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这匆匆一瞥中，他看到了一个令人难忘的人物的轮廓。据推测，玛格丽特生于一六二四年，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父亲托马斯·卢卡斯在她幼年时就去世了，她由母亲抚养成人。她的母亲是一位性格不凡，风度高贵，具有“时间无法摧毁”的美丽的女士。“她很擅长租赁、处置土地和照料庭院、指挥管家之类的事情。”这样积累的财产她没有用于置办嫁妆，而是花在慷慨而愉快的生活上。“她认为如果她让我们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们或许会生出诈骗的品性。”她的八个子女从来没挨过打，她总是对他们讲道理，给他们穿漂亮的衣服。她不让子女与仆人交谈，不是因为他们是仆人，而是因为仆人“大都出身卑贱而没有教养”。女儿们学习通常的闺中技艺，“为了修养而不是为了获利”。她们的母亲认为对于女子来说，性格、快乐和诚实比弹琴唱歌或是“会讲几种语言”更重要。
玛格丽特已经急于利用这种纵容来满足某些兴趣。她已经喜欢读书甚于女红，喜欢打扮和“设计时装”甚于读书，喜欢写作甚于一切。十六本没有书名的纸本子证实她怎样充分利用了母亲的开明，纸上字迹潦草，因为她思想的奔涌总是超过她手指的速度。愉快的家庭生活还有其他结果。他们一家关系很亲。玛格丽特提到，在他们结婚之后很久，这些俊美的、身材匀称、皮肤白皙、头发棕黄、牙齿整齐的兄弟姐妹们还总是“抱成一团”。陌生人在场使他们沉默，但自己家人在一起时，无论是在春天花园或海德公园散步，听音乐还是坐船在河上共进晚餐，他们便有说有笑，“非常开心……尽情地评论、褒贬”。
愉快的家庭生活对玛格丽特的性格产生了影响。小时候，她会独自漫步几小时，沉思默想，和自己辩论“她的感觉所提供的所有东西”。她不喜欢任何活动。玩具不能使她快乐，她既不能学外语，又不能穿和其他人一样的衣服。她最大的乐趣是给自己设计没有人能仿制的服装。因为，她说，“我总是喜欢标新立异，即使是在穿衣习惯上也是如此。”
这种既封闭又自由的培养，本来可能造就出一位有学问的老处女，喜欢隐居生活，写出过几本书信集，或是翻译过一些名著，其作品至今仍可被引用来证明我们女祖先的文化修养。但玛格丽特身上有某种狂热的气质，一种对奢华和名声的迷恋，总是在打乱自然那有条不紊的安排。当她听说自内战[64]之后，女王身边的宫女减少，便产生了去当宫女的“强烈渴望”。家里其他人都反对，因为她从未离开过家，很少走出过家人视线之外，他们有理由认为她在宫中可能会出洋相。但母亲还是让她去了。“我是出了洋相，”玛格丽特承认道，“离开了妈妈、兄弟姐妹，我是那么害羞……不敢抬起眼睛，不敢说话，不敢跟人交际，以至于被当成了一个天生的傻瓜。”宫里人嘲笑她，她以直来直去的方式反击。人们爱挑剔；男人嫉妒女人有头脑；女人怀疑同性的智力；她有理由问一问，还有哪一个女人像她那样在散步的时候思考过物体的性质以及蜗牛有没有牙齿？但那些嘲笑令她感到屈辱，她恳求母亲让她回家，遭到拒绝（后来证明这是个明智的决定），她又待了两年（1643—1645），最后跟女王去了巴黎。在那里，来觐见女王的流亡者中，有纽卡斯尔侯爵[65]。他曾以大无畏的勇气但是很少的技巧率领国王的军队战至惨败。令众人惊讶的是，这位王子般的贵族竟爱上了那个害羞的、沉默的、服饰奇特的宫女。据玛格丽特说，这不是“色欲的爱情，而是真诚、正派的爱情”。她并不是出色的对象；人们说她拘谨和古怪。那么，是什么使这么高贵的爵士拜倒在她脚下呢？旁观者报以嘲笑、轻蔑和诽谤。“我担心别人预见到我们将来会不幸，”玛格丽特在给侯爵的信中写道，“尽管我们自己并不这么看，否则他们不会这样费心地要拆散我们的爱情。”还有“圣日耳曼[66]流言蜚语很多，说我给你写信太多”。“请考虑到我有仇人。”她警告他说。但是这婚姻显然是完美的。喜爱诗歌、音乐和戏剧创作，对哲学感兴趣，相信“没有人知道或能够知道任何事物的原因”，气质浪漫大方的公爵，很自然地被这个自己写诗，有相同哲学思想的女子所吸引，她对他不仅充满艺术家对艺术家的钦佩，而且充满一个受到他的慷慨保护和救助的敏感生灵的感激之情。