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张良萧何恰好皆不在军中。刘邦反复思忖，鲰生方略果能如愿，则一举便能立定根基。然若果真张开王号，名头又太大，自己目下军力实在不堪。关中民众能成军几多，也实在不好说。刘邦知道，智计之士有一通病，总以民心如何如何，而将征发成军与真正能战混作一团。实则大大不然，关中民众纵能征发数万，形成能战精兵也远非一两年事。然，鲰生之谋又确实利大无比，不能割舍，且要做便得快做，慢则失机失势。刘邦转悠半夜，终于决断，先实施一半：只驻军函谷关抵御项羽，而暂不称王。如此可进可退：果真扛得住项羽军，再称王不迟；扛不住项羽军，总还有得说辞退路。心思一定，刘邦大为振奋，深感自己第一次单独做出了一则重大决断，很是有些自得。天亮之前，刘邦断然下达了将令：樊哙、周勃两部东进，防守函谷关，不许任何军马入关。
刘邦没有料到，这个匆忙的决策很快使自己陷入了生死劫难。
倏忽之间，秋去冬来。
十一月中，项羽军与诸侯各部军马四十万隆隆南下，号为百万大军，经河内大道直压关中。王离的九原军覆灭后，项羽与诸侯联军连续追杀章邯的刑徒军。此时，大咸阳正在连番政变之中，赵高杀二世，子婴杀赵高，朝臣吏员几次大换班，政事陷于完全瘫痪。章邯军所有后援悉数断绝，若再与项楚军转战，势必全军覆没。老将章邯虑及刑徒军将士大多无家可归，为国苦战竟无了局，义愤难忍却又万般无奈，最后只有降楚了。而此时的项羽军诸侯军也正在粮草告乏之时，不欲久战，遂在洹水之南的殷墟，达成出降受降盟约。是年仲秋，章邯三将率二十余万刑徒军降楚了。
项羽接纳了老范增方略，给章邯一个雍王名号，给司马欣一个上将军名号，令两人率降军为前部军马西进。章邯向为九卿重臣，一路说动沿途城邑之残存官署全都归附了项楚军，敖仓等几座仓廪残兵也悉数放弃了抵御。项羽军对沿途仓廪大为搜刮，粮草兵器顿时壮盛了许多。大军进至新安，眼见函谷关遥遥在望，项羽却突然与黥布等密谋，实施了一场极其血腥的暴行——突然坑杀了二十余万降楚刑徒军！
坑杀的事由很是荒诞不经：刑徒军士卒不堪楚军将士“奴掳使之”，遂生怨声。有人密报了项羽，项羽立即作出了一番奇异的推定：“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史书记载的最后事实是：“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对于多次屠城坑杀的项羽，此等大举暴行驾轻就熟，很快便告结束。
《史记·项羽本纪》为坑杀找了一个同样荒谬的背景理由：项羽的诸侯军中多有当年服过徭役的军吏士卒，当年秦军吏卒对此等人“遇之多无状”。是故，才有秦军降楚后，诸侯吏卒乘战胜之威，将秦军士卒当做奴隶虐待的事发生。列位看官留意，章邯之“秦军”原本并非传统的政府军，而是应急成军的刑徒与官府奴隶子弟。刑徒原本便是苦役，而官奴子弟同样卑贱，如此两种人如何有权力对当年的山东徭役施以“无状”虐待？再者，刑徒军中纵有少量的官军将士加入，亦决然不会人人都虐待过当年的徭役者，将二者等同置换，从而作为对降卒施虐的依据，显然的荒诞。此等理由，只说明了此时尚存的一个历史事实：除了项羽本人不可理喻的暴虐，诸侯复辟势力对秦帝国的仇恨是一种普遍存在，项羽的疯狂只是群体暴虐的发动点而已。
新安坑杀迅速传遍天下，刘邦的函谷关守军大为震恐。
项羽大军抵达函谷关前，见关城大张“刘”字大纛旗，关门则紧闭不开。前军大将黥布命军士呼叫开城。可城头却现出了刘邦军大将樊哙的身影，樊哙大喊着，沛公信守楚怀王之约，先入关中者王，项楚军当自回江东才是。项羽闻报大怒，立即下令黥布军与当阳君两部攻城。项楚军此时大非昔比，已经接手了章邯秦军的全部重型连弩与大型器械，且仍由章邯军残存的弓弩营将士操作，攻城大见威力。而函谷关的刘邦军，虽也有大型防守器械，然樊周两将却已经早早遣散了守关秦军，刘邦军士卒根本无法操持那些需要长期演练的防守器械。樊哙周勃更不知秦军防守函谷关的独有战法，只以最传统的滚木大无礓石与臂张弓射箭应对，根本无法抵挡在城外弓弩营箭雨遮蔽下的潮水般的攻城楚军。不消半个时辰，函谷关便被攻破。樊哙周勃恐惧于项羽杀戮成性，早领着余部军马向西逃窜了。此战经过在史料中只有“击关，遂入”四个相关字，足见其如何快捷了。
楚军破关，项羽只觉又气又笑，也不下令追杀，只挥军隆隆入关。整肃数日，项羽大军再度西进，终于抵达关中腹地，在骊山之北的戏水西岸驻扎了下来。项羽的中军幕府，驻扎在一片叫做鸿门的高地上。此时，已经是十二月的隆冬时节了。
当夜，老范增领来了一个乔装成商旅的人物来见项羽。此人乃刘邦的左司马曹无伤。曹无伤神秘地对项羽禀报说：“沛公欲王关中，要拜子婴为丞相！秦之珍宝，已经被沛公尽数掳掠了！”老范增阴沉着脸色说：“刘邦自来贪财好色，然入关中，财货不取，女色不掠，其志不在小也！老夫曾教望气者相之，言此人上有龙虎五彩之气，此天子气也。一少将军当急击勿失也！”项羽大怒，立即下了一道秘密军令：整修一日，第三日攻杀刘邦军。
不料，项羽的这道密令，刘邦却意外地事先知道了。
项羽的一个叔父（季父）项伯，与刘邦军的张良素来交好。得闻项羽密令攻灭刘邦军，项伯匆匆找到霸上，劝说张良赶紧离开刘邦，或随他投奔项羽，或另谋出路。张良说，如此不告亡去，不义也，容我向沛公一别。项伯不善机谋，随张良来到中军幕府，等在了辕门外树影下，张良自己进去告别。张良匆匆来见刘邦，将项羽攻杀密令一说，刘邦顿时大为惊恐。张良此时才问，驻军函谷关抵御项羽，何人谋划？刘邦坦诚地说了鲰生献策自己决断事，没有丝毫隐瞒，只问张良该当如何。张良说，目下事急，只有先疏通项伯，再谋疏通项羽。刘邦忙问，先生如何与项伯熟识？张良说，项伯当年杀人在逃，他曾急难护持，于项伯有救命之恩。刘邦与人交接很见功夫，立即问张良项伯谁年长。张良说，项伯年长。刘邦立即说，先生为我请入，我当以兄长之礼待之。
张良出来一说，项伯虽有难色，终不忍负张良之恩，只有跟张良走进了幕府。刘邦恭敬地以事兄之礼相待，设置了匆忙而不失隆重的军宴，以尊奉长者的一种叫做“卮”的酒器连连向项伯敬酒，热诚盘桓，询问项伯的寿数子女。得闻项伯有女未嫁，刘邦立即为自己的长子求婚。项伯感刘邦豪爽坦诚又尊奉自己为长者，又见张良殷殷点头，便欣然允诺了。于是，两人倏忽之间结成了婚约之盟。之后，刘邦说起了年来进兵诸事，末了无比诚挚地抹着泪水说：“刘季入关中，秋毫不敢有所犯，只登录吏民、封存府库，以待上将军前来处置。所以派军守函谷关，无非防止乱军流盗而已。果真抵御，刘季能不亲临军阵，而仅以两个粗货率军么？刘季日夜北望上将军到来，岂敢反乎！敢请项兄为我说几句公道话，刘季不敢背德也！”项伯大为心感，当场欣然允诺，并对刘邦叮嘱了一句：“天亮之后，足下记着立即来谢项王。”
