼，刘延陵先生在新加坡去世已二十一年。

    这位五四时期新诗运动的前驱者，是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对中国新诗的倡导，作出过很大的贡献。当今很少有人提及，是与他后半生侨居海外有关。

    刘延陵祖籍安徽旌德，光绪二十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1895年1月21日）出生在江苏泰兴。本名延福，乳名福官。家境贫困，在本县小学毕业后，考入当时江苏三大师范之一的南通师范。在校勤奋好学，成绩优异，总考获得首名。因此，毕业后考入复旦大学，生活费用均由南通师范供给。1922年1月，同叶圣陶、朱自清创办了我国第一本新诗刊物《诗》月刊，朱自清说“几个人里最热心的是延陵，他费的心思和工夫最多”。刘延陵的《水手》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后，轰动诗坛，传诵一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学国文课本里，几乎都是用它作为范文。叶圣陶的《文章例话》里，向青少年作介绍时，就用《水手》来引证什么是“意境”与“神韵”，说明“诗是最精彩的语言”。当年刘延陵在杭州第一师范任教，指导湖畔诗社的年轻学生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等写诗，1922年8月，汪静之的“惊世之作”《蕙的风》出版时，为之写序的除了胡适、朱自清，另一位就是刘延陵。

    在1923年，刘延陵考取官费的美国西雅图州立大学，攻读经济学。因脑病发作而辍学回国，执教上海暨南大学。他笔耕不断，发表了大量诗文与译作。曾用过雨霖、金季子、夏逢、金正、秋石等笔名。

    1937年，他应邵力子的邀请，南下吉隆坡主编《马华日报》，在侨界宣传抗日。半年后，曾匆匆回国探亲一次。1939年到新加坡，任职《星洲日报》。日军占领新马时，他栖身做小生意，甚至沿街叫卖纸花，路口卖香烟。抗战胜利后，先后在《中兴日报》《华侨日报》及英国广播公司（BBC）远东中文部任职。其后，又担任义安学院、南洋大学兼职教授。他一直为生活所累，此时方趋稳定。60年代，新加坡的商务、中华、南洋、上海、世界及联合六家中文书店，联合成立教育供应出版社，专门出版华文教科书，他被聘为编辑直到退休。

    远离故土，刘延陵又处世低调，从不张扬，致使新加坡当地不知这位在中国新诗界很有影响的老诗人。直到80年代方被认知，文坛极为震动。刘延陵在晚年仍创作不断，1985年，他推敲多时，写了《教师咏》《教师》两首长诗。寄来后分别转给北京的《诗刊》与南京的《雨花》。两刊在同年12月号上同时发表。1988年，他还写了长诗《杨柳》，发表在同年3月2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星期刊》。

    刘延陵早负诗名。文学评论家孙良工在1923年写的《最近中国诗歌》一文中就说过，新兴的白话诗，以时间论，还不过六七年光景，胡适《尝试集》出版前后是一个时期。“在《女神》出版的前后是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是极端的解放的诗歌最盛的时代，以郭沫若、俞平伯（后期的诗）、徐玉诺、刘延陵、朱自清诸人为代表。”可惜的是刘延陵为生活疲于奔命，散见在报刊上的大量诗作，始终未曾结集出版。收入集子的，仅有1922年6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雪朝》，系朱自清、周作人、俞平伯、徐玉诺、郭绍虞、叶绍钧、刘延陵、郑振铎八人合集，内收刘延陵《河边》《悲哀》《新月》《姐弟之歌》等十三首。1935年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内收《海客的故事》《水手》两首。编选者朱自清评说他“喜欢李贺的诗，以为近乎西方人之作，似乎颇受他的影响”。早在1933年，赵景深在《现代中国诗歌》一文中不无感叹地说：“像刘延陵、程鹤西这样好的诗人至今不曾出诗集，真是一件极大的憾事。”

    刘延陵晚年很想在国内出版一本诗集，询问过出版界情况。我曾帮他在《黄钟》等刊物上找到不少旧作。他记忆力极强，对五十多年前的作品均有印象，如来信中明确指出，有一首《沿溪行》，“是一篇长而臭的废料，不要再见他了”。1985年10月，他为上海书店影印的《诗》月刊合订本写序，叮嘱修改其中某字某句。他对作品如此认真负责，是他生前未能及时整理出诗作结集出版的最大原因。

    直到2002年12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葛乃福编的《刘延陵诗文集》，此时距作者去世已十四年。葛乃福花多年心力，搜集刘延陵作品，为文坛填补了一项空白。严格地说，是个选本。可能限于篇幅，不少诗文未见收入。最可惜的，不知何故失收极为重要的《杨柳》。这是刘延陵九十四岁写的诗，寓意深远。《杨柳》是随潘正镭的《折柳南来的诗人——“五四”遗老刘延陵访问记》一起发表的。潘先生在文中谈及《杨柳》时说：“关于诗作的灵感，刘老说：‘南来新加坡，不曾见有杨柳，苦无处寻。云南园有两排相思树，便取相思树叶为比。相思树叶弯而长，柳叶则直而像眉。新加坡之有杨柳，应是近二十年来的事，现在多处可见。至于柳之由来，便想像有一女子，在江南折了柳，移到南洋来，世代繁衍。’”潘先生接着又说：“诗的花苗，何曾在老诗人的心中枯萎。这株杨柳，原来已在诗人的心中摇摆了半个世纪。折柳南来，不正是刘先生文学生涯的象征；柳枝依依，也不正是刘老落籍柳岛，躬耕文教，作育英才的写照？”《杨柳》不单是刘延陵最后的诗，也是他晚年所写最有价值的一首诗。

    《杨柳》在1988年3月20日《联合早报星期刊》发表后，刘延陵又作了修改，将末节三行删去改写成九行，属作者的最后定本。为纪念刘延陵逝世二十一周年，将修改后的《杨柳》刊出，供读者诸君赏析。

    2009年8月7日写于湖州人间过路书斋

    附：

    杨柳

    延陵

    （1）“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诗经·采薇篇》

    （2）“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柳永著《雨霖铃》

    （3）“亲爱的朋友们！将来我死了，

    请在坟上植杨柳一株。

    我爱那些柔情依依的枝叶

    令我感觉亲切的浸在月光中的淡白色，

    和树影的时常轻轻抚摩那

    伴我长眠的黄土。”

    ——台湾版《法国十九世纪诗选》中151页

    杨柳是多情树。

    杨柳的情多情多。

    它们终日依依恋恋，颠颠簸簸，

    象有千言万语，欲说还休。

    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它们见广识多，思潮涌银波。

    遂借摇摆与俯仰，

    表示爱与怨，喜与忧。

    遂用急旋与慢舞，

    作为短吟与长歌。

    它们又如高竹凌霄，迎风顾盼，

    显现飘逸出尘的丰神。

    半世纪前本岛的风景

    与今日同样秀丽。

    但“多情树”还未登场，

    遂致处处园地里

    莺燕无声，众花如睡。

    后来北方有一位佳人，

    象一只白鹤般飞来定居。

    她从老家里折了一条柳枝，

    珍重地植在新居的窗前，

    叮嘱它多生儿孙来装点本岛，

    如明珠钻石之繁星点缀绿袍。

    以后两年过去了，

    窗前出现了一株新柳亭亭。

    它披起青衫来蹁跹软舞，

    她觉得依旧住在

    杏花春雨的江南。

    又过了两年，

    新柳上吐出小花点点，

    都象谷皮上辐射出了绒毛。

    它们都白如棉絮，轻于蝉翅，

    乘风飘荡，到处留连；

    游倦了落地生根，

    再变成风流树摇曳着出土，

    为本岛添韵而增采。

    现在它们与它们的孩子，

    有站在公园里的，

    都会张开枝叶如张臂

    含笑而迎往游的老幼。

    有成群结队，

    立在学校门外的，

    早晚都纷纷鞠躬点头，

    招呼进进出出的青年。

    有与桥与亭与路边的石凳结伴，

    各自构成一片

    似乎与尘世隔绝的小园地的，

    都喜欢人随时访问，

    与它们聚会片刻，

    在静默中交流情意。

    丰姿潇洒的杨柳，

    会使得百鸟讴歌，众树侧目。

    但与它为伍的石碑，草屋，

    也都有画意诗情。

    唉，平常风景里的一株杨柳

    真是红紫纷披花丛外边的一棵

    朴素奇香的芝兰；

    寒夜客到时，

    紫檀木桌面上的一壶

    热气腾腾的酽茶；

    深山寂寂中

    佛寺里清脆荡漾的

    一下两下钟声。

    （注）

    诗的末节发表时原为三句：

    唉，风景里面的杨柳

    不象菜汤里的味精，

    空山里的佛寺钟声吗？

    （原刊《温州图书馆学刊》2009年第2期）

    关于胡秋原八十寿辰演讲会

    著名政论家、文学家胡秋原先生，于5月24日在台北病逝，享年九十五岁。

    1910年生于湖北省黄陂县的胡秋原先生，虽被称为政论家，但他的名字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并不陌生。当年“左联”领导的革命文学运动，对一些作家提出的“民族主义文学”展开斗争时，1931年12月，胡秋原先生在他主编的《文化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名篇《阿狗论文艺》，自称“自由人”参加论战，继而连续撰文批判双方，还得到一群作家的响应，因此成了“第三种人”。1933年他在白色恐怖中保护过瞿秋白，1942年也还积极营救被关在上饶集中营里的冯雪峰。他一生写了两千多万文字，涉及面广泛，传媒称他是当代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的重要人物。

    胡秋原先生晚年做的最惊人的一件事，是在1988年9月，他不顾台湾当局的禁锢政策，毅然访问大陆，轰动一时。

    6月2日《中华读书报》上，刊登了秋石先生的长文《胡秋原：“两岸破冰第一人”》，作者用丰富的资料，勾勒了胡秋原先生充满传奇的一生。文中一处提到：

    1990年5月27日，于台北师范大学举行的胡秋原80寿辰演讲会上，面对来自岛内各地的上千名与会者，91岁的陈立夫先生特别地赞扬了胡秋原的爱国精神，以及肯为民族大义勇敢奉献的精神。立夫先生面带微笑，道出了他对小他11岁的胡秋原的肺腑之言。立夫先生说：“秋原这个人很勇敢！有浩气，他觉得海峡两岸今天应该讲和，不能再互相攻击，结果，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个人忽然跑到北京去了……”

    立夫先生话音刚落，会场内顿时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陈立夫先生在参加演讲会的次日，曾有一信给胡健中先生（笔名蘅子，30年代杭州《东南日报》社长，与郁达夫关系甚笃），记述了演讲会的一些情况，更写有他给胡秋原先生的十四句四言赞词，读者或感兴趣，现按存于箧内的信札原件抄录：

    健中吾兄：

    日昨承嘱参加胡秋原兄之八秩诞辰讲演会，并致词。到者约一百二三十人，而寿星迟半小时始到，殊为不当。弟除报告其以往所编之报纸刊物十种、著作及译著二十种、任公职约十种外，并以弟对胡兄之所认识者述之如下：“浩气善养，至大至刚；议坛论政，为国为民；为学诲人，不厌不倦；立身处世，我行我素；据理雄辩，不屈不挠；为求和平，独来独往；遐龄硕健，以颂以祝”，并写立轴以赠之。最后以立以自己按摩术报告听众，最后以“养身在动，养心在静”八字为赠，听众似甚喜悦。谨此报告，并颂近祺！

    弟陈立夫 七九、七、廿八

    我不知陈立夫先生信中说的这次演讲会，是否就是秋石先生文中说的那一次。因信尾写明“七九、七、廿八”，即1990年7月28日，演讲会在上一天，系7月27日而非“5月27日”，又，参加演讲会的人数“约一百二三十人”，而非“上千名与会者”。亟盼知者有以指教。

    （原刊《书友》2004年6月28日第67期）

    从纪念洪昇引起的联想

    三百年前的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著名戏曲家洪昇（昉思）在湖州南浔落水而亡。

    一曲《长生殿》，使洪昇名扬大江南北，也使他晚年潦倒至死。1688年剧本写成后在京中盛演不衰，万人空巷，以得一票为荣。正在得意之际，被小人告了一状，言孝懿皇后去世不过百日，国丧间演剧为大不敬，应按律治罪。康熙爱看戏且惜才，只将洪昇作了削去官职的最轻处理，从此流落江南。1704年农历六月初一日，在南浔夜醉归舟，老仆堕水，洪昇提灯相救，俱亡。

    今年初，曾向有关机构建议，借此史实，似可搞一次几乎不花钱的纪念洪昇逝世三百周年的活动。一是请上海或省里的昆剧团来演出几场《长生殿》，让市民亲听这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雅音；二是举办一场通俗的洪昇与《长生殿》的讲座；三是洪昇落水何处，出事不久就至少有四种不同说法（其中两说在当时的吴兴县），约请近边沪杭宁三市的少量文史研究专家，举办一次学术讨论会，专题论证，明确地点。一年将过，时间已失，殊感可惜。因这种能在海内外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化活动的机会，不是年年都有的。洪昇生于1645年（顺治二年）农历七月初一日，出乎预料，杭州却在本月底前已推出纪念他诞生三百六十周年的活动。

    于是联想到西郊的西塞山。十多年前，也有一座西塞山的湖北黄石市，已在积极开发其为风景区，将张志和的关系硬拉过去。整理据说是张志和垂钓的钓台和避风雨的桃花古洞，请了楚图南、赵朴初、舒同等名家题字刻石，其中自然突出了那首有名的《渔父词》。然而在脑海中无论如何想像不出，张志和坐在高高的山上，在滔滔长江里垂钓鳜鱼是怎样一幅图景。不必与之争论，但我们湖州的西塞山不可不作自我宣传。其实花不了几个钱，选择几件史实点缀其间，定可一震天下。最近西塞山的四周生态环境已严加保护，市民无任欣慰。

    千余年来，湖州积淀了深厚的地方文化，只待如何加以保护和多视角来积极利用罢了。不是吗，世人都稀奇杭州虎跑泉水能高于盛器沿口而不外溢，还能驮硬币。尊敬的读者，你如有兴趣去云巢古梅山庄，试试那里的水，一样的。

    （原刊《湖州晚报》2004年12月29日）

    何公超二三事

    因孤陋寡闻，以前只知何公超是儿童文学家。最近读了几种书刊，方知他的一生同时贡献给了文化出版事业，张伟在他的史料甚丰的新著《沪渎旧影》里，还称他是我国“第一个拓荒影坛的共产党人”。

    何公超（1905—1986），又名味辛。他原名王鍼生，幼时改从外祖父姓何，取名福良。祖籍江苏松江（今属上海），早年曾在钱庄当学徒，1922年进商务印书馆，为总务处文书股书记，业余就读文生氏英文专修学校。何公超在1921年已开始在《小说月报》《小说世界》《妇女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文学创作，用过何慧心、王立、王鍼、于贞一等多个笔名。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在《民国日报》主编《平民之友》周刊，后又编辑该报文艺副刊《杭育》，这一年11月，在《杭育》上辟《电影周刊》，约同汤笔花共同编辑，他本人发表了数量不少的有关电影的文章。1925年“五卅运动”后，他受共产党委派，与瞿秋白、沈泽民、郑超麟一起编辑《热血日报》，同时担任上海总工会宣传部代理主任，参加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何公超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在此期间，他先后在江宁公学、民智中学任教，做过春潮书局营业部主任，担任过《儿童日报》总编辑、《儿童世界》主编。1930年出版描写底层百姓生活的小说《柴米夫妻》，还翻译了最早描写苏联十月革命的报告文学《震撼世界的十日》。1938年何公超在汉口新亚书店任编辑，1942至1949年间，他在重庆大江印务局、晨光书局、重庆上海《儿童世界》社等处供职，1949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在上海任联通书店编辑部主任、大东书局编辑科长，1951年调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为该社副总编辑。

    何公超出版过多种童话、寓言、民间故事方面的作品，如《快乐鸟》《丑小鸭》《兽国记》《河神娶妻》《农夫和蚯蚓》《外国妖莲》等，也还出版过一本《鲁迅与陶行知轶事》。他有大量的作品未能结集出版。他生前是上海市文联委员，作协上海分会理事，上海市政协委员。

    在1949年7月24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文协”）在已解放的北平成立，上海不久也成立了分会。上海分会出过一种《文协通讯》，其中有关何公超的一些报道，如今知之者估计是不多了。

    何公超分在民间文学组，据1950年9月16日出版的《通讯》第一期上报道，该组与设在上海的华东人民电台合作，每星期日晚上九时半至十时播讲民间故事，何公超在电台讲过《苏联民间故事》，其他还有赵景深、秦瘦鸥、周煦良、金近、谷斯范等多人。

    为配合当时华东地区的土地改革，上海市文联成立了土改工作委员会，不少文协会员积极报名，分批安排参加土改工作团，据《通讯》第一期与1951年3月31日出版的第四期报道，何公超被安排在第三期，于1950年12月25日同邓散木、孙福熙、罗洪、金近等十五人，赴绍兴农村，直到第二年2月15日回上海。接着，上海近郊土改将于4月初全面展开，文联土改工作委员会又相应成立工作组与参观组，何公超又报名参加了工作组再次去农村。

    1950年10月，文协会员响应劝募寒衣运动，何公超不单本人捐献，并“经募”多人。该年11月16日出版的《通讯》第三期上，有一份名单和所捐实物的记录，何公超名下包括他“经募”的数量最大，计棉衣五件、皮衣一件、棉裤三条、单裤五条、单衣三件、卫生衫裤二件、鞋九双，还有代金十五万元（旧币，下均同）。这里附带一笔值得可记的，以个人而言，胡风夫人梅志捐物的数量为最多，计棉衣四件、单衣八件、单裤六条、鞋一双、袜二双、手套一副、围嘴一个。当年百废正待俱兴，生活都很困难，实属不易。

    第二年为了支援志愿军在朝鲜打美军，上海文艺界开展各种活动进行捐款，在纪念鲁迅逝世十五周年诞辰七十周年时，仅两个月，就捐献了“鲁迅号”战斗机两架。文协会员纷纷解囊，《通讯》第四期上有一份名单及捐款数字，其中何公超捐了十四万九千二百元，又是由他“经募”，施瑛竟捐出一百二十九万四千二百八十元，柯槐青捐出十九万八千九百元。这份名单中，超十万元的，有方令儒（十万零五百元）、靳以（十五万元）、冯雪峰（十五万元）、吴秾（十万元）、王士菁（十万元）、巴金（十五万元）、孙福熙（十五万元）。

    以上几件事似乎可以说明，当年上海的作家对人民政府的号召非常主动积极响应的，而何公超尤见热情。

    何公超谢世已十六年。像他那样一生敬业的作家和文化工作者，文学史上未必能提到他们的名字，但没有他们的存在，却难产生文学史。写些文字来说说他们，应是我辈读书人的一种责任吧。

    2002年11月8日写于湖州人间过路书斋

    （原刊《开卷》2003年12月第4卷，总45期）

    谁还记得叶德均

    人文领域中因八九十岁的老前辈陆续归隐道山，不少人发出感叹，界内精英，尤其是从史料入手作“微观”研究的，已明显断层。我等普通读书人，自然不敢妄加断语，或附和，或有所异议。只是觉得这方面的新著，很少见非备不可的。于是往往要想到前人，其中有一位现在难得被说及的叶德均。

    说起这位著名的戏曲理论家、古典小说、民间文学研究专家，可能有读者依他的姓名会联想到大名鼎鼎的叶德辉。其实两人毫无干系，叶德辉是湖南湘潭人，1927年因极力反对农民运动被处决。叶德均是江苏淮安人，1911年出生。他从淮安中学考入上海复旦大学，1934年毕业后，潜心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戏曲与民间文学，颇有成就，得扶掖后进不遗余力的赵景深先生器重。1944年，赵先生通过当年湖州中学的国文教师朱渭深，介绍叶德均来校任教。朱渭深是诗人，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与赵先生交往，第一本新诗集《期待》，就是经赵先生之手1930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叶德均第二年去上海，供职青年中学，1947年赴长沙湖南大学任副教授，1948年再远走昆明任云南大学教授。1956年7月6日弃世，年仅四十五岁。

    抗日战争胜利后，叶德均研究成果频出。在上海赵先生主编的《俗文学》《通俗文学》、香港戴望舒主编的《俗文学》、北平傅惜华主编的《俗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了数量不少的学术论文。结集出版的《戏曲论丛》《宋元明讲唱文学》，考证论述精到，为世所重。

    在湖州中学教书课余，叶德均留意当地历代著名作家的史料，查阅了《湖州府志》《乌程县志》《凌氏宗谱》等，写成《凌濛初事迹系年》，在学术界最早梳理了这位创作《拍案惊奇》两集的作家生平。从陆心源刻印的《湖州丛书》中杨凤苞的《秋室集》及汪曰桢的《南浔镇志》里，找到了还无人提及的《水浒后传》作者陈忱的记载。对编写《平妖全传》的沈会极行状也有新的发现。

    叶德均在中年自我了断尘缘，赵先生很婉惜。为怀念这位同道学生，次年在助手李平的协力下，将他已发表过和尚未面世的一批遗稿进行了整理，冠名《戏曲小说丛考》。中华书局迅速打好纸型，但说不清是什么原因，这部五十四万字的极具学术价值的著作，直到1979年才得出版，距作者弃世已整整二十四年了。

    叶德均重考证，因此在一些名家的作品中能检出诸多疏漏。是书收入的《关于〈新曲苑〉》，对任讷（二北）《新曲苑》的得失作了学术商讨。他肯定“近人治戏曲而有所成就者，首推王国维，其次便是吴梅”。但也发现吴梅（瞿安）《霜崖曲跋》里许多违失与错误，“其原因当为吴氏写跋文时，亦与往日传统文人作序跋相同，是漫不经心随意一挥而就的”。

    搜集到叶德均写于40年代末的几封书信，落笔规矩，有如他的治学，一丝不苟。曾打听他的亲属现在是否尚健，又在何处，拟将原信送还，见故人手迹，一定会非常惊喜吧。询之数位师辈，无奈岁月淌走五十年，都已茫然无所知了。

    2004年2月8日写于湖州人间过路书斋

    （原刊《开卷》2009年第1期总第54期）

    记述都不可靠——关于曹聚仁谈郁达夫与王映霞

    近年来，曹聚仁的著作已出版多种，三联书店还在陆续出版他的系列。曹聚仁阅历广，接触人物多，一生写了不下四千万字。

    他的《听涛室人物谭》里，有一篇《谈郁达夫与王映霞》。文章一开始就说在某刊物上，见到署名“余子”的《郁达夫王映霞的离合》，其中有言，郁达夫移家杭州，是多少受了暨南大学要聘他为教授，当时的教育部以“生活浪漫，不足为师”而予以否决的影响。曹聚仁指出，自己在暨大任教十年，也曾兼任秘书，可以肯定绝无此事，斥余子“胡说八道，瞎造谣言”。

    这位“余子”，就是朱惠清。1933年至1936年间郁达夫夫妇居杭州时，他是杭州商会的会长，与郁达夫夫妇交往甚密，可称朋友。郁达夫在《国道飞车记》中，写的即是与朱惠清一起，从杭州到江苏宜兴游玩的经过。当年朱惠清的夫人、胡健中的夫人，与王映霞是“闺中密友”，郁达夫还将同王映霞所生的次子过继给朱惠清夫妇。论交情，恐怕比与曹聚仁更深一层。朱惠清晚年定居香港九龙，著有《余子随笔》，曹聚仁所见一文，收入其中。

    余子所言，无能力去考证是否事实，也不知他是否肇始者。按曹聚仁的说法，是谣言，记述不可靠。只是这件事，流传颇广，不少谈郁达夫的专著或文章都有提及。就连简单如附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郁达夫诗词抄》中的《郁达夫行年简谱》，在1935年即记有“其间，曾应郑振铎推荐，拟就教职于上海暨南大学，遭教育部长王世杰诬以‘颓废文人’被驳复”。与郁达夫相识，远在马来西亚的温梓川，在他的《郁达夫别传》里，误作发生在杭州的之江大学。依曹聚仁而言，都是在“胡说八道，瞎造谣言”。

    曹聚仁也是郁达夫的朋友，他写的关于郁达夫的文字，在《我与我的世界》里，有《也谈郁达夫》一章；在《听涛室人物谭》里，除这篇《谈郁达夫与王映霞》外，还有《郁达夫的苦酒》《诗人郁达夫——他的戏剧性生活》。1938年初夏，郁达夫夫妇在武汉发生最激烈的一次争吵，前后经过，据曹聚仁说，是直接亲听郁达夫所言，应该十分真实可靠。他在《也谈郁达夫》一章里，说及当年他与郁达夫在徐州相会，郁达夫邀他到一家小酒店喝酒畅谈。谈到与王映霞的矛盾，“感愤流泪”。曹聚仁记述：“原来，他俩住在汉口的法国酒店，那一房间，恰巧是许绍棣住过的。痰盂里留着几封撕破的信，郁兄捞起来一看，正是映霞写给许的情书，于是夫妻大闹一场，映霞便忿然出走了。”在《郁达夫的苦酒》里，曹聚仁同样记述了这件事：“达夫回到汉口时，映霞也正和她的爱人许兄打得火热。有一天，映霞正在看信，达夫进入房中去，她就草草撕了几下搓成一团，丢到痰盂中去。达夫也老实不客气地从痰盂中捡起那封信，那封信正是许某的信，这就闹翻了。”两处都言之确凿。只是让人非常的不明白，那些前后不一的细节不谈，痰盂里的信，究竟是许绍棣给王映霞的情书，还是王映霞给许绍棣的情书？

    还有，曹聚仁在《也谈郁达夫》中，随后还记述到：“后来，我和他又在福州相遇，那时，他还没到南洋去。”在《郁达夫的苦酒》中，也同样记述此事：“我到福州时，达夫和映霞都到香港去了，他们闹得更厉害；达夫远走南洋，映霞则西归重庆……后来和一位年轻银行职员结了婚。”1938年12月，王映霞与郁达夫带了所生长子一起离开福州，途径香港去了新加坡。这又让人非常的不明白，曹聚仁在福州究竟遇没遇到郁达夫呢？在香港也没发生“达夫远走南洋，映霞则西归重庆”的事。是到了1940年3月，王映霞才与郁达夫在新加坡协议离婚，8月回国。两年后的1942年4月在重庆与钟贤道结婚。而当时钟贤道是重庆华中航业局的经理，也并非银行职员。

    再有，曹聚仁无论在《也谈郁达夫》还是在《郁达夫的苦酒》里，行文都说是郁达夫夫妇这一次争吵使王映霞忿而出走后，于是才有郁达夫的登报“寻人启事”。而郁达夫自己在那组《毁家诗纪》第八首的“原注”中却写道：“自东战场回武汉，映霞时时求去。至四日晨，竟席卷所有，匿居不见。我于登报找寻之后，始在屋角捡得遗落之许君寄来的情书三封……”这又让人非常的不明白，究竟是郁达夫见到情书（不论是谁写的）夫妇大吵一场，王映霞忿而出走，郁达夫再登报寻人；还是王映霞先已“匿居不见”，郁达夫登报寻人之后“始在屋角”捡得情书？如是郁达夫写的是事实，则曹聚仁的记述又不可靠；如是曹聚仁写的是事实，则郁达夫为了自圆其有理，在“原注”中将事情发生的顺序上做了颠倒手脚，说明《毁家诗纪》的不可靠。

    显而易见，尽管曹聚仁是郁达夫的朋友，一些事情还是亲听郁达夫所言，但记述竟会如此不一致，如此有悖史实，或许有人也会说他在“胡说八道，瞎造谣言”，未免火气太大。人的回忆总不可能没有差误，说记述不可靠应该是可以的吧。

    前面提及的胡健中（1902—1993），亦是郁达夫的朋友，笔名“蘅子”。郁达夫夫妇居杭州时，他是杭州《东南日报》的社长。郁达夫1934年写的那首“当年同是天涯客”的《采桑子》，就是答他的唱和之作。胡健中1949年去台湾，晚年同样写过关于郁达夫的文章。1990年王映霞由女儿陪同赴台湾访问故旧，与胡健中相隔四十余年后见面。为回答传媒提问力求简单明确，胡健中以王映霞的口气写了几行字交她应付，其中有言：“胡先生除写过一篇《郁达夫和王映霞的悲剧》外，还应《联合报》之请，又写了一篇《郁王故事系沥》。胡先生两篇文章除一小部分与事实略有出入外，十九均为信史。”不作全部肯定。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变并非大事，七十年后的今天更不必纠缠，故如当事人王映霞的说法也不予引录互证。仅仅说明，单就此事，多少振振有词的记述都是这样的不可靠。

    2007年11月中旬写于湖州人间过路书斋

    （据2007年11月手稿）

    《浮生六记》后两记是王均卿假托

    清代沈复自传体的《浮生六记》，叙述作者夫妇间平凡的家居生活与浪游见闻，展示了当年的世态人情，文笔细腻，感情真挚，恻恻动人。前人评其“幽芳凄绝，读之心醉”。俞平伯称它“俨如一块纯美的心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林语堂将它译成英文，至今已另有法、德、俄译本。作者无意，却成了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的文学名著。

    作者沈复，字三白，江苏苏州人。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约卒于嘉庆二十年（1807）以后。《浮生六记》的手稿残本，道光年间被杨引传在苏州冷摊购得，缺后两记《山中记历》与《养生记道》。杨引传，原名延绪，字醒逋，号苏补、老圃、松滨老圃。是在香港主编过《循环日报》的王韬的内兄，生平已不可考。藏书甚富，室名独悟庵。同治十三年（1874），香禅精舍近僧为手稿作序，光绪三年（1877）杨引传交上海申报馆作聚珍版排印出版《独悟庵丛钞》时，收入《浮生六记》残稿四记，本人又作一序，王韬写跋。《丛钞》于次年出版，《浮生六记》从此见世。光绪三十二年（1906），黄人（摩西）在苏州主编《雁来红丛报》（周刊），转登《浮生六记》，亦为四记。1915年王均卿编印《说库》时，收入《浮生六记》，同为四记。俞平伯在1923年将上述几种版本进行校订，由朴社出版校点本《浮生六记》，同样也为四记。而在1935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美化文学名著丛刊》中，突然冒出了一部足本。说是搜求到了后两记的钞本，补全了《浮生六记》。轰动一时，读者都信以为真。过了近半个世纪，经不少专家学者考证，以确凿的证据说明，这足本里的后两记是伪作。

    伪作者是谁？当年世界书局出版足本时，郑逸梅先生有一段亲历。他在《〈浮生六记〉佚稿之谜》一文中回忆说，在主编《金钢钻报》时，有一位年长的特约撰述王均卿常来晤叙，王均卿迁居苏州后，每次到上海必要与他见面。一次王均卿很高兴地告诉他，在苏州一乡人处，发现了《浮生六记》的全钞本。并已与乡人商妥借来付印，以广流传。他也极喜爱读此书，听后非常兴奋。过了一个月左右，王均卿又去他处，说前次所谈足本，因乡人变卦，奇货可居不肯借用了。但已同世界书局讲妥出版事宜，如今失信，说不过去，想请他仿做后两记以搪塞，他当然不愿做。但过了不久，就见到了世界书局这部足本。此书出版于1935年11月，王均卿在同年去世。郑先生文中随后说：“那么这遗佚的两记，是否由他老人家自己动笔，或委其他同文作伪，或那乡人获了厚利重复允许供印，凡此种种疑问，深惜不能起均卿丈于地下而叩问的了。”不论怎么说，世界书局出版这部补有后两记的足本，王均卿是关键人物。

    王均卿（1867—1935），原名承治，号文濡，别署竹毓、天壤王郎、吴门老均、学界闲民、新旧废物等。是有名的国学家。湖州南浔镇人，先祖从安徽广德迁来。幼时聪明好学，为光绪九年（1883）癸未科秀才，时年十六岁。次年即补博士弟子员。戊戌变法时，拥护维新，伏阙上书，多指斥之词。慈禧见后大怒，令巡抚刘澍堂查办，几遭不测。义和团被平定后，事得缓解。1902年与沈知方等在上海创办国学扶轮社；1909年南浔乡绅李维奎提倡新学，创办明理学社，邀其回乡主持校务，兼授课浔溪书院，同年加入南社。后受上海出版界之聘，先后在商务、中华、大东、文明、进步、鸿文、乐群等出版机构任编辑或总编，主持大东书局编辑所时间最长。其间，在1914年与创办上海中国体操学校的同乡徐一冰（诗人徐迟之父）合编过月刊《体育杂志》；与同乡张萼荪（廷华）编印过多种新式教科书，很受各校欢迎，风行一时；与同乡沈伯经（熔）等编印出版加评注的历代诗文、尺牍等近五十种，对普及国学起到很大推动作用。晚年移居苏州，著有《诗学入门》《蠵屈馆笔记》等。

    在1986年，获知王均卿的女婿季小波先生健居上海，为解谜团，冒昧给这位前辈写信求证。那一年季先生已八十七岁高龄，揣度不会有回音，可是季先生寄来了一封长信。内容均具难得史料，全信照抄：

