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生活条件也与在延安生活的其他同志一样十分的艰苦。即便是身为主席的毛泽东，在当时也和其他普通战士一样，都同样住在窑洞里，都同样享受着一份菜金，都同样穿打补丁的衣服。而这些领导者的工作却显然要比一般同志辛苦得多。他们中很多人干起工作都是没日没夜、殚精竭虑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有很多同志都是带着病、带着伤继续在坚持工作。
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马这些保健对象，在当时都或多或少有点营养跟不上。另外对于普通人，只要医生们一强调“三分病七分养”的道理，大部分人便都会主动配合自己注意休养。但马在延安时这些保健对象，却根本不听这一套，他们都是些哪怕躺在病床上，也还要坚持工作的人。
在延安很难做到无病防病、小病早治，长期处于被封锁状态的边区，延安药品一向十分紧缺。
当年周副主席从马背上摔下来，将右胳膊摔成粉碎性骨折。由于没有X光机，在接骨时，作为医生的马和柯棣华，只能一点点凭着感觉和经验接。结果在骨头长好后，他的右臂一生都不能弯曲超过一定角度。
后来每当马在电视里看到周总理的时候，心中都不由得感到遗憾。
那时周副主席的夫人邓颖超查出得了肺结核，因为没有药，病情一日重似一日。后来多亏马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晒太阳的药方：把门板卸下来，让邓颖超躺在门板上，每天抬出去，利用晒太阳，给她进行调养，才救下了她的性命。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受伤生病时尚且如此，延安药品当时缺乏到了何种程度，从此不难想象——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对中央领导便只能采取“自然调剂，预防为主”的保健办法。
马海德的保健对象们都坚持把好药优先供应给前方。这么一来，马海德就只能采取自然调剂，预防为主这一招了。像彭德怀、陈毅、贺龙、刘伯承、聂荣臻、徐向前这些高级将领，长年驰骋沙场，只要他们回到延安，不管是开会或是汇报工作，马海德都要亲自抓找他们，给他们检查身体，出于对马人品能力的尊重，这些领导一向也都很配合马的工作。
碰上倔脾气的，有时还得争个面红耳赤。马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些同志都是用自己的生命，在为中国人民换取未来的幸福生活，我们必须保证他们的身体健康。他发火你也别怕……”
中央军委副主任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是马当时的重点照顾对象之一，本来就是一位文弱的知识分子，经过长期艰苦的战争生活，身患多种疾病，还负过重伤。为了能够保证他的身体健康，马便经常抽时间去给他做检查。有几次王稼祥发高烧，马就守在他身边，除给他及时打针吃药外，还忙着给他做冷敷，一直等到退烧才离开。王稼祥把马海德也当作朋友，他们有空就在一起谈心。王稼祥看到马平时总是用烟斗装上自种的烟叶吸个不停，感到愧疚，他对别人说：“人家远离祖国家乡来中国帮助我们革命，我们却连香烟都没有供他吸，真是对不起呀！”有一次，王稼祥发现在前方缴获回来的战利品中有几盒雪茄，就赶紧派警卫员给马送去。警卫员见了马就说：“这是王副主席特意送给你的战利品。”马摇摇头说：“你拿回去，我可不能搞特殊。”警卫员眨眨眼说：“你先看看，总不算特殊吧！”马打开纸包一看，发现其中竟是雪茄，立即笑着改口说：“啊！是烟哪！烟酒不分家嘛，我收下了，你回去替我好好谢谢王副主席啊。”对于烟瘾极大的马来说，这几盒雪茄无疑是顶好的礼物。
马海德对延安五老：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的健康尤为关心，定期给他们检查身体。林伯渠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时，马经常托人问林老的健康状况，给林老捎去药品。林老也知道马爱吸烟，每次有人回延安，林老都给马捎几包老刀牌香烟，马海德很珍惜老人的礼物，他吸完一支就把烟头装在小盒子里保存起来，积多了，就用纸卷成“大炮”再吸，身边的工作人员开玩笑地问：“马大夫，你这是什么牌的香烟啊！”他却一本正经地说：“这是‘屁股灵’牌香烟！”把别人都逗笑了，他知道：“这老刀牌香烟蕴含着林老很深的情意！我一点儿也不能浪费。”
马海德最难对付的保健对象是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养成了夜里办公、上午睡觉昼夜颠倒的生活习惯。有时白天有会议或其他急事要事，他就不得不少睡觉。甚至连续几天不睡觉。马很担心主席过度疲劳，影响健康，于是想尽各种办法来调节他紧张的神经，放松他的心情。为此他不但自己动手打造了一个整个边区内的第一张乒乓球台子，一有时间，就拉着毛主席去打乒乓球。周末或节假日，他就拉着毛主席去跳舞，让毛主席活动活动，锻炼身体。为了保证毛主席有更多的休息机会，他还常陪毛主席打麻将，以避免在毛主席休息时有人来谈工作。
我和马结婚后，我们的家搬到了王家坪，离毛主席住处很近。这时，马发现毛主席有轻度风湿性关节炎，心里很不安。他对我说：“毛主席关节不大好，他又很少锻炼身体，不如每天晚饭后，我们去拉他一块儿散步，让他活动活动关节。”我很了解马的用心，打那以后，只要不下大雨大雪，不刮大风，马带着我和儿子小幼马，每天去陪毛主席散步。
我们一家人当年陪毛主席散步的路线，基本上是从王家坪出发，走到延河边，沿着延河绕一圈再走回来。路上马见景说景，见物说物，净说些轻松话题。途中常碰到一些同志跟毛主席打招呼，毛主席有时自然地问些工作上的事，马绝对坚持原则：毛主席休息时不能让他听人谈工作。碰到有人提到工作，马就在一旁撺掇小孩儿出洋相，把谈工作的人注意力引开，他则趁机陪毛主席先走开了。
后来这支散步队伍越来越大，杨尚昆、叶剑英等几家人也陆续加入了我们的散步队伍，于是毛主席、马、杨尚昆、叶剑英成为了这支散步队伍的第一梯队，我们这些家属则是第二梯队，各家的孩子们则是第三梯队，最后一个梯队是警卫员。
毛主席很喜欢马，当时只要几天没有见他就会派人来找，或者在找马有事情的时候，便让马带着我一起过去。两人谈完正事，毛主席便告诉大师傅，今天多做一个菜，请我们一起吃饭。所谓多炒的一个菜，不过就是多炒一个大白菜或土豆丝、萝卜丝。偶尔饭桌上也会有红烧肉，或是一盘肉丝炒辣椒。
毛主席边吃边和马聊天，有时还故意给我提几个不好回答的问题，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我们夫妻俩从毛主席的聊天中得到不少知识。马回想起那段时光时深情地说：“我对中央领导同志是身体保健，他们对我却是思想保健，我比他们得到的更多、更幸运。可以说我是在他们的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虽然延安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但是大家都能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面对生活。
在延安马和朱德、绰号“胖子”的廖承志曾组成过一个篮球队，虽然该篮球队的成员都赫赫有名，但是在他们的篮球队和青年学生以及军人的比赛中，他们基本上都是输得多赢得少，马打球主要目的是让首长们都能出来锻炼身体。
马当时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使人感到他浑身有着用不完的精力。他不但根据革命需要，为红色中国的医疗卫生起步打下了一系列基础，还有力地保障了中央领导的保健工作。同时参与从事了大量外事工作，另外马还担任了鲁迅艺术学校的校医。正是在校医这个工作岗位，才使得他在我来到延安后不久，跟我从相识相知一路走到了相爱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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