项伯连夜回到鸿门幕府，对项羽备细禀报了见刘邦事。末了，项伯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若非沛公先破关中，我军岂敢长驱直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我灭之，不义也。若能因善而遇，大道也。”项羽见叔父说得诚恳，又听说刘邦万分惶恐，心下大感欣慰，当即点头允诺，取缔了攻杀刘邦军的密令。
次日清晨，尚未到惯常聚将的卯时，刘邦便带着百余名随从来到项羽幕府外，恭谨地等候召见了。若论楚军各方势力资格，刘邦原本与项梁同时举事，又被楚怀王尊为“宽大长者”，又先入关中，此时本是最老资格的一方楚军势力，高着项羽一辈。今日如此谦卑地早早赶来等项羽召见，虽说迫不得已，也是刘邦刻意为之。
果然，年青的项羽得到禀报后大感尊严，立即下令召见刘邦。刘邦恭敬地进入幕府参拜，又重申了自己的诸般忠心与苦衷，末了慷慨唏嘘地说：“老臣与将军戮力同心灭秦，将军战河北，刘季战河南。刘季不期先入关破秦，才能与将军再度相见于此也！今必有小人之言，有意让将军与老臣生出嫌隙。”项羽不善言辞，交接人物也是喜怒立见颜色，见刘邦称臣唏嘘，一时竟有些愧意，脱口而出道：“此等话，都是沛公那个左司马曹无伤说的。不然，项籍何至于问罪沛公？”刘邦心下惊愕，脸上却一如既往地虔诚抹泪诉说。项羽对赫赫沛公竟然称臣大是欣慰，说得片时，吩咐大摆酒宴抚慰刘邦。
于是，有了那则流传千古的鸿门宴的故事。
太熟的老故事无须多说了。总归是刘邦得种种因素暗助，从盛大而暗藏杀机的酒宴上不告而逃，终于安然脱身了。鸿门宴之后，几个相关人物的命运，皆由此而发生重大变化。其一，向项羽告密的左司马曹无伤，被刘邦回到霸上军营后立即秘密诛杀了。其二，刘邦开始小心翼翼地与项羽周旋，不再对项羽的任何决断提出异议了。这般韬光养晦，直到后来韩信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而北进方告了结。其三，后来的楚汉相争中，项伯几乎成了刘邦的不自觉内应，与刘邦始终保持着秘密联络。其四，老范增对项羽绝望了。这位项楚军最重要的也是唯一具有相对长远目光的奇谋之士，用长剑击碎了刘邦送来的玉斗，唉的一声，顿足长叹：“竖子不足与谋也！来日夺项王天下者，必刘邦也！我等人众，实则今日已为之虏矣！”后来，这位奇谋之士终于在另一个奇谋之士陈平的反间计迷雾中倒下，在项羽的疑忌中愤然告退，郁闷悲愤而发背疽，在归乡途中惨死了。其五，项羽始被刘邦迷惑，自此屡屡落入与刘邦周旋的种种困境，最终迅速溃败身死。
鸿门宴之后，项羽自感已得天下，遂决意恢复诸侯制。
基于名义之需，项羽上书楚怀王，请命“分地而王”。不料，执拗的楚怀王竟只回复了两个字：“如约。”其意明显之极：按照当初之约，先入关中者王，此时当由刘邦为王封地，而不当由项羽称王分封。项羽恼羞成怒，撕碎了回书骂道：“怀王算鸟！我家项梁所立罢了。无战无伐，何以得以主约！定天下者，是项羽！是诸将！不是楚怀王！”此时，诸侯们已经人人明白项羽要做天下之王，要以天子名义分封诸侯，乐得人人逢迎，更乐得早日占据一方。于是，项羽以诸侯共倡为名，给楚怀王奉上了一个虚空名号——义帝，而自己则做了实际上的天子。不久，楚怀王便被项羽派人暗杀了。这位颇具见识的牧羊少年，终于消失在秦末的大毁灭风暴中了。
隆冬时节，复辟诸侯制的分封大典在楚军营地举行了。
项羽亲自宣示了废除帝国郡县制的王书，向天下彰明了分封诸侯的王道长策。接着，诸侯们上书称颂项羽武功，拥立项羽为西楚霸王，行天子号令。霸王者，王号也；西楚者，王畿所在地也，或曰国号也。其时，旧楚地域分为四楚：淮北之陈郡地带为北楚，江陵地带为南楚，江东吴越为东楚，彭城地带为西楚。项羽以彭城为都，故号西楚霸王。
列位看官留意，项羽名号，实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荒诞不经的一个王号。以字之本意论，霸是“魄”的本字，原指每月初始的新月，故从“月”。《周书》有“哉生霸”之说。《说文》云：“霸，月始生，霸（魄）然也。”进入春秋战国，“霸”遂演化为强力大争、强力治世学说的轴心语词，这便是霸道、霸王之说，与王道说对立；通常，法家被指认为霸道说，然并非法家认可。若以实际论之，霸则指霸主，譬如赫赫大名的春秋五霸；越王勾践横行江淮时，诸侯曾纷纷庆贺，也曾称颂其为霸王。也就是说，霸王之名，其时泛指拥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军力威势的王者，与“霸道”治世学说并无必然联系。若以复辟诸侯制的政治主张而言，项羽恰恰与霸道反其道而行之，正好该是王道复古论者。故此，项羽自号霸王，其意绝非宣示治世理念，而仅仅是炫示自己的赫赫威势。
更有甚者，项羽之前的所有霸主、霸王、五霸等等名号，皆为天下指认，而无一人自封。公然以“霸王”自封为正式王号者，五千年唯项羽一人也。其刚愎横暴，其愚昧昭彰，其蠢蛮酷烈，由此足见矣！关中民众此后评说项羽，有一个极为传神的说法：“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史记·索隐》云，沐猴而冠说的是楚人性暴躁。其实大不然也。猴子沐浴而冠带者，妖精也，魔怪也，绝非性情暴躁之意也。这一诅咒式评判，以“楚人”为名，实则明确指向项羽。因为，刘邦也是楚人，而关中民众却争相拥戴其为秦王。是故，此骂在实质上并不涉及对楚人的整体评判。唯其此骂入骨三分，项羽大为恼怒，立即下令搜捕那个说者，活活在大鼎里用滚水煮死了此人。《集解》引两说，一云此人为蔡生，一云此人为韩生，总归关中士子也。
项羽即霸王位，分封的十八位诸侯王分别是：
魏豹 西魏王 都平阳
韩成 韩王 都阳翟
赵歇 代王 都邯郸
田都 齐王 都临淄
臧荼 燕王 都蓟城
刘邦 汉王 都南郑
瑕丘申阳 河南王 都洛阳
司马印 殷王 都朝歌
张耳 常山王 都襄国
黥布 九江王 都六（县）
吴芮 衡山王 都邾城
共敖 临江王 都江陵
田市 胶东王 都即墨
田安 济北王 博阳
韩广 辽东王 都无终
章邯 雍王 都废丘
司马欣 塞王 都栎阳
董翳 翟王 都高奴
分封完毕，项羽扶着长剑站起，吼出了自己的快意宗旨：“本王已经定天下！然尚未向暴秦复仇！三日之后，杀秦王子婴，开掘骊山陵，焚烧咸阳！本王将与诸侯瓜分关中财货女子而后各回封地享国！”诸侯们惊愕良久，才开始狂呼霸王万岁了。
这一日，呼啸的北风鼓荡起漫天红霾，大咸阳的天空一片雾蒙蒙暗红。