    徐重庆同志：

    你的信已收到多天，最近，由于高血压，即每日看报也放弃了，迟复，甚歉。

    关于我岳父的事所知不多，但他的所有著作我都读过。有些，即使在今天，还值得一读的。《浮生六记》后两记实际是我岳父所作，沈三白的闺房乐趣吸引了他。在他所编的一套《香艳丛书》中，能找到他生活的迹象。而所谓“香艳”，不能冠以“黄色”，仅充满了男女之情而已。晚年交一情妇，诗甚艳，为中年人，但爱岳父诗。因了“忘年赠爱”（指“赠爱”这个辞），是我赠给岳父的。岳父作骈文工且美，后爱朴学。并经常嘱咐小辈，批评诗文的华而不实的，浪费精力，匠人之作的不可取。时以他所爱的文章作介绍。当时，我在潘公展的《晨报》工作，编画报之外，兼为此报的几个附刊作规划（除姚苏凤的《每日电影》外），与岳父见面的机会极少。在他的新居竣工后（苏州北寺塔旁的沙湖塘），我去住了一个相当的时期，他的藏书也在此时机读了不少。其中有不少他与友人往来的书信，不少是当时知名之士。大作所举的他的著作，他嘱我保存的。岳父只此一女，因之，他对我这个比较好学而并无不良嗜好的女婿，还是满意的。他颇善理财，他为侄子王之廉（音同）搞的“维罗广告公司”赚钱后，又赞助这个侄儿与人经营“信谊药厂”（现在还在，已成大厂了），“大东书局”主人是吴兴人（南浔人），他也投资。晚年还与友人搞过一个“银团”等等。可惜多年经营，自己无缘享受。中风后，生活寂寞。续弦是文盲，只为生活而设的一位女性，温存是谈不上的。而对岳父的积蓄，只不放弃一分钱。病中曾几次向我表示，只能作安慰而已。

    抗战时苏州危急，我一家迁居南浔。南浔有岳父故旧，还办过“国学专修馆”（大概是此名），我有照顾，正拟返苏把他的藏书运到南浔时，苏州已在炮火中矣。

    现在岳父还有一位老友在南京，中医叶桔泉，已近九十了，是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但在胜利后我从未见过。秋凉时我很想去南京拜望这位老先生。据说他的地址近我女婿的南京工学院（前中央大学）。叶老先生是我岳父介绍给我的，看来他是深知我岳父的。

    胡怀琛是教我诗歌的老师，陈望道是教我中国文学的。（民盟）胡老师和我师生感情深，之后又是同住在虹口公园对面的一个里弄的前后弄，印象极深，我一直在想念他们。很巧，上海《政协报》刊过胡道静同志的访问记，便由这个机会，我又找到了胡老师的道静同志，欣喜是可想而知的。一生，只一瞬间耳。生命只有一次，虽属晚年，我还是想自找麻烦，做点有益的事。衰老难抗拒，头脑还管用的。信很匆忙，不恭乞谅！

    《申报》漫画是商品，后因老板亏本而停止，前后一年左右，并不可惜。此致

    敬礼

    季小波谨复

    86.8.26

    季小波先生是现代著名漫画大家，生于1900年，江苏常熟人。曾就读于上海私立艺术师范学校。十八岁时即任苏州《正大日报》编辑，1929年主编过《学校生活》。先后担任过上海晨光艺术研究会函授部主任、“大中华百合”和“新人”两家电影公司的美工师、上海《晨报》漫画版主编等。1927年与叶浅予、鲁少飞等发起成立“漫画会”，创办早期漫画刊物《三日画刊》。1985年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于2000年去世，享年一百零一岁。

    季先生在信中明确“《浮生六记》后两记实际是我岳父所作”，也就是王均卿的作品。王均卿假托此两记时，季先生已三十多岁，同住在苏州新居，且在信中将他岳父的可以说是一些隐私事也直言相告，所说是绝对可信的。《浮生六记》的后两记是王均卿假托，七十多年来的谜团可以解开了。

    谨以此文，纪念季小波先生逝世十周年。

    2010年7月31日写于湖州人间过路书斋

    （原刊《香港文学》2010年11月总第311期）

    沈老的一件小事

    沈雁冰（茅盾）同志的为人和作品，世上早有公论，无须多说。我现在要谈一件小事。1979年初，湖州影剧院即将竣工，有关单位希望他能为剧院题名。过后，一位同志说，公函寄出多天，不见回复，要我写信去问问。我觉得此事颇以为难，因按沈老的地位和声望，给一家兼为营业的影剧院题名似不合适，况且我只是个向他求教问题的无知青年而已。几经踌躇，在第二天，也为了自己写作上的一些事，终于写出一信。14日那天，即收到他的复信：“来信悉，湖州剧院事，公署并无公函来过。……”我立即与有关同志联系，知公函确已寄出，就又去信，并代为提出了书写格式等要求。不久，即收到他23日的复信：

    二月十五日信收到了，公署来的公函也收到了，只是公函上让题“湖州剧院”四字，而您信上所写是“湖州影院”，不知究竟是剧院还是影院，请来信告知。……待天气放晴，即可写了寄出。

    向有关同志问明情况后，我当天又寄出一信。不久，“湖州影剧院”这清秀而挺拔的字，被放大架立在影剧院的门厅上，为湖州增添了光彩。沈老办事如此认真，为人如此热情和诚恳；在身体欠佳和百忙中，他对小小地方上的文化生活也如此关心，闻之谁不感动呵！

    （原刊《经济生活报》1981年4月11日）

    梁羽生先生的赠书

    日前，收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寄来的一包书。我与他们没有什么联系，感到很疑惑。拆开后，见是一部该社刚刚出版的梁羽生先生的《名联谈趣》。扉页左下角端正地盖着一颗“作者赠书”的大红印章，原来是羽生先生所送。

    记得在1986年1月，香港《广角镜》月刊登载了我写的《陈英士焚尸记》，此文叙述了1966年8月，陈英士这位在辛亥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勋，担任过上海沪军都督，三十九岁就惨遭袁世凯暗害的烈士，他在故乡的陵墓是如何被造反派们挖掘后焚尸、十八年后又由政府拨款按原貌重修的经过。此时，羽生先生正在为香港《大公报》撰写“联趣”专栏。他在《于右任挽陈英士联》《蔡元培挽陈英士联》两文中，均提到了小文。我读到后，觉得还有不少名人当年挽陈英士的联语可供他参考，遂抄了一份寄去。不久，他就将发表的《补录挽陈英士联》寄我之外，还送了一部有他签名的修订新印的《萍踪侠影录》。拳拳雅意，一直感怀着。

    细读了《名联谈趣》，上述三篇，均在其内。全书九百零二题，谈及古今中外（有的流传于海外）对联二千二百多副。文笔流畅，挥写自如。一般读者，都只知羽生先生是写新武侠小说的高手，殊不知他的古典文学根底之深厚，知识之渊博，有几人能企及？一部《名联谈趣》是可以为证的。

    前几年，羽生先生从香港去了澳大利亚，我与他断了联络，只是能常常从香港的报刊杂志上获悉他的生活起居，在过着淡泊宁静的日子。羽生先生为人厚道，极重情谊。我与他隔断音讯七年之后，他还想到我而再赠书，这也是可以为证的。

    （原刊《湖州日报》1993年11月27日）

    关于『左联』成立时的两点史实

    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的“左联”，是我国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在革命最艰苦的年代里，竖起的一面鲜艳夺目的红旗，它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为了更好地学习“左联”的战斗业绩，尽可能完整无误地记录它光辉的历史，现补正两点在它成立时的史实。

    关于“左联”成立大会上通过成立的研究会

    在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上，共通过了十七件提案。国内较有影响的王瑶同志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同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同志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在谈及这十七件提案时、都说其中通过成立的研究会只有三个，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86]1930年5月1日出版的《大众文艺》第二卷第四期“新兴文学专号”下册中，有署名“记者”的一篇题为《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了！》的报道。在这篇报道中，除提到上述三个研究会外，还有成立漫画研究会这第四个研究会。

    用漫画来宣传无产阶级革命，当时的革命文化工作者都很重视，“左联”领导的刊物中，刊登过不少革命漫画。《萌芽》月刊在《扩充篇幅及确定今后内容启事》中，也指明从第三期起，着重“社会和时事漫画”的介绍。1930年5月1日出版的《萌芽》月刊一卷五号上，有《左翼作家联盟消息》一篇，其中谈到为纪念“五一”，“左翼作家联盟除派代表参加五一筹备总会，一方面组织分会以外，并发动以下种种纪念五一活动：一、召集上海各左翼杂志联合杂志出版纪念五一的号外；二、发表五一宣言；三、漫画研究会出版五一画报；四、制作五一歌”。大会上通过的十七件提案，其中成立研究会的提案至少是四个。漫画研究会不单是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通过提案成立的一个研究会，而且是展开过活动的一个组织。

    关于“左联”机关杂志《世界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出版的各种现代文学史，凡谈到“左联”创办机关杂志时，都说在3月2日的成立大会上，通过了定名为《世界文化》的提案。并还说“首先出版的杂志是《世界文化》”。[87]“左联”成立大会上通过创办联盟机关杂志，是十七件提案之一。但在当天大会上已定名为《世界文化》是不确的。“左联”成立大会召开于3月2日，参加大会又是三人主席团之一的鲁迅，却在3月17日的日记中记道：“午后议泰东书局托办杂志事，定名曰《世界文化》。”[88]倘若鲁迅等这一天所议的是另外一种杂志，也决不会取刊名与大会上通过的相同。这就很可能是在大会上通过出版机关杂志的提案，但没有定名，直到3月17日才由鲁迅等议定。5月1日出版的《大众文艺》上，已说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创办联盟机关杂志《世界文化》的提案，也可能是事后补上了刊名。因《大众文艺》与鲁迅联系甚密，3月17日议定刊名，书在5月1日出版。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的这期《世界文化》，也不见印有出版书店。

    《世界文化》仅出一期，[89]在9月10日出版。1930年6月1日出版的《新地月刊》（即《萌芽》第六期）上，有《左翼作家联盟的两次大会记略》一文，记4月29日一次大会，仅对联盟刊物的编辑方法，开展了讨论。到5月29日的一次大会上，才有报告“编辑部召集了二次上海各左倾杂志联席编辑会议，计划了机关杂志《世界文化》的编辑方案”。《世界文化》的出版比同是“左联”的机关杂志，如在4月11日创刊的《巴尔底山》等迟，并不是“首先出版”。它是“左联”第一个大型机关杂志，但不是第一个出版的机关杂志。

    （原载《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5期）

    应当编一部《海外华文文学编年大事记》

    当今世界的各地区，几乎都有华文作家与学者。他们为了繁荣和发展华文文学，在彷徨、在徘徊、在挣扎、在支撑、在奋斗。他们所做的不懈的努力，使人由衷的敬佩。然而，深以为憾的是，他们的生平和成就，无法写入大陆与台湾的现代文学史中，而他们所在地区的文学史，也因文字等多种原因被排斥在外（至今能出版的恐怕只有方修先生的一种《马华文学史》）。海外华文文学在自生自灭，可是决不能自生自灭，为纪录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与业绩，我们应当编一部《海外华文文学编年大事记》。

    近年来，《香港文学》的坚持出版，已远远超出了它刊名的范围，成功地成了现今唯一的世界性的华文文学刊物。它联系世界各地区的华文作家、学者与社团之广，是没有一个其他可以替代的。发动各地区的华文作家、学者来联合编写一部《海外华文文学编年大事记》，《香港文学》定有召唤力。但此项工程浩大，考虑到《香港文学》的人力和财力，始终未敢怂恿前辈刘以鬯先生。

    近在《香港文学》第56期（8月号）上，欣喜地读到了郭枫、许达然、叶寄民三位先生，正在筹组国际华文文学协会。待这个协会正式成立后，如果条件成熟的话，拟可将这部《大事记》的编写工作，列为协会的一项任务。发动世界各地区的华文作家、学者和文学社团，分工合作，以世纪初或五十年来为限，用同一体例，按年逐月顺日来编写自己本地区的华文文学大事记，内容可容作家生平、有影响作品的发表和出版日期、文学社团的成立、文学刊物（包括报纸副刊）的创办、文学的活动等。然后再设人组合。编成的《大事记》，无疑为研究和推动发展世界华文文学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它更是能作为一部史册留传于世，而这部历史是极其光辉的。

    我估计，海外华文文学的同好者，都会有这个共同的想法，共同的愿望，若真如此，那么，大家来齐心协力，不分门户之见，为这部皇皇巨著的早日面世而尽绵薄！

    1989年8月18日写于浙江湖州人间过路书斋

    （原刊《香港文学》1989年10月第58期）

    九十年代值得为海外华文文学做的几件事

    近几年来，海外华文文学在世界各地区的华文作家、学者的努力下，已呈现了一个涌势。可以断定，随之而来的是澎湃的潮流。

    唯一的世界性的华文文学刊物《香港文学》，在以鬯前辈的主持下，艰辛地度过了五个年头。她是海外华文文学的桥梁与纽带。在海外华文文学史上，《香港文学》的地位，已绝对不会比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新青年》《小说月报》《新月》《现代》《语丝》等来得逊色。

    日前，郭枫先生从台北来示，国际华文文学协会的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拟在1990年的秋天，在香港召开成立大会。

    前辈们的不懈的努力，让人感到由衷的敬佩！当世界跨入90年代之时，海外华文文学在向前迅猛发展的路上，必将竖起一块瞩目的供历史记载的丰碑。

    为国际华文文学协会的筹备与成立，我写过一篇《应当编一部〈海外华文文学编年大事记〉》，拟将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推动。蒙以鬯前辈的首肯，刊登于《香港文学》第58期（1989年10月号）。郭枫先生在来示中亦说，待协会成立后，该书的编写可列为重要工作之一。《大事记》的编写，可展现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与历史，颂扬世界各地区的华文作家、学者的辉煌业绩。同时为了增进世界各地区的华文文学相互之间的了解，在编写《大事记》的同时，似可值得与此配套地再做两件事。

    编一套《海外华文文学大系》

    早在30年代，一些有心的出版家与作家、学者，为了保存中国新文学的业绩，曾经编辑出版过一部十卷本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这部《大系》，事隔半个世纪后，仍然不失其价值，而且会永远保持其价值。海外华文文学，遍及面之广（当然，香港是中心），历史之久，是大家共睹的事实。世界各地区，大陆、台湾、香港，虽出版过不少专集和选集，但体例与侧重面均有所不同，各自为之，既不系统，交流面也就自然狭小。这不利于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与现状，就是以欣赏、阅读、了解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的角度而言，亦感困难。我们应该有一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从文学理论、文学评论与研究、小说、诗歌、散文、剧本、儿童文学、古体诗词、史料等多方面着手，分卷出版。国际华文文学协会成立后，也可组成一个编委，分工合作，由各地区的华文文学团体、作家与学者负责荐介作品，由编委作最后定稿。若以时间划分，也可以五或十年为一辑，可编出多辑。不少前辈，在三四十年代，在国内就有成就，如曹聚仁、徐訏、叶灵凤、李辉英等，选择他们的作品，就以到海外后发表的为准。《大系》的辑印，将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的一部“百科全书”。

    编一本《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学者小传》

    本世纪初至今，散布在世界各地区，从事华文写作的作家与学者，位数之多，恐怕至今无人能作出统计。正因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够，不少的成了知其名、读其文，而不知其人。编一本《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学者小传》，大可弥补这个缺憾。

    记得几年前，江苏省徐州师范学院曾编印过一部《中国现代作家传略》，其特色就是约请作家自写，也就是写自传，已谢世的，则邀请其亲属或最了解他的为之。因此，《传略》的内容真实可靠。我们不妨也可效仿。在每位作家、学者的自传前面再加上一张照片、一个签名，成书后的《小传》，将更具风采。

    如果能在几年内完成《海外华文文学编年大事记》《海外华文文学大系》《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学者小传》这三部巨书的编印工作，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与现状，就被浓缩其中，使人一目了然。而这三部巨书的历史与现实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同时，有了这个基础的话，今后就可坚持继续这项工作，每年可编印一本《大事记》，隔数年，可续出《大系》，增补《小传》，持之以恒，一代传一代。

    在幼时，曾听老辈讲过一个故事，因为幽默，至今未能忘怀。大致说的是，中国的文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祖先们在写情诗的时候，洋人还没有文字，因此，千里迢迢来到中国找孔夫子，请他传授文字。而孔老夫子对这些绿眼高鼻的洋人非常的看不起，几次下逐客令，而洋人就是赖着不走。孔老夫子陪座多时，尿急异常，也就步入后院。因年老之故，尿柱颤抖，洒在稻草灰堆里尿迹弯弯曲曲，大有“迭宕起伏”之势。待他进屋，洋人还没离去，孔老夫子恼怒起来，将宽袖一抛，喊了声：你们去吧！洋人误以为传授他们的文字在后院，赶忙跑去，找来找去，见到稻草灰堆上的尿迹，就当作孔老夫子为他们书写的文字，即趴在地上，仔细辨型分段而描在纸上，后来衍变成了洋文也。这个故事，虽无端地奚落了外国人，格调不高，但中国文字的历史悠久是事实，华文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其魅力特点，则无须我在此多言。略懂古诗词的人都明白，那种可会意而不能言传的美妙，恐怕即是一例吧。

    弘扬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国人的责任，这不单是海外华文作家与学者的事，海峡两岸更应给予全力的支持。而我们现在的努力，将功德无量，世世代代将会永远铭记。

    1989年11月18日写于浙江湖州人间过路书斋

    （原刊《香港文学》1990年2月第62期）

    辑二 名人遗物

    李健吾给赵景深的新婚贺礼

    赵景深与李健吾相识于1922年。

    当年，赵景深因喜欢写作，在天津棉业专门学校毕业后，毛遂自荐，编辑天津《新民意报》的《文学副刊》。这时北京师范大学附中也有一个文学团体曦社，在编辑北京《国风日报》文学副刊《爝火》，李健吾是该社成员。相互通信投稿，探讨写作心得，遂成为文友。这些新文学的爱好者，后来几乎都成了著名的学者、教授。

    李健吾（1906—1982），山西运城人。常用笔名刘西渭，是著名的现代作家、戏剧家、文学评论家、文艺翻译家。1921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常在《晨报副刊》《语丝》等刊物上发表作品。1928年出版短篇小说集《西山之云》，次年出版中篇小说《一个兵和他的老婆》，风靡文坛。他一生创作的小说、散文、话剧、评论有四十余种，译著近五十种。所译法国福楼拜的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至今难有人超其译笔。美国作家斯诺曾说他与曹禺为3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

    1923年赵景深经郑振铎、黎锦晖的介绍，去湖南长沙岳云中学执教，但生活并不稳定。其间又先后在上海、绍兴、广东海丰等地任教。直至1927年下半年回上海任开明书店第一任总编辑后，方定居上海。

    1930年赵景深任复旦大学教授，兼任北新书局总编辑。他是文坛上有名的忠厚老实人，办事极为认真，平时生活也安排得井井有序。据陈伯吹回忆：“他律己严格，公事公办，认真负责。每天夹着书册进办公室，除非在工作上与人有必要的联系，绝不浪费时间。只有在午休时，他才和同事们谈笑风生。”又说：“赵景深的书桌上，工具书与参考书，分别列队成行，两行崭齐。稿纸、钢笔、墨水瓶、吸水器等，都摆得端正，望过去十分舒服顺眼。”赵景深曾于1926年在绍兴与马宝芝结婚，育有一子赵易林。1929年马宝芝不幸病故。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发妻蔡漱六性格开朗，很看重赵景深的为人，有意想要将李小峰的妹妹李希同许配给他。经章衣萍的从中撮合，最终赵景深与李希同于1930年4月19日结婚。文人结婚，尤其是像赵景深这样的文学编辑，自然是热闹非凡。鲁迅、徐志摩都参加了他们的婚宴。鲁迅在当天的日记有记：“下午雨。李小峰之妹希同与赵景深结婚，因往贺，留晚饭，同席七人。夜回寓。”据郁达夫的前妻王映霞回忆，这“同席七人”中有郁达夫和她。举办婚宴的地点是当年四马路（今福州路）的振华旅馆。

    还在清华大学求学的李健吾得知赵景深新婚后非常高兴，便寄了一份贺礼给他。赵景深在《李健吾》一文中还写到“我结婚的时候，他曾送我一张罗丹的接吻雕像”。这张罗丹作品的雕像，其实是一张法国巴黎印制的美术明信片。正面是罗丹接吻的雕像，背面李健吾写了几行字：

    景深兄、希同女士新婚之喜！

    敬祝你俩新婚快乐！

    弟健吾谨贺 四月十五日

    没有贴过邮票的痕迹，想来是夹于信中或其他礼物中所寄。李健吾有意挑选了这张接吻的明信片，寓意含蓄而恰到好处。

    第二年，李健吾赴法国巴黎现代语言专修学校，攻读法语。开始从事福楼拜的研究，在创作上亦转向话剧。1933年回国，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他与赵景深在上海，曾为中国话剧的健康发展，作出了不同寻常的努力。

    世上有多少可称道的新婚贺礼，随着时间的推移，能作为纪念而流传下来的又有几何？大都已不存世了吧。李健吾“秀才人情纸半张”，一张明信片，经历了八十四年，竟保存完整如初，这不单是与赵景深诚挚友谊的见证，也成了一件现代文学史上的珍贵史料。

    （原刊《香港文学》2014年6月总第354期）

    王映霞的一方印和《遗嘱》

    平心而论，说及王映霞（1908—2000），称她是散文作家应该无可厚非。1956年，她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护下担任教师工作直到退休，1986年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1990年以大陆知名人士身份赴台湾访问，传颂一时。映霞老人写有《半生自述》《我与郁达夫》《王映霞自传》等著作多种，不少回忆性的文章尚未结集出版，如《我与陆小曼》《谈〈郁达夫日记选〉》《我与女作家陆晶清》等。文笔清新流畅，而且都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不可缺的第一手参考史料。她亦能作旧体诗，甚具功力，惜流传不多。

    映霞老人生前，赠过我几件纪念物，其中有一方她的姓名印。青冻石，11毫米见方，30毫米高。因钤用了整整六十年，印边已有缺损，边款虽经磨损，但文字还是清晰可辨：“丙子三月七十老人叶舟作”。叶舟即叶为铭（1867—1948），著名篆刻家。他又名叶铭，字品三，浙江杭州人。治印宗浙派，尤精刻石拓碑。他在1903年与丁辅之（1879—1949）、吴石潜（1867—1922）、王福庵（1878—1960）在杭州西湖孤山同创西泠印社，被尊称为四创始人之一。著有《松石庐印汇》《广人印传》《列仙印玩》《叶氏印谱存目》等。

    叶舟为映霞老人刻此印的时间在1936（丙子）年。无独有偶，该年5月底，书画家谭建丞（1898—1995）在杭州商会会长朱惠清的一次晚宴上巧遇郁达夫。朱惠清又名渊明、逸民，笔名余子，著有《余子随笔》两厚册。郁达夫在杭州时与他颇多往还，在日记及游记《国道飞车记》中均有载。朱惠清的夫人若兰，又是映霞老人的闺中密友。席间宾主倾谈甚欢，郁达夫知谭建丞是篆刻高手后，遂将随身携带的一方姓名章给他鉴赏。散席时，郁达夫已大醉，突然将印丢给谭建丞，说着你是行家，拿去玩吧，转身踉跄而去。事后，郁达夫急返福建、远走南洋，谭建丞一直找寻机会送物归主而不可得。原印失于20世纪60年代，当年录有边款文字的印拓一纸居然意外地保存下来。其边款为“丙子立夏后十日古稀老人叶舟作”。丙子年“立夏”在闰三月十六日，公历5月6日。与映霞老人这方边款“丙子三月”互证，可以断定两方印是在同一时间所刻。郁达夫于1936年2月初应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公洽）之邀去福州，被委任参议。其时，映霞老人留杭州督造“风雨茅庐”，4月底竣工，郁达夫赶回，逗留了整个5月，在该月底再赴福州。叶舟送给他们这一对印章，很可能就是为了庆贺“风雨茅庐”的落成。据映霞老人回忆，郁达夫交给她这方印时，说是一位七十岁的朋友刻的，要她好好保存。她后来去新加坡，回国后到重庆，新中国成立后定居上海，这方印章都带在身边，“我走到哪里随身带到哪里，也算是一个有心人了”。郁达夫的这方印，确切刻成的时间是在该年5月16日，就算他当天得到，至月底交给谭建丞，在他手里只有十余天。不过，他当年经常应酬书法，世上或许还能发现他钤有此印的作品。

    映霞老人赠我的一份《遗嘱》，也堪可一记：

    我的遗嘱

    人活百岁，终须一死。死是人生的规律，不足为奇，不必伤心。

    我没有不了的事情，让我平平安安，高高兴兴地走，不必送医院，不必抢救。

    不登讣告，不开追悼会，一切从简。

    我的骨灰，洒在大海里，我原来早有灰墓做好，和我的丈夫钟贤道同穴，现在想来，可以不必再去惊动他。

    我无遗产，但我在身旁伴随我的人，是应该重谢他的。

    1989年3月王映霞立

    字似其人，极为洒脱。此件写于1989年3月，当年她身体还非常硬朗，何以会想到写《遗嘱》？原来此时她刚刚整理完成“自传”的书稿，她饱经做一个女人的风霜，对生死看得很淡。甜、酸、苦、辣，要说的该说的话已都在“自传”中说尽了，即便离世，也不留任何遗憾了。第二年，她女儿嘉利陪同赴台湾访问，《王映霞自传》在台湾《传记文学》月刊上连载后也在同年10月出版了单行本。

    映霞老人的后半生是幸福的，嘉陵、嘉利兄妹至为孝顺，事事依她，郁飞也不时去看望，母子情深。她或住深圳，或住杭州，2000年2月6日在她的出生地杭州无疾而终，享年九十三岁。这份送人的简单《遗嘱》，虽可作“遗嘱”观，但更可说是她晚年绚烂生活中心平如镜的记录。

    （原刊《博古》2004年第4期）

    谈张允和的一封信

    时间过得真快，昆曲研究家张允和谢世已十年。

    读过张先生的《多情人未老》《最后的闺秀》《张家旧事》《昆曲日记》。她受家庭熏陶，童年时就接触昆曲。十二岁时从名旦尤彩云学曲，1932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抗日战争时参加重庆曲社，1953年从昆旦张传芳学六旦演唱及身段表现，1956年与俞平伯等发起成立北京昆曲研习社，为联络组长。“文化大革命”时曲社被迫停止活动，1979年复社，次年张先生接替俞平伯任主任委员。可以说，张先生的一生，全部付给了昆曲的研究与传承事业。在同时代中，除去专业工作者，对昆曲的发扬有如此重大贡献的，在张先生外似无第二人。康同璧被誉为“最后的贵族”，张允和则是“最后的闺秀”。往后不会再有康同璧，不会再有张允和，因已无孕育这样的文化种子的土壤。

    《昆曲日记》收张先生1956—1959年和1978—1985年的日记，详细记录了北京昆曲研习社的兴衰，极具史料价值。该社成立于1956年8月19日，中断于“文化大革命”。到1979年7月，才由五十八名曲友签名致信俞平伯，恳请领导恢复曲社活动。俞平伯因年迈有病无法胜任，经张先生等组织成立的复社小组多处联络，于次年2月3日举行了复社大会。手边有一叠张先生在1976年3月起至1977年8月间致上海一位师友的信，无不谈及昆曲。可知还没有粉碎“四人帮”前，1977年起，她已在仔细做昆曲的研究，奔波四处，联络曲友，为复社做准备工作了。这叠信如整理发表，可补《昆曲日记》的缺憾。

    这里介绍张先生写于1977年6月15日（原信误作5月15日）的一封信：

    我们在上月廿二日（一九七七、五、廿二）到了北京。我因身体不好，一直到六月八日才出门看亲友，所以没有给您去信。

    本星期日（一九七七、六、十二）去看俞平伯老，俞老比前消瘦，步履时需要支持。宝驯大姐则晕坐靠椅上，听我们谈话。当然，我谈的都是大家高兴听的话。俞老家一定要留我们（周铨庵、朱复、崇光起、我四人）吃饭。

    在我一碗饭吃得还剩一口时，谈到我在苏州陆同声送我一张戏单（您也见过）有我大弟宗和和充和的“琴挑”。我说宗和大弟只上过昆曲一次台，居然还留下了戏单。周铨庵说“您大弟不是过去了”，我说：“您错了，是二弟前年过世的。”她说：“是最近的事，您不知道？华粹深告诉我的。”我想，有可能。不过我在上海时，知道大弟有信给窦祖麟，难道就是我到北京后的事。回来一问，果然是宗和。想您已经得到他去世的消息，几家人都瞒着我。当我五月廿一动身前一天，苏州就得到了消息。到北京时兆和赶到车站，叫我儿媳回家藏过了讣文。周铨庵十分懊悔，可是也好，周有光正愁着如何告诉我。今天（五、十五）才能提起笔跟您写几句，怕提笔，一提笔必然要提到宗弟。曾有哭二弟寅和诗附呈。一时还无法写点东西悼念大弟宗和。

    允和 一九七七、五、十五、

    这是张先生南下苏州、上海联络曲友回北京后写的信。其中提及的周铨庵（女），工昆曲，精唱念；朱复，机械工程师，工官生、老生；崇光起，善昆笛、工诗词；华粹深，俞平伯弟子，南开大学教授，精曲谱。都是昆曲研习社的社员。张家姐弟共十人，张先生排行第二。每人的名字最后都是“和”字。姐弟感情至深，这个大家庭诚如张先生所言，和美、和谐、和平、和睦，为世上所罕有。张先生晚年回忆她十岁时的情景，“大弟宗和那时五岁，小圆脸，小高鼻，居然有点‘坎脑袋’，可是一对甜甜的小酒涡最讨人喜欢。因为我们父母有了四个女儿后，才有第一个儿子，拘管得紧，所以十分腼腆，羞人答答的像个女孩子”。又说：“大弟是兄弟姐妹中最最老实厚道的，他考大学时先考取了东吴大学，但他不甘心，第二年终于考取了清华大学。学历史，教历史。”张宗和曾是云南大学、贵阳师院的历史系教授。

    那首《哭二弟寅和》诗，收入张先生的《最后的闺秀》一书中，改题为《哭二弟》。用手稿对照，除改题外，写诗的日期后漏了一个“晨”字，删去了六条脚注。其实，这六条脚注对理解这首诗很有用。北京三联书店最近又重印了《最后的闺秀》（1999年6月初版），不知是否补上了这六条脚注。

    （原刊《梧桐影》2013年第1期，总第3期）

    沈苇窗遗札

    香港沈苇窗先生主编的《大成》略有所知。今年《开卷》第二期刊登了黄岳年先生的《世间再无沈苇窗》，当即细读一过。去年钟桂松兄在上海《书城》第十一期上发表《一个人编辑的杂志》，从挖掘苇窗先生的史料入手，找到了不少湮没多年的文字，疏理有序。是至今能见到的谈苇窗先生与《大成》的最详尽文章。黄岳年先生从介绍《大成》的内容特色及当今在社会上的影响入手，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不可再忽视的信息，就是应重视《大成》的曾经存在。

    一直感到，港台有两种最具史料价值的文史刊物，一是台湾刘绍唐先生创办并主编的《传记文学》（现已出至第六一一期）；一是香港苇窗先生创办并主编的《大成》（前身名《大人》）。两者均系月刊，前者偏政治，后者重文艺。绍唐先生在世时，曾慷慨赠送从创刊号起到那一年的全套《传记文学》。谢世后，夫人刘王爱生女士又将绍唐先生生前保存的全套《大人》与《大成》再送，感激铭心。两次受赠，因册数较多，入关时很费了些周折。

    迁居已四年，诸如《大成》等还尚待整理。记得此刊后来几年改用重磅道林纸印刷，有一段时间，还每期夹有一张折叠的与原画一样大小的名家画作，几可乱真。刊登的文稿，稿酬亦不菲。这都说明《大成》自始至终销路甚佳。苇窗先生毕竟文化功底深厚，单就每期编排的目录而言，采用不同型号的不同字体，前后穿插，美观而舒心。在前，曾与一些有条件编印书的机构谈及，可以无条件提供全套原刊，由他们去组织人员，先可搞一本《大成》总目录（包括《大人》），做个“作者索引”就可以。随后可按人物、事件、掌故、书画、戏剧等专题编一套《大成》丛书，必受读者欢迎。因在香港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无人在做此项工作。只是对方都连《大成》的刊名也不曾听到过，自然没有结果。于是想到桂松兄与黄岳年先生的文章发表非常及时（不会使用电脑，网上情况不知道。在内地纸质刊物上第一位介绍《大成》的，似是北京学者谢其章先生）。

    乞请见过《大成》的专家学者赐告，内地有哪一本刊物能出其右者？

    刘王爱生女士在寄送全套《大人》《大成》的同时，又赠两封苇窗先生致绍唐先生的书信。为使读者能一睹苇窗先生的手迹，选刊一封：

    绍唐吾兄俪鉴，内子已在三十一日返港，承蒙宠邀，未能为卜大嫂晋一觞，甚为歉仄，台寓之合订本未知到何期为止，其余请关兄来弟处检取奉寄。蒙赐菊部全套十四册，业已拜收。王映霞女士来台，兄嫂必然力尽招待，弟虽与之通信，却并一面之缘而无之也，即请双安，弟苇窗拜奉 八十年一月一日

