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读者-笛福[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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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纪念的记录者有时会担心他在度量一个逐渐缩小的幽灵,不得不预言它即将消失。这种担心对于《鲁滨孙飘流记》不仅不存在,而且连想一想都是荒谬的。《鲁滨孙飘流记》在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就有两百岁了,这或许是事实,但是不仅没有像通常那样令人猜测现在和将来是否还有人读它,相反,两百周年令我们惊讶《鲁滨孙飘流记》这本不朽的作品居然只存在了这么短的时间。这本书像是民族自发的无名作品,而不是一个人头脑的成果。说到它的百年纪念,我们觉得还不如去设想巨石阵[89]的百年纪念。这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到我们在孩提时都听大人念过《鲁滨孙飘流记》,因此对笛福和他的故事的感情很像希腊人对荷马的感情。我们从未想到有笛福这么个人,如果听说《鲁滨孙飘流记》是一个人用笔写出来的,我们会感到不舒服,或是觉得很扫兴。童年的印象是最长久最深刻的。现在我们仍然觉得丹尼尔·笛福的名字没有权利出现在《鲁滨孙飘流记》的扉页上,如果纪念这本书的二百周年,我们仿佛在有点不必要地暗示它像巨石阵一样依然存在。

    这本书的家喻户晓对它的作者有一些不公;它虽然给他带来了某种匿名的光荣,却掩盖了他还写过其他书的事实。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些书我们小时候没有听人念过。因此,当《基督教世界》的编辑于一八七〇年呼吁“英国的男孩和女孩们”在被闪电劈坏的笛福墓上立一块纪念碑时,大理石上镌刻的是纪念《鲁滨孙飘流记》的作者。没有提到《摩尔·佛兰德斯》,鉴于该书以及《罗克珊娜》、《辛格顿船长》、《杰克上校》等作品的主题,我们无需对这种省略感到惊讶,尽管可能会感到不平。我们可能同意笛福传记的作者莱特先生所说,这些“不是摆在客厅桌子上的作品”。然而,除非我们认可将那件有用的家具作为品位的最终裁判,否则我们定会惋惜,这些作品表面上的粗糙,或是《鲁滨孙飘流记》的盛名使它们的名气比应得的小得多。在任何像样的纪念碑上,至少《摩尔·佛兰德斯》和《罗克珊娜》应该和笛福的名字刻得一样深。它们排在称得上无可争议的伟大的少数英国小说之列。它们名气更大的同伴的二百周年生日也令人思考它们的伟大从何而来(这伟大与它的伟大有如此多的共同之处)。

    笛福晚年才成为小说家,比理查逊[90]和菲尔丁早了许多年,是小说的最早创始人之一。不过关于他的先导地位没有必要多讲,只需提到他写小说时有一些概念,部分地来自他是最早实践这种形式的人之一。当时小说必须用讲述真实的故事和宣传正确的道德来证明自己存在的理由。“用虚构来提供一个故事当然是最可耻的罪恶,”他写道。“这是一种说谎,它在心中留下一个大洞,说谎的习惯逐渐形成。”所以他在每本书的前言或正文中,总要费心地强调他没有虚构而是以事实为依据,他的目的很高尚,希望劝转堕落者和警告天真者。幸好这些原则与他的自然禀赋十分吻合。在他开始写小说前,六十年的丰富阅历已将许多事实播撒在他心底。他写道,“我曾经用这两句话概括我的生活”:

    没有人尝过更多的命运变幻,

    我十三次从富有变成穷光蛋。

    写《摩尔·佛兰德斯》之前,他曾在纽盖特监狱[91]待过十八个月,同小偷、海盗、土匪和伪造货币者交谈。然而,生活和偶然把事实塞到你面前是一回事,贪婪地吞下它们并保持不可磨灭的烙印是另一回事。笛福不仅了解贫困的压力并与其受害者交谈过,而且那种不受保护的生活,暴露在环境中,被迫自谋生路,对他的想象力来说是他艺术的恰当材料。在他每本伟大小说的开头几页,他总是让男主人公或女主人公陷入孤立无援的悲惨境地,以致他们的生存必须是不断的挣扎,能否活下去完全凭运气和自己的努力。摩尔·佛兰德斯在纽盖特监狱出生,母亲是个罪犯;辛格顿船长小时候被拐走,卖给了吉卜赛人;杰克上校尽管“出身高贵,却沦落为扒手的学徒”;罗克珊娜开始运气好些,但十五岁结婚之后,她目睹丈夫破产,留下她和五个孩子,“处境惨不堪言”。