楚军在渭水草滩摆开了声势浩大的刑场，将在咸阳能搜罗到的嬴氏皇族悉数缉拿，押解到了灭秦刑场。白发子婴走在队首，其后大多是少年男女与白发老者，除了子婴身后的子桓子陵，精壮者寥寥无几。残存的嬴氏子孙们步履蹒跚地蠕动着，没有一个人发出任何声息，似乎一片梦游的人群散落在古老的陇西草原。关中民众忙于惊恐出逃，没有一个人前来观刑。十万江东精锐围起的刑场，依然一片空旷寥落。项羽亲率十八位诸侯王前来行刑，号为复仇之杀。
终于，午时鼓声响起了。
项羽走下刑台，走到了子婴面前冷冷一声：“子婴抬头！”
雪白的头颅缓缓仰起，子婴直直盯着项羽，轻蔑地淡淡地笑了。
项羽顿时大怒，突兀大喝：“暴秦孽种！知罪么！”
子婴冷冷笑道：“秦政固未尽善，然绝非一个暴字所能了也。大秦为天下所建功业，岂一屠夫所能解耳？屠夫可杀子婴，可灭赢氏，然终不能使秦政灭绝矣！”
项羽被激怒了，吼声如雷，丢开长剑一把扭住了子婴白头。
但听一声异常怪响，一颗血淋淋的白头已经提在了项羽手里！
子婴尸身一阵剧烈抖动，脖颈突然激喷出一道血柱直扑项羽。
项羽顿成一个血人，连连跳脚大吼：“杀光嬴氏皇族！”
在项羽的吼声中，楚军大刀起落，一排排人头落地了。
鲜血汩汩流入枯草，流入灰蒙蒙翻滚的渭水，红色的河水滔滔东去了……
杀完了嬴氏皇族，项羽的数十万大军立即开始大肆掳掠咸阳与关中财货。这是亘古未见的彻底掳掠，其轴心是三大方面：其一盗掘骊山陵，其二搜罗大咸阳宫室与关中所有行宫台阁之财货与妇女，其三征发民户财货与妇女入军。而后，项羽军又大肆征发关中牛马人力车辆，昼夜不绝地向彭城运送财货妇女。
苍茫壮阔的骊山陵，遭受了第一次浩劫，也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浩劫。项羽亲自坐镇掘陵，楚军大队兵马狂风卷地而来，推倒了翁仲，掀倒了殿阁，掘开了陵墓，肆意砸毁陵墓中排列整齐的兵马俑军阵，从地下搬运出能搬走的所有殉葬财宝。就在楚军要大规模开掘始皇陵地宫时，红霾笼罩的天空突然炸雷阵阵电光闪闪，隆冬天竟然大雨如注冰雹如石漫天砸下，掘陵楚军立刻死伤遍地，兵士们仓皇奔走惨叫连天。黥布赶来惶惶说：“冬雷大凶，不宜继续掘陵。”项羽才气狠狠悻悻中止了开掘地宫。
怒气难消，项羽全力以赴地劫掠关中财货妇女了。
项羽下了一道军令：举凡不出财货妇女者，一体坑杀！此时的关中人口，已经大多为山东迁入人口，老秦人已经居少数了。所谓山东迁入人口，主要是三大部分：一是灭六国前入秦定居的山东商旅，一是灭六国后迁徙进来的六国贵族，一是大量滞留的山东徭役。拥有财货妇女者，实以前两种人口居多，而尤以老山东商旅为最多。此两种人满心以为，楚军最不当抢掠的便是他们。殊不知，项羽却骂入秦山东人氏助纣为虐，照样一体掳掠。于是关中大乱，民众多有动荡怒声。项羽闻报大怒，立即下令坑杀怨民。于是，项羽军又有了最大规模的“西屠咸阳”暴行。
自此一屠，关中精华人口几乎丧失殆尽。
《史记·项羽本纪》对项羽入秦的作为记载是：“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是：“项籍为从长（纵约盟主），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遂屠咸阳，烧其宫室，虏其子女，收其珍宝货财，诸侯共分之。”《高祖本纪》的记载是：“项羽遂西，屠烧咸阳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三处皆有屠咸阳，可谓凿凿矣！自春秋战国至秦末，史有明载的大规模战争掳掠，只有两次：一为乐毅灭齐之后，二为项羽入关之后。与项羽的全面酷烈暴行相比，乐毅实在已经算是仁者了。乐毅尚能自省，掳掠只以财货劳力为大体界限，从未屠城。后期，乐毅更欲以仁政化齐。项羽不同，暴行十足而彻底，其残酷暴虐，远远超过此前此后的任何内乱动荡与外患入侵。
这一年的冬天大干大冷，整个关中陷入了一片死寂。
上天欲哭无泪，年年隆冬雪拥冰封的关中，没有一片雪花飘落。红霾一冬不散，天空大地终日雾蒙蒙烟沉沉血红无边，残破的村社，荒芜的农田，尽行湮没在漫天红尘之中。春天终于来了，却没有丝毫的春意。空旷的田野没有了耕耘，泛绿的草滩没有了踏青，道中没有车马商旅，城垣没有人口进出，座座城池冷清不堪，片片村社鸡犬不鸣。整个大咸阳，整个关中平野，都陷入了无以言说的悲凉萧疏。
诸侯们不敢与江东楚军在掳掠中争多论少，分得的财货妇女远远少于项羽军。一个奇异干冷的冬季，已经使诸侯军在关中难以为继了。开春稍暖，诸侯们便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先行退出了关中。项羽眼见大秦数百年之财货妇女，已经全部东流，关中业已变成了萧疏残破的原野，咸阳变成了杳无人迹的空谷，自觉了无生趣，遂决意东归了。
此时，有人进言于项羽，说了一通关中的好处，劝项羽都关中以霸。项羽却俨然一个出海成功的海盗，得意而又慨然地说：“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谁知之者！”于是有了那则“沐猴而冠”的恐惧骂辞。项羽眼皮也不眨，便索拿烹杀了那个敢骂他沐猴而冠的士子。然则，项羽却由此而隐隐生出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只要大咸阳冰冷地矗立着，秦人迟早都会复仇。既然自己不在关中立足，大咸阳便决然不能留在关中，否则，无论何方势力进入关中，都将是后患无穷。
决意东归之日，项羽下令纵火焚烧咸阳。
这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最为野蛮的毁灭之火。
犹带寒意的浩浩春风中，整个大咸阳陷入了无边的火海，整个关中陷入了无边的火海。巍巍皇城，万千宫室，被罪恶的火焰吞噬了；苍苍北阪，六国宫殿，被罪恶的火焰吞噬了；阿房宫，兰池宫，穷年不能尽观的无数壮丽宫室，统统被烈火吞噬了。大火连天而起，如巨浪排空，如洪水猛兽，一片又一片，整个关中连成了火的汪洋，火的世界。殿阁楼宇城池民房仓廪府库老弱生民猪羊牛马河渠田畴直道驰道，万千生命万千民宅，统被这火的海洋吞没了。赤红的烈焰压在半天之上，闪烁着妖异的光焰，烧过了春，烧到了夏……
这是公元前206年春夏之交的故事。
三年之后，刘邦军再度进入关中，大咸阳已是一片焦土。
两千余年之后，大咸阳已经成为永远埋在地下的废墟。
然则，那个伟大的帝国并没有就此泯灭。
帝国的永恒光焰，正时时穿越时空隧道，照亮着我们这个民族脚下的道路。
（全书终）
祭秦论 原生文明的永恒光焰
——秦亡两千二百十五年祭
公元前207年秦亡，至今岁，两千二百十五年矣！