    此信写于1991年元旦。1990年王映霞老人访问台湾，是台湾几位著名文化人联名所邀。其中绍唐先生夫妇最为热心。《传记文学》还连载《王映霞自传》并出版单行本。信的字里行间，可知苇窗先生与绍唐先生关系甚笃。因这深厚友情，《传记文学》还出过香港版。

    最后要说的是，苇窗先生一人创办并编辑《大成》，《传记文学》亦是绍唐先生一人创办并编辑。苇窗先生谢世后，无人接替。绍唐先生谢世后，由成舍我先生的女儿成露茜女士接办。

    2012年7月24日写于湖州人间过路书斋

    （原刊《开卷》2012年第12期）

    再谈沈苇窗的一封遗札

    几位学者发表了比较详细谈香港文史月刊《大成》（前身《大人》）与主编沈苇窗先生的文章。凑热闹，在去年《开卷》12月号上登了一篇《沈苇窗遗札》，介绍了手边沈苇窗先生给台湾文史月刊《传记文学》主编刘绍唐先生两封信中的一封。学友夏春锦在桐乡主编《梧桐影》，他虽非当地人，却希望另一封信给他在刊物上发表，以保存这位桐乡乡贤的史料，这自然不能不答应。兹抄录如下：

    绍唐吾兄道席：

    接奉大函及贵刊，谢谢。

    徐訏兄一稿两投，弟处稿费早已在上月十五日付出。渠五日动身作欧游。顷又发现其贵刊预告《悼徐诚斌主教》一文，徐主教之死，港人都不谅解，亦已在本月一日出版之《中华月刊》（《祖国》改名）刊载，此书弟可带来，特此奉告。弟因幼椿先生游法，他还要带十本书到法国去，特选摘《学钝室回忆录》一小节，以贺此书之出版，并为贵社登一义务广告，见一〇四页。而幼老一再声明，决不受酬。唯有明日恭赴机场送行，以示崇敬。弟约二十日前后来台，抵台后将以电话相抵。戏剧书籍亦将带来，此为弟之一件心愿，得兄合作，成功可必。专请

    编绥

    弟 沈苇窗顿首

    七月十三日

    此信没具年份。从信面看，徐訏去世在1980年，当时他还健在，应写于1980年前；用的是《大人》笺纸，好在《大人》只出了四十八期，信写在7月，有“弟处稿费早已在上月十五日付出”语，逐查历年6月号《大人》，果然，在1973年6月15日出版的第三十八期上，有徐訏的《悼念张雪门先生》一文，又在同年7月一日出版的《传记文学》7月号（第二十三卷第一期）上，亦见此文，故被说为“一稿两投”。

    沈苇窗先生写信时见到《传记文学》预告，将刊出徐訏的《悼念徐诚斌主教》，此文登在同年8月1日出版的《传记文学》8月号（第二十三卷第二期）。与登在7月号《中华月刊》上的又是重复。

    信中提到的《学钝室回忆录》，李璜著，1973年7月由传记文学社出版。沈苇窗先生选摘是书一小节，即同年8月1日出版的《大人》第三十九期上，李璜的《四十年前胡适之给我的一段友情》。此为《学钝室回忆录》第十一章《翁照垣与长城抗日之役》中《胡适之助我逃离北平》一节的改题，只在文首加了一段缘起说明文字。

    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徐诚斌是在1973年5月23日与友人共进午餐时心脏病突发去世。

    如此，这信写于1973年7月13日无疑。

    沈苇窗先生酷爱京剧，最近才知，大名鼎鼎的昆剧大家徐凌云（1885—1965）原来是他的舅父。故而结识了不少诸如程砚秋、马连良等京剧名家，获得大量罕见书刊。信中说的“戏剧书籍亦将带来，此为弟之一件心愿，得兄合作，成功可必”。这就是次年5月传记文学社出版的由他写序并与刘绍唐先生合编，集海内外极为珍贵的孤本，原版影印的《京剧二百年历史》《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等十二种的《平剧史料丛刊》。

    徐訏（1908—1980）常为《传记文学》撰文，传记文学社还出版过他的随笔集《思与感》和一本思想论著《个人的觉醒与民主自由》，后者系他在香港出版的《回到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改名重印。沈苇窗先生信中提到的他的两篇悼念文章，未见结集。后来作为佚文，收入2003年7月出版的香港岭南大学编的《岭南大学人文学科丛书》中的《念人忆事——徐訏佚文选》。

    《学钝室回忆录》的作者李璜（1895—1991），字幼椿，号学钝。1923年在法国巴黎发起成立中国青年党，次年回国创办《醒狮》周刊，鼓吹国家主义，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1950年定居香港，从事学术研究，著作颇丰。1984年被台湾聘为“资政”，一直坚持反对台独。《学钝室回忆录》1973年7月出版时，只是上卷十二章。后来的再版本，亦无增补。大陆重印的不曾见过，恐怕也只有上卷吧。

    沈苇窗先生主编《大人》四十二期，《大成》二百六十二期，前后二十五年。虽还没览阅过全部，但他留意故乡桐乡史料不必质疑。《大成》曾不惜篇幅，连载一页一幅沈伯尘画、张丹斧配诗的一百幅《新新百美图》，应是明显的例证。

    （选自《梧桐影》第4期）

    附：徐重庆先生书简

    春锦学友：

    新春好！

    贵刊第三期两册，并沈苇窗资料一束早拜收到。身体不甚佳，将信写迟，千万原谅！承蒙不弃，第三期上刊出拙文，感荷不尽。只是文尾的作者介绍说是民间学者、藏书家，全不是的，只能称读书人。所购置的书，亦是凭个人爱好而取，普通百姓中是绝无藏书家的，只能称爱书人。试想，如以万册书计，每册平均算它两公分厚，紧贴排列要两百公尺。现在的住房室内，顶天立地估计只能做八档书架，这就需要二十五公尺的八档书架，普通百姓哪有这样的条件！藏书家也并非都是读书人，一是有钱的买来当摆设的。二是只讲究版本，对内容是并不感兴趣的。三是类似玩古董，等其升值而已。

    前次在电话里与您说到办刊物的经费问题，资助者不论数字多少，我辈读者都要向他鞠躬道谢的。但毕竟这样的让人敬佩的人太少，免使您为每期的出刊经费发愁，是否可一试如下办法，即以自愿为本，每人支付一千元到您指定的账号上，此钱是“借”，还是他本人的，仅是集中起来用其利息，支付者也只是用存在银行中的一千元的利息换得一年四期的刊物（单独一千元存在银行的利息有多少？换四期刊物绝不吃亏吧）您如认为刊物办得不好，或是一千元要派另外用处，则退还给出资者，刊物无论你有多大名声则停送。如此联络四至五百读者，参与此举，一年的利息基本上可解决出四期的经费了。出资者的姓名与数额在刊物上公开，当然要取信于读者，账号最好由贵市文联或什么单位监管，每次支出费用也可在刊物上公布。按现在无论在职或退休的有固定收入的（打工者除外），借出一千元，估计不会影响到他的生活吧。这办法您不妨在网上与诸多网友商量一下，是否可行。别小看向他借一千元，这是他是否真正喜欢贵刊的尺码。您如实施，我虽每月只有二千七百四十元退休工资（单位平时福利连一张贺年片也没有的），当即汇奉。如有人认为我出歪点子，因要露出他的真相，在所不计也。祝

    编安

    徐重庆

    二〇一三年二月廿八日

    （原刊《梧桐影》2013年第2期，总第4期）

    赵慧深遗札

    八年前就读过唐瑜先生的《二流堂纪事》，最近新出图文增订本，还是购来重温一遍。唐老与他周围的友人都随时代节拍进步，境遇岂料却全是此等坎坷，不禁抚卷长叹。唐老文笔率真洒脱，所记因均系亲历、很有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图片自然亦属难得一见。

    唐老在书中忆及赵慧深，称她是“我们的好友才女”。这位20世纪30年代就极享盛名的表演艺术家兼作家，现在不少读者恐怕已大感陌生。细看那帧具自信而风韵十分的照片，殊难想像会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戕弃世。

    赵慧深本名瑰，谱名慧深。1911年生于四川宜宾。她有赵瑗、赵琼两妹，一弟毅深，还有个小妹。赵慧深自祖父辈起以五行取名，祖父辈带“土”、父辈带“金”，轮到她一代带“水”。见到多种辞书和文章，有称她慧深，有称她慧琛，是否她踏入文艺界后自改了一字？她用过“杜若”作笔名。

    因父亲官职走动的原故，赵慧深的童年与少年在天津和南京度过。居南京时，她对演唱已有浓厚兴趣，不等在一所教会学校毕业，就去上海加入了梅花少女歌舞团。为增学养，同时在南方大学攻读文科。1932年去山东济南省立实验剧院任干事，始在田汉《湖上的悲剧》《父归》等名剧中担当角色。

    使她一举成名为天下知的，乃是在1934年，她加入了唐槐秋在北平创办的中国旅行剧团，剧团到天津首演曹禺的《雷雨》，赵慧深饰繁漪，演活了这个性格极其复杂的叛逆女性，轰动平津。不久剧团载誉南下，到上海续演该剧，盛况空前。赵慧深精湛的表演，受电影界注意，被特邀参加《马路天使》的拍摄。她扮演片中命运悲惨的小芸，让观众落泪湿襟。她的演技，在赵丹的《地狱之门》、田禽的《中国戏剧运动》等书中均有极高的评述。当年中国旅行剧团的宣传文字，大都系她所撰，她还写过不少小说、散文、剧本与评论。如《乡下姑娘的春天》《夜百合》《生命的喜剧》等。《青年界》《戏剧艺术》等刊物上常见其作。唐老称她“才女”，确实不虚。

    抗日战争爆发后，赵慧深参加由陈鲤庭领导的上海救亡演剧四队，在江浙一带演剧鼓动民众抗战。不久，众多表演艺术家汇聚汉口，成立上海业余剧人协会，赵慧深、赵丹、魏鹤龄、陶金、陈鲤庭、沈西苓、宋之的等都是该协会剧团的骨干。1938年1月，赵慧深随团抵达重庆后，演出《民族万岁》等剧。她除演出外，在应云卫任社长的中华剧艺社做组织与宣传工作。她根据廖抗夫的《夜未央》改编的抗战剧《自由魂》是公演剧目之一，上海杂志公司还出版过单行本。在抗战期间的大后方，她对话剧普及与发展甚具贡献。

    抗战胜利后，1946年3月赵慧深回到阔别八年的上海。她向往革命，大约也是为抚平感情生活的创伤吧，作短时逗留后即潜往苏北解放区的淮阴市，在李亚农任校长、夏征农任副校长的华中建设大学工作。东北解放后，她先后担任过旅大文艺家协会艺术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东北戏剧改进处编审科科长、东北戏曲学校校长等职。这期间，她曾编剧并导演过宣传新婚姻法的京剧《三不愿意》，发表过反映抗美援朝的小说《父子争先》等。全国行政大区撤销后，赵慧深调往北京，先后担任过中国戏剧研究院编剧、文化部电影局剧本创作所编剧、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部副主任等职。写过《不怕鬼的故事》等电影剧本。她避过了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最终逃不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她受尽折磨，弃世于1967年12月4日。

    十二年后的1979年3月15日，北京电影制片厂曾发过如下一张《通知》：

    我厂原编导室编剧王莹、赵慧深同志、编辑徐清扬同志、原置景车间工人梁万福同志，因受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迫害，不幸先后于1968年至1974年逝世。现定于3月22日上午十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追悼会。特此通告。

    无一人有确切的去世日期，四人中如赵慧深去世最早，也至少被记错一年。不知当时追悼会的场面如何，徒增亲友的嘘唏吧。

    赵慧深的感情生活很不如意。她前后与袁牧之、陈鲤庭相爱过，可是都无圆满结果。她无子嗣，亲友中还保存着她的遗物否？1939年她在成都写给上海堂哥的一封信竟还存世：

    哥：

    这封信你得到一定异常诧异，自从战后，我们的消息即隔绝了。战事初起时你搬了家没有通知我，我到处打听都打听不到你的地址，及至出发，更无从通讯了。去年就想写信给你，一直一年多也未写成。因为离别太久，经过的事太多，情绪太复杂，不知从何处说起，结果便是不写了。现在我也只能简单告诉你：父亲死了，在去年五月七日。家庭大半已由我负担，瑗瑗嫁了一个军校毕业生，叫郭震，现在宝鸡。最近已升为营长，而且生了一个儿子，才满月不几天。我已于去年同陈鲤庭同居，现在陈在山西作戏剧指导。我本拟同去，因为西北影片公司迁来成都，一个朋友（沈浮）硬把我留下拍一部片子。战争期间没有钱，说不上酬劳，只为的人情。现在因材料未到，尚未开拍。我现住七表叔家。

    这两年来，我算经过了千变万化，心绪精神都较前差多。不过积习未改，还是爱动，爱闹。

    你别后的情况也望尽可能的详细告诉我。

    上海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殷扬请你代我探听一下，我甚为记念他，还有阿英。

    我有一个皮箱（上面写的有赵字），一个籐编的方箱子（不是籐包），一网篮书。以前听说张善琨还在“业余”旧址代我们租了一间房子存着一个铺盖卷，里面有你上次拿给我的被褥。现在不知怎样了？我全部财产都在其中，望能代探听一下。最好到共舞台找到毕志萍，他在那儿担任灯光，他同我也很好，得想法托他找到。存在你那里我就放心了。

    我出来时只带三件单衫，几本书，一床棉被。一直钱方面又很窘，因为战争后收入顿减（书店都不出书了，杂志又很少有稿费），又加了负担，添东西简直添不起。四川的东西奇贵，比上海贵十倍还不止。上海那种赠送品的热水瓶，这里都要卖上五六元，作一件顶粗的布单衣起码六七元，线袜卖到一块五一双，毛巾卖到七八角一条，你想要命不要命。书要加三还要加六，稿纸道林纸的简直没有，中国纸要卖六七角五十张。瓦特曼墨水一元半一瓶，信纸起码一元一本，信封起码五角二十个。而且四川人作生意比如你欠他债一样，常常买不成东西还受一肚子气。

    四川一点儿也不好，就是本地出产的东西也是奇货可居，大抬高价。天气总是阴天时多，成都还较好，重庆到处都是烟雾，人人来都长湿气。四川人大半是又野又刁，好的也有，不过少。阔的太阔，穷的太穷，热闹的街道，常常有抢东西的。成都到重庆的路上都有匪劫车子，你看这是什么地方？

    夜太深了，我也困了，下次再细细同你谈，托你的事，不要忘了。

    祝

    好！

    慧深 四月二十七夜

    此信不曾披露过。她很勤奋，战乱中仍在继续写作。她为贫穷所困，满纸忧郁。

    赵慧深弃世已三十九年，她的名字已留在中国现代电影与戏剧史上，却没有人称她是作家。她发表过的作品，所知者数量已很可观，却也没有人去发掘整理，不无遗憾。

    现刊出这封她写于六十七年前的家信，以纪念这位不幸的文艺界前辈。

    2006年5月20日写于湖州人间过路书斋

    （原刊《香港文学》2006年9月总第261期）

    『文化大革命』中一封追讨预支稿费函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社出书，绝对没有卖书号，或与书商联手代为包装，或由作者出钱，印成书后全部归作者等只图赚钱的举措；绝对讲究的是书稿的质量。编辑们除仔细审读投稿外，更采用通信、走访、座谈等办法主动约稿，各自系连着一群根底深厚的作者。一旦获悉谁有写书、译书、编书等计划，认为选题具有出版价值，即行签订预约，而且还付给定金（预支稿费），唯恐稿成后被其他出版社抢走。

    一部有质量的学术书稿，往往“十年磨一剑”，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当年的作者很注重自己的声誉，轻易不肯付梓，即便有了预约收了定金，常有几年、十几年后拿出令人满意的书稿。“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些谨慎著书立说的，则成了造反派追讨预支稿费的对象。

    手边有一封“追讨函”，是在1969年5月24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加盖“革命大联合委员会”公章发出的。当时凡做一件事，必要找一合乎此事内容的“最高指示”冠首。这封“追讨函”则用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其格式（错漏字加括号补正）：

    ____________革命委员会：

    1960年1月间，你单位的赵景深为我社写作、翻译、编注《中国戏曲小说论从（丛）》《远山堂曲》等八种稿2部，当时在大叛徒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控制下，在我社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把持下，曾预先付给予（预）支稿费350元。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我们正着手清理预支稿费的工作，这笔预支的稿费应如数收回，以免人民财产蒙受损失。为此，特函请你们大力协助，动员并督促此（人）将款项如数汇还我社。如果此人已经调离，也请你处协助将信转到此人现在所属的单位，并请尽速函告我社为感。

    此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函尾附有该社的地址和开户银行账号。

    那时赵景深师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在接受审查批斗、监督劳动，工资亦被冻结。但这笔预支稿费是不敢不退的，尽管为所约之书已花费了不少心力。“文化大革命”后，可惜不曾询问赵师，当年在只发生活费的情况下，这笔预支稿费是如何退的。后来，《远山堂曲》等另有人整理，《中国戏曲小说论丛》易题《中国小说丛考》，由齐鲁书社1980年出版。

    “追讨函”发出的数量不会少，因都寄给单位，历经三十五年，估计鲜有存世吧？恐怕已属当代出版史上的孤品实物史料了。

    2004年11月1日写于湖州人间过路书斋

    （原刊《芳草地》2005年2月第1期，总第11期）

    我还活着——关于巴金的一封书信

    年近八十的老沈终身未娶，更无子嗣，为日常起居有人照顾，决定入住敬老院。临行前，慷慨赠我巴金给他的一封亲笔书信。老沈经历坎坷，人们以“家徒四壁”来形容一个人的贫穷，而老沈的住房也是租的，连“四壁”都没有。这封巴金书信，他视为一生中唯一的珍宝。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年轻的老沈在江南某大城市一家商业电台供职。他喜欢读书，痛恶社会的腐败，读的都是进步书刊，尤其喜爱巴金的著作，敬仰巴金，乃心中的最高无上。他结识了十多个同样喜爱巴金著作的同龄人，成立了巴金读书小组。平时常常聚在一起交流心得，都认为鲁迅剖析社会弊病深刻，无人可企及。而巴金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外，更为读者指出了一条通往光明之路。他们秘密收听苏北解放区电台，迫切早日出现自由平等的、充满人类互爱的和谐社会。

    巴金读书小组自然引起了地下党的关注，于是有人介入指导，开始掩护被追捕的地下党员，将收听到的解放区消息印成传单散发。当局发现了这个读书小组，作为负责人的老沈有随时被抓的危险，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潜往苏北解放区。

    后来，老沈随大军渡江南下，成了一名南下干部回到原来那座城市，在金融管理机构担任了不大不小的官职，平时依旧爱好读书。在全国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时，老沈大为疑惑，这群进步作家，40年代都是当局的眼中钉，岂会是他们的爪牙！他百思不得其解。到了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时，他更加震惊，这么多的社会精英又岂会都是反动者！新政权建立后，阶级已经消灭，人们为何还要在惶惶不安中生活？老沈陷入了沉思，他感到现实和自己追求的理想社会相距太远了。几经考虑，遂以养病为由，回到故乡老家，默默住在年迈的孤身姑母处，决意不再返职。供职单位数次派人动员回去，老沈均婉言谢绝。无奈，他们与当地政府联系，给他在街道办的小企业里安排了一份藉以糊口的工作。

    这种街办小企业里都是些老弱病残，或是被认为有问题者。“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读过大量书刊的老沈当然首当其冲被审查。造反派怀疑，你一个南下干部，又在大城市里当官，为何无缘无故回老家，其中必有大问题，将他定为“特务”。后又经人揭发，指他说过中国历史上凡农民革命获取的政权都是封建政权，被认定含沙射影，在一次批斗大会上宣布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投入监狱，差点被造反派夺了权的公检法判处死刑。大牢一蹲就是十年，老沈无亲属，连探监的也没有，困境可想而知。原本莫须有，无罪可定，根本下不了结论，于是再采取拖的办法。1979年底释放，继续接受街道管制，看不到一份报，又怕牵连别人而不敢与人接触，等同“隔离”。

    老姑母已在他蹲牢期间死去，孤身只影，彻骨的凄凉。老沈回顾一生，只想到他心目中最敬仰的巴金。一场“文化大革命”，自己差点被杀，他担心巴金的命运。其实当年巴金已恢复正常活动，老沈连一张报纸也见不到，全不知外界情况。1980年1月，他在昏暗的灯光下给巴金写了一封信，诉说了种种遭遇，牵挂巴金的生死。信投寄后，又感到若巴金仍健在，一定繁忙，就又追了一封信去，仅请秘书简单回复是否健康就可。

    两封信寄出后，老沈心里舒坦了许多，因为已向世上最敬仰的人倾吐了无处可诉的冤屈。对回信并不抱大希望，毕竟从没见过面，也从无往来。出乎意料，没隔几天，竟惊喜地收到了巴金的回信，还是亲笔：

    ××同志：

    两封书由作协转来。我一直在生病，杂事又多，读者来信均由别人代看。我没有秘书，只能由我自己告诉您：我还活着。另外寄上人民币四十元，算是小小的补助。

    祝

    好！

    巴金

    二月四日

    文字虽短，老沈却感到巴金亲自复信，并知道他的困境而主动赠款，这是巴金对他无端遭遇不幸的同情。人类的关爱，岂一定要直接用文字来表达！颤抖的双手捏着信纸，泪水夺眶而出。巴金从不拿国家一分钱工资，这四十元，是当时一名职工一个多月的收入。对从不知情的陌生读者能如此真诚相待，世上只有巴金吧。

    老沈说，在万念俱灰时收到巴金的信，猛然增添了求生的勇气，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同情我，而且是巴金！

    老沈最终彻底平反，落实了政策，此时已行将步入老年。我问过他，在人生的棋盘上，是否觉得走错了一步棋？他丝毫无悔，态度坚决。他有可贵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2004年8月25日写于湖州人间过路书斋

    （作者注：应收信人的要求隐去姓名，请读者原谅。）

    （原刊《香港文学》2004年12月，总第240期）

    由陈从周的一封信谈起

    被誉为“中国园林之父”的陈从周谢世已八年。

    日前，李传新仁弟从北京布衣书局觅得台湾商务版陈从周的《书边人语》相赠，虽已出版十六年，却同刚上架的新书，装帧、印刷俱佳。陈从周博识能文，《徐志摩年谱》《梓室遗墨》《说园》等，都是传世之作。他也谙熟昆曲，20世纪50年代初还将其引入课堂。《书边人语》中，就有《画梁软语 梅谷清音——谈昆剧表演家梁谷音》《老去情亲旧日师》《园林美与昆曲美》涉及昆曲。因孤陋寡闻，不知是否已出版过他的书信集。近见得他写给赵景深的一封不曾披露过的信：

    景深先生：

    十日晚上我正与朋友在谈上次听你们播音的盛况，不料你便在这晚上受了伤。昨晨阅报知道这消息后，心中顿时不安，就想马上去探望你，可是转思你在病中不宜过劳，所以临时又中止了。

    现在希望你好好的静养，早日恢复健康，过一时再到府探候。

    此祝

    康健

    陈从周启 十三日

    陈从周与赵景深关系甚笃，都是昆曲行家。信尾仅记日期，要断定写于何年何月，只能从“十日晚上我正与朋友在谈上次听你们播音的盛况，不料你便在这晚上受了伤”去找线索。

    在1951年，上海举办建国后第二次春节戏曲演唱竞赛，各剧种积极登台表演，盛况非常。赵景深是评奖委员会第三组（沪剧）的组长。2月10日（农历正月初五）晚上在新都戏院观评《凤还巢》时，中途去厕所，间有两步石级，误为一级少跨了一步而跌倒，致使左臂骨折，遂被送往仁济医院救治。院方很重视，经x光透视后，即由该院特约骨科医师、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骨科教授叶衍庆（石季），骨科主治医师毛文贤动手术。上海文化局戏改处周信芳处长、刘厚生副处长及洪荒、华东局文化部陶雄等闻讯后及时赶往医院慰问。上海《大公报》、《新民报》、《文汇报》、《大报》、《亦报》、《戏曲报》、《沪剧周刊》、《海上书坛》等报道了消息。前往医院慰问的，先后有于伶、陈白尘、许杰、郭绍虞、孔另境、陈子展、李青崖、余上沅、周煦良、严独鹤、平襟亚、汪静之、陈左高……上海市京剧改进协会、甬剧改进协会、苏剧卷词改进协会、常锡戏剧改进协会、通俗话剧改进协会、魔术歌舞改进协会、苏北评话鼓书改进协会、沪书改进协会、故事改进协会筹备处、淮剧改进协会、滑稽戏剧改进协会、戏剧电影工作者协会、中央文化部京剧研究院旅行演出工作团、玉兰剧团、中艺沪剧团、上艺沪剧团，几乎当年上海戏曲界的所有剧种组织，都派代表到医院探望问候。胡山源、孙席珍、徐扶明、陈汝衡，杨荫深等友人也都致函问候。

    赵景深跌伤的消息，12日的《大报》最早登出记者孙式正的报道。在南京的曲学大家卢冀野（前）见报后立即写了《寄慰景深》，刊于26日该报。卢冀野如今少有人提及，文字不长，抄录如下：

    在本报见到赵景深兄为了尽评判春节戏曲竞赛的职务，在戏院里跌了一跤，受了一些伤，已入医院诊视的消息，我非常挂念。这时要想写封信去慰问，怕他未必看到。宁沪遥隔，又不能自己去看他，且借本报一些儿篇幅，以寄我慰问之怀。上一次我在上海，正值他在中华学艺社试演昆曲，承惠兄转来的戏票，我收到时迟了一点，未及一观老友在氍毺上献身手。当时，我想到他那一双近视眼，演戏时一定要除掉眼镜的。他除了眼镜，不知是个什么样儿？因为没有去看戏，当然没有得到答案。这一回跌了一跤，我又联想到他的近视眼上去了，怕还是吃了眼睛的亏？还有一层，这是我两人情形相同的，就是身体旺了一点。好在他的血压不像我这么高。要是这一跤给我一跌，那事情怕就严重到不知道什么地步了。我平日对第四版剧艺消息没有多注意，因景深兄这一跌，我倒天天要看一看。我知道他伤势一天天好转，可不知还要几天就可康复？我在这里祝福他早日痊愈。

    卢冀野与赵景深一样体胖，张允和曾戏说他“面如满月，身体也相当的‘发福’”。不幸的是，这位“江南才子”不久即病逝，年仅四十六岁。

    赵景深的跌伤，纯属偶然发生的意外事，而有这么多传媒关注报道，文艺界上下有这么多人给予至诚的慰问，体现了当年上海文艺界团结互爱的风气，那种亲和力，足以令人怀念。上述罗列了这么多剧种组织，仅想说明当年活跃在大上海的剧种何等之多，现在可能不少已失传了吧？

    陈从周写给赵景深的这封信，可以断定，他也与卢冀野一样，是见到12日《大报》上的消息后，于次日所写。即1951年2月13日无疑。

    2008年8月23日写于湖州人间过路书斋

    （原刊《开卷》2009年第10卷第1期）

    陈立夫先生的半封书信

    随意落笔的名人书信，尺寸虽小，却比字画更具史料价值，历来受到藏家的重视。“文化大革命”前曾在本地一藏家处见到明末十二名人的书信，一式的装裱，定制的红木扁匣，其罕见在于这十二名人都是孔尚任《桃花扇》一剧里的人物，有侯朝宗、李香君、钱牧斋、阮大铖、李流芳等。估计这组书信的最初搜集者，是在《桃花扇》风靡大江南北时，依剧本“按图索骥”而成全璧，此在康熙年间，离明末只有七八十年，很有机会的。

    当今全国专门搜集名人书信的，恐怕有数万之众吧。凡属名人的书信，在市场上都能卖个价钱，仅以名声大小，价有高低而已。各界名人如林，范围也实在太广泛。只是很少听说如前列举有意专题的。喜爱现代作家的，要集全人数不多的像创造社、太阳社的作家书信已属不易，对阵营较大的文学研究会、“左联”等就越加困难了。

    经济走进市场，名人书信已被当作宝贝。无论毛笔、钢笔、圆珠笔书写的，全都称之为“墨珍”。不过知道有一人，却连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先生的书信也视作“废物”而加以利用，这就是四年前已在台湾病故的胡健中先生。关于胡先生，读者不会太陌生，20世纪30年代杭州《民国日报》（后改名《东南日报》）社长，笔名蘅子，与郁达夫相识在20年代初，交情甚深，有诗词唱和。1938年7月，郁达夫、王映霞夫妻闹矛盾，胡先生着力从中调解。后来言归于好而签订“协议书”时，胡先生以“见证友人”一同签名盖章。五十年后，他写的《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悲剧》《郁达夫与王映霞故事系沥》，亲历目睹的叙述，被人称为“信史”。胡先生与陈立夫先生虽同住台北，仍不时有书信往还。立夫先生用的信笺属较厚的夹层贡宣，下笔又几近干墨无渗洇，笺背整洁。胡先生将它右边上下三分之一左右各向内裁去一公分，然后天地头相对折叠搭缝，右边中间留存部分再内折，糊起来就是一只简易信封，随用随做。十多年前，友人访问台湾，在胡先生家见状，大为吃惊，赶紧收拾讨得几页，归来后相赠。其中一页已被做成“半成品”，近右边“指正”两字裁去一半，这封写于1985年8月12日的书信也只剩了半封：

    兄记忆力极强，所知社会故事亦极多。以诗记之，亦一方式也。惟不宜揭发丑闻，盖恶不宜播于众也。此复，并请道安。

    弟陈立夫 七四、八、十二

    本月八日及十一日《中央副刊》及《主流》，有弟两篇文章，请指正。立又及。

    胡先生是读书人，一生不嗜钱财。晚年让朋友骗得够惨，叫他当了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后来公司破产，欠银行贷款甚巨。法院当然不管你是挂名不挂名，没收他的财产，连一次性数目不小的退休金，也由银行监督限额使用。待人宽厚的胡先生，真是有苦无处说。照这半封信分析，胡先生想以诗的形式来记难忘旧事，自然要牵扯到人际关系中的恩恩怨怨。立夫先生这才劝他“不宜揭发丑闻”、“恶不宜播于众”。

    立夫先生崇尚儒家学说，是台湾“孔孟学会”的会长，所著《四书道贯》在大陆出版。他提倡“隐恶”，当是儒家道德的一条准线吧。

    2004年7月2日写于湖州人间过路书斋

    （原刊《书简》2005年5月第12期）

    读陆小曼《临黄鹤山樵山水图》

    2001年上海敬华拍卖行春季书画拍卖会预展时，一幅陆小曼的《临黄鹤山樵山水》，吸引了众多观者。伟兄细读题识，见上款姓名，不禁怦然心跳，志在必得。开拍那天，拍卖师叫价此图时，场上却出乎预料的平静，济济百多人无有举动，仅一位大腕影视明星竞争了一次，让伟兄轻易到手。

    陆小曼（1903—1965）是名声盖世的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的爱妻，出身殷实的书香门第。少年居北京时就学得一口流利的英、法语言，会弹钢琴，还能作油画。为了显示大家闺秀的文化涵养，二十岁时随贺天健学国画。她天资聪颖，不久即入佳境，与上海女画家唐瑛有“南唐北陆”之称。作品多山水，气韵清雅飘逸。陆小曼自己也想不到，这并不当正事的绘画，晚年会成了维持生计的保障。

    这幅《临黄鹤山樵山水》的题识是：

    元四家皆宗北苑而面目各不相同，黄鹤山樵笔力雄奇别具一种风韵，尤为可喜。暇日偶临之，惟腕力不逮，故仅能得其仿佛耳。壬申十一月冬至后一日为赓虞先生雅属。蛮姑陆小曼并记。

    按落款可断定，此画作于1932年12月23日。上一年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遇难，陆小曼大为悲痛，本来就纤弱的身体，遭这没顶打击，雪上加霜，从此长年与卧榻为伴。廿九岁就说“腕力不逮”，虽是谦词，亦属事实。

    让伟兄怦然心跳的上款“赓虞先生”，就是有中国的恶魔诗人之称的于赓虞，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兼翻译家。早在1923年，于赓虞在天津与赵景深、焦菊隐等人发起成立文学团体绿波社，1924年考入燕京大学国文系，次年秋结识徐志摩。1926年与徐志摩、闻一多等创办北京《晨报》副刊《诗镌》。1935年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1937年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弃学回国。他是河南省西平县人，长年在河南、山西、北京、河北、甘肃等地执教，在河南大学任教授最久。从1926年起，他陆续出版诗集《晨曦之前》《骷髅上的蔷薇》《魔鬼的舞蹈》《孤灵》《世纪的脸》等。赵景深说他的诗“充满阴森的鬼气”。他译有但丁的《神曲》等，还有《诗论》《英国文学史》等多种论著。20世纪50年代初，于赓虞消失了影踪。近二十多年来，无论任何流派的现代作家的作品，都以不同形式几乎全被重印，唯独没有一本于赓虞的著作。“文化大革命”后期，就曾四处打听他的下落，当时传说是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因历史问题被镇压。一些在河南大学读书和执教的前辈，也都只记得1953年后，学校里已不再见“长长的背头，黑黑的长发，依然有几分绅士气”的于教授。直到今年9月，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解志熙、王文京两先生编校的《于赓虞诗文辑存》，才解开心头的疑惑。原来在1940年，于赓虞募款在家乡创办一所中学，打井工程由一位亲戚督工，因发生事故，一农民掉入井中致死。十三年后的1953年，老家有人告发这有关人命的事，在河南大学执教的于赓虞立即被逮捕，次年判刑十年。他不服上诉，改判为六年，后又提前一年释放。他获悉后继续不断上诉，无以应。1963年8月14日病逝开封家中。他临死前的心情一定是很悲愤的吧。

