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战略

    1859年最后一个月，曾国藩踌躇满志。此次未能去四川，正合他意。关键是，咸丰下令要他平定安徽时，同时命令湖南、湖北、安徽的长官们，要全力支持曾国藩。自此，曾国藩的境况为之一变，兵饷有了保证，又由于他参透了官场玄机，所以处处有人相帮，处处得手。这是曾国藩带兵生涯中一个关键转折点，也是他日后功成名就的基石。

    1859年年末时，如果站在云端俯瞰太平天国，就会发现它和曾国藩的境况截然相反，太平天国的四面八方都有清军与之作战。尤其是当石达开带领天国主力出走后，太平天国危难重重，不过太平天国还有希望。后起之秀李秀成负责保卫南京，陈玉成负责保卫安庆，抵挡清军侵犯安徽。这是两根天国巨柱，有他们在，短时间内看不出双方的输赢。

    咸丰要曾国藩去平定安徽时，曾国藩在头脑里已过了一百遍考虑多时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关键点就在安庆。

    他以战略家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首先向咸丰分析道：“自古以来办理窃号之贼与办理流贼有很大不同。什么是窃号之贼呢？就如洪秀全那样的，建立了伪政权，有根据地和明确的政治纲领。什么是流贼呢？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目的，缺少稳固的根据地，常常避实就虚、流动作战，也就是说，打一枪换个地方，有生之年一直在换地方，比如石达开。”

    对付石达开这样的流贼，曾国藩的方案是，坚守阵地，以待其至，挫其锋锐。对付洪秀全这样的窃号之贼的方案是，剪除其枝叶，然后直捣老巢。

    现在的重点不是石达开，石达开虽未穷途末路，但已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出什么名堂。关键是洪秀全，只要把洪秀全灭掉，其他流贼不足为虑。而灭掉南京的洪秀全，自然要先攻陷南京，攻陷南京的前提是剪其枝叶屏障，这枝叶包括两个，一个是安徽滁州，一个是安徽和州。若想剪除这两个南京的屏障，就必先得安庆。

    曾国藩的战略要点出来了：先打安庆。

    他说，南京伪政权所以长期不能被攻陷，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在大内讧之后力量复起，就是因为有滁州、和州与安庆以枝叶屏障，有陈玉成和那些幽灵般的捻军往来游击，屡次打败我们的军队。如果集中全部力量进攻安庆，陈玉成必然全力以赴，这样就能逼迫陈玉成做战略决战，如能攻陷安庆，消灭陈玉成兵团，南京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他最后说，攻陷安庆是头等大事，是中心目标，更是我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关键。当然，也是湘军气运兴衰的关键。

    曾国藩分析得没错。安庆是太平天国西方重镇，倘若安庆一失，从安庆到南京就无险可守。这也是为什么洪秀全让智勇兼备的陈玉成防守安庆的原因。曾国藩整个战略计划是完美的，咸丰非常认可，胡林翼的心里却七上八下。

    自从李续宾命丧三河镇后，胡林翼用兵谨小慎微。他叮咛他的将军们，从此以后，兵事以逼城为下策，力戒攻坚。这是曾国藩的思想，却被胡林翼落到实处。对于进攻安徽，胡林翼更是眼皮乱跳，安徽是太平天国长期占领的地区，已有稳固的群众基础，打安徽和打南京，危险程度差不多。

    曾国藩也这样看，却没有胡林翼那种胆怯。

    在进入安徽边界的阴冷夜风中，士兵们都打着冷颤，只有他浑身燥热，仿佛前方有一座希望的火焰山，熊熊炙烤着他。能有这样的感觉，是他和胡林翼共同谋划的方略，提升了他的热血沸腾指数。

    在进入安徽之前，他和胡林翼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谋划具体军事行动，最终确定了兵分四路平定安徽的高深计划。

    第一路由曾国藩担任指挥官，主力是曾老九曾国荃兵团，由宿松、石牌长驱直入攻安庆；第二路由太湖、潜山取桐城，多隆阿、湘军猛将鲍超担任指挥官；第三路由湖北英山、安徽霍山攻桐城，指挥任务落到胡林翼头上；最后一路迂回向北绕河南商城、固始奔庐州，由李续宾的老弟李续宜担任指挥官。

    李续宜得到命令后，莫名其妙，向北迂回到河南是南辕北辙，所以大为质疑曾国藩的高明计划。曾国藩急忙解释说：“这是皇上的意思，其实也不是皇上的意思，而是淮北漕运总督袁甲三的意思，其实呢，也不是袁甲三的意思，而是正在淮北驻军的胜保的意思。胜保是个胆小鬼，担心咱们对陈玉成大军全面进攻时，陈玉成会从淮北突围，他无法抵御，所以才让你绕路，你的主要任务还是保护胜保那笨蛋。”

    按曾国藩的分析，第二路最吃紧，由太湖、潜山取桐城，陈玉成必然冒死相救，这还只是外因，内因则是两位指挥官多隆阿和鲍超极不和谐。

    这个组合其实不是曾国藩的本意，而是胡林翼的安排。

    曾国藩向来反对把湘军划归非湘系将领指挥，所以当胡林翼把鲍超划给多隆阿时，曾国藩不禁气得胡子直抖。若是从前，曾国藩早就和胡林翼大吵大闹一通了，不过自从在老家脱胎换骨后，他没了这种斗气，和气成了他为人处世的主旋律。所以他只是默默地看着胡林翼调兵遣将，四路进攻安徽的大规划成型并付诸实施后，曾国藩也没有说一句话，他赞同这种方略，只是在具体实施上，他心中一直忐忑。

    这种忐忑很快变成现实。曾国藩的进军路线虽是走石牌攻安庆，但他前面就是太湖（地在安徽长江之北），也就是说，他必须要攻占太湖，才能继续进兵。太湖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它是由湖北进军安庆的通道，是敌我双方必争之地。与此同时，多隆阿兵团也抵达太湖，并将太湖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虽是隆冬，风里却裹挟着令人作呕的腥气。

    曾国藩站在太湖城战场外，捏着鼻子，眉头紧皱。这大概是个不吉利的预兆，两天前，他和胡林翼、多隆阿开了个战前会议。

    他怀疑胡林翼是被三河镇之战吓傻了，整个会议上对多隆阿俯首帖耳，毫无主见。

    按多隆阿这个半瓶醋的意见，他自己驻军于战场很远的新仓，湘军将领蒋凝学驻军新仓、小池之间，以阻截由潜山而来救援太湖城的陈玉成兵团，另一位湘军将领唐训方把军队一分为二，一部守石碑，夹击陈玉成，另外一半则在他的驻营周围担任警戒。至于鲍超，多隆阿向来和他有世界观的分歧，于是命令他驻军距潜山四十里的小池驿。

    多隆阿分配完三人的任务后，洋洋得意地看向曾国藩，他对曾国藩半命令半商量地说：“您的人马最多，有七千人，我看就去围攻太湖城吧。”

    曾国藩一肚子不忿，但他有高度儒学涵养，并不发作。当然，这也不是涵养的问题，还有见识。

    他知道那三位一定会对多隆阿的计划表示不满。首先是蒋凝学，他不无抑郁地指出，我这哪里是打长毛，简直是在保护多隆阿这蠢货。然后是唐训方，他哭笑不得，老子本来人就少，你还分出一部去给你当保镖，这仗怎么打。最后是大发雷霆的鲍超，鲍超对着胡林翼睁圆了牛眼：“老子驻守小池驿，那地方看着是平地，其实是陷阱，前有子潜山而来的陈玉成，后有太湖城的长毛贼，他们联合发作，我岂不成了肉包子？！”