漫漫岁月，沧桑变幻，人类文明在甘苦共尝中拓展延伸，已经由我们在《大秦帝国》中走过的铁器农耕文明，进境为工业文明与科学文明之交会时代了。然则，文明的进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性，没有改变人性的基本需求，更没有改变人类面对的种种基本难题。人还是人，人类还是人类，国家还是国家，民族还是民族；贫困与饥饿依然随处可见，战争与冲突依然不断重演；先民曾经反复论争的人性善恶、法治人治、变革守成、贫富差异等等基本问题，并没有因为工业与科学的出现而消弭。甚或相反，交通的便捷与信息的密集，使种种冲突更为剧烈，更为残酷，更为多元，更为全面。我们在高端文明时代面对的基本问题，依然是先民在原生文明时代面对的基本问题。
我们的脚步，依然是历史的延续。
回首历史而探究文明生发演变之轨迹，对于我们这个五千年绵延相续而守定故土的族群，有着重新立定精神根基而再造高端文明的深远意涵。对于在各种文明的差异与冲突中不断探索未来之路的整个人类，有着建设性的启迪。深入探究足迹漫长而曲折的中国文明史，其根基点，无疑在于重新开掘中国原生文明的丰厚内涵。
深刻认知我们这个民族在文明正源时代的生存方式、生命状态及其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并从高端文明时代应有的历史高度，给予正确客观的解析，方能如实甄别我们面临的精神遗产，恰如其分地选择我们的传统文明立足点，避免将古老糟粕当做稀世珍宝的难堪与尴尬。唯其如此，走完大秦帝国的历史之路，再解析帝国灭亡的历史奥秘，清点帝国时代的文明遗产，并回顾我们的历史意识对原生文明时代的认知演变，便成为重新开掘的必要一步。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历史意识已经长久地堕入了一种误区：对繁杂细节的考据，淹没了宏阔的文明视野；对具体事件的记叙，取代了高远的剖析与甄别。年深日久，几乎形成了一种怪圈：桩桩小事说得清，件件大事不明白。就事件的发端、经过、结局等具体要素而言，几乎每一日每一事的脉络都是清楚的，不存在诸多民族常有的那种动辄消失几百年的大段黑洞。然则，对重大事件、重大人物、重大时代、国民精神、生存方式等等具有文明坐标意义的历史核心元素的研究评判，却始终不着边际，没有形成一种以国民意识体现出来的普遍认知。至少，在我们已经跨入高端文明的门槛之后，我们的浩瀚典籍中还没有一部立足于文明史高度，对中国的传统文明作出整体解析与评判的著作。作为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轴心，秦帝国所遭遇的历史口碑，是这种褊狭的历史意识浸渍而成的最大的荒诞剧。
我们每每惊叹于地下发掘的宏阔奇迹。
我们常常麻木于文明开掘的精神再生。
追溯秦帝国的历史兴亡脚步，我经常不自觉地陷入一种难以言说的迷茫。埋首检索那些汗牛充栋的典籍史料，我每每惊愕于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对于如此一个只要稍具历史目光与客观头脑，便能评判其不朽文明价值的帝国时代，何以那么多的历史家学问家以及种种骚人墨客乃至市井演义，都充满了怨毒的心绪，不惜以种种咒骂横加其身？隋唐之后更是不分析，不论证，不甄别，凡涉春秋战国秦之评判，大体皆统统骂倒。及至当代目下，仍有诸多学人秉承此风，屡屡说得口滑，言辞之轻慢戏侮几近江湖套路，读之既咋舌不已，又颇觉滑稽。
问题究竟出在了什么地方？
何等历史烟雾，使秦文明两千余年不为国人意识所认同？
这既是《大秦帝国》开篇序言提出的基本问题，也是这部作品在最后该当有所回应的基本问题。我力图做到的，是以所能见到的种种史料为依据，解析国民历史意识对秦帝国非议曲解的演变轨迹，并探究秦帝国灭亡的基本原因，发掘中国原生文明的精魂所在，对我所追慕的伟大的原生文明，对我所追慕的伟大的秦帝国，有一个诚实的说法。
是文为祭，以告慰开创华夏原生文明的伟大先贤们。
一、暴秦说 秦末复辟势力的历史谎言
秦帝国的骤然灭亡，是中国文明史上最大的黑洞。
秦以排山倒海之势一统天下，以变法图强之志大规模重建华夏文明；使当时的中国，既一举跨越了以奴隶生产为根基的夏商周三代古老松散的邦联文明，又一举整合了春秋战国五百余年剧烈大争所酝酿出的全部文明成果，以最大的规模，以最快的速度，巍巍然创建了人类在铁器时代最为伟大的国家形式，最为进步的社会文明。依照历史的法则，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权力主体，其权力生命至少应当延续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然则，秦帝国却只有效存在了十二年（其后三年为崩溃期）。随着始皇帝的骤然撒手而去，建成这一伟大文明体系的权力主体，也轰然溃灭了。
这一巨大的命运落差，给攻讦与谎言提供了历史空间。
历史的发展，已经显示出固有的内在逻辑：权力主体的灭亡，并不等同于其所创建的文明体系的灭亡；权力主体在某个阶段的突然沉沦，并不必然植根于其所创造的文明体系。历史的事实是：作为文明建筑师的秦帝国骤然灭亡了，秦帝国所创建的文明体系却为后世继承了；秦帝国政权因突发政变而突然崩溃了，其结局也并未改变秦帝国所创造的文明体系的历史本质。
历史的逻辑，已经包含了解析历史真相的路径。然则，我们对秦帝国灭亡之谜的历史探究，两千余年却一直存在着一个误区：将秦帝国所创建的文明体系与秦帝国权力主体等同而一，论秦亡必以秦政为因，论秦政必以秦亡为果，以秦亡之速推论秦政之恶，以秦政之恶推论秦亡之速，互为因果，越纠缠越乱。由于这个误区的存在，对秦亡原因之探究，长期陷入一种陈陈相因的主流定论：秦政暴虐，暴政亡秦。当然，这个误区只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误区，是“暴秦”说的学理成因之一。两千余年来我们的历史学家始终集中于孜孜寻求“暴政”依据，并无数次地重复这则古老的论断，直至当代依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其中自然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暴秦”说其来有自，我们的梳理得从源头开始。