    于赓虞的诗歌当年极有影响，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时，收他作品五首，如今恐怕连不少读书人也不知他是何人。伟兄在大学读的是中文，平时又博览群书，自然对这个名字深有印象。拍卖会上百多人因缺少对于赓虞的认识而都走漏了眼。

    于赓虞与徐志摩关系密切。徐志摩19日遇难，21日于赓虞就与梁思成、张奚若等赶赴出事地济南向遗体告别。他23日写给《晨报》的信中说：“现在，再读志摩的诗，那种轻盈灵活的情调，无论如何敌不过心头的悲哀。”两周后写了长文《志摩的诗》，在寄托哀思中，对这位朋友作了中肯的评价：“志摩在诗的艺术的气氛之提倡上，固然有着不灭的功绩，即在他的诗作的品质上，亦有不朽的价值。”鉴于这种友情，他与陆小曼当然相熟。1932年8月，于赓虞已从北京到开封河南省立第一师范任教，12月23日陆小曼在上海画就的这幅《临黄鹤山樵山水》，很可能没有传到于赓虞手里而让本地人所获。新中国成立后，陆小曼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因又是上海画院的画师，作品大部分需交公，流入于市的绝少，早年的更加难得，上款是名人的就更罕见了。

    黄鹤山樵即元朝大书画家王蒙（1308—1385），赵孟頫的外孙。他最初随赵孟頫学画，后追王维、董源、巨然等唐宋名家。识者评其山水“纵远多势”“烟霭微茫，苍茫深秀”，笔法“皴用解索，点苔用渴墨，别创一格”，在元已被称为四大家之一。陆小曼欣赏王蒙而敢临其画，无论怎么说也是一种自信吧。王蒙是湖州人，这幅陆小曼的《临黄鹤山樵山水》今又归湖州伟兄收藏，应属有缘了。

    2004年12月20日写于湖州人间过路书斋

    （原刊《博古》2005年1月总第7期）

    辑三 辛亥史料

    陈英士先生二三事

    溯陈君之生平，光复以前，奔走革命，垂十余载。其间慷慨持义，联缀豪俊，秘密勇进，数濒危殆。凡属同志，类能称述。辛亥之秋，鄂师既举，各省尚多迟回观望。陈君冒诸险艰辛，创义于沪上。尔时大江震动，纷纷反正者，沪军控制咽喉有以促之也。其后金陵负固，各省义师，云集环攻，而饷械所资，率取于沪军。陈君措应裕如，士无匮乏，此其于民国之功固已伟矣。（孙文、唐绍仪致各总长各议员《请国葬陈英士书》）

    陈英士，名其美，号无为，别署高野英，浙江湖州人。父陈延祐在当地经商。陈英士兄弟三人，兄其业，字勤士，经商；弟其采，字蔼士，日本海军学校毕业，曾任湖南统带。陈氏家学渊源，为“圣门狷者之流”、“矜式乡闾”门第，在湖州颇有名望。陈英士七岁入塾读书，先资聪敏。八岁时，曾与同窗赴野地，以焚烧枯草为戏，一学生不慎火烧及衣，同窗均骇而逃，唯他速将此学生推倒在地，自己再紧伏其上，使火熄灭。这故事，民国成立后，曾被编入国文课本。

    陈英士十五岁时，受人荐保，至湖州近县崇德石门镇善长典当铺为学徒，后做“寻包囝囝”，其职责是依赎取典物之当票号码，去各库房寻找赎主所当之财物，交给“朝奉”结算银两。陈英士勤慎守职，为同仁器重。在崇德做学徒期间，他反对迷信，不信菩萨，经常去城隍庙太君殿上，将一些小菩萨藏衣袖里携出投于门前湖中。经商之余，他还阅读了大量的报刊，洞悉世界大事，痛感清廷之腐败。他致书其弟陈蔼士，劝其出国深造。后陈蔼士留学日本归来，任湖南统带，又资助他去日本留学。陈英士辛亥革命后任上海都督，旧地重游，到崇德数次，问友访故。他食不赴县衙，宿不进驿馆，而是找当年的小伙伴同睡统铺，以叙旧情。1932年崇德县建中山公园时，在园内给他筑了纪念塔一座。

    1908年春，陈英士在日本受同盟会委派回到上海，联络党人，密谋起义。1909年，柳亚子等发起成立南社，陈英士与于右任、宋教仁等《民主报》同仁一起加入，他是该社中的实际革命活动者之一。上海起义前数日，陈英士曾深夜到铁笔报馆访柳亚子，见座上杂人甚多，即充作商人，说了几句行商的话悄然离去，而随身带的一只装礼帽的纸匣，像是无意中遗忘在火炉架上，第二天才派人去取。起义事发后，柳亚子才知那纸匣内装的竟是烈性炸弹。陈任沪军都督时，所发电文公事，词句矞皇典丽，因手下起草者，不少是南社文人。1936年2月13日，柳亚子在致曹聚仁的信中曾说：“先生发现近十年来的中国政治，只是陈英士派的武治，南社派的文治，这话倒是很有趣味。陈英士先生也是南社的老友，那么近十年来的中国政治，可说是文经武纬，都在南社笼罩之下了。有一个时期，南京的行政院长是汪精卫，代理立法院长是邵元冲，司法院长是居觉生，考试院长是戴季陶，监察院长是于右任，中央党部秘书长是叶楚伧，我开着玩笑说：‘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南社之天下。’”信中提到的，均是南社成员。

    武术家霍元甲，当年在北京已享盛名。陈英士重其拳术，遂于1910年邀其南下上海，商议开办精武学校。陈英士计划挑选同志中志向坚定、体格强健者五十人，由霍施教，且学习军事，六个月毕业，再由这五十人到各地去组织同类性质的学校，每人再授五十人，照此办法，一一分训下去，不到十年，就可练成数百万体力强壮并有军事知识的青年，为反清革命作准备。陈英士早年留学日本时，就曾在留学生中组织过军事体育会。此举，也可以说是他的宿愿。可叹霍元甲不久即被日本人下毒致死，陈的计划失败。但精武学校（精武体育会），后来还是由霍的徒弟刘振声等开办起来。陈英士遇难后，精武学校曾送挽额“志烈秋霜”。

    辛亥三月，陈英士在长江一带为起义奔走，同盟会在东京的不少同志和黄兴、赵声决定在广州首先发难，陈英士亦从上海被邀至香港。4月27日，党人对形势估计不足，起义失败，殉难七十二人，即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后不少同志仍隐匿广州，情形危急。陈英士已闻李准、张鸣岐杀戮党人的惨情，竟冒险以上海记者名义，只身前往，营救出不少被厄同志。不料，消息走漏，李、张贴榜缉拿，在香港的同志都认为陈必将受害，然陈英士施巧计，安然返港。其时，赵声因起义失败，在香港抑郁得病。病中陈英士朝夕看护，赵病故后，也是由他料理善后，生死靡间，同志多嘉慕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来，陈英士立即在上海发动军警，并联系会党、商团准备起义。11月3日在九亩地召开起义队伍誓师大会，宣布上海独立，扯下清廷黄龙旗，升起同盟会的青天白日旗（即民国成立后的海军旗）。会后，陈英士率敢死队攻打江南制造局，相持不克。他旋即下令停火，只身入制造局，想凭宣传使驻军投降，未遂，反被扣押。光复会总干事李燮和闻讯，急令民军强攻。枪战一昼夜，于次日凌晨克敌制胜。但到处找不到被扣的陈英士。后在起义人员的报告中，才获悉他被关在厕所旁的一间储藏钢铁的小屋里。当时，陈英士手脚都带着镣铐。坐在一张条凳上，头部紧紧贴着墙壁，丝毫不能动弹。原来清军将他的发辫用绳扎紧，在头部墙上开凿了个壁孔，又将被扎的发辫穿过壁孔，缚在房外屋梁的铁钩上。民军见状，马上为他打开镣铐，解下发辫。但陈被缚一昼夜，手脚早已麻木，无法走动，好久才恢复过来。制造局攻克后，上海光复。6日，上海绅商及会党代表一致拥戴陈英士为沪军都督。随后，陈英士与苏（州）、浙、镇（江）各都督共同组织江浙联军，攻打负隅顽抗、孤守南京的张勋部队。12月2日，联军攻下南京，彻底铲除了清军在长江一带的势力，为中华民国定鼎南京创造了条件。孙中山后来在《建国方略》中指出，自武昌起义后，“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省尤多也。”

    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大总统。陈英士被任命为工商总长，未肯上任，7月1日辞职。31日陈英士被袁世凯解去沪军都督之职。次年3月，袁世凯派人将宋教仁暗杀，自以为做得秘密，以党人自相残杀惑众，作嫁祸之计。然而就在第二天，陈英士即通过各种关系，查出凶手，将阴谋公布天下。如此，人心激昂，讨袁之声四起。7月，“二次革命”爆发，陈英士被推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18日宣布上海独立。9月，各省讨袁军相继失败，党人纷纷逃往日本，陈英士亦于11月亡命东京。

    1914年7月，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按党规，入党者都要立誓约，打手模，以绝对服从孙中山。当时许多党人，均不愿履行此仪式，陈英土却首先赞成。他曾说：“我所以服从中山先生的缘故，决不是盲从，是因为我现今已经认清楚，此刻中国有世界眼光，有建设计划，有坚忍不拔精神的，除了中山先生以外再没有第二人，所以我诚心地服从他。”陈英士担任了该党总务部长。1915年10月陈英士回国，友人送他到大森上船。临行时，陈英士立誓：癸丑之役，愧未以一死报国民。此行不杀贼，即为贼所杀耳！他潜于水手室，经香港到上海。

    孙中山任陈英士为淞沪司令长官，在上海组织总机关部。上海镇守使郑汝成系袁世凯得力爪牙，11月10日，陈英士命党人王晓峰、王明山将郑刺杀于外白渡桥。12月5日，又与杨虎发动肇和舰起义。同时，他还辅助西南同志，使蔡锷得以回滇揭旗讨袁。

    讨袁屡遭失败，党人经济异常竭蹶，行动困难。为生擒陈英士，袁世凯悬赏大洋七十万。陈英士得知，曾要友人引外国巡捕来逮捕自己，悬赏归党人作讨袁经费，自己再设法寻机逃脱。友人深感危险而不愿做。陈助孙中山反袁的决心，可见一斑。难怪他遇害之后，孙中山抚尸恸哭，有失臂之叹。

    袁世凯得知陈英士为党人筹款事急，遂利用民党叛徒李海秋前往联系，假称有鸿丰煤矿公司拟把一矿地向外商典押借款，如从中介绍成功，可得借款之四成。陈英士不知是计，信以为真，允为介绍。到约定签字的1916年5月18日下午五时，袁世凯所派刺客佯装代表前往，将陈英士暗杀于萨坡赛路4号寓所客厅里。陈英士生于清光绪三年十二月十五日（1878年1月17日），享年仅三十九岁。

    1917年5月18日，陈英士遇害一周年时，灵柩从上海运回故乡湖州下葬。陵墓建在城南岘山脚下，壮观雄伟。墓前花岗石碑上“陈公英士之墓”，及碑楼中心匾额“成仁取义”为孙中山手书。墓碑两边的石柱上刻着陈英士的自撰对联：

    扶颠持危，事业争光日月；

    成仁取义，俯仰无愧天人。

    这是陈英士对辛亥革命贡献的最好写照。

    （原刊1987年《人物杂志》）

    陈英士曾发起融洽汉满禁书会

    清末那一场辛亥革命，始终紧随孙中山的陈英士（其美），在武昌起义枪响后，率军首先光复上海，被推为沪军都督。他再分兵两路占领江浙，光复南京。控制了长江下游重要省市后，又电致各省光复军联合成立临时政府，奠定了民国基础。纵观他推翻中国封建帝制、创建共和的斗争业绩，贡献绝不小于黄兴、宋教仁。陈英士壮烈牺牲时，世界上还没有一家信仰马克思学说的政权，半个多世纪以来，却被一些史家贬评有加，遭人冷落。究其根源直言之，恐怕还是受了他当年的得力助手及几个亲属后来治政态度的影响。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当了大总统。因一些革命党人的妥协，于2月13日就被迫辞职让位给袁世凯。孙中山靠了边，陈英士也被解除了兵权。袁世凯叫他做工商总长，他坚拒出任，袁遂唆使党羽在政治、生活上对他进行造谣诽谤。奇怪的是直到现在，不少史家竟还继续搬弄这些诬蔑言词，实在荒唐得可以。为顾全整盘局势，陈英士仍想进行改革，来完善这个名义上称“共和”的政体。他当面向袁世凯说过：“凡有倾覆共和者，我必反对之，拥护共和者，我当扶助之。”为了共和，突出民众，当时有人还建议将“国”字改成“囻”。陈英士是南社社员，当过报刊记者，深知舆论利弊。该年5月，连同参议员王人文（采臣）等，发起成立融洽汉满禁书会，这段史实，至今无人道及。他先以促民族团结入手，电致袁世凯：“窃民国肇基，共和初建，亟宜联络五族，协力维持，始能收美满结果。从前鼓吹排满各书，实为联络之障碍。若不禁止，终难融洽，且悖共和宗旨。特倡议发起融洽汉满禁书会，请通电各省一律禁止。已出版者，由本会筹资收毁。”袁世凯刚登台，自然要笼络人心，用“该会规划闳远，用意至可嘉”，为“昭大同之盛，治民国前途”，发了一条大总统令，通电各省执行。此时，宋教仁奔走各地，呼吁制订民主宪法，批评时政，反对专权。次年3月20日，即被袁世凯派人刺杀。陈英士要求缉拿凶手，但主张法律解决，又为激进者所讥。坚持共和制度的革命党人有所不知，一个没有监督的专权，一个一心想当皇帝的“总统”，就是有了民主宪法、各项法律，还是可以为所欲为，普天下也是难有真正的自由与平等的。

    处处碰壁，次次失望后，陈英士下了决心动兵讨袁。二次革命时，他任上海讨袁总司令，多次发难失败后，再掀起三次革命。他被孙中山委任江、浙、皖、赣四省总司令，指挥全国讨袁，蔡锷在云南举起义旗，亦是他的策划。袁世凯岂肯放过他，1916年5月18日，设计将他暗杀在上海萨坡赛路寓所，时年三十九岁。案发后，民愤汹汹，袁世凯在国人唾骂声中仅隔十九天即忧惧而死。

    陈英士遇难一周年时，灵柩从上海归葬故乡浙江湖州，灵堂里遗像上方悬挂的横额是四个大字：身殉共和。陈英士为反对封建帝制复辟而死于袁世凯的谋杀，你赞赏袁世凯还是颂扬陈英士？两者必居其一，这是不可调和的历史。

    （原刊2003年《开卷》第7期）

    陈英士与南社

    由柳亚子、陈去病（佩忍）、高旭（天梅）三人发起的南社，成立于宣统元年十月初一（1909年11月13日）。它“以文会友，声应气求”，大力提倡民族气节，运用诗文进行反清革命，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民族革命旗帜下的文学社团。南社同明末清初的复社一样，名垂史册。

    南社的文学活动，不单与中国近代文学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和中国近代的政治亦有很大的关系。

    陈英士（其美）是一位辛亥革命时期声名显赫的人物。1906年冬，他加入同盟会后，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反清革命，其一生贡献，贯穿辛亥革命史中每个重要环节。1911年，他在上海响应武昌起义，当年被推为沪军都督。这样一位从事革命活动的人物，却也是南社的社员，被柳亚子称颂是南社的老友。

    陈英士追随孙中山革命期间，深知宣传舆论的重要，创办和参与了多种报刊。

    1908年，陈英士就准备在长江中游重镇汉口英租界筹办《大陆新闻报》，后为清廷在南京的两江总督端方得知，即电告湖北总督赵尔巽查办，说他名为办报，实为反清，陈英士获悉消息，仓皇出逃，办报一事亦因之流产。

    1909年，陈英士到上海不久，即与陈去病等创办了《中国公报》。

    1910年5月，与湖州（吴兴）同乡姚勇忱等创办《民声丛报》，大量刊登了南社社员写的一些激励民族气慨的诗词。隔五月，他又参与创办《民立报》，当年社长是于右任，陈英士担任访事（注：即现在的外勤记者）。该报经常撰稿者有章士钊、马君武、叶楚伧等。次年8月，中部同盟会成立，经陈英士、于右任等商定，遂将《民立报》作为中部同盟会的机关报。陈英士遇难后，于右任曾写了《民立七哀诗》，其中之一是《吴兴陈其美英士》：“十年薪胆余亡命，百战河山吊国殇。霜气江东久零落，英雄事业自堂堂。”陈英士为《民立报》出力甚多。该报当年影响之大，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也曾引了毛泽东对他讲过的一段话：“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这是一种民族革命的报纸，登载着广州反对满清的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这件事情是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发动的，我被这件事深深地感动了，觉得《民立报》充满了富于刺激性的材料，这报是由于右任主编的。”

    陈英士参加南社，是以《民立报》访事的身份。南社社员共有一千一百余名，陈英士加入较早，列为第一百二十五名。当时上海是全国文化的中心，大多著名报刊，都由同盟会会员，也是南社的社员主持笔政。可惜当年陈英士所作诗文，均喜用笔名，至今已很难考证，但从发现的有数的几首，如刊在1906年《洞庭波》第一期上，以“无为”笔名写的《吊吴君樾》五言诗等，无不充满蓬勃的革命朝气。陈英士参加过1911年9月17日南社社员在上海愚园路第五次雅集；也还参加过1912年在北京黄兴寓所举行的南社北京雅集。在任沪军都督时，还应柳亚子的请求，为江苏淮安三杰之一的南社著名诗人周实丹（著有《无尽庵遗集》《无尽庵札记》《无尽庵诗话》等）的被害，进行了追查凶手的工作。他是南社中的实际革命活动家之一。

    陈英士任沪军都督时，所发电文公事，词句矞皇典丽，因手下起草者，不少是南社文人。1911年后，担任要职的几乎都是南社社员。1936年2月13日，柳亚子在致曹聚仁的一封信中说：“先生发现近十年来的中国政治，只是陈英士派的武治，南社派的文治，这话倒是很有趣味。陈英士先生也是南社的老友，那么近十年来的中国政治，可说是文经武纬，都在南社笼罩之下了……我开着玩笑说：‘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南社之天下。’”

    袁世凯窃取政权后，陈英士积极策动力量反袁，遭到袁的忌恨，1916年5月18日，设计将他暗杀于上海萨坡赛寓所，时年三十九岁。陈英士的遇难，使孙中山先生有若失臂之痛。为纪念这位革命烈士，同年11月出版的《南社丛刊》第十九集中，于卷首刊登了陈英士身穿西服和军装的遗像各一帧，并附有《陈英士先生事略》及叶楚伧写的《哀陈英士先生》和《悼英士先生杂语》。次年7月出版的《南社丛刊》第二十集中，又刊登了1912年他在北京黄兴寓中所摄的南社雅集的照片，及柳亚子的姑夫，南社社员蔡冶民撰写的《英公被刺案情概要》。南社有这样的革命英烈而感到自豪。

    今年11月13日为南社成立八十周年纪念。在海外已成立了《国际南社学会》。海内外学者齐心协力，相信能发掘出更多的有关南社史料，对它的研究也会更加细致深入。

    1989年9月23日写于浙江湖州人间过路书斋

    （原刊《香港文学》1989年11月第59期）

    陈英士牵合孙中山婚姻

    孙中山先生在反清革命活动中，得到过一位传教士、牧师、实业家且是革命党人的无私帮助，他就是宋耀如。

    宋耀如有三个女儿，霭龄、庆龄、美龄，均留学美国。宋耀如让大女儿霭龄接替他担任孙的秘书。

    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孙中山被迫流亡日本，宋耀如亦举家避居日本。这期间，霭龄因结识了东京中国人的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孔祥熙而准备结婚，她向孙中山建议，由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不久的大妹宋庆龄来接替她的秘书工作，孙中山赞成了这个意见，宋庆龄亦愉快地同意了。他们在工作中，建立了深深的感情。

    孙中山当年居住在日本友人梅屋庄吉的家里，不久，宋庆龄因事回国，梅屋夫人发现孙中山的情绪发生了变化，饭量也大大减少。梅屋夫人探到了其中的情由，即与跟随孙中山的陈英士商量，要他秘密地赶赴上海去会见宋庆龄，告诉她孙中山的思恋之情，并把她带到日本来。

    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自然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就连大部分革命党人也表示反对。因为一是年龄相差过半；二是孙中山已经有了妻子，又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宋、孙两家又奉信基督，不允许娶第二个妻子。当宋庆龄知道父母绝不会为她的这桩婚事祝福时，毅然离开了家。1915年9月，宋庆龄经陈英士的安排又来到东京。同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梅屋庄吉的家里举行了结婚宴会，到场的唯一中国人就是陈英士。

    （原刊《湖州乡情》1990年7月）

    陈英士归葬史事

    清朝末年那场辛亥革命，陈英士（其美）率军首先光复上海，再分兵占领江、浙，光复南京后，又电致各省，建议成立临时政府，奠定了民国的基础。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后，陈英士以“共图讨贼，保障共和”为己任，再度冒死奔走大江南北，联络同志，发动讨袁的第二次、第三次革命，云南蔡锷举起反袁义旗，就是他的策划之一，因此深遭袁世凯的忌恨。1916年5月18日，陈英士不幸在上海萨坡赛寓所被袁世凯设计暗杀，时年三十九岁。孙中山抚尸恸哭，有若失臂之痛，称陈英士“功业彪炳，志行卓绝”，呼吁请为国葬。

    陈英士遗体入殓时，穿戴大盖军帽、军服、白手套、黑高统皮军靴，金丝边眼镜。此乃任上海沪军都督时的装束。灵柩系阴沉木制，内铺垫炭屑，暂时寄放上海打铁浜苏州集义公所。同年8月，烈士的同志依家属的意见，推请烈士的老友庄崧甫、周枕琴到湖州，叫人在城南郊用风水学测位后，选定面临碧浪湖的岘山南麓为墓地，遂于冬间破土动建，并决定在烈士殉难一周年忌日归葬故土。

    1917年5月12日上午九时，上海各界人士在打铁浜苏州集义公所开吊，仪式隆重。灵堂中间供烈士大幅遗像，上悬“身殉共和”横额，两边放置花圈，四周挂满团体和个人送的挽联挽额近千幅，个人中几乎囊括了当年所有政要和社会名流。时任大总统的黎元洪委派胡汉民主祭，孙中山亲临现场并宣读祭文。前往者有张静江、戴季陶、章太炎、谭人凤、蒋介石、吴稚晖等数十要人。自晨至暮，中外来宾不下万人。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校长还带领全校师生到灵堂致祭，并派留十二名童子军在灵前照料。

    5月13日上午十时，归葬举殡。据次日上海《民国日报》报道，送殡执绋者逾万人，尤多平民，交通为之阻塞。“素车白马，绵亘数里，万人空巷，同哭英雄”，路人“均啧啧叹陈公之荣哀，谓与袁世凯死后遭万众唾骂者，洵有霄壤之别”。参加送殡的叶楚伧感叹：“得官僚之心易，得平民之心难。官僚之心，冷暖不定。平民之心，生死不渝。碧浪湖畔，英雄不死。”队伍经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爱多亚路（今延安中路）等闹市街区，至外滩招商局码头，灵柩由复旦童子军翼护，送上立兴局所备大号民船。船头竖起的写有“勋二位沪军都督陈”大字的白旗，高扬在黄浦江上空，甚为壮观。

    5月14日上午，载着烈士灵柩的民船离上海开往湖州。道经闵行、震泽、南浔、晟舍各埠。每过一埠，地方上均设奠致祭。15日下午四时抵湖州城东门外二里桥，灵柩被移上岸，停在早已搭好的彩棚灵堂中，供湖州各界人士祭奠。

    5月16日中午十二时，灵柩启行，执绋护送的有一万多人。由东门进城，经东街、骆驼桥、斜桥、北街，折至局前巷、仁济善堂、白地街五昌里故居，再折至太和坊、彩凤坊、衣裳街，过仪凤桥、南街出城。上述所到之处，均设路祭，下午三时到达墓地。

    5月18日上午十时，在墓地举行安葬典礼，湖州各机关、团体、学校及从上海护送灵柩来湖州的烈士的数十位同志和家属参加了仪式，烈士的英魂终于回到故土安息。

    陈英士遇害后只隔了短短十九天，袁世凯在国人的唾骂声中忧惧而死。但当年政局仍动荡复杂，故乡百姓为烈士英魂不受惊动，假说遗体早被同志运往日本安葬，这里只是衣冠冢，柩内放的仅是一套烈士遇刺时的血衣，此说一直流传了整整五十年。

    因限于经费，陈英士陵墓初建时墓穴四周占地不大。1934年在保留原有建筑物的基础上加以扩建，仅取消了墓道中段的一壁高大墓门，和墓穴前刻有烈士自撰联“扶颠持危，事业争光日月；成仁取义，俯仰无愧天人”的一对石柱。1984年又按扩建后的原样重新精心修复。

    在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的艰难历程中，陈英士立下的不可磨灭的功迹，贯穿辛亥革命每道重要环节，直至最后悲壮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得到孙中山的充分信任和重用，绝非偶然。历史学家公正地将他与宋教仁、黄兴、蔡锷合称为辛亥四大英烈，这恐怕应该是湖州的骄傲吧。

    （原刊《湖州晚报》2003年5月13日）

    陈英士焚尸

    助孙中山先生革命最有力者，史家推举陈英士（其美）、宋渔父（教仁）、黄克强（兴）、蔡松坡（锷）四位。陈英士功业彪炳，其一生贡献，贯穿辛亥革命史中每个重要环节。他被袁世凯设计刺杀后，孙中山先生有若失臂之痛，请为国葬。

    1916年5月18日，陈英士被害于上海萨坡赛寓所，享年仅三十九岁。当年为时局所迫，棺木存放在上海法租界打铁浜苏州集义公所。一面由同志捐资，在其原籍浙江湖州南门岘山之麓，碧浪湖畔，选墓地一块，建筑陵墓。次年5月18日，遇害周年时，棺木才从上海抵运湖州下葬。

    墓穴呈正方形，正面刻有近代著名书画家、白龙山人王一亭之子王善涛写的“气壮山河”四个颜体大字。另三面刻有名家所撰讣文、引状等文字。穴顶雕有国民党党徽。墓前花岗石墓碑上刻有孙中山手笔“陈公英士之墓”；中央平台置有大型花岗石赑碑一座，重达二万五千斤，刻有《孙大总统诔辞》，记载了烈士的生平业绩。平台前缘两侧，置青石大狮子一对，另有石桌、石鼓等。阶下墓道长二百零一米，阔十二米，中心墓道阔二米八十。墓道口为牌楼平台，十二米见方，矗立一座高六米二十五、阔七米二十的石牌楼，中心匾额“成仁取义”是孙中山手书，左边横匾“浩气长存”，是林森手书，右边横匾“精神不死”，是蒋介石手书。四根石柱上，刻有挽联二副，外联“春尝秋禘生民泪，山色湖光烈士坟”，为于右任撰书；内联“轶事足征，可补游侠货殖两传；前贤不让，洵是鲁连子房一流”，为蔡元培撰书。牌楼前再置青石大狮一对。岘山之顶，有六角亭一座，匾额“雄跨亭”三字，为元代大书画家赵孟頫墨迹。

    历年来，陈英士陵墓，为市民郊游必到之地。惟长年失修，抗战胜利后，雄跨亭亦已倒塌。虽有规模，却日渐萧条。

    陈英士是反共老手？

    1966年8月，破“四旧”在湖州掀起，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散发革命传单，街心架起火堆焚燃“四旧”物品，市人大代表、基督教会的一位终身未嫁的女牧师，第一个被绑游街示众，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各行各业亦开始响应，散发各自的所谓“倡议书”，理发店拒为烫发，瓷器店禁售带古画的瓷器，服装店停售花衣衫，连火葬场也散发了“欢迎大家来火葬”的宣传单。自然，矛头从生活现象移向政治，要求砸烂陈英士陵墓的呼声越来越高，称他是“反共老手”。

    遗尸被拖出焚烧

    8月24日，地方政府迫于形势，在陈英士墓前组织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布了陈英士的“反共”罪状。这是何等可悲之事，略知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列宁创建的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苏维埃政权，是在陈英士死后一年半；中国共产党成立，更在他死后五年！一群狂徒，早持铁钎、锄头拥在墓穴周围，一声令下，群臂挥动，撬的撬，砸的砸，奈何墓基坚实，石缝亦紧密，从上午九时许，撬砸了三四小时，棺木才显露被拖出。此时，山上人海，出市南门至陵墓的五六华里的公路上，人群挤得水泄不通。原因是一直流传，这里仅埋了陈英士遇害时的血衣，而真正的载有遗尸的灵柩，当年已被夫人姚氏携往日本下葬，市民们都以一见真相为快。棺木被拖到平台上，木质深紫色，甚薄，仅一寸许，无人识其名。棺盖为嵌槽式，故而打开甚易。退出棺盖后，遗尸赫然在目！下葬地高，且棺中铺满炭屑，遗尸保存完好，头戴大盖帽，身穿军服，背三角皮带，双手着白色手套，下为半统皮靴，鼻梁上一副金丝边眼镜，类同生人。惟见空气后，皮肉渐渐泛为乌黑。旋即，棺被推倒，尸体从棺中滚出，金丝边眼镜折断，一腿架弹入人群。人声嘈杂，互拥成潮，一做缝纫的青年，乘乱之际，将那条落在脚边的眼镜腿架拾取藏入袋里。殊不知，早为人群中的红卫兵所注意，即被众人反缚双手，押到市区，挂牌示众一圈。而在墓地上，已将锄头拨上棺盖，抬到棺身上，旁边围以枯柴，开始焚烧。棺木质地坚固，丝毫不动，路距最近的汽车站的几个工人，马上骑了自行车去取来几桶汽油，浇在尸体与棺木上。一根火柴，燃起冲天烈焰，一代英杰之遗尸，被熊熊大火所吞没。残火直到深夜不息，与苍天无数星星遥遥相对。

    在筑陵墓时，原岘山与旁边之山丘相隔，中有山岙，可通人。为造陵墓，逐将山岙用人工加土垒高使之连接。据说当年看风水的先生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是以为背山朝水，风水极好；一是认为背山为人工所筑，非天然物，日后也必仍破之。是耶？非耶？

    墓穴被毁，距下葬日，整整五十年一百天不足。

    墓穴已平，随之石狮、石碑、牌楼等，均被砸断，台阶石板，不久亦被撬光，只存空地一块，不留丝毫痕迹，真是“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陈英士骨灰还在吗？

    遗尸被焚之隔日，山的主人，俗称“坟亲”的姚彩麟，上山割草，回家后不久，突然被押至公社所在地严讯，原来两个幼童去报告，说他上山偷偷用小瓮在装骨灰。姚被吊打一夜，矢口不承认其事，后被释放。他于前几年病故，在生前无人敢问当年实情。陈英士的骨灰，是否尚在人间，已成千古之谜。

    陵墓面对的碧浪湖，中有浮玉塔，建造结构奇特，无论水位如何高涨，均不会淹其塔基；边有桃园，垂柳红花，风景秀美，为历代墨客骚人所吟诗入画。陵墓被毁不久，浮玉塔亦被拆毁，且河道淤塞，没有几年，一湖荡漾碧波，变为陆地一块。

    1984年6月20日，湖州市政府拨巨款，又在原地正式动工，一一依原样重建陈英士墓。经多方努力，三个多月日夜施工，主体于10月8日竣工。雄跨亭亦重建山顶。随后，在墓道一侧，又筑一座英士宾馆。再约书法名家挥毫，将历代有关湖州之名诗七十余首，刻石排列成“碧浪碑廊”。陵墓整体，气势磅礴，颇为壮观。