    多隆阿自认为这次调度是他高度智慧的结晶，让他大失所望的是，百分之七十五的人都有异议。这让他想起圣贤的一句话：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他看向曾国藩。曾国藩自出山后已成了老好人，这种情况下，曾好人没理由不支持他这个最高统帅。

    他想错了。这是大是大非，甚至是人命关天的问题，曾国藩还有良知，绝不可能和稀泥。

    他未做过多的深思熟虑，因为他早就考虑得万分透彻，脱口而出道：“大人您的调度很欠考虑。鲍超置于危地不说，连我也会被您害死，我只有七千人，您让我七千人全去攻城，万一有个闪失，我连机动部队都没有。”

    多隆阿气冲斗牛，却找不到智慧反驳，而是向胡林翼使眼色，要他帮衬。胡林翼先咳嗽了一下，艰难地开口：“三河镇一役，咱们见识了长毛的厉害，我认为……”

    曾国藩插了他一嘴：“胡大人，三河镇战役就是因分兵才导致惨败，如今又要重蹈覆辙？”

    “曾大人，你这胆子，啧啧……”多隆阿也插了曾国藩一嘴，而且觉得这一嘴完美无缺地凌辱了曾国藩，因此内心洋洋得意。

    曾国藩看向他，目光里如同有锥子：“大人，兵者，生死存亡之大事也，怎可不慎？我向来主张集中兵力，您却分散兵力，仗打起来，有个三长两短，这个责任谁负？”

    这显然已不是官场老好人的态度，多隆阿正欲暴跳如雷，一个浑身尘土的探子冲了进来，气喘如牛地说道：“长毛陈玉成兵团来了！”

    会场一阵骚乱，仿佛陈玉成率领千军万马就在帐外。多隆阿擦拭着额头的汗，忘记了暴跳如雷，浑身战栗起来：“想不到陈玉成如此之快，诸位赶紧各就各位啊。”

    陈玉成来得并不快，曾国藩等人各就各位后，他才抵达桐城。

    虽然来得不快，但行动起来却快如闪电。

    他一抵达桐城，主力就急行军奔向鲍超的小池驿。没人告诉他这里是敌人防守最薄弱之地，他凭着多年战场经验，把赌注毫不犹豫地押了小池驿。

    他暂时押中了。当他的主力五万人围住鲍超，并发起进攻时，鲍超的三千五百人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叫喊，这叫喊中有“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也有深深的恐惧。

    他们凭借有利的地形，一次次击败陈玉成兵团的猛攻，但连被大炮轰得稀巴烂的石头都看出来，鲍超不可能守太久。

    多隆阿发现，如果不解救鲍超，他的命运也不可知。所以他不停地派出一千人组成的援军，奔向小池驿。这些援军像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

    鲍超被围攻得头昏脑涨，在战斗的间隙，他想睡一会，噩梦总是闯进来。在梦中，他看到李续宾满脸血污地伸出苍白的大手，对他乱抓；张开血盆大口，对他乱咬。这显然不是好兆头，鲍超不停地派出信使，到多隆阿处求救。

    多隆阿急如热锅上的蚂蚁，去救，有去无回；不去，下一个就是他。在他慌张失措、头疼万分时，曾国藩已迅速做出了反应。

    本来，他在围攻太湖城，太湖城中有一万太平军士兵，他的七千人根本就不够。不过这一万太平军有思维定势：守比攻重要，所以虽然数量上有优势，却不肯出城半步。曾国藩抓住这个对手的判断，分出一部去救援鲍超。

    这支部队和多隆阿派出的多支救援部队一样，在陈玉成兵团外围就被打得抱头鼠窜。鲍超在小池驿发出阵阵绝望的叹息，他认为，李续宾在地府里很孤独，借了陈玉成的手把他送去和其作伴。

    在绝望的空气中，鲍超接到了曾国藩千辛万苦才送来的信。

    曾国藩在信上沉着地说：“虽然你处于劣势，但陈玉成也没有绝对的优势，你们是胶着状态。我坚信，过不了多久，陈玉成久战无功，南京城里那个神经病洪秀全就会命陈玉成撤围。你咬牙坚持，坚持就一定能胜利。”

    鲍超向来崇拜曾国藩，把他看做正在成为圣人的人物，奉他的话为上天之言，但这次却犯起了嘀咕。湘军打仗，向来以保全自己为第一要务，鲍超此时最好的选择就是放弃抵抗，全线突围，凭鲍超兵团的作战能力，保存实力应该不难。可曾国藩却让他死守，他也知道必须要死守，否则小池驿一失，整个大局将彻底崩溃。

    鲍超的内心苦苦斗争纠缠了两天，最终决定听曾国藩的话，死守小池驿。他安慰自己说，曾大人向来都很靠谱，也许是得到可靠消息或者是得了上苍的暗示，所以才让自己死守的。

    鲍超大错特错。

    曾国藩是在一厢情愿地用谎言稳住鲍超，他和鲍超一样，急切地等待奇迹发生。

    人类历史就是这么怪诞，奇迹果然发生。1860年春节那天，陈玉成向小池驿鲍超的驻军发射多枚炮弹，以顶替炮仗庆祝春节。鲍超兵团在炮弹轰鸣声中从土里伸出脖子和手，互相作揖，也庆祝春节。战场气氛除了窒息的硝烟味外，很是融洽。因为炮弹之后，鲍超惊异地发现，陈玉成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开始有秩序地后撤，就如水中的涟漪，渐渐向外扩散。

    鲍超以为陈玉成在搞新花样，让他更惊异的是在后面，半个时辰后，陈玉成兵团在小池驿外围消失不见！

    鲍超猛然惊醒：“曾公说过，坚持一定就能胜利，看来曾公比诸葛亮还神奇。”

    曾国藩得到陈玉成撤军的消息后，忘记了身边有如云的谋士，忘记了曾大人本应保持的庄重，一跳三丈高，狂呼乱叫：“天不亡我们，天不亡我们。奇迹啊，奇迹！”

    世上没有绝对的奇迹，陈玉成匆忙从小池驿撤军，是因为洪秀全要他撤军。洪秀全要他撤军的原因是，他想在长江下游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攻势，击破围困南京多时的清军“江南大营”，以此消除南京的心腹大患。于是，陈玉成被迅速召回。

    这就是奇迹发生的原因，站在太湖方面看，它拯救了鲍超，拯救了曾国藩，拯救了湘军，乃至大清帝国。但如果换到南京角度看，这次奇迹，注定了下面大清的厄运和曾国藩的好运。

    解救左宗棠

    陈玉成的撤军是彻底的，太湖城和潜山的太平军守军都冲出城外，嗅着陈玉成兵团的气息撤回了南京。清军和湘军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安庆的这两座前沿阵地。

    曾国藩和多隆阿、胡林翼想不到胜利来得如此容易，立即改变原来四路进兵的计划，重新部署。多隆阿率清军进攻桐城，曾国藩则攻安庆，李续宜兵团则变成总预备队，随时对进展缓慢的人进行支援。

    多隆阿把最硬的骨头——安庆——扔给曾国藩，曾国藩竟欣然接受。连他本人都对自己的行为莫名其妙，胡林翼提醒他，进攻安庆就等于在进攻长毛的老巢南京，你一人能应付得来吗？