对以秦政秦制为轴心的秦文明的评判争议，其实自秦孝公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崛起时期便开始了。就总体而言，战国时代对秦文明的评判是两大主流：一则，是从制度的意义上，高度肯定秦国变法及其所创造的新型法治文明，并力图效法泰国，由此形成了以赵国燕国变法为代表的第三波变法浪潮；一则，是从施政的意义上，对秦国法治作出了严厉指控，其代表性言论是“苛法”说与“虎狼”说。在战国时代，尚未见到明确的“暴政”说法。就根基而言，这两种说法的根基点是不同的。“苛法”之说，是具有“王道”价值观的守旧学派的一种政治评判。尽管这一评判具有守旧学派反对一切变法的特质，并不具有认真探究的客观性，但就其基本面而言，尚是一种法治与政论的争鸣，不具有总体否定的意图。“虎狼”之说，则是山东六国基于族群歧视意识，在抗争屡屡失败之后，以仇恨心态发出的政治诅咒，实属攻讦性的非正当评判，自不当作为历史依据。
从基本面说，战国后期的秦灭六国之前，天下言论对秦政的评判是积极认定的。最基本的依据，有两方面。一方面，战国末期兼具儒法两学，且学术立场素来公正的荀子大师，对秦制秦政秦风素有高度评价。在《强国》篇中，荀子依亲自入秦的所见所闻，对秦风秦政作出了最高评价：“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在《正论》篇中，荀子则对“治世重刑”的合理性作了充分论证，实际是对“苛政”说的回应。荀子之说，没有任何人提出反驳。另一方面，战国末期“天下向一”的历史趋势日渐形成，“天下一统”的可操作战略也由李斯适时提出。这种人心趋势，意味着天下寄厚望于秦政，寄厚望于秦国“一”天下。如此两个基本面充分说明：战国之世对秦政的总体评判虽有争议，但天下主流是肯定秦政秦制的。当然，这种肯定的后面，有一个最基本的社会价值原则在起作用：战国变法只有秦国最成功，成功本身是“应时而变”的结果，是顺应潮流的结果。在“求变图存”与“大争事功”成为时代精神的大背景下，整个社会对一个获得巨大成功的国家，是没有指责理由的。
秦帝国一统天下后，舆论情形发生了变化。
变化的轴心，是关于恢复诸侯制还是建立郡县制的大争论。由这一大争论生发开去，牵涉出对夏商周三代文明与秦帝国所建文明的总体对比，以及与之相关的总体评判。然则，这场大争论及其余波，仍然被争论各方自觉限定在战国精神所能容纳的争鸣之内：反对方并未涉及对秦政的总体指控，创新方也并未以对方对传统诸侯制的赞美而横加指责，更谈不上问罪了。历史声音的突然变调，开始于“焚书坑儒”案之后。自儒生博士们纷纷从秦帝国庙堂“亡”去（不经正式辞职而私自离职），评判秦文明的言论中便出现了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声音：秦政毁灭典籍，暴虐之道也。被秦始皇拜为少傅文通君的孔子八世孙孔鲋，以及诸多在秦帝国职任博士的名儒，都在离开中央朝廷后与藏匿山海的六国贵族们秘密联结起来了。这种以“非秦之政”为共同点的秘密联结，使原本并不具有真实政治根基而仅仅是庙堂论政一家之言的政治评判，不期滋生为六国贵族复辟的政治旗帜。
“暴秦”说，遂以极大的声势，在秦末之乱中陡然生成了。
自陈胜吴广举事反秦，对秦政的认知评判，便成为当时反秦势力必须回答的紧迫问题。而最先反秦的陈胜吴广农民集团，当时对秦政并无总体性仇恨。“闾左徭役”们直接仇恨的对象，首先是秦二世的过度征发，尚不涉及对秦政如何评判。陈胜的“天下苦秦久矣”之叹，所言实际内容也只是二世即位后的政治行径。基于农民集团的直感特质，陈胜吴广的发端路径很简单：先以为扶苏、项燕鸣冤为事由，后又以“张楚”（张大楚国）为举事旗号，最终达成以武力抗争谋求最好的社会出路。演变的转折点，出现于陈胜举事后谁也预料不到的天下轰然而起的陡然大乱之局。陈胜农民军迅速占据了陈郡，六国贵族与当地豪强纷纷聚来，图谋借用陈胜力量复辟，这才有了最初的“暴秦”说。原发经过是：陈郡“三老豪强”们劝说陈胜称王，并大肆称颂其反秦举事是“伐无道，诛暴秦”的大业。这是贵族阶层第一次对秦帝国总体冠以“暴秦”之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暴秦”说。
就其实质而言，这是一个显然的政治权谋：志在复辟的贵族势力，利用农民集团政治意识的幼稚，以称颂与劝进的方式，将自己的政治目标巧妙设定成农民集团的政治目标，从而形成天下共讨“暴秦”的声势。其实际图谋，则是使农民反秦势力成为贵族复辟的强大借用力量。其后的历史事实，正是如此演进的：除了刘邦、项燕、黥布、彭越四支反秦势力，是借陈胜发端声威而没有直接借用陈胜兵力举事外，其余所有六国贵族都投奔了陈胜吴广集团，直接以陈胜划拨的军马为根基，以陈王部将的名义出兵，而后又迅速背叛陈胜，纷纷复辟了六国旗号。陈胜政权的迅速消失，其根本原因，正是被大肆渗透其中的贵族复辟势力从内部瓦解了。
复辟势力遍地蜂起，对秦政秦制的总体攻讦，立即以最激烈的复仇方式爆发出来。六国复辟者们纷纷杜撰煽惑说辞，愤愤然将秦政一概骂倒。期间，诸多攻讦在史料中都是零散言辞，只有三则言论最成系统，因而具代表性。这三则言论，都是由张耳、陈余为轴心的“河北”赵燕集团所生发，既是当时最具煽惑力的言论，又是被后世“暴秦”论者引用最多的史料。唯其如此，我们将这三则言论全文引录如下：
陈中豪杰父老乃说（陈涉称王）……陈涉问此两人（张耳陈余），两人对曰：“夫秦为无道，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罢百姓之力，尽百姓之财。将军嗔目张胆，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除残也！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愿将军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敌也！敌多则力分，与众则兵强。如此野无交兵，县无守城，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不解也。”
武臣等从白马渡河，至诸县，说其豪杰日：“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陈王奋臂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今已张大楚，王陈，使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豪也！诸君试相与计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仇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此士之一时也！”