    “山色湖光烈士坟”，“湖光”已难现昔日粼粼碧水，“山色”却比旧时增艳不少，烈士泉下有知，可会瞑目？

    （原刊《广角镜》1986年1月）

    辛亥志士陈蔼士

    在辛亥革命时，陈蔼士虽无显眼事迹，但称他为志士是不容置疑的。

    陈蔼士（1880—1954），名其采，别号涵庐，陈英士的胞弟。九岁读完“四书五经”，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庠生。1896年春，经二哥陈英士介绍，赴上海就读中西书院（东吴大学前身），专攻英语。不久转入南京金陵同文馆及江南储材学堂，攻读普通科学。当时，陈英士已感到“武备之不可缓”，力劝陈蔼士去日本学习陆军。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政府选派出国留学生，陈蔼士被派赴日本学习。先进成城学校修习日文，后入陆军士官学校。陈蔼士以第一期步兵科考得第一名毕业。因成绩优越，留校任教。1902年二十三岁时回国后，即去桐乡石门看望还在善长典当行习商的陈英士，谈了不少在日本时的所见所闻，使陈英士下了“易地改业，另谋出路”的决心。同年，陈蔼士赴湖南长沙任武备学堂总教习与监督，兼湖南新军标统。他与陈英士密通声气。1905年陈英士去长沙，参观了陈蔼士所统的新军，要陈蔼士留意联络湖南革命志士，尤其要在新军中发展力量，为反清革命作准备。陈蔼士不单照做，还筹措经费给陈英士，助其去日本留学。第二年，陈英士赴日本留学，陈蔼士继续不时给予接济。此时，他调南京任陆军第九镇新军正参谋。据陈果夫回忆，1911辛亥那一年他二十岁，在南京陆军第四中学读书，留学日本已回国的陈英士到南京，让陈果夫与同学组织成立了陆军第四中学同盟会分部，经常聚会策划南京起义。第九镇的军人，因受陈蔼士的反清革命教育影响，给了他们各种帮助。后来在光复南京战役中，第九镇新军立下了汗马功劳。

    就在同一年，陈蔼士被调北京，升任中枢军咨府第三厅厅长，掌理全国新军及调度，兼任保定军官学校监督。驻保定陆军第六镇的统领吴禄贞，是同一年与陈蔼士去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的同学。他反清立场坚定，留学时就加入了兴中会。一直来，他借带兵的优势，伺机将部队变成革命军为革命党人服务。陈蔼士与他意气相投，经常一起密议策反计划。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随即山西省宣布独立。清政府命吴禄贞率兵前往镇压。吴禄贞非但不受命，且认为这是支持革命党人的最好时机，在娘子关附近，与阎锡山会晤，共同组织了“燕晋联军”直攻北京，同时在石家庄扣留清军南运的军火。11月7日晚不幸被人暗杀于石家庄火车站。陈蔼士得到密报，清政府对他也要下手，于是仓卒逃往上海。

    军咨使良弼也是陈蔼士、吴禄贞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的同学，他发现吴禄贞被刺，陈蔼士即潜逃上海后，认定他是革命党无疑。于是制造离间谣言，说是陈蔼士杀了吴禄贞而南逃。已被推为沪军都督的陈英士为消除同志的猜疑，将刚到上海的陈蔼士交都督府军法处审查。而就在此时，吴禄贞遇刺案真相被揭露，正是良弼（次年1月26日被同盟会会员彭家珍投弹炸死）派人收买了吴禄贞的卫队长马蕙田充当凶手，还陈蔼士一个清白。事后，陈氏兄弟更受同志敬重。

    1912年元旦南京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时，陈蔼士被孙中山委为大总统府咨议兼江苏都督府参谋厅长。孙中山辞职后，陈蔼士绝对不愿在袁世凯掌权的政府里工作，回湖州到沈谱琴创办的吴兴经武学堂任教。未几，学堂遭袁世凯封禁。后应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冯耿光之邀，任中国银行总文书。江苏南通大实业家张謇慕其为人，力邀聘任为设在江苏东台的大丰公司总经理。奈因东台地处海滨，陈蔼士周身遍发湿疹久治不愈。回上海就医时，受中国银行行长宋汉章之邀，重返中行。初任杭州分行副行长，不久代理行务。1924年发起组织湖州旅沪同乡会，定名“湖社”，被选为理事长。

    1926年北伐军兴，陈蔼士任浙江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兼浙江政治分会委员。他化名“陈安”，往返上海及沈家门等地，与金融界巨头宋汉章、钱新之，陈光甫等积极为北伐军筹措军响。1927年3月，北伐军抵定南京，陈蔼士先后出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江海关监督、江苏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1930年冬，国民政府筹设超然主计制度，任筹备主任。次年4月主计处正式成立，任首任主计长。1946年因病辞职，出任国民政府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其间曾兼任中央银行常务理事、中国银行董事、交通银行常务董事暨代理董事长、中英庚子赔款保管委员会董事、中国农民银行常务董事等职。

    陈蔼士因心脏衰弱，气喘病发作，于1954年8月7日在台北去世，享年七十五岁。9日大殓，蒋介石题“痛失勋旧”以悼，葬礼极其简单。9月27日发布“褒扬令”，对他在财政、金融、水利等方面的建树作了充分肯定，将“生平事绩，宣付国史馆”。

    （原刊《辛亥革命湖州记忆》2012年2月）

    任鸿隽菱湖寻根

    1912年1月1日上午，孙中山从上海坐火车赴南京，当晚十时将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并宣布中华民国成立。随车陪护人员中，有一位被总统府委为秘书，后来成了著名科学家的任鸿隽（叔永）。

    任鸿隽是湖州菱湖镇人。祖父在1863年（清同治二年）为避太平天国战乱，举家移居四川成都，投靠兄长任秋苹。父亲任章甫当年已二十二岁。任鸿隽于1886年12月20日出生在四川垫江县（今属重庆市）。

    任家移居四川后，仍念念不忘故土。任鸿隽受家人之嘱，曾来菱湖寻根。

    任鸿隽1905年从重庆府中学堂师范班毕业后，做过当地中小学教员。为深造学业，1907年2月考入上海中国公学高等（大学）预科甲班。同年趁暑假，7月6日从上海坐船出发，次日到湖州高城（原泰和坊西侧，俗称高墩头），借宿同学家。第二天冒雨雇船到菱湖，先找一位卞姓同学，因在前已托他寻找唐家亲戚，任鸿隽的一个姑母嫁在唐家。由卞同学陪至唐家，得知姑夫唐镜楼的儿子唐小楼夫妇也已在三年前去世，只见到小楼的寡婶与寡嫂，可惜两人都不知往事。后来了解到小楼有一侄在菱湖经营丝业，遂托人约次日相会。见面后任鸿隽问以先祖坟墓情况，对方不清楚，只知一处在王家荡，每年唐家都代为祭扫，但此墓是任家何人亦不知。当天雨大，约定第二天去墓地。可是到了第二天雨下得更甚，因时间关系，还是雇了小船去王家荡。经小楼侄儿的指点，上岸数十步，即在桑地里见得，土封瓦覆，保护尚好，但无墓碑。任鸿隽感到，仅此墓唐家每年祭扫，自然是任家与唐家最亲近者，看来是早已去世的姑母了。他在四川与家人的闲谈中，记得白虎荡、西洋田两处还有祖墓。陪同的卞同学说，这样的地名，在菱湖至少方圆二三里，不知确切位置，要找一墓谈何容易。只好无奈而返。要寻访祖宅，连唐家亦不知，疑是被族人瓜分了。

    任家于1863年离开菱湖，到1907年任鸿隽来寻根访祖，其间已隔四十四年。加上社会不稳定，变化当然很大。他7月8日到菱湖，11日转道杭州回上海。在菱湖逗留三天，虽收获甚微，但完成了一家人的心愿。他对故乡很是赞美：“若夫市镇亦大而繁，人口三万余，业丝者居其大半。其地平畴如海，弥望皆桑，而小渠纵横，往来皆以船，地利佳矣！”一片眷恋故土之情。可是民生凋零，使他同时感伤。这是任鸿隽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故乡行，时年二十二岁。他父亲二十二岁离别菱湖入川，年岁上竟如此巧合。

    任鸿隽在四川读书时，成绩非常优秀，1904年参加科举考试，是末代秀才，但已具反清革命思想。此时就读的上海中国公学，乃是在1905年冬，为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发歧视中国学生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三千余留日学生罢课归国后，于次年众议自办的学校。于右任、马君武等都是教员，民主和反清革命的气氛极其浓厚。任鸿隽入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剪去发辫。因课程浅而单薄，次年赴日本留学，参加同盟会，为四川分会会长。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即回上海参加实际革命工作。1912年12月赴美国留学，入康奈尔大学攻读化学专业。自此，他将全部精力付给了传播科学的理想事业。

    （原刊《湖州方志》2011年第2期，总第25期）

    任鸿年捐躯反袁

    一位辛亥志士，最终为反袁世凯而捐躯，事迹可歌可泣。故乡湖州却至今对他一无所知，令人实感诧异。他叫任鸿年，任鸿隽的胞弟。

    任鸿年，字季彭，别字百一。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生于四川垫江。家学深厚，自小随父习古文诗词，继入学堂，攻读英文科学，后执教成都。1908年初，任鸿隽赴日本留学不久，任鸿年亦前往求学，同时立即加入同盟会，筹谋四川革命。1911年4月，革命党人策动广州黄花岗起义，生活本不宽裕的任鸿年典当衣服集资捐助。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任鸿年随兄一同回国参加革命。在该年5月，清政府借铁路国有名义，将已由民间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又将筑路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财团。这卖国行为，引起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省民众的强烈不满，各地抗议声起，罢市罢课，四川甚至组成保路同志军武装对抗。刚回国的任鸿年除参与以陈英士为首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发动起义，光复上海外，还与革命党人，以“协助军政府驱除鞑虏，建立共和民国，平均人权”为宗旨，12月8日在上海发动旅沪川人组织蜀军（又称“蜀汉军”），任秘书，声援四川保路斗争。次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该军归临时政府直属领导。任鸿年同时还被孙中山委为总统府秘书，中国国民党评议部部长。3月，任鸿年随蜀军赴四川，对促成四川独立起到极大作用，后又主持重庆的革命报刊《新中华报》。

    革命并不顺利，袁世凯篡权复辟，镇压革命党人，宋教仁等革命志士先后遇害，形势严峻，任鸿年心忧如焚。他在日本时，与川籍同盟会会员吴玉章（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雷铁崖（昭性）感情甚笃。当年雷铁崖为避清政府通缉，曾在杭州西湖白云庵为僧。南京政府成立时，吴玉章、雷铁崖亦同被孙中山委为总统府秘书。袁世凯篡权后，雷铁崖看清其本质，又从北京潜回白云庵。1913年春，任鸿年赴天津会晤革命党人，分析形势。后到杭州与雷铁崖相叙。吴玉章此时奔走京沪间，联络党人，策动反袁。闻讯后，也至杭州。一起纵论局势，尤其是革命党人对袁氏当国看法不一，分歧很深。悲愤的任鸿年，痛感时局险恶，决心以死来唤醒国民，更希望革命党人消除分歧，一致反袁。6月30日，留下绝命书，在杭州烟霞洞投井自杀，极为壮烈。年仅二十四岁。在绝命书中，任鸿年指斥袁世凯“其心侈于秦政，而才不过石敬瑭”、“无赖行径，自固禄位”，“用财如泥沙，而不顾民膏之馨；抵押尽地利，而不顾国本之倾”，发展到“政府专为盗贼，睚眦杀人”。呼吁革命同志不再纷争，“无避艰危，发起革命”。绝命书最后有言：“呜呼，天之生我，逢此不辰。上不足方屈子沉江，下不足比鲁连蹈海，余此时年二十四，少于前者，躬遇祸乱之将更长久，此则天地之不仁也。”遗体第二天即被发现，由吴玉章等料理后事，葬白云庵内。雷铁崖撰碑文，章太炎书碑碣。任鸿年投井后，多种报刊为报道及时而出版“号外”表示悼念。7月3日，吴玉章写信给已在美国留学的任鸿隽，详述任鸿年去世经过，说“现在时局，早有心人无不愤恨，愿拼一死，与此当道之豺狼一决雌雄”。7月10日，经吴玉章等之手的《任鸿年绝命书》见诸报端。12日，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爆发。是日，李烈钧率军占领江西九江湖口炮台，宣布江西独立。孙中山知悉后，促令南京、上海等地急起响应。15日黄兴从上海赶赴南京，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宣布南京独立；17日柏文蔚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宣布安徽独立；16日陈英士被推为驻沪讨袁军总司令，18日与广东分别宣布上海、广东独立。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袁武装革命。此时，吴玉章赶往南京，参加南京独立。旋又赴上海，筹措天津与上海的密电办法，深得陈英士的赞赏，此事与任鸿年3月赴天津打基础有关。任鸿年效仿屈原、鲁连而死，对“二次革命”的发生起到鼓动作用是无疑的。

    任鸿年在弟兄中排行第四。大哥任鸿熙（伯光）、二哥任鸿泽（仲侠）、三哥任鸿隽（叔永）。任鸿熙、任鸿泽在两个弟弟的影响下，也积极为革命党人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可以说，任家四兄弟为辛亥革命都做出了值得一书的贡献。1914年3月，为纪念任鸿年去世一周年，任鸿隽将这位亡弟的书信、诗词加以整理，辑成《鹡鸰风雨集》，附有几位兄长及胡适、杨杏佛等人的多首悼诗。

    仅凭已见得的史料，就晚清以来而言，至少还有三四十位可入史册的湖州籍名人，到目前，在故乡居然仍不识。像任鸿年这样献身共和的辛亥志士，总不能连名字也不晓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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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氏家庭的祖籍在菱湖镇，太平军攻占杭嘉湖一带时，任鸿隽的祖父辈逃往四川，父亲章甫纳粟为官，到垫江县做了一个小小而清闲的典史，一任就是三十年。到任鸿隽这一代，均出生在垫江。

    任鸿隽有兄弟四人，均是同盟会早期资深会员，当年曾一起追随孙中山致力于创建共和，都曾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大哥任鸿熙（又名任伯光），在四川反袁护国的“丰都起义”中，被刘伯承等推举为涪陵知事，后来成为袁世凯在全国通缉的所谓“一百零八将”之一；二哥任鸿泽（又名任仲侠），任同盟会联络员，与吴玉章等交往甚密；任鸿隽（字叔永）和四弟任鸿年在孙中山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担任总统府机要秘书等职。

    （原刊《辛亥革命湖州记忆》2012年2月）

    关于陈英士的夫人及长子

    最近，多位《湖州晚报》的读者打来电话，不约而同都想知道一些有关陈英士的夫人姚文英及长子駪夫罹难的情况，以使对烈士的生平有较全面的了解。因即便久居湖州，亦只是道听途说，见不到任何可靠的文字介绍。

    姚文英是居市区北街轧巷名中医姚仁卿（见到的几种书中全都误作姚纯青）的次女。光绪二十七年（1901）与陈英士成婚，有一女（早夭）二子。姚氏对两个儿子极其宠爱，长子取名駪夫（祖华）、次子取名甘夫（祖和），乃湖州方言心肝宝贝的心肝两字的谐音。甘夫后改名惠夫。1916年陈英士殉难时，駪夫三岁，甘夫出生才三个月，弱为待哺。当时革命党人处于非常劣势的地位，很难有财物经常资助。母子三人全靠亲友接济，备尝艰辛。直到1927年北伐成功后，蒋介石才有权支配一点钱来照顾姚氏母子，并承诺培养两个小孩至大学毕业。

    到了1931年，日寇已在我国东北三省肆无忌惮，伺机发动武装占领（9月18日攻占沈阳）。全国抗日救国一片呼声。这一年駪夫高中毕业，为效忠国家抗日，毅然考入蒋介石兼校长的中央航空军官学校（校址设在杭州笕桥），当了一名飞行员。经验丰富的教练石曼牛，知道駪夫是烈士遗孤后，平时倍加爱护。駪夫每次驾机升空，他必自驾教练机同时升空指导。1932年9月9日，像往常一样升空飞行，不幸駪夫的飞机螺旋桨撞上了石曼牛机座的尾部，瞬间两机同坠，一起罹难。这自然让蒋介石大为震惊，马上发电报给姚文英加以慰问，并协力治丧。1933年1月7日，駪夫的追悼会在杭州举行，在校内立了纪念雕像。蒋介石为这位侄辈送去亲写的一副挽联：“陨石震吴山，颦鼓犹闻飞将逝；御风防岛寇，风烟未熄烈魂悲。”这是蒋氏一生中唯一为小辈写的挽联。

    姚文英早年丧夫，中年丧子，接连打击，痛不欲生。她捻珠诵经，开始信佛。蒋介石得知后，送给她一尊制作精美又小巧的金佛像。这佛像很珍贵，在抗日战争初期，蒋氏派吴忠信赴西藏宣传抗战形势并慰问藏界人士时，是一位活佛托吴忠信转给蒋氏的礼物。姚文英对这尊金佛很宝爱，抗战时她居四川重庆，日寇飞机不时像聚群的蝗虫一样前来投弹轰炸。姚氏每次躲入防空洞，她什么都不拿，只把这尊金佛带在身边，这使蒋氏很高兴。

    1949年姚文英由陈果夫一家陪护去台湾，住台北潮州街狭小又简陋的房子，蒋介石前去探望，要给她调一处宽敞的住所，她不同意，蒋氏很失望，她只说“那不是太浪费了吗”而婉拒。姚文英因脑溢血，在1957年3月被送进政府顶级人物方可入住的台大医院，病房三〇一号。贴邻的三〇三号住的是王宠惠。在辛亥革命时，王宠惠与陈英士就是同志且有戚谊关系。王宠惠是沪军都督府的顾问，1912年元旦，南京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时，他是第一任外交总长。1913年结婚，结发妻子还是陈英士的表叔杨谱笙的妹妹杨兆良（1924年去世，育有一子王大宏，台湾著名建筑大师）。在1903年陈英士陪送杨兆良去爱国女学校读书时，结识了校长蔡元培。有这一层关系，王夫人每天到医院探望丈夫，必要到邻室向姚文英请安闲谈。王氏夫妇信奉基督教，于是王夫人不时向姚文英讲述基督教义。耶稣的普世仁爱由一个个小故事来体现，易懂又贴近现实生活。姚文英被王夫人经常讲的福音所感动，改信了基督教。这同样使蒋介石夫妇高兴，因他们本身就是基督徒。

    姚文英在台大医院卧病三年，最终药物不治，于1961年10月9日下午二时去世，享年八十三岁。陈诚闻讯后，以第一时间派代表钱寿恒前往致唁，慰问家属并协助治丧。连日前往吊唁的蒋经国、余井塘、万耀煌等头面人物有数百人。10日成立治丧会，按基督徒的丧仪办理，却非常隆重。15日举行追思礼拜，蒋介石题送了挽额“盛德坚操”，陈诚送了“彤史流徽”以敬悼。

    姚文英华年孀居，为陈英士抚孤守节达四十五年。直到最近，台湾还有学者撰文说及“在那兵荒马乱、冻馁频袭的岁月，真不知她是怎样熬过来的”，很是同情，更是钦佩。

    （原刊《辛亥革命湖州记忆》2012年2月）

    镇压辛亥武昌起义的丁士源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两三天内就攻占了武昌、汉阳、汉口三大重镇。各地革命党人纷纷举兵响应，如火燎原。赶赴武昌参战的湖州籍革命党人自然不少，其中有后来成了民国要人戴季陶、朱家骅、陈果夫。可是也出了个直接指挥清军镇压起义的败类丁士源。

    关于丁士源，这个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本地各种相关书刊均无其信息，亦不见专家学者撰文作过介绍。年龄稍大一点的读者估计都能记得，现湖州第三人民医院的旧址，原是丁家花园。亭阁回廊，假山水池，其规模与布局，绝不逊于苏州私家名园。丁士源就是这丁家人。

    丁士源（1879—1945）字问槎，号蔼翁，曾用过笔名“萝蕙草堂主人”。1895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次年任毅军步兵少尉武卫左军副军校，不久晋升协参领。后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02年毕业，即赴英国留学，入新林肯大学攻读法律。1904年回国，任北京崇文门关税总稽查、修订法律馆内修官、练兵处军政司法律科监督。1906年升任陆军参领。1907年带留学生去法国，回国后于1911年升为陆军大臣行营处副长官，兼陆军军法司司长、高等巡警学堂总办、修订法律委员会委员。这一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声势之猛烈，震惊清政府。于是下令陆军大臣荫昌率兵南下镇压。13日清军南下时，丁士源被命为副官长兼总执法官，职务仅次于荫昌与参谋长易乃谦。

    清军至湖北孝感时，荫昌就地坐镇，丁士源带兵直赴武昌。他同时起草颁布《临时军法令》《临时惩处令》等军令，指挥训练有数、装备精良的部队，屠杀革命党人，焚烧城街民居，手段极为残忍。事后连同僚也上书对他弹劾。他是直接指挥者，故而在被弹劾三人中，荫昌为首，丁士源跳过易乃谦居二。

    民国政府成立后，丁士源避居天津，仍与清皇室人员往还，怀着静观时局、伺机复辟的心态。不久，丁士源靠他的人脉关系，居然仍在军政界历任要职。1913年段祺瑞任北京政府国务院总理时，丁士源被命为陆军少将参议，后升任陆军协都统副都统。1914年任江汉关监督，兼外交部特派湖北交涉员，加中将衔，国防委员会委员、参战委员会参议。1916年任京绥铁路管理局局长，次年正式晋升陆军中将。1918年任京汉、京绥两家铁路管理局局长。1919年任航空处处长，兼龙烟铁矿公司会办及大总统府侍从武官。1920年直皖军阀战争爆发，丁士源参与的皖系失败后，他逃入日本公使馆请求保护，职务全数免去。1923年任天津《日日新闻》报主笔。1924年又被启用，任财政整理委员会副委员长兼国内公债局经理、中法商工银行中方理事。同年还任北京政府航空筹备处处长、安国军空军司令。1929年任中华汇业银行经理。1933年去东北，任伪满政府驻日本公使馆特命全权公使、驻国联（联合国前身）代表。1935年7月任伪满中央银行监事，历时十年，最终沦为汉奸。

    在1942年，丁士源经日本人镰弥助的说服，将他的回忆录取名《梅楞章京笔记》，署名“萝蕙草堂主人”，同年10月由日本人办的满铁大连图书馆公开发行出版。日本人很看中此书，馆长北川胜夫为之作序。丁士源在书中，自1894（甲午）年至1911（辛亥）年间，就他所见所闻所历，详加记述。是书另一署名“黄石斋老人”的序中，称丁士源“以耳听亲闻、目所亲睹者，笔之于书。如秦镜之悬，铸禹鼎之象”，极为推崇。他随荫昌南下，中途同去秘密会见袁世凯，清军到武昌后采取的防御措施，及镇压起义的军事部署记述尤为详细。因此，至今仍被史学界定为研究辛亥革命的重要参考史料。

    《梅楞章京笔记》中，还录有不少鲜为人知至今不被重视的史实。义和团号称刀枪不入。当年的火枪，即是现在打麻雀用的砂子枪。枪膛内先灌火药再装铁砂粒，引燃火药爆炸后推出铁砂粒去击中目标。而义和团在众人面前展示时，却是先装铁砂再灌火药，引燃后火药爆炸，只听见巨响与火光，铁砂粒在后面并没出膛，赤了膊的身体当然无伤。丁士源记述了这个骗局，但读者都明白，这把戏骗不了洋人，洋人的洋枪里是真子弹，一被击中，喊出一声“啊”，接着的“哇”字来不及续声就倒毙是自然的事。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带了光绪及文武官员出逃到陕西西安。联军中的德法联军追至河北保定，再行西进。先遣部队在娘子关附近，遭地雷轰炸，全军覆没。司令瓦德西大怒，命德军军法处长在北京十三个城门口设卡，凡男子出入城门，一律按德国检验入军队的体格标准强行体检，结果是十六至六十岁者，每一百人中，有九十五人附合德国兵的体格。这使瓦德西惊恐中国人的厉害，停了西进。丁士源当时是命他留在北京配合八国联军维持战后地方秩序处理善后的官员，体检一说应属可信，所以当年国际上将中国称为“东亚病夫”，是指意识形态而非人的身体。中国人的体质并不比欧美人种差。此词绝不能作字面解。读者都知道当年京中有个名妓赛金花，流传至今，她与瓦德西的一段艳情，被描写得绘声绘色。似乎是她牺牲色相去换得联军停战，拯救了北京的百姓。丁士源与赛金花很熟，一次赛金花提出要去宫里的南海游玩，当时该处是瓦德西的营地，女子是不准入营的。她知丁士源熟悉瓦德西，要他想办法。丁士源叫她女扮男装，骑了马一起前往。可是到了兵营口，被告知瓦德西与参谋长都已外出，只好折返。事后丁士源将此事与报馆记者朋友说起，岂料记者凭空乱造，发表了大书赛金花与瓦德西艳情的文章。丁士源是第一个口头上将赛金花与瓦德西两个名字同说一起的人。在书中断定，两个并不相识。这有当年京中京剧界名宿齐如山的回忆录作旁证。齐如山谙熟德语，常被警界请去与联军交涉，排解纠纷。他在多次场合中，见到瓦德西与赛金花近在咫尺，瓦德西根本不理睬她，连看也不看她一眼的。

    丁士源的一生，不是做高官，就是坐肥缺，敛财颇丰，生活极其奢侈。他出使日本时，随行的一妾说是没有式样新颖的绣花鞋，竟在天津天顺鞋店定做了缎鞋六十四双、红花绣鞋两双、皮鞋六双。当年就有人在报刊上撰文指斥。

    丁士源多才艺，善画工笔，仿宋元人画几可乱真。他撰有《蒙新青藏经济上之开发最初计划》，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重视开发内蒙、新疆、青海、西藏地方经济的官员。他还有《添建省治说略并区域表》《世界海军现状》等著作。

    武昌起义时，戴季陶从南洋赶回国内直奔武昌参加战斗，借居在汉口招商局。丁士源率清军攻入汉口后，曾到戴季陶居处，见桌上有一张汉代铜箭的拓片，他知是同乡之物后，居然“取而置之图囊”，笑说：“此可作今日克复汉口之纪念品。”瞬间一百年过去，这张拓片，早已不存世了吧？

    （原刊《湖州方志》2011年第3期，总第26期）

    辑四 湖州人文

    包承善及其《半日读斋日记》

    清朝光绪年间，湖州书法、篆刻家包承善名重一时，饮誉江南。可惜英年早逝，三十六岁就病死。《广印人谱》《松邻遗集》中虽有他的传略，《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等辞书中也见小传，奈因作品传世稀少，现在几近无人提及。

    包承善（1867—1902），字缵甫，一作赞甫，号随庵。书法克承家学，祖父包虎臣（锟）是道光、咸丰年间的著名书画、篆刻家，篆、隶宗邓石如，富收藏，尤多宋元名迹。包承善的篆、隶后又追杨沂孙（咏春），笔力愈加遒劲深厚。俞樾极为赏识，称道可与吴大澂相颉颃。包家书香薪火相传，人才辈出，在文化艺术界不乏可记人物。

    包承善是画家沈迈士的启蒙老师，与吴昌硕保持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他的四女包铮拜吴昌硕为师。俗语说名师出高徒，这位女画家声誉日见。包承善的胞妹包榴仙（去日本后又取名丰子），嫁给同是湖州人后来成为著名翻译家的钱稻孙（钱玄同侄）。当年钱父钱恂是驻日本的外交人员，钱母单士厘思想开放，随夫赴日，观察了几个月的日本社会现象，遂回国携子、媳、婿全家东渡，包榴仙因此成了清末第一个赴日的女留学生。包承善的堂弟包蝶仙（1876—1943），名公超，字敦善，他早年随包承善学书画，后来亦成名家，作品生气盎然。辛亥革命前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任图画教师，鲁迅曾托人求其作品，在1913年2月5日的日记里有载：“……前乞戴芦龄画山水画一幅，今日特来，又包蝶仙作山水一枚，乃转乞所得者，晴窗披览，仿佛见故乡矣。”包蝶仙还善唱梅派京剧，三个儿子小蝶、肖蝶、幼蝶，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滩上，被人称作“金融三蝶”。小蝶、幼蝶受父熏陶，也是有名的京剧票友。包承善还有一个堂侄包玉珂，编译的那本《上海——冒险家的乐园》，轰动一时。现今向上海奉贤气势不凡的龙腾阁提供京剧服装展品的著名戏剧服饰收藏家包畹蓉，也是包家后辈。近见包承善《半日读斋日记》第一册手稿，计九十二页，每页十三行，卷首钤有“随庵”“半日读斋”印两方，均本人所刻。此册日记起于光绪十七年（1891）九月十八日，迄于次年正月十五日。行书蝇头小楷，柔中含刚，极显功力。他在日记的“缘起”中言：“昔人谓人不可以世务妨读书，只当以读书通世务。窃谓首以理道之心应世，则世务正无妨于读书，而且有益于读书也。”乃一恪守“理道”的儒生。诚如他日记的冠名，每天必读书，并留心得。日记同时记录了人际交往外，对书法篆刻的创作，均载其详。值得介绍的，是他为金山寺书写殿额与长联。

    镇江金山寺规模不大却名扬四海，凭山筑构，气势雄壮，登山巅可看滔滔长江与天俱尽，康熙南巡时，曾书“江天一览”。尤其是《白蛇传》的民间传说，使金山寺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十一月二十三日包承善在日记中写道：“书金山寺大殿额‘慧日重光’四字，字方三尺。联曰：‘一峰浮玉，十地布金，忆裴头陀江岸披缁，苏内翰山门留带，光阴嗟逝水，谁续胜缘，愿宏开宝宇琳宫，永镇苍崖翠壁；万吹烟涛，千林风籁，想焦仙人幽岩瘗鹤，陆高士中泠品泉，卜筑有芳邻，堪寻陈迹，漫孤负莲华贝叶，同听暮鼓晨钟。’联长二丈四尺，宽五尺，每字尺方，颇有笔力，尚属惬心，然手腕已不胜酸楚矣。联为船丈撰。今日余生日也，作此笔墨颇自得意，然忽忽初度已二十五年矣，噫。”以公制计量，殿额四字，每字是一米见方；联用宣纸并接，长八米，宽近一米七十，写上九十个每个三十多厘米见方的字，若无功底与魄力，殊难落笔。这一天，正巧是包承善二十五虚岁生日。联语描写了金山寺的风光，又记述了寺的历史掌故，可谓贴切。撰联者“船丈”，是包承善的同籍好友诗人马船西。

    据日记所载，包承善和其他诗友同时也写了关于金山寺的长联，但只有抄录。上引包承善书写的殿额与长联，不知金山寺当年是否用出，历经一百多年沧桑，即使悬挂过，如今也不存了吧。

    （原刊2003年上海《博古》杂志，包氏系湖州大族，市区就有两条包家弄。）

    钱玄同办《湖州白话报》

    谈起钱玄同（1887—1939），都知道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员猛将。鲁迅在埋头抄录古碑时，钱玄同劝他写点文章，才有《狂人日记》的面世。1917年1月《新青年》二卷五号上，刊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条主张文学改良的准则：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其核心就是提倡白话文。该刊主编陈独秀称它是“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钱玄同看到胡适的文章后，可以说是立刻积极响应。在次期《新青年》上就发表了他致陈独秀的公开信，高度评价胡适此文，说他“极为佩服”，认为“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随后，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不少与陈独秀、胡适之间的长篇通信，表述了自己对文学改革的见解。钱玄同指出，“对于那些腐臭的旧文学，应该极端驱除，淘汰净尽，才能使基础稳固。”他提出打倒“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口号，更是慷慨激烈。他化名“黄敬轩”故意给《新青年》写信，反对文学革命，为旧文学竭力辩护。刘半农又以该刊记者的名义写信答复，逐条批驳，痛加反击。两人精心策划的“双簧戏”，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钱玄同是章太炎的四大弟子之一，声韵训诂学的大家。他出场公开支持文学革命，影响实在巨大。陈独秀对他是非常感激的。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并不很多，却都击中旧学弊端，并提出了不少实际可以操作的建议。如他最早向陈独秀提出《新青年》要改为白话文，用横式排版，使用标点。前贤的这些改革，使后代永远受益。

    钱玄同四岁时读《尔雅》，五岁读《诗经》，七岁读《易经》，八岁读《尚书》《礼记》。留学日本时，师从章太炎，一生从事文字、音韵学研究，精于旧学。而他主张文学改革，提倡白话文，并非一时兴起凑热闹，自有他的思想基础。1901年他十五岁时，老师命看《瀛环志略》《海国图志》《盛世危言》《校邠庐抗议》，“维时不肖极恶新学”。次年，长他三十四岁的哥哥钱恂（念劬）来湖州老家扫墓，送他日本人编印的《世界地理》《万国历史》《国家学》《法学通论》等新书，他还“时不知何物，以为东籍也”。当时他“父母俱亡，主于他人之家，举目无亲，心大悲伤。遂拟稍阅新书”。从读《新民丛报》起，开始四处寻找新学著作。1903年读到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及邹容的《革命军》等，“见其多民族主义之谈，甚爱之”。后来发展到典当衣服去买新学书刊。1904年6月8日，钱玄同毅然剪去了发辫，去上海做了西服，拜访蔡元培而未遇。他于断发的同时，在湖州与友人创办出版了《湖州白话报》。

    《湖州白话报》创刊于1904年5月15日（甲辰四月初一日）。此前，浙江省已先后出版了《杭州白话报》（1901年创刊，杭州白话报馆编辑）、《宁波白话报》（1903年创刊，上海宁波同乡会主办）、《绍兴白话报》（1903年创刊，绍兴万卷书楼发行）。在《湖州白话报》出版前一个半月，陈独秀在安庆主编、上海印刷、芜湖发行的《安徽俗话报》，亦在1904年3月31日出版。

