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读者-漫谈伊夫林[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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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确保你的生日在三百年后被人纪念,最好的办法是写日记。只是先得拿准你有勇气把自己的天才锁在一本私人笔记本里,并有心情为只有在坟墓里才会得到的名气沾沾自喜。因为好的日记作者要么仅仅为自己而写,要么为遥远到可以倾听每个秘密,公正地衡量每个动机的后代而写。对这种读者既不需要伪饰也不需要拘谨。他们要求的是真诚、细节、内容;写作技巧固然有用,却不必才华横溢;天才甚至是一种妨碍;如果你懂得要领,有气概地去做,后代会让你与伟人交往,报道著名的事件,或与第一夫人睡过觉。

    使我们记住约翰·伊夫林三百周年诞辰的这本日记便是一个例证。它有时写得像回忆录,有时简单得像日历;但他从未在其中透露他内心的秘密,他写的所有内容都可以在晚上平静地读给他的孩子们听。如果我们想问,看来这是一个好人的平凡之作,为什么还要去读它呢?我们必须承认,首先,日记永远是日记,是我们在养病时、马背上、临终前读的书。关于这种阅读有过许多美妙描述,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幻想和消磨时光;手捧一本书躺在椅子里;看着大丽花上的蝴蝶;一种无利益的消遣,还没有批评家费心去研究,只有道德家会为它说一些好话。他会承认它是一种清白的活动;并且会说,在防止人类改变信仰和谋杀国君方面,快乐(即使是从细小的地方获得)可能比哲学或布道坛起了更大的作用。

    在进一步阅读伊夫林的日记前,最好想一下我们现代人的快乐观与他的区别在哪里。无知,当然,无知是其根源;他的无知,和我们的相对的博学。阅读伊夫林的外国游记的人,无不羡慕他思想的单纯和他的实践活动。举个简单的例子——那只蝴蝶在园丁推着小车经过时保持不动,但如果他用耙子的阴影轻轻拂一下蝴蝶的翅膀,它会马上警觉,立刻飞走。因此我们会想到,蝴蝶看不见但能够听见;在这一点上我们无疑是和伊夫林一样的。但是要像伊夫林那样进屋去拿把小刀来解剖一只红纹蝶的脑袋,二十世纪的任何正常人都不会这么干。个人来讲我们可能和伊夫林知道的同样少,但从集体来讲我们知道得如此之多,以至没有动机去从事个人的发现。我们去找百科全书,而不是剪刀;在两分钟之内就不仅了解到比伊夫林一生所学更多的东西,而且了解到人类的知识是如此浩瀚,没有什么价值去拥有其中的一滴。无知,然而正当地相信用他自己的双手不仅可以增进他个人的,而且可以增进全人类的知识,伊夫林涉猎了所有艺术和科学,在欧洲大陆游历十年,以不倦的兴趣观察长毛的女人和懂道理的狗,做出如今只能用乡村井台边的老妇人的谈话相比的推论和猜测。她们说,今年秋天月亮比往年大好多,所以蘑菇长不出来,木匠的老婆会生双胞胎。伊夫林,皇家学院会员,一位文化和智力极高的绅士,也仔细地记录所有彗星和征兆,并认为一头鲸鱼游入泰晤士河是不祥之兆。一六五八年也发现过一头鲸鱼,“那年克伦威尔去世。”大自然似乎决心用现已收敛的狂暴和古怪来刺激她十七世纪的崇拜者的虔诚。风暴、洪水和干旱;泰晤士河结了坚冰;彗星在空中掠过。如果一只猫在伊夫林的床上产仔,小猫也必然长着八条腿、六只耳朵、两个身子和两条尾巴。

    还是回到快乐上吧。有时看来我们的祖先和我们之间一个无法消除的区别是快乐的来源不同。我们对同样的东西有不同的估价。其中一部分可以归结于他们的无知和我们的知识。但我们是否要推断无知能改变神经和感情?是否要相信与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一起生活对我们将是无法忍受的惩罚?我们是否会觉得必须因为莎士比亚的习惯而离开房间,或是必须拒绝伊丽莎白女王的宴请?也许。就连伊夫林这样一位非常文雅严肃的人,也挤进一间刑讯室,像我们挤着看狮子吃东西一样。