    所以,这些男孩和女孩一开始就要在世界上挣扎,为自己奋斗。这样造成的情形很符合笛福的口味。他们中最突出的摩尔·佛兰德斯从一出生或最多过了半年,就受到“最可怕的魔鬼——贫穷”的驱使,从刚会缝补起就不得不自己谋生,四处漂泊,不需要她的创作者提供他不能提供的微妙家庭氛围,而需要利用他对陌生的人情风俗的全部知识。从一开始她就必须证明自己存在的权利,她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机智和判断,用她自己头脑中形成的经验道德来处理每个紧急情况。故事的活泼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她在很早时就违背了公认的法律,从此便享有了被驱逐者的自由。她真正过舒适安定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从开头作者特殊的才华就显示出来,避免了奇遇小说的明显危险。他让我们了解到摩尔·佛兰德斯是一个独立的女人,而不只是一系列奇遇的材料。为证明这一点,她开始像罗克珊娜一样,热烈地(尽管是不幸地)陷入恋爱。她必须唤醒自己,嫁给另一个人,非常仔细地考虑她的财产和前途,这并不能辱没她的感情,而应归咎于她的出身。她像笛福笔下的所有女人一样,是一个理解力很强的人。因为她在自己需要的时候会毫不顾忌地说谎,所以当她说真话的时候,那些话中有一种不可否认的东西。她没有时间浪费在精细的个人感情上;一滴眼泪,片刻的绝望,然后“故事继续进行”。她有一个喜欢面对风暴的灵魂。她喜欢使用自己的力量。当发现她在弗吉尼亚嫁的男人是她的亲哥哥时,她感到极端的厌恶,坚持要离开他;但一到布里斯托尔,“我就去巴思[92]散心了,因为我还远远不老,我一向快活的心情还是非常快活”。她并不是没有心肝,也不能说她轻浮;只是生命让她高兴,生气勃勃的女主人公让我们大家跟着她走。而且,她的野心中有一点想象力,使之可以列入高尚的感情。她固然是精明实际,但也渴望浪漫和她心目中绅士应当具备的素质。“他真是一个侠义的人,这更让我难过,栽在一个好汉而不是一个恶棍的手里甚至有一点安慰。”她在对一个拦路强盗隐瞒了她的财产之后写道。与这种脾气一致,她对她最后的伴侣感到自豪,因为他们到种植园后,他拒绝干活而喜欢打猎。她乐于给他买假发和银柄的宝剑,“好让他看上去像个非常高贵的绅士,他实际上就是。”她喜欢热天气也与此一致,还有她亲吻儿子踩过的土地时的那种激情,她大度地宽容每种缺点,只要不是“完全的人格卑鄙,在上面时专横跋扈,在下面时垂头丧气”。对于其他一切她都只有善意。

    这位老练的女罪人的品质和优点还远没有列完,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博罗[93]提到的伦敦桥上买苹果的女人称她为“神圣的玛丽”,把她的书看得比自己摊上所有的苹果还贵;为什么博罗把这本书拿进摊棚里,一直看到眼睛发疼。但我们细述这些性格的表现只为证明摩尔·佛兰德斯的创作者不只是一个精确地记录事实而没有心理学概念的记者。的确,他的人物自己发展丰满,仿佛不顾作者的想法,也不完全合他的心意。他从不花时间强调任何微妙或感伤之处,而是平静地写下去,仿佛不知道它们的存在。一点想象的笔触,如王子坐在儿子的摇篮边,罗克珊娜注意到“他多喜欢看他睡觉”,对我们似乎比对他更有意味。他写到需要把重要的事情告诉另一个人,以免像监狱的那个小偷一样在睡梦里讲出来。在这段现代得令人惊奇的论述之后,他又请读者原谅他的离题。他似乎把他的人物深深记在心里,能够以他自己也不完全清楚的方式体验他们。像所有不自觉的艺术家一样,他在作品中留下的金子比他同时代人能发掘出的更多。