    目前只见到《湖州白话报》第一期。因连保存近现代报刊杂志最全的上海图书馆也缺藏，至今似无研究者曾介绍其内容。虽称为“报”，却是杂志型式。封面上出版日期有意不用光绪年号，而印上中历干支的“甲辰”。内容分发刊词、社说、纪事、实业、杂俎、来稿，共二十八页（无版权页）。文章直排，凡应标点处均空一格。约在1910年前后钱玄同自撰的《钱德潜先生之年谱稿》1904年有记：“是年四月与方青箱、张界定（孝曾）、潘贵生（澄鉴）等办一杂志，曰《湖州白话报》。”据此，“发刊词”里的“我”字应是钱玄同无疑，这篇“发刊词”亦当系钱玄同所写。兹抄录一节（添加标点）：

    独有我们湖州，地方又偏僻，看各种报又不便当，又没有自己开的报馆，外头吵的翻天覆地，我们的湖州人，还在梦里睡觉，岂不可恨啊？不要说瓜分的事情，眼前可以不见，就是那强盗教案土匪自己已经闹的不得了。现在日本和俄国为着东三省，又打了好几仗，将来还不晓得是怎么了结。英国人看了俄国的榜样，派二千个兵，占住我们西藏地方，他们如虎如狼，一步一步的闯进来。我恐怕大局一坏，我们这一座锦绣江山，就要被他人霸占去了。将来做牛做马，为奴为隶，那些惨不可言的事情，往后想想，能够不心惊胆战吗？诸君，须要晓得天下的事，是全靠人去做来的。有句老话古语，叫做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要能够同心合力，各人尽各人的责任，替中国出一点力。皇天不负苦心人，外国人虽然利害，能够奈何我们呢！但是我想想，中国喏大的地方，要叫他个个人同心合力，恰是烦难得很。不如从一个小地方，先齐起心来，较为容易。想到此地，我是湖州人，只好把这个道理，先劝劝我们湖州人了。只恨没有加响的喉咙，说得个个人都听见。因为这缘故，我和几个朋友足足商量了好几天，大家都说道：开报馆是能够感动人的，若是把天下大势，一项一项的登下去，使得个个人买一本去看，这些看报的人，见了那外国人欺侮中国的情形，自然良心发现，必定要发愤起来了。但是不能够说得明白晓畅，也是不中用的。所以我们这种报，专用白话，好叫女人家小孩子向来不大考究文法的，也可以一目了然。这就是《湖州白话报》的意思了。

    当年钱玄同已阅了大量的新学著作和激进书报，深知中国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他指望国人团结，唤醒国人的爱国觉悟，决定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来进行鼓吹，扩大影响。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的“缘起”里也说：“第一是要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外边事件一件都不知道。”两者办报的宗旨不谋而同。

    该期“社说”栏里，钱玄同还写了一篇《说国家思想》，通俗地叙述凡是一个人从小到大，没有一天不与国家有关系。一个人有好处，一国的人都有好处，如一国有好处，一个人也一定跟着有好处。因此，他说：“一国公共的事情办得好，我也跟着享福，办得不好，我也跟着受祸。”他批判了国人中的混沌派、为我派、呜呼派、笑骂派、暴弃派、待时派、媚外派的“昏瞆糊涂”，而媚外派“更是混帐东西”。他最后“我要叩求我们中国人，个个人把国家两个字存在心里才好”。

    在“纪事”栏中，报道了杭州女学堂当月已开学的消息。湖州世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美称，在“实业”栏里，则介绍了科学养蚕的方法及防治蚕病的办法。在“来稿”栏里，刊登了一家尊德公司为开垦久旷的山地，发展种植可致富的经济作物而招集股金的“章程”。编者特别加了按语，主动建议开沟或打井保证作物所需的水源。在“杂俎”栏里，有民间故事与寓言式的民谣，启发国人团结抗御外来入侵。可以说，该期《湖州白话报》所有的文字都围绕两个主题，即自强与爱国。

    当钱玄同要以《湖州白话报》一展抱负时，其兄钱恂多次来信催促他去上海读书，遂前往报考苏氏民立中学堂，后改入南洋中学。次年11月随兄东渡日本留学。由此估计，《湖州白话报》很可能仅出了这一期。

    钱玄同办《湖州白话报》时，已看重推广通俗易懂的白话。十三年后《新青年》大力提倡白话时，他不顾旧学大家的地位而全力投入，自在情理之中。

    “五四”时期的《新青年》，犹如一块开阔的“战场”，打了几次很有历史影响的大战。如对“白话文学”、“国语文学”、“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论争。其中还有一场是“打倒孔家店”。仔细阅读《新青年》，可知当年发表打倒“孔家店”文章的，是易白沙、吴虞、杨昌济、常乃德、俞颂华、刘竞夫、傅桂馨诸人。除主编陈独秀，此战与《新青年》产生的一群新文化运动的名家实在没有什么关连，其中当然包括钱玄同。他们在学术界立身的，全是研究旧学的著作。钱玄同著有《文字学音篇》《中国文字概略》《经学史略》《音韵学》等。他只认为“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不曾全盘否定过旧学。在这些名家的身上，都体现了新旧文化的承传，应该是不争的事实。钱玄同的学生张中行称他“既有学问，又有见识，热心世事，肝胆照人”。这中肯的评价，贯穿了钱玄同的一生。

    （原刊《香港文学》2007年12月总第276期）

    现代小说家施瑛

    迄今为止，凡已出版的各种谈20世纪前五十年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或作“新文学史”），可以说，几乎都忽视了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文学。因此文坛热炒一个张爱玲时，让读者很感新鲜。殊不知当年有一大群作家活跃在上海滩，其中以写小说而成名的，有一位叫施瑛。

    近年来，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文学受到研究者们的普遍重视。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青生兄先后出版了《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和《年轮——四十年代后半期的上海文学》。史料丰富，评述精到。两书合一，可称是一部完整的40年代上海文学史。在《年轮》中，施瑛被作为重要作家来介绍，对他的经历，可惜只有加了括号的“生平不详”四个字。同所的陈梦熊兄应邀参加柯灵主持的《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的编选工作，施瑛的小说自然要辑入。梦熊兄是被钱钟书誉为善于发掘“文墓”的学者，他最终在施瑛退休前供职的出版社找到线索。得知施瑛1970年退休后回故里德清新市，去世已多年。又得知他有一个女儿在湖州市中医院财务科工作。为重印作品征求亲属意见，托我就地转递信件取得了联系。湖州编写地方名人的书已印了多种，均载这位施瑛行状，但施瑛主要创作过小说及其成就却不着一字，判若两人。《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第一卷收施瑛的短篇小说《多余的人》，并附作者简介。随着这套八卷本“系列”的出版，作为现代小说家的德清施瑛从此浮出水面。

    施瑛（1912—1986），字慎之，曾用笔名“施落英”。1933年在南京金陵大学肄业后，回母校嘉兴秀州中学任教，与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同校教师朱生豪友谊甚深。施瑛精通英语，1935年经校长顾惠人的推荐，到上海世界书局任英文助理编辑，参与编校《英汉字典》。施瑛最初亦以翻译文学作品走上文坛，在1936年至1937年间，翻译出版了德国施笃姆的小说《茵梦湖》、意大利爱米契斯的小说《爱的教育》、俄罗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雷雨》；以“施落英”的笔名，编纂出版了一套北欧、中欧、南欧、新俄、旧俄、弱国、日本的小说名著。

    1937年8月13日，日寇侵占上海后，施瑛蛰居新市，执教私立新市中学。这期间，翻译出版了英国勃罗尼维的《丛林中》《泰山得宝》、法国佛尔诺的《十五小豪杰》等。为鼓励坚持抗日，他从中国历史上选择出二十四个有气节的“侠士”，用通俗的文笔，编写出版了一本《侠义的故事》。在1944年秋天写的《卷头代序》中说：“我写这本侠义的故事，只想激励我们的读者。什么叫侠义？我不敢随便下界说，只能够这样讲：侠是舍己为人，义是正义；以正义作前提，舍己为人，不顾牺牲，称为侠义。”时在艰苦的抗战后期，这种精神的激励，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

    抗战胜利后两个月，施瑛应秀州中学毕业生、世界书局同事詹文浒之邀，重赴上海任《新闻报》文书课副课长。此时，他充分发挥了创作才华，在《红茶》月刊及《民国日报》文学副刊《觉悟》等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和掌篇小说（今称微型小说），1947年11月将部分作品结集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抗战夫人》。他的小说题材大都以抗战年代为背景，揭露了日寇的暴行，战争的残酷。他将视角伸向社会的底层，同情弱者，更是对战乱中的人性提出了大胆的拷问。他在《抗战夫人》的“前记”里有言：“我是一个渺小的人物，过的也是平凡的经历。因此我只能够写渺小平凡的故事。小人物也有他们的欢笑、痛苦、追求和幻灭，但只有同阶层同经历的人，才有同感。生逢乱世，悲欢离合的事情太多了……我刻划书中的人物，我想接触他们的灵魂。”《洋桥姑娘》描写一个年轻的寡妇，被日寇拉去充当慰安妇，她在日寇的行乐中得知日军要袭击一支中国军队的计划，她冒死连夜将消息报告了中国军队。于是中国军队主动布阵出击，狠揍了日军。《雪霞怨》描写某农村为免遭日军的血洗，地方官将村里最漂亮的一个姑娘“送给”日军长官作一夜乐，村民对她非常感激和同情。姑娘因此怀孕生子，战争胜利后却大受歧视和侮辱。《狠心的丈夫》描写一对夫妻离异后，丈夫为了女儿的前途，不让妻子将女儿带回穷苦的农村。妻子为照顾女儿，宁可在他新组成的家庭里当佣人也被拒绝。《抗战夫人》描写两个有家庭的男女战乱逃难中都与亲人失散，在大后方相识并同居。战争胜利后各自又找到原来的配偶而分道扬镳。施瑛的小说思想深刻，结构谨严，文笔细腻，艺术表现手法相当圆熟。1948年，他还与钱公侠合译出版了美国赛珍珠的长篇小说《爱国者》。

    1949年底，一度失业的施瑛考入上海刚解放由人民政府举办的华东新闻学院，次年被通联书店、启明书店聘为特约编辑。在1951年，全国各行各业热烈响应政府号召，捐款支援抗美援朝。中国文艺家协会上海分会（“上海作家协会”前身）也发动会员积极行动。手边有一份当年该协会会员的捐款清单，数字最高一档是十五万元（旧币，下同），为巴金、冯雪峰、靳以、孙福熙。而还无固定职业的施瑛竟捐了一百二十九万四千二百八十元遥遥领先。通联书店等几家私营书店于1956年合并为上海文化出版社，施瑛到该社任编辑，第二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他熟悉历史，又有深厚的古文基础，1958年调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任二组编辑。这期间，他先后出版了《左传故事选译》《唐宋传奇选译》等古典文学普及读物。

    最近，上海各路专家、学者正在编写一部《上海大辞典》，文学部分介绍著名作品的条目里，已见施瑛的短篇小说集《抗战夫人》。

    施瑛为人狷介，一生不慕名利，自甘淡泊。他的亲属也传承家风，处事低调，不作张扬。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一位20世纪40年代上海滩上很负盛名的小说家。施瑛的小说，无论思想性还是艺术性，均具生命力，至今仍有重印出版的价值。

    （原刊《湖州晚报》2005年10月6日）

    陈果夫先生与中医药

    人们都知陈立夫先生极为关护祖国的传统医药事业，英国李约瑟博士撰写《中国科技史》中的“中医药卷”，他先后竟资助美金十万，由此可见一斑。

    陈果夫先生生前也同样关护中医药事业。他曾经说过：“西医西药是很科学，但中医中药，也有悠久的历史。医理的奥妙，不亚于西医。在中国这个社会里，把中国固有的医术弃之不用，视如敝履，一味追求西医，不仅是数典忘祖，也有些不切合实际。为今之计，应该中西并举，取长补短，共同发挥作用。这不仅仅是对中国人的需要，乃是关系到全人类幸福生活的需要。”因当年国民党政府对中医药事业漠然视之，采取自生自灭的态度，故有如是语。陈果夫先生身体力行，他患严重的肺结核病，就经常找名中医张简斋诊治，晚年还采用过按摩疗法。他主持江苏省政府时，破例拨专款创办融中西医于一炉的江苏省医学院，当年传为美谈。

    抗日战争期间，四川重庆地处高温高热，疟疾非常流行，患者甚众。二日或三日一发，呻吟床笫，痛苦不堪。而防治疟疾的特效药“奎宁”，因系进口，价格奇昂，且供不应求。一般百姓，根本无力购买。陈果夫先生目睹此景，即从《本草纲目》中寻找良方，他发现常山是治疗疟疾的有效草药，各地都有野生，极易找得，而价格低廉。因此，他约请了几位著名医家，专门成立了常山研究小组，提炼出常山素。此药在重庆附近城乡作广泛临床实验，疗效奇佳。

    （原刊《湖州乡情》1992年4月）

    怀念赵萝蕤先生

    读者都知道，我国现代史上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基督教神学家赵紫宸（1888—1979），他曾任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主席，是六大主席中唯一的东方人。著有《耶稣传》《圣保罗传》多种。他还是著名的教育家。1910年从苏州东吴大学毕业后，赴美国梵德尔特大学攻读社会学与哲学，获硕士、神学士学位，回国后任母校教务长。1926年应北京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之邀，受聘任燕大宗教学院院长、中文系教授，桃李遍天下。冰心、雷洁琼、费孝通等著名人士都是他的学生。他又是著名的文学家，著有散文集《系狱记》、诗集《南冠集》《琉璃声》等。当年燕大的校歌就是他填的词。1980年香港《海洋文艺》第7、8期上，还连载过他描写才女苏蕙一生的越剧剧本《璇玑图》。赵紫宸一生所写的神学专著、学术论文、演讲词、回忆录、评论、诗词等多达二百余万字。2003年北京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了五卷本《赵紫宸文集》。

    赵紫宸是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新市镇人。为搜集整理地方史料，在20世纪80年代，我与赵紫宸的长女赵萝蕤先生保持通信往还。赵萝蕤（1912—1998），1912年5月9日出生在德清县新市镇，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西语系，同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毕业后执教于燕大。1944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英语语言文学，194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燕大西语系教授兼主任。50年代后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她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译著甚丰。最为有名的是艾略特的长诗《荒原》、惠特曼的《草叶集》（全译本）。译文忠于原著，文笔优美流畅，真正做到了少数翻译家能够做到的“信、达、雅”。艾略特因此向她当面道过谢。她翻译上的成就，曾获1991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建校百年首次颁发的“专业成就奖”，1994年获“中美文学交流奖”。赵先生还是著名的诗人、散文家。才貌兼具，是燕大的“校花”。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表了不少作品，颇有影响。只是她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一是被她翻译上的盛名所掩，二是她处事低调，从不张扬，故为治现代文学史者所忽视。她在1996年出版的《我的读书生涯》中，仅收了七八篇散文。据姜德明先生回忆，接下去赵先生就要编写散文集出版，可惜在生前未能如愿。直到2009年，湖州师范学院“赵紫宸·赵萝蕤父女纪念馆”，将亲属捐赠的馆藏手稿及一些剪报加以整理，出版了《读书生活散札》。大量散见在当年报刊杂志上的作品，还有待搜集。

    在1988年，赵先生来信，希望帮她将新市镇上50年代初被公家征用去的老宅要回来。她父亲出生于此，她本人也是在老宅的前厅里出世的，对老宅很有感情。赵先生幼时虽随父母居杭州、苏州，但多次回故里。1937年8月，为避战乱，在老宅住了三个月。她1942年在昆明写的《浙江故里记》中有如此的描述：

    〇浙江是我的出生地，像花草树木，虽已高可摩天，倚山之阳，旁水之滨；但它的生之源，还在本土。天可拟其孤高，水可拟其扶苏，却只有黄泥黑土给它生命。因此我常常想念那默默无闻的浙江省××县××镇上的一所旧屋，便是我怀恋的情绪所寄。（注：发表时县、镇名原文如此。）

    〇那一次的回家也是晚上到的，河轮停在北栅河滩埠头。茶馆一星二星的火映在河心里是这样幽微。走进那间老厅屋，点着两盏玻璃煤油灯，照出梁上灰暗俞樾的对条，和洒金红泥的陈书凤书联对，还有春夏秋冬四轴画。然后忙乱的到楼梯间里找出一堆床架竹榻，又翻着祖母的箱柜，拉出些陈旧的夏布帐子，嘴里操着尚未完全遗忘的乡音，和隔壁邻舍亲戚们话旧，我想母亲也有点喜极而涕了。

    〇不过数度的回家已证明人事虽然日非，而光景还是如旧。在我的记忆里更是不变不灭了。旁院的蓬蒿也许愈长愈高，天井里的芜草也许葱郁成毛，瓦片更黑一点，梁木更朽一点，那是免不了的。但西厢的一排堂窗，清早推开来，漏进缕缕的晨光，露出行灶的洁白，已足以激动我私情的感触。

    〇我对于家乡的琐细寄以无限的感情，对于家乡的景物则只有赞美而已。

    私房经过五六十年代没收、征用、改造等一系列运动，一直没有松口可以发还的政策依据。当时我在协助市里一个民主党派的工作，稍有对话的余地。于是以试试看的心态给德清县一个相关部门写了封信，说明原委。料想不到的是很快有了答复，说考虑到赵家的特殊情况（一家全是名人，除赵紫宸、赵萝蕤，长子赵景心是燕大高材生，香港两航起义功臣；次子赵景德是美籍华裔地质学家，冲击变质作用奠基者之一，阿波罗11-17研究项目首席研究员；三子赵景伦是著名政论家，曾任美国《亚美时报》主笔，香港《信报》专栏作家），经讨论研究，同意发还。就是还要与房产管理部门及现用单位协调，尽快腾清移交。同意发还已定，随后只是时间问题，我马上写信将此消息告诉了赵先生。在等候的这段时间里，我与赵先生商量后计划，届时可挂“赵紫宸故居”门额，内里存放赵紫宸的遗物、手迹、照片等实物，等同纪念馆。为此，赵先生请冰心、雷洁琼寄来了故居题字。尤其是冰心，1988年纪念赵紫宸诞辰一百周年时就写过一张题词：

    赵紫宸院长是一位

    慈霭温和的长者

    博大精深的学者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我们学习他就是对他

    百年诞辰的最好纪念

    冰心扶病书 戊辰仲春

    故居若按计划办成，将是当地一处文化底蕴浓厚的景点。遗憾的是，房屋正式发还时，因一直作为粮库，长年失修，楼板、楼梯、门窗等均已不存，只有一个空壳。恢复已绝无可能。赵先生觉得，姐弟均定居在北京、美国，留在故乡的这样一座空楼全无用处。于是无条件送给了生活在新市镇的堂妹赵雅言一家。拆去空壳后在宅基地上建了一座钢筋水泥结构的三层楼房。

    故居兼为“赵紫宸纪念馆”的设想已不可为之，再要建馆必须另找合适的地方。赵先生与弟弟景心先生不因变化而放弃计划。始终承诺，只要当地政府部门同意，建馆费用赵家可以筹措全部承担。我遂向赵先生建议，考虑到建馆后的影响，最好觅址在市区，并似可考虑找一些有社会知名度的人士与家族一起作为发起人。赵先生采纳了这些想法。在1990年6月3日的来信写道：

    重庆同志：

    已好久未写信给你了，对不起。我是在联系燕京大学校友会与三自革新委员会两处关于你为纪念我父亲而在湖州建立一纪念馆的设想。我把你给我的信复制了几份。现在燕京大学校友会已热情同意你的建议，并十分愿意作为发起人之一。校友会会长雷洁琼和副会长侯仁之与张定三同志表示了热情的支持与赞同，校友会愿意作发起人。三自革新委员会我则是通过我父亲的学生刘清芬联系。他是燕京神学院董事长，他本人热烈赞同愿作发起人。又代我将情况报告了下列同志：全国三自主席丁光训主教，副主席沈德溶，全国基协副会长等，征求他们的同意，还未有回信。我想他们一定会赞助或作发起人的。这方面我还在等待。但不知你是否需要什么正式文件，例如燕京校友会的正式信函，等等，望告知，以便进行。

    你为我父亲作了许多好事，把祖宅成功地转移给了我的堂妹雅言，现在又要成立我父亲的纪念馆，真不知怎样感谢你才好。你对同乡人真是感情深厚啊！

    萝蕤 1990.6.3

    信中提及的居上海的基督教全国三自爱委会副主席沈德溶先生，是茅盾先生的堂弟。他来信表示，只要建馆项目落实，三自爱委会可以立即捐一笔赞助款。1992年赵先生与景心先生等回新市镇探亲，这是赵先生最后一次回故乡。为建馆事，还专程来湖州商量有关事宜。因种种原因，也或许是我办事能力太差，联系多年多个部门均无结果。

    1998年元旦，赵先生在北京谢世。在她生前没能见到她父亲的纪念馆。景心先生打来电话，关于建馆事仍不改初衷，但最好同时也要纪念姐姐。景心先生为人诚恳、豁达，对父母、对姐姐感情至深。直到2005年，湖州师范学院时任领导王绍仁教授独具慧眼，他深知如在校内建馆的意义与影响。与其他领导统一意见后，赴北京与景心先生达成了在校内合建“赵紫宸·赵萝蕤父女纪念馆”的共识，景心先生又无偿捐出了父亲与姐姐的照片、图书、手迹（稿）、钢琴等珍贵遗物。次年，一座仿欧式的小洋楼在校区内落成开馆。从书信计划到成功，经历了整整十六年。现在海内外慕名而来参观的络绎不绝。前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校长、著名史学家、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主任章开沅先生参观后说，这是湖州师范学院的一张名片。

    赵紫宸、赵萝蕤父女生前均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纪念馆的建成，可告慰两位前辈的在天之灵吧。

    本文为纪念赵萝蕤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而作。

    （原刊香港出版的《香港文学》月刊2012年第11月号。这次有删节。）

    从衣裳街走出的神学家

    在今年7月写的一篇短文中曾经说过：“仅凭已见得的史料，就晚清以来而言，至少还有三四十位可入史册的湖州籍名人，到目前在故乡居然仍不识。”这些名人在其领域中都有一等的建树，材料随眼可见，却不为故乡人知或错误百出。故此，就地方上已掌握的史料来阐述湖州的一部民国文化史，请原谅直言，离题还有不短的差距。正因材料随眼可见，写这样的介绍文字，其实是在做“文抄公”，只是借题发挥所叙述的看法，全由作者负责而已。

    在我国现代哲学史、宗教史上，有两位著名的湖州籍基督教神学家。一位是德清新市的赵紫宸，湖州师范学院领导独具慧眼，已与其家族在校合建了“赵紫宸·赵萝蕤父女纪念馆”，自应成为湖州在国际上交流文化教育的不可复制的平台。一位是从市区衣裳街王宅走出的王树声，故乡至今对他全然陌生。

    王树声（1881—1968），字治心。乃前清副贡。最初执教于基督教监理会在湖州办的华英学校（由上海南翔悦来书塾迁湖州后改名），后又改湖郡女校（东吴大学第三附中），即湖州师专、老二中前身。后去上海裨文女学、惠中女学等教会办的学校任国文教员。1911年至1916年在上海任基督教刊物《兴华报》（周刊）编辑。1921年赴南京金陵神学院任国文和中国哲学教授，同时为《神学志》（季刊）主笔。1926年至1928年间任中华基督教文社主任，主编《文社月刊》。1928年出任福建协和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王树声的好友刘湛恩是上海沪江大学第一任中国籍校长，抗日战争开始时，热心抗日，为上海各界人民救亡协会理事、上海各大学抗日联合会负责人、中国基督教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和国际救济会负责人。此时，王树声受刘湛恩之邀，1934年回上海出任沪江大学国文系主任，从中也可见王树声坚定的抗日立场。1948年在该校退休后，重赴南京金陵神学院教授国文及教会史，主编《金陵神学志》。1957年定居北京，直到1968年去世，享年八十八岁。

    王树声毕其一生研究基督教与中国哲学，最为有名的著作是《中国基督教史纲》，对基督教从唐代起至清末民初的时盛时衰作了精心考证。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本中国人写的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

    王树声用深厚的国学功底，对基督教的礼仪、节期、建筑、家庭等改造上，提出过不少独特的创建，被称为“本色化实践派”的代表，以区别赵紫宸为代表的“本色化学院派”。前者以中华文化为取向，后者以西洋教会为参照。不过在“本色化运动”中，两派最后殊途同归。值得一记的是，两派的领军人物都是湖州人。

    王树声的《中国基督教史纲》初版于1940年，1948年经过多处修订后重版。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曾在1959年至1993年间据重版本印过四版。在2004年，王树声的这本《中国基督教史纲》，与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章太炎的《国学概论》、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等，一起被收入“蓬莱阁丛书”再行面世。该丛书的《出版说明》中说：“从清末民初起，涌现出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他们以渊深的国学根底，融通中西，不仅擘划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更开创了一种圆融通博且富于个性特征的治学门径与学术风范。”用这样的定位来评价王树声，恰如其分。《中国基督教史纲》在1940年初版，六十四年后被学术界推出重印，说明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王树声是研究基督教的神学家，除这本《中国基督教史纲》外，还有《基督徒之佛学研究》《孙文主义与耶稣主义》《耶稣基督》《评基督抹杀论》等。他还是一位国学大家，著作更丰，有《孔子哲学》《道家哲学》《墨子哲学》《孟子研究》《庄子研究及浅释》《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中国学术概论》《中国文化史类编》《中国历史上的上帝观》等数十种。

    从清末到20世纪40年代终，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民国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章节。目前，国内有不少国家级的学术机构，在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

    （原刊《湖州方志》2011年第4期，总第27期）

    近代科学前驱张福僖

    从晚清至民国百年间，在知识界涌现出大量的湖州籍精英，成就显著，创建了数十个“第一”，为社会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有一位被史学家称为中国近代科学前驱、近代早期科学家的张福僖。

    张福僖（？—1862），字仲子，双字南坪，秀才出身，时人尊称他张茂才（秀才别称），是同乡钦天监博士数学家陈杰的得意门生。张福僖天资聪明，随陈杰学习期间，与同乡同窗丁兆庆合撰《两边夹角径求对角新法图说》，洋洋数千言，被陈杰评为“讲解明晰，戛戛独造”，收入他编印的《算法大成》上编。清诸可宝在《畴人传三编》中称他“英敏过人，研习算学，精究小轮之理”。“小轮”是指天文学家托密勒天文体系的科学概念，在明末清初之际由基督教传教士传入，说明张福僖对当年传入的西学早有接触，著有《彗星考略》《日月交食考》二书。他与海宁籍数学家李善兰友情甚深，在李善兰处见到杭州籍数学家戴煦的著述，感到很有价值，特地前往杭州拜访订校，日夜抄录副本，备作参考。

    咸丰三年（1853），张福僖经李善兰荐介，入上海墨海书馆任译员。墨海书馆系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创办，除出版《圣经》《耶稣教略》等基督教读物外，主要编印出版西方各类科学知识的中文书刊。同是英国人的艾约瑟，毕业于伦敦大学，1848年受基督教伦敦布道会委派来中国，是伦敦布道会驻上海代理人，协助麦都思在墨海书馆工作，后继麦都思任监理。中西文化初次密切相遇，中国缺乏精通西学的人才，而来中国的西人中也少有精通汉学者。要译介西方科学著作，于是都由西方学者口译大意，中国学者加以笔录润色。张福僖进馆的当年，就与艾约瑟用同样的办法合译完成了《光论》一书。这是中国第一本有系统的介绍光学的著作。全书正文六千字，插图十七幅，前有张福僖的序言，说明译书原委，概述全书内容。《光论》当年没有出版，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被苏州江标收入“灵鹣阁丛书”面世。《光论》较详细地介绍了几何光学，包括光的直线传播、反射、折射、海市蜃楼、光的照度、色散与光谱、眼睛、色盘等。科技史学者对《光论》评价极高，王冰在《明清时期西方近代光学的传入》中就说：“《光论》介绍了许多几何光学基本知识：光的直线传播；平行光的概念；光的照度；介质的疏密及其均匀与否对光的传播的影响；反射定律；特别是第一次从量的关系上介绍了折射定律；首次介绍了临界角（角眼）和全反射现象；正确地解释了海市蜃楼等‘幻景’形成的原因是‘光差变象’，由于空气层层密度不同，光线被折射成曲线而产生的虚象；等等。在我国书籍中，正确地画有光路图，亦始于《光论》一书。”张福僖还是最早中外科技交流的参与者，艾约瑟在张福僖、李善兰处见到戴煦的数学著作，大为叹服，又共同译成英文，寄送英国算学公会。

    张福僖与同乡官至户部郎中的徐有壬关系密切。徐有壬亦是数学家，时人称他在算学中“因法立法，独树一帜”。咸丰八年（1858），徐有壬被命为江苏巡抚，居苏州。此时他正斥资在刻印数学家项名达的《象数原始》等书，他对张福僖十分器重，邀请张福僖、李善兰到苏州从事校勘。徐有壬对张福僖的为人与学问均极赏识，当年墨海书馆的同事王韬有诗记其事：

    平生性质直，颇有前贤风。

    廿年学天算，列宿横心胸。

    书成彗星考，西法皆开通。

    携来吴市上，倾倒抚部公。

    同事对他敬慕，形象亦跃然于纸。

    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打苏州，围城。徐有壬整理衣冠后带不足四千守军，亲自上城墙正坐交椅督战。城破，太平军卒将矛戳其额，官冠欲坠，徐有壬坦然用双手扶正，遂被杀。全家亦随之殉难，极其壮烈。张福僖闻讯，大为悲恸。而在四个月前，太平军围攻杭州时，好友戴煦已投井自尽。仅隔一年，同治元年（1862）春，太平军攻打湖州，围城之际，张福僖担忧在城内的老母亲安全，从上海赶到湖州，仓促行至织里时，被太平军所捉，认为他是清军间谍，受酷刑，张福僖破口大骂。最后被铁链烧红捆其身再砍头而死。惨甚！织里百姓悲愤不已，集资买回他的头颅与躯体合一下葬。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开放，有识之士或著作或译书，出版了大量的介绍各学科各门类的西方科学技术著作，被史家称为晚清西学东渐时期。影响了政治、经济、文化整个领域，彻底改变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引导中国社会走上了从未经历过的革故鼎新的追求民主的道路，而此中，有数十位湖州籍人士，以济世、求真为目的，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张福僖是其中之一。

    （原刊《湖州方志》2012年第2期，总第2期）

    杨光泩烈士和他的子女

    在抗日战争史上，有一位湖州菱湖籍的著名烈士，当地对他非常陌生，就连近年来出版的《湖州人物志》《湖州古今名人录》，也均不载他的名字。而在清华大学的《清华英烈谱》中，他的名字排在闻一多先生之前列于首位。在菲律宾的马尼拉，有一座他的纪念塔，还有一条以他名字命名的大道。他就是杨光泩先生。

    杨光泩的祖辈经营丝绸，在菱湖、湖州开设杨万丰丝栈，颇具声誉。父亲杨文濂（字仲侯），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受新思潮影响，不顾家人反对，于1906年赴美国留学。1912年回国后，举家迁移北京，就任北洋政府审计院审计官。

    杨光泩于1900年出生于上海。随父到北京后，在崇德中学求学。十五岁考入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高等科。在校期间，他非常活跃，曾任清华校刊总编辑。1920年毕业后，由清华庚子赔款保送留美。先入科罗拉多大学，后转入普林斯顿大学，获政治经济学硕士、国际公法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出任中国驻美公使馆三等秘书。在美期间，曾任出席华盛顿会议的学生随员、《中国学生月刊》总编辑、美国东部中国学生联合会主席、清华大学留美校友会会长等。1925至1927年，曾任日内瓦国际鸦片烟会议中国代表团专家兼秘书，同时受聘华盛顿美国大学远东历史讲师、乔治城大学中文教授。

    1927年，杨光泩应母校清华大学之聘，回国任政治学、国际公法教授。北伐胜利后，1928年2月，应国民政府之召，任外交部情报司副司长兼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接办北京《英文导报》，创办《中国法文》杂志。1929至1933年，杨光泩出任中国驻英国伦敦总领事及驻欧洲特派员，兼任中国驻国际联盟中国情报处处长、中国出席国际联盟特别会议代表团成员，及驻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1933年，创办世界电讯社，定名“世界社”，在日内瓦、巴黎等地均设立了分社。年末回上海设立“世界社”，任社长，并接办英文版《大陆报》，任总经理兼主笔。