    ……他们首先用结实的绳子或小钢索捆住他的手腕,绳索一头绑在墙上一只离地面约四英尺的铁环上,然后用另一根绳索捆住他的双脚,一头系在地上比他的全长还多约五英尺远的另一只铁环上。这样斜吊在那里后,他们把一匹木马塞到拴着他双脚的绳子下面,使它绷得极紧,把他的关节都拉断了,最后把他的身体拉得出奇的长,他赤裸的身体上只穿了一条内裤……

    伊夫林一直看到结束,然后评论说“这情景看了很不舒服,我无法忍受再看一场”。就像我们会说狮子吼得太响,生肉太血腥,我们还是去看企鹅吧。撇开他的不舒服,有足够的差异令人怀疑我们看东西的眼光是否一样,娶老婆的动机是否相同,判断任何行为的标准是否一致。坐在那里观看肌肉撕裂,骨骼折断;当木马被升高,行刑人拿来一只牛角,把两桶凉水灌进那人的喉咙时也不畏缩;因为那人被怀疑抢劫又拒不承认,我们就容忍这种暴虐行为——这一切似乎把伊夫林放进了我们想象中隔离白沙堡[80]的地痞流氓的笼子里。只是我们显然犯了某种错误。如果我们可以讲,我们对痛苦的敏感和对正义的热爱证明我们所有的人类本能都同样地高度发展了,那样才能够说世界和我们都进步了。但是让我们来谈日记吧。

    一六五二年,当局势看上去相当不妙,“一切都掌握在叛党手中”时,伊夫林带着他的妻子、他的《血管图册》、他的威尼斯玻璃器皿和其他珍藏回到英国,在德普特福[81]过着一种有强烈保皇思想的乡绅的生活。上教堂、进城、清理账目、栽培花木——“新月,西风,我在塞耶斯庭院种植了果树”——他的时间过得和我们很相似。但是有一个区别,难以引用一两句话来说明,因为它散见于文中很多细小的地方。总的印象是他用了眼睛,视觉世界总是离他很近。所有这些关于建筑和花园、塑像和雕刻的记述,仿佛物体形象在户内和户外都扑面而来,在我们看来有些奇怪,因为视觉世界已经离我们如此之远。我们无疑有一千个理由,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为他找理由。只要有朱里奥·罗马诺、波利多雷、圭多、拉斐尔或丁托列托的图画、美观的房屋、风景或典雅的花园,伊夫林就会停下马车观赏,打开日记本写下他的看法。八月二十七日伊夫林与雷恩博士[82]等人一起在圣保罗大教堂勘察“那座古老庄严的教堂的整体风化情况”;赞同雷恩博士的又一个判断;想给它造一个“宏伟的圆顶,一种在英国还未见过,但非常优雅的教堂式样”,得到雷恩博士的同意。六天后伦敦大火改变了他们的计划。又是伊夫林,在独自散步时往“我们教区田野上一间贫穷的茅屋里”看了一眼,瞅见一个小伙子在刻十字架,被一股证明他独具慧眼的热情征服,把格林灵·吉本斯[83]及其雕刻作品带进了宫中。

    顾及小虫子的痛苦,体贴女佣的权利,这固然很好。但此外如果闭上眼睛能够看见一条条由美丽房屋组成的街道,那该是多么愉快啊。花儿鲜红;苹果在下午的阳光中泛着玫瑰镀金的光泽;图画有迷人的魅力,尤其是当它表现祖父的性格,使从这个严厉的面孔繁衍下来的家庭显得尊严时。但这些只是零星碎片——一个已经变得极其单调的世界上残存的美丽。我们指责他残酷,伊夫林完全可以指着贝斯沃特和克拉彭附近地区来回答;但如果他说现在一切都没有性格和信仰,没有一个英国农民床头放着一口空棺材来提醒他死亡之数,我们却不能马上有效地反驳。的确,我们喜欢乡村。伊夫林从来不看天上。

    言归正传。复辟之后伊夫林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很高的造诣,在我们这个专家的时代看来,这是很不简单的。他应聘处理公共事务;他是皇家学会的秘书;他撰写剧本和诗歌;他是英国树木和园林方面的第一个权威;他为伦敦的重建提出了一个设计方案;他调查减少烟尘的问题——据说圣詹姆斯公园的椴树就是他思考的结果;他受托撰写英荷战争的历史——总之,他完全胜过了《公主》中那位在许多方面与他相似的乡绅。

    他家饲养的牛羊膘肥体壮,

    他培植松树和硕大的甜瓜,

    资助过三十多种慈善团体,

    写过论鸟粪和谷物的小册子,

    还是最能干的地方法庭主席。[84]

