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毛主席接见了白求恩，白求恩当面向毛主席提出到晋察冀边区的最前线，组织医疗队在战地附近进行初步疗伤，以减少大量伤亡。毛主席同意了白求恩的计划，只因为他的医疗器械和大批药品还没有从西安运来，耽搁了三个星期，马作为向导和翻译人员，负责全程接待刚刚从西班牙反法西斯前线来到延安的白求恩一行人，并带他们参观了设在窑洞里的后方医院和安置在农家的伤员病室，以及因陋就简的军医学校和学员们使用的油印和手抄教材、自制简单的实验仪器等。马和白求恩曾多次在彼此的窑洞里，畅谈包括国际形势、中国抗战、哲学、医学的专业知识到深夜。
1938年4月，在白求恩多次要求下，中央决定派他到晋察冀边区去协助八路军开展战地医疗救护工作。在他出发的那天，马前往送行。话别之后，正当白求恩准备骑上一匹栗色烈性马出发时，马走过来亲自将白求恩扶到了马背上。白求恩上路后，不断地回头，恋恋不舍地向马挥手告别，可两人谁也没想到这竟然是他们见的最后一面。
在白求恩随军开赴前线后，马是帮助白求恩和中央以及外界联系的唯一联络人。当时白求恩所有发往国外的稿件、照片、信件、书报刊都是由在延安的马海德转寄的。
1939年11月12日，马的朋友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在随八路军到抗日前线进行战地抢救时，因在手术时不小心弄破了自己的手指，导致血液中毒，不幸以身殉职。诺尔曼·白求恩的死，正是因为在前线做手术时，需要的橡皮手套不够用而不小心弄破了自己的手指。其实五角钱的盘尼西林或磺胺就能救他的命，但是抗战前线缺医少药，连这些基本的药品都已经供不应求。多年来，无论马何时谈到白求恩，都会为他的死而感到惋惜。
11月17日，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驻地群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12月1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题了挽词：“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主义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
同日，为了永远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继承和发扬白求恩精神，八路军总部颁发命令，将八路军医院改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毛主席并于12月21日专门撰写了《纪念白求恩》，称他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马海德在白求恩去世的第三天，1939年11月15日在延安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我认识的诺尔曼·白求恩》。文章写好后，寄给了宋庆龄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发表在1940年2月15日香港印的《新闻通讯》第13期上，同时还发表了几幅马海德为白求恩和国际和平医院拍摄的照片。
1943年，在马的提议下，延安铸造了一批写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字样的纪念章。在纪念章铸好以后，马把这些纪念章捎给了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请她用纪念章去争取国际援助。宋庆龄本人对马的工作非常满意，很快便给边区送来了一批国际支援的药品。同时，还给马捎来了一张她亲笔签名的照片表示感谢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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