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批判了主观主义恶劣作风。7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的大会上做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就此拉开了延安整风的序幕。

    在整风运动开始后，康生掌握了运动的领导权，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目标的整风运动却很快地偏离了一开始的初衷。康生在整风运动中曾经表示，在整风运动中要“暴露”延安生活中的“黑暗面”，并在广大干部中搞起了所谓的“抢救运动”。期间康生一伙人通过树立假典型上台“现身说法”，当众诬陷攀咬他人，大搞逼供、诱供等龌龊伎俩，将整个延安搞得人心惶惶。

    整风运动中，康生一伙人不仅把长期在白区出生入死坚持地下斗争的同志，都列入“叛嫌”、“特嫌”；而且还给许多为寻求革命真理，一心一意抗日救国，千里迢迢投奔革命圣地延安的爱国学生、革命青年也加上了“特嫌”的头衔；更对很多像马这样，满怀着诚挚和热心而到延安来帮助中国革命的外国朋友，散布了诸如“他们都是有背景的”“他们都是别有目的”的谣言。

    整风前，我从“女大”毕业，回到了“鲁艺”戏剧系学习。我所在的“鲁艺”剧团的三十人中，只有我和另一个男同志没有遭到所谓的“抢救”。我之所以没有遭到抢救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当时怀孕了，而且妊娠反应特别厉害，使得我根本不可能参加“抢救运动”的会议。还有就是介绍我去延安的那条线比较硬（介绍人很重要）。整个三十人中，只有我和小武没有成反革命。

    我的好友田夫在整风中被诬陷为特务，想不通，跳了井。救上来的时候，都冻硬了，幸好最终还是救回了一条性命。

    马本来是卫生部的干部，整风学习归卫生部党组管。康生却指示卫生部，凡是有揭发检举马海德的材料都要直接送给他。

    康生在马身上安上了很多像“马海德陷害王明”啦，“马海德经常半夜三更往外跑，搞什么名堂”啦，“马海德给外国人写信暴露边区困难阴暗面”这样莫须有的罪名。

    马当然没有干过这些事，康生所说都是不实之词。比如说康生诬陷马说他“陷害”王明，说穿了不过是下面这么一回事。马给王明治病，是在整风之前的事。那时候王明正跟中央闹意见，曾不止一次的装病吓唬人。有一次王明身边的人，又来汇报说王明突然昏迷不醒了。中央便派马去给他看病，在对他全身上下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后，马发现王明本人的脉搏、血压、心脏全都正常，根本就没有引起休克的任何症状。马正纳闷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之时，猛地瞥见了他桌子上有一瓶安眠药。于是马便确诊王明这种情况是由于服了过量的安眠药引起的昏睡。果不其然，在安眠药的药劲儿过去后，王明什么事都没有一下子就好了。

    还有一次，王明说试体温时，水银跑到他胃里去了，同时他还闹着要去苏联养病。这次组织上又派马给他做检查，在给王明做了全面检查之后，马发现根本就没有王明所说的那么一回事。当然王明也没有借这个理由去成苏联。

    至于为了渲染马可能是“特务”，往他身上泼脏水，造谣说马给国外写信暴露解放区阴暗面，更是无耻的胡说八道。凡是在延安跟马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是了解的，正是因为马向当时住在香港的宋庆龄和她所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不间断地反映边区人民艰苦抗战和缺医少药的情况，才赢得了海外人士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为解放区争取到了源源不断地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材。马这么做是组织上批准的，跟向外暴露解放区阴暗面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在“抢救运动”中，对马提出的疑问是：一个外国人抛弃了优裕的物质生活，从美国来到上海，又从上海到延安，他的背后是什么？因为马是边区急需的医生，所以对马还算比较客气，只是劝他“坦白交代”而未将他关押。

    在得知康生想整马后，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对此进行了干预。周恩来甚至还为马的事在一次会议上拍了桌子。但是1945年整风结束后，马的档案上却被写了“特嫌”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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