武臣（武信君）引兵东北击范阳。范阳人蒯通说范阳令曰：“窃闻公之将死，故吊。虽然，贺公得通而生。”范阳令曰：“何以吊之？”对曰：“秦法重。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乱，秦法不施，慈父孝子可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吊公也！今诸侯畔（叛）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坚守范阳，少年皆争杀君而投武信君。君若急遣臣见武信君，可转祸为福在今矣！”范阳令乃使蒯通见武信君（又做了范阳令的使者，这里又有了一大篇为范阳令辩护的说辞）……武信君从其计，因使蒯通赐范阳令侯印（注意，又成了武臣的使者）。赵地闻之，不战以下城者三十余城。
这三则以攻讦秦政秦制为轴心的言论，具有显然的不可信处：
其一，强烈的复仇心态与权谋目标，使其对秦政的攻讦具有明显的手段性，丧失客观真实性。简单说，第一则是张耳陈余利用农民集团在政治上的幼稚，对陈胜设置了巨大政治陷阱：不要急于称王，农民军当一面全力对秦作战，一面同时扶持六国贵族尽速复辟。这一陷阱的要害，是诱骗农民军抵挡秦军，而六国贵族趁机复辟称王。为了这一目标，张陈两人将“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列为“暴秦”首恶，而将复辟六国贵族作为“为秦树敌”的首要急务。而后来的事实是：包括张陈集团在内的六国贵族，一旦借陈胜兵力出动，则立即迅速称王，丝毫不顾忌“示天下私”之嫌疑了。这等因赤裸裸的权谋需要而蓄意生发的“暴秦”说，是典型的攻讦说辞，无法与严肃的评判相提并论。是故，后世说者大多悄悄抛弃了这一说法，不再将灭六国作为秦帝国的罪行对待。
其二，为达成尽速下城占地的实际利益，虚声恐吓，肆意夸大。蒯通说范阳令之辞，是“秦任酷吏”说的代表。其对民众仇恨之夸张，其先前的恐吓与后来的抚慰之间的自相矛盾，都到了令人忍俊不能的地步。显然的事实是：蒯通为使自己成为纵横名士，先恐吓范阳令，再允诺自己所能给范阳令的前途：只要降赵为复辟势力收服城池，便可“转祸为福”；而后，蒯通再转身变作范阳令特使，对武臣又大说范阳令苦衷，使武臣“从其计”；再后，蒯通又摇身变作武臣特使，赏赐范阳令以侯爵印并高车驷马；至此，蒯通个人目标达成而成为名士重臣，范阳令也“转祸为福”，武臣也借此得到三十余城。此等秦末策士卷入复辟黑潮，其节操已经大失战国策士之水准，变成了真正的摇唇鼓舌唯以一己之私利的钻营者。即或大有“贤名”的张耳陈余，后来也因权力争夺大起龃龉，终究由“刎颈之交”变成了势不两立。我们要说的是：此等实际利益争夺中的虚声恐吓说辞，多有肆意夸大，不足作为史料凭据。
其三，此类说辞大而无当，与当时事实有显然的矛盾，其诸多纰漏完全经不起推敲。譬如武臣集团的说辞，其显然的夸大胡诌至少有四处：一则，“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史记》只云“数十万”，尚且可疑。百万大军攻秦，全然信口开河。二则，“陈涉王楚之地，方二千里”。其时，陈胜农民军连一个陈郡尚且不能完全控制，何来方二千里土地？三则，“头会箕敛，以供军费”。秦帝国军费来源颇多，说辞却夸张地归结描绘为“家家按人头出钱，官府以簸箕收敛”这一残酷形式。四则，“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就实而论，举事反秦之地在初期肯定有仇杀与杀官事实，如项燕刘邦举事都是如此。然若天下尽皆这般，何以解释章邯大军出动后在大半年之内的秋风扫落叶之势？
其四，秦末复辟势力具有典型的反文明性，其强烈的施暴实践，最充分地反证出其诛暴言论的虚伪性。作为秦末复辟势力的轴心，江东项羽集团的大暴行具有骇人听闻的酷烈性。《史记·项羽本纪》记载了项羽集团对平民与降卒的六次大屠杀，全部都是战胜之后骇人听闻的屠城与杀降：第一次襄城屠城，坑杀全城平民；第二次城阳大屠杀，杀光了此前辅助秦军抵抗的全城平民；第三次新安大屠杀，坑杀秦军降卒二十万；第四次咸阳大屠杀，杀戮关中平民无计，大烧大杀大劫掠大掘墓；第五次破齐大屠杀，坑杀田荣降卒数目不详，大劫掠大烧杀，逼反复辟后的齐国；第六次外黄大屠杀，因一个少年的利害说辞而放弃。种种大规模暴行之外，项羽又恢复了战国大煮活人的烹杀，后来又有杀楚怀王、杀秦王子婴并嬴氏皇族、大掘秦始皇陵等暴行。项羽集团频频大规模施暴，使大屠杀的酷烈恶风在秦末之乱中骤然暴长。号为“宽大长者”而相对持重的刘邦集团，也有两次大屠城：一屠颍阳，二屠武关。自觉推行安民方略的刘邦集团尚且如此，其余集团的烧杀劫掠与屠杀则自可以想见了。
当时，不幸成为“楚怀王”的少年芈心，对项羽的种种恶魔行径始终心有余悸。这个楚怀王对大臣将军们忧心忡忡而又咬牙切齿地说：“项羽为人，剽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之处，无不残灭！”故此，楚怀王坚执不赞同项羽进兵咸阳，而主张“宽大长者”刘邦进兵咸阳。剽者，抢劫之强盗也。悍者，凶暴蛮横也。猾者，狡诈乱世也。贼者，邪恶残虐也。少年楚怀王的这四个字，最为简约深刻地勾出了项羽的恶品恶行。这个聪明的楚怀王当时根本没有料到，因了他这番评价，项羽对他恨之入骨。此后两三年，楚怀王便被项羽以“义帝”名目架空。之后又被毫不留情地杀害。楚怀王能如此评判，足见项羽的酷烈大屠杀已经恶名昭著于天下了。
太史公亦曾在《项羽本纪》后对其凶暴深为震惊，大是感慨云：“羽岂舜帝苗裔邪？何兴之暴也！”《索隐述赞》最后亦大表惊骇云：“嗟彼盖代，卒为凶竖！”——很是嗟叹啊，他这个力能盖世者，竟陡然成了不可思议的凶恶之徒！显然，项羽之凶恶为患，在西汉之世尚有清醒认知。孰料世事无定，如此一个恶欲横流凶暴骇人的剽悍猾贼，宋明伊始竟有人殷殷崇拜其为英雄，惋惜者有之，赞颂者有之，以致颂扬其“英雄气概”的作品广为流播。如此荒诞之认知，我族良知安在哉，是非安在哉！
整个战国之世兵争连绵，没有过一次屠城暴行。秦始皇灭六国大战，秦军也没有任何一次屠杀平民的暴行。秦末复辟势力却变成了疯狂恶魔，对整个社会展开了变态的报复，其残暴酷烈远远超过了他们所指斥的“暴秦”千百倍。此等无与伦比的大破坏大摧毁暴行，“楚汉相争”的短短几年，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飓风大破坏时期。其直接后果是，繁荣昌盛的帝国文明在五六年中骤然跌入了“人相食，死者过半”的社会大萧条大赤贫境地，以致西汉建政五十余年后仍然陷入严重赤贫而不能恢复。