“他能认可那些被许多人指责的羞怯，”她写道，“……虽然我害怕结婚，尽可能避免与男人接触，但我……却没有力量拒绝他。”她陪伴他度过了漫长的流亡岁月；她同情地（如果不是理解地）参与了管理和购买马匹之事，公爵把那些马驯得如此矫捷，看到它们纵跃、环奔、立起旋转时，西班牙人画着十字说“奇迹[67]！”她相信当他走进马厩时，马儿们甚至欢喜得“一个劲儿蹬地”。护国主摄政时期[68]她在英国为他辩护，王政复辟[69]后他们回到英国，在僻静的乡村隐居，过着与世隔绝而极其满足的生活，写剧本、诗歌、哲学，欣喜若狂地阅读对方的作品，谈论偶然遇到的自然界的奇迹。他们被同时代的人嘲笑，贺拉斯·瓦尔波尔[70]讥讽过他们。但是毋庸置疑他们生活得非常快乐。
因为玛格丽特现在可以不受打扰地从事写作。她可以为自己和仆人设计服装。她可以用越来越难以辨认的字迹越来越快地书写。她甚至奇迹般地使她的剧本在伦敦演出，她的哲学思想被博学的男人们谦恭地阅读。它们至今立在大不列颠博物馆里，一本又一本，充满着一种扩散的、不安的、扭曲的活力。秩序、连贯、论点的逻辑发展是她所不知道的。她无所顾忌。她有儿童的不负责任和公爵夫人的傲慢。最古怪的幻想来到她身边，她骑在它们背上走远。我们仿佛听到她在思想沸腾的时候，大声呼唤拿着笔坐在隔壁房间的约翰，“约翰，约翰，我有构思了！”然后便一泻而出——无论是什么内容：有意义或无意义；关于妇女教育的思考——“女人像蝙蝠或猫头鹰那样生活，像牲畜一样干活，像虫子一样死去，……最有教养的女人是头脑最开化的女人”；或许是当天下午独自散步时突然产生的想法——为什么“猪会得囊虫病”，为什么“狗欢喜时会摇尾巴”，或星星是由什么构成的，侍女拿来给她的这个蛹是什么（她把它放在自己房间角落里暖着），如此等等。她从一个话题飞到另一个话题，从不停下纠正，“因为制作比修补更有乐趣”，大声对自己谈论所有那些充满她的头脑，永远给她带来娱乐的东西——战争、寄宿学校、砍伐树木、语法和道德、怪物和英国人、小剂量的鸦片是否对精神病人有益、为什么音乐家都是疯子。仰望苍穹，她更加雄心勃勃地猜测月亮的性质，星星会不会是燃烧的果冻；俯视水面，她想问鱼儿是否知道海水是咸的；怀疑我们的脑袋里充满了仙女，“因为我们这样亲近上帝”；思索在我们的世界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世界，想象下一趟船可能带来新世界的消息。总之，“我们一无所知”。而同时，思考是多么快乐！
当这些庞杂的书籍从威尔贝克[71]那庄严的幽居中问世后，通常的评论者们提出了通常的反对，她就需要根据她的心情，在每本书的前言中加以回答、蔑视或争辩。例如，他们说她的书不是她自己写的，因为她用了学术上的词语，“写到许多在她知识领域之外的东西”。她奔向她的丈夫求助，他以特有的性格回答说，公爵夫人“从来没有与任何所谓学者交谈，除了她的兄弟和本人”。而公爵的学识具有特殊的性质。“我在广阔的世界里生活了很久，思考我的感官带给我的东西，多于与学者交谈而接受的东西；因为我不喜欢被权威和古人牵着鼻子走；权威定论对我不起作用。”然后她拿起笔，用孩子的骄蛮和轻率向世人保证她的无知是质地最好的。她只见过笛卡儿[72]和霍布斯[73]，没有向他们提问；她倒是请过霍布斯先生来吃饭，但他来不了；她经常不听人家对她讲的话；她一点不懂法语，尽管在国外住了五年；她只在斯坦莱[74]先生的文章中读到过那些老哲学家；笛卡儿的书她只读过半本《论感情》；霍布斯的书只读过“那本叫做《论公民》的小册子”，这一切都充分证明了她天生的才智，它是如此丰富，外来的帮助令它感到痛苦，如此诚实，不愿接受别人的提携。从完全无知的平原上，从她自己的意识那未开垦的土地上，她计划建立一套哲学体系，以取代所有其他哲学。结果并不很幸运。在这种宏大结构的压迫下，她的天才，曾使她在第一本书中对麦布女王[75]和仙境做过迷人描绘的那种新鲜可爱的幻想完全消失了。
女王住在贝壳制造的宫殿，