    曾国藩不知哪里来的干云豪气，说道：“凡事何须瞻前顾后，只要奋勇向前。”

    虽是这样说，但曾国藩却谨小慎微，像个大姑娘走夜路一样。他对前线指挥官们提出四点意见。

    一、抵达安庆城下，先围困两面，绝不可合围。必须先占据连通湘军其他部队的集贤关、桐城、青草塥之路，通往枞阳、庐江的长毛的后路，可不必扼死，令其可出可入。等兵力强大，再图合围。我们现在不能通水师，将来应该设法通之。

    二、集贤关必须扎营以通粮道，百人不成就千人，总之要保证集贤关的通道。

    三、青草塥是我军援应之地，要多派探子来往，越熟悉情况越好，桐城处也是如此。

    四、粮饷弹药应如何接济，要步步看清。至于攻打安庆的日期，不可轻率而定，没有十足的把握，不得妄动。

    以上四点，体现了曾国藩的军事风格：稳定压倒一切，不先求胜，先求立于不败之地。

    由此也可看出，曾国藩是个毫无灵性的人，至少在战场上，他的表现没有亮点，毫无激动人心的表演。然而正如世人所说，平平淡淡才是真。曾国藩正是靠了这种平淡无奇的军事风格，后来创建了光芒万丈的功业。

    遗憾的是，在一些天赋异禀的人眼中，曾国藩的军事风格简直比缩头乌龟还不如。这些天赋异禀的人中就有左宗棠，当时他正在曾国藩的大营中。

    左宗棠能在曾国藩大营，是曾国藩拯救的结果。此事要从左宗棠的性情说起。左宗棠在骆秉章幕府多年，深得骆秉章的信赖，骆秉章让他放手去干，于是本有的狂傲性情，加上外因的推波助澜，把他塑造成了“舍我其谁”“一意孤行”的狂人。

    湖南全省官员都发现，骆秉章只是个图章，左宗棠才是真正的湖南巡抚。

    左宗棠也真把自己当成了湖南巡抚，对湖南官员吆五喝六，指手画脚。假的若想成为真的，肯定会出事。

    某次，永州镇总兵樊燮因有事找骆秉章，骆秉章和从前一样要他去找左宗棠。樊燮就去找左宗棠，但没有和从前的官员一样向左宗棠请安。

    左宗棠咆哮如雷：“武官见我，无论大小，都要请安，你是怎么回事？！”

    樊燮也是个暴脾气，他指着左宗棠的鼻子，喷道：“老子是二品大员，你不过一个小师爷，我向你请安？你疯了吧。”

    左宗棠最忌讳别人提他的师爷身份，这是典型的对自己身份的不自信，他果然疯了，根本不管樊燮是练家子，上去就抽了对方一个大嘴巴。

    还未等暴怒的樊燮从椅子上站起来还击，左宗棠又一脚踢翻了椅子，樊燮闹了个四仰八叉。就地一滚，要扑上来和左宗棠玩命，旁边的卫士们急忙拉开他，左宗棠才算没有丢丑。

    本来，站在左宗棠角度来说，他得了便宜，此事就该到此为止。他却心气难平，怂恿骆秉章弹劾樊燮。当时地方上的军官，毛病多如驴毛，骆秉章随便找了些樊燮的罪过进行弹劾，樊燮的军服就被剥了。

    樊燮为官多年，纵然再无头脑，也会结交一两个好朋友。

    樊燮一脱下军服，他的一个好朋友拍案而起，此人非比寻常，正是湖广总督官文。官文对樊燮说，“左宗棠算个鸟，你去告他，我给你撑腰。”樊燮二话不说，一道状子送到了北京。他说左宗棠是“劣幕”——不是劣质幕僚，而是恶劣幕僚，还说左宗棠一官两印，嚣张跋扈，湖南官场尽人皆知。

    咸丰闻听大怒，发出谕旨，命湖北官员钱宝青去湖南彻查，如果情况属实，就把这个“劣幕”就地正法！

    骆秉章慌得直转圈，左宗棠还强作镇定，对骆秉章的惊慌嗤之以鼻。骆秉章自遇到左宗棠以来第一次训斥起左宗棠：“你呀，圣旨已下，钱宝青正在来长沙的路上。人家指责你那些事有几件是假的？你被砍头，还会连累我！”

    左宗棠惊愕地张大嘴巴，骆秉章不管他嘴巴张多大，跑进书房去写求救信了。这些求救信中，曾国藩就非常荣幸地收到了一封。

    在骆秉章的求救人中，本没有曾国藩。曾国藩虽然和左宗棠和好，但当年他守孝期间，左宗棠痛打落水狗的一幕，肯定还在曾国藩内心深处刻有印记。骆秉章不相信人性本善，纵然曾国藩不会在此时对左宗棠落井下石，也会袖手旁观。

    让他大感意外的是，曾国藩竟然快速地回了信，并且要他转告左宗棠，必死力相救。

    这是一种什么胸怀？骆秉章以为左宗棠知道这件事后会感动、羞愧地落泪。想不到，左宗棠只是一笑，说：“你们太小题大做啦，我本无事。”

    有事还是无事，恐怕他心里最清楚。曾国藩更是心知肚明，庆幸的是，钱宝青是他的弟子，曾国藩以老师的身份向钱宝青求情，钱宝青当然要卖曾老师这个面子。左宗棠这才毫发无损地离开了湖南长沙。

    站在湖南边界，举目四望，内心凄凉。他不知该去哪里，突然想到被樊燮举报的事，不禁仰天长叫：“我要去北京，到皇帝面前说个清楚。”

    这意思是，他要去北京做一回自我剖白和辩护！

    曾国藩听到这个消息，慌张失态，急忙向胡林翼明示：留住左宗棠，去了北京，就等于掉进了官文的陷阱。

    曾国藩考虑得非常周到，他自己不劝左宗棠，是怕左宗棠那怪异的自尊。左宗棠一向瞧不起他，这个时候他出来劝阻，只能是给左宗棠去北京火上浇油。

    胡林翼按曾国藩的指示写信给左宗棠说：“你万不可北上，因为陷害你的人并不会因为你离开骆秉章的幕府而善罢甘休，他或许正在四处布置，你去北京，等于是自投罗网。”

    这封信对左宗棠的人生起了关键作用。其实他去北京只是气愤难平的吆喝，根本毫无底气。如今有这样一封信到来，他迫不及待地停止了北上的脚步，一扭头，南下了。

    在南下的途中，他四顾茫然。其实在当时的环境下，除了曾国藩外，他再无可投奔之人。但他毕竟是左宗棠，去投奔一个从来就没瞧进眼里的曾国藩，心里还是解不开这个结。

    胡林翼的信又适时地到来，信中左旋右转地谈来谈去，最终归结到一点，曾国藩需要人才，您恰好是最出色的人才，您若不去，曾国藩恐难施展；您若去了，曾国藩必心花怒放，如虎添翼。您可以离开他，但他绝对少不了您。

    显然，信的内容是曾国藩的意思。他就怕左宗棠放不下面子来投奔他，于是才费尽心机让胡林翼出马。

    左宗棠来了，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曾国藩的军营。他不是真被那封信说动了，而是一心想做出点露脸的事的他在当时实在无处可去。