作为历史谎言的生发期，说者的动机、手法与怨毒的心绪，已经在上述特征中得到了最充分体现。某种意义上，秦末复辟者的言行，恰如孔子指斥少正卯所描画：言大而夸，辞伪而辩，行辟而奸，心逆而险。是故，其攻讦之辞无处不似是而非，几乎没有一条可以作为评判秦文明之依据。倘若忽视这些基本特征，而将其作为论证“暴秦”的历史依据，则意味着我们的历史意识尚不具有高端文明时代应有的分析水准。
二、历史实践与历史意识的最初分裂
西汉以对秦文明的评判为轴心，历史的实践与意识出现了最初的分裂。
历经为祸剧烈的秦末之乱与楚汉相争，西汉王朝终于再度统一了中国。当此之时，如何面对秦帝国及其母体春秋战国时代，成为西汉建政立国最为紧迫的实际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直接取决于主导阶层的历史意识。所谓历史意识，其轴心是社会主导阶层的文明视野，及其所能代表的广泛的社会利益，而绝非领袖个人秉性与权力阴谋所能决定。文明视野与社会利益的广泛度，有一个具体的基准问题：对待秦帝国所开创的大一统文明框架，是全面继承还是另起炉灶？
从中国文明演进的历史意义上说，西汉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这一特殊在于：西汉处在中国原生文明之后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最具有发生种种变化的社会潜质，最具有重塑中国文明的种种可能。一言以蔽之，西汉王朝承担着“如何承前，如何启后”的最重大的历史课题。唯其如此，西汉王朝的历史抉择，显得特别的重要。
西汉的开国阶层，基本是由秦末各种社会职业的布衣之士组成的。其中坚力量之中，除了一个韩国贵族张良，刘邦集团的文臣武将大多由吏员、商贩、工匠、小地主、游士、苦役犯六种人构成。而刘邦本人，更是典型的秦末小吏（亭长）。虽有职业的不同与社会身份的些许差异，但就总体而言，他们都处于平民阶层。这一广大阶层，是孕育游离出战国布衣之士的社会土壤，其中的佼佼者，几乎无不具有战国布衣之士的进取特质。从社会意识与历史意识的意义上说，当时的士人阶层，是对历史与所处时代有着相对全面、客观、清醒认识的唯一社会阶层。基于这种社会根基，刘邦集团的种种政治作为，一开始便与项羽集团有着种种较为鲜明的反差。对待秦文明的基本态势，刘邦集团与项羽集团更有着重大的区别。项羽集团作为既得利益的丧失者，对秦文明恨之入骨，既彻底地有形摧毁，又彻底地精神否定，灭秦之后则完全复辟了诸侯制。刘邦集团则虽然反秦，却对帝国功业与秦始皇始终有着一种实实在在的景仰。对于帝国文明框架，则一开始便采取了审慎地权衡抉择的做法。
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历经百余年，西汉终于完成了这种权衡抉择。
这一过程，并不全部都是难题。对于中央集权、郡县制、统一政令、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生产交通标准、移风易俗以及种种社会基本法度，西汉王朝都全部继承了秦文明框架。所谓“汉承秦制”，此之谓也。事实上，重新确立的秦制，也被整个社会迅速地重新接受了。所谓权衡抉择，主要集中于两个核心：一则，如何对待具有强大传统的诸侯分封制？二则，如何对这种实际继承秦制而道义否定秦制做出合理阐释？具体说，对待分封制的难点，是要不要仿效秦帝国废除实地分封制，实行虚封制？合理阐释继承与否定秦文明矛盾的难点，则是要在反秦的正义性与秦文明的历史价值之间，做出恰如其分的评判与说明。
对于分封制难点，西汉王朝做出了有限妥协，至汉武帝时期基本确立了有限实地分封制。这一基本制度，比秦帝国有所倒退，也给西汉王朝带来了长期的恶果。这是“汉承秦制”历史过程中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尽管西汉的妥协是有限的，然由于分封制（即或是有限实地分封制）带来的社会动荡连绵不断，故在西汉之后，这种有限分封制一代比一代淡化，魏晋之后终于演变为完全的虚封制。也就是说，历代政权对秦制的实际继承，在西汉之后更趋完整化。这一历史现象说明。历经秦末乱世的复辟劫难，又再度经过西汉初中期“诸侯王”引发的动荡，历史已经最充分地昭示出一则基本道理：从秦制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其结局只能导致中国重新陷入分裂动荡；历经春秋战国五百余年激荡而锤炼出的秦制，是适用于社会的，是有益于国家的，是有利于华夏民族长远壮大发展的。从实际制度的意义上说，秦文明在本质上获得了完全的历史认可。
然则，在历史意识的评判上，却出现了巨大的分裂。
西汉王朝发端于反秦势力。这一最基本的事实，决定了西汉政权不可能对秦帝国及秦文明在道义上给予认同。否则，西汉政权便失去了起事反秦的正义性。对于历来注重道义原则而强调“师出有名”的古老传统，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将“吊民伐罪”作为最高的用兵境界，其根源，正在于注重政治行为的道义原则。若对方不是有罪于天下的暴政而加之以兵，便是“犯”，而不是“讨”或“伐”；既是天下“讨秦伐秦”，则秦只能是暴政无疑。这便是中国古老的政治道义传统所蕴涵的逻辑。
虽然，刘邦集团的社会根基不同，决定了其与六国贵族的复辟反秦具有种种不同。但在指斥秦政，从而使自己获得反秦正义性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其间区别，只是指斥秦政的程度与方式不同而已。如前所述，六国贵族对秦政是仇恨攻讦，是蓄意谎言。而刘邦集团的指斥秦政，则仅仅限于泛泛否定。
细察《史记·高祖本纪》，刘邦本人终其一生，对秦政的评判只有两次，且都是同一句话。一次是最初的沛县举事，在射入城邑的箭书上说了一句：“天下苦秦久矣！”另一次，是在关中约法三章时，又对秦中父老说了一句：“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另外，还有两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一件事，是刘邦在称帝后的第八年，也就是临死之年的冬天，下诏为战国以来六位“皆绝无后”的王者建立固定的民户守冢制度：陈胜及赵悼襄王等四王，各封十家民户守陵，信陵君封五家；只有对秦始皇，封了二十家守陵。在其后两千余年的历史上，封民户为秦始皇守陵，刘邦是唯一的一个。与之相对比的是，汉武帝泰山封禅时，儒家大臣已经可以明确提出秦始皇不能进入封禅之列，而汉武帝也采纳了。另一件事，是刘邦在建政第六年，擢升秦帝国的统计官张苍为“计相”，并“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实际上，便是以萧何为总政丞相，以张苍为主掌经济的副丞相。以秦帝国经济官员为自己的经济丞相，刘邦实际推行秦政的意图是很明确的。这位张苍，后来在汉文帝时期一直擢升至丞相，总政十余年。其时，甚至连西汉王朝的历法、国运、音律等，都一律秉承秦文明不动。这种原封继承，一直延续到汉武帝。
