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的初秋，一个雨后的下午，空气特别清爽，我们抗日救国援助会的宣传队正在做演出前的准备。一个和我非常要好的小姐妹匆匆跑来找我，趴在我耳边小声地说：“余先生下午三点在大众电影院门口等你。”我按要求下午三点到了电影院门前，余先生已经在那里等我了﹙后来，我在延安见到了余先生，原来他是昆明地下党的交通员﹚。他要我跟着他到蒋先生家。这位蒋先生过去在集会时，我曾经见过两次面。他留着普希金式的长发，对人热情和善，行动很神秘。
蒋先生家院子很大，树木很多，客厅很宽敞，房间布置的古朴典雅，家具都是红木的，颜色很深，显得阴森森的，但是很气派。我们刚落座，蒋先生就急急忙忙从办公桌下面的箱子里，拿出来两三本介绍延安抗日根据地生活、学习、劳动的抗战画报给我看。虽然这些画报非常吸引我，但我心里一直在嘀咕：难道两位先生约我来就为了看这些画报吗？我忐忑不安走马观花地看完画报的时候，蒋先生问我喜欢吗？我说：“当然，我非常喜欢，那是一种崭新的生活。”
接着，蒋先生很严肃地对我说：“国民党省党部黑名单上有你的名字，看来你处境危险，昆明你是待不下去了，组织上决定送你去延安学习，你愿意吗？”我当时马上表态：“非常愿意。”余先生很快接着说：“那你今天晚上就不能回家了，在蒋先生家里先住两天，组织上正在买车票，安排妥当后给你送来，和你同行的还有一位陆小姐。”我说：“我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蒋先生说：“今天晚上陆小姐会给你送衣服之类的生活用品……”余先生临走时再三叮嘱，绝对不能外出。随后，蒋先生把我安排在他家后院的小屋里，就这样我踏踏实实地留了下来。
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远比现在容易简单的多，那时候的我们真是单纯极了，听一个人说让自己跟他走，便就凭着直觉真的跟对方走了，也不会多想多问。尽管对于蒋先生和余先生他们的个人情况，我一点都不了解，但我知道他们代表的是组织，所以我非常信任他们。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是1939年9月2日，也就是从那一天起，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和人生。
当天晚上，陆小姐没有来，我在蒋先生家后院的小屋里一直没敢出来，有人给我送饭。第二天晚饭后，陆小姐终于来了，她比我大两岁，我叫她陆姐。她给我带来一只小皮箱，里面装着一些换洗的衣物和简单的生活用品，还有两张从昆明至贵阳的长途汽车票及组织介绍信。这天晚上陆姐没有走，和我住在一起，我们做了些出发前的准备工作。首先我们把组织介绍信，小心翼翼地折成小长条，缝在我穿的旗袍下摆边角里。这一夜我们两人都没有睡着，终于挨到了天蒙蒙亮时，蒋先生派人把我们送出了门，我们乘坐两辆人力车到了昆明长途汽车站。
我们这天打扮得特别俏丽，很像国民党的官太太，陆姐手里还拿着一套小娃娃衣服。当时我的心情极度紧张，表面上却装得很轻松，说说笑笑，其实心里害怕得要命。一直等到汽车开出昆明站后，我们才稍稍地松了一口气，我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找到了位置。在车上，我不时拿出小孩衣服看看，再抖动一下，力求让我伪装的角色更加真实。
从昆明到贵阳用了整整三天，途中经过了无数险坡和七十二道弯。白天行车，夜宿小旅馆，一路上虽然非常辛苦，可我的心情像一只刚刚出笼的小鸟，我觉得汽车就像我的翅膀，它带着我自由飞翔，奔向光明的未来。
到了贵阳以后，我们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那里的同志在看了组织介绍信后，把我们两个人安排在了地下室住。五天后我们换上了草绿色军装，扮成国民党卫生兵，胸前和肩上都印有部队番号。我们乘坐一辆军用卡车，车上装的都是印刷用的纸张，这些纸张全是运往解放区用来印边区票的。我们把被褥在上面一铺，便坐了下来。
因为这是一辆挂着国民党车牌子的军车，所以从贵阳开往成都、重庆这一路，在过国民党关卡的时候都比较顺利，没有发生一起受阻或无故检查之类的事情。汽车开了好几天，九月下旬到达成都时，来了一个头发剪得很短的女孩儿，叫田继芳，她参加革命后，改名叫田夫。因为她是成都本地人，我们便抓着她，让她带我和陆姐去街上吃小吃，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开心极了。
从成都出发，我们的车变成了三辆，车开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时，已经有许多男女青年在那里等待了﹙其中就有丁玲后来的丈夫陈明﹚。
我们从重庆再出发时，队伍可就壮大了，四十多人分乘九辆大卡车。在我们这辆车上，除司机和保卫人员外，还有我、田夫、徐克立、杨烈，我们四个女孩子坐在靠司机背儿，背风的地方。我们一见如故，一路上有说有笑，无话不谈。生活上我们几个互相帮助，彼此畅谈理想，豪情满怀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了很好的姐妹。我们憧憬着未来，天真烂漫的达成了一个协定：到延安后，好好干革命，不到抗日战争胜利，谁也不准先结婚。