    1937年春，杨光泩为中国专使团随员，赴英国参加英皇乔治六世加冕典礼。“八·一三”事变后，奉命留居海外，任中国驻欧洲新闻局伦敦、巴黎总部负责人。1938年10月，杨光泩受命于危难之秋，出任中国驻菲律宾马尼拉总领事。他奔走在爱国华侨之间，宣传祖国抗日形势，募集捐款，支援国内神圣的抗战事业。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日寇即出动百余架飞机，对菲律宾进行大轰炸，继又出动大小军舰攻打菲岛各海岸，首府马尼拉处于熊熊战火之中。美国驻远东军队，迫于力量单薄而撤退，同时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驻菲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在撤退时，特意在专机上保留座位，派人劝说杨光泩等人同机离菲。但杨光泩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杨光泩在这危急关头，与下属固镇领事馆，销毁文件，疏散人员，他立誓：“身为外交官员，应负保侨重责，未奉命之前，绝不擅离职守。”1942年1月2日，马尼拉沦陷。当天，日本驻菲副领事木原次太郎即请瑞士领事出面，约杨光泩到瑞士领事馆面谈。双方一见面，木原便进行要挟，声称日本政府不承认重庆政府，所以也不承认杨光泩等外交官地位；又称为避免发生意外，要杨光泩将华侨领袖集中起来。这个无理要求，当即遭到杨光泩的严辞斥责。事隔三天，杨光泩与领事馆另外七人，即被日寇囚禁，先关进菲律宾大学美术学院，旋又移禁在巴士河左岸的圣地亚哥炮台，胁迫他们承认汪精卫的伪政权，组织新华侨协会，与日本占领军合作。在此期间，日寇又查到中国在美国印制的一批大宗法币，在运回途中，因交通阻塞而滞留在马尼拉海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杨光泩为免使祖国的经济蒙受损失，在日寇占领马尼拉前夕，将其全部焚毁；旅菲华侨在抗战三年中，捐给重庆政府一千二百万菲币。这些事，大大触怒了日本宪兵司令太田，他威胁杨光泩，要他在三个月内，让华侨拿出此数的两倍献给日本军部，否则，将查封中国人的全部财产。杨光泩等在狱中受到百般凌辱和酷刑，坚贞不屈，痛斥拒之。太田老羞成怒，竟然不顾国际公法，于1942年4月17日，将杨光泩等八位中国外交官，秘密枪杀在华侨义山。当日寇要给他们的眼睛蒙上黑纱布时，被断然拒绝。将他们扭向朝背，他们都一致转过身来。面对敌人的枪口，八位中国外交官怒斥日寇的暴行。行刑时，敌人未击中要害，杨光泩用手指心，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牺牲时年仅四十一岁。据目击者说，八位外交官倒在血泊中后，日寇还用刺刀向各人身上猛捅数刀，残忍如此，比禽兽不如。

    与杨光泩一同遇害的另七位外交官，他们是：莫介恩，广东宝安人，1893年生，领事；朱少屏，上海人，1882年生，领事；姚修竹，江苏苏州人，1907年生，随习领事；萧东明，福建闽侯人，1910年生，随习领事；杨庆寿，福建厦门人，1917年生，随习领事；卢秉枢，江苏东台人，1902年生，主事；王慕玮，浙江奉化人，l920年生，甲种学习员。八名英烈，为国家民族，为华侨的利益，悲壮地牺牲在日寇的屠刀之下，在海外华侨抗战史上，用生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1945年，盟军光复菲律宾，6月14日，当地华侨立即组织力量发掘这八位烈士的忠骸。日本宪兵司令太田等战犯，亦由美国军事法庭判处绞刑。中国政府于1947年作出决定，将烈士遗骸运回国内安葬。菲律宾十三个华侨团体成立“杨故总领事暨殉职馆员忠骸回国安葬委员会”。1947年7月7日，在马尼拉举行公祭。各国驻菲使节、华侨社团代表、菲律宾国家政要及各界人士一千余人参加公祭仪式。菲律宾总统罗哈斯也亲自送了花圈。公祭结束后，礼送烈士遗骸的侨胞五千多人，队伍长达三里多。中国政府派去的专机，当天运遗骸飞回南京。9月3日，八位烈士的忠骸，与当年同样被日寇残酷杀害的中国驻北婆罗洲山打根（今马来西亚）领事卓还来的忠骸，一起公葬于南京中华门外菊花台。九位烈士冢呈扇形排列，现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杨光泩烈士的遗孀严幼韵是宁波人，乃宁波巨绅、著名书画家严筱舫的孙女。1929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同年与杨光泩结婚。盟军光复菲律宾时，中国国内还在抗战，在美国驻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的安排下，严幼韵带了三个女儿去了美国。她到美国后，一直在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工作，含辛茹苦将三个女儿培养成人。

    长女杨蕾孟，1930年出生在瑞士日内瓦。现是美国出版界叱咤风云的著名人物。杨蕾孟毕业于美国卫斯理女子学院，也就是宋庆龄女士曾经求学过的地方。她在该学院政治系毕业后，进入出版界服务，从速记员、初级秘书做起，直到布朗出版社高级编辑。1985年起当上了全美文学书会的主编。杨蕾孟从事编辑生涯二十多年，经她之手编辑出版的书达二百五十多种，其中包括基辛格的三巨卷《动荡的年代》、艾维·西戈的《爱情故事》、哈曼·毕克的《里里外外》、包柏漪的《第八个月亮》、杨小燕的《二女儿》等畅销全球的佳著。她工作态度严肃认真，即使对基辛格这样一位政坛名人，她也毫不留情，《动荡的年代》就按她的建议，进行了多处删改。全美文学书会拥有二百万会员，作为书会的主编，杨蕾孟得从全国各家出版社每月出版的大量作品中，选出最佳的两本推荐给读者，经她推荐的书，有很大可能成为畅销书。因此，她在出版商的心目中是一位书评权威。

    次女杨雪兰，1935年出生在上海。她与姐姐同校求学，毕业于卫斯理女子学院经济系。她曾被评为全美二十名最优秀企业家之一，芳名远扬。杨雪兰从学校毕业后，曾任哈佛大学教授，讲授市场经济，并应邀在世界各地讲演。踏入企业界后，长期兼任过美国企业界、教育界的主管和荣誉职务。她先后担任过普洛马斯公司董事、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副主席、卫斯理女子学院董事、哈佛大学商学院董事、底特律艺术馆董事、底特律五十六频道教育电视台理事，密欧根大学迪尔波校区国民顾问委员会委员等。1990年她还被布什总统任命为总统行政首长交流委员会委员。她曾在格瑞策划市场公司任职三十年，是第一个把研究消费者心态纳入消费市场研究的人。食品一次性包装，也是她首创。她一加入该公司便脱颖而出，职位连连上升，直至总裁。她把该公司的产业扩大了五十倍。1982年，杨雪兰受聘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现为该公司副总裁，还是美国百人会的理事长。美国百人会于1991年5月在纽约成立，它揽括了美国各行业最杰出的人士。1994年3月30日，杨雪兰随著名建筑师贝聿铭率领的百人会代表访问中国，在北京受到江泽民主席的接见。她作为在美国十三位不同职业的华裔精英之一，被美国《亚裔杂志》列入1994年度二十五名最具影响力的亚裔名单中。

    小女杨茜恩，1938年出生在法国巴黎，曾是美国一所著名中学的董事和发展部顾问。她在美国还传授中国烹饪，连布什总统的弟媳也不时向她请教。杨茜恩又大力支持她丈夫的事业，她丈夫唐骝千是一家投资公司的总经理，又是纽约华美协进社的董事长。

    杨光泩烈士的遗孀严幼韵与女儿及家属，现均居美国。

    （原刊《湖州文史》1996年3月第14期）

    俞氏三代颂廉吏

    上海一位老教授来信，说年过八十，已作散书打算，与其日后被子女糟蹋，还不如生前分送友好，要我务必先去挑选。同函附一纸包，封纸上写道：内中之物，似可做副扑克，读书倦时，打打五贯、七贯或接接龙，聊以调节精神也。拆开见之，是俞平伯五十四张珍稀明信片书札。老先生的诙谐，不嗜钱财的豁达，常人何能企及。看着摆满桌面的俞氏手迹，不禁想到他三代人颂廉吏的一段史实。

    清朝光绪年间，太湖洞庭西山巡检（相当于镇长）暴方子，治政廉正，敢为百姓说话，得罪了上司，让人告了黑状，光绪十六年（1890）十一月被撤了职。他丢了官后连搬家的钱也没有，时值严冬，困居山里，到了绝粮断炊的地步。邻近村民知后送去柴米，消息传开，不到一个月，负米担柴去的男女老少，延蔓八十余村，七八千户人家，连和尚、尼姑都送了干栗、蔬菜。地方各级官员，几乎个个属贪，闻后大惊失色，竟用“以致人心煽惑”为由，要“从严查访、从严惩办”。但不少读书人不畏强权，仅隔三月，洞庭山诗人兼画家秦敏树，即以此感人事迹，绘了一幅《雪篷载米图》，裱成长卷，广征名流题咏，一时成为盛举。首先请的，是当时寓居苏州的俞樾（1821—1907）。暴方子亦书香门第出身，祖父暴大儒，道光三十年（1850）与俞樾为同榜进士，故常去俞宅晤叙。七十一岁的俞樾，赏识暴方子的人品，用篆字为图题端，并作长歌以颂：“不媚上官媚庶人，君之失官正坐此。乃从官罢见人情，直道在人心不死……”同时，让孙子俞陛云（1867—1950）也题了长诗，“方子暴君古廉吏，须眉飒爽风神异”，表达了无比敬仰之情。

    当年暴方子从西山回到河南滑县老家，三年后主动投奔吴大澂，参加抗击日本军的甲午战争。途经京城，与俞陛云不期相逢，俞陛云再次为图题诗。暴方子随吴大澂出山海关，去边塞为部队买马，往返数千里，不私用一分钱，深得吴大澂的器重，可惜第二年就病逝关外。俞樾获讯后，极其哀痛，作《暴方子传》，称他是“铁中铮铮者”。此传收入《春在堂杂文》。

    又经历了漫长的五十三年，1947年岁末，暴方子的孙子暴春霆在北京又找到了还健在的俞陛云，这位年已八十、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进士，第三次为图题了跋语，有“庆德门之继起，洵廉吏之可为”的感叹。暴春霆旋即又请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俞平伯（1900—1990）赐墨，俞平伯见到曾祖父和父亲诗文的新旧手迹，百感交集，1948年元旦为图写了长篇题记，认为暴方子的清德，“在古之遗爱遗直间”，是官场中“坚白不磷缁之独行君子”。

    “雪篷载米”已成不复重现的历史，而俞氏三代人颂廉吏的故事将流传千古。

    （原刊《湖州晚报》2003年3月25日）

    关于闵齐伋绘刻《西厢记彩图》

    湖州史传书香，物产丰盛。清末太平军兴，殷实人家纷避沪上，托庇租界洋人，贸易故里丝绸，遂成富户。惜乡风吝啬，至20世纪40年代近百年中，举慈善公益于桑梓者，仅周庆云、刘承干、章荣初三数人而已。

    明万历、天启年间，雕版刻书印刷业空前繁荣，呈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景象。此时湖州晟舍闵齐伋、凌濛初等，更以大规模经营独占鳌头。受邑中织造色染启示，创分版分色套印，广为学林称道。经由书船销售，藏家涌现，再追刻书。一条书业文化产业链，极其绚烂。无论从大历史抑或地方史而言，贡献与影响，远胜丝绸一行。

    闵齐伋（1575—1657），字乃武，号寓五。虽为晚明文学家，成就则在雕版印书，系套版印刷技术创始人之一。出版书近三百种，内双色至八色套印约一百五十种，世称“闵刻”。

    闵刻最可推崇《西厢记彩图》。成书于崇祯十三年（1640）。图二十一幅，双面连式（一图跨双页）。版式大方，高三十二厘米，宽二十厘米。绘图结构谨严，刻工奇巧烂熟。刀法圆浑有力，线条流畅，粗细变化。人物面目秀雅，衣袂临风，神态毕现。场景疏密恰当。分版套印达八色之多，叠版准确。同色由深而淡，多色相互渲染，效果氤氲。构图线条丝细，开印稍有不慎，即损伤断裂。显见各道工序皆重质量。时值版画从素朴古拙逐步转向工细精致，多色套印更属尝试。闵刻《西厢记彩图》已临完美境界，为晚明版画彩印极品。在中国文化史、出版史、版画史、印刷史上都占非常地位。

    元王实甫著《西厢记》，述普救寺西厢房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出书后，四方传诵。至明代，几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闵齐伋也曾汇刻多种版本成《六幻西厢》，单刻《西厢会真传》。为助读者领会，是书坊间插图本颇多，明弘治十一年（1498）北京金台岳氏刻本，公认尤精，然作单色。若同比线描，亦难与闵刻并论也。

    20世纪初，藏书家董康集明刻《西厢记》插图七种，用珂罗版精印《千秋绝艳图》，奈董康未见闵刻而失收。

    《西厢记彩图》问世已三百六十七年，迄今当地竟无一人说及，殊感诧异不解。孤本现藏德国科隆东方艺术博物馆。

    （原刊《湖州晚报》2007年6月20日）

    同治年湖州府正堂官封

    混迹读书界四十余年，无意中积存资料一批。整理后拟悉数送去与“皕宋”旧藏为伴。见清同治十二年（1873）湖州府正堂官用信封一件，类归地方文献。

    封为无史纸制，高三十公分，宽十五公分。正面印有木刻蓝色常用规格文字（下用黑体），有间距，留作临时填写。

    正面：

    飞递速了 此系紧急公文仰沿途铺兵昼夜飞递

    九十九号 内一件 外试卷名榜包封

    同治十二年三月十六日未时

    府字第不列号

    右仰菱湖镇龙湖书院监院王宸褒阅拆

    中间盖有八公分见方红色湖州府官印。

    背面：盖有几乎与封同样大小“浙江湖州府正堂封”木刻蓝色印；天地头骑缝处各盖红色湖州府官印一方。

    当年湖州府隶属浙江省杭嘉湖道，府治乌程、归安，领乌程、归安、长兴、德清、武康、安吉、孝丰七县。官至光禄寺少卿的卞斌（叔均，1778—1850），嘉庆六年（1801）进士。晚年辞官回故里菱湖，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约同乡绅筹建龙湖书院，三年后正式开课。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兵，一度停办。同治初年，曾国藩中兴文教，幕僚湖州人周学濬（深甫、彦深、缦云），道光二十四年（1844）榜眼，为曾氏家庭教师，深得器重。积极参与其事，在江南各省布局创办书院，原有书院亦由地方政府增加拨款。龙湖书院在周氏家乡，自然动作较早。同治四年（1865）修缮扩充后复课。同治八年（1869）正月，周学濬六十岁时从南京回湖州定居，曾前往讲学。

    龙湖书院当年在江南极负盛名。同治九年（1870），俞樾（曲园）由巡抚杨石泉推荐，遥主书院至光绪二年（1876）。七年间不曾亲临，故书院另设监院一职，处理事务。先后担任山长的，还有沈祖懋（念龙）、陈其泰（静卿）、孙锵鸣（韶甫）等。

    光绪三年（1877）春，已辞山长的俞樾初次到龙湖书院，作诗：“七年讲席忝菱湖，竹杖何曾到此扶。今日论文一杯酒，小园花木亦堪娱。”诗有自注：“湖郡菱湖有龙湖书院，省中自中丞方伯廉访以下，无不轮课，他处所罕见也。余自庚午岁承杨石泉中丞荐主斯席，至丙子岁凡七年，从未一至其地。丁丑春自苏至杭，绕道菱湖，亲至院中，小有石泉花木，风景颇胜。”书院虽在菱湖小镇，因教学有方，得几名巡抚视察重视。环境幽静，令俞樾赞叹，构筑绝非一般。

    陵谷沧桑，菱湖龙湖书院早已茫然无存。遗世纸质物品恐怕不多，此封去今已一百三十七年，当属稀有。

    （原刊《湖州晚报》2010年11月20日）

    潜园古今谈

    昔年在湖州市的东南角，有一个私人花园，称“潜园”，占地面积七千余平方米。

    潜园乃是清末著名四大藏书家之一陆心源（1834—1894）所筑，他是湖州人，字刚甫，号存斋，他不单精于收藏，更是史学家、金石学家。因筑潜园，他在晚年自号潜园老人，著作汇编，也名《潜园总集》。

    旧时园中，有五石草堂、守先阁、卌梅精舍、新雉亭等十六景。累石为山，引水为池，楼台亭阁，嘉木异卉，布置极为精当典雅。园中假山一座，石级曲折，可盘旋而上，下有洞穴，高可通人。五石草堂五石之中最大者约有一丈五尺，边侧有“莲花峰”三个篆字，为元代赵孟頫（子昂）的手笔。另四石较小，左右各二分至下方，被称为五老峰。系是赵氏莲花庄旧物。潜园与陆心源的藏书楼皕宋楼，当年天下甚负盛名。

    潜园环境幽静，北伐初至抗日战争前，戴传贤（季陶）先生每年回湖州休息，必包租潜园，因此，宋美龄女士、蒋纬国先生均来过潜园作客。据说，北伐初蒋介石先生也曾到过，与戴氏商议要事。

    1937年，日寇侵占湖州，潜园遭到严重破坏，断垣颓壁，芳草凄凄，已不复往年的胜景。

    50年代，当地政府在潜园附近筑了青年公园，占地三十六亩。1986年，又拨款利用旧址自然地形，挖池理水，累石造山，筑桥建屋，将面积扩大到一百十二亩，建成莲花庄公园。其主要建筑有松雪斋、大雅堂、鸥波亭等十余处，湖水清风碧波，亭榭楼阁，奇峰异石，展现了江南水乡的风光特色。同时，又修复了潜园，与之相通，每天游客不绝，成了当今湖州人民游玩休息的最好去处。

    陆家后代，已散居于国内外，据说陆增镛、陆增祺昆仲在中国香港、美国、毛里求斯和尼日利亚都设有毛纺织厂，在当地纺织界堪称一擘。

    （原刊《湖州乡情》1989年9月）

    抗战时『嘉业堂』幸存经过

    位在浙北湖州市南浔镇的嘉业堂，是民国以来全国最大的私人藏书楼。不久前，韦力先生曾言，他“寻访过国内近百座藏书楼，所见最大者即刘承干的嘉业堂”。

    嘉业堂面积近二千平方米，两层回廊式建筑，共五十二间。居中用作晒书的石板铺成的大院约有两亩左右。全盛时，藏书一万三千部，十八余万册，五十七万余卷。

    藏书楼主刘承干（1882—1963）字贞一，号翰怡，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秀才，南浔当地人。他接承经营丝绸家业致富，1901年起开始聚书，并斥巨资自行雕版印书。从1913年起开雕“嘉业堂丛书”，续刻“求恕斋丛书”“吴兴丛书”等多种。其中有不少属清朝禁毁的明末著作，如屈大均的《安龙逸史》等，更是保留了大量的地方文化文献。鲁迅在致杨霁云的一封信里指他说过：“有些书则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会刻的。”在《病后杂谈》中也还写道：“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知识。”同时又觉得刘承干是个非常矛盾的人，“他对明末的遗老很有同情，对清初的文祸也颇不满，但奇怪的是他自己的文章却满是前清遗老的口风”。其实，刘承干标准的前清遗老姿态，当年表现充分。如送钱给下台的溥仪，捐款为光绪陵植树，照用宣统干支纪年，参加溥仪婚礼并为其祝寿，刻书避讳将“儀”字刻作“儀”等。

    抗日战争时，日本侵略军每到一地，烧、杀、抢无所不用其极，肆意有目的地掠夺珍贵文物图书。而嘉业堂的建筑与藏书秋毫无损，实属异数。幸存的经过，刘承干在《八十自述》中有记：“丙子（1936年）夏五月，余作大连之行，寓王君九学部家，遇日本人松崎鹤雄（字柔甫），为王壬秋太史门生，诗文兼擅，彼此曾往还酬酢。其明年丁丑（1937年），战衅突起，彼邦派遣军司令松井，为松崎之戚。松崎函松井，谓有湖州友人刘某藏书楼，需加保护。松井以此达杭嘉湖司令牧次郎，能如其言，绝不损碍。且入楼见御赐匾额及先人遗像，均行礼致敬。”在《求恕斋日记》中，刘承干有相同内容的叙述，但点穿了“为松崎之戚”的松井是“渠为妻舅”。这个松井，就是制造南京大屠杀，日本投降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定为甲级战犯，判处绞刑的松井石根（1878—1948）。

    刘承干在大连王季烈（君九）家中遇到的松崎鹤雄（1867—1949），号柔甫、柔父，日本熊本县人，大正、昭和时期的汉学家。早年曾任鹿儿岛师范学校英语教师等职，1908年以《大阪朝日新闻》通讯员的身份来中国。他在湖南长沙随王闿运（壬秋）学《公羊》学，随叶德辉（焕彬）学目录学，随王先谦（益吾）学《尚书》学。1920年供职大连满铁图书馆，1940年做过北平华北交通公司总裁室的委托人，1946年回日本。著有《诗经国风篇研究》《吴月楚风》《中国的文房四宝》《柔父随笔》等。刘承干与他相识时，松崎已辞满铁图书馆职，闲散在大连随王季烈习昆曲。他有很深的中国文学功底，得王闿运的器重，在《王壬秋诗钞》中，收有这位异国弟子的唱和之作。正巧是妻舅松井侵略指挥大权在握，卖了他的一次面子，不然，嘉业堂绝对难逃一劫。

    据刘承干的自述，那块“御赐匾额”从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块所谓“御赐”九龙金匾，即现在还悬挂在藏书楼朝南正厅上方的“钦若嘉业”。不少人都以为这是溥仪为藏书楼所题，事实是在1914年，刘承干花钱在光绪陵上植树而得溥仪的赏赐，十年后的1924年藏书楼落成时方被移入。当年溥仪早已被赶下皇座，不敢再署御笔之类，单写名字，又显失其“皇帝”身份，于是叫人代写了干脆不落款。刘承干得匾额的前一年已开雕“嘉业堂丛书”，很可能是他疏通了溥仪的身边人物，点明赐题要含“嘉业”两字。日寇进入藏书楼，当知匾额乃当时满洲帝国的“皇帝”所赐时，自然要“行礼致敬”了。

    嘉业堂的幸存，完全是侥幸意外因素起的作用。藏书暂且得以保护，然日寇终究不可信。刘承干趁此机会，花费六年时间，派人陆续将最具价值的珍本四千余部六万二千多册潜运上海密藏。紧随而来的却是战争带来的生计困难，刘承干遂计划将其分批全部出售。经郑振铎等人的斡旋，由国内几家大图书馆购入，最终避免了流落异邦的结局。

    2003年9月写于湖州人间过路书斋

    （原刊《书友》2003年11月28日第60期）

    湖州百年前的股份制公司

    历来做生意有合伙、拼股的方式。以股份制称“公司”，则是清末社会转型期的一个标识。湖州股份制“公司”最早起于何年？不曾考证。但在一百零七年前已经出现，是有据可查的。

    光绪三十年（1904）春，安吉县成立了一家开垦荒山种植经济作物为的股份制尊德公司，公开向社会招股，其《章程》简单明了：

    一、开垦久旷山地六千余亩，拟先垦一千亩为第一批，招一百股，每股一百元，以作种植之本。如在一百股以外者作为第二批。

    二、种植分两项，一为木本，一为草本。木本收效迟缓，草本收效较速。木本如竹梅茶柏之类，草本如芝麻、葡萄、黄豆、巴萝、番薯、棉花、花生之类。

    三、木本种植，其资本较开田为大，现拟木本、草本并种，以草本当年所收之利，补木本连年培植之费。将来拟统种木本，以图久远。

    四、各股资本，拟常年一分官利，以股洋收足之日起算，年终开支。三年以后再派余利。股东各给股票一纸，息折一扣。官利凭折向经理支取。

    五、此次垦务创办伊始，办事诸君，悉秉大公。事成之后，所得余利，以八成归股东，以二成归办事人作酬劳费。以股东八成内，提一成存公司，作为次年补种培植以及工食等费。

    六、未开办先，所用船只人工并办公零用以及给单存粮等费，均由总理垫应。第一批酌提二百元，第二、三批仿此。

    七、就地无主坟墓，开垦之际，周围离墓七尺，不得损伤。

    八、此次兴办垦务，皆系同志乐从，并不招入洋股。以后股票股折，如有抵卖等事，须向总理声明，临时斟酌。

    九、每批每年用款若干，进款若干，年终刊刻清册，分送各股东察阅。

    公司不招洋股，资源自主开发利用，极其爱国爱乡；草木本经济作物同时种植，以草本当年获利来维持木本长年得益，且每年在收入中提取部分用于次年木本扩种，极其科学发展观；每年收支，年终公开账目清册，极其透明度；尊重敬畏死者是中华传统文化主脉之一，不得损伤无主坟墓，开垦时四周要离墓七尺，连墓体至少保留三十平方左右，极其人性化。

    尊德公司的这份《章程》，刊登在1904年5月15日出版的由钱玄同与方青箱、张界定（孝曾）、潘贵生（澄鉴）合办的《湖州白话报》第一期（创刊）上。在《章程》的后面，该报编辑还加了《附言》：“接到这张《章程》，佩服得很。因为我们湖州荒地甚多，如果处处开垦起来，将来必定可以发财。”并提出建议“但是做报人探得尊德公司这块地方，离水有四里多远……能够赶紧想法子，多集几千资本，开一条大沟，或到东洋去办一副机器，开几个井，使得引水进来，树木就养得活了，你道这些话中听不中听。”避免《章程》虚假欺世，编辑作了实地考察。

    尊德公司是否招股成功，目前无史料可证。只是社会新思潮当年已影响到安吉山区，应是不争的事实。

    钱玄同十七岁在湖州创办这份《湖州白话报》，出版后影响很大。就在当年10月9日，沈伯经（熔）、王均卿（文儒）等在南浔也跟着创办出版了《南浔白话报》（后更名《南浔通俗报》），为湖州地区引进新文化均起到巨大的推动传播作用。

    （原刊《湖州晚报》2011年2月19日）

    珍宝归来记

    2012年10月末，赵景心先生从北京来电，说已年迈，一些身边事需要帮他处理。赵老与夫人黄哲是心仪前辈，自当尽力。

    赵老高龄九十五，然身体硬朗，兴致来时，还会自驾轿车，唯耳略重听。遂约定，凡来电有事商量，当晚即将看法写成书信，次日交顺丰速运投送。赵老知情达理，对父母、对姐姐感情至深，为人诚恳、豁达，能接受晚辈意见。诸如劝他将父亲赵紫宸、姐姐赵萝蕤的墓迁来故乡，今后自己也应叶落归根。家人生前一起生活，在天国亦不要散居，都被首肯。

    赵老夫妇早就立下遗嘱，将身后财产全部捐献国家。这自然包括拍卖行曾估底价九千万，已守护了五十余年的父亲、姐姐与姐夫陈梦家留下的二十三件明清黄花梨木家具。得知情况后则请赵老仔细琢磨，届时会有什么机构来接收，谁来经手，拿走后是实物保存还是被拍卖变现金，是否会有多家机构分割接收，如保存原物，安全措施又如何，遇到心怀叵测者调包又怎么办。一切均不可预料。况且目前京、沪已有多家机构深度关注。既然珍宝生前身后都是捐献国家，还不如现在自主心愿，选一最理想去处。赵老也觉得确可商议。再帮他剖析这批珍宝凡可去之处的利弊后，赵老也感到无一处可行。最终，试给赵老提一设想，是否可考虑捐献故乡湖州市人民政府，交由市博物馆整体收藏，以这批珍宝为主体，在博物馆内设一赵氏家族纪念馆，向公众长年展示，另再建一赵氏墓园。这同样是捐献国家，博物馆的安全措施又足以绝对可靠永久保存，还能传承赵家与故乡的深厚情缘。

    因设想牵涉到政府和文化部门，断不敢自图主意。故而同时告知平时常来嘘寒问暖、无话不谈的市文广新局宋捷局长。商量后认为，如赵老同意此设想，尽可提出所有要求，地方政府能承受的，都可承诺。于是底气大增，连续致信赵老，介绍近年来故乡政府对文化的高度重视与市博物馆的安全设备和严格的管理制度。12月20日晚上，赵老打来让人惊喜的电话，说已与老伴及京中多位友人商讨，认为此设想很好。全权委托并叮嘱速同市政府联系，将二十三件家具悉数无偿捐赠。于21日写情况汇报一份，次日呈宋捷局长，乞向市政府领导禀告，以作最后定夺。金长征市长了解前后经过情况后说，这是件好事。一语定乾坤矣！

    2013年1月7日，陪同市文广新局局长宋捷一行持市政府介绍信，去往北京。8日上午九时到赵老家洽谈，听取要求。赵老仅提出，只要有绝对安全措施，整体保护好，长年向公众展示。以设家族纪念馆形式展示及建赵氏墓园还是帮他提出。为感谢赵老夫妇的义举，一一承诺，顺利衔接捐赠。赵老颇欢快，十一时半告谢辞出。下午赵老就来电，说上午叙谈非常高兴，完成了父亲、姐姐与姐夫的遗愿，心上最大的一件事得落实。并说来人都很尊老，都是年轻有为的干部，要尽快将家具运往湖州。同月21日，市文广新局和市博物馆分别派员再次陪同赴京，正式办理捐赠移交手续。第二天中午十二时半到赵老家，文广新局联系京中最讲诚信的华协国际珍品货运服务公司的运输车亦同时到达。天亦助人，京中不是风雪就是雾霾，是日竟蓝天朵云，阳光灿烂。经赵老同意后，逐将家具搬至别墅外宽阔空地，清数、编号、丈量尺寸、登记、摄影、包装上车。赵老在京正在筹办的“赵紫宸·赵萝蕤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张所、秘书长黄宗英也来现场，均表示赵老此举是最理想的选择，并非常乐意在捐赠移交清单上以“见证人”身份签名。赵老再三关照路上千万要小心，注意安全。二时稍过，向赵老鞠躬道别。车一出别墅区大门，即电话告知宋捷，为市政府所办之事已顺利完成。2012年12月22日呈上情况汇报，2013年1月22日完成捐赠交接，仅历一月，日期又如此巧合。24日下午二时，华协运输车准点平安抵达市博物馆，在现场立即电话告诉赵老，珍宝已如数安全运到。市博物馆现场摄影多张，也马上用电脑传给张所（赵老隔邻），让赵老尽快见到实况。

    后续工作在金长征市长、胡菁菁部长、闵云副市长的肯定下，得市财政局、市民政局的大力支持，经文广新局精心安排，有序实施。分别请省文物鉴定审核办公室专家柴眩华，故宫博物馆专家胡德生来湖鉴定文物级别。金长征市长、闵云副市长还亲至北京慰问感谢赵老。市博物馆立即着手设计纪念馆布展方案，查找资料，约请湖州专业摄影师肖二拍摄家具，制作图册，极为负责。枫树岭陵园从选地块，墓园布局，到制作铜像、石雕等，非常认真。相关单位还专程赴京，为纪念馆与墓园的设计方案征求赵老意见。赵老对后续工作十分满意。

    珍宝得以顺利归来，乃是赵老夫妇对桑梓的一片深情，湖州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金长征市长谙熟文化，高瞻远瞩，市文广新局、市博物馆诸位的尽任守职，市财政、市民政等部门的倾力配合。

    赵景心、黄哲夫妇“裸捐”值亿珍宝，当世罕有。高风亮节，众所仰望。造福一方，青史可载。

    2013年4月16日写于湖州人间过路书斋

    （原刊《湖州博物馆藏明清古典家具》后跋，2013年4月）

    湖笔精神赞

    考古学家早就发现，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笔划周边均有红迹，可证用笔先书写在龟板上而后落刀刻成。湖南长沙出土的楚简、甘肃张掖居延出土的汉简，已是笔写的墨书。经过多少代的实践摸索，由将笔原用析木为四夹笔头的办法改良成用竹镂腔纳入，此模式一直沿用至今。东汉蔡邕《笔赋》有言：“削文竹以为管，加漆丝之缠束。”到宋末元初，湖州制笔业异军突起，工艺精良，为士林所宝爱，名扬天下，毛笔也逐被统称呼湖笔。

    湖笔的多产，是一个时代社会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的表象之一，因无暴力，更无战争，不必“投笔从戎”。如清乾隆年间，为颂盛世，刑部主事金德舆请人绘了一百幅通俗画，冠名《太平欢乐图》进献皇帝。其中就有“湖笔”一题，绘笔工在含笑制笔，画上方有跋：“湖笔之名在元时已著，《西吴枝乘》曰：‘吴兴毛颖之技甲天下，冯应科者尤擅长，至与子昂、舜举齐名。’归安善琏诸村人至今世精其艺，他邑仿为之皆莫及，俗谓‘尖齐圆健，笔之四德’，惟湖人能备之。”

    在清末钢笔、铅笔之类“洋笔”还没引进中国前，上至皇帝，下到乞丐，湖笔是唯一成型的书写工具。它用于著书立说、雕刻、建筑、造型、装饰、书法、绘画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是人们用湖笔真实完整记录了中国无比辉煌的历史。它用于书画创作上，造就了世界东方独特的一种艺术，其历史极其绚烂，并在继续传承发扬。就其书写功能而言，诸如四万件左右的敦煌遗文，大部分是4至11世纪汉文、藏文、回鹘文、粟特文、龟兹文、于阗文、梵文、希伯来文等多种文字的写本，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音韵、民族、民俗、医药、历史、历法、科技等各个方面。仅国家图书馆目前已修复的，排列起来已有五公里之长；明成祖朱棣当政时编纂的《永乐大典》，一字不改抄录历史上重要典籍七八千种，总字数达3.7亿；清乾隆亲自组织编写的《四库全书》，是迄今最大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献集成。收录上古到清初的重要文献，几乎涵盖了传统文化的所有领域。《四库全书》的内容是《永乐大典》的三倍，若以一部字数以10亿计，当年抄写七部，共70亿！这些浩大的文化工程，都离不开一支湖笔。