    左宗棠昂首阔步地一进辕门，曾国藩的心情就如同当年曹操闻听袁绍的心腹许攸来投奔，忘记了穿鞋飞奔而出一样，但他还是挤出点时间穿上了鞋，因为他几个月才洗一次脚，味道很浓。

    他跑向左宗棠，几乎是扑了过去，给左宗棠来了个炽热的熊抱。左宗棠有点受不了，这欢迎的礼节太隆重，显然超出了他的想象。

    二人就那样熊抱着，走进帐篷，互相让座，几个回合后，左宗棠发现如果他不先坐，那二人会一直让到明天天亮，于是索性坐下去。

    曾国藩也一屁股坐下，开始交谈。

    这种交谈据说持续了二十多天，左宗棠被曾国藩的热情感动得眼圈发红，双手直颤。

    然而，二人的蜜月相当短暂，当曾国藩在设定围攻安庆的军事计划时，左宗棠马上露出不屑来。不过，他只是嘀咕了几句，并未奔放地发作，因为他还惦念着曾国藩的救命之恩。

    他实在看不出曾国藩有什么伟大前途，按他智慧结晶的总结，曾国藩最高也就混个巡抚。无论是他，还是其他人，即使是曾国藩本人，也从未想过，他竟然能混到傲视江南的两江总督高位。

    洪秀全助力曾国藩

    只有相信运气在人生中的巨大威力，才算是真正懂得何谓人生。

    与生俱来的灵性和后天的努力固然重要，但运气比这些还要重要。曾国藩的运气就是太平天国高层在1860年年初的脑洞大开。

    八个月前，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gān）从香港辗转来到南京，洪仁玕和洪秀全不同，二人都信奉上帝，但洪仁玕是标准的基督徒，曾在多名西方传教士那里学习基督教教义。他是个很有灵性的人，不仅领悟了上帝的本意，而且还将其发扬到社会现实中去。

    他一见到洪秀全，看到南京当时岌岌可危的模样，就大发感慨说，“这个上帝的国度竟然衰弱如此，上帝知道会垂泪的。”感慨之后就精神抖擞地拿出了他的计划：要想破南京之围，不可力攻，只可智取。

    这个智取并非来源于上帝，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围魏救赵：先攻杭州，杭州是清政府财源之泉，清军必救，而解救的军队只有正在围困南京的江南大营；江南大营的军队必分兵去解救杭州，我们再回军猛攻江南大营，清军可破，南京之围可解。

    洪秀全听了这神出鬼没的计划，心花怒放。计划迅速被实施，这就是陈玉成兵团被慌张从小池驿召回的原因。

    这个计划的诱人之处在于，清政府、包括曾国藩都不曾预见到，已经江河日下、守势多于攻势的太平天国竟会大举进攻，而且是最被清政府重视、防御最强的杭州。

    1860年3月中旬，李秀成兵团悄无声息地突然出现在杭州城外围，浙江巡抚罗遵殿吓得屁滚尿流，慌忙向江南大营求救。江南大营总指挥和春果然中计，派出骁勇无比的悍将张玉良援杭。张玉良带走了江南大营最精锐的一支队伍，李秀成大喜过望，急速从杭州回兵南京，并会合陈玉成等太平天国将领，轻而易举地击破毫无抵抗能力的江南大营，和春仓皇出逃，太平军乘胜追击。

    两江总督何桂清焦急如焚，何桂清才能有限，若在太平盛世，还能胜任总督之职，但乱世下，他只能靠运气。

    命运之神并未眷顾他，江南大营的溃败，和春的逃跑，让他心里冰凉似水。太平军攻占丹阳时，何桂清一日向北京写数封求救信。他写的求救信越多，失守的城市就越多，苏州、无锡、常州等名城的败报一封接一封而来。

    后来，何桂清已没有心情写求救信了，他开始不停地逃跑，最后逃到了海上。海上虽风波汹涌，但毕竟没有血肉横飞，何桂清终于过起了消停日子。

    曾国藩却不消停起来。其实早在李秀成攻杭州外围时，曾国藩虽未对安庆发动攻势，却丝毫没闲着。咸丰得知太平军攻杭州城后，马上命令曾国藩和杨载福水陆东下，借此分散太平军对杭州的注意力。

    曾国藩接到圣旨时，江南大营已被攻破，局势正在加速恶化。当咸丰又要他去救援苏州、常州等地时，这两座城池的城墙已插上了太平军的旗帜。咸丰的圣旨不停地到来，前一封要他去救无锡，后一封几乎追上了前一封，又要他去保卫杭州。雪片一样的圣旨，在曾国藩眼中除了浪费上乘纸张外，毫无他用。

    他在当时刀兵四起、狼烟冲天的情况下，死死抱定自己的信念不放，那就是绝不放弃安庆，只要拿下安庆，一切困境皆可迎刃而解。

    当然，对东南各大名城的陷落，他不是没有反应。何桂清一逃再逃时，他痛心疾首，臭骂何桂清“下贱无耻”。依他之见，清军精锐就在何桂清指挥下，可这支精锐之师在何桂清手里竟如此不堪一击，一败再败。他认定一点：何桂清是个胆小鬼，只知逃跑，所以才引起军队的溃败。

    当李秀成夺取了苏州、常州等地，并稍稍稳定秩序后，曾国藩不禁悲呼：“苏州、常州失守，杭州亦岌岌可危，东南大局决裂如此，不知尚有何术可以挽回……”

    不要以为曾国藩在当时总是愁眉苦脸，背地里，他几乎乐翻天。

    当江南大营崩溃的消息传来时，曾国藩在他的心腹们面前情不自禁地眉飞色舞。在咸丰和他的幕僚们眼中，国家正规军虽不具备多少战力，但永远比曾国藩的湘军可靠，所以才将他们布置在离南京很近之地，让湘军在外围苦战，由正规军收最后之功。

    想不到啊想不到，清政府这最后的正规军力量竟如此不堪一击，被太平天国轻而易举剿杀，从此后，清政府再无别的选择，只能倚靠曾国藩的湘军。

    曾国藩很久以前就意识到，江南大营的正规军是他攀登功业高峰的绊脚石，如今这块绊脚石竟然被他最大的敌人洪秀全轻而易举地搬走，他怎能不乐？

    曾国藩即将到来的人生如恒星，亮得刺眼，而咸丰即将到来的人生晦暗如乌云。他畏缩在龙椅里，看着雪片般飞来的败报，连唉声叹气的力气都没有了。

    长久的沉默后，他终于问出了人问的问题：“曾国藩还没有动？”

    有人谨小慎微地回答：“也许动了，但消息还未到来。”

    “动个屁！”咸丰苦笑一声：“曾国藩是想要东西吧？！”

    没有人回答他，这已不言而喻。

    “我偏不给他！传旨，由胡林翼接替何桂清担任两江总督！”

    “不可！”一个苍老但异常劲道的声音在殿堂里响起，众人不必看，就知道这声音来自御前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很得咸丰信任的满人肃顺。

    肃顺眼界高明，思想开阔，自太平军造反、正规军一溃千里时，他就极力主张让才智双全的汉人领兵。胡林翼、骆秉章能大权在握，独当一面，就是得肃顺的举荐之力。

    咸丰被这声震了一下，正欲问，肃顺已侃侃而谈：“胡林翼在湖北，自他担任巡抚以来，湖北诸事都向好的方向发展，这全是胡林翼之功，未可擅动。不如就用曾国藩总督两江，如此，长江上下游都得人也。”