坐在我们对面紧靠后车帮的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他年轻帅气，穿着一套灰蓝色的西服，还系着领带，怀里十分宝贝地抱着一个二尺来高的圆筒。我后来才知道这个圆筒里装的是他的大学毕业文凭。他对自己大学文凭如此看重的态度，让我们几个人觉得滑稽。虽然这个外国小伙子一句中国话也听不懂，可有时我们也比比划划地试着和他沟通，开开心，一路上大家相处的都很融洽也很友善。
我到了延安以后才知道，这个和我们同车的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叫汉斯·米勒，是个医生。他来自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德国，是一个犹太人，为了躲避法西斯的迫害，逃往瑞士求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二十四岁的汉斯·米勒决定前往中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1939年在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帮助下，经宋庆龄和爱泼斯坦介绍，他从香港长途跋涉来到了延安。他不畏艰险，为“保卫中国同盟”护送了外国援助抗战的六百箱医药用品，同时将英国工业家约翰·桑尼克罗夫特捐助的一辆附有手术间的大型救护车护送到延安。其中还包括一架X光机。而那两个在重庆送他上车的人，就是王炳南和他的德国夫人王安娜。在延安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随印度医疗队抵达了抗日前线。解放战争中，他担任了晋察冀辽军区野战总医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北京积水潭医院内科教授，北京医学院副院长。
我们的车队离开山城重庆，道路越来越难走，白天怕国民党护城兵拦截，每天天不亮就出发，车好不容易开到了洛川，老天不做脸，又没完没了地下起了大雨。车不能往前开了，我们只能被困在旅馆里，由于没有雨具，我们也不能出去玩。这场瓢泼大雨下了整整三天三夜。我们住的旅馆旁边有个简易小楼，里面住了些国民党军官，他们没日没夜地打麻将，吵得我们没法睡觉。这三天非常难熬，天气不好，大家心情也都不怎么好。
因为路不好走，我们的车队常常是走走停停，不知经过了多少个日夜，我们终于到了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时已经是十月初了，我们这支临时组织起来的队伍才总算真正得到了休整。
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的第二天，发了我们每人一套灰色粗布军装，大家迫不及待地换上八路军军装，那个高兴劲儿真是无法形容，一路的疲乏也随之荡然无存。这里是进入解放区的咽喉，所以每天都有人从解放区来，也有像我们这样从大后方来，准备进入解放区的。招待所里热闹极了，我们二十多个女同志住在一间屋子里，睡在大通铺上，一会儿工夫就全都熟悉了。
当时住在我旁边的两位女同志是从延安出来到别处去工作的。一位姓朱，大家都叫她小朱，长得很清秀，人也活泼，还特别好逗乐。另一位姓王，身体很壮实，头发剪得短短的，长得像个男孩子。有一天她们逗着玩，小朱强迫王同志坦白交代与马海德的恋爱关系，而王同志又拼命地否认，两人在通铺上滚来滚去，闹得难解难分，逗得大家也跟着开怀大笑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坦白交代”这个新词，同时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延安还有个外国人，名叫马海德。
因为好奇，我就随口问了句：“谁是马海德呀？”小朱就绘声绘色地给我们介绍了这位传奇式的人物，说他是个了不起的外国医生，医术高明，延安的军民生病都会找马大夫看，在那里没有人不知道他的，马大夫在延安是个大名人……大家说着笑着，谁也没有想到，在那以后，我会和她们说的那个医术高明的外国医生——马海德，有着一段半个世纪的姻缘。
我们同路来的四十八个人，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住了不到一星期便又准备出发了。我们当中大部分人包括陆姐，被分配到了“三原青训班”去学习，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同车来的四个姐妹﹙田夫、徐克立、杨烈和我﹚及米勒大夫被分配到了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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