与刘邦同代的开国重臣，也鲜有系统指斥秦文明的言论。最典型者，是大谋士张良。张良曾经是韩国末世的“申徒”（民政经济大臣），纯正的六国贵族，且其青年时期始终以谋杀秦始皇与鼓动复辟反秦为使命。但是，在投入刘邦集团后，张良却只以运筹谋划为任，从来没有涉足实际政务，也从来没有对秦政做出过公然指控。刘邦称帝后，张良便事实上隐退了。身为六国贵族，张良的政治表现前后有巨大变化且最终退隐，颇值得探究。历来史家与民间演义，皆以“淡泊名利，功成身退”说之。实则不然，张良的变化，实际与刘邦集团的政治氛围密切相关。张良既不能使刘邦复辟诸侯制，又不愿追随刘邦实际推崇秦政，只有忍痛抛开历来的政治企图，而走入修身养性的“神仙”道路。此当较为接近历史之真相也。
刘邦之后的吕后、惠帝、文帝、景帝君臣，情形皆大体相同：极少涉及评判秦政，但有涉及，也只是淡淡几句宽泛指斥。也就是说，在汉武帝之前，对秦政秦制的理念否定尚停留在感性阶段——出于必须的反秦正义原则，仅仅对秦文明有原初的必须性的感性评判而已。于是，“天下苦秦久矣”便成为笼统的代表性说法。
这种感性指斥，在汉武帝时期开始发生变化。
西汉对秦文明的评判，由感性向知性转化，开始了大规模的理念探究。
这一变化的背景是：西汉政权已经稳定昌盛，开始了结文治武功方面的种种难题。武功方面，是大力连续反击匈奴。文治方面，则以阐释继承与否定秦文明的历史矛盾为基点，确立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价值法则。在这一大背景下，文治目标的实现体现为两个方面：既涌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梳理华夏足迹的经典史书——《史记》，又涌现了大量的审视秦文明的言论与文章。
从总体上说，西汉时代对秦文明的评判，以及对秦亡原因的探究，呈现出相对客观的态势。所谓相对客观，是西汉评判大体摆脱了秦末复辟者充满怨毒与仇恨的心绪，开始从论说事实的意义上评判秦文明。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西汉学人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秦政，都极少引用秦末复辟者咒骂秦政的恶辞，都是在陈述自己认定的事实。尽管其中不乏大而无当的囫囵指责，但就其基本面说，相对客观了许多。但无论客观程度如何，西汉对秦文明的理念否定是清楚的，且由感性到知性，越来越趋于理论化。
具体说，为西汉官方认定的《史记》相关篇章中，尚很少对秦文明作总体指斥。在《货殖列传》、《河渠书》、《平准书》等综合性叙述篇章中，都是铺叙历代经济功绩与地域风习，基本不涉及对历代文明演进的阶段性总体评判。即或在专门叙述意识形态变化的《礼书》、《乐书》、《律书》中，也很少指斥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在《礼书》中只有一段隐约肯定又隐约指责的说法：“周衰，礼废乐坏……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祖……大抵皆袭秦故……少所变改。”在《太史公自序》及人物之后的“太史公日”中，偶有“秦失其道”“秦既暴虐”等言辞，但远未达到秦末复辟势力那般一体咒骂，亦远未达到后世史家那般总体认定“暴政亡秦”。
汉武帝本人的态度，也是颇具意味的。
《史记·礼书》记载了一则基本事实：汉武帝大召儒术之士，欲图重新制定礼仪，有人便主张恢复古代礼制。汉武帝便下诏说：“盖受命而王，各有所兴，殊路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议者成称太古，百姓何望？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化隆者闳博，治浅者褊狭，可不勉与！”显然，汉武帝对复古是敏感的，也是严厉的，即或仅仅是礼制复古，也依然给予很重的批驳，将话说得分外扎实：汉也是历代之一家而已，没有自已的法度礼仪，何以面对子孙！敏感什么？警觉何在？其实际底线是很清楚的，便是不能因为否定秦政而走向复古。这次诏书之后，汉武帝没有接受儒术之士的理念，而是大行更新：改历法、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庙百官礼仪，完成了既不同于复古又不同于秦制的“汉家礼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汉武帝的颇具意味处，在于其始终自觉地把握着一则施政理念：秦可否定，然既不能因对秦的否定而走向复辟，也不能如同汉高祖那样全盘继承秦制。如此理念之下，对秦文明的否定，自然很难如后世那般走向极端化。
这一基本事实，透漏出一则值得注意的历史信息：即或已经到了汉武帝时期，西汉对秦文明的总体性评判已经明确持否定原则，然其基本方面依然是谨慎的，依然避免以系统形式作最终的简单否定。《史记》中“非秦”言论的感性闪烁，以及这一时代诸多思想家对秦政秦制的评判，都在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几类汉初的贾谊。凡此等等，足证这一时期对文明演进史探究的相对慎重与相对客观。
西汉的官方历史意识，在汉武帝之后开始了某种变化。
变化的标志，是在官方声音中开始出现总体否定秦文明的说法。所谓总体否定，是否定中不再包含肯定，而是全部一概否定，对秦文明的分析态度开始消失。最基本的事实，是汉昭帝时期的盐铁会议大论争。作为会议记录的《盐铁论》，如实记载了“贤良文学”与中央主政大臣桑弘羊的争论。其集中涉及评判秦文明的篇章，有《诛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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