    因此,我们对他的人物做的诠释很可能使他感到迷惑。我们能发现他对自己都小心隐藏的意义。所以我们对摩尔·佛兰德斯的欣赏会远远超过对她的批评。我们也不能相信笛福对她的罪过的程度有精确的定论,或是他不知道自己在思考放荡者的生活时提出了许多深刻的问题,并且暗示了(如果没有明说)与他宣称的信仰有很大出入的答案。从他关于“妇女教育”的文章中我们看出他想得很深,远远领先于他的时代。他对妇女的能力评价很高,并认为她们受到的待遇很苛刻。

    我经常想这是世界上最野蛮的风俗之一,作为一个文明的基督教国家,我们却不让妇女享有学习的权利。我们天天指责女人愚蠢和无礼,但我相信,如果她们受到和我们同等的教育,她们身上这些毛病会比我们少。

    女权倡导者们也许不愿意把摩尔·佛兰德斯和罗克珊娜作为他们的偶像;但显然笛福不仅想让她们就此问题说出一些非常现代的观点,而且把她们放在特定的环境中,使她们特殊的艰辛引起我们的同情。摩尔·佛兰德斯说,妇女需要的是勇气,“站定脚跟”的力量,并随即对这样做的好处做出实际的证明。罗克珊娜,一位具有相同信念的女性,更敏感地抗议婚姻的奴役。那位商人对她说,她“在世界上开创了一件新鲜事”;“这是一种对普遍做法提出异议的方法”。但笛福是最不会有赤裸裸说教的嫌疑的作家。罗克珊娜吸引我们是因为她全然不知她会在任何好的意义上成为女性的榜样,因而她能够承认她的部分观点“有点高级,其实一开始根本没在我脑子里”。知道自己的弱点,并因此而诚实地怀疑自己的动机,这使她保持有血有肉,而那么多问题小说中的殉道者和先驱们都萎缩到只剩了各自教义的空架子。

    但笛福令我们钦佩之处不在于可以说他提前表达了梅瑞狄斯的某些观点,或写了一些可以由易卜生改编为剧本的情节(有这样奇怪的提议)。无论他对妇女地位持什么看法,它们都只附属于他的主要优点,这就是,他描写事物重要而持久的一面,而不是琐细而短暂的一面。他常常是单调的。他能模仿科学考察者那种精确的平铺直叙,直至我们想不到他的笔能够描写或他的大脑能够想出算不上事实的东西来减轻它的枯燥。他省略了整个植物世界,以及大部分的人性。这些我们都可以承认(尽管我们必须承认许多被我们称为伟大的作家身上同样严重的缺陷),但这并不损害剩下的特殊优点。一开始就限制了他的范围和目标,他达到了一种洞察的真实,这比他自称追求的事实的真实要珍贵得多,也更持久。摩尔·佛兰德斯及其朋友们令他感兴趣,不是因为他们(像我们说的那样)“别具一格”;也不是因为他们(像他断言的那样)是堕落生活的例子,可以让人们引以为戒。吸引他的是他们那由艰苦生活而养成的本性的诚实。他们没有借口,没有仁慈的保护来遮掩他们的动机。贫穷是他们的主人。笛福对他们的缺点只做了口头上的评判,但他们的勇气、机智和诚实令他喜欢。他发现他们的交往中充满了有益的谈话、有趣的故事、相互的信任,以及朴素的道德。他们的命运有他一生中赞美、喜爱和惊叹的那种无限多样性。首先,这些男人和女人能自由地公开谈论从远古起就驱动人类的那些激情和欲望,因而即使现在他们的活力也没有减少。坦率面对的每样东西都有一种尊严。就连肮脏的金钱,这个在他们经历中起了如此大作用的东西,当它不是代表安逸和地位,而是代表荣誉、诚实和生活本身时,也变得不再肮脏,而是悲剧性的。你可以说笛福单调,但绝不能说他只注意琐碎的事情。

    确实,他属于那一类伟大的朴实派作家,其作品建立在对人性中最持久、尽管不是最诱人的东西的了解上。从汉格福桥看到的伦敦让人想到他,灰蒙蒙的,庄严厚重,混合着交通和贸易的嘈杂声,如果不是船桅和城中的高塔和圆顶,会显得平凡乏味。街角捧着紫罗兰的衣衫褴褛的女孩,耐心地在拱门下摆出她们的火柴和鞋带的老太婆,看上去像他书中的人物。他属于克雷布[94]、吉辛[95]一派,不是他们的同学,而是他们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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