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延安，我便进了“鲁艺“上学，当时既兴奋又激动，心想来到了红色根据地，终于可以大干一场革命了。延安当时生活条件很艰苦，生存环境很恶劣，物资极度匮乏。我很不习惯陕北的生活，除了黄澄澄的小米饭，就没有别的东西吃了。虽然小米闻起来特别香，但是吃下去却不太容易消化，再加上当时快入冬了，陕北的气候阴冷阴冷的。由于水土不服，我很不争气，刚到延安不久就得了重感冒，连续发高烧，肠胃也不舒服。听说我病了，音乐系女教员李丽莲来看我，安慰我说：“你好好休息，多喝水，我去给你请校医，他是个美国人，医术很高明。”边说边走了出去。

    过了好一会儿，李丽莲把马大夫请来了。那时我烧得迷迷糊糊的，刚见到马大夫的时候，并不觉得他是一个外国人。

    他穿着旧灰布军装，打着绑腿，胡子拉碴，但很帅气，除了高鼻子、大眼睛以外，和那些久经沙场的红军战士没什么两样。我在想，难道这就是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时，那两个女孩子在玩笑中提到的富有传奇式的美国医生吗？

    马大夫一进窑洞就愣住了。片刻，他开始做自我介绍，然后，又用他那带着陕北口音、不太流利的普通话，详细地询问了我的病情，他的语气很和蔼。他还特意给我配制了粉红、淡绿色两瓶点鼻子的药水，耐心地在一张很漂亮的信纸上（后来我才知道，当时能有这样一张漂亮的信纸，很不容易。）写着每味药的用法，还大胆地用他那歪歪扭扭的，不太准确的中文，另外写了一个便条：

    “我衷心希望你能很好地按时用药，早日恢复健康，恢复你那美丽的微笑。”

    这一句普普通通的问候，对我这个刚刚从大后方来的人，心里感到很温暖。马虽然是一个语言天才，但写汉字却还是不够灵，不是丢一撇，就是少一点，丢三落四。但那天他写给我的便条，我却能看得懂。

    接下来的几天，马几乎每天都过来，像平时巡诊一样，询问我的病情，在他的关照下，我的病很快就好了，这就是我和马大夫的相识过程。

    马大夫当时是军委卫生部的顾问，又是边区医院的医生，也是我们“鲁艺”的校医。在延安城里、延河边上、宝塔山下，经常能看到他身背药包，或是步行，或是骑马，有时干脆就在路旁或是山坡上给人听诊、开方、看病的样子。

    我病好以后，马大夫作为“鲁艺”校医巡诊时，除了平日里跟我聊天之外，还曾主动约过我好几次，让我周日的时候去他窑洞里做客，我答应过他两次。

    第一次去之前，他问我有什么拿手菜没有，我跟他吹牛说我会做一种特别好吃的鸳鸯蛋，不过做这道菜需要有菠菜，还需要十个鸡蛋和肉末。结果约会当日，我不但带了田夫、杨烈、徐克立三个朋友一起去了他的窑洞，更将他想尽办法搞到的十个鸡蛋、菠菜、肉末，以锅不行、火不行等理由做了个一塌糊涂。眼见这鸳鸯蛋做不成了，我便和几个姐妹一起跑了。

    还有一次，那是1940年春节前，我又答应周日去他窑洞吃饭。马大夫见我答应了，简直高兴坏了，特地找来一只老母鸡让负责照顾他的王德牛给炖上。可那天，我却又临阵退缩了。

    我们结婚以后，马大夫告诉我，那两次约会简直都要把他给气疯了。那个年代，在延安要找十个鸡蛋、找菠菜、找只老母鸡有多难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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