    咸丰想摇头，可他想上一想，觉得肃顺的话有点道理，如果他摇头，那摇头之后该怎么办？

    “就依你之见吧。”咸丰无可奈何地小声说道，突然像打了鸡血，吼起来：“让曾国藩赶紧动啊！”

    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的消息很快就传遍大江南北，曾国藩兴奋地真想向南京方向的洪秀全磕头。胡林翼要他招募兵勇，扩充湘军，放手大干。

    曾国藩眉飞色舞地对人说，苦熬了这么多年，今日终于“事权归一”“操持在我”了。当他心花怒放时，一道闪电射入脑海，这道闪电自然是中国传统智慧——月满则亏，越是站得高，越要万分小心。

    想到这里，他急忙跑进内室静坐，总算祛除了这过度兴奋的恶念。当他走出内室，心腹们齐刷刷地看向他，每个人眼中都充盈着希望的光芒。

    曾国藩坐下来，挺直了腰身，平静地说道：

    “开始吧！”

    这场在曾国藩人生中最重要的会议只开了半个时辰，就散了。因为胡林翼有点兴奋过头，并且让曾国藩执行他的宏大计划。这个计划近乎骇人听闻：除曾国藩围攻安庆的部队外，再招募两支部队，一支出扬州，一支出杭州，曾国藩居中指挥，三路汇合后，直奔太平天国巢穴南京，打洪秀全一个措手不及。

    胡林翼的计划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曾国藩看到心腹们吐沫横飞，在桌子上指手画脚、指点江山的神韵惊倒众生，不禁皱眉不语。

    众人发现曾总督只字未语，都闭了嘴。曾国藩和开会前一样，吐出三个字：散了吧。

    左宗棠留了下来，挺着胸脯，嘴角上扬地盯着曾国藩。

    曾国藩知道左宗棠有话说，而且是不太受用的话。

    左宗棠向来快人快语，今天同样如此，他等曾国藩彻底坐定，语速飞快地说道：“你这个两江总督不好当。表面看你掌握大权，总算熬出了头，得到中央政府的重用和新任，其实你现在是火中取栗，艰难得很。长毛已占有苏南，南京和苏州、常州联成一片，声势重振，力量倍增，杭州、皖南岌岌可危，东南大局正如你当年所说，糜烂不堪。”

    曾国藩对左宗棠的分析频频点头，名义上他管辖江苏、安徽、江西三大省，实际上他能掌握的仅为江西一省，要命的是，太平军常常攻入江西，纵横驰骋，搞得江西某些地方清晨是清军的领地，中午就变成了太平军的。江苏北部虽说牢牢控制在清军手中，但曾国藩鞭长莫及。至于富可敌国的上海，却在江苏巡抚薛焕手中，而薛焕是何桂清的人，曾国藩不可能得到上海一毛钱。

    也就是说，曾国藩现在虽是两江总督，在军饷上仍要靠胡林翼的支持。

    所以他根本不会在这种时候直捣南京，他早就有了不可更改的成见：欲置太平天国于死命，必须以攻取安庆为第一要务，然后才是直捣南京，用兵江苏！

    进祁门

    1860年阴历六月，曾国藩把指挥部迁到了安徽南部的祁门。他来的时候是满怀希望的，这是他多日思考的结果。

    从地图上看，祁门县位于安徽徽州西面，属徽州管辖。它是个闭塞的小县城，但因为在安徽、江西和浙江三省交界处，所以地理位置异常重要。

    在此驻军，可阻止太平军南进江西，又能北顾安庆，一旦围攻安庆的部队受到威胁，可快速北上驰援。

    另外他跑到这里，可以给清政府一个假象：我曾国藩正为收复苏州、常州做准备。

    这就叫“一箭三雕”，然而，曾国藩中了“纸上得来终觉浅”的魔咒。

    当他抵达祁门时，一跳三丈高：我操，怎么是这样的地方——祁门四面皆山，祁门镇则形如釜底，用兵家的说法，这是绝地。

    李鸿章当即就跳起来：“老师，这地方和坟墓有何区别，咱还是另选地方吧。”

    曾国藩脸上抽搐着，随即恼羞成怒：“我们还没有扎营，你就说要走，你想扰乱军心吗？”

    李鸿章可挺不起这么一大顶帽子，但他有高度的责任心，仍然相劝。他指出，只要敌人知道咱们在这里，先不说攻不攻，只要把两条通往外界的道路封锁，咱们就只能等死。选这样一个地方，上对不起先人，下对不起后代，可谓是自寻死路。

    曾国藩翻起三角眼，狠狠地瞪了李鸿章一眼，然后假装去欣赏风景。祁门的风景是极好的，它四面环山，山上树木郁郁葱葱，俨然人间仙境。当时正是早晨，鸟儿未飞，风儿未吹，四周一片寂静，人如在画中。但这是人的感觉，如果站在老天爷的视角，这幅画完美诠释了一句成语：瓮中捉鳖。

    其实，曾国藩选择祁门，并非是四六不懂，他在地图上看祁门，发现那是坚不可摧之地，谁知道那时的地图并没有3D，所以无法看出地势的高低，于是才找到这样一个地方。

    曾国藩也很后悔，然而他不能走，至少不能马上就走。

    这其中的苦衷只有他自己明白。

    当初，清政府任命他为两江总督，要他立即去解放苏州、常州，他找各种借口，迟迟不动。清政府屡屡催促，他才选了祁门，并且对清政府说，在这里驻扎即可策应安庆，又可东顾江浙，实是万全之策。清政府虽不爽快，却还是对他抱有信心地同意了。

    如果刚入驻就走，该怎么和咸丰交待？

    对咸丰明说此地不宜驻扎？咸丰会说：“你有眼疾吗？当初选定时为何如此草率？”

    对咸丰说不解放苏州和常州了？咸丰会咆哮如雷！

    总之，很明显，曾国藩不能马上就走。

    李鸿章看不到曾国藩的心理活动，他只看到驻扎此地的危险，于是联合了所有能看清危险的人，和曾国藩发起了群聊。

    曾国藩被群聊得烦躁不堪，只好用无赖战术。

    “你们谁要怕，明说，谁愿走就走，反正我是不走。”

    李鸿章和众人大为惊骇，祁门乃死地是明摆的，为何曾国藩看不到？

    李鸿章的脾性大抵还未做到宠辱不惊，他又开始郁郁寡欢，并且故意对曾国藩冷淡起来。

    曾国藩好像对李鸿章的反应毫无感觉一样，还主动把李鸿章请到密室，商议如何处理咸丰皇帝的命令。

    咸丰皇帝严厉通知曾国藩，要他立即分路进兵，恢复苏州、常州，紧随这道命令而来的是，又要他援助浙江，保全浙江全省，再图恢复江苏。

    “少荃（李鸿章字）啊，你看我们该怎么办？”曾国藩平易近人地问。

    李鸿章气鼓鼓的：“老师何必问我，您心中早有定见，别人的建议只是耳旁风。”

    “呵呵，”曾国藩仍心平气和的，“不能这样说，我其实特别想听听你的意见。”

    “君命难违，”李鸿章气消了些，“不过，在此之前，皇上就有这样的命令，您不还是来到这个绝地！”

    “先不说绝地的事，单就皇上命令这件事，请少荃指教。”