宫中挂着薄薄的彩虹帐幔，
第一次进去眼前五光十色；
房间的墙壁是光亮的琥珀，
当火焰靠近时便发出清香；
她的床是樱桃核雕镂而成，
上面挂着一片蝴蝶的翅膀；
在鸽子眼皮做成的床单上，
放着一只玫瑰花苞作枕头。[76]
她年轻时能够写出这样的文字。但是她的仙女们就算幸存下来的话，都长成了河马。她的祈祷得到了太慷慨的回报：
赐予我自由高贵的风格，
看上去无拘无束，哪怕是狂野。[77]
她的文章中开始出现缠绕、扭曲和牵强的比喻，下面这段是最短的但不是最极端的例子之一。
人的脑袋好比一个城镇；
嘴巴满着时是集市开张，
空着的时候是集市关闭；
城里的河渠有两个管口，
就是鼻子上的一对鼻孔。[78]
她积极地、不协调地、没完没了地使用比喻；大海变成了草地，水手变成了牧羊人，桅杆变成了五朔节花柱。苍蝇是夏季的小鸟，树木是参议员，房屋是船只，就连比凡间一切（公爵除外）更受她青睐的仙女们，也被变成了钝原子和锐原子，参与她喜欢为宇宙安排的那些可怕行动。的确，“我的与众不同小姐有一种奇怪的扩展的才智”。更糟的是，她没有一点戏剧才能，却转向了剧本创作。这是个简单的过程，在她脑海中翻腾的不好处理的思想被命名为富戈登、贱莫尔、狗爵士等，围着一位聪明博学的女士，喋喋不休地争论灵魂的组成或美德是否比财富更有益，她用我们似曾听过的语气十分详细地回答他们的问题，纠正他们的谬误。
然而有时候，公爵夫人会到外面走动。她会亲自出门，披着无数宝石和裙褶，去访问周围的贵族。她的笔立即报告了这些旅行。她记录C.R.女士如何“在公共场合殴打她的丈夫”。还有F.O.先生，“我难过地听说他如此低估他自己的出身和财产，娶了一个厨房女佣”；“P.I.小姐变成了一个圣洁的灵魂，一个宗教姐妹，她不再卷头发，黑斑点变得令她憎恶，系带的鞋子和套鞋是通向骄傲的阶梯——她问我认为祈祷时什么姿势最好”。她的回答也许是难以接受的。“我再也不会轻率地去那儿了”，她就一次这样的“闲聊”说道。我们可以猜想，她不是一个受欢迎的客人，也不是很热情的女主人。她有一种“自夸”的习惯，把客人都吓走了，她也并不感到难过。事实上，威尔贝克是最适合她的地方，她自己是最投契的同伴，亲切的公爵出出进进，带着他的剧本和构思，随时愿意回答一个问题或反驳一个诽谤。也许是这种孤独使得尽管行为贞洁的她使用了后来令埃格顿·布利吉斯爵士大为不安的语言。他批评她的文字是“在宫中长大的贵妇言谈中流出的极其粗糙的语汇和形象”。可是他忘记了这位女士早就不再经常出入宫中；她主要与仙女交往；她的朋友是故去的人。她的语言自然是粗糙的。不过，尽管她的哲学徒劳无益，她的剧本令人难以忍受，她的诗歌大多很乏味，但公爵夫人的大部分作品都被几分真正的火焰所照亮。我们不由自主地被她乖僻可爱的性格吸引，随着它曲曲折折、闪闪烁烁地在一页页文字间穿行。她有错乱和幼稚，但也有一种高贵、活泼的、堂吉诃德式的精神。她的简单是如此公开，她的智力如此活跃，她对仙女和动物的同情是如此真挚而温柔。她有精灵的古怪，某些非人的生物的任性、无情和迷人之处。尽管“他们”，那些可怕的批评家们，从她还是个在宫中不敢抬头的羞涩少女时起就一直在嘲笑她，却没有几位批评家费神去思考宇宙的性质，或对被捕猎的野兔的命运有一丝关心，或像她那样希望与“莎士比亚笔下的傻瓜”交谈。至少现在，嘲笑声并不全在他们一边。
但当时他们仍在嘲笑。当传闻疯狂的公爵夫人要从威尔贝克来进宫朝见时，人们涌到街上去看她，佩皮斯先生的好奇心使他两次去公园等她经过。但她马车周围挤得太厉害，他只瞥见她坐在银马车里，侍从们穿着天鹅绒外衣，她头上戴着天鹅绒的帽子，鬓发垂在耳边，他只有片刻从白色的车帘间看到一位“非常标致的女人”的面庞。她驱车从围观的伦敦人中穿过，他们都挤着想看一眼那位浪漫的女士，她站在威尔贝克的那幅肖像里，眼睛大而忧郁，仪态中有某种过分讲究的和奇异的东西，纤长的手指轻触桌面，带着自信流芳百世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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