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边区抗日根据地，基本做到了不仅让军人能够得到医疗救助，而且让八路军所到之处的老百姓也都能享受到医疗。
据有病案可查的记录，仅在1944年到1947年期间，马在延安诊治的伤病员就达到了四万多人次。
在医院里，马和其他中国同志一样看门诊、查病房、照顾各种病人。医院中无论谁遇到了疑难病人，也都很愿意跟马一起去会诊。马本人很理解这些同志们想多学点儿东西的心情，因此他便常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跟大家一起在油灯下讨论一些医术问题。
延安地区医学书籍少，为了提高周围同志们的医学理论水平，马常把千辛万苦转寄来的医学杂志借给大家传看。无论谁有不懂的地方，只要问到马，他都会十分耐心地给他讲解。
当时延安X光片很少，各个医院里的医生看片子的水平普遍不高，于是马就千方百计给大家创造多看片子的机会，同时启发大家大胆地各抒己见，然后再一点一滴地将他本人的心得体会倾囊相授。当年跟马一起在油灯下讨论医术的众位同志中，建国以后，有很多人都成了各个医疗单位的领导。事隔多年每当马和他们再次见面之时，只要一回忆起他们共同度过的油灯岁月，大家就会感到无比亲切温馨。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中有位外科医生叫涂通今，他本人是延安医科大学高级班的毕业生。马觉得涂通今这人对医术很有一股钻研精神，算得上一个学医的好苗子，便开始着力对他特别培养。他会经常邀请涂通今跟自己一起做手术，一起给病人诊断，好使涂通今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提高的医术。
后来马还把涂通今调到了一个领导岗位上去锻炼，希望他本人在成为一个医术精良的医生之外，还能够成为某一医学领域的带头人。分别之际，马还把自己的听诊器、打诊锤和他本人最珍爱的英文版《希氏内科学》《卡罗氏外科学》等医学书籍都送给了涂通今，以示鼓励。
1943年5月的一天，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住进了一名已经陷入生命垂危状态的危重病人。这名病人是位女同志，她的名字叫谭得。为她诊疗的医生在对她做完初步检查之后，判断要想挽救她的生命，就必须为她立即输血。马听说后立即赶到，挽起自己的袖子，伸出胳臂对站在一旁的护士说：“快！我是O型血，赶快抽我的血输给病人。”不料负责备血的同志忙中出错，竟然把抗凝剂给配错了，结果造成了这二百CC血浆全部报废，在场的医护人员开始急得直打转，马二话不说便又伸出另一只胳臂道：“不要紧，再抽一次好啦。”
1944年10月，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从陇东抗大七分校女生队调来一批女同志担任护士工作。当时的护士工作，不像现在分工这么明确。这些边学技术边干活的新护士们，除了要给伤病员们换药、试体温、服药、打针、灌肠之外，还得要干些给病房生火送炭、担水送饭、打扫卫生、甚至端屎端尿等杂活。因此在这批新来的女护士里面，有许多人都不能安心工作。
有一天，马偶遇到一个叫张淑娟的新护士，就关心地问她道：“你们来这里还习惯吗？你们大家对自己工作有什么要反映的吗！”张淑娟回答道：“咳！有什么要反映的？实话实说，我们中有不少人都不爱干这护士工作呗！本来嘛，整天打杂伺候人，什么技术也学不到，这叫什么抗日啊？哪有上前线去带劲儿？若是上‘抗大’、‘鲁艺’学点儿真本事，将来能在后方干出点儿名堂来也好啊！这儿有什么前途？低人一等。”马听完这后，不由皱了皱眉，然后很认真地对她说道：“谁说护士工作低人一等了？毛主席还说护士工作有很大的政治重要性呢！”张淑娟听了颇不服气：“算了吧马大夫，那么重要你怎么不学护理呢？”马摇了摇头，对她说道：“你们这些娃娃可真有意思，常言说：‘三分治疗，七分的护理。’你看哪个医院光有医生没有护士啊？我们医院好多医生原来也是从护理的基本操作开始的。问题是自己要有个认真学习的精神。你们老不安心，怎么会有心思学习呢，那当然也就练不出来了。事在人为嘛！你说对不对——”张淑娟没想到马做起思想工作来也是一把好手，讲起道理来也跟他看病似的丝丝入扣、句句入理。她听完马的话，先是愣了一下，在略作思考之后，便若有所悟地不断点起了头。
还真别说，自从马跟张淑娟谈完这次话之后，她不但本人开始安心于护士工作了，而且更开始主动向与她同来的姐妹们宣传护士工作的重要性，一来二去竟然使这批新来的护士都安下心来，一个个开始积极地边干边学，都争着努力提高自己的护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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