    李鸿章长深吸口气，正了正念头，把幕僚的职责担当起来：“无论是援浙江还是收复苏州、常州，从徽州进军的话，必须要打通道路，东出徽州，然后北上宁国，收复广德，这样才有东下之路。徽州到宁国，都是长毛的地盘，必须先攻下沿线旌德、泾县、石埭等处。”

    “那么，所以呢？”

    “所以，先抛掉这个绝地不谈，仍要以攻安庆为第一要务。但可创建淮扬水师，驻守扬州。循序渐进，方能成功。”

    创建淮扬水师，曾国藩早就想过，可钱从哪里来？

    李鸿章有办法：“只要把两淮盐运使的职务搞到手，还怕没有钱？”

    盐运使是肥缺，要捞钱易如反掌，虽然当时南方还处于战乱中，但不管太平还是乱世，人都要吃盐，所以这个职务仍然是肥缺。

    李鸿章的想法一步到位，曾国藩不禁眼前大亮。

    几天后，李鸿章就得到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曾国藩向中央政府推荐他担任两淮盐运使。

    李鸿章心花怒放，跑到曾国藩那里又是鞠躬又是道谢，简直想把心掏出来给曾国藩看。

    曾国藩却一副平静如常的样子，慢慢地说道：“你现在谢我有点早，中央政府能否准我的保奏还是问题。所以这件事，你权且把它当成是在运筹之中，万不可先传出去，不然对你并非是好事。”

    李鸿章连忙说：“老师放心，我绝不外传。”

    李鸿章显然知行不一，其实，换做任何人面对这天大喜讯，都无法忍住。在一次微醺之后，李鸿章张开大嘴，把此事说给了一位好友。好友真心替他高兴，结束话题时，李鸿章学着曾国藩的腔调嘱咐好友，此事正在运筹之中，万不可先传出去。

    他好友满口答应，但太为好朋友李鸿章高兴了，于是第二天在酒桌上，就说给了不下十个人好朋友听，如此十传百，百传千，南方官场大部分人都知道李鸿章要当两淮盐运使了。

    胡林翼第一个向李鸿章道贺，还非常郑重地对李鸿章掏心窝子：“盐务不难，在本刚正不挠之节，而出以条理精密之才，坚持不摇。如放棹中流，只须三五番风浪，即稳渡矣。东南诸公，衮衮登场，以我视之，均有嗜欲，而无性气。闻公之风，将始疑之，中谤之，继且畏之求之，望公怜之矣。与若辈同事，只赖此不患得患失之心耳，然与患得患失之人同处，非如公之强固不易自立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样的，你做了两淮盐运使后，只要具备“刚正不挠”的气节和“条理精密”的才干就可以了。年深日久，从前猜疑你、诋毁你的人终会害怕你，然后是有求于你。到时候，你不必计较，大度地可怜他们就行了。与这些人相处，只有你这样个性坚强的人才能出淤泥而不染。

    胡林翼的话使李鸿章飘飘然，非是胡林翼夸赞他，而是他恍惚地认为，自己真就是两淮盐运使了。因为胡林翼和湖广总督官文的私交甚密，而且在北京有很多朋友，如果没有得到确切消息，他怎么会这样说？

    那段时间，李鸿章走在祁门大营中，对任何人都保持着高贵的微笑，浑身散发着“平步青云”的气息，只有曾国藩还被蒙在鼓里，当他正要得知这件事时，祁门的灾祸正如李鸿章所预料的那样不请而来。

    曾国藩在祁门大营里抬头望天时，南京城里的洪秀全也在望天。

    天是那么蓝，那么顺利，他的野战军却远没有那么顺利。太平军攻陷苏州、常州后，顺理成章地去攻打上海。人人都知道上海是座宝库，可因为上海有洋人军队助守，所以对于“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中国人而言，就成了禁地。太平军只攻了一轮，即抱头鼠窜。洪秀全慌忙命令太平军回军西上，救援安庆。

    两根太平天国的顶梁柱陈玉成和李秀成经过密切协商后，开始沿长江南北两岸，直扑湖北武昌，这是“围魏救赵”。

    依二人伶俐的见解，湖北是湘军后方兼粮饷之源，湖北遭受围攻，曾国藩必救。曾国藩当时没有多余的兵力，只能用围困安庆之兵，如此，安庆之围自解。

    曾国藩得到消息后，立即命令李元度领兵去负责徽州防务，目的是保卫祁门大营东部大门。李元度原本是曾国藩的谋士，后来带兵的人手不够，李元度就冲上了战场。

    曾国藩对李元度极为信任，不过他谨慎惯了，所以在李元度临行前还是千叮咛万嘱咐，因为这事关祁门大营东大门的安全。

    李元度拍着胸脯对曾国藩说：“请您放心，我一定保卫好您的东大门！”

    李元度低估了当时的形势，也高估了自己。当时的形势实际上已万分危急，太平军以雷霆之势拿下了宁国，并在祁门大营外围进行了大范围扫荡，当时掌控在湘军手中的只有徽州。而李元度带去徽州的三千人又是新募之兵，所以曾国藩嘱咐他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只能死守，绝不可出战。

    对曾国藩这句生死般的嘱托，李元度理解得很随意。

    他也是打过硬仗的人，知道什么时候该死守，什么时候该以攻为守。一抵达徽州，就日日出城和太平军血拼。太平军先是主动后撤，不和他发生冲突，在他不停地出城的第五天，太平军突然出战，李元度大喜过望，认为可以一战成名，结果中了太平军的埋伏，三千人马全军覆没。一天后，徽州失守，曾国藩抱头痛哭。

    他对李鸿章说：“李元度从前用兵是在众多将领的辅佐和指挥下，他独挑大梁，实在自负得愚不可及。”

    李鸿章为李元度开脱说：“他也是想求胜，稳固您的祁门大营，我看还是等他回来再说。”

    曾国藩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他的本意是，见到李元度，训斥他两句，这件事就算过去了。想不到的是，李元度丢了徽州后，根本就没回祁门大营，而是在浙江和江西交界处徘徊。只有鬼知道他在徘徊什么，曾国藩暴跳如雷，确信李元度违规违纪，声称要严厉制裁他。

    李元度后来对人说：“我之所以不回祁门大营，是觉得对不起曾公，如果我是个不要脸的，早就回去了。”

    这是典型的书生意气，他不知道自己现在已是湘军的一员，既然是军队，就该遵守纪律。他更不知道的是，曾国藩最重视纪律，无论是谁违反纪律，他绝不宽恕。

    他决定要向中央政府弹劾李元度，所有他的幕僚都反对，反对最激烈的就是李鸿章。李鸿章对曾国藩说：“当初您创建湘军，李元度最先入您帐下，后来您出山挽狂澜，狂澜未挽，却连战连败，困苦艰难，中央政府不信任您，地方官阻碍您，在这种形势下，很多幕僚都离您而去，只有李元度一根筋地跟随您。您和李元度不是上下级关系，简直就是生死之交。军纪固然重要，但情谊更重要。”

    曾国藩发表意见说：“湘军能有今天的成绩，全靠纪律。没有纪律的军队不先灭于敌手，必先毁于自己。”他举例说，“当年湘军初出茅庐时，他弟弟违反军纪都被遣散回家，因为不如此就不能保证军队的战斗力，”他又委婉地说，“现在弹劾李元度，不代表我以后不用他，这只是权宜之计。”