    这些他都符合,他与沃尔特爵士[85]还有一个丁尼生未曾提到的共同特点。他是个(我们不禁这样怀疑)有些无聊的人,有点吹毛求疵,有点居高临下,有点太自以为是,对别人的优点有点迟钝。否则,是什么部分地抑制了我们的同情呢,也许是由于某种用“虚伪”来形容又太重的矛盾。他虽然对他那个时代的恶习表示不满,却不能远离这些恶习的中心。宫廷的“奢侈荒淫”、“耐莉夫人”[86]隔着她花园的围墙与查理二世“十分亲密地交谈”,让他极为反感;但是他始终不能下决心与宫廷决裂,到“我简陋而安静的小屋”隐居,那小屋当然是他最珍爱之物,也是英国的名胜之一。还有,尽管他很爱女儿玛丽,她的死带给他的悲痛也没有妨碍他清点在她葬礼上有多少辆六匹马拉的马车。他的女友们将品德与美貌结合到如此程度,我们几乎不能再说她们具有才智。至少,他在一本真挚感人的传记中赞美过的那位可怜的戈多尔芬夫人,就“喜欢参加葬礼”,并习惯地挑选“最干最瘦的肉”。这也许是天使的习惯,但并不让人觉得她与伊夫林的关系多么吸引人。还是佩皮斯概括了我们对伊夫林的微辞;佩皮斯在一上午的款待之后说:“总之他是个非常优秀的人,必须稍微允许他有一点骄傲;但他有理由这样,因为他比别人高出这么多。”这话一语中的,“他是个非常优秀的人”,但是有一点骄傲。

    佩皮斯还让我们产生另一个想法,不可避免,不太必要,或许不太仁慈。伊夫林不是天才。他的文章晦涩而不明晰;我们看不到深度,看不到内心非常隐秘的活动。他不能使我们超越理智地憎恨弑君行为或喜爱戈多尔芬夫人。但他写了一本日记,而且写得非常好。即使在我们打瞌睡的时候,那位过去的绅士仿佛穿越三百年时间建立了一种可察觉的交流感应,未曾特别强调任何东西,停下来幻想,停下来一笑,或仅停下来看看,但我们一直都在注意。例如他的花园——他对它的贬低是多么令人愉快,他对别人花园的批评又是多么尖刻!我们可以确信,塞耶斯庭院的母鸡下的蛋是英国最大的,当沙皇[87]驾车碾过树篱时,那是怎样的一场灾难,我们可以猜想伊夫林夫人怎样掸灰和擦拭,伊夫林本人怎样抱怨,他是多么刻板、高效和可靠,多么喜欢提出忠告,多么喜欢大声朗诵自己的作品,多么慈爱,此外,悲痛但不过度(因为这个面孔严肃而敏感的男人从来都不会过度)地哀悼小神童理查德的夭折,记录怎样“在晚祷之后我的孩子被埋在他的兄弟们旁边——我亲爱的孩子们”。他不是艺术家,没有一些语句留在脑海中,没有一些段落在记忆中累积,但作为一种艺术方法,这样详尽地记叙一天的故事,引入以后再没有提到的人物,导向从来没有发生的危机,介绍托马斯·布朗爵士但从不让他讲话,自有其迷人之处。在他的全文中,好人、坏人、大人物、小人物进来又出去。大多数人我们几乎没有注意;门关上,他们消失了。但是偶尔一闪而逝的后摆比整个人一动不动地坐在亮处给人以更多联想。他们没有摆姿势,没有整披风。他们没想到三百多年后会有人看他们翻越大门,或(像阿盖尔的老侯爵那样)发现鸟舍的斑鸠是猫头鹰。我们的目光从一个人移到另一个人身上;感情在这儿那儿停留——例如脾气暴躁的雷上尉,他养的狗咬死了一只山羊,他想开枪打山羊的主人,当他的马摔下悬崖时又想开枪打马;萨拉丁先生;萨拉丁先生美丽的女儿;雷上尉逗留在日内瓦向萨拉丁先生的女儿求爱;最多的是看到伊夫林本人,上了年纪,在他沃登的花园里散步,他的悲伤都已抚平,他的孙子很争气,拉丁文的引语恰当地从他嘴里冒出,他种的树木枝繁叶茂,蝴蝶在他的大丽花上翩翩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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