    自毛笔被统称“湖笔”后，文房四宝均将最负盛名的产地冠名，分别是湖（州）笔、徽（州）墨、宣（城）纸、歙（县）砚。统观文房四宝，终其一生，只有湖笔不留身迹。历史上有多少墨客骚人，感念湖笔忠心耿耿追随一生，到了不能再展毫时，像对待亲人一样，筑墓以葬。有人以拟人化的笔法，用一副五言对来颂扬湖笔的精神：

    生前三分屐；

    身后五车书。

    大意为生前穿了不足一钱重的鞋子，行走一世，死后给社会留下巨大的知识财富。生动而形象地展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也！用当今的现代语来说，是默默无闻、全心尽力为社会服务终生。

    中华民族是勤劳纯朴的民族，湖笔精神体现了一种民族传统基础精神。它是在长期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可以说，是一个民族所认同和追求，并体现到其行动和实践上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体系、性格品质、审美情趣及精神风貌的主脉。这是民族成员普遍尊奉的有利于社会进步和民族团结的社会信念、价值追求和道德风尚。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所具有的时代特征的时代精神，都离不开这种传统基础精神。建构和谐社会，尤其不可缺。

    我赞美湖笔精神，这是最值得称道的社会发展中永恒的不灭的精神！

    （据约2002年后手稿）

    辑五 秉烛闲谈

    张爱玲的『遗嘱』执行人——宋淇

    在湖州，凡读过一些文学作品的，都知道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位著名的湖州籍戏剧家宋春舫。但几乎无人知道他的儿子宋淇（又名寄）。在近年来出版的辑录谈旅美女作家张爱玲生平的几种书里，大家也都能看到“林以亮”这个名字和他的文章，但很少知道他就是宋淇。

    宋淇1919年5月生。青年求学时，考入北京燕京大学攻读西语，获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执教。抗日战争爆发后，传其父志，在上海法租界领导抗敌救亡话剧运动，编写过《皆大欢喜》等舞台剧。1948年移居香港，先后任香港美国新闻处出刊编辑主任、电懋影业公司制片部主任、邵氏影业公司编审委员会主任。在此期间，写过《南北和》等电影剧本，主编《文林》月刊。1956年发表长诗《喷泉》，传颂一时。所写谈该诗创作经过的《一首诗的成长》，被美国华裔学者夏志清誉为“中国新诗史料里一篇重要的文献”。1968年出版散文集《前言与后语》，同年他离开电影界，专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特别助理，创办翻译研究中心，出任主任，为香港翻译学会发起人之一。1972年任《文林》总编辑，1973年起主持中译英半年刊《译丛》。

    宋淇是一位资深的电影文化工作者，又是诗人、翻译家和文艺评论家。他在大学时代就开始创作新诗，作品大部分收入《林以亮诗话》《昨日今日》两集中。据不完全统计，译有《美国诗选》《美国文学批评选》《美国七大小说家》《自由与文化》，论著有《林以亮论翻译》《红楼梦西游记》《诗与感情》《更上一层楼》。他的文艺论述范围很广，涉及各种文类，如甚有影响的《中国电影的前途》《私语张爱玲》等，惜都未结集成书。

    宋淇才高人品亦高，受各方人士敬重。张爱玲性格孤傲，但非常依赖宋淇。在50年代初，宋淇主持香港美国新闻处出刊编辑部时，就约张爱玲翻译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及《爱默森选集》，以解决张爱玲从上海刚到香港的生计问题。50年代后期，宋淇任电懋影业公司制片部主任时，安排已在美国的张爱玲为公司先后写过《情场如战场》《人财两得》《桃花运》《南北一家亲》等电影剧本。1983年张爱玲的英译中国清末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就是由宋淇在他主编的《译丛》上率先刊出。张爱玲在生前立下“遗嘱”，指定宋淇和他的夫人邝文美为执行人。1995年9月，张爱玲寂寞地离开这个世界，其时宋淇患病，已无法携夫人去美国完成所托。

    1996年12月3日，宋淇在香港谢世。

    1998年1月

    （原刊《电影与文化》创刊号）

    京剧会成绝响吗？

    谈起传统京剧，仿佛隔世。

    当舞台上出现足登高靴，身穿宽大龙袍，悬举一根木棒的演员，随着铿锵的锣鼓声高唱：“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哪怕你皇亲国戚，哪怕你铜墙铁壁……”这在当今大部分青年看来，实在是节奏太慢，离现实生活太远了。因看惯了现代影视，若出现这种故事情节，只要一张逮捕证和一副手铐就可以解决了事，况且打人也是犯法。但“吃酒吃空杯，骑马敲大腿”这种真实中的荒诞、虚假中的真实的京剧艺术，懂行的都觉得非常形象，是一种艺术享受，虽然也有人或许觉得可笑得不得了。什么是艺术？有本领的为此可写洋洋数十万言。在我看来，仅仅只是一句话：艺术就是生活的夸张。无论传统的古代艺术或现代的新潮艺术都是如此，只是人们欣赏的角度不同而已。身材修长的时装女模特儿，在T型台上走的轻盈步势，大家都觉得很美，照湖州人说法，“格两步路真讲走得好得魂脱”，也是一种艺术享受。如果某一天清早，大家开出家门，眼见满街的女性都像模特儿那样大摆其臀迈着猫步，一边抛手向熟人“哈嗳！哈嗳！”打招呼时，恐怕你不能说这是个艺术世界吧？京剧同此。

    我不懂京剧艺术，不可置评一字。只知它曾风靡大江南北，不知倾倒过多少观众。梅兰芳能上纪念邮票，说明京剧艺术影响的广泛深远。戏剧改革从京剧着手，也同样说明了这个问题。国家非常重视京剧，竭力给予扶植，而观众面越来越小毕竟亦是事实。个中原因，其中之一乃是当今观众对历史的陌生，古典文学知识汲取太少。连剧情也不甚了了，唱词也不能辨解，岂能入其艺术堂奥！读者诸君都知道京剧演员吊嗓练功的艰苦，况且还要旁通各类艺术，陶冶自己的情操，使自己扮演的角色更加传神。梅兰芳的书画清秀典雅，如其舞台艺术形象。北派著名武生李万春（1911—1985），常饰《武松打虎》《战马超》《长坂坡》《九江口》等剧主角，其字铁划银钩，也展现了他扮演的刚强角色的性格。如不谈他们是京剧艺术家，在书法上按目前的标准称之为“家”也是无疑的。一个京剧演员要取得出色的成就，不知要付出多少汗水和心血，到头来观众甚少。而只靠脸蛋拍了一两部影视的演员，并无多少艺术修养，写字同蛐蟮，签名靠人设计，在某些电视广告中一个不自然的嗲笑，却能卖得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钱，天下这种不平事，只好用一句“看勿懂”来作心态平衡。

    随着时代科学的不断发展，京剧会同《广陵散》一样成为绝响吗？这种中华民族传统的精华艺术，在国家的保护下是绝对不会的。最终它也会同奥地利、瑞典等国一样，筑起类似皇家音乐厅、歌剧院一样的舒适剧场，供高层次的观众尽情享受。而以现在世界电脑科技迅猛发展的速度来看，不要多少年，影视导演和编剧倒是完全可以联手躲进电脑创作室，按观众的审美要求，制造出十全十美的俊男俏女充当角色，像目前的卡通一样，编个故事来换你口袋里的钱。届时，影视将不需要演员，无论款哥富姐再卖噱头，也不会有人理睬。而在京剧舞台上，永远会有京剧演员，你信否？

    1998年3月

    （原刊《电影与文化·秉烛闲谈》第3期）

    花花花

    如果有人问花是植物的什么器官，回答出来当会使众人掩嘴而笑。植物倘有思维，一定感受人类是绝顶开放的。

    花是真善美的象征，因此自古到今，鲜花无处不在点缀人间而且大有越来越猛之势。近年来我们引进了西方的情人节，又多了一个用花的机会。只是不明白，这一天为何一定也要效仿西方人送玫瑰。如认为它的颜色美丽，现代女性的穿着及住宅的装饰，几乎很少袭用此色；如认为它的香味诱人，比它更为幽香的大有花在；如认为它的有刺，寓意爱情的浪漫，仙人球花岂不更多刺！中国历来用亭亭玉立的荷花比喻女性的体态与纯洁，若在情人节哪位男同胞送给女情人一束荷花，对方肯定反而要气得昏倒。习俗殊难改变。

    人们赞颂花，就连灵感丰富的诗人用意用词恐怕都已到了极点。法国“恶魔诗人”波特莱尔才感到，诗人们已将诗歌领域中最繁华最美好的地盘瓜分了，故而决定发掘“恶中之美”，他绞尽脑汁写了一本《恶之花》。我国也有“恶魔诗人”头冠的于赓虞，亦出版过《落花梦》《骷髅上的蔷薇》等诗集。其实他们仅是采取了反证手法，用“恶”来衬托花，终归还是承认它的美丽。可以下个定论，世上所有的正常人，没有一个不爱花，同时还相信在天国定居的亡灵也还爱花。

    想要得到鲜花，必须有阳光、空气、水、土地和它生存的环境。可是你听说过在海滩上种花吗？早在1925年，新月诗人徐志摩就用这个题材印制过一张自用拜年卡，手边保存着一张，经过七十多年陵谷沧桑，已成绝世孤品。画面是在海边的沙滩上，一个赤脚穿草鞋的小孩右手提着一枝花，使劲把它往沙里栽，左手拿着一把滴着水的水壶，离小孩不远的海里翻动着波澜。当年徐氏为此还写过一篇散文《海滩上种花》，收在他的《落叶》集里。徐氏说：“在海沙里种花，那小孩的一番种花的热心怕是白费的了，沙碛是养不活鲜花的，这几点淡水是不能帮忙的。也许等不到小孩转身，这一朵小花已经支不住阳光的逼迫，就得交卸它有限的生命，枯萎下去。况且那海水的浪花也快打过来了，海浪冲来时不说这朵小小的花，就是大根的树也怕站不住。”当然，在海滩上是无法种活鲜花的，因为没有它可以生存的条件。诗人赞赏它，是这种单纯的思想，单纯的信仰，那种不可动摇的信心，是最为可贵的。他用画与文章，宣扬了这种坚韧不拔、牺牲自我去追求真善美的精神，而唯有这种精神，永远不会凋谢，寄意深远。

    我不知世上有多少人，明知奋斗难有结果，但仍在一如既往地为真善美而拼搏。

    1998年4月

    （原刊《电影与文化·秉烛闲谈》第4期）

    能否传名一百年

    一百年后的湖州人，会如何看待今天的湖州人，谁也无法预测。不过，历史的延伸毕竟有它一定的规律，在某些现象上，我们今天看待一百年前的湖州人，与一百年后的湖州人看待今天的我们，是大致无异的。

    读者诸君，你能列举出多少个一百年前湖州当地有名的官员或文化人？就是熟悉地方文史的，恐怕也数不出十个吧。难道当年湖州没有名人吗？不，湖州历来自称“文化之邦”，当年的墨客骚人，舞文弄笔、吟诗作画的是绝不会少的。他们也刻印过书，也为众店家题过匾额，也作画供人收藏……他们也曾在骆驼桥昂首阔步，也曾在四时春酒楼纵论古今……然而，又有多少个在一百年后让我们谈起？例如画家沈迈士的启蒙师，二十五岁就为著名镇江金山寺撰书九十字长联的包赞甫（1867—1902），书画饮誉江南，其不足半厘米见方的蝇头行楷，功力之深厚，一百年后的我们也难追越，但又有多少人知道他。再退一步说，电视剧《慈禧西行》收视率很高，那位张国立扮演的怀来县知县吴永，湖州人看了又有多少人知道他是湖州人。啊，抚桌一声长叹，历史就是这般无情，“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也！“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也！

    当今“名家”林立，目不暇接。夜幕中，一个年青女性，用低沉而哀怨的声调，唱着《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这个不归家的人，也很可能是什么“家”。一是他不归家，还可以让一位年青女性死死爱恋，自有他的某种魅力；二是有家而可以不归，又有几个人能做到。他的这种本领，在这种本领的评定时，应可称他为“家”的，只是还未加考察而已。“家”与另外东西一样，一多也就不值钱了。说实在，在小地方，得到了一个什么“家”的头衔，只能是一种安慰，大可不必自以为是。不在政治、经济、文化聚集的中心，不可能将你传名一百年。吴昌硕、俞平伯等大名家，如在老家安吉、德清度其一生，充其量也只够被人称作“乡贤”罢了。湖州人杰地灵，一百年前且不说，一百年来，在这块宝地上，孕育了不知多少后来到了外地能取得成就，成了全国乃至世界上享有盛誉的名家，但在本地又产生了几个？盲而问于道，有谁能指点？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不断充实自己才有长进。林立之中，出类拔萃，方可供后人装饰河山。世以作品传人，或以人传作品，评定作品与人的好恶，最终的拍板权是在勾勒历史的民众。声望可遇不可求，或许你靠手段与某种机缘攀得，到处炫耀，潇洒一时，恰似三月碧空间的断线纸鸢。你能否传名一百年，不妨先问一问公正无比的历史。

    1998年5月

    （原刊《电影与文化·秉烛闲谈》第5期）

    『青春』是心态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

    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

    叫我如何不想她。

    ……

    这首《叫我如何不想她》诗，作者刘半农。他是五四时期的重要作家，著名的语言学家，我国新诗的拓荒者，现代文学史上最具影响的《新青年》杂志编辑之一。该诗写于20年代初，发表后不久，赵元任将它谱曲为歌，风靡全国，青年男女几乎个个会唱，成了一首不衰的流行歌曲。现在不少读者，想必也还欣赏过这首七十年前的作品。有一次，刘半农在上海参加一位朋友的聚会，一个旗袍衩开到大腿根的年轻女郎，闭着眼睛像醉酒一样唱着这首歌。接着主人宣布歌词的作者今天在座，引起全场雀跃。于是，照刘氏所说，被主人像牵猢狲般带到台前。在走过一群名媛淑女的身边时，听到一个妙龄少女惊呼：啊，原来是个老头！事后，刘氏万分感慨。在这个少女的眼里，这样的情歌，是不配老头来写的。当年，刘氏也不过四十岁左右。这个少女不会知道，女性特别拥有的“她”字，也还是这个“老头”为她们所创造。

    赵元任（1892—1982），著名的语言学家、音乐家。在1925年，北京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时，他与梁启超、王国维、吴宓、陈寅恪被聘为仅有的五位导师。一生著作甚丰，在国际上极享盛名。1938年定居美国。他在晚年，写字因年老手颤而难以辨识。八十二岁时，他回国探亲访友，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九十岁时，他还同年轻人一样，为促进中美文化学术交流，再次远渡重洋，回国讲学，被北京大学聘为名誉教授。

    人生短暂，青春更是一瞬间。那个称刘半农为老头的少女，在她看来，“青春”只是人生中的一个跨度。因此见到刘氏不是青年，当惊奇他怎么可能写“教我如何不想她”。然而，“青春”应该是人的一种心态。以赵元任而言，即使到了八九十岁，也还充满青春活力。英国作家王尔德写过一本《格雷的肖像》。格雷常感青春将逝而恍惚。画家给他绘了幅肖像，告诉他，你把肖像当作你这个人，而把你这个人去当作今后生活里的肖像，你是永远年轻的。王尔德侧面用小说寓意，“青春”应该是人的一种心态。

    现在科学发达，社会政通人和，人的寿命也越来越长。步入中年后的人，不必叹息青春已逝，青春其实永远在你心里，看你如何保持而已。心态永具青春，不单有益健康，更能为社会多多造福。通读一部《二十五史》，仅知各行各业，包括管理社会，用人的标准只有一个——德才兼备（历史上的任何悲剧，均产生于用人者与被用者的无德无才），并无年龄界限。赵元任三十三岁就成了全国最有名的高等学府的国学导师，而到九十岁时，仍然在为社会效力，不知从中我们能领悟些什么。

    1998年6月

    （原刊《电影与文化·秉烛闲谈》第6期）

    秀才人情

    秀才属贫困的布衣阶层，其人情自然是非常微薄。“秀才人情”一词，在某种场合，也就成了“寒酸”的代用语。纵观秀才要脱贫，唯一的办法是走仕途。但一入仕途，大多开始结交权贵，渐忘来路而失其本色，均为布衣所不齿。

    1930年4月19日，著名文学家赵景深在上海新婚。鲁迅与许广平夫妇、郁达夫与王映霞夫妇都前去吃喜酒。老舍不是有要事临时北上，还自告奋勇要做婚礼的司仪。远在北京的戏剧家李健吾知悉后，寄赠了一张罗丹的雕刻《吻》的法国明信片，背面写了祝词，以表庆贺。李健吾（1906—1982），十六岁时就编辑北京《国风日报》文学副刊《爝火》，当时已出版小说《西山之云》《一个兵和他的老婆》等。为清华大学清华戏剧社的社长。赵师的新婚，亲临祝贺和送礼的，可以说都是当年全国文坛上第一流的布衣“秀才”。李健吾仅仅送了一张普通的明信片，真可谓“秀才人情”。赵师即不嫌“寒酸”，反而觉得恰到好处异常珍视。他在六年后写《文人剪影》谈李健吾一节时，还特别提到这件不起眼的礼品。

    这些“秀才”在当时还不致穷尽，要送高档一点的礼品，也完全可以承受的。正因大家都是讲究文明的“秀才”，表达了人情已足够，无论贺者与被贺者都极感快慰。

    现在谈起这桩六十多年前的逸事，尤其是年轻人，恐怕会感到吃惊可笑。社会越文明，人们就越鄙视钱财，在具有高度文明的人的眼里，炫耀财富者属无知、浅薄一类，拿流行的话来说，是“不上档次”者。曾几何时，录放机刚进入市场，一些小青年穿着喇叭裤，在大街上迈着八字方步，手提一只“四喇叭”，将邓丽君的歌唱放得乱响，路人均侧目视之。今天如果有人照样在闹市区蟹墩子上兜一转，大约要被当成“痴子毒头”吧？羡慕的眼光也不会再有。文明在进步，当然还会出现诸如在大街上歪了个头打打“大哥大”的。

    财富的多少，并不能表示你自身的价值。真正的价值在于一个人所拥有的精神。这是文明社会里没有阶级性的公理。结婚是人的一生中的大事，热闹而排场大一点无可厚非。只是过分摆阔气，则失其意义，倒是显得非常可笑。况且连累亲友为送重礼而犯愁，又是何苦。奢侈无底，若新娘想到全家的动产与不动产，加起来还抵不上外国一些名女人胸口的一粒绿豆大钻石，岂不要跺断九公分高一分头铅角子粗细的皮鞋跟！不如省下三二桌酒饭钱，选一些像片与贺词，精印一本小小的纪念册分送亲友。三百年后，那时府庙里如果还有古董地摊的话，谁拿出来在摊上亮一亮相，围观者必定像争看斗蟋蟀那样一睹你的尊容。

    1998年7月

    （原刊《电影与文化·秉烛闲谈》第7期）

    幸运的阿炳

    这次克林顿访华，在人民大会堂的欢迎晚会上，聆听了二胡演奏伴以萨克斯管的《二泉映月》，悠扬醉人的旋律，让宾客一饱东方神韵的耳福。世界著名日本指挥家小征泽尔说过，听《二泉映月》，人必须下跪才能临其境界。这是一种身心俱入的“知音”感受。五十年来，多少人感叹此曲应属天上有。

    《二泉映月》的作者阿炳，自小跟做道士的父亲学音乐，是一个流浪盲艺人。擅长二胡与琵琶，另作有《昭君出塞》《大浪淘沙》《寒春风》等名曲。著名音乐家，后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中国音乐研究所所长的杨荫浏，与阿炳是无锡同乡，曾听过他的弹奏。无锡一解放，杨教授马上赶过去为阿炳录音。《二泉映月》阿炳原称《依心曲》，以道教意识寄托、体现心愿。全曲表达了一个“生”字，即人之求生、爱生、养生、争生。但杨教授认为，曲子反映不出道教音乐阴阳强烈的对比，而无锡惠山有个闻名于世的“天下第二泉”，就干脆叫《二泉映月》吧。曲子愉悦愉然，成千古绝响。这次录音后没几天，阿炳即患病去世。

    如果说，阿炳是音乐界中的“千里马”，杨教授当然是“伯乐”。世人常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此乃是“千里马”与“伯乐”之外的人言。因“伯乐”绝对不会说自己不常有，而“千里马”心胸无比豁达，认为生不逢辰，不为“伯乐”所赏识，本身就不是“千里马”。“伯乐”原应自是“千里马”，不过后来逐步演变成了一种有权势的职位。这种“伯乐”为保身价，还得听主子的旨意。如指定在某个马圈里寻找“千里马”。而这个马圈里，不少又是在旷野中靠自己的本领无法生存的劣马，却摆出各种姿势冒充“千里马”。历来又无一本标准的《相马经》，也实在使这种“伯乐”非常之为难，于是把最近身的牵出了事。

    常在报刊上见到大字广告，修补什么膜，可使妇人重变处女，公开合法地在造假，而且居然列为“美容、整容”。在这个无奇不有的大千世界里，假冒“千里马”是不必大惊小怪的。尊敬的打假大王王海，愚笨如我辈，敢问你能打他（她）们的假吗？

    阿炳是幸运的，跨进新中国才遇到了真正的“伯乐”。一个盲人，一个没有小学文凭的道士的儿子，因此作品传之千古，其墓与“天下第二泉”共存。倘若阿炳不遇杨教授而又不过早去世，恐怕也会受到对盲人的照顾，而安排去煤球厂捏煤弹子吧。

    一则也是谈音乐的故事，说为寻找善歌的“千里马”举办选拔会，主裁判是一位穿着时髦的年轻女郎，坐在真皮沙发里驾着少爷腿，一副“伯乐”的样子。一曲男女声二重唱后，其评曰：唱是唱得好，就是唱得不齐。读者诸君，在前已写明，这仅是一则故事也。

    1998年8月

    （原刊《电影与文化·秉烛闲谈》第8期）

    读书与藏书

    高尔基有句名言：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高氏是红色作家，但这句话却并无阶级性。书，对人类该是多么重要。

    历代关于书与人的故事，多得俯拾即是。而新发生的，又是使人感动的，估计要算著名学者、藏书家孙楷第。他著有《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元曲家考略》等。孙氏爱书如命，藏书数万，“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尽。1986年他临终前，没有一句遗言，仅用颤抖的手指在家人的手掌心上写了个“书”字。

    湖州自六朝沈约以来，私人读书藏书一直蔚然成一域之风。藏书家不知凡几，被近代大学者王国维称为“藏书之乡”。只举近世例，陆心源的皕宋楼，是清末全国藏书四大巨擘之一。民国初年崛起，声势直逼四大的，又有张石铭的适园、蒋汝藻的传书堂、刘承干的嘉业堂。可惜这种书香气，并不为当地官僚所看重。君不见，光绪之后，官府就无人主持修撰过《府志》，皕宋楼藏书欲出售给日本人时，张元济立即请当地官员阻拦，同时筹措资金，由商务印书馆悉数购下。然而最终仍被日本佬得手，成为我国近代文化史上最惨痛的一页。消息传出，举国上下学子无不失声痛哭。当年董康长叹：古籍流入异域，反不如遭水火兵灾，至少其魂魄还能长守故土。比起那些当官的，何等爱国！

    上述这些湖州藏书家，都是读书人，不是举人就是贡生。他们经商办企业致富，倾其积蓄购置书籍，并与全国各地学者名流交往，探讨学术，著书立说，堪称一方“儒商”。他们为弘扬地方文化，扩大地方知名度，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历史延伸至今仅百年左右，试问目下有“儒商”吗，谁能应一声而不脸红？君不见，有人讽喻人的素质在下降，往昔妓女还会琴棋书画，现在只是单纯出卖肉体。那些致富的所谓“企业家”，有哪一个建过一座藏书楼，又有哪一个在其宽敞的住宅中拥有一间像样的藏书室？

    藏书与普通百姓无缘。一是书价太贵，不敢奢望；二是居室狭小，何有空间？但书在有钱有势者的眼里，却是一钱不值的东西。君不见，谁为了办事用书去“铺路”？谁又受贿、贪污书？此足以说明，书在彼辈眼里非但不值钱而且都是些不看书的“食客”吧。

    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公布健康城市的十条标准，其中之一是看保护这个城市的文化遗产如何。不读书者就根本不懂保护什么文化遗产。一个不重视历史与现代文化的地方，单靠一部老《府志》“鼠牛比”来发展经济是不可能的。因为想要与你真诚合作的，并不同你一样是不读书的。素质悬殊，层次不同，谈什么生意经头。世界潮流不可逆。可以预言，今天勤读书藏万卷的青年，必是下世纪的主宰。

    1998年9月

    （原刊《电影与文化·秉烛闲谈》第9期）

    不为五斗米折腰

    谈起“不为五斗米折腰”，自然要想到首创此言的晋朝大诗人陶渊明。陶渊明家境贫寒，耕植不足自给。经人劝说，出仕做了个小官彭泽县令。他憎恶腐朽的统治者，一次要他去媚迎上司，他愤然说：我不能为了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遂辞了八十余天的官职，归隐田园。世人都熟悉他的《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辞》等名篇，羡慕他过的“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的恬静生活。但很少知道他不满官场污浊，不屈己从俗而一生穷困，几度乞食，最后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在他死前的几天里，家中早已断炊，他是饿死的。

    一千五百年之后，老革命陈翔鹤（1901—1969），以陶渊明悲凉的晚境为题材，在1961年11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展示了陶渊明的铮铮风骨，传颂一时。小说写到，一次邻居请陶渊明吃饭，因请的是一人，不好带全都在受饿的家人。餐后谢归时，竟满含了一口饭在嘴里，赶回家喂给饥寒而啼哭不止的孙儿。读到此处，谁不为之鼻酸！陈氏是著名现代作家，在20年代初先后组织过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浅草社和沉钟社。著有小说集《不安定的灵魂》《独身者》等多种。他在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四川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曾遭反动派通缉。新中国成立后任川西文教厅副厅长，川西文联副主席等职。1953年调北京，为中科院文研所研究员，主编《文学遗产》。“文化大革命”中因这篇《陶渊明写“挽歌”》与另一篇写“刚肠恶疾”的嵇康的《广陵散》而罹罪，被迫害致死。

    哀哉！你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只能饥饿而死；哀哉！你陈翔鹤颂扬“不为五斗米折腰”，只能去极乐世界报到。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疯狂的年代里，无论“走资派”，无论“牛鬼蛇神”，无论“造反派”，无论“保守派”，当处于劣势时，有多少个不曾写过检查、交代，有多少个不曾写过思想汇报？说句见亮话，都为“五斗米”也！在权大于法的社会里，不为五斗米折腰，实属奢谈，从陶渊明到陈翔鹤是为证。当“五斗米”与“信仰”不可兼得而必选其一时，不知有多少人会选择后者！

    人来到世界上，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首先是生存。为求生存，屈从折腰为“五斗米”，情理之中。然人品各不相同，为此有的献媚，有的奉承，有的鼠牛，有的拍马，有的陷害他人……而有的像鲁迅先生所言：最高的蔑视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乃精神不折，即硬骨头精神是也！

    当今社会已进入新的时期，民主与法制正在逐步健全。可以相信，到任何事物都有法可依时，为“五斗米”，将不会再折腰矣。

    1998年10月

    （原刊《电影与文化·秉烛闲谈》第10期）

    咬字嚼词

    如果你姓章，向人介绍时，必会说“立早”章。其实，此乃俗说而成的俗定，大错。立早并不能成“章”，《说文解字》对“章”的解释是“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综也”。也就是说，一曲完了为一章。如果你按“章”的本义，向人介绍说成“音十”章，虽极准确，但绝对让人“摸枝摸瓜”不会明白的。现代著名作家章克标先生50年代在上海时，被莫须有“清洗”回原籍老家。他生活艰辛，却淡泊绚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始获新生，有似枯木逢春，成了省文史馆馆员，重又发表文章，结集出书。章老取过一个笔名“辛古木”，是将他的名字各拆出半个。那个“章”字，是取了天地笔划而成“辛”。这个笔名，对照他坎坷的经历，恰到好处。章老今年一百岁。百岁老人可能不算稀奇，但他还在用自己的脑，靠自己的手在撰写一部一百万字的回忆录《挥手一世纪》。百岁老人还在写百万字的书（四十万字的缩写本明年春出版），世无第二人。因此，无论总统、教皇、亿万富翁、大力士、稀世美女……都应自叹勿如而向他致敬意的。

    人类自从出现私有财产后，社会开始以经济作为基础，才有了所谓上层建筑。一旦基础有所变革，上层建筑的一切也就需重新估量其价值。一些单字的拆解，俗定的虽非本义，但无关大旨。然而一些词汇，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俗定的解释已适得其反，不加纠正，是否属自欺欺人呢？如“挂羊头卖狗肉”，一般的词典上解释比喻为用好的名义作幌子，而实际上在做坏事。羊肉是富贵人吃的，“鲜”“美”这类好字都离不开“羊”。而狗肉是下等人吃的，诸如《射雕英雄传》里的洪七公辈。此词是用物的贵贱来比喻行为的好坏。可是，现在狗肉反而成了有钱有势者餐桌上的名菜，其价格已远超羊肉，社会上哪有用坏的名义作幌子，实际上在做好事的？又如“出洋相”，词典上解释为闹笑话、出丑。“洋”系指外国的或者外国来的。这就使人大惑不解了。现在所见的衣食住行，不都在大肆追求“洋相”吗？那些大大小小的带头人，不都是在花了巨额的钞票到国外去考察“洋相”，取“洋相”之经验，从而推广“洋相”吗？“出洋相”应属好事，岂可再解释为闹笑话或出丑呢！不知编词典的语言学家作何想法。总之，要更改解释是不可能的，即便有悖时代。不过，几个世纪后的历史学家，在研究我们现在这段历史时，一定会感到非常的奇怪和不解，当年出版的词典，“出洋相”明明解释为闹笑话、出丑，但当年的人们又为什么那么争先恐后地在追赶“出洋相”？诚然，届时他们因此而笑得嘴角与耳根相吻时，我们都见不到了。

    1998年11月

    （原刊《电影与文化·秉烛闲谈》第11期）

    结语说

    时间似流水，淌泻即逝。你刚说“现在”，但一出口就成过去。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是夹在已来和已去之间，“现在”是根本没有的。《电影与文化》也已经走过了一年。起步时因稿源不足，承担排印的影视广告公司，为拼不成版面而常踌躇。于是应约每月写篇东西去补空白。如今有了一支高手和新手组成的写稿队伍，不可再浪费篇幅，《秉烛闲谈》就此结束。

    需要向读者交代的，是有多人问起《幸运的阿炳》里，那位年轻女评判架的“少爷腿”是什么样子。谨答：右腿架于左腿上为“二郎腿”，反之，左腿架于右腿上称“少爷腿”。另有多人问起，《读书与藏书》里的“鼠牛比”作何解。谨答：“鼠牛比”就是“吹牛皮”。应该清楚，牛皮是无法吹的。形容说大话、夸口的这个词，本是“鼠牛比”，后经油滑文人戏弄，将其叫做同音的“吹牛×”，而这个“×”字实在不雅，才又被改叫作同音的“吹牛皮”。“鼠牛比”乃湖州方言，典出生属排座次的传说。为何小“鼠”占首位而大“牛”屈居第二，诸位都熟悉的。近来湖州有识之士在努力提倡“太湖文学”，构成一个地域的文学体系，当地方言的采用不可缺。

    今年是“九九归一”之年，百年一逢。凡本世纪出生的人与畜生，无论男女老少、雌雄大小，将出生年加上年龄，尾数都是“九十九”。《秉烛闲谈》写竟十篇，算是超前归一。

    “闲谈”不再谈，还是去读自己要读的书。在30年代的上海，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左联”作家蒋光慈（赤），写过《丽莎的哀怨》《冲出云围的月亮》等多种小说。他的夫人吴似鸿，当年是田汉主持的南国社里的名演员，漂亮而又多才多艺，不知使多少浪漫文人为之倾倒。她在八十二岁时，还写过一幅字：“少年不习字，八十二起步，重新学起。”老者勤奋读写如此，况且我辈。

    你站在阳台上，仰望乌黑的夜空，你说这天有底吗？没有底的底又在何处？想到此时，要打个寒噤吧。地球只是宇宙中的一粒微尘，几十亿人挤在这粒微尘上，还相互倾轧、争斗，真是可笑至极。“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此是李白的谎言。他自己留名于世是因其作品而非善饮。在这个浮躁日甚的社会里，寂寞的难为“圣贤”，而所谓“圣贤”是不甘寂寞的。

    扯得太远了。最后向曾经看过《秉烛闲谈》的读者诸君，我不能说“拜拜”，因为这是一句公开欺骗人的时髦话。凡说此话的，有谁向谁九十度弯腰拜过一拜呢？还是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1998年12月

    （原刊《电影与文化·秉烛闲谈》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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