    李鸿章相信曾国藩的话，但他有顾虑：一旦弹劾李元度，中央政府抽风将他处死，人都死了，还用个啥。所以他带领全体幕僚到曾国藩军帐中力争，不能弹劾李元度。

    曾国藩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弹劾李元度，并让李鸿章草拟弹劾稿。李鸿章肝火大冒道：“这稿子，我写不了！”

    曾国藩冷笑：“我自己来。”

    李鸿章追击道：“那我只好告辞了。”

    曾国藩气冲斗牛：“听君自便！”

    李鸿章已骑虎难下，只能离开。他走后，曾国藩负气地对人说：“李鸿章这小子实在难与人共患难。”李鸿章也四处对人说，“曾国藩这老家伙太不近人情，冷血的腐儒。”

    李元度也没想到曾国藩真对他下了手，很快，他接到中央政府的命令：革职拿问。他咒骂着抹掉额头的汗水，侥幸地说道：“幸好老子早有准备，不然真被曾公这厮给算计了。”

    李元度所谓的“准备”实在是步臭棋。这部臭棋要从浙江巡抚王有龄谈起。太平军攻陷宁国后，王有龄惊慌失措，因为宁国一失，浙江就是太平军的下一个目标。王有龄急匆匆派人去祁门请曾国藩出兵帮助，当时曾国藩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可还是兴冲冲地答应了王有龄的请求，理由很简单，浙江是财源重地，王有龄特别有钱。让曾国藩大失所望的是，王有龄只谈援助不谈钱，曾国藩暗示、明示了多次，王有龄支支吾吾，说等援兵来了再说。

    这种扯皮的事，曾国藩见多了，于是一怒之下取消了援浙计划。王有龄大怒，但对曾国藩却无计可施。此时李元度兵败，王有龄像是发现了金矿，积极拉拢李元度。李元度也不拒不迎，不久后又发生了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事件，王有龄和李元度一拍即合。王有龄答应李元度，只要你归顺我，我就保你前程。他果然说到做到，中央政府的命令才到，王有龄就向中央政府提出保举李元度为浙江地方官。

    王有龄的分量十足，因为浙江财源是支撑中央政府在南方用兵太平军的保障，所以很快李元度非但无罪，还被授予了个不错的浙江地方官。曾国藩震怒。

    他震怒，不是因为李元度投靠王有龄，而是王有龄挖走李元度。湘军本来自成体系，政府人进不来，湘军也不允许出去。如果李元度真的安枕无忧地当他的浙江地方官，那就是对湘军体系挑战的成功，曾国藩就是再跳一次江，也绝不允许这种事发生。

    他二度弹劾李元度，字里行间有要挟中央政府的意思：如果你们不处置李元度，湘军内部纪律将松散，我如何带兵，太平军如何被消灭？

    中央政府审时度势了多日，做出决定：将李元度发配边疆充军。

    曾国藩赢了，直到曾国藩暮年，在众多好友的劝说下，曾国藩才向中央政府请求起用李元度。很多人都说，曾国藩在这件事上太不近人情，但曾国藩自有算计：湘军是我曾国藩的，湘军的人，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绝不能改换门户，这是铁的纪律，也是血的纪律。

    困祁门

    铁血纪律似乎在1860年时解决不了曾国藩的困境。当李元度蹒跚于遥远的边疆路上时，曾国藩在祁门连半步都进退不得。本年12月初，太平军李秀成兵团攻占离祁门只有几十里的黟县。这支兵团的宣传队朝着曾国藩的祁门大营敲锣打鼓，看架势随时要发动决战似的进攻。

    曾国藩满腹惆怅，对他的将领们说，“如果李秀成来攻，就让他来，我绝不逃跑。”他的将领们站在屈指可数的士兵前面训话，誓死保卫曾大帅。幸运的是，李秀成好像意不在祁门，或者说，当时太平军已把祁门包围的水泄不通，李秀成并不着急。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太平军越是不来攻，曾国藩就越是惊恐难耐。在祁门之外，太平军左冲右突，上演着一幕幕胜利大戏，曾国藩成了个悲伤的看客。他给家人写信，绝望透顶地说：“最近半个月，奇险万状，风波迭起，外面的情报送不进来，里面的命令出不去，我感觉到世界把我们抛弃了。”

    世界把祁门变成了一个人心涣散、悲观的地狱。有位幕僚逢人便问：“死在一起如何？”

    各种各样的幕僚、中下级军官们纷纷逃亡，军中一片肃杀景象。

    曾国藩只好死马当活马医，试图用诚意挽救祁门世界。他下令：“有想要暂时离开的，支付三月薪水；太平无事后，仍可来营，吾不介意。”

    这招的确起了点效果，那些有血性的军官们听后，热血沸腾，反而视死如归，再也不说走的事了。而幕僚们却对此嗤之以鼻，脸皮厚的真就去领了三个月薪水，和曾国藩招呼也不打一个，抱起儒书就走。

    幕僚们走得越来越多，曾国藩咬牙切齿，每天都在纸上画狼，狼的眼睛是白色的。

    除了悲伤的军情每天都来之外，曾国藩还能收到离开他幕僚的名字。

    每当有人告诉他，某某走了，他就咬牙一回。突然一天，有人来告诉他：“王闿运先生竟然没有走！”

    曾国藩“嘶”了一声：“他竟然没走？”

    王闿运，可谓大名鼎鼎。他后来撰写了闻名天下的《湘军志》，是研究湘军最宝贵的史料之一。此人擅长帝王学，所谓帝王学，就是找个潜力股，把他培养成帝王的同时，自己也能成为帝王师。他1860年进曾国藩幕府时，极受曾国藩的器重。可后来，曾国藩发现这小子是个大嘴巴，什么都敢说，于是刻意疏远他。

    王闿运也注意到了曾国藩态度的变化，在这种时候，最应该走的就是他。

    曾国藩大为惊奇，还有点小感动。

    他命令仆人：“你去看看王先生在干什么？”

    仆人很快就回来了，告诉曾国藩：“王先生在读《尚书》。”

    曾国藩问：“他的跟班呢？”

    仆人摸了摸头，“没有见到。”

    曾国藩笑了：“王先生肯定要走。”

    仆人莫名其妙。

    曾国藩道：“王先生对《尚书》能倒背如流，在这种危急时刻竟然还看，显然是拿着书装样子，其实在思考走的问题。他的仆人和他形影不离，如今却不见踪影，可见是去收拾东西了。”

    第二天，王闿运果然领了三个月薪水，逃之夭夭。

    谁都可以走，只有他曾国藩不能走。不能走，就意味着眼睁睁地面对困局。所以他的心情越来越糟。1860年最后一个月，他甚至写好遗嘱。遗嘱中有这样一句话，让人读来凄凉：自来祁门后，实无生人之乐趣。然后就是一番深刻的自我剖析。

    他说，“我这人天资本一般，全靠个人努力才混到今天，但无论是理学思想还是作文，都是半吊子。尤其是带兵，带兵根本不是我所长，兵贵奇而我太平，兵贵诈而我太直，能有今天看上去的胜利，全靠侥幸，非我真本领。不过，我这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有一样却是行的，那就是识人用人。你们不信可看我的部下，哪一个不是独当一面的真英雄？！”

    他接着对家人说，“识人用人是天赋，你们大概学不来。请记得我的话，将来曾家人万不可带兵，至于做官，也大可不必。官场如战场，不是那么好玩的。”

