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正值秋收季节，延安的人都是自己开荒，山坡上一队队男女青年们收工回来，肩上扛着锄头、镰刀，拎着秋收捡回来的东西，他们看着开过来的卡车，知道又有一批青年人来参加革命了，便在山上又喊又叫，“哎……”我们也兴奋地从车上探出头来，跟着喊了起来，一呼一应和他们打着招呼，高兴得不得了，这景象就像是久别的老朋友重逢一般。其实，大家谁也不认识谁。在延安聚集着成千上万有理想、有抱负的进步青年，大家来自四面八方，什么地方的人都有，什么口音都能听到。尽管他们并不属于同一党派，也未必有相同的价值观，但他们无疑都有一个共同事业——抗日救国，为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而努力斗争。
天快黑的时候，车开到了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的窑洞前。那里的管理员负责招呼我们，给我们大家分配了住处。我们来到组织部的招待所，把被子、褥子一铺就算归置好了。听到吹哨的声音，有人喊着：“刚来的那些同志都去吃饭吧！”我们转了一圈，每人都领到了一个缸子，一双筷子和一个搪瓷的洗脸盆。我们叮铃当啷的把东西往洗脸盆里一放，端了回来，拿起碗筷便跑出去吃饭了。
接下来的两天，没有人来问我们的姓名，也没有人找我们谈话。第三天，当时八路军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陆定一﹙建国后任中宣部部长， 1959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62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文化部部长﹚挨个找我们谈了话，并填写了登记表，组织部长看了我的简历后说：“你过去是搞文艺的，那你就去‘鲁艺’吧。”我们同车来的另外三个女同志，被分配到中国女子大学学习，只有我一个人被分配到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我心想，只要是在延安，不管在哪个单位学习或哪个部门工作都是一样的。于是我拿着介绍信，兴高采烈地背上背包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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