    字里行间透露着平淡的心态，其实，曾国藩当时内心已波涛汹涌。读历史，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记下来的文字大都不可信。任何伟大人物看似在危难关头泰然自若，其实他们也是凡人，也有恐惧，只不过有人用文字掩饰过去了。曾国藩在祁门大营正如他所说，毫无生人乐趣。但他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就是，临危虽然惧，却不后退，不当逃兵。除了他性格因素外，儒家理学的气节情怀铸造了他这种死都不肯退缩的第二性格，这是英雄人物必备的性格之一。或许正应了那句话，天佑英雄，曾国藩的运气稍有好转。外围的左宗棠突袭景德镇，大获成功。景德镇是通往祁门的必经之路，也是最容易进入的道路，控制了它，祁门大营转危为安了。

    湘军将士们欢欣鼓舞，曾国藩也露出仿佛消失了几百年的笑容，但仍有件憾事袭上他的心头，搅扰得他不得安宁。这就是在此之前发生的北上勤王事件。

    1860年10月初的一个夜晚，曾国藩已早早睡下，突然被六百里加急的圣旨惊醒。

    咸丰在圣旨里悲痛地说，一月前，英法联军攻陷了天津，如今已推进到通州八里桥，守卫在此的是僧格林沁兵团。外界传说，僧格林沁战无不胜，但我觉得他不行。所以你立刻派你的湘军北上勤王。

    曾国藩听完圣旨，“哇”地吐出一口鲜血来，昏倒在地。众人急忙来救，半昏半醒状态下，曾国藩“呃”了几声，又晕过去了。

    醒来时，天已大亮，所有的幕僚和将领们都围绕床前，脸上呈现出焦急之色。曾国藩安慰众人说：“我没事，我这点事和皇上现在的处境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

    众人开始窃窃私语，私语的当然是勤王的问题。有幕僚说，“应该立刻勤王，这是臣子之责，”有幕僚帮衬着说，“很多官员都说咱们湘军自成一系，对皇上不那么忠诚，现在正是破此谣言之时。”

    曾国藩睁着空洞无神的大眼，望着窗外，窗外细雨绵绵，冷空气进来，他的皮癣开始发作。他伸出两手拼命地抓，抓得床前如同披上了一层明月光。

    众人就在这纷纷的“雪片”中等待曾国藩的意见。曾国藩思考问题向来慢，他一面抓皮肤，一面思索：到底该不该北上勤王？

    按道理，他应该立即从床上爬起，带着他的湘军急如星火地北上，去拯救咸丰皇帝和大清江山，而且还要每个士兵脸上呈现出“忠诚”的颜色。但道理和现实有明显差距，首先他出不了祁门大营；其次，如果调围攻安庆的部队北上，那他的作战计划将功亏一篑；最后，他不认为自己的湘军能打得过英法联军。

    也就是说，他北上的话，非但意义不大，可能会满盘皆输。但道理仍然有它存在的理由：君让臣来，臣不得不来。

    1860年秋季的寒雨中，曾国藩在军帐里不断踱步，思索皇上的命运，不知该如何是好。有幕僚进来，他招呼到棋盘边，二人下了两盘棋。幕僚明显感觉到曾大帅魂不守舍，却也无话可说。

    接到圣旨的三天后，曾国藩在一场噩梦中惊醒，眼前突现一片银丝水帘，寒雨敲打着窗棱，如同咸丰用六棱锤敲打他的心脏一样。

    “不能北上！”他对着房间里的一片漆黑处，斩钉截铁地说道。

    凌晨，他让人叫来几个重要的幕僚，吐露心曲：“普天下处处都是长毛贼占上风，只有安庆一城是长毛贼占下风，岂肯轻易撤退？”

    幕僚们已听出曾大帅的深意，却并不吃惊。他们太了解曾大帅了：坚守既有立场，绝不放弃一点点优势。

    “可是，圣旨……”有幕僚一语中的。

    曾国藩立即萎靡下来，思索许久，才缓缓地说道：“我相信僧格林沁能守住八里桥。”

    这种谎言，连他自己都不信，幕僚们自然也不信。随即，他又说，“我可向皇上请求从湘军中调派一人北上，即使让我北上也可以，但整个湘军不能撤退。”

    机智过人的幕僚们纷纷点头，曾国藩惊奇起来：“你们知道我的本意？”

    有幕僚嘴快：“拖字诀。”

    “哦？”曾国藩略有些欣喜。

    幕僚卖弄起来：“祁门离北京的路程，快马加鞭的情况下，单程还需半个月。您这道奏折送到北京，皇上的圣旨再来，一个月时间过去了，这就为进攻安庆争取到一个月时间。”

    曾国藩笑出声，但马上就收起，长叹一声：“我也是逼不得已，希望天佑大清，僧格林沁能守住北京城！”

    实际上，曾国藩用拖字诀，并非是他不想北上勤王，相反，当时他和胡林翼已定下基调，一旦咸丰允准他的建议，他就亲自北上。但他也悲观地承认，英法坚船炮利，我辈真很难阻挡，天翻地覆，大局瓦解，全体土崩，我辈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在忧惧和痛苦中，曾国藩度过了难熬的一个月，祁门大营转机来临时，他也收到了北京一位朋友的来信。信中说，早在二十多天前，英法联军就摧毁了僧格林沁兵团，咸丰早已西逃。英法联军不但占领了北京，还把圆明园付之一炬。

    曾国藩原本的忧惧和痛苦顿时变成震惊，他在日记中写道：“伤痛之至，无可与语。”他知道，已经等不来咸丰对他意见批示的圣旨，在接到朋友来信的十天后，他接到咸丰的圣旨。圣旨里的语气半死不活地说：“和英法的和议已成，北上勤王的事可以取消了。”

    曾国藩额手称庆，但这种情绪并未持续多久，他面临两个选择或者说是两个问题。第一，离开祁门大营；第二，英法列强对中国的虎视眈眈和步步紧逼。

    多年以前，他就和恩师穆彰阿探讨过对待西方列强的态度，他认为应以和为贵，以信为本。但这些年他耳濡目染，却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和与信并不能解决西方列强的贪得无厌。那么有什么办法呢？

    至少在祁门大营昏暗的军帐中，曾国藩冥思苦想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他的精力全被部下希望离开祁门大营的吵闹声吸引了。

    很多人都对曾国藩驻扎祁门颇有意见，李鸿章是反应最激烈的一个。如今危险已解除，按理说曾国藩应该立刻离开才对，但他就是不紧不慢，对那些请求置之不理。

    他有在他那个地位上的想法。他的职位是两江总督，太平天国之前，两江总督的驻扎地是南京，太平天国把南京变成天京后，两江总督多驻常州，这是个好地方，一方面可利用江南财赋支持江南大营，一方面又可把粮食运往北京。可现在，常州已成了太平天国的地盘。整个江南几乎都成了太平天国的地盘，中央政府和江南的地方官员、士绅都希望他即刻来拯救江南。如果他出祁门，给人的感觉就是他要拯救江南了，但他此时唯一的目标只是安庆。

    在和幕僚们闲聊、正式开会了多日后，曾国藩发现，自己的坚持应该放弃，因为祁门的确是险地，一旦再度被围，就没有上次那么好的运气转危为安了。

    出祁门前，他重申自己的执意：出去后先打安庆，江南的事，等等。

    幕僚们说：“只要能出这个绝地，先打哪里都成，让江南等上一百年又有何妨？！”

    1861年4月，曾国藩拔营，湘军秩序井然、斗志昂扬地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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